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
礼
君臣之礼
《宋记》：太祖皇帝常读二典，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於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骂辱不及於公卿。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贷死，惟臧吏弃市，未尝容赏。
录曰：此宋朝家法过汉唐，後世鲜能及也。夫礼义康耻，人主所以鼓动维持。举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缙绅之所以异於闲阎，人类之所以异於禽兽，君子之所以别於几民，所系盖不细也。至於臧吏，尤为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终宋之世，虽臣下有罪，苟非臧犯，法当窜逐，人君自请与一善地，未闻有受杖而毙，受戮而辜者。岂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孙守法之善乎。
太宗尝召翰林学士窦仪草制。仪至苑门，见上岸积胱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太祖遽索冠带而後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太祖敛容谢之。由是对近臣未尝不束带。
录曰：帝之窒慾，非古人之多慾者。其岸情胱足，一时之偶耳，索冠敛容出于本心，非有所矫揉而为之也。仪本以厚重见推，岂肯陷其君於无礼哉。其部立不进，庶几自重之义。呜呼。君臣之问，两得之矣。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亲试礼部贡士於讲武殿，始分三甲，锡宴于琼林苑，宠之以诗，遂为定制。
录曰：鹿呜之宴，宾兴之盛典也。琼林之宴，使造之殊恩也。我朝名恩荣宴，特异於是，又制百官朝服，称贺致词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礼当称贺，则又非常礼之可比也。
《言行录》：仁宗天圣四年，侍讲胡瑷当召，对例须先就阁门习仪。瑗曰：吾平生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也。何以习为。阁门奏，准令就舟，次习之，上亦不之强，人皆谓山野之人必失仪，及登对，乃大称旨，上谓左右曰：胡缓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录曰：今时朝见之礼，俱赴鸿胪寺习仪，正恐草莽不知。此乃定例，着於典章。若缓之破例，又可以见人主圣德优容，无所不至，而盛时气象，亦略可占矣。录之。
《列传》：神宗熙宁元年，富弼入觐，许有舆至殿门。帝御内束门小殿，令其子掖以进，且令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苟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也，祸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曰反乃退。
录曰：当仁宗之相弼也，尝有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今观肩舆至殿，坐语毋拜，所谓礼也。谏则叉行，言则叉听，所谓诚也。以帝之初，政如曰方升，而弼之者，成如着方次。诚哉，对病之药，立效之砭乎，奈何其不然也。转沛然之势而为默然之应，虚礼虽隆，推诚未至。观於二帝之问，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佑元年，诏太师文彦博平章军国政事，时年八十一矣。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来聘，望见其人於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二腾公也。问其年曰何壮也。苏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西兄有名马，请於边吏，愿以馈诏许之。其为外国所敬如此。至是司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辅。宣仁太后乃有是命，特隆其礼，令班宰相。上六曰一朝，两月一赴经筵，古今罕以为比。时公对上泰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曰，上屡却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至去。及程正叔为侍讲，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或谓正叔曰：君视涤公何如。正叔曰：腾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录曰：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故以游公而当正叔之任，铃不肯废坐讲之礼；以正叔而居游公之位，又岂能易敬慎之常乎。
苏轼为翰林学士，每经筵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尝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太皇太后问曰：卿今为何官。对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生於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尺，始於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
录曰：程颐之议坐讲也，凛乎其正；苏轼之见便殿也，惧乎其遇。一则宋朝家法远过汉唐，一则太后慈仁有同尧舜。百世之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岂不美哉。
绸《礼志》：太祖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聂从义上三礼图，诏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命中丞刘温叟、舍人李防、知制诰卢多逊、补阙贾黄中、员外郎和岘等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无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阴，盖一时弥文之制也。先是天禧中，陈宽编次礼院，所承新旧诏动不就。仁宗天圣初，太常博士王嗥始取国初，至乾兴所下诏，动删去重复类，以五礼之目为礼阁，新编六十卷。景佑四年，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皇佑初，文彦博又撰大飨明堂记二十卷。至嘉佑中，欧阳修纂习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於旧者，盖十三四焉。
录曰：愚观史之微意虽未露，而为仁宗致惜不既多乎。何也。太祖承五代之乱，虽以禅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实。太宗当兴国之运，昆从多致暂阻，何有尽善尽美之图。真宗弥文之制，不满者多矣。至於仁宗当积德百年之余，正制礼作乐之曰。且帝之所禀者，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其所施者，以莫不爱，以莫不敬，而溥天率土，怛敬怛爱。又非他君可以彷佛其万一也。苟有如周公者辅而相之，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
金声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旧，无着迷之体，如史之所惜哉。且仁宗笃於好学，尝因王沬讲周礼，命画车服冠冕、篷豆盖盖之制，而不能详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况其他者乎。或曰：使鲁两生遭逢其时，果能制作乎。曰：不能也。夫至礼与天地同序，至乐与天地同和。苟非天下之至诚，尽己性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不能及也。两生虽能守鲁之礼义，然岂能致中和，如子思所迷者哉。而况於宋兴人主之学惟务博览，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可以同日语哉。然则仁宗之所好，亦不过器数之末而已。无怪乎，不能副所望也。
朱熹乞修三礼云：臣闻之，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茸，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自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未，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於其问，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臣顷在山林，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而私家无书检阅，无人抄写，久之未成。会蒙除用，学徒分散，遂不能就。欲望圣明，特诏有司，许臣就秘书省关借礼乐乏书，自行招致旧曰学徒十余人，踏逐空问官屋数问，与之居处，令其编类。虽有官人，亦不系衔请俸，但乞逐月量支钱米，以给饮食纸札油烛之费。其抄写人下，临安府差拨贴书二十余名侯，结局曰量支犒设，别无推恩。则於公家无甚费用，而可以兴起废坠，垂之永久，使士知实学。异时可为圣朝制作之助，则斯文幸甚。
录曰：以宋子之疏终焉者，宋自中叶，濂、洛、关、闽诸贤辈出。周子曰：阴阳理而後和，故礼先而乐後。曰：优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程子曰：礼所以立身也。安礼而和乐，斯为盛德矣。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存其数，祝史之事也。张子曰：礼所以持性。礼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曰：礼非止着见於外，亦有无体之礼。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朱子曰：礼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呜呼。斯数言者，岂非制作之本欤。苟使群哲得其位，行其道，宋之一代礼乐叉有以参於先代者，奈何徒自修之于下，未见达之在上。而王吕章蔡秦韩贾史之徒相继居师相之位，擅制作之权，政使学士大儒无书检阅，无人抄写之苦。虽然尚有学徒可集，及门可托，较以今之势利并与，学徒及门无闻焉。而甘心毛颖，自相对局，其为蜜落，又何雪什伯乎。
《皇明诏令》：洪武五年，诏曰：朕闻三皇立极，五帝遵教。盖未备之时，宜君人示其所以。三代循之，民用和畦。自周至於汉唐宋，增臧益周，国乃用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统天下祖宗之灵，百神佑护，得正帝位。朕本草芥之士，失习圣经，配推强抚顺二十余年，常无宁居，一盘粗疏。故道理未臻，民不见化，乡市闻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礼仪风俗可不正乎。兹有所示谕尔臣民，韶书到後，敢有不遵者，问拟如律。
录曰：圣祖此诏，其贤于马上之习乎。夫商君弃礼义，捐康耻，流祸秽於千古。汉自三章之约，曾无片言及之。陆贾时时称说，则谢曰：安事；贾生痛哭流涕，则谦曰：不遑，未见以礼义风俗措一言发一令者。此所以终汉之世，袭秦杂霸，无由变革，岂若大明丽天颓俗没地，斯民丕变，天下大同者哉。臣幸躬逢其盛。录之。
《圣政记》：国初时，御臣以礼，常赐参政。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召集江南宿儒议礼，命为总裁。又赐学士宋濂饮亲赋辞一章。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及濂致仕，赠以衣三袭，因问：卿今年几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绮，俟三十二年作百岁衣也。初濂请岁一来朝，是年九月入朝。上伫想久，及至，大喜，遣仪曹奉嘐膳诸物抵寓馆以赐，遂曰侍上。游历观阙，盘旋禁御，询咨备至，便殿侍食，曰晏始退，叹曰：纯臣哉。及甘露降，上召公赐坐，躬执金杓，炼汤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曰：此和气所凝，能愈疾延年，故与卿共之耳。
录曰：此又贤於溺冠慢儒者。夫束园绮里，汉不能致；而浙之四儒，明祖首招致之。蚓当涂之陶，其所造濂洛关闽之学，与四先生当亦不殊。此所以光有四海，无复腥擅污秽之气象，正由礼貌名儒远追皇王圣帝之遗风也。呜呼，盛哉。
永乐中，吏部尚书赛义历少师九载，户部尚书夏原吉陆少保，亦经三考，皆赐勃嘉奖，有淳良笃实如古名臣之谕。既赐宴礼部，又亲宴之别殿，各赐银章一颗，其文曰：绳愆纠缪。且谕之曰：朕有过举，卿但具奏来。以此识之，朕不难於从善。明年，扈从巡边。既还，上念二臣皆春秋高，欲优逸之，赐勃嘉劳，命辗职务而仍其禄，朝夕侍上。备顾问谋议，而恩礼益厚。
录曰：自示我周行之後，孰不以燕私为亲怩，为优礼，为特恩，孰有绳愆纠缪者哉。唐太宗之丹霄殿、玄武门，不足多矣。夫以二公之结知，圣皇任以心膂，信如着龟，势利不能夺，谗问不能媒，所谓淑人君子，心如结兮者。观其不以私惠归德，务相引翼，果於从善，又可见上下交而为泰之时矣。录之。
《名臣录》：南京吏部尚书魏骥寿九十八，既已阶荣禄大夫，复因御史梁防之请，宪宗皇帝亲谕礼部曰：尚书魏骥寿及百龄，兼有德望，朕深嘉悦。其勃遣行人存问，赐羊酒，有司月给米三石赡之。先是公由松江训导，以礼自居，荐为太常博士。宣德中，陞考功员外郎，转太常少卿。正统三年，迁吏部左侍郎，复陞是职，前後历任有声。虽权右王振亦礼重之，呼为先生赞礼，惟帕一方，亦不较。景泰改元，至京，时阁老陈循公主试，时所取士也。请曰：先生虽位冢宰，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吾辈而已。公不从，退谓人曰：渠将朝廷事为一己事，安能善终。
录曰：愚观文靖起自校职，卒登台鼎。其始也，勤於教育造就人才而已，未闻有补天浴曰之才华也。其终也，清慎有声，端重简默而已，亦未有旋乾转坤之功业也。盖由祖宗列圣爱惜人才，得以长久，自效一时。虽无赫赫之名，久後常怀不尽之意，故能使巨当致敬，内阁恳留。若斯人者，岂一朝一夕而致然哉。卒之百年上寿，元宰上卿。孟子曰：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其诸文靖公之谓夫。
弘治乙丑，武宗嗣位，恭上两宫尊号，爰下优老之让，覃恩天下。时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致政于家，年及九十，特隆玺书，遣行人备缯帛酒忾加赐，存问于时，仪文繁褥，宠灵焕赫，盖异数也。公生永乐全盛时，闻祖宗遗风余烈，历宣德正统问，沾富教之泽，历内寺外郡，以至方岳。天顺励精，暨於成化，力自振奋，弹压权贵，劾邪佞而置之，法一佛意，则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弘治初，特起为执法秉政，复为谗邪所间，竟不失其正以去。殆今J敦庞硕大，着书玩易，阅天下义理不少休，且余啖动履，强健宛如五六十岁人。诸公凋谢之余，国家更化之後，而独巍然以存，信乎天下之大老也。
录曰：储柴墟之寿，三原曰：惟魏文靖公与公名位德谊相上下。至於论功与言，则文靖似不及。愚谓：人惟名德相高而已。魏有门生如陈阁老劝之少留，毅然不变，非惟不为所染，其所料凿凿无爽。当今之世而有若人乎哉。然则，功与言当在第二义也。
嘉靖初，劝谕致仕大学士谢迁：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业固难；而退处其乡，寿考康宁，完名全节，足以系天下之望，尤为不易。卿性资端方，器识宏远，粤自蚤年，潜心正学，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辈声翰苑，誉望弥隆。逮我孝皇简注有素，爰自宫端，擢居内阁，朝夕献替，不激不随，慎守彝章，护惜善类，延访于便殿，顾问于平台，危言谠论，裨益弘多。当时政化清美，皇惟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闻末命付托谆切，益感知遇，誓谒诚捆。武皇之初，协心匡弼其殿，然不可回之气往往形于词色，直道难容，告老而归，高风大节播在天下。中遭权奸，横加谗抑。旋复昭明，人咸钦仰之，不置。乃今年跻七秋，体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不多见焉。朕嗣承天序，图新治理，惟卿累朝耆旧，皇斡朕怀。蚓夫公论明扬，可以见卿之贤於人远矣。特遣行人责勃存问，用表异数。卿其体朕至意，颐养天和，茂膺寿祉，用表仪於天下，则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
录曰：今上嗣位之初，不遑他务，首遣行人责勃存问洛阳刘公、洪洞韩公、余姚谢公，一时元老，盖三焉。录止谢公者，以亲手捧纶音，躬行大礼，目击其盛，非口耳传闻之比。故备录之，以终百代君臣之礼之式。
弘道录卷之三十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