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我回答您的问题，我持有二四〇〇号党证，是由克拉斯诺达尔党委发给我尼基塔·巴尔马绍夫的。我的履历可以这么说，一九一四年以前，我一直在家帮助父母种田，一九一四年以后我不再种田，转到了帝国主义者的行列，保卫彭加勒公民和镇压德国革命的刽子手艾伯特，至于这两个家伙，应当认为，即使睡觉做梦也想着法儿要来帮助生养我的库班州的哥萨克村镇圣伊凡镇。我就此做了牵线木偶，替他们卖命，直到列宁同志拨正了我凶残的刺刀的方向，指明我的刺刀应当扎进什么样的肠子，什么样的肠网膜，我的刺刀这才长了眼睛，在刀尖上刻着‘二四〇〇\'这个号码，所以此刻从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嘴里听到关于来路不清的N……军医院这种无耻的伪证时，我的刺刀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我本人则感到好笑，笑得连大牙都掉了。我没有向这家医院开枪，没有向它发起进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三个人负了伤，这三个人具体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我们打骨子里发着高烧，我们哪会对医院发动进攻，我们不过是穿着医院里的病号大褂，站在广场上犹太老百姓中间哭几声罢了。至于说我们用军官的纳甘式左轮枪打碎的那三块玻璃，凭良心说，物非其用，把玻璃安在小仓库门上，毫无必要。亚维英大夫明明站在他医院的窗口，看到我们这次不幸的射击，不但不予劝阻，反而幸灾乐祸地做出各种笑脸来嘲笑我们，这一点上面提到过的科任镇的犹太老百姓都可以作证。关于亚维英大夫，侦察员同志，我还可提供一个材料，我们三个伤员，具体说就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刚踏进医院接受治疗，他就嘲笑我们，一张口便蛮不讲理地说：你们战士们每个人都要在浴缸里洗个澡，立刻扔下你们的武器、你们的衣服，交由我们的军需仓库处理，否则我担心引起病菌感染……这时战士库斯托夫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头野兽，而不是人，便把他的断腿朝前跨出一步，责问说，在库班锋利的军刀上，除了让敌人望风丧胆的我们的革命之外，怎么可能有病菌感染，同时，他很想知道，军需仓库里看管物品的确实是党员战士，还是恰恰相反，是个非党群众。这时，亚维英大夫显然看出，我们是非常了解什么叫叛变的。他转过身去，没再多说，便将我们打发到病房去，他又做出各种笑脸望着我们三个缺胳膊断腿的人怎样互相关照，搀扶着朝病房走去，因为我们三个，具体地说：戈洛维岑同志、库斯托夫同志和我，是圣伊凡镇的老乡，谁的腿断了，就会有一个同志伸出手去扶他，谁的胳膊没了，就会有一个同志伸过肩膀去让他依靠。我们遵照命令朝病房走去，我们期待在病房里看到的是读书看报的活动，是对事业的忠诚，可您有兴趣知道我们踏进病房时看到的是什么吗？我们看到好几名红军战士，一色都是步兵，坐在铺好的床上下跳棋，几个高高胖胖的女护士站在一旁的窗下饶有兴趣地观战。我见到这种情况，好似五雷轰顶，站停下来，挪不开步子了。
“‘伙计们，仗打完了吗？’我提高嗓门招呼伤员们说。
“‘打完了。’伤员们回答说，走动着用面包做的棋子。
“‘步兵，你们离打完仗，’我对伤员们说，‘还早着哩，因为敌人还在离小镇十五俄里的地方走来走去，因为《红色骑兵报》上还登着我们的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地平线上乌云密布。’可是我的话从英勇的步兵身上弹了开去，就像羊塮从团队的大鼓上弹开去那样。我白费了口舌。这场谈话的结果是护士小姐把我们几个领到病床旁边，又开始扯皮，硬磨着要我们交出武器，好像我们是败兵。她们的话把库斯托夫激怒了，他动手扯开位于左肩，位于这位战士和无产者鲜红的心脏上边的伤口。护士们看到这个场面，便闭口不言了，可她们的嘴只闭了短短一会儿，又玩起非党群众嘲弄人的把戏来，想找几个甘愿受她们驱使的人，乘我们睡着的时候，把我们的衣服拿走，或者强迫我们参加文娱活动，让我们不讲体统地换上女人的裙子，扮演戏里的角色。
“按说护士是慈悲为怀的，可她们却心狠手辣……为了几件衣服，她们不止一次试图给我们服安眠药，所以我们只得提防着，轮流睡觉，时刻都有一只眼睛睁着，连上茅房撒尿的时候也全副军装，挎着纳甘式左轮枪。就这样受了一个礼拜零一天的苦，我们开始说胡话，出现幻觉，终于在成为被告的那天早晨，就是说八月四日早晨，我们一觉醒来时，发觉已被人做了手脚，我们像苦役犯似的穿着打有号码的大褂躺在床上，枪不见了，由我们的母亲们，由库班的老婆子们用她们衰老的手织出来的衣服不见了……只见阳光明媚，那些只知在战壕里爬进爬出的步兵正冲着我们耍流氓，我们三个红骑兵置身他们中间受尽了侮辱，和步兵在一起的是心狠手辣的护士，她们昨夜给我们下了安眠的药面，而此刻正颠晃着年轻的奶子，用盘子给我们端来可可，这种可可再兑牛奶也仍然是一杯苦水！由于这场旋转木马游戏是那么的快活，步兵把拐杖敲得震天价响，还把我们当做娇滴滴的妞儿咯吱我们的腰，说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仗也打完了。不，鬈发的伙计们，你们把肚子吃得像鼓那么大，晚上放起屁来像打机关枪，告诉你们吧，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仗还没打完，我们装出有事要办，告了个假，走到院子里，冒着高烧，也不顾身上全是发青的伤口，走出院子，径直去找县革委会主席鲍伊杰尔曼公民。要是没有这个人，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也就是说，要是没有这个县革委会主席，我们就不会被气得头脑发昏，那么开枪这场可能引起的误会也就不至于发生了。虽说我们拿不出有关鲍伊杰尔曼公民的确凿的材料来，可我们刚走到县革委会主席那儿，就注意到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公民，穿件短皮袄，是个犹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很不雅观……鲍伊杰尔曼公民的两只眼睛骨溜溜地东张西望，一望而知，他压根儿看不懂这一大堆文件，这些文件让他伤透了脑筋，更何况又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建有战功的战士，他们铁板着脸，跟鲍伊杰尔曼公民交涉粮食供应问题，这时当地工作人员又插进来向他汇报周围村庄发生的纠纷，还没等他们汇报完毕，又来了几个革委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毫不拖延地立即在县革委会举行婚礼……我们也一样，扯开嗓门叙说军医院里发生的叛变事件，可是鲍伊杰尔曼公民只是瞪了我们一下，两只眼睛又骨溜溜地东张西望，然后抚摸着我们的肩膀说，别为难地方政权了，这事儿轮不到地方政权管，他怎么也不肯作出批示，只是说，战士同志们，要是你们怜惜苏维埃政权，就请你们离开这幢房子，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就是说不能同意离开这幢房子，我们要求他给我们每人开张身份证，可他不肯开，我们气疯了。就是在这种气得发疯的情况下，我们走到了广场上，在军医院前面缴了一个单枪匹马的骑警的枪，痛哭流涕地打坏了前面提到的仓库门上的三块所谓的玻璃。亚维英大夫眼看着这件不应发生的事发生，却不予劝阻，反而装腔作势地堆出笑脸来，他这是在什么时候笑呀，他是在库斯托夫同志四天后就要因伤势过重而死的时刻笑的！
“库斯托夫同志在他短暂、鲜红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担心发生叛变，叛变时时刻刻从窗口朝我们挤眼，时时刻刻嘲笑着大大咧咧的无产者，同志们，无产者自己也知道自己大大咧咧，我们为此而痛苦，我们的心灵在熊熊燃烧，用火焰撕裂着肉体的樊笼……
“我告诉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叛变从窗口讥嘲我们，叛变脱掉鞋子在我们屋里来回走动，叛变把鞋子搭在肩上，生怕把被窃一空的房子里的地板踩得嘎吱嘎吱地响……”
[71]彭加勒（1860-1934），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得“彭加勒即战争”的绰号。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72]弗·艾伯特（1871-1925），一九一九年任德国总统，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一九一八年任德国总理时，与总参谋部签订关于把军队开进柏林镇压革命的秘密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