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857年诞生于波士顿城。“什么！”你说，“一千八百五十七？这是个奇怪的差错。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一千九百五十七。”对不起，我并没有说错。我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857年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第一次感到波士顿的东风的吹拂。我向读者保证，那个遥远的年代的东风①，跟现时公元2000年的东风是同样凛冽刺骨的。
①波士顿的东风寒冷刺骨，相当于中国的北风。——译者
这些话乍听似乎荒唐，等我再补充一句，说我的外表象个三十左右的青年，那就格外不合情理，因此，如果读者认为下面仅是些欺人之谈，不愿再看，那也未可厚非。不过，我诚恳地向读者保证，决不是故弄玄虚，只要读者再多看几页，我包管你们会完全相信。那么，如果我可以暂时假定，对自己的出生年月要比读者知道得更清楚，并保证我的假定有所根据，我愿意把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文化，或任何类似的文化，不过发展这种文化的各种因素却已经在逐渐形成中。另一方面，自古以来社会就被划分为穷人、富人、受教育的人和无知识的人四个阶级，或更确切地说，被划分为四个民族（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别远比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要大），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纠正。我本人既富有而又受过教育，所以享受到当时最幸运的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幸福。我养尊处优，只顾追求人生的乐趣和考究的享受，依赖别人的劳动生活，却从未作出任何贡献作为报答。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就是这样，倘若我有后代的话，我希望他们也能享受这种舒适的生活。
但是，既然我没有为社会工作，又怎样能生活呢？你会这样问我。为什么社会要养活一个能够工作却游手好闲、一事不作的人呢？答复是，我的曾祖父攒了一笔钱，从此他的子孙就一直靠它过日子。你自然会推测，这准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因为经过三代游手好闲的子孙的挥霍，它还没用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笔款子原来并不大，不过既然子孙三代依靠它来享受优闲的生活，它比当初就要大得多了。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奥妙，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不过是极其巧妙地运用了那种把自己的生活重担压在别人肩上的手段。这种手段现在幸已失传，可是当年你们祖先却把它发展到完美的境界。它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标，据说谁掌握了它，谁就可以说是依靠投资的收入来生活。在这里，如果要说明古代的生产方法如何使得这种事情成为可能，将会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这里我只能说，投资的利息就是拥有财富或继承财富的人对那些从事生产者的劳动成果所征收的一种永续的赋税。千万不要认为，按照现代观念看来如此不近人情、如此荒谬的办法，从未受到你们祖先的指摘。从远古起，一些立法家和先知先觉一直都为取消利息或至少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作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只要古代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这种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我描写的十九世纪末叶这一时期，各国政府一般都根本不再想在这方面加以限制。
为了让读者对当时人们共同生活的方式、特别是贫富之间的关系有个大致印象，我想最好把当时社会比作一辆巨大的车子。广大群众被驾驭着，在一条坎坷不平、布满砂砾的道路上艰苦地拉着车子前进。尽管他们必然走得很慢，但在饥饿的驱策下，也不得拖延。沿着崎岖的道路拉车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车上却满载乘客，甚至当车子到了最峻峭的地方，他们也从不下车。车上座位非常舒适，他们迎着和风坐在那里，脚不沾尘，可以逍遥自在地观赏风景，否则便对那些筋疲力竭的拉车者评头品足。当然，人人都想占据这样的座位，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每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想替自己在车上占到一个座位，死后传给儿孙。按照乘车的规则，每人可以把座位让给自己指定的人，但另一方面，也会发生许多意外事件，使他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座位。尽管这些座位那么舒适，它们却并不牢靠，只要车子突然颠簸一下，有一批人便会从车上摔到地上。他们刚才高高兴兴地坐在车上，这时却不得不立刻拿起绳子一同拉车。毫无疑问，一个人认为失去自己的座位是很不幸的，因此乘车者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担忧，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他们只顾着自己吗？你又会这样问了。当他们把自己的奢侈生活和他们兄弟姊妹们的牛马生活相比，而且明了自己的重量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难道不感到自己的奢侈生活难以容忍吗？难道他们对于那些仅仅由于命运的播弄而与他们处境不同的人们，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哦，是的，有过这种同情；乘车者也时常向那些无可奈何的拉车者表示体恤，往往当车子经过难走的道路或到达特别峻峭的山坡时，尤其如此。每当这个时候，拉车人拚命挣扎着，在无情的饥饿的鞭策下，跌跌撞撞，痛苦呻吟。许多人拉着车子昏倒过去，陷在泥里受人踩踏。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片非常凄惨的景象，往往引起乘车者表现一种极可钦佩的同情。这时，这些乘客会吆喝着鼓励那些紧拉绳子的苦力，劝他们要忍耐，告诉他们虽然命苦，但可以希望从来世得到好报，有的人还出钱替那些伤残者买些药膏之类的东西。大家一致抱怨这辆车子这么难拉，当这段特别难走的道路过去以后，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们松一口气并不是完全为了拉车者，因为在这些行车不便的地方常有翻车的危险，说不定大家都会失去座位。
事实上，也得承认，拉车的苦力所呈现的悲惨景象主要会使那些乘客更觉得车上座位的宝贵，更要拚命地占住不放了。如果乘客们一旦能够担保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决不会跌下车去，那末除了出钱买些药膏纱布之外，对于拉车者的一切，大概也就极少放在心上了。
我很清楚，在二十世纪的人们看来，这种现象是极不人道的，但有两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多少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第一，大家确实相信，除了多数人拉车、少数人坐车的办法以外，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不论是挽具、车子、道路或劳役的分配，都不可能加以彻底改革。过去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这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无可奈何。既然没有补救办法，按理也就不必枉费心机了。
另一个事实更加稀奇，原来车上乘客都有一种奇妙的错觉，认为他们和拉车的兄弟姊妹们不尽相同，有着更优秀的血统，高人一等，理应在乘车之列。这话听来似乎费解，不过我既然曾经坐在这辆车上，而且也有过这种错觉，我的话就不能不信。这种错觉有个最古怪的特点：不论是谁，哪怕从地面爬上车子，还没等到手上车绳留下的伤疤消失，便开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祖祖辈辈一向很幸运，能在车上占有座位，于是便断然相信，他们一辈人同普通人本质上有所不同。有了这样一种谬见，显然他们对广大群众的疾苦所抱的同情就会削弱，从而变成冷淡而空洞的怜悯了。在本书所叙述的那个时代里，我自己对于兄弟们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我刚才提到的那种谬见是唯一能够解释我的冷淡态度的借口。
1887年，我年满三十岁，虽然还没有结婚，但已经同伊蒂丝·巴特勒特订了婚。她和我一样，也是个乘车者。那就是说，她家是一个富有的家庭，我希望这种说法已经能使读者对我们当时的生活有了一些概念，大可不必再详细叙述了。在那个时代，只要有钱就能使人获得生活中一切舒适和考究的享受。如果一个女人有钱，她就会有许多求婚者；何况伊蒂丝·巴特勒特除了有钱以外，还是一个美丽而风姿绰约的姑娘哩。
我知道，我的女读者们对这番话会提出抗议。“她可能是漂亮的，”我听见她们在说，“至于风姿绰约，那就绝对谈不上了，因为她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服装，头上带着令人发晕的一英尺来高的头饰，身后拖着长得出奇的裙子，那种矫揉造作的式样，较之以前裁缝设计的任何式样都更会破坏人体线条的优美。你想，谁要是这样打扮，还会显得风姿绰约，那才怪哩！”这话说得有理，我只能回答说，二十世纪的女人由于穿着剪裁合式并能充分表现女性美的服装，显得可爱，但是我还记得她们曾祖母的形象，所以敢于断言，不论是什么奇装异服，也不能完全掩盖她们曾祖母的风姿。
我们只等新居落成就举行婚礼；我盖的那所房子座落在城内最理想的一个地区，即主要是富翁聚居区。大家要知道，当时评定波士顿各住宅区的优劣，不在于自然环境，而在于邻居的情况。每个阶级或每个民族都各有定所。一个富翁住在贫民区里，一个知识分子住在没有文化的人们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异族当中一样。我们开始兴建房子时原本希望能在1886年冬季落成。但是到次年春天它还未竣工，我们的婚期也只好推迟了。这种拖延使我这样一个正在热恋中的人感到特别恼火，而其原因则是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也就是说，所有的砖匠、泥水匠、木匠、漆匠、铅管匠以及其他同营造业有关行业的工人们都联合起来拒绝工作。我记不得究竟是什么特殊原因引起了罢工。那个时期人们对罢工已经司空见惯，也就不再去寻根究底了。自从1873年经济大恐慌以来，罢工在各个产业部门此起彼伏，几乎没有停过。事实上，如果看到某个行业的工人一连几个月不间断地工作，那倒反是例外了。
读者只要注意到上面所提的年代，自然会认识到产业界的动荡不安是一个伟大运动处在萌芽和分散阶段的现象，后来具有现代社会特点的工业制度便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回顾以往，一切都很明白，就是儿童也能理解，但在当时，我们不是先知先觉，对于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当时确实感到国家在产业方面正面临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在工人和雇主、劳方和资方之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脱节的现象。劳动阶级非常突然而又普遍地对他们的现状感到深刻的不满，而且设想只要他们知道如何着手改变现状，情况就会大大地改善。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同一步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居住条件，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要享受到高雅奢华的生活。在当时看来，除非世界大大地富裕起来，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有个笼统的概念，但是关于实现这些要求的方法却茫无头绪。只要有人似乎能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一点教导，他们就会满腔热情地去拥戴他，结果许多自封的领袖便突然名噪一时，其实某些领导人并没有什么见解可以教导他们。不管人们认为劳动阶级这些愿望多么难以实现，他们却把罢工当作主要武器，在罢工中的那种相互支援的热诚，以及为了实现理想而作的牺牲，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坚定的决心。
当时，一般人都把我所描述的这种运动称之为劳工纠纷。对于它们的最后结果，我这个阶级的人们由于个性不同，看法也不一致。乐观的人断然肯定，就事物的常情而论，工人们的新的愿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原因仅仅是在于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物资来满足他们。人类之所以没有即刻挨饿，也仅仅是由于大多数人做得多，吃得少；只要整个世界还是那么贫穷，大多数人的境遇是不可能有多大改善的。这些人认为，工人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家，而是人类牢不可破的环境。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一点，并决心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命运，那只是他们的智力问题罢了。
不太乐观的人都同意这些说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人们的愿望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担心，深怕要等到社会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不可收拾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他们有投票权，如果他们高兴，也有力量这样做，而工人领袖们也有意这样鼓励他们。某些消极悲观的观察家甚至大放厥词，预言社会的大难即将临头。他们声称，人类已经爬到文明阶梯的顶端，又将倒栽下来堕入大混乱中去，经过这场混乱以后，无疑又再会振作精神，重新回过头来开始向上爬。这种经历在各个历史时代以及史前时期一再出现，因而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被搞得焦头烂额。人类的历史正如一切伟大的运动一样，循环不息，周而复始。有人认为历史是直线似的向前发展，永无止境，但这种看法只是幻想，实际上并无实例。用彗星的抛物线来比喻人类的经历，也许是比较恰当的，人类从野蛮时代的远日点往上奔向太阳，到达了文明时代的近日点，然后又猛然往下跌落，陷到下面的混沌中去。
这当然是一种偏激的见解，但我记得在我的熟人当中，一些严肃认真的人讨论当世时势时也持有十分相似的论调。当时深思远虑的人们无疑地都一致认为社会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时期，结果必然产生巨大的变化。一切劳资纠纷及其起因、经过和解决办法，已经成为报刊和认真讨论的首要题材了。
当时一小撮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危言耸听，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这正足以说明人心多么紧张。这些人提议用暴力作为威胁手段，强迫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仿佛这个刚刚镇压了全国一半人口的叛乱的强大国家，由于想要维持它的政治制度，就会吓得去接受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似的。
我是富有阶级的一员，跟当时存在的社会秩序休戚相关！自然也分担了本阶级的忧虑。当时我对工人阶级还有一种特殊的不满，因为他们的罢工一再使我不能享受到结婚的幸福，毫无疑问，这种不满也就引起了我对他们的特殊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