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 去冬以来，东京一带流感日甚，患者多达二十万，死者达两千人，据称是西班牙流感。
五月一日 日本庆祝最初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八月一日 德国驻日本大使代理威廉·索尔夫（Wilhelm Solf）抵达神户。
九月二十三日 东京帝国大学许可女子旁听生。
十月一日 我国举行第一次国势调查[195]，结果显示日本人口逾七千七百万。
十月二日 朝鲜春晖我领事馆遭土匪及暴徒袭击。
十一月三日 明治神宫竣工。
内山完造三十五岁。这一年，因去年以来激烈的排日运动仍在继续，我的公出旅行仍限于往年市场考察的程度。虽说店里生意全无，可我的书店却在日人、华人中间渐次有了些人气。个中原因各种各样，不一而足。但其中最重要的，我想是不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朝鲜人，都能得到内山书店一视同仁的对待。五月一日的国际劳动节，中国头一次在北京、广东、上海举行纪念活动，好不热闹，倒不失为一种“预热”。碰巧青年会主事前田寅治君陪同前一天刚刚上陆的、正准备赴欧洲的铃木文治[196]（劳动总同盟的领袖）来访，说铃木明日一天在此间逗留，希望我能带他到什么地方转一转。于是我说刚好明天在天后宫有中国首次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遂答应带他一起去看。结果，来的客人除了铃木文治氏和松冈驹吉[197]氏外，还有另一名同伴，我带领一行人直奔浙江北路的天后宫会场。到那儿一看，院子里挤满了工人和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则集中在楼上。上得楼来，见汪兆铭[198]先生和施存统[199]在那里，便上去做了一番介绍，对方当即请铃木先生发表演讲。没想到，不意中竟成了如此奇妙的组合：在中国最初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中，首位讲演者是铃木文治先生，而第二位是汪兆铭先生。那天铃木先生演讲，头一句是“中国的兄弟们”，我至今犹记得；汪兆铭先生则呼吁：“八小时劳动，八小时读书，八小时睡觉。”就这样，上海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竟不期而然地以日中两巨头的演说拉开了序幕。
上海YMCA主事位置的空缺，终于迎来了前田寅治氏。而前田就任后的头一项工作，便是计划安排暑期讲座。利用暑期休假，从日本的大学聘请三名教授来沪讲座，三人各讲一周。讲座在晚间，每个讲座分五次。三个讲座共出售五百张听讲券，每张卖大洋五元。讲座结束后，安排游览杭州或苏州，往返列车汽船均为一等。讲座的会场设在北四川路日本人小学讲堂，定于每晚七时开讲。这其实是根据我的提议，由前田氏向理事会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关于讲师的人选，决定仰仗吉野作造[200]博士的推荐。第一回是经济学方面，由森本厚吉博士讲；文学方面是成濑无极博士；社会学方面则由贺川丰彦先生讲。五百张听讲券竟全部售光。这对在上海的日本人来说，毕竟是破天荒之举，颇令滞留此地的日本人开眼。然而，计划实施下来，却超出预算以至亏损。众人商议何以填补亏损，我提出自己负担一百五十日元，其余部分由各位理事酌情分担，亏损遂被抹平。如此，各位理事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一些损失，但却做了件有益于留沪日本人的事情，其后数年都不惜亏损，每逢暑假便如法炮制，乃至后来扩大至汉口、青岛，委实令人欣慰。第一回讲座有三名中国人出席，分别为李仆俊（李人杰）、[201]白俞桓、[202]陈望道[203]三位先生。后李人杰于汉口被胡宗泽（？）[204]杀害，白俞桓在天津遇刺，只有陈望道先生一人现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回以后的讲师，现在记得的只有斋藤勇博士、永井潜博士、片上伸先生、福田德三、木间久雄博士和吉野作造博士这几位。每年，我都为讲座的实现而拼命工作，从听讲券的预售，到会场设备的准备及结束后的打扫，从每晚的端茶倒水，到为讲师装卸电风扇，有时还得客串司仪，可谓事无巨细。有时也会带讲师参观，我总是像对自己的事情一样尽心尽力。有一回，让一个青年担当发售听讲券的工作，那青年居然卷款失踪，众人大惊。幸亏发现得及时，损失尚有限。某年的讲座上，讲师突然发飙，结果反给大家添了麻烦。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愉快地工作着。后来，前田寅治氏自己经营了一家男用品店，便辞掉了YMCA的工作。他回国后再度来沪，也是我从中牵线搭桥。来沪不久，宿疾复发，遂于医院往生。卧病之际，也主要是我来照顾他。其遗孀和遗孤应该还在工作。
话说回来。是年，我计划去趟福州。大约是五月下旬，我乘坐大阪商船公司的轮船出发了。在马尾港下船，换乘小火轮沿闽江溯航而上，然后下榻于因《国姓爷合战》[205]而驰名的万寿桥畔的临江旅馆。抬头即可见鼓山的万寿桥驾于清流闽江之上，是一座把南台和内城连结起来的长石桥，在河中岛处一分为二，桥面略窄，桥上每天熙来攘往的各色人等，可谓摩肩接踵。耳边到处是轿夫们拉客的声音：“坐轿子啦，坐轿子啦！”简直像蜂箱的蜂鸣一样不舍昼夜。更有意思的是，一根棒子伸到桥栏的外面，轿子挂在棒子上。等来客人，便把轿子放下来，让客人坐进去后，再抬起轿子。几乎与此同时，随着“轿来、轿来、轿来”的吆喝声，轿夫们甩开步子走起来。桥头处，泊着不少划子（小舟），船头多为女子，尖着嗓子揽客：“来、来、来……”临江旅馆停着很多东洋车（人力车），车夫们一边吆喝着“去城里”“到南门”，一边拉客……如此风景，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生存竞争的一大战场。我想，倘若达尔文再世，恐怕会说一句“何需多言，一目了然”吧。可虽说如此，此间居然也有高雅如临江旅馆的旅舍，令人备感幸运。头一次来的时候，这里只有几家腌臜小客栈（城里大概有好点的旅馆。南门外大街一带因为有温泉，大概也有旅馆，可我们的向导并不了解），我们只好在一间叫大和屋的日本人开的料理店兼客栈借宿一室，现在想来还禁不住苦笑。在这家临江旅馆里，日本人的待遇却不怎么样，面江的江景房住不成，住到另一侧面向马路的二楼房间。可在这儿却不意拾到东西，真令人领教了什么叫人间万事、塞翁失马。这件事，我后来写进一篇题为《喝粥哲学》的漫谈中，可这篇文章却被安藤某人剽窃，甚至参加《周刊朝日》的有奖征文而得了奖。
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窗户打开，然后到对面同一时间开始营业的粥屋看热闹。店门一开，车夫、船夫、轿夫一准儿会围作一圈，向店里张望。盛粥的桶，四只并排摆在一起。他们只要看见有东西摆在那儿，立马作鸟兽散。然后，便有人陆续从东边、西边拿着盛粥的容器前来买粥。在这些客人你来我往的当儿，上面说的那些人便又聚拢过来。刚好这会儿桶里的粥卖掉一半，还剩半桶，他们这才伸手买来喝。一人一碗，风卷残云，转眼就见底。日复一日，每天早晨都如此。我觉得蹊跷，便喊来茶房问个究竟，店小二却说“不晓得”。于是决定亲自试验一把，便在刚开门的时候买了一碗喝。粥又烫，又好喝。端着碗站着喝粥的当儿，又买了一碗，看着也还相当热，心里马上就明白了个中原委。原来，头一碗粥比较稀，站着喝的时候，粥会逐渐变稠——人家喝粥是要考虑稀稠的。我从中发现了中国劳动者的饮食心理，并命名为“喝粥哲学”。日后，根据弘一法师在此地鼓山涌泉寺发现的古木版（现存中国最古老的木版），得以重印《〈华严经〉论疏纂要》四十八卷，并通过我的书店，向日本寄赠了十五部。有缘如此，我参观了鼓山。福建省与日本颇多共通点，不仅言语的声调近似，家屋是石瓦屋脊，多木结构，立柱搭梁的方式也与旧式日本建筑大体雷同，且多用松木，令我等日本人油然萌生某种亲切感。特别是看到那些在船上生活的疍家[206]妇人，习惯扎着跟日本元禄妇女差不多的发结，风俗相当，真是令日本人怀旧。我随处转了两个星期，然后回到上海。
走笔至此，才知道今年的流行性感冒是意大利流感。想到也是年内曾流行并造成东京一带患者多达二十万人的流感是西班牙流感，这种连日本国内的流感都被冠以世界二流国名的“舶来”现象，委实令人吃惊。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何以没有被冠以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世界一流国名的流感。实际上，日本人对在自己国家发生的情况也并非尽在掌握。况且，如果那些“舶来”的流感只是在日本流行了一阵子后便消失了的话，也只能说那些“风神”[207]是比较脆弱的，呵呵。[208]至此，这一年的拉拉杂杂便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