甲兵
行师之道，虽以善变为奇，必以守经为正。要之鉴于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当司马法之书矣。行师之道，宜以庙算正其得失，师出临境，敌人拒以大义而后知其不可，虽无遂过之咎，亦有轻举之失。却克纳邾子弗克，公羊大其事，谷梁讥其晚，各有意义，不可偏废也。两军相当，各据营垒，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其素失人心者与之挑战，在彼上下不亲，必不死战以卫其帅，可徼取胜也。吴楚战于柏举，夫概王知楚人素恶子常，先击其军，吴获全胜，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胶结牢固而不可离者，自守之志，非图进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胜之法。高帝身当强敌，别遣一军，辟地广境，而大军若无闻焉，故兵力屡挫，形势日张，天下卒定于汉。项羽欲以一夫之力与天下搏战，又不明形势，越梁宋而争成皋，虽有胜敌之时，常怀内顾之忧，牵制于河南而坐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吴王濞初起，其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成功，欲别将支军，循江而上，收淮南长沙以入武关。吴太子曰，以反为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己，可谓长虑矣，然如此长虑不用诸未反之前而用诸既反之后，不思所为之事原非万全之策，又何必长虑及此？只见其愚，未见其慎也。李陵请于武帝，愿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正与禄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胜算，是以从之不疑。然禄伯之谋差胜坐待其困尔，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将军之计，以为步兵利险阻。吴楚之师，宜弃去所过城邑，疾走据险以遏汉人车骑之势，此策亦非必胜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剧贼也。使当日果出此计，骤至雒阳成皋，则周亚夫坚壁昌邑之计不可用矣。疾据敖仓以食其粟，则亚夫计绝饟道不可用矣。吴王不听二人之策，是以必败。所以光武别遣邓禹入关而身当铜马青犊，别遣耿弇下齐而身当刘永邓奉，为合乎用兵之法也。群贼屯结气鋭，不宜速战，俟其食尽气馁，有将走之势而后乘之，光武击铜马用此法也。本营偶有叛将，此出一时愤激，非宿谋也，开招降之路诱之，其下必缚之以献以求自新，光武策黄防必执冯愔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贪小城之利；大敌未破，不宜贪小敌之利。小城小敌，成功颇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残卒必逸入大队，助之守御，助之来攻，是以既耗之力当彼全盘，非完计也。先破大者，则小者必无固志，可不劳而服，光武得渔阳突骑，不攻邯郸而东围巨鹿，几于失策，闻耿纯之言而悟，为得法也。盗贼群居，不能久而无变，不宜轻与搦战，就彼不争之地而托处焉。以观其敝，有隙然后乘之。邓禹知赤眉必乱，休兵郇邑，就粮养士为得法也。敌有必败之势，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时也，战则恐其致死，降则闻命必从。赤眉之东，邓禹徼战而败，冯异欲以恩信降之为得法也。行军非有定谋，不宜分屯，分屯则彼此不能相救，一营既破，两营皆败，吴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厥后朱浮邓隆败于彭宠，吴汉刘尚败于广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犄角之势，主人所以应敌，故曹操围吕布，其将陈宫欲别营于外而布不从，故败。论者以宫谋为得法也。敌据坚城，不可仰攻，用力虽倍而功难成。诱之使野战，彼失所恃，我得致力，尽锐一决，可以成功。耿弇诱费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获全胜，为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贼屯结，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故广明之乱，失于受降，使为寇之人利则进战，败则屈伏，稍纵缓之，又复跳梁如故。朱隽不受宛贼之降，决策扑讨为得法也。入蜀有二道，从巴郡至广汉为一道，从都江至武阳为一道，所云内水外水者也。涪江近而都江远，近者备严远者备疏，故岑彭已至垫江，复还江州而从武阳以上，公孙述惊以为神。厥后刘裕伐蜀，亦从外水为得法也。两军相当，必用诈谋取胜，此儒者之书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鱼论战，左氏载之，其意欲后世知之以参决兵事。郑箴膏肓，亦责襄公不用子鱼之计，军败身歼，不足服邻国、定远疆。孔安国诗疏亦载太公兵钤，有审其权谋，出无常道之语为得法也。
庙算
天下既已治安，生民离乎汤火，而听将帅之言，用兵不休以诛不服，人主不亲履行阵察功赏之实，将帅席强大之威，狃高显之爵，亦不能深思长计，奋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时用兵，适足费财费士而已，其伤痍破败者勿论，虽或克捷而元气大丧，亦非朝廷之福。故严安书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长策也。盖兵连于外则将帅权重，高爵隆赏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财竭，死生不卒，盗贼群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长策也。此时之计，惟当用显比三驱之理以文告谕之，被必来降恐后，不劳余力。最不可用新进文儒之说，其趋险犯难，不顾民命，更有甚于将帅者。盖将帅受命，犹当亲冒矢石，彼文儒者则坐谈而已，折冲御难责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从严助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光武拒臧宫马武而海内晏安至于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是其前辙也。自古穷寇受降，壮心已屈，必无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义不明，喜其来而隆其礼，既伏其骄蹇之心，事定之后又不能推诚相待，事事曲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忘免死之恩，衔恐惧之怨，蹈前愆，就后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拥大众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盆子将百万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足矣。乃知尔时所以处降寇者，率用此法。盖逆折其气于未降之前，然后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尽而不再萌，如盆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独喜其来降，是以百万之众旦夕解散也。措饷之法，萧何最善。计户口转漕，不按旧籍求也。盖乱世之籍多不可据，若按此而求，逃亡既多，抑配生焉，覆校或疏，侵盗炽焉。虐民蠹财，误军失机，兼受其敝，故曰当以萧何为法也。行师之道，无取于必进，故易有左次之文，傅有知难之义，盖全师以送犹胜舆尸而归也。行师之际亦有当用小人者，事定之后但报以爵赏，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则乱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师于外而夺其位者窃发于中，宜后世阃外重任专以弥缝谗间为务，运筹选将，皆余力营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说诗据张仲孝友一语以为大将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贤人在焉，不独左右地道，实则讲论道义，以为任人之本。此有感后世阃外而特为此论也。总之进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用兵。汉武越中兵端发自庄助，胡中兵端发自王恢，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信矣！
礼信
兴兵誓众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别，于以见理之无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为也。故春秋征伐，有义之者，有大之者，有美之者，有进之者。应天顺人，吊民伐罪，则必义之。义者，经常之所重也。尊上攘恶，救灾恤乏，信着于天下则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刻日而战，不为掩袭之计，声罪致讨，得其服义而止，不土其地，不掠其人，师已胜矣，城己克矣。垂櫜而入，数军实而出，市廛不惊，不为人患，与人同事，让以自替，不攘其功，不利其实，知进知退，不忍戕杀其民，虽见侵犯，不穷追远讨，虽不能寝其役，但闵其岁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关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亟与之，不计其前愆，不责以后效，是谓进之。进之者，谓其可与行义也。结言而退，不设盟誓者，谓之大信。邻国有难，丧其土地，人民迁徙闲关，资给器用，皆撰具而保护之，师无私焉，谓之有礼。边竟之上，亭障甚设，寓望必严，来则有备，进则有获，使人民不丧，疆圉不蹙，谓之善御寇。战胜之后，长于经画，侵已成之功不自堕壤，敌人畏之，复可当一师之捷，谓之善师者不陈。守险以道，胜于金汤，克敌以义，优于坚利，谓之善阵者不战。其或无礼于人而责其不服，报忿憾而过当，赴人之急而解缓其行，老师费财，迁延虚次，耿介自用，不纳忠直之谏，因人之力而自为功，怀利国之心而托定乱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不予者，谓其为失正也。轻小敌而不设备，使大败于小，尊败于卑，为谋不审，衅尤已构，锋刃既交，乃行区区之仁，崇小信，避小嫌，以自取伤败，身为贤辟，天下所观望，邻国有乱，不教戒易置而贪取并吞，朝有恺歌之奏，野有哭泣之声，虽画宫而吊，求死事之孤而重赏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讳之。讳之者，讳其伤痛也。无故而搜军实，兵气之动也。以娱耳目、悦爱宠为尤其焉。天子不亲征下土，诸侯不亲征叛邑，所以秉纲撮要，先儒谓启征甘扈，非至德之举也。内虚国本，以搏外寇，逞一朝之忿，结累世之怨，长驱邻境而不假道，视地主若无人，久戍不解，使吏士放纵，内地疲苦，盗贼不戒而日繁，举动轻躁，尊卑无礼，思虑不密，待敌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义，虽无害而有危道也。结怨深祸，报偿无已，务胜不休，利心数动，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几危，间人父子兄弟君臣使相贼杀，背德弃信，乘贤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创而再创焉，越境背殡，邀于险道而尽殪之，如是者恶之。恶之者，谓其大为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党与，翼篡弒以伐有道，贪货赂而成祸乱，与人相约，不崇礼让而相引为不仁，开道异族，使为害于骨肉，强梁之臣贪出师以作威，揽兵权以抗孱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归恶于上，如是者诛之。诛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讨其罪也。以行义出师而受赂中止，陷阱设伏，纵火决水，以邀一切，取胜而无辜之民靡所逃，诈谖谲诡，彼此相报而不知止。有土之君而逃义弃正为匹夫之行，罪着于上，讨显于下，多行不义，见弃于时，会而被执，盟而齿下，内治不修，兵将不力，闻邻警而震动，虽曰能戒，亦可丑也。如是者贱之，谓其辱及宗祖，耻及臣民也。守社稷，不死而逃遁，佚获自免，隆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为寇盗，若鱼烂然。从内而发，虽不见伐而有必亡之道，贪赂卖邻，自取执缚，借力不义之人以弒其故君、戮其宗臣，如是者绝之。绝之者，虽有国如丧焉，虽幸生如死焉，虽王者起，敦兴灭继绝之义，亦不及焉。若此之类，非直警悟前人，所以开示后人也。夫行军之法，出则少壮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卑幼在后，复尊卑也。军败则有力者居后，御患难也。是以晋侯观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非搏战之谓也。率子弟攻父母，荀子以为胜敌之术，孟子以为行仁之劝，言同而指异。阳处父伐楚救江，犹孙膑伐魏救赵，而公羊恶其不信，以此见后世用兵之将，所谓神妙不测者，皆圣人所谓行诈而已矣。故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刑辟
物以秋成，秋则生意敛藏，秋而不敛藏者，灾异也。人以刑肃，刑则恶机杜绝。刑而不绝恶者，乱人也。然秋未有不肃杀者，秋而不肃，天时不正也。刑未有不惩戒者，刑而不惩，纲纪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圣之治人，普爱无私。然天有灾异之降，圣有利辟之威。天之灾异，因失道而垂象；圣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爱，虽肃杀之时，长养之萌在中；君德仁爱，即施刑之顷，鞠育之念在中。天与人通，圣人又与天通，故断狱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识情，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衔怨受责。治外乱宜恕，治内乱宜严。不恕则远人无以自明，不严则近臣日窃其柄，皆以爱民，非以残民也。禽兽在野，岂不知避网罗，至于惊走，则误入甚多。君子处此，每为寒心，故曰，纷惊逢罗，澘然出涕。民以惊惶罹罪者不少，非尽有意犯也。且刑罚之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即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时，法律未定，尔时之君，极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头筑防，叩人之鼻，以血衅社，其恶如此。子产铸刑书，荀寅赋鼓铁，盖恨末世有司鬻货舞文，故取上世所称善者着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谓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门，民情不能无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顽梗者叛文而骩法，奸伪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范之，勒器以征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议事之制反为法令所夺而民不畏，又先事之禁必不尽括所犯，民又缘此以逃遁，上亦无以执之。故叔向仲尼皆以为不可也。汉魏以来，制为比例，夫法既不平，则比例即以藏奸，元人条格可鉴也。古称汉法最简，汉刑最清，岂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焉者乎？子产之为政也，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郑人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琴瑟之音。鲁大夫臧孙为政，主于严猛，其病也人皆贺其死，其愈也人皆惧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尚宽仁，惟商韩之书导以严酷。由此观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阴惨刻深，彼此皆罹其祸，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为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择良士为之。若非其人，则鬻狱矣，畏势矣，又必耳目无壅蔽。一有壅蔽，则偏听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决，不果决则碍于回惑，失于转徙，病于烦扰矣。其最要者，不独为国守法，亦当自范于法，凛然如行独梁，不为无人，不矜其容，而后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诸彼也。当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后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无过，而后可禁人过也。以此为名，以此为言，当分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后以此名此言责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即不可责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则善果在身，而人之从善亦可在此身督之。若物有权衡规矩，而众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则暴戾恣睢，与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货财上行则天下无公是，奸邪临下则举世无完行，虽有银山金穴之赃，不闻于上则无从罪之；虽果桃菜茹之馈，既挂弹章则无从白之。而奏与不奏，又不系事之轻重而系怒之深浅，怒与不怒又不视人之贤奸而视贿之赢缩，故盗跖肝人之肉，有以悦上即得志宦途，廉士兢兢自持，无以悦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兹多而苛察部民。汉和帝诏书所云，货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古今昔然也。况辇毂之下仕而归者，重车盈道路，货财溢里闾，市尘满都门，泉刀流郡园，吏议莫之及也。远方下邑，闻风而争起矣，尚为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贿，及将盗仓库定为重辟，并坐言官不举之罪，可谓严矣。然未知此两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两案者皆有货财以开解免之门，禁之弥严，鬻之弥奢，取之弥多，案之弥不可胜，徒以救火扬沸，取具一时，而无终朝之计，岂能有所感化乎？所以胁持细民，无敢诉冤，固结上官，互相压迮，其始原于两造，渐至盗贼公行，压迮弥甚，且先诛求被盗之家以杜其口，其忧岂不大乎？善为治者，当厉廉耻以维持法度。廉耻之心生则贪心自息，廉耻之风盛则贪风自戢。虽网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御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争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曰，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义礼信革民非心，此后世所不讲也。元人不重廉耻而威以刑辟，法虽严于外，心弥炽于内，宜其悬诸象魏。犯者弥众，即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无可解免，先取足于无患之时，而举世无不贪之人，则刑辟为之殴矣。
征义
刑法非一代之事，参数代观之，或异或同，皆可以征义。学者能明其义，则可以善后世之事矣。戮国君之弟之仆，事不可行矣，然虽不能行，而不谓无其理，故穷理者宜知之，若但以为过人之行，聊一激赏而称道之，视古人反浅于己，亦无大益，踵而行之，且恐有误。张释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盖得魏绛之理措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为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势也。文帝已废肉刑，至武帝时何缘复有腐刑之律，若司马迁、张贺皆贤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许广汉传，少时为郎，以扈从之势盗取他郎之鞍，吏劾从行为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募之为言或因文帝所废，子孙不敢辄复，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为名，若应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乐于割肌肤也。然别立科条，曲为义例以断人肢体，何如直禁之焉愈乎？故自汉以后不复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狱词事，班氏不载，褚先生载计诸史记别简，盖中道而焚狱词，事不可讯。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异，诧而书之，此正史与野史之别也。通鉴复存之者，谓田叔归狱胜诡，得公羊许季子之义，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为议亲之则，亦非谓焚词之可训也，经术之士宜慎取之。权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诛之，至有假阴阳鬼神之说摇动主听者，梁邱据请诛祝史，卫裔款请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艺术之士，恐其挟无稽之谈，乱刑赏之大政。先事无从诘其谬，事后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故春秋之义，大夫有罪无罪皆不得专杀也，以为擿巢毁卵，则凤不翔，剖胎焚夭，则麟不至。故有流放之典以处罪戾，所以尊贤者之类也。臣之见放者，三年待于竟上，盖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诛，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当存其理者也。
中外
治天下者虽曰王者无外，必取宫极居中，故邦畿未宁，勿问九服，中国虽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过五千，岐邠江淮之间仍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忧区宇之狭也。后世之君，务在广地开境，然地愈广而威思不制者始多，境弥远而风教失宜者亦众，一庭之外君门远于蒿里，万里之远明聪阻于蔀丰，适足酿成祸乱，无益声灵也。且以中外大势言之，自秦以前，中国众建诸侯，戎狄亦各有君长，不相统摄，秦皇以天下为一姓，而冒顿亦统一诸胡，天地气运至此一变，此后遂为敌国而相吞势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当，北之于南亦然。若尚如三代时别散分离，焉能抗衡者？于此见天心仁爱，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萧望之儒者，论及军旅之事，自然以安静为上策，故其议匈奴一对，引士匄不伐丧为义，欲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厥后扬雄谏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孙樵所言边事，其论将帅即汉人州郡可任之说，其论士卒即汉人边县制敌之说，大率边事之论居多，其要领不外此二说也。田锡云，率义动之众，徇无益之求，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务，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夷狄遗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大率边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数言也。若夫致金缯之奉，是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非族显而成塞内，是谓无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阶，结兄弟而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借兵力以平乱，而华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耻，皆中国之羞也。御之之法，恒治安形于内，则侮乱销于外，是以来则御之，去则释之，非我故物则弃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中国之长计也。苟求冠带远夷，不务固本安民，黩武而穷征讨之威，衰乱而致启疆之渐，强弱虽殊，其为失策一也。然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势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它指画多端，人人有犂庭之略者，皆缙绅之儒也。是以庙算虽纷，终归于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责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备无一事可纪也。明代边防，无臣服之事，无和亲之事，亦无岁币之事，然而最可痛者，边隙一启，奸相奸珰辙欲居为奇功，鬻为奇货，赂以贿得，督以私授，报功行赏，智不以实，且也宋人空言之旧病锢而不开，唐室监军之覆辙因而不改，威宁之捷附骥尾而书勋，麓川之功施茑萝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有何事可勒铭乎？虽中枢职在封疆，反为所掣，方略任遣，总非己意，若守正不挠则开边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贬，皆不可测，直待大奸事败之后，昔之受贬受诛者或复其官，或恤其胄，而边事之陵夷则不及救葬，非一二岁之忧矣。此又一代膏肓之疾也。
要荒一
要荒之道，直北不可力争也，当以和好为上策。其余三方为害，有时勿听边吏邀功生事，则久安无患，谁能间之？夫冒顿统一诸胡而强，呼韩邪分五单于而弱，此强弱之往事，古今所共覩已，然亦有可疑者：光武用耿国之策，立日逐为南部，而北部求和。帝初不受，盖受一不受二，所以示信也。如兼受之，则两单于之心皆不固矣。迨其再请，则亦受之，以为既不绝北，又可以安南部之心，受之而平两家之憾，愈于不受而敦一家之信也。光武处此，极为得法，故边境获数十年之安。其后子孙因之，不离此指。南之不能兼北，犹北之不能胜南，固两部之情皆倚中国以为重。明太祖既驱元人于境外，彼中一世之后即与瓦剌分为二种，互相仇杀，此亦南北并峙之势。然以成祖雄武，徒劳兵力，即宣宗之世，内治修明，亦不能得其要领，而使阿鲁台之众为脱欢所并，二庭合一以成也先极重之势，较之两汉，万不及一，是谁之^欤？盖光武心存仁爱，视异域之人皆吾赤子，观其抑臧宫马武之请，诸将不复言兵，辞西域质子之书，东西南北自在，是以仁声远播，徧满遐方，近者既获安居，远者亦兴向慕，匍伏款塞而无二心。明之二祖欲尽其种类而鲸鲵之，是以彼中君臣上下莫不畏惧，瞋目切齿以图南牧，虽颇示仁恩，闲出赏赐，皆知其不由至诚，而仇机毒矢无日不窃拟境外，宜乎不能得其要领也，诚因两家贡马之始，用招徕之法，示以大度，推以兼爱，不贪人畜之利，不快奋撃之威，未必不可德礼相怀，如光武事也。加以明代之弊，任将出师，牵制多而文网密，将无专阃之威，兵无死伍之义，此呼而彼不应，前击而后瓦解，虽有卫霍之才，不能尽用所长，虽有狼瞫之勇，不能一夫深入。惟当结纳中官，弥缝言路，始克免患而侥功，否则辇金椟帛以奉权贵，速图内迁而离危地，任劳任患又复委诸他人，弃险要而不守，委膏腴以资寇，外为异域所窥，内为奸邪所玩，句致向导，相辅为害，来则得志，去复诪张，借朝贡之名，恣侮慢之意，烦费无涯，中高诇不禁，赐予靡亏，寇盗依然，漏师多端，边关虚设而不可救矣。于此时而称和好之利，岂非不洽时务，非所宜言乎？
要荒二
西夷有二种，有西域诸国，有西羌诸族。羌近陇西，颇能为害，然其窃发皆由边将失于绥御，皇甫规所云乖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者也。若严敕边将，可以无患，然则制驭之法，惟赵充国得之。段颎虽有大威，不足法也。盖羌人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其势不一，有时入寇，必先解仇合约，是以中国得而制之，其胜算惟设计以散其党，招徕小种，使大种之势稍孤，锄芟大种，使小种之心益畏，舍此更无长策也。盖种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与畏大国之威同。至其私心，则以为远附天子，不过责其职贡，时或调发，且得闲邀赏赐，不若近附大族，有时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抚循之，未有不从命者。若大种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习，视天子且不甚畏惧，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结小种以张其势，然不免威劫行之，犹恐临危相畔也。常思以恩结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訇救之，适中其施德之计。小族既受大德而又归怨天子，依附愈坚而不可招徕矣。辛武贤守土之官，与进剿之将议论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贤之意，以为小种孱弱，易于取胜，一战而胜，既要爵赏于朝，又私卤获于外，计无便于此者。所以极言罕开当击，其实损威失刑而驱小种入大种，使羌势益盛、羌党益坚，则蔽而不言。幸充国力争，宣帝转环，魏相折衷，不然几为所误而羌事必壤，且贻陇右之忧矣。盖用兵之道，不可惮劳畏坚，蓄力以击其难克者，则兵力不耗，一战既胜，余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诸脆弱，而坚强之敌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尽弃。所贵决策帷幄者，情态洞悉而又无私好恶，有所左襢，庶不误国事也。至于屯田之计，所难决者。初罢兵时，羌人窃发而不可禁，充国度羌人于汉非有积怨深怒，不过为奸人所詸，徼幸思逞，一战不胜，其气已夺，但以重兵在迩，不得不为应敌之计。此时而罢骑兵，使知朝廷原无穷讨之心，安待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见削弱，又闲谍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为说以攻其倔强之心，而生其恐惧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动也。先零既不动而骑兵不罢，兵杂聚处，闲隙易生，将士不协，卒伍相校，坐食无事，私出掠取，皆足以败成谋，必兵罢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诸羌无以致先零，非罢兵无以安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机之会，又以计划未悉，有疏略之愆，虽其迹未尝偾一身之事而事势实大贻国家之忧，然后知充国得计而羌祸遂弭也。东京之时，羌如故也，其患几与一代相终始，失于阃阖外无成谋，庙算无长策，而宰相亦营私自便，三者参会，故远境不静，小丑日炽也。
要荒三
吐番亦羌种也，其师无馈饷，以卤获为资。然自秦汉以来未为边害，唐室失驭，而有大非川之败，其势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适任患，又玄宗约和之后，树碑赤领矣，边将乃矫诏袭取，大获其利，遂致陇右尽丧，平凉劫盟，青海西入，乘舆东奔，岂非极重之势必不可反，至于大坏而后息乎！自长庆以后，唐与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藩落自为君长，常倚中国为重，秦蜀二边往往族居，内属者为熟户，余为生户，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属国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犹然尔。宋太宗时，吐蕃弱矣，犹下诏曰，念其种类繁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盖异域小族，抚以甘言，鲜不慕义向化。可叹汉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为己有，故汉有二羌之忧，以驯至于唐，终有吐蕃之祸也。若西域诸国，形势分而兵力弱，非中国敌也。汉由浑邪降而得敦煌以内，故郡县直接玉关，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护可治乌垒，然而郭舜请辞康居，杜钦论绝罽宾，皆以为无益之事。班史亦云，天地界绝，自为一区，种类众多，不能统一，虽属匈奴，不能为中国害，虽属中国，亦不克制匈奴，所谓断其右臂，幕南无王庭之语，皆非实录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一切还其侍子，报书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代傅诵此语，以为盛德。其后班超以此立功，虽云不费中国物力，而袁宏之论亦谓超非急务也。明时哈密之举，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衅端。弘治间大费经营，正德、嘉靖两朝边境之争犹小，朝廷之争更大。最可笑者，边境之事阑入议礼诸臣，攘臂其间，国是之乱至此极矣。折衷之论，尽于秦中老人之言。其说曰，我义未直，兵则何威？彼求方炽，予则何恩？况西域贾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黄麞以厚生，苟驭之有备，又何患焉？盖云弃之无损于中国也。尔时诸公近舍朔残方，远争哈密，不亦诬上而罔下乎？
要荒四
箕子施八条之约以化东夷，故柔谨之风异于三方。自卫满以中土人杂扰其间，时有叛逆之事，然终不能为大害。汉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丽已远，未沾箕子之化，而又为海外最大之国，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固然。然亦无意中国，有时为害者，中国之人诱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张二伪既平，余党未诛者悉亡命入海，纠日本人入寇，以故尔时倭患最多，虽信国备海，筑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蜒户岛人渔丁贾竖尽籍为兵，海上恶少皆得衣食县官，而方张余党亦老且死，沿海诸郡稍得休息。然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番人亦习海口道里远近曲折，解构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许其贡市，限以贡期，约以人数，凡贡不如期，人船逾数，却而不受，或私挟兵器者，即以寇论。然而夷人得我邮符方物戎器满载而来，绐官兵以入贡，即不如期，守臣不敢诘，苟幸无事，为请俯顺夷情，主客之司亦画可条奏，但云后不为例，其实彼此再至，亦复如是，不敢却、不敢诘也。虽朝廷以为无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杀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时，有市舶中官，颠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间，授以兵器，纵其相杀，戕我备倭将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祸起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不知所当罢者，乃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国数世，亦如东之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徽税之利，使归于上，减戍守之费以宽民力。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无向导之忧，自市舶罢，而诸弊悉出，诸法尽壤。外交内诇，几无宁日。海舶一至，奸商阑入其货，不肯与直，夷人无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贵官之家，久之，贵官亦不偿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为盗。贵官利其亟去，辄为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讨盗，实殴之也。及兵将出，又漏言番人，且为好语啖之以没前货而市后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贵官，而思掠其赀，相与盘踞海岸，徘徊观望，内之凶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职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库纵囚，无不满志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师命将用舍非人，赏罚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贪败衂者率皆漏网，是以兵出无功，祸久不解，数郡萧条，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饱肉扬帆而去，叫呼啸聚者，十有八九当中土奸人，虽时复剿抚，莫能殄绝。晚年海滨稍靖，而中州沸扰矣。
要荒五
南方之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濩巴庸之外，无教令等威之制，无宫室服用器业之资，生理既不足系其心，地险又可容其恶，是以乐纵恣而安悖乱。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机，虽则易合，亦复易离，此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时亦有郡县其地者，至汉兴而道闭。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后往往用兵，虽时有胜败，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隶乎象胥，亦且归于职方，以其势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灭之适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蛮类虽人，宜鸟兽畜之。其小啁啾抵触，驱而远之耳。若必扰伏制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骇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穷讨，则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胜算也。御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当其无事，宜佚荡简易，宽小过，持大纲，正其疆域，不使邻境相争；陈其宗庶，不使袭替相讼；别其区宇，不敢强弱相兼。而又免其饯谷之输，宽其方物之献，或有蟊讧，则乘其未滋，霆冲电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谋之大略也。汉武开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师，总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为无罪，且因淫夫以蛊他国之母，更为中华羞。唐宋之君，必耻而弗为也。考其岁月，乃在卫霍绝幕、马死大半之后，势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螫，律以怀远之道，岂不悖哉？又东越之王初保泉山，后徙居大泽中，去险阻而家平地，于汉何罪？而朱买臣袭取以为功，此又不与负固而抗衡上国者比也。故先儒之论，汉置安边都护而西域惊，元设征东行省而高丽惧，皆贻讥后世，非盛德之事。善抚四夷者，亦静之而已矣。魏征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论也。
通好
安边之计，无如修好，汉之和亲，有五世之利，此从来所共覩也。但讲和既久，不能无反复，要其归宿，终以此策为便。文帝为赵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禄，宠其兄弟，然后遣一介之使，慰以温言，遂得去其帝号，委质称臣，信乎怀远之道、驾驭之术皆无如此者。其后祖逖与石勒通好，不闻于朝，自以己意专行于外，于国体甚尊，边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无事，王心载宁。以边事论，方叔之壮猷；以臣道论，则春秋公子结之义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举朝以为大罪，不能如韩昌张猛，犹得见赏于其君而不毁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见其难，为边臣不敢自专，必归其责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独断，必取衷于公卿侍从，众论不同，聚讼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边，使和议不发于南而发于北，则尽善之举也。然而边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绐于外，劳费于内，必如明之宣宗，每闻请款之奏，即申敕边臣，防其诈伪，戒严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无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寝侥幸之谋，为得法也。呼韩邪入朝，此从古未有之事，礼以义起，岂可过于挹损，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师而接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之义自是事理之常。萧望之独谓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从羁糜之义，此必斟酌理势所宜，彼此所安，而后施行，未可于事后鹘突下驳议也。荀悦起而非之，亦是论理之词，故悦亦云，汉之所行为得权时之宜，未尝全以为非。宋人有感当时之事，故为尊大中国之说。今且平心以观，假令元昊入觐，谅祚诣阙，持庙算者果用荀悦之论，抑姑以望之为成法？尔时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韩范处此，亦恐高论无益，必归实际耳。愚谓春秋之义，贵者无后，待之以初。匈奴为敌国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即以亡国之礼待之，亦当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孙，况慕义尚化而来，岂可无加隆之典？春秋邾仪父来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荆人来聘，去州举之名以奖慰之。奈何违经义、戾事宜，以慕义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国之尊？学问不精，袭取嘉名，争小节而误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讲于笃论也。所可议者，呼韩入朝汉之礼，赐黄龙已浮甘露，竟宁复倍黄龙，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寿又加厚焉，几加厚若此而犹可常继者，是亦不可不虑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马公极言其谬矣。愚考武帝时，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汉之罪人。江都女细君、楚女解忧，大率皆贷死而养于掖庭者，故遣嫁异域，即以此属当之。虽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国之体，非若唐室径以人主爱女往遗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御
边境有必争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汉之新秦中，赫连之统万城，皆西河之南，关右之屏蔽也。朵颜三卫与渔阳仅隔一山，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亦渔阳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国必争之地，所以唐之边臣筑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备，更回纥吐蕃之乱，朔方常为中国所有。明自英宗以来，舍受降而卫东胜，又辍东胜以就延绥，以一面之险遮千里之冲，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泽，顾在彼中，而宁夏外险，反备南河，此一失也。大宁之地，明太祖以宁王镇之，其重可知。靖难之初，首劫宁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与兀良哈，遂使辽东宣府声援断绝，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国之闲，此又一失也。汉武帝得朔方而弃造阳以北，论者犹谓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与之说，以笔画地图，弃雁门外五百里，太原之陷无不归咎焉。明时两地并失，所以一代边事校往皆更难为也。防御之策，敌未至而广征士马则徒费刍粮，既至而调兵应援则援不及事。大兵既集，务远则彼或不来，持久则我师先老。或王旅纔至，彼已饱归，假令不归，则费役更广。又且众论不齐，任议舛错，平日先事之备，虽有智者善谋，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虚文误实事，或以小备易大防，如赵充国请籴边粮，所需既有成数，司农仅许其半，至于有司奉行，仅供十二。以十二之备支全事之用，必误国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汉武帝得浑邪王众，分处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所夺匈奴地则徙关东贫民以赏之，盖处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贫民于今甘肃，处降胡塞下，所以御外侮。徙贫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尝以远人居内地，亦未尝以吾民寘遐荒也。赵营平、马新息反远人天性而居诸内地，欲以旦夕拘录，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盘结既久，萌芽辄生，辛有伊川之叹，复见于后世，范史所以咎二贤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内地，既有五胡之覆辙，欲井牧其人，则天地无冠冕百蛮之理，即处之近塞，若汉之南庭，亦非无事之局。故魏征直请驱诸漠北，颜师古、李百药咸欲居之远方，分其部落。太宗不从而从温彦博进熟之说，卒似突厥宿卫，致结社率之变，知事之不可而后从魏征言，乃知处事自有定理，纷纭异说，皆不足用，徒乱人意耳。若夫沿边要害，令土人结砦自保，如有寇盗，诈以撃其后队，掠其归路，亦可当前代属国，犹愈弛刑减死、募戍远荒者也。边关之禁不可不严，然以我有余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马之类，可无禁也。其它物货，若纵之使来而无程数，则权与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谨之于始，约束明而号令肃，便互市之中，折冲之计已寓，则制胜之道也。
杂事
以夷攻夷，虽曰中国之利，然兵事甚变，亦未知利害所归。为中国计，不可见利辄动，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终也。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诘责之使，万一拒命，岂不损？即饰词应命而我无术以制之，亦为所侮。闭关谢绝，为好言慰之，是长策也。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钞掠所得归功中国以邀赏赐，此夷人巧计，分怨仇于中国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当，两国皆怨，边境无宁日矣。离间君臣，非礼义之事，不可以示远人。宋人欲离间元昊三大将以分弱其势，仁宗不之行也。观王莽分北边为十五单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说焉足用乎？通好之后受其朝贡，即不宜纳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议，谋略之善耳。若周世宗论江南修守备，在经则显比之义，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边境之上，虽云空地，不可轻以假人，其以人者亦不可见利取之。汉时河西一镇半入夷中，所以隔绝羌人之路。义渠安国为羌人请田湟水，朝廷虽未许，羌人竟缘此言抵冒渡湟，郡县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此空地不谨而生衅也。王根向单于求温偶駼王之地，贪奇林竹箭鹫羽而示不义于邻国，至于见拒，乃罢使臣以谢过，朝廷之耻孰大焉？此不讲王者无求之义而取辱也。东晋之时，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劝陶侃分兵镇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民不堪命，必引敌入寇，乃致祸之由也。后庾亮戍之，果败。此贪慕境外而卒不能有之己事也。故冒顿不弃瓯脱，武帝不有轮台，皆边事可鉴者。夷人入贡，道里远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回而从直捷，恐习熟之后或启戎心。至于已闭之道不可轻开，未辟之险不宜铲削。一开之后未知利害所锺也，夷人之性主于趋利，利之所在有弥耳而伏者，有张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属望以道义，即其张吻，亦可劫胁以制其怒心。最不可受其欺谩以朝贡相縻，而道路不敢诘其剽掠，边圉不敢御其寇盗，皆谋国之大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