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人们的皮肤有一种干燥的、紧巴巴的感觉。树梢在摇动，街道上挂着的弧光灯晃晃悠悠，投到路面上，形成一块块的阴影。我掉转车头，又向东驶去。
这家经营典当的小店在圣莫尼卡，离威尔克斯不远。这是个老式的小区，被时间的潮水轻轻冲洗着，旧货店的橱窗里摆着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从装在小木盒里、为钓鳟鱼用的整套假蚊钩到可以自由搬动的小管风琴；从折叠的儿童车到带着四英寸镜头的老式人像摄影机；从装在褪了色的丝绒盒里的珍珠母单筒望远镜到当年防卫边境用的点四四口径单发柯尔特手枪——至今仍然有人制造这种手枪模型，西部有些官员为了怀旧很喜欢买一支藏在家里。
我走进这家当铺。一推开店门，装在门上边的铃铛就丁零零地响起来。店堂深处传过来嚓嚓的脚步声，一个人吭地擤了一下鼻子。脚步声走近，一个戴着高顶黑帽子的老犹太人走到柜台后边，从眼镜的厚镜片后面对我笑了笑。
我把装烟丝的小口袋拿出来，从里面取出那枚布拉舍金币放在柜台上。这家店铺的窗玻璃锃光瓦亮，我觉得我好像赤身裸体似的站在柜台前面。这里不像别的当铺那样有木板钉制的小隔间，当东西的人可以把门关起来不让外边看到。
犹太老头拿着金币在手里掂了掂。“金币，是不是？你大概爱收藏金子吧？”他对我挤了挤眼睛说。
“二十五块钱。”我说，“老婆、孩子都没饭吃了。”
“哎呀，这么糟啊！一掂分量就知道是金的。只有黄金和白金才这么重。”他随随便便地在天平上称了一下。“是金的。”他说，“你是说要卖十块钱吗？”
“二十五块。”
“我花二十五块买它干什么？再卖给别人？含金量大概能值十五块。好吧，就给你十五块吧。”
“你的保险柜可靠吗？”
“先生，干我们这行的，保险柜用的都是最牢固的。不用担心。十五块，说定了？”
“给我开票吧。”
他用一支钢笔加上唾沫把当票写好。我告诉他的是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好莱坞，北布里斯托尔路一六二四号，布里斯托尔公寓。
“你住在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就为拿这十五块钱。”犹太人替我发愁地说，他撕下给我的一半当票，把钱数给我。
我走到拐角一家杂货店，买了一个信封。我跟店里的人借了支笔，写好地址，把这张当票寄回到我住的地方。
我觉得饿了，肚子好像已经空了。我到葡萄树餐馆吃了点儿东西，之后又开车到城里去。风仍然没有停，空气比刚才更干燥了。方向盘在我的双手下面好像进去了沙子。我的鼻孔也皱巴巴的干得要命。
高层建筑的窗户这里那里已经亮起了灯光。第九大街和希尔路拐角那家镀铬窗框、绿色门面的大服装店一片灯火辉煌。贝尔方特大楼也有几处窗户亮起来，但更多窗户仍然没有开灯。开电梯的老头儿仍然坐在他的折叠凳上，两眼茫然盯视着半空。我问他：“你大概不知道我在哪儿找得到这幢楼房的管理人吧？”
他慢慢转过头，从我肩膀上面向后望过去。“我听说他们在纽约的电梯，唰地一下，就上去了，一眨眼就上到三十层。真是高速度。那是在纽约。”
“让纽约见鬼去吧。”我说，“我还是爱坐咱们这儿的老电梯。”
“开那种高速电梯得手脚麻利的小伙子。”
“别跟你自己过不去了，老爹。在那边干活儿的人只要按按电钮，说一声‘早安，先生’就成了。其余时间他们都从汽车反光镜里欣赏自己漂亮的身影。你现在开这种老玩意儿可得费点儿力气。满意了吧？”
“我一天得干十二个钟头。”他说，“能有这么个活儿干我挺满意。”
“这话可别让工会听见。”
“你知道工会都管什么事？”我摇了摇头。他给我讲了讲。后来他把眼皮垂下来，几乎在平视我的脸。“我在哪儿见过你吧？”
“我在跟你打听管理这幢楼房的人。”我和气地说。
“一年前他把眼镜摔坏了。”老头儿说，“我差点儿笑出声来。真把我乐坏了。”
“是吗？我现在到哪儿才找得到他？”
这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
“啊，你是问管楼的头头儿啊！他回家了。他不回家上哪儿去？”
“可不是。多半回家了。也许看电影去了，可是他家住什么地方？他叫什么名字？”
“你找他有事儿？”
“有点儿事。”我的手在裤袋里攥得紧紧的，竭力控制自己不对他大喊大叫。“我要跟他打听这座楼的一个租户家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家里的地址在电话簿上查不着。我是说这个人不在办公间的时候住在哪儿。家在哪儿。”我把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来，在空中比画着，慢慢地写了“家”这个字。
老头儿说：“哪位租户？”这次他回答得直截了当，把我吓了一跳。
“莫宁斯塔尔先生。”
“他没回家。还在办公间。”
“你敢肯定吗？”
“当然肯定。我一般不太注意谁进谁出。可是这个人跟我一样是个老头儿，所以我有印象。他还没有下楼。”
我走进电梯，告诉他我上八楼。
他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门关好，老电梯吱吱呀呀地升上去。他不再看我了。电梯停了以后，我走出去，他既没跟我说话也没看我。他还是弯腰躬背地坐在垫着粗麻布垫子的木凳上。就是在我转过楼道转角的时候，他的身子也没动。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过道里只有尽头两扇玻璃门里面亮着灯。我在莫宁斯塔尔的办公间门外站住，点着一支烟。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我推开那扇写着“请进”两个字的玻璃门，走进那间摆着打字机的小办公间。通往里间屋子的木头门开着一个缝。我走到门前敲了两下，叫了声“莫宁斯塔尔先生”。
没有人回答，寂静无声，连呼吸声也听不到。我觉得我后脖颈子上的汗毛开始竖起来了。我绕过木头门，探头往里一看。天花板上的顶灯正亮堂堂地照着天平的玻璃罩，照着皮面写字台四周一圈打蜡的木框，照着整个硬木写字台，照着一只方头黑皮鞋和露在皮鞋上面的棉纱袜子。
但是这只鞋摆在地板上的角度不对头——鞋尖向上翘着，指着天花板的一角，腿的上半截搁在大保险柜的侧面。我迈步走进屋子，像是走在污泥里。
他的身体蜷曲着，仰面朝天躺着。孤孤零零，一口活气儿也没有了。
保险柜的铁门开着，一串钥匙挂在第二道锁的锁孔上。一只金属抽屉拉开一半，抽屉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里面原来可能装着钱。
屋子里其他家具、摆设好像都没变样。
老人的衣服口袋被掏到外面。我没有动他，只是弯下腰，用一只手的手背在他的紫红色的面颊上贴了贴，好像在摸一只青蛙的肚皮。他的前额上有一个伤口，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次我没有闻到火药味。从他皮肤的颜色看，他是因为心脏停止跳动死去的，可能出于震骇、恐惧。但即使由于心脏停跳猝死，这仍然是一桩谋杀案。
我让灯继续亮着，擦干净我在门把手上留下的指痕，走了出去。我从防火门走到下面六楼。我一边走一边毫无意识地读着过道里玻璃门上标着的姓名：H.R.蒂格尔，牙科实验室；L.普利德威尼，会计师；达尔顿与李斯，打字服务；E.J.布拉斯柯维茨博士，博士的姓名下面有一行小字：按摩医师。
电梯慢腾腾地爬上来，开电梯的老人没有看我。他的脸同我的脑子一样，一片迷茫。
我从街角的急救站打了个报警电话，我没有告诉对方我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