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道上慢慢开着车，寻找一个泊车位，我想先回一趟办公室，然后再开车进城。
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帕卡德 [1] 轿车从卖纸烟、雪茄的店铺门前开走了，这地方离我办公室大楼只有三十英尺远。我把自己的车开进这一空位，上了锁，走出驾驶室。这时，我才发现停在我后面的一辆车就是那辆很眼熟的黄色轿车。当然了，也可能不是跟踪过我的那一辆。这种型号、颜色的轿车成千上万，实在太多了。这辆车里没有人。附近也没有那个戴着可可色草帽的人。
我绕到便道上看了看这辆车的驾驶舱。我没看到汽车驾驶证。我在一个信封背面写下这辆车的牌照号码，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我走进办公室大楼。他没有在大楼底层的休息室，也没有站在楼上走廊里。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看地板上有没有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件。我没看到任何信，就从放在这里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几口酒。喝完以后，我走出办公室。我的时间很紧，必须在三点以前赶到城里去。
黄色轿车仍然停在那里，车里仍然没有人。我上了自己的车，发动机器，把车开进马路上的车流里。
在开过日落大道，上了葡萄园街以后，他的车追上了我。我继续向前奔，自己跟自己笑了笑。我纳闷这人刚才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坐在他自己汽车后面的那辆车上。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我把车开到第三大道，准备从这条路一直开进城去。黄色汽车一直跟在我后边，保持着半个街区的距离。我把车开到第七大道同格兰特大街交叉的地方，停在橄榄树路路口，下车买了一盒我并不需要的纸烟。然后，沿着第七大道步行向东走。我没有回头看。走到街旁喷泉的时候，我拐进大都会饭店，走到饭店里卖雪茄烟的马蹄形大柜台前面，点着一支纸烟，然后，在休息大厅的一张棕色大皮椅上坐下。
一个穿棕色西服、戴墨镜、头顶上戴我熟悉的那顶草帽的年轻人，也走进饭店的休息大厅。他躲躲闪闪地穿过盆种棕榈，走到卖雪茄烟的柜台前边，买了一包纸烟。他倚着柜台站着，拆开烟盒，锐利的眼睛扫视着大厅。
他转身拿起找给他的零钱，走回来，找了一处背后有柱子的座位坐下。他把帽檐往下拽了拽，挡住太阳镜，嘴上叼着一支没有点着的纸烟闭目养神。
我站起身，走了过去，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从侧面打量着他。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从近处看，我发现这人的一张胖嘟嘟的脸非常年轻，肉皮白里透红，下巴上的黄胡须刮得很不干净。在墨镜的镜片后面，我看见他的眼睫毛正在很快地眨动，放在裤子上的一只手开始抓紧，把裤子握出许多皱褶。他的面颊上有个小肉瘤，就长在右眼皮底下。
我划着一根火柴，擎到他的纸烟下面。“点火吗？”我问。
他吓了一跳，磕磕巴巴地说：“哦——谢谢。”他吸着气，让我把他的烟点着。我摇了一下火柴，把它熄灭，扔在身旁的一个沙桶里。我等着看下面有什么戏。他斜着眼睛看了我几眼，最后开口说：“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吧？”
“在帕萨迪纳的德累斯顿大道。今天早上。”
看得出来，他的脸比刚才更红了。他叹了口气。
“我一定很讨人厌。”他说。
“让人恶心。”我赞同他的说法。
“也许都是这顶帽子闹的。”他说。
“帽子挺有用。”我说，“但是你并不特别需要它。”
“在这个城市里挣钱真不容易。”他悲哀地说，“办事不能靠双腿走路，坐出租车又会叫你破产。要是自己开车，总有被甩掉的危险。一定要紧紧跟着别人的屁股。”
“紧紧盯人倒没错儿。”我说，“但是你也不能钻进别人的口袋里来。你老这么跟着我有什么事？要么你是在实习，练本领呢？”
“我打算看看你是不是个精明人，值得不值得我同你谈谈。”
“我是个机灵鬼。”我说，“你要错过了同我谈话的机会就太遗憾了。”
他向我们两人的座位背后看看，又向左右两边看看，然后掏出一个猪皮的小夹子来。他从皮夹里拿出一张漂亮的名片，递给我。名片上的字是：乔治·安森·菲利普斯。秘密调查。好莱坞，北威尔克斯路一九二四号，塞内格大楼二一二室。下面是格伦韦尔电讯公司的电话号码。名片左角上有一个小标记：一只睁大的眼睛，长睫毛，挑着眉毛故作惊奇状。
“你不能用这个。”我指着那只眼睛说，“这是平克顿 [2] 的标志。你不能抢人家的生意。”
“叫他们见鬼去吧。”他说，“我做这点儿小买卖他们不在乎。”
我用手指弹了一下他的名片，然后装进衣袋里。
“你要不要我的名片？噢，也许你已经建立了一套我的完整档案了。”
“你的事我都知道。”他说，“那回你办格雷格森那件案子的时候，我是文图拉公司的代表。”
格雷格森是俄克拉荷马城的一个骗子。他的一个受害人跟踪他两年，走遍了整个美国。最后这人被追得神经极为紧张，疑神疑鬼。一个修汽车的人误以为认识他，同他打了个招呼，他竟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说：“接着往下说。”
“今天早上我在你的行车执照上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来了。后来你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把我甩掉，我就到你的办公室去找你。我本想干脆进去同你谈谈，但这违反了我要替当事人保守机密的原则。我这样到处跟着你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又是一个怪家伙。我在一天内已经遇见三个了。这还不算默多克太太，早晚会发现她也是一个。
我等着他摘下墨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又向四周看了看，才开口说：
“我想咱俩有可能进行一项交易，把我们两人的消息来源合在一起。我看见了那个走进你办公室的人。我猜想他已聘用了你。”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他就是我在进行侦查的人。”他说。他说话的声调非常平板，听来甚至有点儿沮丧。“我办的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进展。”
“这个人跟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呢？”
“没有。我是替他的老婆办事。”
“办离婚？”
他又贼头贼脑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才压低了嗓子说：
“那女的是这么说。可是我不太相信。”
“这两个谁都想离婚。”我说，“谁都想在对方身上找个把柄。挺滑稽的，是不是？”
“我办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想起来叫我挺不舒服的。有个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大高个子一直在盯我的梢。我把他甩掉了，没过多久他就又出现了。这人长得非常高，像根电线杆子。”
一个大高个子，一只眼睛有毛病。我吸着纸烟沉思。
“跟你有没有关系？”年轻人有些焦虑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把嘴里的纸烟扔进沙桶里。“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人。”我看了看手表，“咱们最好坐在一起好好聊聊这件事。可是现在不成。我有个约会。”
“很高兴这么做。”他说，“一块儿聊聊。”
“就这么办吧。我的办公室，或者我的公寓。要么在你的办公室，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他用大拇指挠了挠下巴。我发现这人有咬大拇指甲的毛病。
“我住公寓。”最后，他说，“电话簿里没有。你把我的名片给我。”
我把他的名片还给他。他翻过名片，放在手掌里，用一支小小的金属铅笔在反面写了一行字。他写得很慢，一边写一边用舌头舔嘴唇。这时，我发现他看上去比刚才还年轻，甚至连二十岁都不到。但这不可能，因为格雷格森那件案子是六年以前的事了。
他收起笔，又把名片给了我。他在名片背面写的地址是：庭院街一二八号，弗罗伦斯公寓二○四室。
我惊奇地看着他。“是邦克山的庭院街吗？”
他点了点头，脸唰地一下红了。“住处不太理想。”他连忙解释说，“最近一段日子我的运气一直不好，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为什么介意？”
我站在那里，伸出一只手。他摇了摇我的手，把它放下。我把手伸进裤袋，在手帕上擦了擦掌心。我这时站得离他很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上嘴唇上冒着汗珠，鼻翼两旁也是汗津津的。屋子里没有那么热。
我开始往外走，但是又转回身靠近他的耳边说：“我遇见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哄骗我的。我只不过想再落实一下：那个女人是不是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眼光无忧无虑的？”
“我不能管她的眼神叫无忧无虑。”他说。
我继续靠近他的脸说：“这件事也就是我跟你说，你说他们打离婚是不是为了遮人耳目，实际上另外还有点儿事。你说是不是？”
“你说得对。”他轻声说，“另外还有一点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的事。给你这个。”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件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手掌里。一把房门钥匙。
“如果碰巧我不在家，你就用不着在大厅里等了。我有两把钥匙。你想什么时候来？”
“大概四点半钟吧，从现在的情况看。你肯定愿意把钥匙交给我吗？”
“为什么不？咱们俩不是坐在一条船上么？”他说，天真地仰望着我。或者说，在黑眼镜后面，尽量摆出一副天真的神情。
快走出休息大厅之前，我又回头望了望。他仍然极其平静地坐在那里。嘴里叼着已经抽了一半的纸烟，帽檐上的一条棕黄色的帽箍显得特别惹眼。从远处看，这人活像登在《周六晚报》封底的香烟广告。
我同他已经上了一条船了，因此我不能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了。真是好极了。我可以拿着他公寓房的门钥匙，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他屋里走出走进。我可以穿他的拖鞋，喝他的酒，还可以把他屋子里的地毯揭开，数一下他那些藏在下面的千元大钞。我们不是坐上一条船了吗？
注释
[1] 帕卡德（Packard）汽车20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汽车之一。
[2] 平克顿是美国一家有名的私人侦探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