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六日 塚田中将战死，晋级大将。
二月九日 南太平洋方面的我军宣布从布纳、瓜达尔卡纳尔“转移”。
五月六日 轴心国军从突尼斯比塞大撤退。
五月二十一日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374]战死。
五月二十九日 阿图岛守备队全员玉碎。
七月二十五日 墨索里尼辞职，巴多格里奥就任总理。
八月二十二日 我军从基斯卡岛撤离。
九月八日 巴多格里奥政权脱离轴心国阵营。
九月十日 德军完全占领罗马。
九月十二日 德军宣布营救墨索里尼。
九月十六日 大和丸遭敌潜水艇鱼雷功击沉没。
内山完造五十八岁。是年于现地出版了《上海汗语》一书。虽说中日之间往返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商船的往返还是相当多的，也有相当多的货物运进来。到大东亚战争时，由于南方[375]方面的出版物激增，流行趣味也从此前的中国方面转向南方方面。如此一来，南方方面的出版物在上海的销售便很不畅。于是，冠以南洋经济、南洋资源等南洋××和南方圈××的出版物像洪水般泛滥开来。我开始觉出人心之不靠谱：现在毕竟是在跟中国打仗，而且是赌上整个国家命运的战争，况且已经处于全面失败的劣势，可那些所谓流行心理的代表者，仿佛完全忘记了失败这回事，言必称“南洋”“南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连那些一向以大陆发展、大陆经营为目标的人，也因为失败的缘故，很快便改口说什么“到底还是南洋”“南方才是目标，中国无非是道边野草罢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为自己的意志薄弱和行为懦弱寻找理由的话，我实在是听够了。日本人不过是小聪明而已——这一点恐怕在第三国人看来是清清楚楚的。对此，我也只有遗憾了。流行的潮流已弃中国而去。而且，这年二月，日军声称从布纳、瓜达尔卡纳尔“转移”，实为败退；五月，被视为玉碎主义“正尊”的阿图岛复被美军夺回。实际上，为达成“完全占领”长沙的目的，日军已经是第二次“撤退”。遗憾的是，此时，日军在实力上已然暴露了外强中干的真实面目，可内地人却并不知情。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有的人甚至在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聆听了天皇的广播讲话[376]之后，仍然相信“皇军的胜利”。
打一开始，我就持战争悲观论，曾说过“前途更无光明”——那是我自中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信念。一次，在日本文化协会主持的工业俱乐部的讲演会后，我被两位陆军将官喊住：“听了你的话，感到与军方的中国观完全相反，是这样吧？”我答道：“军方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的确是这样观察中国的。”遂把彼时的讲话印成了小册子，由文化协会对外发行——这是中日战争刚开始时的事情。我对此战事，持绝对悲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来自大阪和京都的经济视察团的人士对我报以冷笑：“您的说法可是悲观论的代表呀……”可前一段时间，当大阪经济视察团再次来沪时，大阪贸易调查所方面请求我做一次演讲。而且，我记得那一天，他们特别希望能听到我的讲话。
这一年，险恶的征候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看来，日本的战况倒未必会变得更严重。只是一味地宣传“胜了、胜了”以煽动战争，并没有继续鏖战、绝不罢休的劲头。确实只能令人感到是一场浅薄的战争。既说战争已取得了“大胜”，正在逐步达成战略目的，却又净在那儿计划讨好战死者和病殁者遗属的事情。陆军与海军居然要分建“忠灵塔”，这种以常识来看完全不可理喻之事，却推进没商量，当初丧心病狂到了何种程度，在今天看来是清清楚楚。
近来，我时常琢磨并且知道的一点是，日本发战争财者，中间有几成其实是靠瞒骗军费起家的暴发户。也是从这时候起，我的漫谈变得越来越忙了。
往返四日
在与O氏的约定很长时间都无法兑现的时候，刚好接到了T氏的召唤：“他们让我明天务必把你带回来。”我乐得遵命，便于四月十四日冒雨乘上了开往海门的××丸。船满员，清一色是中国人。原本上午十点开船，拖到了十一点，汽笛一响，缆绳被解开。开船之际的混乱情形并非上海所独有，当大多数乘客是中国人的时候，那种混杂，让胆小的人看一眼便要背过气去，正是所谓中国式的状况。近来，海关的监管极其严格，在所谓“互通有无”的自然路径动辄被阻塞的地方，必然会产生“走私”，且变得非常盛行（在中国亦称“私贩”），破天荒的物价腾升也促其加速。人和生物的悲惨在于不能不吃，故犯此罪者甚众。若说这又呈现了一种壮观的话，倒是有些夸张，但我确实在付了高达二十元的三等舱单程船票后，又买了四五盒火柴、一包香烟、一捆纸、一袋砂糖和食盐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带回去。说起来，连带给家里的土特产都会被海关监管人员克扣、没收。我从船上仔细地观看了这一幕。
监管员只有一个人，其行为举止着实令人目瞪口呆。只见他双目上挑，嘴唇紧绷。我以为他会从这人的篮子里摸出一盒火柴，从那人的袋子中拎出一包香烟便了事，不曾想他竟用两只手抓住两人的后脖颈，使劲拽到雨中，怒目相向，猛抽二人耳光，凶神恶煞之状真有如地狱中的厉鬼。
可是，其间却有众多机灵的小喽啰们扛着大件行李，从他身后麻利地上了船。无论执法有多严厉，都不能偏袒。课税本该以公平为条件之一，这里却在公然偏袒一方。比起糟糕的、偏颇的严厉来，缓和的公平执法往往要好一些。面对这一幕，我在感到愤懑的同时，也无法止住眼泪。达尔文说人类是进化的，可这到底能说是“进化”吗？从亲眼见证的这三十年，以及停车场及这部码头的“活报剧”而言，我的疑虑在加深。可这并非达尔文的罪错，也不是对其学说的惩罚。想到这也许只是一时的现象，将止于他们的行为，我的眼泪才止住。对于因吃不上饭而犯下的罪，先让他吃饱难道不是先决的前提吗？明明一只没得吃的大鲸鱼的身体横在那儿，人们却紧盯着它的尾巴和背鳍看怎么动弹，如此做法只能使失意悲惨者更多。我切实感到，这虽然是中国海关、中国监管人员的所作所为，与吾等无关，但我们难道不应设法让那些无知者也沐浴在神灵的威光之下吗？
八十元[377]的船票，居然连一餐都不提供，这船的服务之差简直让我震惊。当然，轮船公司倒未必了解这一点（原因是买办制度），但我觉得确实是太差劲了。如果是根本不供饭食的轮船，那也许是没法子。可如果自己单点的话，就会端上来奇贵无比的饭食，所以我说实在是差得离谱。过去，就连小蒸汽船的三等舱，也是供饭食的。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新体制所致，但凡事总该有个限度，不能过于无礼。
下午五时，船好歹在青龙港抛了锚。我们像猴子似的从甲板顺绳子出溜下来，换乘小舢板，一路摇晃着，好不容易从泥泞的码头上了陆。
我们上了一趟临时调配的轻型列车。透过长得齐刷刷的养眼的麦穗，看到很多桃树，却没有花。如果再早些来的话，一准儿能见到桃花怒放，实在太可惜了——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列车“咣当、咣当”连续跑了一阵，不一会儿就到了三厂。钻过带有高高的钟台的“大生第三厂”的大门，刚好前段时间外出的O氏也回来了。我立马泡了个澡，这才身心俱爽。然后跟大家一块儿走到食堂，用了晚餐。O氏与其他几位一起，连着三顿在这间食堂用膳，对着同样的饭食，竟吃得津津有味，从这点亦可见其人之风貌。餐后，在刚刚建好的日本间，我照例发表了一通中国漫话。同住的两位军官也一同出席。
十时，我的讲演结束，结果到了十一时，众人仍未散去，听众的热心令我感到诚惶诚恐。同时，T氏的一句寂寥之语——“谁都不曾来此地讲过”——也激发了我的联想，这些人在交通不便之地劳作，令我不禁对他们的心境生出同情之心。后又与O氏和T氏三人在二楼聊天，至凌晨一时方就寝。到底是纺织工厂内的设施，身体包在豪华的寝具中，一点没磕绊，一路酣睡到早晨，对此我不胜感激。百灵鸟模仿黄莺的叫声、云雀的叫声实在很有趣。这一带有很多这类鸟，亦可谓一种兴味。用过早餐，我参观了工厂。厂区内的植树林，有杨树、冬青、洋槐等。承蒙O氏的好意，我为民团新建的学校领了一千株树苗，这是一份很厚重的礼物。正午出发时，部队长说要护送我们回去，于是三辆军用卡车同行驶往通州。路况很糟，行进缓慢，午后四时半才抵达南通州。二十年前，我为大学眼药做广告，曾来过通州和海门。因此，对我来说，这趟堪称是怀旧之旅。汽车在“江北兴业公司农务部”的前面停了下来，这个建筑曾是“南通王”张季直先生经营的图书馆。尽管部长F氏正在开会，但接到O氏的电话，立马就赶了过来。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请我今晚讲点什么，O氏则说已然准备就绪。听说满铁的A氏昨天回去了，通州也成立了日本青年团。我们看了F氏指导下方方面面的工作情况。原本觉得养安哥拉兔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希望的产业，可却听说有鼬鼠之害。唉，真是无论到哪里，都有故障与弊害。在棉花改良方面，引进的外国棉种似乎面临失败，却在原有的通州棉花中发现了非常优良的品种，听说目前尚处于保密阶段。我在心中祈祷他们届时能取得更好的发现。
上海教会副牧师的兄长I氏和中央医院的K博士也光临了我的讲演会，给我以温暖的欢迎。博士请我在医院也讲一场，我当即爽快地应下了。晚餐时，F氏的鸡素烧令我大快朵颐。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培养青年人的道场，于是便讲了一席话。漫谈开始之前的一个插曲，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通州的印象：我在学生厕所前面滑了一跤，竟仰面朝天倒下了……
我宿于A氏曾经下榻并在此写作过的房间。五寸厚的褥子铺双层，再盖上同样厚的被子。我觉得那种暖融融的感觉真是只有大名才能享受的滋味，连梦都极其圆满。在此，也被百灵鸟的叫声唤醒，拉开障子[378]一看，正对面的狼山宛如江户的富士山那样矗立于眼前。三人一起用完早点，我便在S氏和Y氏的向导下，赴狼山一游。途中，经过一个叫“倭寇冢”的小山包，山顶上有一处坟冢，建有小亭子。再往前，是一座据说是祭祀抗倭至战死的曹顶[379]的庙及其铜像。我们边向右观览这些风景，边继续朝前走。天气晴好，久眺附近的狼山、剑山、军山，风景美不胜收。
入得山门，让车在那儿候着，四人慢慢地往前溜达。到底是到了季节，善男信女们三三两两地前来进香（现在想来，只是不见年轻妇人）。路的两旁，是排成行的乞丐，老老实实地等待人们下山，足有一百多人。中途，我们上了右边的道路。四个人谁都没上来过。结果，一扇不开的大门堵住了去路。
不过，倒也因此而捡了个便宜。上山途中，突然看见位于右下方的庭院，据说是张謇先生的别邸。用扁平石子铺成的图案，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国名陶冰梅上的那种冰纹。我的目光被深深吸引，脑子里却在追寻着什么。所寻之物不是别的，就是我曾经注意到的中国镶嵌工艺。黏土质地的道路，逢下雨或雪化时，是人和车的烦恼。而人们从这种烦恼中琢磨出来的对策，是铺就这一带的石板路。石板路各式各样：有长方形的大条石铺在中央，两侧以碎石子相嵌的；也有全部以碎石子铺成的。可这些都是关于马路的事。大宅邸和别墅里的步道，虽然距离很短，但同样也存在步行的烦恼。在人们琢磨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道路中，便有我所思考的中国式镶嵌工艺：有用两排红砖铺设而成的砖漫路和屋瓦立着埋入土中的步道，有用黑色的河滩石铺成的石漫路，有用朱泥的方形瓷砖铺成的路，还有用琉璃陶器铺的路。在长崎的观光名胜中，有三处中式庙宇，其中崇福寺和福济寺内的步道，是以云母石铺就的冰纹造型。还有其他各种我所不知的步道，其中以黑色河滩石铺设的道路中，镶嵌着各种花样的图案，诸如九龙、狮子、老虎、牡丹、花瓶，等等，不一而足。在《世界庭园图集》中，只有区区一行文字，看上去像是标题，说的应该就是这种中国式镶嵌工艺。这种传统镶嵌工艺与希腊、埃及等地的镶嵌工艺一样，也是收集陶瓷、玻璃的碎片制成，但不同于后者多用于室内装饰，中国多用于露天的步道。由此，我以为其产生的路径是不同于后者的。而此番所见识的冰纹图案，一定就是最初的那种形式，即通过铺石来消除泥泞的烦恼，并在此基础上，对石材铺装工艺做一番美的加工。这就是冰纹——曾经的技艺逐渐发展成今日所见的镶嵌工艺。因此，中国式的镶嵌工艺，与希腊、埃及的工艺起源有别，完全是一种独创的艺术。虽说上山来走进了一条死路，却也并非失败，而且确有收获。
矗立于山顶上的黄瓦五重塔，居然少见地被保存得很完整。从塔上眺望，四方景致，尽收眼底。绿色的杨柳、麦浪，无不透着和煦的春光。小河如镜，纵横交通。方形的房子上顶着一个草棚（茅草屋顶的农家），直伸到河里，形成一个“凸”字形的半岛，漂浮在那儿，宛如一个个盆景。黄泥山、马鞍山，有如假山……我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一个美丽的如画世界。当我的眼睛告别了遥远的苍绿世界时，但见浩瀚长江的黄水声声拍岸，像悠悠千载的大海似的，无言地吞吐着万吨巨船和拖拽着渔网的小舟，那种无休无止汩汩流淌的历史的雄浑，令我感到一种异样的紧张，不禁心潮澎湃。不知不觉地，两手竟握紧了拳头。如此，伟大的自然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多重色彩的世界，就像一册生动的绘本。
我们一行人从塔上下来。祭祀禹王[380]祭坛的和尚待参拜者一下山，便将其所供奉的线香和蜡烛一一用水浇灭，估摸着是把烧剩下的残香、残烛再卖给线香蜡烛店，换口饭吃。我并没有感到滑稽，而是想到人世多艰，不禁潸然泪下。花生糖因通货膨胀价格翻了四十倍，我从中尝到了民生之艰。耳边充斥着乞丐们“发财大老爷”一类的声音，我们随即登上已等候多时的车出发。近一时许，抵达I氏的宅邸。
想来此番狼山之行收获甚丰。不仅是观光，午餐时，与怀抱相同信仰的人边聊天边吃中国菜，度过了愉快的两个钟点。待造访隔壁的中央医院时，这下可糟了，我被要求当场为中国护士们做一个演讲。于是，便借助翻译，讲了一场。翻译的水平了得，我的话也被翻活了。告别了听众的笑声之后，我进城去参观。此地与过去全无变化。看了关帝庙和夫子庙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医院，出席了晚餐会。为我一人，医院竟准备了好大一桌菜，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是过意不去。我内心只有感激，边与K博士等十余位人士聊天，谈论着相隔不远的当下和过往的话题，边挥动筷子。接下来还要为青年团做一场演讲，I氏特来迎接，我恋恋不舍地去了会场。没想到，在会场竟然邂逅了我到上海以来的老朋友S氏和K氏，K氏担任青年团的副团长。漫谈结束，在K氏家享受了可可茶的招待，然后又回到预备了厚厚的被褥的“大名房间”睡觉。F氏和O氏已经回去，我问了翌日的出发时间，将近十二点时，便“极乐往圣”了。不过早晨却无法睡懒觉，五时即起，做出发的准备。六点，有人来通知说卡车到了。因有兄弟二人要乘今天的大正丸赴任新天地，且刚好与我们同车，故前来送行者很多，车呈超满员状态。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上了车，终于出发了。柳塘依旧，舒适宜人。在天生港与乘大正丸的人们告了别，与同船赴上海的O氏和Y氏一起，应邀于发电站共进早餐。然后参观了发电机组，我们一行乘上了××丸。
这艘船也是超满员状态。八点多，先行出发的大正丸航行在遥远的前方，××丸则追行于后，一路开赴上海。虽然是同一家公司的客轮，我们这艘船只提供一次中餐。而那顿饭，可真是寒碜得可以。可若是三等舱乘客点餐的话，需一日元，相当于中国钱的七元，真令人无语。两口几近于无的猪肉和豆芽，三口用开水焯过的青菜，外加一碗蛋花汤——如果能称得上是“汤”的话。而且，全部是最下等的糙馆子里的货色，简直忍无可忍。作为日本人，连让中国人看见这样的饭食都觉得可耻。可没法子，只能忍着。明明八点多才能抵达上海，结果船上提供的饭食仅此一顿，晚餐连一粒米都不供，真令人气不打一处来。就这个样子，二等舱的船票居然也敢要五十元，我真想说脸皮够厚。不过，比起这些事情，我还在船上见识了有趣的一幕：一位中国乘客携了四只鸡乘船。船快到上海时，无论在哪儿，所有的鸡都被人硬掰开嘴，用指头把一种称为“粉”的魔芋似的东西使劲往里塞。食物卡在喉咙处，那人便用手给顺下去。直到鸡胗膨胀成圆状，连蹲都蹲不下，直挺挺地立在那儿。一问方知，原来是以这种方式来为鸡增分量。
看到这情景，我不禁哈哈大笑。我这一笑，掰鸡嘴的男人和正用指头往鸡嘴里塞食的男人也跟着一块大笑起来。这种做法绝不会被憎恨。因此，说上海市场上鸡的鸡胗都大到快要撑破的程度，原因就在于此。干这些活儿的男人，叫作“替帮”。
正月旅行
日本也有很多打着“岁暮新年，礼数不周”的幌子[381]而外出旅行者。在上海时，我觉得正月里前三天在沪上过太无趣，总会出门旅行，而旅行地大抵选择杭州，是由于那里温暖宜人。有一年，我去了苏州。下榻于惠中旅馆的一室，抱着火炉读书。买来梨子和蜜橘，都是冰冻的。用牙一点点咬着吃，冻的东西倒也不赖，跟去北海道时，外面冰天雪地，在室内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吃冰激凌异曲同工。中午，叫碗面填肚子。困了，便睡上一觉。天若变暖和的话，可出去游逛。若待上三天的话，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午后和暖，适宜外出。从留园（有名的庭园）到西园一带，闲散地喝茶、嗑西瓜子，完全是一副中国式的“溜达溜达”、优哉游哉的样子。对我来说，进城，被卷入玄妙观的嘈杂中，实在是难以承受。与贱内一起，三日间无所事事，散淡闲逛，正是对终年忙碌的抵消。去杭州时，我常下榻于新新旅馆。早晨，生好炉子，边取暖边歪在安乐椅上读书。吃过午餐后，去爬旅馆后面的葛岭。我原本以为那个名为“喜雨亭”的所在，必有一番降雨时的好景致，不凑巧，未蒙雨水惠顾，也无法品味其真正况味。但既登顶至此，稍微歇个脚，远眺西湖，也真是一派好景色。再往上走，是苏州某名士的别墅。跟看门的说“去看一看”，对方答曰“好，好”。我们捡了个阳光好的地方，让人拿来椅子，便坐下来喝茶、嗑瓜子，竟忘记了时间。如此，充分领略了一番西湖胜景。翻葛岭时，在紫云洞看见大蝙蝠，然后下山到岳庙，再回到旅舍。在暖融融的房间里，我们享用了腐乳肉、三鲜汤和熘青鱼，外加鱼生，菜品实在过于丰盛。肚子胀得溜溜圆，自然困意袭来，结果一觉酣睡到早晨。有人说杭州是“佛之国”，果然不虚。沿西湖边泛舟而行，也很有意思，内心会自然涌出“三井晚钟”[382]与“南屏晚钟”的对比来。坐在摇摇晃晃的轿子上，一路从龙井下到九溪十八涧。在理安寺，得以品味枯淡的真味；登南高峰，眺望眼前，西湖如画，一览无余，亦不失为一种兴味。正月里，杭州红梅、白梅竞开，风和日丽。在车上，品尝最后一顿蛋炒饭。待回到上海，这一年的繁忙劳累竟都消解了。这就是我们的正月旅行——临出发前，故意恶作剧似的，在牌子上写道：“因新婚旅行而暂停营业。”
虽然不是正月了，但我们还是游了一趟昆山。此地有南宋时代的古老庭园半茧园，规模虽小，却是很好的园子。特别是园内的步道，全部是中国镶嵌工艺的华美步道，剔透精致，我不禁为之深深吸引。仿佛是为了讲述昆山的过去似的，虽然小径已然破损斑驳，可随处可见的一鳞半爪，却透出对昔日的留恋——半茧园的花道实在是堂皇之所。我不揣鲁莽冒昧，喊来照相的，当场拍了几张照片，却连一张满意的都没有，真是遗憾，却也无奈。关于这条花道的事，记得后来曾有早稻田的教授为杂志写文章，专门介绍过，本来轮不到外行人如我者在此班门弄斧。但我想，这事是只有极小范围的一些人才有所了解，与希腊等室内装饰相比，此间的花道修造于野外众人踩踏的路上，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惜那文章中没能加入一张关键的照片，很是遗憾，可也没法子。我还特意拜托中国的友人，编写一本类似《全中国花道图录》的书，如此了得的艺术，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这在建筑的层面上，相当于一种木刻似的艺术，其素材是用瓦片或磁器的碎片制成，非常普遍。只需加以适当的指导，便能做出趣味横生的艺术品来。在有田、濑户[383]等地方，中央车道尽可以是沥青铺装的道路，而便道或民居房檐下的甬道，如果能以这种镶嵌工艺来铺设的话，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同时也是一种废物利用的艺术。
话有些跑题了。话说我们夫妇俩常常利用正月里的前三天，或旅行，或隐身于某处旅舍。有一次，我们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溜进一家名为“八代馆”的旅馆。本想清静几天，可是，由于我们的想法和旅馆方面的考虑两岔了，结果竟被大大款待了一番，店家礼数之周详，反而令我们很难为情。乃至我们后来旅行时就再也不去日式旅馆了。就这种逃遁旅行而言，中式旅馆最好。正月旅行，原本就是要避开那些繁文缛节，而能让我们自由放任的旅舍，恐怕仅限于中式旅馆吧。
南通之行
YMCA的旅行，经常去几个固定的地方，诸如苏州、杭州、南京、扬州、镇江等，今年我想要有所调整，我计划去南通。彼时，寒舍住着一位在早稻田上学的严姓青年。我让严君去跟中国旅行社交涉具体事宜，并确定了行程：夜半从上海出发，翌日上午抵达天生港南通码头；乘洋车进城；在南通宿一晚，回沪。中国旅行社方面说派一名导游同行，去程和回程都乘用日清汽船会社的轮船，于是便开始招募成员，居然一下子有五十余名应征者。青年会方面，我和严君参加，加上旅行社的导游，三人成了干事，负责事务性工作。
忘记了所乘的船是日清汽船的什么丸了，反正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江而上，皆大欢喜。在船上的一宿和早餐，对大家来说很是新鲜，兴高采烈自不在话下。从船靠天生港后，下船、上船的怪异景致，到坐在洋车上赶赴城里的三十分钟车程，众人都很好奇。在南通俱乐部，由“南通王”张謇先生兄弟俩亲自做东，设宴欢迎吾等，南通三十名来地方乡绅全体出动，据说是南通首次招待外国人的盛宴。接着，我方又举行了答谢宴会，招待南通方面，氛围之欢乐喜庆，真令人瞠目。然后，四处游览参观，该去的地方去了个遍。但却有一点无论如何难以理解：我们的YMCA旅行，作为一项年中例行活动，原本旨在观光。可张謇兄弟缘何亲自做东，设飨宴接待我们呢？我以为这一定是严君向中国旅行社大肆吹嘘的结果。中国旅行社也拿包租南通俱乐部的日本客人说事，动员张謇出面，搞了个盛大的欢迎宴会。这出戏果然很成功，旅行者们也很兴奋。当然，如果盛宴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的话，张謇兄弟为首的全体乡绅也就不会出席我方的答谢宴了。结果，南通方面不仅全员出席了我方的宴会，而且还请我们自由地参观游览南通学院医学部和农学部、师范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地方，这说明他们对日方的态度还是相当买账的。有的人参观了城内的文庙，也有人去和寇的遗迹。最令一行人感动的，是当地人的质朴淳厚。路过农家，买个鸡蛋，并让给煮熟了，而付钱时对方却坚辞，说“不要钱”。无奈，我后来自己又跑过去问，给每家付了一块钱。狼山、军山等胜景毕竟太远，去的人比较少。总之，动静可真不小。大生纺织、大生油厂等设施全部对外开放，任我们随意参观。我还专门登门拜访了张謇先生。而且，承蒙先生的盛情，得以聆听了一席长谈，内容是关于先生的开垦活动。约两小时的谈话，至今还留在记忆中的，是这样一段话：“近来，劳动成本上涨很厉害，木匠、泥瓦匠一个工（一天）要两毛五分钱。可以个人之力自由开发的土地，在江苏省内有一百五十万亩。目前开垦工作的重心放在以唐家宅为中心的棉花栽培上。期待来自日本的援助指导。”据说，张謇是一块看板，实际上，全部策划都是其兄在操作。令吾等一行感动的是，去程和回程中，其兄上下车（黄包车）时，张謇必亲自搭手相扶。此外，南通不愧是农作物异常丰饶之地，这点一望便知。
张謇被称为“南通王”，实际上也确实为南通的开发、开垦而竭尽全力，大生纺织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纺织企业，大生油厂亦如此。就教育而言，军山上设有天文台，中国人常以“江北人”如何如何来一言以蔽之，听上去像是一句侮辱性话语，可就在这样的江北地区，除了南通学院的两所学校（医学、农学）之外，还有师范学校、中学校，均为新式学堂。另一处是现在的南通俱乐部，据说其建筑是由欧阳予倩先生任校长的、中国最早的戏剧学校开办时的纪念物。此次旅行总算结束了。我在其中算承担了一个“大角色”。
球拍式旅行
有来自华中铁道方面的请求，希望我为苏州——常州（戚墅堰）——芜湖——合肥——九龙岗——蚌埠——浦镇——南京一线的铁道从业者做一次巡回讲演。我自己正好也想转一转，便尽早出发了。在苏州宿一宿。常州是在戚墅堰工厂演讲，然后住了一宿，参观了天宁寺，赴芜湖。李白在《客中行》中所描写的兰陵，似乎就是今天的常州。在南京换车，主办方用汽车送我们至中华门外的京芜车站。那列车可真叫一个拥挤啊。不过，虽然混杂、吵闹得实在够呛，却没有日本停战后列车上的那种肃杀之气，在这点上可谓平平安安。中餐只吃了一份便当。好在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而不至于在拥挤嘈杂中，饿着肚子干望车窗外的风景。更有趣的，是邻座人们的聊天。前面的人从两只长袖中拿出十包“三炮台”香烟，又装了回去；旁边的乘客则从袖中抻出了两打丝袜，然后又放了回去；邻座的主儿，衣袖里藏了一打“Palmolive”牌香皂和“大英牌”香烟……没一个人的两袖是空的。这是二等车厢的情形，其他车厢就更有意思了。我自己思考了一番。我听说，中国人的长袖历来是和平的象征，兼具防寒功能，加上北方多沙尘，还用作掸除灰尘的代用工具。但随着世事的进化，也有所变化。这会儿，那长袖简直就成了货车。曾经航行于上海至汉口间的长江货轮上，有一种红箱子，用于杂货运输时非常方便，也得到了海关的默许。可以说，这长袖子就是新式的红箱子。据说带十包香烟的话，能抵从南京到芜湖的车票，带一些丝袜子和牙粉，上海至芜湖的车票就有了。而且，那套说辞转得很：说什么车费贵，东西就贵，水涨船高，结果是一样的。碰上这样的一群人，可也真是没法子。说禁止携带运输的话，就立马改用长袖子、红箱子。一旦发车，也来不及禁了。铁道沿线的马路上，每一头骡子驮一两袋大米，长米袋则系成“X”形驮着，十来头骡子一起往南京赶。多的时候，有三十多头骡子同时赶路，前后仅有微小的间隔，宛如一支大部队。因为南京的米价贵，人们便从米价相对便宜的安徽省运过去。所谓价高之地不愁物资，确实所言不虚。而廉价之地，则客流云集，这一点只需看一看上海的虹口地区，便一清二楚。基于日本国内的低价政策，在虹口地区，日本总领事馆也采取了同样的低价政策，对周边的日本人商店实行价格管制。首先，所有零售商品的价格上调，均需总领事馆的许可。其次，和风点心的制作仅限明治制果会社、森永制果会社和东洋制果会社三家厂商，销售也仅限三十余户店铺，其余全部被关门歇业。此令一朝实施，几乎从翌日起，虹口地区的中国人商店里的货架上便摆满了和果子。这下可不得了：这边厢日本的和果子屋被管制，那边厢领事馆鞭长莫及的中国店铺，那些在日人的和果屋中学会了制作方法的中国手艺人便开始可劲儿制造、贩卖起和果子来（其实是徒有其表，味道则是连砂糖味都没有的冒牌货）。这无异于迫使什么问题也没有的日本人的买卖歇业，而让中国人开业。可是，这种低价政策非常奏效，日本人的商店全部商品断货，空空如也。又不能从日本进货，结果是商品出局。然后再狼狈不堪地开会商讨对策，却早已过这村没那店，完全无从着手应对了。
照车里中国人的话说，“自从日本人管理铁道和汽船之后，不让邮寄用大木箱包装的商品，只能借助众多人手一点一点地运送，所以自个儿也在跑买卖”。原来如此——过去二百打一箱运输的东西，一人一打或两打零运的话，便需要一两百个人手。而运费上涨的话，卖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因此，从列车到汽船均呈超满员状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涂（旧太平府）离长江极近，东西梁山有如苍天的门柱那样，夹着长江，屹立于两侧。李白有诗描绘此地风景：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采石矶有李太白的庙。很快便到了芜湖，宿一宿，聊了一通天。翌日未明即起，出门一看，吃惊的是有两个太阳，一东一西——原来是“蒙古风”刮来了漫天黄沙，日月看上去像是两个太阳。乘小火轮到对岸的裕溪口，再转乘火车赴庐州（合肥），这趟车可真够呛。先是发车大幅晚点，在巢县站停了一下，下车的乘客很多，每个人都扛着整匹的白棉布，就像士兵扛着铁炮似的，显然是在江北地方（通州——如皋方面）纺出来的做小旗子用的土布。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一问方知，这一带出产类似爪哇更纱[384]那样的扎染工艺，为此搬运原布料而来，在此地加工。停车的当儿，要了一碗汤圆，实在是美味。听说这是此地的名吃，生意颇兴隆。如此叫卖的汤圆店，被该车站独占，有人从店家抽头是肯定的。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琼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间的机缘很是奇妙。
车抵合肥。合肥今称庐州，是这条线上的大站，有名的安徽大米的产地，也是晚清一代杰出人物李鸿章的生身之地，同时也是现代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于世的冯玉祥的出生地。在此间住一宿之后，我准备去九龙岗，但客车却迟迟不来。直到在站长室用过中餐，仍未见踪影。后来终于来了一趟货车。他们不仅为我腾出了车尾部的列车长室，还为我生了火盆，并借毛毯给我，远比在普通客车的车厢里被推来搡去要“上等”得多。这趟货车是满铁制造的“新亚细亚号”瞭望车那种类型，故反而“因祸得福”。朝车后方望去，铁道呈吓人的波浪状起伏，整个像是巨蟒行进的感觉。后来才听说，整条铁道不但无法进行技术改良，连修理都不可能，说是“遭到土匪不停的破坏，最糟糕的是，因为连枕木都没法更换，目前处于运力减半的状态”。就是说，由于铁道线路经年失修，连铁轨都翘起来了，情况极其危险。然而，列车却毫无故障，在沿途各站还得到诸多赠品，优哉游哉地竟然比预定时间早抵达了九龙岗站，而且受到了一番令人难忘的热情款待：“哎呀，你们一行人是乘货车过来的吧？这反而倒更靠谱些。大家实在太辛苦了。接下来我会安排为大家导游，请先在站长室稍事休息吧。”因此地有九龙岗煤矿，故而是沿线最大的车站，相邻的田家庵站则是与淮河的联络站。煤矿就在极近的山上。在一个叫舜耕山的俱乐部，大家聊了一会儿天，并被留宿。可是，远离故乡，而且是这种穷乡僻壤之地，大家多少都有些想家。听说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有遭袭的危险。这像极了老鼠袭击大象，即使一招制敌，又有多大意义呢？日本军总是在宣传“打胜了，胜战了”“我军占领地域在逐渐扩大”云云，可是，满口净是“扩大”，实际上却一筹莫展，这样的状况却随处可见。我甚至觉得治理不服从的人民是不可能的。又在说讨人嫌的话了。我们决定，翌日从田家庵出发，乘小汽船下淮河去蚌埠。在俱乐部睡得相当踏实。四周被铁丝网围住，据说时而有电流通过，但我深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是不可能安居乐业的。淮河鲫鱼之大，令人吃惊。鲤鱼倒是没什么。
从田家庵乘坐的小火轮，跟三十年前的一模一样。买了些大饼、油条，作为在船上的食物（虽然在煤矿俱乐部定过便当，可时间太晚了）。不承想，原本应该早到的小火轮，竟因故障无法启动。结果，黑灯瞎火中，又换乘一条前来接应的民船，半夜一点，才好不容易摇摇晃晃地到了蚌埠的旅舍。照实说，虽说此次下淮河，心情糟糕至极，可毕竟没出什么事，还算幸运——此乃后话。幸亏我们所乘的小火轮因故障而晚点，据说先开走的小火轮（从正阳关出航的船），在怀远附近遭到了土匪的袭击。
所谓旅舍，其实是一处颇煞风景的民宅。住了两天，我的印象仅限于便所门前挂着的“阁下专用”的木牌。此间有一家华兴商业银行支店，老朋友立石先生是支店长。我在那儿买了些白羊皮和带条纹的土布（手织棉布）。可惜的是，在上海被强制回国时，这些东西全部被劫掠。我被监禁了一夜，也是那个时候。
在蚌埠，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关心：我的一个亲戚、医学博士小堀文哉君作为军医被征召，后来在蚌埠战死了，听说是去怀远医院（与赛珍珠的小说有渊源的土地）的途中，在小火轮上中枪身亡。虽然详情不得而知，但哪怕只是经过怀远，也算是一种见闻吧。一到蚌埠，就听说这里是自由港，借淮河之地利，自由通商。当然，从当时的整体情况来看，诚不失为一种贤明的施政。这里商业之繁盛，令人咋舌。
街上到处是俗称“承取”的两替屋[385]（法币与储备券的兑换是不小的生意），总有一百二十来家。此地法币和储备券同时流通，在当时来讲，这样的地区是非常稀少的。令我无比感慨的是米屋。囤积在栈条的大米，夜里也就用苇帘子围一下。早晨，天还未亮，便见成群的麻雀在米屋的店中啄米。安徽到底不愧为大米产地，在人都没大米吃的时候，只有这儿，连麻雀都有啄米的自由，真是一幅极乐画面。我与立石先生在餐馆中共进午餐，菜品别提多丰富了。纵然是大上海，也未尝见过如此阵势。特别是在日本人中间，军人和官人除外，是难得一见的飨宴。在蚌埠的两天，很开心。淮河自由贸易之隆盛，令人叹为观止。连街上的土布摊也地道得没话说。蚌埠人爱说“蚌埠现在跟上海一样”，而我觉得，至少称“小上海”是不为过的。我在蚌埠和九龙岗的讲演被传开后，有人希望我在浦口（浦镇）工厂和南京各讲一场，我便答应了。在蚌埠，我甚至向立石先生借了钱回去。在浦镇时，我住在厂长的家里，对众多听众讲了一次。在南京的漫谈，想不到竟然也有那么多听众。待我回上海时，已经是出来后的第十一天了。这次旅行，我是决意要去的。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没去过的话，恐怕就再也没机会去了。倘逐一写出我的所见所闻，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才有了这篇极短的旅行记。可是，哪怕是这里的一草一木，均不同于日本内地。只要对此生发出兴趣，是断不会感到寂寞的。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中国人的生活抱有无限兴趣的缘故也未可知。但总之，我们日本人今天在自己所安身立命的地方，除了工作之外，要是多少也能保有一点纯然的趣味（不是仅对酒、女人和赌钱的趣味）就好了。譬如，如果不能学着像数清淮河大鲫鱼到底有多少片鳞一般从容不迫地生活，即使置身其中，恐怕也难体会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乐趣。
常州那个地方有种很好吃的馒头，馒头里面包着切得很细的萝卜丝，是那种吃腻了肉馒头和带馅儿馒头的人的吃食。[386]我倒不觉得甜，但是作为吃过重油口味后的食物，有种清淡的特殊味道。那儿还有一个叫天宁寺的大寺庙，据说光是和尚就有二百来人。虽说有些颓废的调子，但七间伽蓝堂真是气势堂皇。黄杨木梳和竹篦子是当地名产。我们甚至可以数一数梳子齿，从房檐下的小石子到鳞次栉比的牌楼，人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找到乐趣。要我说的话，只是我们抬不抬眼的问题。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在日本也有“入乡随俗”的说法。这不仅是用脑瓜来感知的问题，如果不付诸实行的话，便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