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已向法国开战，但它们之间尚不团结：英国是组织反法同盟的发起人，由于它自己的错误，它未能给反法同盟灌注旺盛的生命力。各盟国对战争的目的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而作战时兵力分散。它们对波兰、海战和殖民战争的关心至少等于或甚至超过对法的陆上进攻。结果是，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后，同盟军便停止进攻或向后撤退。1794年后，同盟军开始抵挡不住革命军的攻势，并像瓦尔米和热马普战役后的奥普联军一样土崩瓦解。
然而，反法同盟诸国间的争执尚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失败。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革命的独特性质。反法同盟诸国未能利用自己的物质优势，看不到这是一场崭新的战争，它们因循守旧，丝毫不改变其统治方式和作战方法。当然，反法同盟的作战不力也并不完全出于因循守旧：它们不敢要自己的臣民作出过分的牺牲，因为它们担心臣民们在胜利后会反过来要它们作出相应的让步。
一、反法同盟的形成
根据历来的传统，英国同法国作战总要挑动大陆各国与法国为敌，必要时还不惜出钱收买。荷兰早已是英国的盟友，格伦维尔在11月曾向奥地利进行了试探。宣战后，他先后同各交战国结成同盟：3月25日同叶卡特琳娜二世；4月25日同撒丁国王；5月25日同西班牙；7月12日同那不勒斯的波旁；7月14日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8月30日同奥地利；9月26日同葡萄牙。德意志帝国于1793年3月决定对法宣战后，巴登和黑森两公国也同英国一致行动。至于汉诺威，它本是乔治三世的领地。由此逐渐形成了欧洲第一次反法大同盟。这个大同盟以英国为主体，共同对敌的需要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声援，但这种团结从未以正式的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更谈不上建立统一的指挥和共同使用各国的资源。
在英国与同盟诸国的关系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萨丁、那不勒斯、葡萄牙、汉诺威、巴登和黑森以领取津贴为出兵的条件，皮特把它们看作是英国的雇佣军。荷兰在财政上资助战争，但不能守住自己的国土。奥地利和普鲁士则相反，它们希望取得经济援助，但不准备接受别国的命令。英国同西班牙和俄国的协定仅规定组织禁运。实际上，假如德意志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假如这两大民族倾全力对付法国，它们足以左右大陆的战局，法国革命很可能遭到失败。在欧洲当时的形势下，只有英国在战争目的问题上同不受其霸权控制的各国协调一致，反法同盟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是，情况却偏偏不是如此。
二、反法同盟诸国的战争目的
两个战争目的对反法同盟诸国可能是一致的。一个目的是要拯救欧洲的文明，即正如伯克和法国流亡者早已鼓吹的，破除法国的革命事业，重建贵族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的十字军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阶级的战争。另方面，皮特和格伦维尔主张进行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重建国际法和恢复欧洲均势，这意味着要法国遵守国际协定，放弃宣传和归还从别国夺取的土地。
不容否认，同盟诸国对两个目的都没有成见。皮特拒绝了伯克建议发表的文告，因为英国贵族并无理想主义的倾向，不想为法国贵族报仇雪恨。更何况，坚持在法国复辟旧制度只会使战争难以取胜。大陆国家则不同，它们决心推行反革命。但在1793年4月的安特卫普会议上，英国人没有反对大陆各国的意图。这一意图主要在诺尔州得到执行：一个由奥国官吏组成的委员会，即瓦伦西安军政府，在该州部分地区统治了一年之久。军政府恢复了什一税和领主权，让顽固派神甫返回家乡，把尚未售出的国有财产交还原主，并宣布将收回已出售的国有产业。由此可以看到，一旦法国沦陷，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至少就其内心而言，皮特也决意在法国复辟君主制，并像在英国那样，建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体制。对于皮特所设计的政治战，大陆国家肯定不如皮特自己那样感兴趣。各国都没有认识到法国的扩张损害了它们自己的利益。版图有所扩大的俄国、普鲁士和撒丁只是在获得同等利益的条件下才予以容忍的。最后，各国都明白，英国主张大陆均势是为了保障它的海上霸权。但是，皮特的原则在表面上显得十分合理，因而任何人都从未提出异议。
虽然如此，参加反法同盟的每个国家都指望取得一块割地。伯克曾预言，领土野心将在同盟诸国间制造分裂和刺激法国的民族精神。但是，皮特不能鼓吹放弃利益，因为他需要盟友，最初仅处次要地位的赔偿问题已变成大陆各国最关心的事情，它们甚至不等英国投入战争，就把问题解决了。此外，人们不久看到，皮特也赞同赔偿的原则。他指望夺取科西嘉岛和法国的殖民地，以便扩张大不列颠帝国。尽管他一再否认，人们仍怀疑他还想兼并敦刻尔克和土伦。总之，在安特卫普会议上，英国代表同其他代表一起反对了科布尔大公的主张：为了促使杜穆里埃同国民公会对立，与会各国宣布保证法国的领土完整。因此，奥地利人在诺尔州拒绝了让路易十七登基即位，甚至拒绝让原来不住在该州的法国流亡者进入这个地区。在土伦，豪厄承认了路易十七，并挂出了白旗；皮特不但不予批准，反而不许普罗旺斯伯爵进入该城。由于割地赔偿成了同盟诸国的战争目的，事态的发展比伯克的预见更加糟糕。
革命显然只能在大陆上被扑灭。皮特却忽略了这一点，他迫切希望先占领法国的殖民地，消灭法国的海军和夺取法国的市场。这种做法惹恼了坚持既定原则的西班牙，使它对自己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感到担心；由于缺少西班牙的真诚合作，英国的海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卡洛斯四世终于脱离了反法同盟。英国的榜样促使同盟诸国首先寻求自己的利益。由地理位置所决定，它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法国取得领土利益。斯皮尔曼计划承认了这一点。因此，虽然它们理应集中力量对付共同敌人，俄国和普鲁士——甚至奥地利——却认为袭击波兰对它们更有利可图。斯皮尔曼计划要求俄普两国负有关心西线战事的道义责任：为使交换尼德兰成为可能，必须先从法国手中夺回这个地区。根据1793年1月23日协定，叶卡特琳娜确实曾要求普鲁士国王在西线出力。不幸的是，皮特既然接受了割地赔偿的原则，他对割地赔偿的方式就不能漠不关心。他廉价出卖了波兰。在1792年底和1793年2月12日，格伦维尔始终还反对瓜分，但在7月与普鲁士结盟时，他只得表示赞同。相反，在交换尼德兰的问题上，皮特寸步不让。为了鼓动奥地利保留尼德兰，他向奥地利建议，把尼德兰国界扩展到索姆河。但普鲁士不同意这个新计划，并以此为借口，摆脱了西线作战的义务。遭到玩弄的奥地利于是跟着把部分兵力调回东线。
因此，大陆诸强国在波兰和法国之间平分兵力；英国主要从事海上战争和殖民战争，不能给革命以决定性打击；其他盟国懂得，英、俄、普、奥四强不打算分给他们一杯羹，因而只是看准了才肯下赌注。这是革命军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反法同盟与波兰问题（1793年4月—1794年10月）
第二次瓜分波兰直到1793年9月方告结束。随着但泽的投降，普鲁士于4月4日完成了军事占领，兼并公告于7日发表，余下的事便是让波兰议会正式批准。根据叶卡特琳娜的指示，西韦尔斯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完成这项任务。尽管各种离间和收买，仍有二十五名爱国分子当选议员，斯塔尼斯拉夫以及塔尔哥维查分子羞于充当卖国贼的角色，也在议会召开后，暗中加以阻挠。西韦尔斯为了克服种种抵制，冻结了国王的收入，逮捕了几名议员，并威胁要查封反对派的财产。对俄盟约于7月22日批准。对普鲁士的抵抗继续在进行，西韦尔斯的态度现在显得比较和缓了。9月2日，在叶卡特琳娜的命令下，部队包围了波兰议会，议会终于屈服，但仍要普鲁士在贸易方面作出某些让步，而普鲁士又拒不接受。于是，在23日再次采用了暴力手段。倒霉的波兰人已经精疲力竭，终于以沉默表示认可；协定在25日签字。急不可耐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已于22日动身前往波兰，把对法战争撂在一边，他实际上离开了反法同盟。
在此期间，普奥之间的摩擦正日益增加。普鲁士于2月向维也纳宣布了瓜分波兰的决定，但它一直等到尼德兰战役开始、奥地利不能再出兵波兰时，才说明瓜分的条件。3月23日，俄普两国将协定内容通知了奥地利，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两国所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奥国的一切预计。科本泽尔和施皮尔曼于27日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并被新任外交大臣图古特所取代。
图古特是个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的暴发户，他以为只要用武力或用肮脏的交易攫取几块土地，满足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欲，自己的荣华富贵便得到了保障。他比他的几位前任确实较为高明，但用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去代替施皮尔曼和科本泽尔的软弱无能，其结果只能使反法同盟诸国间的联系更加松弛。
图古特一上台便指责豪格维茨玩弄两面手腕，并同他进行了猛烈的论战。普鲁士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耐心地等待奥国恢复理智。叶卡特琳娜指出，奥地利假如固执己见，恐怕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所抛弃。图古特知道有这个危险，因而不打算拒绝承认1月23日协定。他只是设法拖延，希望普鲁士对他作出给予补偿的正式保证。普鲁士仅答应支持奥国打赢正在进行的战役，而图古特却已预见到第三次战役即将开始：在皮特的压力下，他既然已秘密放弃了用尼德兰作交换的原议，他就必须让法国同意把尼德兰的边界推进到索姆河和摩泽尔河一线。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大臣们借口波兰局势未稳，怂恿国王决不可加强皇帝的地位；他们高兴地从英国那里听说，奥地利已放弃了用比利时作交换的原议。当奥普两国于8月开始谈判时，卢谢西尼宣布普鲁士仍坚持原议，既然比利时已被重新占领，普鲁士认为已忠实地完成了作为盟友的义务。随后，由于华沙的事态日趋混乱，普王终于被说服，并明确向奥地利表示，1月23日协定的许诺从此一笔勾销，奥地利假如要从法国取得领土，可自己设法去夺取。但他仍然接受，如果奥地利为他提供必要条件，他可以考虑参加第三次战役。普王不久离开了莱茵河前线，不伦瑞克跟着一走了事，听任武尔姆泽尔挨打，并把联军司令一职让给了最坚决的对法主和派之一莫伦道夫。
图古特至此仍不死心，希望依靠英国的支持夺取法国领土。同时，他开始寻找较易得手的猎物，并像以往的约瑟夫二世一样，把目光转到了威尼斯。他发觉叶卡特琳娜现在对普鲁士的态度十分冷淡。女皇在帮助了普鲁士扩大版图后，认为应该转而向奥地利靠拢，借以遏制普鲁士。图古特为了推动这个转变，承认了1月23日协定有关俄国的条款。1794年2月27日，奥俄两国达成了建立新同盟的初步协议，同意把威尼斯交给弗朗斯瓦二世，如果奥地利在法国不能夺得土地。此外，图古特肯定有私下的盘算，他还想从波兰分割到一块土地。他显然对西线的战事越来越不感兴趣。就在同一天，他不顾英国的劝告，拒绝了弗里德里希–威廉提出的关于津贴军费的要求，声称他只要求普鲁士根据1792年2月7日协议的规定，提供二万名军队。作为反击，普王下令莫伦道夫把军队撤至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后来只是由于皮特答应提供军费，普军才参加了1794年的战役。英国白白作出了牺牲，因为波兰的危机又重新开始了。
波兰的爱国分子不甘心让国土任人宰割。在萨克森避难的科希秋什科正准备起义；1794年3月，遣散波兰军队触发了这次起义，科希秋什科立即赶到克拉科夫。4月4日，俄军在腊茨瓦维采战败；华沙发生了暴动，俄军于29日撤出华沙。接着，起义者向普鲁士占领区渗透。科希秋什科认为，如果得不到两个德意志大国的中立，起义必定会失败。因此，他让普奥两国仍占有在前二次瓜分中取得的外省土地，并建议在此基础上谈判。弗里德里希–威廉拒绝了这个建议，图古特作了敷衍推诿的答复。显然，他们仍想把波兰起义镇压下去，并把剩下的国土据为己有。这一次，叶卡特琳娜吃了大亏，她在波兰驻军太少，要把苏沃洛夫的部队从乌克兰调来，还需要时间，而奥普两国却左右着局面。图古特急匆匆地从尼德兰赶到波兰，皇帝也接踵而至，命令能够调动的部队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全部向加里西亚开拔。奥俄协议日趋明朗，双方一致同意，奥地利将占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帕拉丁南部地区。可是，普鲁士却捷足先登，华沙起义消息传来后，大臣立即开会，军队立即出发，国王亲自率领五万人于6月3日到达沃拉，并于15日进入了克拉科夫。7月，普军一万五千人和俄军一万三千人包围了据守华沙的科希秋什科。波兰内部不幸出现了分裂：起义者准备按法国的模式制订民主宪法和解放农民，而贵族却坚决不肯接受。在“自由之友”和王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虽然如此，华沙的守卫者进行了出色的防御；如同1792年一样，运输的迟缓和国王的犹豫使普军久战不胜。前沿防线在7月28日仍未被打开，进展十分缓慢，而波兹南的一次起义却威胁着普军的后方交通。弗里德里希–威廉于9月6日终于撤围退兵。接着，东布罗夫斯基夺取了勃隆贝尔，普军甚至对自己能否守住维斯杜拉河和保护奥得河感到怀疑。
然而，俄军却攻势凌厉，苏沃洛夫于10月在马切约维采打败了波军，生俘科希秋什科。11月4日，他又一举攻下普拉加，放肆屠杀居民；起义者控制下的华沙于6日投降。另方面，图古特在丢失尼德兰后，曾于8月照会英国，请求英国帮助收复这个地区。由于普军始终留在克拉科夫，图古特没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耽搁。他从此竭力拉拢叶卡特琳娜，准备进行第三次瓜分波兰。如果能把弗里德里希–威廉排斥在外，奥地利也就报了大仇。
柏林对这一企图十分清楚。为了对付这可能的打击，普鲁士的唯一办法是把本国军队全部调到东线。只要普鲁士在东线拥有强大武装，奥地利在西线又面临革命军的进攻，就不敢轻举妄动。富有预见的莫伦道夫已于7月31日向法国驻巴塞尔的代表巴特勒米进行了谈判的试探。普王仍犹豫不决；普军从华沙撤围，加上皮特恰巧在这时又笨拙地断绝了粮草供应，终于使瓦尔米战后开始的谈判试探得以成功。1794年10月25日，国王下令同“弑君者”举行正式谈判。
就这样，波兰危机不仅使俄国军队，而且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部分军队被牵制在远离法国的波兰；它终于使大陆的反法联盟陷于瓦解。波兰牺牲了自己的独立，却为拯救法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四、反法同盟诸国在对法作战中的胜利和失败（1793—1794）
反法同盟诸国在1793年向法国发动了十分猛烈的进攻。科布尔率领的奥军五千五百人和普军一万一千人投入了作战。英国、荷兰、汉诺威和黑森又陆续向他派出援军。1793年8月，他在北海和默兹河之间部署的兵力达十一万人。普鲁士国王带领四万二千人向美因兹进军，另派三万三千人留守威斯特伐利亚。武尔姆泽尔率奥军二万四千人以及各德意志公国的军队一万四千人前往增援普王。英国在撒丁和那不勒斯收集的雇佣军分别达二万人和六千人。西班牙提供五万军队，葡萄牙派出一个师。但是，革命政权之所以在秋季前形势十分危急，也还由于它受到了与联军携手合作的国内敌人的夹击：从3月开始，旺代暴乱者请求英军登陆；6月2日后，整个南部燃起了暴乱的熊熊烈火，这使撒丁和西班牙有了大可利用的机会。
然而，这场战役却以高唱《卡马尼奥曲》的法国革命军取得胜利而告终。人们当时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应负失败的主要责任：驻守威斯特伐利亚的普军开往了波兰；尼德兰的普军擅自离开阵地，去同莱茵前线的普军会合，而莱茵前线的普军对作战仍然表现消极。为了增援武尔姆泽尔，图古特后来把准备在土伦登陆和协同撒丁部队作战的军队从意大利调回。撒丁部队因而感到惊慌，不敢全力投入作战。在土伦登陆的部队还不足一千六百人。皮特也理应受到责备。在外交方面，他的声望从1791年起便直线下降。作为一名军事领袖，他只具备他父亲具有的许多品质中的一种：固执；他的坚毅使他不甘屈服，但他的能力却不容他控制局势。
他看不到这是一场新的战争，问题已不再是把某个国王拖垮，从而求得和平。雅各宾派拒不接受任何妥协，只愿在战胜和战死之间作一抉择。为了进行谈判，就必须先推翻他们的政府，也就是先夺取巴黎。富于远见的伯克说得好：“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和危险的战争。”可是，皮特和格伦维尔却偏偏看不到敌人的强大，在他们看来，只消一二个战役便足以解决问题。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反法同盟的弱点。皮特在一块小纸片上就各国许诺的出兵人数想当然地算了一笔账。根据他的计算，10月底将有三万四千二百人在土伦登陆；实际到达的部队却只有一万七千人，真正可用的仅一万二千人。
由于皮特以为能够在未来的战役中轻易取胜，他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英国在战争中的利益和领导地位。他让盟国军队和雇佣兵在陆上进攻，而英国则负责在海上和殖民地作战。英国部队固然也参加了欧洲的战事，但这是为了取得英国的直接利益，或者为了夺得战利品，而且军队人数不能太多。皮特对比利时战役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他非常坚持要把法国军队从比利时赶走，但约克公爵却拖到1793年2月20日才率领三营部队出发，而且有不得越出荷兰边界的命令。在尼温顿战斗后，约克公爵终于获准向安特卫普和根特挺进。直到4月末，他所指挥的英军仍不超过六千五百人。皮特拥有的部队确实不多，但他至少可以避免分散兵力。
皮特的政策带来了两个不幸的后果。首先，他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响应旺代的召唤。在当时的反法同盟诸国中，唯有英国能够援助旺代。伯克和温德海姆指出，虽然出兵旺代会有一定困难，因为英国舰队并不掌握制海权，但冒这个风险还是值得的。伯克和温德海姆的努力未见成效：军人们对暴乱分子只是以一笑置之，统治阶级也不抱好感。后来，胡德海军上将应普罗旺斯地区王党的请求占领了土伦。面对这个新局面，皮特终于动心了，因为土伦的陷落使法国舰只损失了一半，且不说港口本身就是战利品。但是，他仍只肯动用少量兵力，仅在都灵、米兰、那不勒斯征集部队和船只。直到12月，他终于从爱尔兰抽调增援部队，但已为时太晚。与此同时，英军七千人却于1793年11月26日在海地登陆。
另外，他使同盟军处于瘫痪状态。同盟军在军事行动方面的致命弱点是互相缺乏配合。由于当时交通很不发达，伦敦的命令至少需十一天时间才能到达土伦，因此，各条战线同时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但在进行决战的东北战场，各部队的指挥官却完全可以经过协商，同时向前推进。这里确实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普军和奥军互相敌对；将领们过分看重要塞的得失，而不注意消灭敌人，力图夺得战利品，而不愿改变陈腐的战略。英国既然是反法同盟的中心，皮特本应该代表英国去敦促各军配合全面进攻，而他却丝毫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如果他这样做，英国就必须派出一支大军前往尼德兰，必须带头停止为攻打敦刻尔克而进行的运动战。
其实，反法同盟诸国在几个月内之所以能接连取胜，这是由于法军的内部分裂和指挥不当。不伦瑞克和科布尔的大军插在库斯丁和杜穆里埃两支部队的中间，十分利于发动进攻。当库斯丁向美因兹进发时，杜穆里埃的部队沿着罗埃河一线分散掩护。尤其，当科布尔于2月26日发动进攻时，杜穆里埃却进入了荷兰。人们对指挥这场战役的马克（科布尔的参谋长）的军事天才大事赞扬，其实他只是长驱直入而已。3月1日，同盟军沿罗埃河一线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接着便向列日进逼。杜穆里埃只得从荷兰后撤，未等集中兵力就仓皇应战。3月18日尼温顿一战失利，接着卢万一战又败，杜穆里埃勉强守住了斯凯尔特河防线。但在那时，他刚同国民公会闹翻，准备向巴黎进军。他同马克达成了停战协议，并从比利时撤军。根据协议，科布尔到达边界后即停止前进。
反法同盟诸国的外交官当时正在安特卫普开会。他们于4月28日对科布尔的按兵不动提出了抗议。图古特于9日批准了协定，但于次日又立即推翻。杜穆里埃进军巴黎遭到了失败，停战协定也就自然失效。科布尔随即越过了边界，而援军却姗姗来迟。丹比埃尔在斯卡普河附近的树林抵抗了几星期，法马尔兵营坚持到5月23日，法军随后退向斯凯尔特河和桑赛河之间的恺撒兵营。科布尔现在可以腾出手来，不慌不忙地围攻孔代和瓦伦西安。由于枪支弹药和攻城器材都不足，科布尔在那里停留了二个月，直到7月10日和28日，才迫使两地先后投降。8月，科布尔的部队经康布雷齐迂回运动；可是，他既没有夺取康布雷，又没有在该城以北渡过斯凯尔特河，却从该城以南渡河，而且没有使用骑兵，这使四万名法军得以退守斯卡普河。但是，前往巴黎的大路从此被打通，科布尔指挥的野战部队现在已有十一万人。
正在那时，在宾根以北渡过莱茵河的普军包围了美因兹。武尔姆泽尔也在曼海姆以北渡河。遭到前后夹击的库斯丁匆忙向兰道撤退。美因兹的围城战从此开始，战斗直到7月23日方告结束。兰道在8月已被切断后路，武尔姆泽尔曾深入到凯什和兰道之间的边瓦尔特。在其他战线上，同盟军也节节胜利。撒丁部队推进到塔朗代士、莫里埃纳和伏西尼地区，但里昂的围城战刚刚开始。8月29日，王党把土伦港交给了英国人，马赛险遭同样的命运。在比利牛斯山以西，卡洛率军进抵尼维尔河，里卡多攻克了鲁西荣地区的前方据点，并于9月包围了佩皮尼昂。最后，旺代叛军击退了政府军的多次进攻。革命政府刚刚建立，科布尔还有展开进攻的充裕时间。
就在这时，他的部队却开始解体。英国人只是勉强同意推迟敦刻尔克的围城战，他们现在变得更加急不可耐，约克公爵接到了前往该地参战的命令。荷兰的部队跟着英军一起行动。普军则转而增援不伦瑞克。由于兵力的削弱，科布尔于9月12日迫使勒奎斯诺瓦要塞投降后，只是从莫伯日方向出击。不伦瑞克在帕拉丁仍取守势，武尔姆泽尔不敢在劳特河以北渡过莱茵河，只从正面进攻维桑堡的防线。他于10月13日才决定发起进攻，等到把战线推进到了佐恩河，时机已经错过。法军利用了同盟军的驻足不前，在诺尔州集结了大批部队，先于9月6日至8日在洪兹肖特击败了约克公爵，后于10月16日在莫伯日附近的瓦提尼击败了科布尔。武尔姆泽尔接着挨打，重新退守维桑堡防线。12月底，由于防线被法军攻破，他被迫解除对兰道的包围。南方的战事同样对同盟军不利。撒丁部队因得不到奥军的支援，停止了前进；里昂于10月9日失守后，撒丁部队被赶出法国，退往萨瓦。在比利牛斯山方面，卡洛退守比达索亚河，里卡多则回军布洛兵营。法军随即加紧围攻土伦，于1793年12月19日攻克该地，从而标志战役的结束。反法同盟诸国收复了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仍占领着法国北部的三个要塞。但是，革命军重新展开的攻势显得比以往更加凶猛。
应该承认，皮特正努力改善同盟军的作战方法。他尖锐地批评了科布尔的无能。但他不能撤换科布尔，因而派马克充当科布尔的副手，而马克却因作战受伤，于1793年5月回到了奥地利。弗朗斯瓦二世亲临尼德兰前线，统一指挥同盟军各支部队。反法同盟诸国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了两次会议，准备在莱茵河和北海之间发动新的战役。马克坚持主张把全部兵力，即至少二十万大军，集中在尼德兰，并从那里向巴黎挺进。由于普鲁士以退出反法同盟相威胁，新的战役前景并不美妙。皮特派了马姆兹伯里爵士向普方疏通，暂时弥补了同盟的裂痕。图古特拒绝承担弗里德里希–威廉索取的十万士兵的军费，即二千二百万塔勒，莫伦道夫因此接到命令，率军回渡莱茵河。在马姆兹伯里的劝说下，普方总算没有退兵；马姆兹伯里和豪格维茨一同来到海牙，签署了1794年4月19日协定。英国负责向六万二千四百名普军发饷，除一次付清三万英镑外，再按月付给五万英镑。
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势。英国在尼德兰的兵力始终不超过一万二千人，因而没有足够的权威。弗朗斯瓦二世的近臣对马克谗言中伤；当皇帝于3月底因波兰危机返回维也纳时，马克也离开了部队，使同盟军的指挥又恢复原状。皮特不但无力消除波兰事件引起的种种后果，他的笨拙处置反而加剧了普鲁士的离心倾向。他于5月22日批准了马姆兹伯里签订的协定；随后，他声称有权任意调动由英国发饷的部队。最后，他决定将普军从帕拉丁移防尼德兰；诚然这一决定是明智的，但普王却对皮特擅自调动普军一事深感震怒。莫伦道夫耍了一个花招，借口在法军面前不能进行侧翼行军，拒绝了皮特的要求。由于图古特迟迟不派援军，科布尔在北海至卢森堡的前线只剩下十八万五千人，这同与他对垒的法军人数相当。科布尔企图实行中心突破，但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他先在桑布尔河发起攻势，夺取了朗德兰西；接着他让部队朝利尔方向穿插，结果于1794年5月13日在图尔昆打了败仗。莫伦道夫的消极避战像1793年时的不伦瑞克一样，是同盟军失败的决定因素。在法军方面，摩泽尔军团已开到桑布尔河前线，在阿登军团的配合下，对科布尔前后夹攻。共和军通过6月26日在弗勒留斯的一场大战，打开了比利时的大门。皮特丝毫没有放弃他的幻想：他估计奥地利在年底将派十万军队前来尼德兰。但是，当他看到奥军退回莱茵河一线和约克公爵回守荷兰时，便慌了手脚；他把失败的责任栽在普鲁士的头上，并于10月17日取消了军费补贴。这一举动终于促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同法国进行谈判。人们当然可以想到，皮特个人的努力终究挽回不了反法同盟的失败。他对保证反法同盟取得胜利贡献甚少，而对促使它的破产却显然起了推动作用，这表明他还算不上是个伟大的政治家。
五、海上战争和殖民战争
皮特留给自己的基本任务是轻松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为恢复均势需要取得西班牙和荷兰的支持。如今，西荷两国却反对法国，法国的失败也就毫无疑问了。然而，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不但不拥有绝对的制海权，而且还打过几次败仗。
反法同盟诸国给英国的帮助甚少。荷兰拥有四十九艘舰，但火力很弱，仅用于护航和封锁。那不勒斯只提供了四艘，葡萄牙提供了六艘，由英国军官指挥。唯独西班牙拥有远洋船只七十六艘，其中五十六艘于1793年已改作军用。它本可以成为英国的有力帮手，并为英国打开地中海的大门；假如西班牙坚决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作战，英国就能把大部兵力用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但是，西班牙对英国怀有戒心，不愿意让英国占有科西嘉。胡德企图把土伦的法国舰队带走，朗格拉同他发生了争吵。霍桑得不到西班牙的任何帮助。英国吞并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海地加深了西班牙的忧虑，且不谈西班牙海军大臣瓦尔德斯是个不折不扣的反英分子。
同法国舰队相比，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战争初期，从可动员的船只数量看，英国有一百一十五艘，法国仅七十六艘。在技术方面，英国也略为领先，虽然大炮的火力不如法国：英国船只的桅杆较轻，附属器材较好，航行时进退自如，利于进行接舷战，船上的炮火不再是以破坏敌方的桅杆为目标，而是击沉敌船。但是，英国舰队要完成作战、封锁和护航这三重任务，仍不敷使用。最后，作战准备尚未全部完成，英国在海上还面临重重困难，它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能适合战争。造船技术变化不大，标准船仍备有大炮七十四门，船身长二百英尺，横梁宽五十英尺，装有双层甲板，船员约六百人。原为斯宾塞爵士的巴朗爵士继米德尔顿之后于1792至1801年间担任了海军大臣，他不太困难地解决了船只的建造问题。除了本国的栎树和苏格兰的松树可供造船外，英国还可购买波罗的海诸国的木料和美洲的白松，法国则不能做到这一点。但英国的武器制造尚不发达，因此在1793年至1801年间造出的二十四艘远洋船只中，只有两艘被交付使用。英国招募水兵也有困难：舰队于1792年拥有一万六千名水兵，于12月又增加了九千名，而在1790年同西班牙作战时动员的水兵达四万名；后来在1799年，雇佣的水兵超过十二万名。英国舰队在宣战后之所以立即占有优势，是因为法国舰队在军官外逃投敌和水兵纪律松弛的影响下，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即使如此，在战争初期，英国舰队也只限于监视敌人，把几乎所有船只用于巡逻和护航。后来，它才逐渐转入进攻；直到1795年，它仍未将共和国的船只在海上清扫干净。
海军部的行政长官查塔姆和里士满不但无能，而且轻敌，部队的部署和指挥均不得当。当然，海军的素质比陆军还略为强些。由于需要很多军官，人们不再过分重视出身，甚至开始从商船抽调军官。一些杰出人才已担任下级军官，例如科林伍德、康沃利斯、特鲁布里奇以及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船长纳尔逊；他们将革新海军战术，尤其纳尔逊将成为最著名的海军将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涌现出的老一代军官中，有邓肯和杰维斯两位出色将领；但豪厄显得已不能胜任其职，霍桑则更是如此。海军大臣命令英国舰队寻找敌人加以消灭。豪厄却首先想到保存实力，坚持不把法国海军困在港口，深怕自己的船在海上巡逻中过分疲劳。他继续采用陈腐的战术，即船对船地摆开阵势作战。胡德虽然比较灵活，但也没有打过大的胜仗。
这最初几年里出现的重要转折是英国联合西班牙开辟了地中海战场。胡德于7月将脱洛戈夫封锁在土伦港内。在叛国分子向他出卖了法国舰队后，他带走四艘，另在撤退时又焚毁九艘。因此，他顺手征服了科西嘉岛，正在该岛领导分离主义运动的帕奥利把王冠交给了乔治三世。由于英国登陆部队不多，三座要塞进行了持久的抵抗，卡尔维直到1794年8月才落入纳尔逊之手。英国驻守该岛的官长仍像在土伦一样内部不和，皮特又几乎不给他们增援。法国人乘机积极活动，并于1794年6月重新在海上出没。胡德迫使法国舰队退进儒昂海湾，却不能进一步发起攻击。1795年初，当法国从布雷斯特开来六艘军舰时，胡德的处境日益危急。胡德因表示不满而被撤职，其继任者霍桑虽然得到了增援，却于5月和7月在科西嘉海域面临海军上将马丁的挑战，霍桑不敢贸然进行决战。杰维斯于11月重新恢复了对土伦的封锁。
英国人在大西洋海战中也没有占决定性优势。豪厄在贝勒岛海域不愿同莫拉尔·德·加尔交战；他接着又拒绝在布雷斯特港口外巡航。在遭到严厉申斥后，他于1794年5月出海拦截从美洲开来的法国船队，并同从港内开出保护船队的、由维拉雷–儒瓦依厄士率领的法国舰队相遇。两支舰队于5月26日、29日和6月1日进行了三次激战。豪厄虽然俘获六条法国船只，并以十五艘舰对付法国的九艘，维拉雷仍然安全无损地掩护船队开进布雷斯特。维拉雷在12月再度出海迎战，因风暴而被迫折回港口。1795年夏，布里特博尔和康沃利斯在基勃隆登陆，终于迫使维拉雷逃往洛里昂藏身。可是，在1796年1月，奥什的远征军在爱尔兰成功登陆。
在以上情况下，法国坚持殖民地战争的时间远比人们意料的长。这场战争争夺的中心是英国垂涎已久的、盛产食糖的安的列斯群岛。自从圣多明各发生奴隶起义以来，种植园主纷纷向外国求援。西班牙出于对革命的仇恨，宁愿帮助起义的奴隶。皮特在宣战前袖手旁观；后来，他同殖民主谈判，企图取而代之，彻底征服这些岛屿。他在这里使用了大量兵力，而这些兵力如果用在土伦和旺代，就会对欧洲战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英国军队从1793年9月开始陆续占领了圣多明各的各个港口，并于1794年6月占领了太子港。但在5月，杜山–路维都尔在同西班牙人决裂后，投靠了拉伏将军。国民公会废除了奴隶制，使黑人重新回到法国人的一边。此外，疫病使英军减员甚多。到了1795年末，英国军龟缩在沿海城市，等待撤出海地。向风群岛的情况略为好些。从1793年4月起，英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多巴哥。英军在马提尼克首战失利，但杰维斯于1794年3月及时赶到，夺取了这个岛屿。随后，圣卢西亚和瓜德罗普也被英军攻占。维克多·雨盖使局面稍微好转，他夺回了瓜德罗普，坚守该岛，并以此为基地，不断骚扰敌人。荷兰的殖民地自从被共和军占领后，成了英国争夺的新对象。英军于1795年9月16日占领了好望角和荷属圭亚那。形势对英国越来越有利，但最后的结局仍不可预测。继荷兰之后，西班牙离开了反法同盟。
六、经济战
皮特和格伦维尔长期认为，法国的经济困难是他们对前途持乐观态度的根据。指券贬值和饥荒将使法国束手就擒。何况，人们正力促这一时刻的到来。法国流亡者早在1792年已向普鲁士国王建议伪造指券，遭到了普王的拒绝。至于皮特，他不择手段地印造了大批指券，运往法国流通。此外，在1793年7月，国民公会指责皮特向银行家发放贷款，以便银行家把伦敦的证券向巴黎出售，压低法国的汇率，造成法国资本外流。这一指责看来是有根据的。可以肯定，皮特同巴黎的金融家，例如同英国人博伊德、瑞士人培勒戈等，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统，皮特还使用另一个更有效的手段，即用封锁来削弱法国。鉴于法国政府有权征用国内资源，粮食进口可直接为军队服务，皮特于1793年6月8日下令将粮食列入禁运范围，并于1795年4月25日重申了这一法令。这个措施实际上是第一次把整个敌国的和平居民当作被包围的城市居民对待。封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在过去历次战争中，法国的陆地边界至少大部分始终是开放的，许多大陆国家或者保持中立，或者同法国有联盟关系，地中海又不受英国的控制。现在，反法同盟诸国封锁法国的港口，冻结法国人的财产，禁止向法国出售禁运商品和断绝一切借贷关系。除瑞士一角外，法国的边境被大军团团围住，英国舰只在地中海游弋。包围几乎涉及所有的领域，在拿破仑时代尚且从未间断的银行业务往来，这时却至少在原则上被割断了。
尽管如此，封锁远不是密不通风的。反法同盟诸国在执行封锁措施时并不同样热心。例如，奥国皇帝一直拖到1794年3月17日才下令在尼德兰禁止向法国人付款。汉堡参议院不顾帝国议会的三令五申，仍允许商人和银行家同共和国做生意；里窝那港只是在下了最后通牒和派了军舰巡航后，才向法国关闭；即使在荷兰，人们也设法逃避封锁。在军舰仍使用船帆的时代，封锁网难免疏漏，对近海航运阻碍不大，例如热那亚的近海航运就从未间断过。当时，既没有国际的商业间谍组织，又没有足够的通讯手段，向巡航军舰提供情报。何况还有中立国的存在，瑞典、丹麦和美国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遵守禁运，热那亚和瑞士则利用它们的地理位置逃脱禁运。法国可以通过瑞士向德意志诸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购买物品。
此外，还必须看到，英国推行封锁政策并非单纯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对付敌人的军事抵抗；封锁政策和重商政策相配合，可以使英国摆脱法国的竞争和占有法国的市场。它把种种苛刻的规章强加给各国商船，其目的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消灭中立国乃至同盟国的商船。1793年11月6日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内阁命令”在重申1756年规定的同时，充分暴露了封锁的本质。通过禁止中立国同法国殖民地进行贸易（法国在战前不准外国同其殖民地贸易，国民公会现在让殖民地对外开放），英国便能对殖民地产品实行垄断。然而，从商业的角度看，绝对的封锁政策是愚蠢的。禁止敌国出售商品诚然有利，尽可能将英国商品运往敌国也同样有利，这使英国可以从敌国取得现金和自己缺少的产品。因此，政府酌情向一些驶往敌国港口的船只发放通行证。实际上国民公会也禁止同英国贸易，但商品很容易从中立国转道。例如，大宗贸易在埃姆登十分活跃，不过收取百分之一至二的佣金而已。海上运输一般由中立国船只承担。从1792年至1800年，英国对法国和尼德兰的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实际上只是从百分之十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二。甚至可以认为，当局为了顾及商业利益，对走私活动相当宽容。中立国既然在帮忙，尤其为了避免海盗的抢劫，英国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关于不准向法国出口粮食的禁令被推迟到1794年8月执行。可见，英国人乐于放宽封锁，继续出口商品，而法国人破釜沉舟的决心，特别是他们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却阻止了英国人这样做。
在当时情况下，封锁给反法同盟诸国造成种种困难。首先，它们同中立国发生了纠纷。丹麦大臣伯恩施托尔夫和瑞典摄政王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于1794年3月27日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派遣十六艘战舰武装保护两国的贸易和对交战国关闭波罗的海。格伦维尔对此毫不惊慌，因为他知道，伯恩施托尔夫并不真想同英国绝交，而且协议规定的措施要等次年春季才付诸实施。美国的态度显得更加强硬。当同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贸易的三百艘美国商船被扣留时，美国对英国船只采取了同样的措施。1794年4月29日，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照会美国表示支持；据传说，这些国家准备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但是，法国驻美代表的态度令华盛顿不快，国务卿汉密尔顿也不惜一切代价，竭力避免同英国发生冲突。杰伊于1794年6月来到伦敦，并于11月19日达成了著名的杰伊协定。美国保证其港口不再收留法国海盗，但对同英国交战的船只仍予开放。协定对封锁只字未提而予以默认。杰伊甚至答应把美国同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降低到几乎等于零，不再向欧洲运送殖民地产品。参议院拒绝了如此屈辱的条件，但仍批准了协定的其余条款，因为英国保证，为了和平的利益，将从它占领的美国北部几个要塞撤退。
另方面，法国采取的措施，在海盗活动的配合下，给同盟诸国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远洋船队有战舰护航，英国在1794年和1795年损失的船只每年都在六百艘以上。保险金平地飞涨，在英国港口交货的贸易中，中立国的比重在1792年仅占总吨位的百分之十，而在1793年则一跃为百分之二十五。
英国在宣战后的第一年内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信贷紧缩导致了一百多家银行的倒闭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伦敦银行的库存现金于1793年2月降低到四百万英镑。港口停泊总吨位在这一年里减少了百分之十七，出口额从1792年的二千四百万英镑下降到一千九百万英镑。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汉堡港有货满之患。伦敦银行顶住了以上的冲击，它放手开展商业期票的贴现业务，发行票面五英镑的纸币，从而缓和了对货币的需求。随着法国黄金大批流入英国，伦敦银行动用了四百万英镑进行收购，使库存现金重新上升。它交给皮特五百万英镑贷款，用以帮助企业主。在渡过了这个难关以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贸易额从1794年和1795年的二千五百万回升到1796年的二千八百万。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发生骚乱后，奴隶贸易从1792年起有了飞跃发展，至此仍兴盛不衰。运到美洲的奴隶总数1789年为一万一千人，1792年为二万七千人，1794年为一万四千人。
当然，有些工业日趋衰落，例如，斯皮塔尔费德的绸缎织工陷于失业。但大陆各国的处境要更加困难得多。历来从法国购买商品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货物供应严重不足。输出贵金属和化学产品的德意志诸国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这时又恰好发生了波兰危机，更使这些国家备受封锁之苦。德意志诸国的纺织业，特别在西里西亚，几乎陷于停工状态。某些国家食品供应不足：普鲁士和波兰的粮食不能大批运出，需要供应军粮的荷兰和尼德兰也不能出售粮食。从1793年春天开始，巴塞罗那开始吃杂面面包。1794年和1795年，西欧各国普遍歉收，粮食形势更加暗淡。英国所受的影响特别显著，小麦价格不断上涨，于1796年每公担高达二十八英镑，等于法国共和二年的最高限价的二倍。1795年的物价指数超过1790年的百分之二十六，涨风仍不能刹住。英国的日子开始难过了。
失业和物价上涨在各国产生了相同的后果。正如在法国一样，平民阶级中出现了骚动。这正是处在旧制度下的各国政府最担心的事情，这种担心对战局有所影响。它使反法同盟诸国不敢按照革命法国的榜样，发动民众展开民族战争。
七、反法同盟诸国的战时政体
反法同盟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互相缺乏配合，以及外交官们不能打破陈规陋习，但根本的原因却在旧制度本身。法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了崭新的作战方法，而同盟诸国却在长期内丝毫没有变更其统治方法。
君主和贵族被世袭、特权和偏见捆住了手脚，不懂得调动和发挥新生力量的作用。大陆各国政府没有进行革新，这是不足为奇的：除了口头上起劲地叫喊反对革命的叶卡特琳娜以外，各国的王公碰巧都是些低能儿，比较能干的还是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前者弗朗斯瓦二世受皇后（那不勒斯费迪南大公的女儿）和他的副官洛林人洛兰将军的操纵，他们二人同图古特一起，任意干预军事决策，极力排斥马克。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瓦尔米战役以后，是唯一主张继续对法作战的普鲁士人；他的大臣在王太子昂利的支持下，不断向他劝驾；普国军队几乎成为国中之国，其统帅莫伦道夫竟敢自作主张同法军举行谈判。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英国虽然不存在同样的无政府状态，却没有及早觉悟到应该顺应战争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革。
皮特改组了内阁，但这仅是议会的策略需要。战争使辉格党终于彻底分裂，福克斯、谢里丹、兰斯多恩经常提出和平动议，温德海姆准备同意加入政府。皮特很愿意让温德海姆当他的副手，但遭到了邓达斯的反对；掌管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和爱尔兰事务部的邓达斯坚决拒绝减少其众多的兼职。邓达斯在陆军部其实只是挂名，他对军队一无所知，把陆军部事务完全交给不参加内阁的该部首席书记官荣吉。皮特和格伦维尔负责实际的军事指挥。可是，即使在外交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并不始终一致。两人都无指挥才能。乔治三世趁机为所欲为：他强行决定围攻敦刻尔克，随意把莫伦道夫于1794年调往尼德兰，阻止召回约克公爵达一年之久，尽管后者在军中遭人耻笑。海军主帅也任用不当：在两名行政长官中，皮特的兄弟查塔姆爵士平庸得令人可怜，里士满公爵的懒散和无能也堪称一绝。英国舰队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敦刻尔克的围城战；正当土伦急需增援时，莫瓦拉爵士却在朴次茅斯按兵不动，驻守英吉利海峡诸岛的四营军队无所事事；当爱尔兰部队整装待发时，竟没有运输工具协助登陆。一直等到弗勒留斯战役失败和比利时陷落后，皮特才决心改变这个局面。邓达斯终于放弃了陆军部的行政职务，改由温德海姆任陆军部的国务秘书；约克公爵不久被召回；斯宾塞和康沃利斯接替了查塔姆和里士满。事实证明，斯宾塞和康沃利斯堪当重任，而温德海姆却是个很不高明的大臣。他根据自己的一贯主张，仓促地组织了旺代的远征，结果导致了基勃隆的惨败。
同盟诸国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征兵方法。德意志诸国在1794年有过全民武装的主张，但未付诸实施。志愿兵越来越少，抽签征兵日益频繁。征兵的困难部分地说明了兵员的严重不足和派遣援军的迟缓。直到1794年，英国仍满足于招募志愿兵和由购买官职的贵族充当军官；它共新建了三十四个联队。爱尔兰的新教徒表现了忠君爱国精神，提供了二万五千名士兵。还有三万名民兵在绅士的领导下担负地方防务；居民们自发组织营队，配合民兵维持秩序。海军除了不分国籍地广泛接收志愿兵以外，还违背法律对海员和非海员，甚至不顾美国的抗议，用“拉伕”的办法强迫外国人入伍。海军还把犯人送到舰上服役，在暂停实行“人身保护令”后，更派政治嫌疑分子充当水兵。英国终于被迫推行了抽签征兵制：最初在1794年征召民兵已激起了多起反抗事件，接着在1795年征集三万水兵，最后在1796年推广到正规陆军。抽签征兵势必产生在大陆诸国业已出现的营私舞弊，沉重的负担压在穷人头上。新兵由于缺乏训练，往往被派往殖民地换回训练有素的职业兵。他们因水土不服而大批减员。不习海上生活的水兵受苦更大：军饷被层层克扣，食物不堪下咽，既无医务设施，又无假日。兵变在英国舰队中如疫病蔓延，也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同盟诸国的征兵人数远不能同法国相比，各国却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它们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装备军队，甚至养活士兵也很不容易。这些国家没有发动人民，人民对战争也漠不关心，到处都在消极抵抗，奥军在尼德兰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军粮。人们发现，产生这些困难的根源几乎都在于财力不足。普鲁士本是个穷国，又因波兰市场的关闭而受到很大损害，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由于普鲁士每年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塔勒向外国购买军需，它不久就处于货币危机之中。此外，财政大臣施特伦泽在财务管理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唯一真正能提供财政收入的西里西亚省划为国王私人产业，设立没有正常用途也可动用资金的特支金库，从而削弱了其父亲（士兵王）好不容易才实现的中央集权。施特伦泽实际上只能支配军队和领地的经费；由于这笔经费十分有限和早已超支，需要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特别金库取得补充，而国王的特别金库却由沃尔纳经管。施特伦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缩减了王室的奢侈费用。他不得不把1792年末剩下的一千九百万塔勒的军费全部花光，并先后于1793年和1794年向荷兰和法兰克福借贷五百万和八百万盾，短期贷款尚不算在内。1795年发行的国内公债遭到了失败。普鲁士全靠英国的军费补贴才能勉强维持。1794年10月补贴被取消后，施特伦泽除了废除特权外已别无出路：战争迫使他采取革命措施，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停战求和。
需要兼顾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奥国皇帝也同样捉襟见肘。财政赤字从1793年的三千万盾上升到1795年的六千六百万盾。自1793年起，不断向国内和国外借款：债务从1789年的三亿六千二百万盾上升到1796年的四亿七千七百万盾。然而，奥地利仍只能依靠发行纸币过日子，纸币流通量从1789年的二千三百万增加到1796年的三千五百万。假如图古特在巴塞尔协定后得不到英国的军费补贴，奥地利也将不能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西班牙大笔动用圣卡洛斯银行的“现金”，当局于1794年没收教会的部分银器；在教皇的同意下，国王于1795年将空缺教职的收入据为己有，并决定在一年内不再任命新的教职。总之，西班牙逐步开始变卖教会的产业。西班牙人曾责备法国人不该采用这项权宜之计，如今在形势逼迫下，终于向法国人学习了。
人们可能会认为，支持宣战并从战争中获利的英国富裕阶级一定会同意负担军费开支的，但皮特却通过借款来弥补赤字，尽可能长久地使富裕阶级免于承担这一义务。国库收入不但没有增加——1792年为一千四百二十八万四千英镑，1795年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七千英镑——，同期的海军支出却从一百九十八万五千英镑提高到六百三十一万五千英镑，陆军支出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英镑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一万英镑。借款总额1793年为四百五十万，1794年为一千三百万，1795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万。皮特用新的借款分期偿还原有借款，利率越提越高，现有的资金即将告罄。与此同时，伦敦银行同意发放贷款和接受“财政证券”，总数在1793年达一千八百万。英国也朝着货币危机的方向前进，皮特理财家的名声将经受考验。
八、欧洲的反动
贵族不敢像雅各宾分子那样采取革命措施，于是就装模作样地对这些措施表示愤慨，并以此恐吓群众。在整个欧洲，报刊文人、作家、演说家和布道者纷纷谴责吃人的生番，硬说雅各宾分子用断头台胁迫本国同胞从军打仗，用纸币使他们沦于破产，用征集军需使他们陷于饥馑，总之，使他们回到野蛮时代。法国流亡者竭力推动这一宣传运动。在维罗纳，昂特雷格伪造了大批告发信，译成法文后广为散发。巴吕埃尔教士积极收集霍夫曼对共济会和光明异端会以及对新教徒的指控。接着，在洛桑领导皮埃蒙特间谍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集整个宣传运动之大成，把法国革命描绘成撒旦妖魔缠身。日内瓦人伊佛诺瓦和马莱·杜潘以及穆尼埃等宪政党人向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灌输。这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在观念上，而且更多地在物质利益上使人们惊恐不安。即使对自由和权利平等怀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至于那些隔岸观火的人，他们则认为恐怖统治总是不能持久的。最有勇气的人仅仅在谴责的同时，试图作一番解释。
恐惧和怜悯使更多的人改变原来的主张，但在各地，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毕竟依旧存在。战争带来的出人意外的后果不久将为他们提供新的机遇。人们指控法国的种种罪状，如征兵、征粮、失业、发行纸币、物价上涨和饥荒等，也将在欧洲各地陆续出现。富人和生活尚称优裕的人在法国和反法同盟诸国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因为同恐怖分子相反，旧制度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他们免受以上的灾难。但在痛苦中煎熬的平民阶级也作了比较，他们对贫困已忍无可忍，随时准备揭竿而起。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反动统治变得愈加严酷，当局有时甚至实行血腥镇压。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许人们安分守己，服从专制统治。英国暂停执行宪法规定的自由，如同在法国一样，自由的相对性在英国已变得显而易见。英国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用恐怖措施建立起本阶级的专政，并试图用最低工资限额去平息平民的怒火，同时却厉声斥责实行食物限价的法国煽动家。
在东欧和北欧，反对派早已销声匿迹。叶卡特琳娜封闭了共济会组织，监禁了诺维科夫，并把主张废除农奴制的拉季舍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斯德哥尔摩，托利特律师于1793年1月被捕。在哥本哈根，鲍杰逊如今写的是反对恐怖统治的诗歌。马尔脱–布吕恩逃往法国。在挪威，对农民运动领袖拉福图斯的审判在继续进行。
在西班牙，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不甘屈服的人们早已逃往法国避难，国民公会给了奥拉维特政治避难权。在战事发生后不久，戈多伊在教会的支持下动员民众参战。但平民们看到，无套裤汉没有入侵西班牙，因而很快表示冷淡，不满情绪逐渐在平民中滋长。统治阶级和军队也感到不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英国人很不放心。戈多伊的政敌趁机设法推翻政府。戈多伊于1795年声称发现了一个旨在召集议会开会的阴谋。假如他没有及时缔结和约，戈多伊大概不能维持下去，但反政府倾向似乎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
意大利出现的征兆更有威胁性。从表面上看，自由派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他们或者不敢说话，或者背离原来的信仰。品德蒙脱兄弟改换了阵营；阿尔菲耶里由于在1793年侨居巴黎期间指责革命者，同“生来只配当奴隶”的法国人断绝了关系，尽管他的《憎恶高卢》一诗只是在较晚些时候才发表。在巴斯维尔被杀害后，蒙蒂为了向反动派献媚取宠，写了《哀悼乌哥·巴斯维尔》的长诗，一度曾轰动文坛。罗马仍是反革命宣传的中心。贝尔尼、埃斯米维·多里博等几名法国人在那里坚守阵地，各地的学士院和报刊也同样为反革命宣传服务。但是，革命思想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托斯卡纳长期对法国人开放，热那亚的报刊走私一直在进行，该地已成为救国委员会对外联系的主要窗口。皮埃蒙特受到了热那亚的感染，都灵、萨卢佐、阿斯蒂、维切利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不满情绪在军队中蔓延，警察的无法无天激怒了所有人。宫廷对奥地利又恨又怕，很想签订和约，但又不敢这样做。在罗马涅和威尼西亚，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觉醒。1794年11月，波伦亚的两名青年打起了意大利的三色旗，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即使在南部，那不勒斯的政局也不稳定。据说，1795年曾在巴勒莫发现一起密谋，巴西利卡塔的起义农民高呼：“我们要像法国人那样去干！”然而，自1793年以来，恐怖统治笼罩着整个王国；特别军事法庭审理了八百一十三项案件，判处了五十一人死刑。撒丁国王于1794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特别刑事法院于7月判处十四人死刑。两名波伦亚青年被处以绞刑，但其他青年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现在问题已不仅是推翻暴君和废止特权，人们将会看到，民族统一与革命理想已同时成为意大利奋斗的目标。
瑞士也出现了动乱。1791年末，沃州和瓦莱州开始进行镇压，五人被判死刑。1793年末，圣加伦地区出现了土地运动。格里松斯人民于1794年起来反抗。日内瓦起义于1794年7月19日取得胜利，革命法庭判处了十一人死刑。在这一榜样的鼓舞下，苏黎世州斯塔发的居民于1795年向贵族递交了陈情书；作为答复，贵族进行了大逮捕，幸而经拉瓦代的阻止才投有判处死刑，但仍有二百六十人被判徒刑。
在德意志诸国，莱茵地区的俱乐部分子的态度导致和加剧了反动镇压。皇帝于1792年10月即在其领地禁止法国报刊。1793年2月，他建议帝国议会禁止各种形式的宣传，特别是俱乐部。皇帝于4月30日发布文告，斥责“无知的哲学家传播危险的革命原则”。6月14日，帝国议会决定取消各种学生社团。到处都有人在监视和告密；警察私拆信件，搜查民宅；许多市镇禁止“在旅店、街头散布不轨言论”；书店受到严密监视。维也纳大主教主持书报检查；各地的共济会组织普遍受到攻击，卡尔斯鲁厄的共济会被封闭。1794年，反动恐怖在巴伐利亚日益猖獗，开始了对叛国案的审判，特别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开始了血腥镇压。一个宣传委员会因传抄和散发了马尔提诺维支起草的共和主义教义问答，受到了司法当局的查究；1794年11月，大批嫌疑分子被逮捕，马尔提诺维支和拉兹科维奇等七名自由派分子于1795年5月被送往刑场处决，其他嫌疑分子仍在狱中关押。布德的教师受到了清洗；康德的著作或者被禁止，或者被焚毁。图古特不许约瑟夫二世的朋友阿尔辛格和桑南费尔公开讲话，而霍夫曼则在根茨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反动宣传。
反动恐怖使自由派的人数大大减少。艾瓦德被迫离开德特莫尔德，波赛特被迫放弃卡尔斯鲁厄的教职。于1794年应聘到耶拿大学执教的费希特不久也成为众矢之的。雷伯曼取道阿尔顿纳逃往巴黎；克拉麦尔、雷哈德、特伦克男爵也跟着出逃。此外，法国的事态发展使革命的同情者深感失望，克洛普什托克和赫尔德起而反对恐怖分子，至于歌德和席勒，他们同“刽子手的走卒”简直势不两立。
虽然如此，自由运动并没有销声匿迹。匿名小册子不断在流传；康德坚定地忠于1789年原则，李希特尔继续为吉隆特派唱赞歌；维兰特至少仍反对武装干涉；即使达尔贝格和穆尼埃也为共济会和启蒙思想家辩护。当时在不伦瑞克任宫廷内侍的本雅明·贡斯当出于对愚民政策的恶感，对共和分子颇表同情。最后，同别处一样，战争终于激起了德意志诸国平民的骚动。1793年春，西里西亚的批发商由于不再能出口织物，把织工的工资压到极低的程度，因而遭到了织工们的暴力报复。布雷斯劳的工人在1794年举行了起义，全省实行了军事占领，暴动遭到了血腥镇压。在德意志诸国，没有任何人利用这种局势去反对旧制度。萨克森各大城市和汉诺威的资产者和农民在1793年仅提出税务平等的要求，但毫无效果。巴伐利亚的贵族于1794年向地方议会呈递了一份意见书；符腾堡的地方议会同公爵争吵不休；但特权等级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这和英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辉格党的分裂表明，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革命感情。福克斯及其党羽，还有谴责战争的维尔倍福斯，显然由于国民公会兼并外国、处死国王和滥施恐怖而感到为难。诗人们最初尚能顶住反动逆流；沃兹华斯支持处死路易十六，并宣布拥护共和国。这种思想在沙赛的《边境居民》和《瓦特·泰勒尔》中均隐约可见。然而，由于被“社会”视作异端邪说，他们逐渐泄气了，柯尔律治和沙赛于1794年为自己的梦想破灭而痛哭流涕；科尔律治为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而庆贺。相反，民主派的领袖却毫不动摇；俱乐部的数量仍成倍增长；哈第及其助手——裁缝普拉斯——于1794年售出潘恩的《人权论》达二十万册，诺威奇地区共有三十多个民友社组织，谢菲尔德的民友社竟拥有五千名会员。
托利党很早就主张进行追查。皮特最初并未采取非常措施，满足于让邓达斯和掌玺大臣劳格博罗格在义勇军组织的配合下进行镇压；这些组织不久演变为真正的监视委员会，从事检举、告发、密探以及搜查可疑的书刊和招贴等活动。法官们积极受理种种密告，并作出了罚款、示众和监禁的大批判决。在苏格兰，布拉克菲尔特和邓达斯（内务大臣的侄子）以判案不公和营私舞弊而闻名。福克斯惊呼：“让上帝保佑不幸遇上这类法官的人民吧！”他们往往使用内奸，思想不轨即可定罪，一切有关改革的宣传均被看作煽动叛乱。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加大胆，他们因此首先受到打击。1792年1月2日，律师缪尔在动身前往法国时被人告发；被押回国后，尽管他勇敢地进行了辩护，仍被判处流放澳大利亚十四年。敦提的牧师帕尔梅因起草一份招贴，遭到了同样的判处。民心更加不稳。三十五个民友社团体于10月组织了新的苏格兰国民代表会，约克郡、伦敦和爱尔兰也派遣代表参加。与此同时，伦敦的平民举行集会，要求实行普选和成立一年一度的国会。11月底，在内奸的怂恿下，苏格兰国民代表会通过决议，组织整个联合王国的国民代表会。邓达斯和布拉克菲尔特用武力加以驱散，并趁机将三人判刑。
英国的俱乐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以示抗议；并于1794年3月27日决定召集新的国民代表会。辉格党拒绝在议会中维护民主派的愿望，硬说民主派企图使用暴力和秘密制造梭镖，但始终不能提供证据。以在爱丁堡准备暴动的罪名被处决的瓦特其实是一名内奸，他因从事挑拨性破坏活动而被卷入旋涡，终于不能自拔。皮特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正是这一案件为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正式达成联合提供了机会。这就表明，组成国会的两个政党本质上是团结一致的。5月12日，当局逮捕了哈第、杜克、赛尔威尔等人并查封了俱乐部的文件；议会委员会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审查，16日，皮特配合议会委员会的行动，宣布暂缓施行人身保护令。然而，他尚不敢成立非常法院，当局在遴选伦敦的法官时也没有或未能作弊。由于厄斯金的出色辩护，10月，案件以宣判无罪释放而告终。仅哈第的一名伙伴事后被判处二年徒刑。政府放弃了司法起诉，但它从此可以任意逮捕和监禁嫌疑犯，或把他们押上军舰充当水手。
尽管如此，政府未能把民主派完全镇压下去，由经济混乱带来的失业和食品价格上涨使人民深受痛苦。自1793年起，粮食批发商的囤积居奇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皮特决定对中立国开往法国的粮船行使先购权。1794年和1795年的歉收以及出口困难使形势更加恶化，而在1795年达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骚动正成倍增多，尤其在伦敦、伯明翰和敦提；在农村中，威胁保安官的事件时有发生，圈地并地往往激起民变，土地纠纷有时导致凶杀。抽签征兵当时也遇到反抗；利物浦不得不停止“拉伕”。由于军队变得更容易接受宣传，当局用抗命不服的罪名处决士兵。反法同盟的军事失败对士气是个很大的打击。到1795年10月议会开会时，危机达到了顶点。伦敦于27日举行群众大会，国王和皮特于29日遭到乱民的羞辱。反动派于是加强镇压：11月4日，当局宣布，大型集会和煽动性刊物一概禁止；12月14日，国会通过法案，五十人以上的集会须经申请并由官吏在场方得举行。民主派纷纷提出抗议，但毫无结果。马姆兹伯里以极大的遗憾指出，民主派始终不肯采取武装起义的手段。
民主派的影响从此日逐下降，其原因与其说是镇压的结果，不如说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相对的改善。一方面，1796年的粮食收成尚好；另方面，当局的济贫措施使英国工人免受食品价格上涨之苦。1795年5月26日，伯克郡的保安官参照每个工人的家庭负担和根据面包的价格，制订出生活必需品的指数，决定动用部分税收，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惠特布雷德于12月建议定出最低工资限额，勒令雇主执行，这一建议遭到平民院的拒绝。皮特却赞同在伯克郡推行的制度，并在1796年11月建议将该制度写入法律，他甚至主张，应准许乡村教堂给贫民提供一头奶牛和开设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国会认为皮特的主张过分慷慨了，但各郡纷纷学习伯克郡的榜样。这个做法也许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动的、并同统治阶级利益相协调的一种恩施，其结果也十分明显：统治阶级由此解除了民生派的武装，巩固了贵族制度，同时又使工业家取得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吃亏的只是中产阶级，因为济贫费用大部分由中产阶级承担。地主高价出售小麦；军需商和制造商摆脱了法国的竞争，名正言顺地谋取暴利；他们全都不用负担军费，因而主动向政府提供利率优厚的贷款。反法同盟遭到了失败，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爱尔兰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皮特于1793年1月对改革运动作了让步，同意给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一让步似乎足以恢复平静，天主教委员会宣布解散，格拉坦甚至保证，爱尔兰在对法冲突中忠于英国。但自从加入内阁后，辉格党人要求任命菲茨威廉为爱尔兰总督，后者甚至表示将把政权交给格拉坦和解放天主教徒。爱尔兰贵族公开提出抗议，国王以否决权撤销了任命。皮特一如既往地顺从了，于1795年1月4日到达都柏林的菲茨威廉于2月19日被召回。当时，早已觉醒的天主教徒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当新任总督坎登就职时，都柏林发生了暴动。北爱尔兰的奥伦治王族在责怪天主教徒的同时，也蠢蠢欲动。1796年的饥荒终于使爱尔兰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另方面，救国委员会于1795年派了原新教牧师杰克逊前往爱尔兰，杰克逊被捕后服毒自杀。沃尔夫·汤恩在美国积极筹款；菲茨威廉在汉堡同法国进行谈判。爱尔兰处在暴风雨的前夜，但英国本土仍一片平静。假如英格兰在1794年也出现旺代式的叛乱，贵族的处境将十分危险，他们推行的镇压措施也许会是流血的，而不是不流血的了。
同法国相比，反法同盟诸国在统治手段方面显得比较宽容，人们确实可以认为，同盟诸国通过预防措施避免了最严酷的恐怖镇压。但是，措施虽然温和，其目的却总是为了遏制民主运动的兴起，这使同盟诸国未能煽动民族感情和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当法国革命随意利用人才和调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力量时，同盟诸国却固守其传统偏见和信用那些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马莱·杜潘说得好：“他们害怕本国臣民甚于害怕敌人”，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