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时克里斯蒂娜才明白了。啊，原来如此——这个门房把她当成入室行窃的小偷了——话说回来，他是对的，她是谁啊？但是这个怀疑没有让她恼怒，正相反，她产生了一种恶意的快感，想在经历了冰霜之余再受一次鞭打，在蒙受侮辱之中再次被人虐待。你们害我吧，你们难为我吧——这样更好！她异常平静地回答。“我住在286号房间，由我的姨夫结账，他的房间号是281，我叫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
“请等一下。”夜班门房让开门，但是眼睛还盯着这个可疑的人（她感觉到了），不想让她在自己眼皮底下溜走，同时他翻着登记册。然后他的语调突然变了；尴尬的鞠躬，非常彬彬有礼地说：“啊，尊敬的小姐，请您海涵，我刚看到白天的门房已经得知您要离开的消息了……我的意思是，只是，因为太早了……再说……尊敬的小姐，您总不会自己拿着箱子走吧，汽车会在火车开车前二十分钟把箱子送过去。请您移步早餐室吧，尊敬的小姐还有足够时间可以用餐呢。”
“不，我不需要了。再见！”她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看看那个门房，门房诧异地凝视了一阵之后摇着头重新回到自己的斜面桌那里。
我不需要了。说了这句话，她觉得很舒服。什么也不再需要，也不从任何人那里要什么。她向火车站走去，一只手拿着箱子，另一手拿着雨伞，眼睛使劲盯着路面。山峦已经明亮起来，云彩不安地涌动着，下一个瞬间，那美妙绝伦、深受喜爱的恩加丁湛蓝的晴空，就会尽扫浮云，一望无际。但是克里斯蒂娜病态地弯着腰，眼睛只盯着路面，她再也不想看见什么，再也不想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赠予，哪怕是上帝的恩赐。任何东西她看都不想再看，也不想被提醒，从现在起直到永远，这些山峦都是为其他人而存在的，那些娱乐场所和游戏是其他人的，那些饭店和里面闪闪发光的房间、那隆隆作响的雪崩和那生机勃勃的森林，没有一个再为她而存在，永远不再！她移开目光不看路过的网球场，那里——她还知道——今天将有其他人，古铜色的皮肤，身着闪亮的白色球衣，嘴里叼着香烟，在球场上活动着他们轻巧灵活的四肢，自负地你来我往地打球；路过还关着门的经营上千昂贵物品的商店（都是为其他人开设的，为其他人！），手里拿着她廉价的雨衣和破旧的雨伞，她经过饭店、集市和甜点铺走向火车站，走向火车站。就是要离开，就是要离开。就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东西，就是不想再记起任何东西。
在火车站她躲进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在这个永恒的第三等人所在之处，世界各地到处都一样，没有软垫长椅，到处都是一副寒酸的不受重视的样子，在这里她觉得自己已经一半在家里了，直到火车进站，她才飞快地走出去：别让任何人看见她，别让人家认出她。但是这时——这难道是幻觉吗？——霍夫莱纳，霍夫莱纳，有人沿着整趟可恶的列车叫着她的名字（这可能吗？）。她哆嗦了一下。难道有人还想在她离开的时候嘲讽她一下吗？但是这个喊叫一再清楚地重复着，她于是把身体探出窗户：原来是门房站在那里，手里摇晃着一份电报。小姐，请您原谅，电报昨天晚上就到了，但是夜班门房不知道该给谁，他自己现在才知道小姐就要动身。克里斯蒂娜打开电报。“病情突然恶化，速归，富克斯塔勒。”然后火车就开动了……完了，一切全都完了。
每个物质都具有一定限度的张力，超越了限度，张力就无法增加，水不能超过沸点，金属不能超过熔点，就连心灵的元素也无法违背这个颠扑不破的法则。快乐达到一定程度，再增加快乐也不再感觉得到，同样，痛苦、绝望、沮丧、恶心和恐惧也是如此。内心的容器一旦满到边缘，就不能再接受任何一滴外部世界。
因此克里斯蒂娜在拿到那封电报时感觉不到任何新的痛苦。虽说她脑子里的意识一清二楚，现在我该惊诧，该害怕，该担心，但是尽管头脑清醒，感觉却不工作了：它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没有回应。就像一个医生拿着一根针去扎一条坏死的腿：病人看到了针，他清楚地知道，这根针很尖很热：扎进去肯定很痛，非常痛，他已经绷紧全身，为了在那痛苦爆发的时候挺直所有的关节。那根灼热的针扎进去了，可是，因为肌体已经坏死，神经没有反应，这个瘫痪的人惊恐地认识到，他身体的下部有些地方完全没有感觉，他温暖的身体携带着一部分死掉的肌体。克里斯蒂娜感觉到就是这样的恐惧，她把那张纸读了一遍又一遍，自己完全无动于衷。母亲生病了，她的处境肯定很绝望，否则这些省吃俭用的人不敢花这么多钱发份电报。母亲也许已经去世，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在产生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昨天会把她彻底击垮）的时候，她的指头都没有震颤一下，那个控制她眼睑之间眼泪的肌肉都没有开闸放水。所有的一切都保持呆滞的状态，而这种呆滞从她身上蔓延到她周围所有的东西上。她没有感觉到，火车以咣当咣当的节奏行进着；对面木头长椅上坐着红脸膛的男人们，他们吃着香肠，大声说笑；窗外总有新的岩石拔地而起，又一再转换成鲜花盛开的矮小丘陵，山脚下升起层层白色的雾霭——所有这些景致在她上次坐火车来的时候，还被作为最生机勃勃的景象感受着，激动着各个感官，现在在她那呆滞的眼前都是死气沉沉的。只是到边境检查护照的官员例行公事摇晃她的时候，她的身体才感觉到一点：喝点热的东西。能稍微融化一下这可怕的冻僵状态，让那卡住的像肿胀起来的喉咙松弛一些，让她终于喘口气，终于把一切从身体里发泄出来。
她走到餐柜，喝了一杯加热朗姆酒的茶。这饮料一下子进入血液，就连脑子里最僵硬的细胞也都激活起来：她又可以思考了，她立即想起来该给家里发份电报告知到达的时间。就在右边拐角处，就是邮电所，车站门卫对她说，是的，是的，她还有足够的时间。
克里斯蒂娜去找打电报的窗口。玻璃板是放下来的。她敲敲玻璃。里面闷闷不乐的脚步慢慢地吧嗒吧嗒地蹭过来，玻璃板拉起来。“您有什么需要？”一个戴眼镜的女子问她，脸色发灰，脸上一股怒气。克里斯蒂娜吓了一跳，无法马上回答。这个瘦骨嶙峋、饱经风霜的老处女，浑浊的眼睛上戴着钢制镜框的眼镜，那酷似羊皮纸的手指机械地把表格递出来，她觉得这不就是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吗，一张魔鬼的镜子把这个女人当成她邮政局助理的幽灵展示给自己；因为手抖得厉害她几乎无法写字。这就是我，我将是这个样子，她不断地战栗着，一再往那边瞥着那个干瘪的陌生的女人，那女人耐心地弯着身体在斜面桌前等候着，手里拿着铅笔——哦——她知道这些动作，知道这无聊的几分钟，你会在这样的每分钟里渐渐地枯萎，然后衰老，毫无用处，毫不幸福，就像镜中的这个幽灵消耗殆尽。克里斯蒂娜慢慢走回车厢，膝盖不停地颤抖。额上泛出滴滴冷汗，就像一个人在梦中看到自己被安置在棺材里，听到惊恐的一声大叫倏然惊醒。
在圣波尔滕，克里斯蒂娜挪动她那隐隐作痛的四肢走下火车，因为乘坐夜车没有睡觉而疲惫不堪，这时一个人横穿下车乘客的铁轨快步迎了过来：富克斯塔勒老师，他肯定在这里等了整整一夜。第一眼克里斯蒂娜就知道了一切——老师穿着黑色外套，打着黑色领带，克里斯蒂娜把手伸给他，他充满同情地握着摆了一下。克里斯蒂娜无须再问什么，他局促的样子已经说出了一切。但是奇怪的是，这并没有使她有任何震撼。她既感觉不到痛苦也感觉不到激动和惊讶。母亲去世了。也许死是件好事。
在去小赖夫林的客车上富克斯塔勒不厌其烦又很周到得体地讲述着母亲最后的时刻。他看上去睡眠不足，没刮胡子的脸上全是胡子楂，在灰蒙蒙的早上泛着灰色，衣服上沾着尘土皱巴巴的。为了她的缘故，富克斯塔勒每天都去看望老太太三四次，也常常在夜里为了她的缘故而醒过来。一位令人感动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暗想。要是他能住口就好了，要是他能保持安静，让她也安静一会，不要露着修补得很差的一口黄牙，用这极度感伤的声音在她耳边不停地唠叨就好了；克里斯蒂娜对这个自己曾经有过好感的男人产生了一种肉体上的反感，她对这种反感自己感到羞愧，但是徒劳，她感觉这就像嘴唇上的胆汁。
克里斯蒂娜并不想对比，但还是把这位老师和那边的那些男人对比了一番，那些男人都是身材修长、皮肤褐色、身体健康、动作灵活的骑士，手都保养得很好，穿着紧贴腰身、非常合体的外套，克里斯蒂娜带着一种恶意的好奇看着富克斯塔勒这身丧服的各种可笑的细节，那明显翻新过的黑色外套，胳膊肘已经磨白，肮脏的廉价的衬衫上戴着一条现买来的黑色领带。无法忍受的小市民气，这个一身黑衣的瘦小男人让她一下子觉得可笑无比，这个乡村教书先生，长着一双苍白的招风耳，稀疏的头发，头路也没分对，他那眼窝发白泛蓝，眼眶发红的淡蓝眼睛戴着一副钢制镜框的眼镜、压扁了的黄色赛璐璐假领上一张羊皮纸般尖尖的老鼠面孔。而这个人想……这个……绝不，克里斯蒂娜想，绝不！根本不可能让他摸一下，根本不可能献身给这个披上伪装的教区主持候选人，他那颤巍巍的柔情蜜意没有勇气、没有尊严！光是这个想法就已经让她恶心至极，就好像要呕吐似的。
“您怎么了？”富克斯塔勒忧心忡忡地中止了自己的讲话。他发现克里斯蒂娜全身突然发出一阵抽搐。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我觉得我是太累了。我现在没法说话。我现在没法听任何话！”
克里斯蒂娜向后靠着闭上眼睛。她一旦不必再看着他，不必听到那安慰人的柔软的声音，她马上就觉得舒服多了。这个声音因为听上去低三下四，所以无法容忍。这是一个耻辱，她心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牺牲了自己。但是我不能再看着他，不能再容忍他，我不能。再也不看这个男人，再也不看像他一样的那些男人！绝不！永远不！
神父飞快地在敞开的墓穴旁念着祷文，因为雨正垂直地密集地洒落下来。掘墓人手里拿着铁锹站在厚厚的泥土里，不耐烦地捯着脚。大雨如注，雨势越来越猛，神父也越说越快，终于一切都过去了，送这位老太太到教堂墓地去的十四个人一语不发，几乎跑着回到村里。克里斯蒂娜突然害怕起她自己来了，因为她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没有受到震撼，而是不由自主地净想到了那些令人反感的琐事：她没有穿雨鞋，去年她想买一双，母亲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借给她。富克斯塔勒向上翻起的大衣领子边上起毛了而且磨破了。克里斯蒂娜的姐夫弗朗茨发福了，快步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呻吟。她嫂子的雨伞破了，必须再给它罩块布。那个女商贩没有送花圈，而是送的在屋前小花园里摘下来的几朵已枯萎的花朵，用铁丝缠了缠。面包师赫尔德里齐卡在她不在家的时候让人做了一块新招牌——尽是她被赶回去的那个窄小世界里可怕的、小气的、恶心的事情，都带着这个世界尖利的倒钩再给戳进她的身体，如此折磨着她以至于她都无法感觉那真正的内心痛苦。
几位参加葬礼的来宾在她家房前告辞，然后毫不拘束地跑回他们住的地方，脚上溅着烂泥，手里撑着宽大的雨伞：只有姐姐、姐夫、哥哥的遗孀和这位嫂子在哥哥死后改嫁的那个木工师傅爬上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去她的住处。房间里只有四个坐的地方，他们是五个人：于是克里斯蒂娜把座位让给了其他人。这个房间特别狭小阴暗给人特别压抑的不舒服的感觉。从挂着的湿淋淋的大衣和滴着雨点的雨伞那里散发出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雨水敲打着玻璃，死者的床空空的，灰暗一片，在昏暗中等候着。
没人说话。尴尬中克里斯蒂娜问道：“你们想喝点咖啡吧？”
“好的，小克里斯特，”姐夫说，“现在喝点热的挺好的。但是你得快点，因为我们待不了太长时间，我们乘的是五点的火车。”现在他嘴里叼着一根弗吉尼亚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位性情温和、不拘小节的市政府公务员，战争中当辎重队中士时就已经有了小肚子，和平时期小肚子就过早地更突出了，他只有穿着衬衫待在家里才觉得舒服；整个葬礼期间他都艰难地做出一副难过痛苦的表情，直挺挺地站着，现在他稍稍解开一下黑色丧服的扣子，穿着这件衣服他看上去就像伪装起来一样，舒舒服服地靠到椅子里面：“我们没有带孩子们来还是挺明智的。奈莉本来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参加外婆的葬礼，但我马上就说，我们大人不该让孩子们看这些悲伤的东西，他们还无法理解呢。再说了，这来回坐火车多贵啊，得花一大笔钱，在现在这种时候……”
克里斯蒂娜使劲磨着咖啡。她刚回来五个小时，已经听到十次“太贵了”这几个可诅咒的可恶的字。富克斯塔勒认为，从圣波尔滕医院去请主任医师来太贵了，其实来也做不了什么，姐夫提到墓碑上的十字架，不要订石头的，“太贵了。”姐姐说的是追思弥撒，而现在姐夫讲的是路费，都太贵了。这句话一刻不停地从所有人的嘴里说出，就像外面的雨打在檐口上，冲走了所有的快乐。现在每天这句话都会一再地出现：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克里斯蒂娜战栗着，她生气地把她所有的愤怒都磨进这个吱吱作响的碾磨机：快走吧，快走吧，什么也不想再听，什么也不再想看！其他的人在这期间安静地围着桌子坐着等着咖啡，东拉西扯地试着聊天。那个娶了哥哥遗孀的男人是个来自法沃里滕的木工师傅，他蜷缩着谦虚地坐在那些半拉亲戚当中，他根本就不认识刚刚去世的老太太；整个谈话在问题和回答中艰难地进行着，总是动不动就停下来，好像路中间挡着一块石头。终于咖啡打断了谈话，克里斯蒂娜摆出四个杯子——更多的她就没有了——然后她就再次走到窗前。那四个人令人难堪的沉默让她觉得压抑，奇怪的拖得很长的沉默，可以笨拙地隐藏着同一个思想。她知道现在该发生什么了，她的神经都能感觉到，在外面前屋里她看到每个人都带来了两个空的双肩背包，她知道，她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一阵恶心直蹿她的喉咙。
终于姐夫开始说话了，用他那爽朗的嗓音：“这雨下得真够糟糕的！而奈莉，她忘性也真够大，连一把雨伞也没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母亲的那把伞给她得了，小克里斯特！还是说你自己也需要它？”“不。”克里斯蒂娜从窗户那边说，身上发抖。现在就该发生了，马上就要发生了；只希望快点，快点！
“其实，”就像约好了似的，姐姐插进来，“最明智的是我们现在马上就把母亲的东西分一下吧？谁知道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还能再聚在一起，弗朗茨有那么多公务，而您（她冲着木工师傅），肯定也是。再专门跑过来一趟，那不合适，那又得花钱。我觉得，我们最好马上就分一分，你同意吗，小克里斯特？”
“当然，”克里斯蒂娜的声音突然沙哑了，“我只请求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吧！你们两个都有孩子，你们比我更用得上母亲的东西，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要，你们几个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吧。”
她打开柜子，拿出几件穿旧的衣服摊在（在这个狭小的阁楼里没有其他地方）死者的床上（昨天这里还是热的）！没有多少东西，就是几条被单、一件旧的狐皮大衣、一条方格花呢披肩、一根带着象牙柄的手杖、一个镶嵌花纹的威尼斯胸针、结婚戒指、一块带表链的小银表、一串念珠、一个玛利亚柴尔[43]珐琅圣母像，还有一些长筒袜、鞋、绒拖鞋、内衣、一把旧扇子、一顶皱巴巴的帽子和一本用旧了的祈祷书。她没忘记什么，这个老太太就只有这么点不时送进当铺的东西，然后她飞快转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下的雨。她身后那两个女人开始轻声说起来，相互给每一件东西估估价，达成共识。属于姐姐的东西都放在死者床上的右边，嫂子分得的东西放在左边，这中间是一堵无形的墙壁和边界。
克里斯蒂娜在窗户那边沉重地呼吸着。她心里都听得到那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就算她们说话的声音再低，尽管她背冲着死者的床站着，她也看得见她们的手指，同情之心汇入她那极度的愤怒。“她们得有多穷啊，穷得让人可怜，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她们分的破烂其他人都不屑用脚碰；这些旧的法兰绒线团、这些穿破的鞋、这些可笑的破布，她们都当成宝贝！她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了解，她们都能猜到点什么！但是你要是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有多穷，穷得多么令人厌恶，多么令人恶心，多么可怜，这样也许更好。”
姐夫走到她面前：“但是小克里斯特，所有的事情总得有个正确的说法，你要是什么都不拿是不可以的。你总得随便留下点什么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吧——那个表或者至少那串项链。”
“不，”她坚决地说，“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拿。你们有孩子，那还有点意义。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真的什么也不再需要了。”
等她再转过身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嫂子和姐姐把她们各自分得的部分都收拾好塞到她们带来的双肩背包里——现在死者算是完全下葬了。那四个人傻站在那里，有点难堪，不好意思；他们因为这件棘手的事情这么快速和默契地处理好了而很高兴，但是他们心里也不是特别自在。在火车开走之前，还得说点高兴的事情，这样也可以冲淡对刚才处理的那件事情的记忆，或者就像亲戚似的聊几句。最终姐夫想起来了就问克里斯蒂娜：“对了，你还没说过瑞士那边山上如何呢？”
“非常好。”她从牙齿里挤出这句话，坚硬得就像刀刃。
“这我相信，”姐夫叹口气，“我们这些人也该到那里一次，总而言之，就是旅行一下！但是带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就负担不起了，那就太贵了，况且还是去那么一个高级的地方。你们那里的饭店一天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娜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她感觉她的神经马上就要崩溃了。他们要是现在已经走了该多好！幸亏这时弗朗茨看了看表。“喂，上车了，我们得去赶火车了。但是小克里斯特，不必过分拘礼了，你不必在这种天气送我们。你就待在这里，以后最好还是来维也纳！现在，母亲走了，我们应该和衷共济。”
“是的，是的。”克里斯蒂娜不耐烦地说，语气很陌生，她只送他们到门口。木头楼梯吱吱作响，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或者手里都拿着点什么。终于他们走了。他们刚离开这所房子，克里斯蒂娜就一把打开窗户。屋里的味道令她窒息，这是冷却的香烟的烟味、蹩脚的饭菜、潮湿的衣服的味道，这是老女人那恐惧的、担忧的和呻吟的味道，这是可怕的贫穷的味道。必须在这里生活真是恐怖至极，这是为什么呢，这又是为了谁呢？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地呼吸这些东西，明明知道外面某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世界，真正的世界，而她自己心中是另一个人，这个人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就像一个中毒的人快要窒息而死了。她的神经颤动着哆嗦着。她一下子和衣扑倒在床上。牙齿咬住枕头为了不让自己因为那孤立无助和熊熊燃烧的仇恨而号啕大哭起来。她一下子憎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憎恨自己也憎恨他人，憎恨财富也憎恨贫困，憎恨那沉重的无法忍受无法理解的生活。
“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娘们，白痴一个。”小商贩米歇尔·波安特纳在身后把门狠狠关上，发出砰的一声，“这个臭娘们胆敢这样，真是闻所未闻。真是个口出恶言的臭娘们。”
“别价，别价，谁在这儿这么激动啊，又怎么着了？”面包师赫尔德里契卡咧着嘴笑着安慰他，他此时正在邮政局门前等着他，“谁咬了你了？”
“千真万确。这么放肆，还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无耻的胡说八道的女人。每次她都有事找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全都不对。就是想折腾你，态度特别粗暴。前天我寄包蜡烛，写包裹单的时候用的复写笔，没用钢笔，她就很不爽，今天她训个没完了，说自己职责所在不能接收包装很差的包裹，她要负责任的。见他妈的鬼，我要她负责任。在这个蠢女人和她那放肆的臭嘴还在屎堆里到处乱拱的时候，我已经从这里寄出过上千个这样的包裹了。她说话的时候用的什么腔调啊，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着那么‘标准’的高地德语[44]，不就是想告诉人家，我们这号人对她来说就是垃圾吗。她这副样子摆给谁看啊？现在我可受够了。她甭想和我来这一套。”
那个胖乎乎的赫尔德里契卡开心地笑起来，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也许她恰恰对像你这样可爱的家伙有兴趣。你还真琢磨不透这些不情不愿的处女大小姐。也许她喜欢你，所以才对你百般挑剔。”
“别开这种愚蠢的玩笑了，”小商贩说，“我不是唯一一个她冲着发飙的人。就在昨天，那边工厂的主管还对我说，就因为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这我可不允许，我在这里也是有官职的人’，就好像那主管只配给她擦鞋似的。她真是魔鬼附体了，她肯定有什么事儿。但是请相信我，我肯定会把魔鬼从她身上赶出去的，她对我必须采用不同的语气，要不然有她瞧的，就是要我从这儿步行到维也纳邮政局的管理部门去告状，我也在所不辞。”
老实的波安特纳说得对，这个邮局助理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肯定有什么事儿，两个星期以来整个村子都猜出来了。一开始谁也没说什么——上帝啊，这个乖女孩的母亲去世了；起先大家觉得这件事让她悲痛欲绝。神父为了安慰她，到她那里去过两次，富克斯塔勒每天都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女邻居为了让她不那么孤独，也想晚上去她那里坐坐，那边“金牛”客栈的老板娘甚至向她提出建议是否愿意在她那里租个带膳食的房间，这样她就不必自己操持家务了。但是她对谁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回答，每个人都马上感觉到她想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个邮局助理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肯定有什么事儿，她不再像以往一样每个星期去一次唱歌协会，她说嗓子哑了。她已经有三个星期没去教堂了，都没有让神父给母亲做台弥撒。富克斯塔勒想给她读点东西，她说她头疼，他建议一起散步，她说她累。没有人能够接近她，她去买东西的时候，不和任何人说话就像她要去赶火车。上班的时候，大家曾经认为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现在经常很不友善，态度生硬，令人厌烦。
她自己也知道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自从她看到一切都那么邪恶，充满敌意以来，现在她看整个世界都是丑陋的、邪恶的和敌意的，她满怀怨恨开始每一天，就像有人在她睡觉的时候给她眼睛里滴了什么苦涩的、尖锐的和邪恶的东西似的。她醒来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阁楼那斜顶的熏黑的房梁。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那张旧床，破损的天花板、用草编织的椅子、盥洗台及那个裂了口的带把儿的水罐、变脆的壁纸、木质的地板，她厌恶这一切，她恨不得闭上眼睛重新遁入黑暗。但是闹钟不允许这样，在她耳边刺耳地响起。她怒气冲冲地起床，怒气冲冲地穿衣，穿上旧内衣，穿上令人讨厌的黑裙子。她发现袖子下面有个地方有个裂缝，但是这并不让她生气。她没有拿起针线缝补。补它干吗？为谁补啊？对这些泥腿子来讲她已经穿得太好了。就是赶快走，就是赶快出去，离开这个丑恶的房间，上班去吧。
但是上班的地方也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不再是那间随随便便的安静的房间，时间在那里面就像踩着轮子一样缓慢地无声地向前滚动着。她扭动钥匙进入这个可怕的静悄悄的房间，这间房间像是在窥看着她，她不由得总想起一年前看的一部电影。电影叫《无期徒刑》。一个监狱看守，由两个警察陪着，满脸胡须，一脸强硬的样子，难以接近，他把一个柔弱的浑身发抖的男孩带进那间没有任何陈设装着栅栏的牢房。她当时和所有的观众一样觉得浑身毛骨悚然，她现在又一次感觉到这样的寒颤，这次进牢房的是她自己，看守和犯人是同一人。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装着栅栏的窗户，第一次感觉这个办公房间里光秃秃的涂成白色的墙壁就是监狱。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新的意义：这把她坐着的椅子、那张她在上面堆放纸张的桌子、那块她为了开始营业而推上去的玻璃板，她都看了不下上千次。看钟的时候她第一次发现它不是向前走而是转着圈，从十二到一，从一到二，又退到十二，一直都是同样的路线，没有多走一步，总是一再为了上班而上弦，无法获得自由，总是监禁在同一个长方形的棕色罩子里。当克里斯蒂娜早上八点坐下来的时候，她已经疲倦了——不是因为完成了什么事情或者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因为预见到什么将会来临而疲倦：总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操作、同样的钱。一刻钟后邮差安德烈阿斯·辛特费尔纳准时送来信件进行分类，此人头发灰白，但总是高高兴兴的。以前克里斯蒂娜都是机械地给信件分类，现在她则长时间地盯着这些信件和明信片看，尤其是寄给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府邸的信件。伯爵夫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一位意大利男爵，另外两位伯爵小姐还是未婚，常常在世界各地旅行。最新的明信片来自索伦特，蓝色大海，画着花树繁茂的弧线伸进陆地。地址是罗马饭店。克里斯蒂娜试着想象这个罗马饭店并在明信片上寻找。伯爵小姐给她的房间打了个叉，就在花园中间，白晃晃的带着宽大的露台，被橙子树环绕着。克里斯蒂娜不由自主地想着在那里晚间漫步是什么情景，大海泛着蓝色的波涛，清凉地涌过来，从那些石头上散发出白天的温暖，在那里散步和……
但是邮件必须分类，继续，继续。这里有一封来自巴黎的信，她马上知道是某某人的女儿的，大家说过不少有关这个女孩的不好听的话。她曾经和一个经营石油的有钱犹太人有过一腿，然后在某个地方当舞女，更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她现在又有了一个男人，这封信来自莫里斯饭店，用的是最高级的信纸。克里斯蒂娜把这封信生气地扔到一旁。然后是那些印刷品。她把给居斯特海姆伯爵夫人的那些杂志留下。《名媛》《高雅世界》，还有其他几本带图片的时尚杂志——伯爵夫人就算随下午那班邮件收到这些杂志也不要紧。等业务室里安静下来，她把这些杂志从信封里拿出来翻阅。她看着那些服装，还有电影明星们和贵族们的照片，英国勋爵们的那些维护良好的乡间别墅，著名艺术家们的汽车。她觉得这一切就像香水般钻进鼻孔，她回忆起所有那些人物形象，她看着那些穿着晚礼服的女士们，几乎狂热地看着那些男士们，这些精挑细选、在奢华中打磨得光鲜亮丽的或者被智慧映照得光彩夺目的面孔，她的手指神经质地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放在一边，又一再拿起来读，看着这个她感觉遥远的同时又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好奇和憎恨、快乐和嫉妒变幻无常地交织在一起。
要是在她正沉浸在诱人的图画的氛围里的时候，突然有个农民粗鲁地闯了进来，脚踩沉重的鞋，嘴里叼着烟斗，睁着一双睡眼惺忪的牛眼，想买邮票，那可真会吓她一跳，她就会完全不自觉地用某些粗暴的话语训斥他一番。“这儿禁止吸烟，您不识字是吗？”她就冲着那农民脾气温和、不知所措的面孔一顿粗暴地数落，或者做些其他什么不友好的举动。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种内心的压力迫使她为这个世界的丑陋和卑俗找这个人报仇。事后她羞愧不已。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才这么难看，这么粗鲁、这么肮脏，淹没在他们村子的烂泥里，可对此他们又能怎样呢，她心想，我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她的愤怒和绝望是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愤怒会违背她的意愿在每一个场合倾泻出来。按照永恒的能量守恒法则，她必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她的压力，只有从这个唯一的权力点上，从这个可怜兮兮的斜面桌这里，她才能够把愤怒冲着无辜的人释放出来。在山上那个另外的世界里，她感觉她的存在在被追求和被渴望中得到了肯定，而在这里，她要是不生气，要是不玩弄一下赋予她这公务员的那点小小权力的话，她就根本不会被人注意到。她知道在这些一无所知规矩实诚的人面前神气活现是可怜、可悲和可耻的，但是她的愤怒总是通过这样恶毒的行为才能得到一秒钟的释放。这种愤怒深藏在她的身体里，她要是在人那里没有机会泄愤，愤怒就会冲着那些无声的东西发泄。一个合股线要是无法穿进针眼的话，她就把它扯断，一个盒子要是无法马上关上，她就使尽全力把它扔到柜子里去——邮局管理层发给她的托付有误——她写信给他们，不是礼貌客气地询问而是愤慨万分地质问。她打电话人家没有马上接通——她就威胁她的接线员同事要立即投诉；她知道这很可悲，她自己也是充满惊恐地观察着她的变化。但是她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她必须以某种方法把她的憎恨发泄到这个世界上，否则她会窒息而死。
一下班她就逃回她的房间，以前在母亲睡觉的时候，她经常散步半小时，或者和商铺老板娘聊聊天或者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耍，现在她把自己关起来，也借此把她的敌意都关进她的房间里，这样她就不会像条被激怒的狗叱责大家。看到街上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房子、住址和面孔，她无法容忍。那些穿着宽大的印花布裙子的女人在她眼里很可笑，她们的头发高高堆起，油乎乎的，她们的手上戴着粗笨的戒指；她无法忍受的是那些喘着粗气、大腹便便的男人，最叫她恶心的是那些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往头发上抹润发油的小伙子，不可忍受的是那个客栈，那里散发着啤酒的味道和难闻的烟味，那个红脸蛋的身体丰满滚圆的傻姑娘容忍着林业助理和宪兵队长动手动脚瞎开玩笑。她宁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是她不点灯，为了不看见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
她无声地坐在那里左思右想，想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她在回忆，记忆力令人吃惊强大和清晰，那些她原先在一片喧闹忙乱之中没有注意到和感受到的东西现在都显现出来，而且细节分明。她想起每句话和每道目光，一种令人吃惊的强大力量把她吃过的每道菜肴的味道都带回给她，她感觉得到唇上的葡萄酒和甜烧酒的味道。她回味着光溜溜的肩膀上那轻柔的丝质裙子的感觉和那白色大床的柔软。她想起了无数的事情：当时那个小个子英国人在走廊里奇怪地坚持不懈地尾随她，晚上一直站在她的房门口，曼海姆女孩沿着她的手臂温柔的抚摸突然让她的皮肤产生一种触电般的燃烧感，事后她想起曾经听说过，女人也可能爱上彼此的。她一小时一小时扼要地重述着当时的每秒钟和每一天，直到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充满着多少没有利用和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性啊。她每天晚上就这样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着，梦想着回到当时的那个样子，同时心里清楚，她已不再是那个样子了，她并不想知道这个，但是又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人敲门时——富克斯塔勒好几次试着来安慰她——她动也不动，等听到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上响起下楼的脚步声时才松口气，她做的那些梦是她现在唯一还拥有的东西，她不想把它们交出去。因为做梦而筋疲力尽，她躺倒在床上，她那被宠坏的皮肤躺在这么寒冷这么潮湿的地方总是大吃一惊。因为寒冷她浑身打战，必须把她的衣服和大衣都盖在被子上。晚些时候她睡着了，但是睡得不好，总是做着令人害怕的离奇的梦，在这些梦中她总是开车出去，在车里她风驰电掣般地快得可怕地山上山下疾驶着，她总是害怕掉下去同时又有对速度的快感，她身边总是坐着一个男人，那个德国人或者一个其他人拉着她。突然她惊慌失措地感到她光着身体坐在此人旁边，所有的人都已经围在她身边高声大笑，汽车停住了，她冲着他喊叫，要他再把汽车发动起来，快，赶快，使劲踩响油门，更加使劲，一直到她的五脏六腑她都感觉得到那终于飞速开动起来的马达的推动力，现在是那纯粹的涌动的快感，就像它在低空飞行掠过田野，冲进黑色的森林，她不再赤裸着身体，但是那人却压住她，紧紧地，越来越紧，她呻吟着，觉得快要无法自持。然后她就醒了，浑身无力，疲惫不堪，四肢疼痛，看着阁楼，看着那熏黑的被虫咬过的斜梁，屋顶上布满蜘蛛网，她躺在那里，疲惫、空虚，直到闹钟响起，那不停呼吸的无情传令官，她从那张令人憎恶的床上爬起来，穿上令人憎恶的旧衣服，开始令人憎恶的一天。
强暴、歹毒的寂寞造成的残忍病态过度紧张的状态，克里斯蒂娜足足忍受了四个星期。然后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做梦的素材已经穷尽，每一秒钟度过的时光都已经重新回忆过了，过去的东西无法再提供力量。她去上班，疲惫不堪、筋疲力尽，太阳穴之间不停的疼痛，她迷迷糊糊，神志一半昏沉，一半清醒。晚上她睡不着，她的神经在这间棺材似的正方形阁楼的寂静里完全不能平静，自己的身体在这张冰冷的床上发烫。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她想从另一扇窗户看另外的景致，不想再看到“金牛”客栈的招牌，她想在另一张床上睡觉，经历另一些事情，想有那么几个小时是另一个人。这些渴望变得难以忍受。突然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她从抽屉里取出姨夫赢来的那些钱里给她的那两张一百瑞士法郎的钞票，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鞋，星期六一下班就直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维也纳的车票。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城里，也不清楚她想要什么，她就想离开，就想离开这个村子，就想离开工作岗位，就想离开被判定要待在这里的那个自己。就想再一次感觉一下车轮在身下的滚动，就想再看一下灯光，就想再看一下其他更靓丽，打扮得更时髦的人。就想再一次新奇地面对着偶然，不要在这里像一颗石子，结结实实地踩在石头路面上。就想再活动一下，感觉一下这个世界，感觉一下自己、一个不同的自己，而不是那个相同的自己。
克里斯蒂娜到达维也纳的时候是晚上七点钟，她飞快地把箱子存放在玛利亚利弗大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在理发店刚要打烊的时候，快速冲进去理发。驱使她的是一种重复经历的强迫症，就想做和当时同样的事情，以便成为另一个人，一个疯狂的希望，就想通过一双灵巧的手，在她脸上涂点胭脂口红，让自己再一次成为她以前曾经做过的另一个人。她再一次感觉到温暖的波浪流淌下来，伶俐的手抚弄着她的头发，在那张苍白的带着倦意的脸上，一支熟练的画笔在先前那个曾经被人如此渴望和亲吻过的嘴唇上重新涂抹着，给她的面颊添加一些色彩，深色的粉底魔术般令人记忆起恩加丁被阳光晒成的棕色。她起身的时候，全身弥漫着一团芬芳，她再一次感觉到膝盖有力。走在街上身体挺得笔直，更加自信。她心想，要是对自己的衣服也有把握，她简直觉得自己就是封·波伦小姐了。九月的晚上还泛着一丝亮光，在这晚间的清凉里走一走感觉很好，她有几分激动地感觉到不时有友好的目光掠过她。我还活着，她呼吸一下，我还在这儿。有时她在一个商店外面驻足，观看那些皮大衣、裙子、鞋子，她的目光在玻璃镜子里面闪耀着光芒。也许还是可以再有一次的，她想着：重新有了勇气。她沿着玛利亚利弗大街穿过环形大道，她看着那些一面聊天，一面无拘无束地在那里散步的人，有些人带着真正优雅的举止。她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明亮。他们就是那些同样的人，她心想，你和他们也只隔着一个狭小的空间。某个地方有个看不见的台阶，你必须走上去，就是一步，就是唯一的一步。她在歌剧院旁边停下来，演出好像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汽车开过来，蓝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车窗的玻璃反着光，车身上的漆闪闪发光，一个穿着制服的侍者在入口处迎接着。克里斯蒂娜走进前厅想看看那些客人。奇怪，她想，他们在报纸上谈论维也纳文化、谈论具有艺术修养的民众和他们建造的歌剧院，我，二十八岁，我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是第一次站在这里，但是也只站在外面，也只站在这里的前厅里。两百万人中只有十万人看到过这座歌剧院，其他人都是在报上读着相关报道，让别人讲述，看着图片，永远不会真正允许他们进来。其他人是谁呢？她不安起来，同时又愤怒地看着那些女士。她们没有比我当时更好看，走起路来也没有我当时那么轻盈自如，只不过她们有这么一条裙子，就是那看不见的安全保障。就向上走一步，和她们一起迈着唯一的一步走进去，走到大理石台阶上面进入包厢，进入音乐的金色大厅，加入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们的圈子，进入那享受的氛围。
信号铃声响起了，最后到来的人们加快步伐，边走边脱下大衣，飞快走到衣帽间，前厅再一次空了下来，现在里面开始静下来，在那中间狭窄的空间，那无形的墙再一次升起。克里斯蒂娜继续往前走。路灯把它的白色光环倾洒在环形大道上，披着盛装的大街上还很热闹。克里斯蒂娜随着人群漫无目的地沿着歌剧院大道走着。在一个雄伟的饭店前面她站住了，像被吸铁石吸引。刚刚开过来一辆汽车，穿着制服的小厮们涌出来，帮着一个东方人模样的女士拿箱子和皮包，旋转门转动着把他们吞了进去。克里斯蒂娜不能继续往前走，大门喇叭筒似的吸住她，她有个不可抗拒的要求想至少看一分钟这个期盼的世界。我要进去，她想，如果我问门房，纽约来的梵·波伦夫人是否已经到达，他们又能把我怎样，况且这也完全是可能的。就看一眼，唯一的一眼，重新回忆一下，更强烈地回忆一下，重新做一秒钟另一个人。她走进去，门房正在和那位新到的女士商谈着什么，所以她可以不受阻止地穿过前厅，饱看所有的一切，那些靠背椅，里面坐着抽烟聊天的男士们，都身穿裁剪合体的时髦旅行服装或者晚礼服，脚上是秀气的漆皮鞋。里间坐着一帮人，三位年轻的女士在用法语大声说服两位年轻男士，说着，扬声大笑，那是无忧无虑的轻松的笑声，是那些无忧无虑的人的音乐，能使他们自己陶醉。后面还有一个宽阔的大厅，里面的柱子都是大理石的，那里是餐厅。穿着燕尾服的招待在入口处守着。我可以进去在这里吃饭，克里斯蒂娜心想，不自觉地摸一下皮包，看看她带来的钱包是否还在，那里面装着二百法郎钞票和七十先令。我可以在这里吃饭，这又能花多少钱呢？就再一次在这样一个大厅里坐着，被人伺候，被人关注、被人欣赏、被人娇惯，还有音乐呢，这里人们也听音乐，来自内部的，轻快而又低声的音乐。但是以往的恐惧又袭来了。她没有那身衣服，没有那件打开这扇门的护身符。她觉得心里不踏实，突然在这里也高高竖起了那堵看不见的墙，那是恐惧、具有驱魔能力的五角星形符咒[45]，她不敢跨越它。她的肩膀颤抖着，她快步走出饭店就像逃走一般。没有人看着她，没有人拦着她，这种不被注意的感觉让她比方才进来的时候更加虚弱。
再一次继续往前走，沿着马路。去哪里呢？我到底来干什么？马路渐渐冷清下来，几乎没人了，几个人匆忙地从她身边走过，看得出他们想去吃晚饭。我要去吃饭，克里斯蒂娜想，到随便哪家客栈去，而不是到一家如此高级的饭店去，那里每个人都看着我，就随便去一个敞亮的有人的地方就行。她找到了一家走进去。所有的桌子几乎都客满了，她找到一个没人的桌子坐下。没有人注意到她。侍者给她拿来吃的，她慢慢咀嚼着随便一道什么菜肴，漫不经心地，还有点神经紧张。我就是为了这个到这里来的，她想，我在这里干什么？就坐在那里盯着白色的桌布令她百无聊赖。你总不能老是吃着，总是点菜，你也该站起来继续走。但是去哪里呢？现在才九点。一个卖报纸的走到桌前——很受欢迎的打岔——递给她几份晚报，她买了两三份，不是为了阅读，而只是为了看上几眼，也显得她有事可做，显得她在等人。她漫不经心地翻看着那些新闻。政府组阁遇到困难、柏林抢劫杀人案、交易所广告，所有这些和她有什么关系，还有有关歌剧院女演员的传闻，她是否留下，到底一年出场二十次还是七十次，我反正永远也不会听她演唱。她已经把报纸放下了，但最后一页“娱乐”一栏里的粗体字映入她的眼帘：“今天我们去何处？”里面有娱乐、话剧、跳舞场所和酒吧的信息。她神经质地拿起报纸读起那些广告。“舞蹈音乐，牛津咖啡馆”“弗雷蒂姐妹，卡尔顿酒吧”“匈牙利吉普赛乐队”“著名黑人爵士乐队，演奏到夜里三点，维也纳最好的社交圈的幽会场所！”再一次出现在消遣的场合，跳舞，尽情欢乐，冲破自我封闭，驱散积郁在胸中无法忍受的东西。她记下一两个地方，按照侍者的解释都离这里不远。
她把大衣交到衣帽间，从身上去除了这令人厌恶的装束后她现在觉得身上轻盈多了，音乐从下面刺耳地快速地传上来，她走到位于地下室的酒吧。但是大失所望，那里一半是空的。乐队那边几个身穿白色夹克的小伙子敲打着乐器，好像要使劲把那几个尴尬地坐在桌旁的人赶去跳舞，但是只有一对在跳舞，一个很明显是职业领舞人，此人眼睑下涂了一些深色眼影，头发梳得过于讲究，跳舞过于做作，领着一个酒吧女在中间正方形的舞池里来来回回地跳着，没有什么激情。酒吧里二十张桌子中有十四张或者十五张是空的。一张桌旁坐着三个女人，无疑是职业坐台女，一个把头发染成烟灰色，一个打扮得非常男性，黑色连衣裙外面套着一件外套，看着像燕尾服，第三个是个肥胖大胸的犹太女人，在慢慢地用吸管吸着威士忌。三个人都带着居高临下的惊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然后轻声笑起来还窃窃私语，凭着她们常年从业、训练有素的眼光她们猜测她是个雏儿或者乡下妞儿。分坐在不同桌子旁的男人们，看着像是出差在外，没有好好地刮胡子，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像是在等着什么东西能把他们从冷漠迟钝的状态中刺激起来，他们零散地懒洋洋地坐在桌旁喝着咖啡或者一小杯烧酒。克里斯蒂娜进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走下一节台阶，踏入一片虚无。她真恨不得掉头就走，但是侍者已经飞快地扑到客人面前，巴结地询问这位尊敬的小姐想在哪里就座，于是克里斯蒂娜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然后和其他人一样在这间毫无娱乐可言的娱乐场所等待着那该来的但是没有来的东西。有一次一位先生（还真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工厂代理人）笨重地站起来，拉着她在舞池里跳了一会，然后又把她放下，显然他没有勇气或者兴致，他也感觉到这个陌生女人身上的“一半和一半的样子”，奇奇怪怪的和没下决心的神气，一半愿意和一半不愿意的劲头，对于这位工厂代理人（他明天早上得坐六点半的快车继续去阿格拉姆）来讲这可太复杂了，但是不管怎样克里斯蒂娜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这期间两个新来的男人坐到那几个女人那边聊天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突然她招呼侍者结账，然后就起身离开，满腔愤怒，愤愤不平，心灰意冷，其他人从背后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
又到了街上。现在已是深夜。她行走着不知去往何处。一切都无所谓了。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就算有人把她抱起来扔到多瑙河运河里，就算那辆想横穿马路但刚好停在她这个漫不经心的人身边的汽车要碾过她的身体——一切对她都无所谓了。她突然发现一个警察奇怪地盯着她想追上她，好像要问她点什么，这时她猛然意识到她肯定被当成那些在阴影里来回踱步跟男人们搭讪的女人了。她继续走着。我最好现在回家去，但我回去干吗呢，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她突然觉得身后有脚步声。一个影子挪到她身边，这个影子的主人随后跟上，目光犀利地看着她的脸：“别呀，小姐，真的现在就回家了。”克里斯蒂娜不予理睬。但是那人没有从她身边走开而是开始说话，很迫切，很诙谐，这让她不由自主地感觉很舒服。那人问她是否愿意再去个地方？“不，绝不可能。”“可是谁现在就回家啊？就去一个咖啡馆。”她最终妥协了，就是因为不想一个人待着。此人很可爱，如他所说是个银行职员，但肯定结婚了，她这样想。可不是，他手指上戴着戒指。但是无所谓，克里斯蒂娜对他一无所求，就是不想现在一个人待着，情愿听他讲点有趣的事情，哪怕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她会偶尔注视一下这个男人，他已经不年轻了，眼睛下面有皱纹，一副劳累过度、疲于奔命的样子，本人就像他的西装有点被压扁了，皱巴巴的。但是他聊起天来很舒服。克里斯蒂娜又一次和一个人说话，或者让他说话，其实心里知道这并不是她想要的。此人欢快的情绪让她有些痛苦。他讲的话有些很有趣，但是克里斯蒂娜感觉她的喉咙被苦涩所侵蚀，渐渐的她对这个陌生男人产生了憎恨，他那么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而自己对一切都恨之入骨。他们离开咖啡馆，他挽住她的胳膊，紧紧捏着。这和那边饭店里的那个人做的是同一个动作，但是她身边这个说个不停的矮个子男人并没有带给她那种让她燃烧的激动，这个激动是那个男人带来的，来自一种回忆。她突然被恐惧攫住了。最终她可能会向这个陌生人完全妥协，会投入一个她根本不愿意的男人的怀抱，仅仅是出于愤怒，仅仅是出于迫不及待——正在这时开过来一辆出租车，她突然举起手，挣脱了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男人一下跳进车里。
然后她还头脑清醒地在陌生的房间里躺了很长时间，听着外面汽车开动时车轮的响声。结束了！你不可能跨越过去，你不可能穿越这道看不见的墙壁，她就这样躺在床上惴惴不安地呼吸着，整夜未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呼吸。
星期日上午也跟那个迷茫的无眠之夜一样漫长。大多数商店都不开门，把它们的诱惑都藏在拉下来的百叶窗后面。为了打发时间，她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翻着报纸。她已经不再知道她曾经对什么有所期待过，她忘记了来维也纳是为了什么，这里没人等着她，没人想要她。她突然想到她该去拜访一下姐姐和姐夫，这是她答应过他们的，也理该如此。最好一吃完饭就过去，绝不能更早，否则他们该认为她是冲着午饭去的。姐姐自从有了孩子变得特别古怪，一心想着自己，节省得不得了。时间还早，还有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姐姐家去，她纯属偶然地穿过环形大道发现油画画廊今天免费对外开放；她漫不经心地穿过各个展厅，坐在一张丝绒面长椅上观察着过往的参观者，接着继续走，又到了一个公园，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孤独感也在增长。等她两点去姐夫那里的时候，她已经相当疲惫，仿佛艰难地踏着深深的积雪而来。就在大门口她遇到了一大家子人，姐夫、姐姐和两个孩子，明显地都穿着星期日的盛装，都真心实意地为她的到来而高兴（这点让她特别开心）。“好啊，这可真是个惊喜！上星期我还对奈莉说，我们该给妹妹写封信，她怎么不见人影了，真的，你该午饭时就来，但是你现在跟我们一起走是不是，我们想去美泉宫[46]，带孩子们去看看动物什么的，今天的天气多好啊。”“非常乐意。”克里斯蒂娜说。能够知道去哪儿真好。能和人在一起真好。一路上姐夫挽着她的胳膊给她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姐姐则领着孩子们。这张善良的脸上，嘴说个不停，姐夫还亲热地拍打她的胳膊。你能从两百步以外就看出他过得挺滋润，很满足，也天真地享受着这种满足感。他们还没走到电车站，姐夫就已经把一个天大的秘密告诉她，明天他就要被他的党推选为地区领导，对此他是有充分权利的，他刚从战场上回来就已经是党内受信赖的人了，要是一切顺利，能够把那些黑衫党干下去，他就能进入下一届区议会。
克里斯蒂娜走在他身边友好地听着他说话。他一向都很可爱，这个单纯的小个子男人，能够为了一些小事就高兴得不得了，是个好人，招人喜欢，容易信赖别人，自己也可以信赖。克里斯蒂娜理解他的同志们很乐意推选他到这个简朴的位置上，他当之无愧。可是当她从旁边悄悄地看他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小个子，脸膛红润，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下巴下面肥肉叠起，每走一步鼓起的小肚子就震颤一下，她惊愕地想到她的姐姐：她怎么能……我肯定无法容忍被这样一个男人抚摸。大白天在许多人中间和这个人在一起还是挺好的。在动物园的栏杆前和孩子们一起，他自己也变成了孩子。克里斯蒂娜暗怀一丝羡慕想道：还能够再一次为这些如此微小的事情而高兴，而不是只渴望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到五点的时候（孩子们必须早早上床睡觉）决定启程回家。大人先把孩子们塞进星期天拥挤不堪的电车，然后再自己挤进去，人挤人地站在发出匆忙的嘎啦嘎啦声响的车厢里。克里斯蒂娜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锃光瓦亮的汽车，在清晨的阳光下一尘不染，空气散发着香味掠过太阳穴，那有弹性的座椅，瞬间驶过的景致。在拥挤的人群中，她闭着眼睛飘荡在陌生的空间。她不知道这过了多久。然后姐夫轻轻拍打了一下她的肩膀提醒道：“我们该下车了，在你的火车开车前去我们家喝杯咖啡。等一下，我走在前面给你们开路。”
姐夫向前移动着，他这个人是小个子、胖胖的、很结实，他当真伸出胳膊肘从那些艰难地直往后捎的肚子、肩膀和后背当中成功地挤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他已经到车门旁了，突然爆发了一场争吵。“您都撞到我的胃了，蠢家伙。”一个披着斗篷的瘦高个子男人冲着他生气愤怒地喊道。“谁是蠢家伙啊？你们大家都听到了是不是？”姐夫暴躁地叫起来。“谁是蠢家伙？”那个夹在中间披着斗篷身材瘦削的男人艰难地挤过来，其他人都眼睛盯着。一场舌战即将开始，这时姐夫愤怒的声音变了调：“斐迪南，不，竟然会是这样，太有意思了，我差点和你吵起来。”另一个人也吃了一惊笑起来。突然这两个男人握住手直视对方的眼睛。他们根本不想分开，售票员不得不提醒：“要是二位想下车的话，就请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来，你必须和我们一起下车，我们就住在旁边，不，竟然会有这种事！来吧，来！”那个披着斗篷的瘦高个男人脸上绽出笑容。他从上面把他的手放在姐夫的肩上。“非常乐意，小弗朗茨，我当然跟你走。”他们两个人都下了车。在车站姐夫站住不走了，因为惊喜而气喘吁吁，整个脸上泛着光就像涂了板油。“不，竟然会有这种事，我们这辈子还能再见面，我多少次想着你在哪儿，一再打算往你住的旅馆给你写封信。但是你知道的，人们总是忘性大，什么事都一拖再拖。现在你又在这儿了，没想到，竟然会有这种事，我真是太高兴了。”
站在对面的那个陌生人也很高兴，这点可以从他嘴唇细微的颤抖中看出来。只是他更年轻，也更有自制力。“好了，好了，就这样吧，我信你说的，小弗朗茨，”他说道，从上向下敲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肩膀，“现在给我介绍一下女士们吧，其中一位肯定就是奈莉，你太太，你可是一再跟我讲起她。”“当然，当然，等一下，我实在是太吃惊了。不，真的，我太高兴了，斐迪南！”然后他对其他人说：“你是知道的，斐迪南，那个姓法尔纳的，我跟你一再提起过的那位。我们两个人在西伯利亚同一个棚屋里待了两年时光。他是唯一的一个——是的，真的斐迪南，你知道的——人们把我们和那帮鲁提尼人[47]和塞尔维亚人放到一起，他是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老实人，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说上话可以信任的人。不，竟然会有这种事！现在马上跟我们回家去，我太想知道你的一切了。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今天要是有人跟我说，我今天还会有这件喜事，我还真不会相信呢——我要是坐了下一班电车，我们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了。”
克里斯蒂娜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贪图舒适反应迟钝的姐夫这么激动这么兴奋过，他简直是一口气跑上楼梯，把那个朋友第一个推进屋去，他朋友宽厚地轻声笑着，带着一种优越感，不得不顺从他那战友不断爆发出来的兴奋。“现在脱下外套，请便，来这，坐在这把靠背椅上——奈莉，给我们拿咖啡来，还有烧酒和香烟——好了，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你没有变得更年轻，但是你看上去瘦得要命。真该好好喂喂你。”这个陌生人顺从地任他打量着，这样孩子般的高兴劲很显然让他觉得非常舒服。他的前额突出，像凿出的颧骨隆起，他那坚毅的紧绷的脸孔渐渐舒展开来。克里斯蒂娜也端详着他，努力想让自己回忆起今天上午在画廊看到的某一幅画，这是一个西班牙画家画的一幅僧侣的画像，她想不起名字了，就还记得那同样苦行僧般的，骨瘦如柴，几乎没有一丝肉的脸庞和鼻翼两边紧绷的线条。这个陌生人情绪很好地用手拍打着姐夫的胳膊。“你说得对，我们应该还跟当时分罐头一样继续平分东西，你可以匀给我一点你的脂肪，这对你不是难事，我希望，你太太不会反对。”
“现在讲讲，斐迪南，我已经好奇得不得了了：当时我们被红十字会运走的时候，我是第一批，你和其他七十个人该在第二天随后到达。我们又在奥地利边境坐了两天。火车没煤了。这两天里我每个小时都在等着你的到来，我们去了车站站长那里不是十次就是二十次，叫他打电话，但是当时一切都乱成一锅粥了，两天后我们才继续坐上火车往前走，从捷克边境到维也纳开了十七个小时。那你呢，你们怎么了？”
“是这样，你得在边境坐两年等着我们，你们算是走运，我们却成了牺牲品。运你们的车走了半小时后我们接到电报：铁路线被捷克军团给炸了，然后我们就又回到了西伯利亚。这可不是好玩的，但我们没把此事看得太严重。我们觉得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个把月的事儿。但是这一下子就是两年，这可没人想到，最终我们七十个人中也就有十二个人活了下来。红军、白军、伏朗格尔[48]不停地打仗，总是冲前退后，总是来来去去，人们把我们就像麻袋里的谷粒那样甩来甩去。直到一九二一年红十字会才把我们通过芬兰接回来：唉，我亲爱的，我什么都干过，你这就知道我不可能长什么脂肪了。”
“这么倒霉，你听听，奈莉！就因为差半个小时。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你们在那里会那么糟，恰恰是你！恰恰是你！你那两年都做什么了？”
“我亲爱的，要是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们今天就讲不完了。我认为我做了一个人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帮着收割，帮着建造工厂，我还送过报纸，在打字机上打过字，红军打到我们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在红军那里战斗过十四天，农民进到城里的时候，我们向他们乞讨过。唉——我们不说这些了；今天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理解我能坐在这里，还能抽着烟。”
姐夫特别激动。“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不，竟然会有这种事！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要是让我想象，你们还得在这儿孤零零地等两年，你和孩子们，这根本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像你这么正派的人，真是挨了当头一棒！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不，竟然会有这种事！谢天谢地，你至少没缺胳膊少腿，你能毫发无损也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个陌生人拿起燃着的香烟，恶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他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是啊，我的确运气很好——我是毫发无损，或者说几乎是，就是这里的两根手指断了，这就发生在最后一天，是的，我的确运气很好。好运轻轻碰了我一下，赶上了。这是在最后一天，我们都再也坚持不住了，最后一些人全都集中到一个驻地，在火车站腾出一辆运粮车就是为了能往前走，原来规定一个车厢装四十个人，但实际却装了七十个人，一个挨着一个，根本无法转身。谁要是内急——唉，当着女士的面我都说不出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出发了，并且为此非常高兴。到了下一站又上来二十个人。他们拿着枪托相互厮打，谁首先挤到前面来，一个接一个地挤进来，总是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尽管人们已经把五六个人踩在脚下了，我们就这样开了七个小时，这期间呻吟声、喊叫声、痰喘声不断，汗味和臭味弥漫。我脸冲着墙站着，把手指在我身前张开，以便他们不把我的胸腔挤压在坚硬的木头上，两根手指就这样断了，肌腱撕裂，我就这么站了六个小时，胸中没有一丝空气，人都半窒息了。下一站情况好一些，因为人们把五个死人扔了出去，两个踩死的，三个窒息而死，我们就这样一直继续坐火车往前走直到晚上。是的，我的确运气很好，就只是肌腱撕裂，两根手指断了——小事一桩。”
他举起手给大家看：第三个手指耷拉着不能弯曲了。“小事一桩，是不是，一场世界大战和四年西伯利亚，就只伤了这唯一的一根指头[49]。但是你们不知道这样一根坏死的手指对一只活生生的手的影响。你要是想当建筑师，就再也不能用这只手制图了，你不能用这只手在办公室里打字，你也干不了任何重活。不就是一个肌腱上的一根筋吗，就像细细的一根线，而整个仕途就系于这根线。这就好比你把一个房子的平面图画错了一毫米——就是小事一桩——可整个房子就坍塌了。”
弗朗茨万分震惊，他一再重复着他那无助的惶恐的话：“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不，竟然会有这种事！”看得出来弗朗茨想去抚摸他的手，女士们也严肃起来，颇感兴趣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最后姐夫镇定下来问道：“那继续讲吧——你回来之后都做什么了？”
“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事啊。我想继续上大学学技术专业，在哪儿断的线，就在哪儿接上，二十五岁了，重新回到学校去，坐到我十九岁的时候坐的板凳上。最后我也完全可以学会用左手绘画，但是又有什么挡在了路上，又是小事一桩。”
“啊，是什么呀？”
“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上大学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而我恰恰没钱——总是这些小事。”
“啊，怎么会呢？你们家不是一直很有钱吗，你在梅朗[50]不是有个房子，还有土地、小酒店、香烟店、食品零售店……以及……你不是跟我提起过所有这些吗……还有你那位祖母，她一直省吃俭用，一个子儿也不愿意拿出来，总是在寒冷的屋子里睡觉，因为她舍不得点火的刨花和纸张。她怎么样了？”
“是的，她还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座美丽的房子，简直就是一个宫殿。我刚才就是从那里上的电车，从郊区赖因茨那边的养老院，真是好说歹说那里的人才接纳了她。钱她反正是有的，整整一大堆呢，满当当放在钱匣子里。里面有二十万克朗呢，都是一千克朗一张的旧钞。白天她把它们放在箱子里，晚上放在她床下。所有的医生都嘲笑她，那些护理也取笑她。二十万克朗，她真是个好奥地利人，变卖了家乡那边所有的东西，葡萄园、农庄和香烟店，因为她不想成为意大利人，把一切都存成了好看的簇新的一千克朗纸钞，战争期间人们是如何开足马力使劲印刷啊。唉，她现在把它们藏在床下她的钱匣子里，并且发誓担保这些钞票有朝一日会很值钱，她曾经拥有二十或者二十五公顷[51]土地，一幢美丽的石砌的房子还有那些（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特别精致的老式家具以及四十年或者五十年的辛劳，她觉得这一切绝不可能永远一文不值。这个善良的老人在她七十五岁的年纪已经无法再理解这些了。她只是依然还一直深信着她亲爱的好心的上帝以及他尘世的公正。”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使劲装满烟丝，猛烈地抽起来。克里斯蒂娜立即就感觉到这个动作中的愤怒。她非常熟悉这种冷漠激烈，充满嘲讽的狂怒，这让她心中涌起一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姐姐生气地看着旁边，显然对这个男人的不满在不断增长，此人毫无顾忌地抽着烟，把房间弄得乌烟瘴气，对待她的丈夫就像一个小学生。自己丈夫对这个衣着破烂、满怀仇恨——她从整个气氛中感觉到——充满造反精神的男人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她看了非常生气，觉得此人搅乱了她舒适惬意的生活。而弗朗茨自己就像被麻醉了似的，只是一直盯着他的战友看，充满善意同时又惊讶不已，总是结结巴巴地说着他那句苍白无力的话，“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他需要一些时间镇定下来，然后一再从头开始。“但是，那以后呢——你倒是继续讲啊，然后你做什么了？”
“这儿那儿的什么都做，一开始我还认为如果我兼职干点什么挣点钱都够我继续上大学了，但是钱就总是不够，都难保证一日三餐。唉，我亲爱的小弗朗茨，那些银行和机关及商行可不会等着我这个毫无必要地在西伯利亚休假了两年后回来的人，而且我还只有半个手能工作。到处都是：‘遗憾，遗憾’，所有的职位都被那些有着胖胖的屁股和健康手指的人所占据了。因为我遇到的‘小事’使我处处都处于不利的境地。”
“但是——你有权利申请残疾金啊，你不是没有工作能力或者工作能力有限吗，那你就该得到补助，对此你是有权利的。”
“你这么认为？是啊，我本来也这么认为。我也认为，要是一个人丧失了房子、葡萄园和一只手指以及整整六年时光，国家有一定的义务帮帮他。可是，我亲爱的，在奥地利一切都不在正道上，我也认为够条件了，就去伤残者办公室给他们看我都在这儿和那儿服役过，也给他们看了我的手指。可是，不，有一条规定，我必须拿出证明，证明我是在战争中受的伤或者是战争后果造成的伤残。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战争是一九一八年结束的，而我是一九二一年的那些情况下受的伤，那时谁也没有做过记录。但是最终这还是有可能办成的。只是那些先生后来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唉，弗朗茨，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们发现我根本不是奥地利公民。按照洗礼证书我是在主要行政区梅朗出生的，归那里管辖，要想成为奥地利公民，我当时该及时做出选择，既然没有选择国籍，那一切全都完蛋了！”
“是啊，但是为什么——你为什么真的没有做出选择呢？”
“见鬼了，现在你也提出和那些家伙一模一样的愚蠢问题。就好像那些人一九一九年在西伯利亚的草棚和棚屋里公布了德国-奥地利官方文件似的。我亲爱的，在我们待的那个鞑靼人村子里我们可不知道维也纳究竟是在波希米亚或者意大利，这些对我们也都无所谓，我们关心的只是哪里能得到一片面包塞进嘴巴，怎么能把皮大衣上的虱子去掉，如何走上五小时搞到一盒火柴或者一点烟丝。太逗了——那时我该选择奥地利国籍。不过，后来他们至少给了我一张破纸，上面写着，要是根据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签署的《圣日耳曼和平协议》[52]的第六十五款，以及第七十一款和第七十四款，我可能是奥地利公民。我还不如把这张废纸卖给你换包埃及香烟呢，因为我在各个机构都把它拿出来，连一个铜板都没得到。”
现在弗朗茨有动静了。他突然感觉好起来因为他觉得在这点上他能帮上忙。“这样，这事我给你办，相信我。这事我们能搞定。要是需要有人证明，我就证明你在战争中当过兵，通过我的党，我认识一些议员，他们会为我办事的，从市政府你会得到一封推荐信——好了，这事我们能办成，这点你放心好了。”
“谢谢你的款待，亲爱的朋友！但是我再也不采取任何行动了。我受够了，你都不知道我得到处带着多少证件，士兵证件、平民证件、不是市长办公室就是意大利公使馆发的，还有无经济来源证明，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狗屁证明。我在图章和邮资上的花费远远比一年乞讨所得还多，跑了那么多路腿都快跑断了。我去过联邦总理府，去过陆军部，去过警察局，去过市政府，到处都碰一鼻子灰，没有我没有爬上爬下过的楼梯，没有我没有吐过痰的痰盂。不，我亲爱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再走一遭从一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的愚蠢道路了。”
弗朗茨惊愕地看着他，就好像他在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被人抓住。可以感觉到，他自己过的惬意的小日子，就像个罪孽一样压迫着他。他更加挨近斐迪南：
“嗯，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什么都做。手边有什么就做什么。前一阵我在弗洛里达村一个建筑工地当技术监理，一半是建筑师，一半是监管。可工钱少得可怜，他们想留我在那里直到建筑完成的那天或者公司倒闭的那天。然后我又得再找其他的事情，我并不担心。但是我跟你在那边躺在我们木板床上说的话，想要成为建筑师，建设桥梁什么的，这是没戏了。我在那边铁丝网后面打瞌睡，抽烟和发傻浪费的时间是找不回来了。学术大门已经关闭，我无法再打开它，他们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用枪托从我手中打落了钥匙，现在躺在西伯利亚的污泥里了。我们不提这些，最好再给我一杯白兰地——喝酒和抽烟是咱们在那边的战争中唯一学会的东西。”弗朗茨顺从地给他斟满酒杯，他的手在发抖。“不，竟然会有这种事，不，竟然会有这种事！像你这样勤奋这样聪明这样正派的人要到处疲于奔命。这真是丢人，真的，我曾经担保，你肯定会飞黄腾达，要说谁当之无愧那就是你了。你瞧着吧，事情还会有转机的。肯定还会有什么办法。”
“肯定会有办法？真会这样！我回来整整五年了，也是这么相信的。但是这肯定是个硬核桃，就算你再使劲摇晃它也不会老从树上掉下来。这个世界已经和我们在教科书上学来的有些不同了，书上说：要永远忠诚和正直……我们不是壁虎，尾巴就算被拔掉了也会迅速长出来。我亲爱的，一个人要是被从活生生的身体上切下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这六年最好的年华，他就是个残废了，就算像你说的他有运气，他幸福地回到了家里。我去找工作都比不上有点本事的学徒工，或者一个虚度光阴的高中生，我照镜子的时候觉得我自己看起来像四十岁。不，我们出生在一个糟糕的时代，没有医生能帮我们愈合这个伤口，我的六年青春硬从身体里撕了下来，谁又补偿过我什么？国家？这个顶级无赖，这个头等窃贼？你跟我说说你们那四十个部里，有负责司法、民政、贸易的，负责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变迁的，给我看看哪个是负责正义的。他们吹奏着《拉德斯基进行曲》[53]，说着‘上帝保佑你们’的话，把我们赶进战争里，现在他们又给我们吹着其他的曲子。唉，我亲爱的，从粪土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看上去真不怎么可爱。”
弗朗茨一脸惊愕地坐在那里，他注意到了他太太生气的目光，出于尴尬他开始向他的朋友致歉。“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小斐尔德尔[54]，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你们真该看看他在那边的样子，这个所有人当中唯一正派，最有耐心的人，是我们这帮坏蛋当中最老实的一个。我还记得他被他们带进来时的样子，一个瘦里巴叽的小伙子，当时十九岁。其他人觉得对他们来讲这场骚乱总算已经结束，都高兴得要命，只有他气得脸色煞白，恨他们把他从撤退的队伍中截了下来，是从火车车厢里抓下来的，这样他就无法为祖国战斗和牺牲了。第一天晚上，我还记得，这场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是新近直接从神父和妈妈那里来到战场的——他跪下祷告起来。谁要是开皇帝或者军队一点玩笑，他就会把他掐死。他就是这么个人，我们当中最老实的一个，他那时还相信报纸上和军团命令中写的一切，而现在他这么说话！”
斐迪南阴沉地盯着他：“我知道我曾经像个小学生似的什么都相信。但是是你们让我不再相信的！你们不是从第一天就跟我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我们的将军都是笨蛋，军需官行窃起来都像乌鸦一般，谁不把手高高举起，就是蠢驴？在那儿谁是最高布尔什维克啊，我还是你？谁啊，不就是你这个家伙，老是做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演讲？是谁第一个拿起红旗冲到军官营地从军官身上扯下圆形花饰？怎么样，好好回想一下吧！是谁在总督府里站在苏维埃政委身旁长篇大论地说，被俘的奥地利士兵不再是皇帝的战士，而是世界革命的斗士，他们开拔回家就是为了摧毁资本主义的秩序，建立秩序和公正的王国？怎么样，当你再一次得到你挚爱的蹄髈肉和一大杯比尔森啤酒的时候，那些清扫旧制度的雄心壮志又都到哪儿去了？最高社会主义者先生，我能斗胆问一句，你们在哪里从事过你们的世界革命呢？”
奈莉猛地站起身开始收拾餐具。她的丈夫竟然在自己家里被这个男人像个小男孩一样的训斥，对此她不再掩盖她的愤怒。克里斯蒂娜也察觉到姐姐的愤怒了，奇怪的是她却感觉良好，看到她的姐夫，未来的地区领导完全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最后还尴尬地道歉，她恨不得大笑起来。
“我们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你不是也看到了，就在第一天我们就进行了革命……”
“革命？请你再给我一支香烟以便我能歌颂一下你们的小羊羔革命。你们把那个奥匈帝国（k.k.）企业的招牌翻了过来，重新油漆一遍，但是在小店内部你们顺从地充满敬意地把一切保持原样，上层还是上层，下层还是下层，你们严防自己，在那里用拳头彻底打进去，打它个底朝天。你们演了一场奈斯特洛依[55]的喜剧，但是没有进行革命。”
他站起身，在屋子里急促地走来走去，然后他突然站在弗朗茨前面。“你别误解我，我不是红旗那派的，我在极近的距离看到过什么是内战，就算是把我的眼睛给弄瞎了，我也无法忘记。当时苏维埃军队又夺得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已经在红军和白军之间易手三次了——我们被召集在一起掩埋尸体。我亲手埋葬了他们，烧黑了的、残肢断臂的尸体，有孩子、女人和马匹，都混在一起，恐怖至极，臭气熏天；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内战了，我要是知道，为了能从天上取回永恒的公正，就要把活生生的人糟蹋成这样，那我是怎么也不会再跟着干的。什么也与我无关了，我没有兴趣了，我不再拥护布尔什维克也不反对他们，不再拥护共产党人或者资本家，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我这个人，唯一想服务的国家就是我的工作。但是如何使下一代人幸福，是这样还是那样，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我管得着他们如何生活和将如何生活吗，我关心的只是，我最终将把我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归置起来，过上我生下来想过的日子。我要是到了我想要去的地方，我要是重新又有时间呼吸，也许，我自己的生活井然有序了，然后我也许会在晚饭之后思考一下，该如何把这个世界治理好。但是首先我必须知道我的位置；你们有时间关心其他的事情，我可只能关心我自己的事情了。”
弗朗茨动了一下。
“不，弗朗茨，我说这些不是针对你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对你了如指掌，我知道，要是可能的话你会为我把国家银行洗劫一空并让我当上部长。我知道你好心，但这就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罪过，我们这么好心，这么轻信，正因为如此其他人对我们就为所欲为。不，我亲爱的，这在我这儿已经结束了，我不再让别人欺骗我说，其他人过得更不好，我不再轻信别人说的，就因为我还身无大病，还没有拄着拐走路就是有运气。我不再轻信，一个人呼吸着，也有饭吃，这样就够了，一切就都没问题了。只要我没有感觉到我得到了我的权利、我对生活的权利，我就什么也不信了，不再信上帝、国家和世界的意义，只要我没有得到这个权利，我就会说，我被偷盗了被欺骗了。在我感觉到我真正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不再靠着别人扔出来的或者享用够了的残羹冷饭生活之前，我是不会让步的。你能理解吗？”
“能！”
所有的人都猛地抬起头来看。有人大声地激动地说出了“能”。克里斯蒂娜发现大家都看着她，脸红了。她只是意识到，想到了“能”，内心也有强烈的感觉：但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字就从嘴边漏了出去。现在她不好意思地坐在那里，一下子成为众人好奇的中心。一时，一片沉默。这时奈莉一跃而起。现在她终于有了发泄愤怒的机会。
“你说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啊，就好像这场战争和你有什么关系似的！”
这个房间一下子充满了活力。克里斯蒂娜也为能发泄自己愤怒而高兴。“什么关系也没有！就是我们破产了。你已经忘了我们曾经有个兄弟，忘了父亲是怎么崩溃的，所有这些……所有这些……”
“但是你没有，你没缺什么，你有你的好工作，你该高兴才对。”
“是吗，我该高兴。能坐在外面那个倒霉的地方，我该感激涕零。你好像不是太高兴，因为你只是偶尔过去看看母亲。法尔纳先生说的都是对的。我们被偷走了好多年的时间还一无所获，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快乐，没有假期，没有休息。”
“什么，没有假期。她可是从瑞士回来的，从最高级的饭店来的，可她却在抱怨。”
“我没有在任何人那里抱怨，可我倒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听你在抱怨。瑞士的事情……正因为我有所亲眼目睹，才能有发言权。只到现在我才知道——别人都从我们这里夺走了什么——别人是如何摆布我们的生活的……我为了……”
克里斯蒂娜一下子变得很没有自信，感到那个陌生人直勾勾地看着她，很受启发的样子。她觉得很尴尬，觉得自己也许透露得太多了，她压低嗓音：“我当然不想和别人相比，其他人当然做得更多。但是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做了足够的事情，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力。我从没说过什么，从没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从没抱怨过。但是要是你跟我说……”
“安静，孩子们！别吵架啊，”弗朗茨挤了过来，“你们这样吵来吵去又能有什么结果啊，我们四个人在这里无济于事。千万别谈政治，一谈马上就对立起来了。我们谈点别的吧，尤其给我留着这份高兴劲。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又看到他在我身边有多高兴，他就是再这么骂我，再这么训斥我，我也高兴。”
这几个人又心平气和了，就像风暴后空气更清爽了。
大家都享受了片刻的沉默和情绪放松，然后斐迪南从椅子上起身：“我现在得走了，把你的儿子们叫来，我还想再好好看看他们。”
孩子们被带进来了，他们好奇地吃惊地看着这个陌生男人。
“这是罗德里希，战前生的。我知道他。这边是老二，小儿子，就是所谓晚些时候生的，他叫什么？”
“约阿西姆。”
“约阿西姆！他难道不该叫另外一个名字吗，弗朗茨？”弗朗茨吃了一惊。“我的天啊，小斐尔德尔。我完全忘了此事了。你看看，奈莉，我没想起这件事，我们相互承诺，有朝一日我们回来要是有了孩子的话就互为教父。我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永远也不会彼此生气的。我们要是想吵架的话以前有的是时间，但是你看，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都把那个时候给忘了，这事就了结了。也许这样更好呢，”——他抚摸着男孩的头发，眼里闪着善良的光芒，“也许这个名字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运。”
斐迪南现在完全平静下来。自从他接触了孩子，他脸上孩子般的表情就苏醒过来。他带着和解的意愿，没有一丝焦虑，走到弗朗茨的太太面前：“别见怪……太太，我知道我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客人，我已经注意到了，看到我这样和弗朗茨讲话您不怎么高兴。但是我们两个整整两年互相从头发里抓虱子，互相刮胡子，在同一个槽子里吃饭，在同一堆污泥里睡觉，我们要是相互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讲话，那才是骗人的把戏呢。一个人要是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以前的老话题还在，就算是我稍稍骂了他几句，那也是因为我一时不高兴。但是他和我都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真的疏远的。我就是想请您原谅，我明白，我要是现在走下楼梯，您会很高兴的。我敢保证，我理解您。”
奈莉掩饰着不满。斐迪南恰恰说出了她所想的。“哪里，哪里，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都高兴，有人来对他是好事。您哪个星期天来吃饭吧，我们大家都会很高兴。”
但是这“高兴”二字说得有气无力，听起来也很假，斐迪南握住的手也是冷淡的陌生的。然后他无言地和克里斯蒂娜告别。有那么一秒钟她感觉到斐迪南的眼睛，好奇，温暖，然后他走向大门，弗朗茨跟着他。
“我送你到大门口。”
他们还没到外面，奈莉就猛的一下子打开窗户。“他们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乌烟瘴气，人都快要窒息了。”她带着歉意，对克里斯蒂娜说，一面在窗户板上敲着满是烟灰的烟灰缸，弄出很尖厉的声响，就像她的嗓音。克里斯蒂娜理解她的动作，她想随着打开这扇窗户把这个男人带进来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留在外面。克里斯蒂娜看着眼前的姐姐感觉像个陌生人：她变得这么生硬，人特别瘦，特别单薄，她以前是多么轻快灵敏啊。这些都来自贪婪，现在她死死抓住这个男人就像抓着金钱。她都不愿意把她丈夫的什么拿给一个朋友一点点。丈夫必须完全属于她，顺从谦卑老老实实地干活攒钱，以便让她很快成为地区主席的夫人。克里斯蒂娜生平第一次带着鄙视和愤恨看着她以前一直非常尊敬和服从的姐姐，因为姐姐不理解她不想理解的东西。
幸好现在弗朗茨回来了。姐妹俩之间的寂静无声已经在房间中变得危险和凝重。他毫无把握地走近这两个女人。步伐很小，很轻，就像一个人踏进不安全的地面。
“你在楼下又和他嘀咕了很久，是吧，我的感觉是对的，我们恐怕要经常有这种享受了。一个人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就很想顺着楼梯爬到别人家里。”弗朗茨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但是奈莉……你这是怎么想的啊，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要是想捞点什么，他早就来了。从主管部门的日志中他完全可以得到我的地址。你难道不明白，恰恰因为他过得不好，他才没有来找我。他知道，他需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他。”
“可不，只要有这些人，你就是大施主。我无所谓，你完全可以去见他，我不禁止你。但是在家里，我可受够了，你看看这，这个他用香烟烧的洞，看这地上，你朋友他都没有好好擦擦他的靴子，这必须得好好扫扫。行啊，要是你高兴和他来往，我不阻止你。”
克里斯蒂娜攥起手指，她为姐姐感到羞耻，她为姐夫感到羞耻，他就这么低三下四地站在那里，想冲着他老婆生硬的后背解释点什么。空气变得无法忍受。她站起来。“现在我也得走了，否则就赶不上火车了，你们别生气，我耽误了你们这么长时间。”
“哪儿的话，”姐姐说，“有空就来吧。”
她说这句话就像跟个陌生人说白天好晚上好一样。她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些陌生的东西，一个憎恨造反，另一个憎恨对方那里的安逸舒适。
克里斯蒂娜下楼的时候有种不确定的感觉，觉得那个陌生男人可能在楼下等着她。她徒劳地想把这个想法赶走，那个男人只是匆匆地好奇地看了她几下，没有和她说一句话——她完全不知道她是否希望这个举动，但是这个想法特别坚定，牢固得出奇，怎么也摆脱不掉，随着她走下一级一级台阶，这想法在她心里几乎越来越深地变成了一种坚信不疑。
她到楼下刚走出大门，那个灰色的斗篷就飘过大街，这个陌生男人站在她面前，一脸的不安和羞怯，对此她一点也不觉得吃惊。
“请原谅我在这里等您，小姐，”他突然说起话来，用的是一种不同的，好像是第二种声音，怯生生的、不好意思、相当克制，不像先前带着生硬、坚决、咄咄逼人的腔调——“但是我一直在担心，不知您……不知您姐姐是否会生您的气……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和弗朗茨说话的时候那么粗鲁，而您……您觉得我是对的……我真的非常遗憾对他使用那么强硬的语气——我知道你要是去一个陌生的家里，面对陌生的人是不能这样的，我发誓，我绝没有恶意，正相反……他是一个这么善良、老实的人，一个如此出色的朋友，一个特别特别善良的人，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真的，就这么突然看到他站在我面前，我真是大吃一惊，我真想一把抱住他，亲吻他，或者向他显示一下我的高兴什么的，就像他展示给我看的……但是，您必须理解，我觉得特别不自在……在您和您姐姐面前不自在，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得多愁善感，这看上去很滑稽……就因为我觉得不自在，就因为如此我才这么愚蠢地表示和他势不两立似的……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看他坐在那里，对他的大肚子、他的一杯咖啡、他的留声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就违反我的心意，忍不住非惹惹他激激他不可……您不了解他在外面的样子，曾经是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从早到晚满嘴都是革命、摧毁旧制度和建立新秩序，现在我看到他那么老实地坐在那里，一副安居乐业、吃饱喝足的样子，对他的老婆、孩子、他的党和他那阳台上长着鲜花的公共住房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散发出浓烈的小市民气……这就刺激我想折磨一下他，让他难受难受。您姐姐肯定以为我是因为他过得这么好而嫉妒他……但是我向您发誓，他过得这么好我只是为他高兴，就算我猛剋了他几句……这是因为……这恰恰是因为我很有兴致想捶捶他的肩膀或者挽起他的胳臂或者敲敲他的肚子，这个小弗朗茨，我就是在您面前觉得特别不自在……”
克里斯蒂娜不由得想笑出来。她理解这一切，也理解那个在老实的胖胖的姐夫的小胖肚子上善意而又有点讥讽地敲一敲的兴致。“不，”她说，想安慰一下斐迪南，“这些我立刻就理解了。我姐夫高兴的时候那么兴高采烈，真有点令人难堪，他恨不得把您裹在棉花里面，别让人家碰伤了您，我理解任何人都会不自在的。”
“这……您这么说让我很高兴。您姐夫一看见我就立马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是您姐姐根本不认识的人，她也不知道，我们像两个犯人似的白天黑夜一起关在一个牢房里，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彼此那么多事情，自己的老婆都不知道那么多，要是我愿意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让他干任何事，他也能让我干一切事情。这点您的姐姐，她没有意识到，或者她也许没有正确意识到。她只是有所感觉，尽管我想把这些隐藏起来，假装我对他有火气或者嫉妒……我也许有很多火气，这是真的，但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嫉妒，我想说我指的是那种嫉妒，就是我想过好日子，而别人都该过得不好……我乐意看到每个人都快乐，只是当然……有人有时对自己说，看到别人穿着羊毛衣暖洋洋的……为什么我不能也这样呢……我没有办法，没人能有办法，对此您能正确理解我……我不是说，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他……只是，为什么我不能也这样呢。”
克里斯蒂娜不由自主地站着不走了。她身旁的这个男人正好已经说出了她一直以来所想的一切。他把她只是模模糊糊感觉的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不是从别人那里夺走什么，只是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自己的生活，别人在屋里坐着的时候，自己别一直站在外面和下面，脚踩在雪地里。
斐迪南误解了她站住不走的意思，以为她不想他再陪着她了，以为她想和他分手了。他举棋不定地站在她面前，已经做了个动作想去摘帽子。克里斯蒂娜从头到脚看着他，追随着他做出的举动，然后飞快一眼就看到了他那双穿破的劣质鞋子、没有熨烫过的裤边已经开线的裤子，知道就是这一身破旧的衣服和贫困使得这个活力无限的男人在她面前如此不自信。就在这一秒钟她看到自己在饭店前面，感到当时她拎着箱子的手的颤抖，她理解斐迪南的不自信，就好像他们交换了身体。她马上产生了亲自去帮助斐迪南的需求——也就是通过这个人帮助她自己的需求。
“我现在得去火车站了，”克里斯蒂娜说，察觉到斐迪南惊了一下，这让她有点小小的自豪，“您要是想陪我的话……”
“哦，好啊，非常乐意。”声音里透着喜出望外，这让她感觉甚好。
现在斐迪南可以走在她身旁。但是他还在一再道歉。“我真够蠢的，我气我自己，不该那么做。不该当着您姐姐的面那么不着边际地说话，不着边际地想这想那的，她毕竟是他的太太，我跟她又不熟。照理我该先问问孩子们，他们成绩如何，上几年级了，就该说点和他们都有关系的话题。但是我看到您姐夫的时候如此震惊，把一切都忘了，心里一下子觉得充实，暖洋洋的，说起来他是唯一的一个了解一些我的身世和理解我的人……不是说我们特别合得来……他和我迥然不同，比我好多了，正派多了……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他其实不理解我想要做什么和真正喜欢什么……但是我们就是被命运拴在一起，两年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就像在一个孤岛上完全与世隔绝……我也许没法跟他解释所有和我有关的一切，但是他就是比任何其他人都能更好地感觉这一切。我们根本无须相互说话，我们只需面对面坐在一起。我走进屋子的那一刻就了解了他的一切——也许比他对自己了解的还多，他又明白了……所以他才那么尴尬，就好像我抓住他什么把柄，他觉得羞耻……我知道为了什么，可能是因为他的小肚子，或者是因为他变得如此循规蹈矩，活像个市民……就在这个时刻他又是那个人了，他太太不在场，您也不在场，我们恨不得甩开你们，就是为了说说话，我们恨不得说一夜的话——是啊，当然了，您姐姐感觉到这些了，然而，自从他知道我在这里，我知道他在这里，我们两个人心里就觉得更加温暖。我们感觉得到彼此，谁要是心里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一个能够倾诉的人。因为其他的人——不，您是理解不了的，我可能解释不清楚，但是自从我在另一个世界待了六年后回来，就觉得自己是从月球上回来似的。和我以前生活过的那些人身上不知什么东西让我觉得特别陌生。当我和亲戚们或者祖母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和他们聊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高兴，一切在我眼里都那么陌生，他们所做的也都毫无意义。就好比……你在马路上在一个玻璃墙后面看咖啡馆的人跳舞，你听不到音乐声。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按照一个你听不到的节拍如此转来转去，脸上还带着如此陶醉的表情。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你就是不理解，而他们也不理解你，他们就会觉得你嫉妒或者心存恶意，但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理解他们，他们也不再理解你……就好像你在说另一种语言，想要的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不同……但是请您原谅，小姐，我在这里这么没完没了的胡扯，一切都毫无意义，我根本不要求您能理解这些。”
克里斯蒂娜又站住了直视着他。“您错了，”她说，“我完完全全理解您说的这些。我理解每个字。也就是说……一年前，也就是几个月前我还不会理解您，但是自从我回来以后，从……”
她思索了一下，但是在最后一刻还是克制住了。
她差点就开始向这个陌生人倾诉一切。她飞快地转换语气：“其实——我还得跟您说一下，我根本不是直接去火车站，之前我还得去我昨天过夜的旅馆取我的箱子。我其实昨天晚上就到了，而不是像他们以为的今天早上才到……我不想跟我姐姐说这个，我不在他们家过夜她该受伤害了，但是我不喜欢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就想请求您……您要是和我姐夫聊天，别跟他提这事。”
“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