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医生昨天曾经提议，把今天整个上午用来参观本市的普通学校和大专学院。他准备向我介绍二十世纪的教育制度。
“你会看到，”当我们在早餐后出发时，他说，“我们的教育方法和你们的教育方法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但主要还是这一点：现在所有的人都同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在你们当时，那只是极少数人享受的权利。如果只是在物质享受方面做到平等，而教育机会却不平等的话，那么，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成绩是不值一谈的了。”
“想必费用是很大的，”我说。
“即使在这方面需要花费国家的一半税收，也不会有人吝惜，”利特医生答道，“甚至除了留下一小部分以外，全部用去也都可以。不过事实上，教育一万个青年所需的经费，并不会比教育一千个青年多十倍或五倍。不论办什么事，规模大总比规模小相应地要便宜一些，这个原则在办教育方面同样适用。”
“我们那时候，大学教育的费用贵得惊人，”我说。
“如果我们的历史家没有使我误解的话，”利特医生答道，“开销大的，倒不是大学的教育费，而是大学的各种铺张浪费。当时你们大学教育的实际费用似乎很低，假使学生人数更多一些，那就会更低了。现在，高等教育的费用和中小学教育同样便宜，因为各级教员的待遇和所有担任其他工作的人一样，都是相等的。我们只不过根据一百年前马萨诸塞州盛行的义务教育的普通学校制度，额外增加了六个高级班次，使一个青年学习到二十一岁，接受你们所谓的绅士教育，而不是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便对他放任不管，以致他除了懂得一般的读写和乘法表以外，便毫无所知了。”
“就算不谈额外增加这几年教育的实际费用，”我回答，“但是由于不能参加生产而损失的时间，在我们看来，也是负担不起的。贫苦阶级的孩子往往在十六岁或年纪更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到二十岁左右便学会一种行业了。”
“甚至在物质生产方面，我们也不承认你们通过这种办法会取得任何成就，”利特医生回答。“教育把一切劳动的效率，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大大地提高了，这样在短期内就可以补偿所损失的时间。”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说，“高等教育虽然能使人们具备从事专门职业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却会使他们厌恶体力劳动。”
“根据我从书本上了解的情况，那是你们当时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医生答道，“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体力劳动意味着一个人要同粗野的、愚昧无知的阶级混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阶级了。在当时，这种感觉是难免的，因为进一步说来，大家都认为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注定要担任专门职业，或从事优裕闲散的工作。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果既不富有，又未担负专门职业，这就说明了他失意潦倒，毫无成就，属于下等社会而不是上等社会。当然，今天只是为了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生活，就有必要使他受到最高等的教育，而不考虑他将来可能担任的工作，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没有上述那种含义了。”
“总之，我说道，“不管你给一个人多少教育，也无法医治他天生的愚钝，或补偿他先天的智力缺陷。除非人们天生的智力平均起来大大超过我那个时代的水平，否则对于多数人来说，高等教育几乎是白费的。我们一向认为，一个值得培养的心灵，对于教育必需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正如耕种要有收获，土壤中必须含有某种天生的肥沃成分。”
“好啊，”利特医生说，“我很高兴你借用这个比喻，因为这正是我想用来说明现代教育观点的一个例子。你说，在生产抵不上所费劳动力的贫瘠的土地上，不要耕种。可是，在你们当时以及我们现在，却耕种了很多在最初是得不偿失的土地。我指的是花园、公园、草地；而且，总的说来，还有一些土地因坐落地点的关系，倘若听其生长杂草和荆棘，对附近一带人们来说，不但有碍观瞻，而且造成不便。因此，这些土地我们也加以耕种，尽管它生产不多，但从广泛的意义来看，任何土地都不像这些土地那么值得耕种。我们在社会关系中同许多男男女女打成一片，就他们来说，情形也是如此。他们的声音永远在我们耳边响着，他们的行为通过无数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欢乐，——实际上，他们正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任何一种物质元素那样，成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假使我们确实无法让每人都受教育，我们就应该选择那些天资最愚钝的人，而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来接受我们可能提供的教育。天资敏慧的人比天资愚钝的人更有条件少受一些教育。
“借用你们当时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必须处在愚昧、粗俗、卑劣而且毫无教养的男男女女当中，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没有多大意思了。这正是你们当时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痛苦。难道一个人处在臭不可闻的人群中，仅仅因为他自己是香的，就会感到满足吗？即使一个人住在一所宫殿似的房子里，如果四面窗户都朝马厩开着，那么他在踌躇满志之余，不是也会感到遗憾吗？然而，这正是当时在文化教育方面被认为是最幸运的那些人的境况。我知道，当时贫穷无知的人羡慕有钱而有文化修养的人；但是在我们看来，后者当时生活在肮脏粗野的人群中，情况似乎也并不比前者好多少。你们当时那些有文化的人，正像一个掉在泥塘里的人一样，污泥已经没到脖子，还拿着一个香水瓶来安慰自己。也许，你现在了解到我们对普及高等教育这一问题的看法了。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得到聪明而值得来往的人来做邻居。因此，不管国家替每人做什么事情，都不像教育他的邻居那样能够增进他的幸福。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个人自己所受的教育也就减少了一半价值，而且，他所培养的许多嗜好，也就肯定成为痛苦的根源了。
“你们使少数人受到最高等的教育，而听任大多数人愚昧无知，这就造成了隔阂，使他们几乎就像不同类别的生物那样互不沟通。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不公平的教育机会造成的结果更不近人情呢！尽管人们在享受普遍均等的教育机会以后，他们天资的差别还像未受教育时那么显著，但是，最低水平却有了很大的提高。粗野的状态已经消除了。所有的人对于人情都有一些领悟；对于精神生活方面的事物多少都能欣赏，而且对于他们尚未达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也心向往之了。他们全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享受文雅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欢欣鼓舞的事物，并相应作出贡献。十九世纪的文明社会，除了那些点缀在一片未开垦的茫茫荒原上的几处渺小的绿洲外，又还有什么呢？和他们同时代的广大群众相比，能够互相沟通思想，获得情感交流的人们所占的比例，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世代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所作的贡献，超过了过去任何五个世纪。
“谈到现在为什么非要普及最完善的教育不可，我还应该提到另一点，”利特医生接着说，“那就是下一代由于父母受过教育所得到的好处。扼要地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三个主要依据：第一，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国家给予他本人的最完善的教育，这是他自己享受愉快生活所必需的；第二，他的同胞有权要求他受教育，这是大家能够和他愉快相处所必需的；第三，尚未出世的婴儿有权保证能获得既有才智而又高尚的父母。”
我不打算详细描写那一天我在学校里看到的情形。我在以往生活中，对教育问题兴趣不大，因此不能作出较多的有趣的对比。除了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普及以外，最使我惊异的，就是对体育的重视；优良的运动技术和竞赛成绩，同优良的学业一样，在对一个青年的鉴定中占有一定地位。
“教育的职能，”利特医生解释道，“在于对教育对象的身心两方面负有同样的责任。从六岁到二十一岁的课程具有双重目标，这就是要使每人在身心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校中年青人都十分健康，给我印象很深。根据我以前的观察，不仅我主人一家的体质，而且还有我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人的体质，都引人注意。这就使我想到自从我那个时代以来，整个民族的体格标准一定有了某种普遍的提高。现在，当我把这些强壮的年轻小伙子和脸色红润而又健美的姑娘们，同我曾见过的十九世纪学校中的青年相比，就忍不住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利特医生。他很感兴趣地倾听着我的话。
“你对这一点提出的证明，”他说，“是十分宝贵的。我们也相信，人们的体质曾经有过像你所说的那种增进，不过对我们来说，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理论问题。由于你的地位非常特殊，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恰巧只有你一个人能对这一点做权威性的发言。我可以保证，当你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意见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对别人来说，如果这个民族在体质方面没有表现出什么增强，那必然是很奇怪了。在你们当时，有钱的阶级由于身心懒惰，变得十分腐化，另一方面，贫穷又使广大人民工作过度，吃的是恶劣的食物，住的是疾病丛生的地方，因而也失去了活力。儿童们也必须劳动，妇女的肩上承受着重担，从而摧残了民族的元气。这些恶劣的环境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大家都享有最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年幼的都得到细心的教养和密切的关怀；人们必不可免的劳动，也只限于体力最旺盛的时期，而且绝不容许过度。过去，人们为自己和家庭担心，为生计忧虑，为在社会上生活下去而进行无休止的紧张斗争——所有这些影响曾经一度那么严重地毁坏了男男女女的身心健康，但现在已经消失了。当然罗！随着这种变化，人类体质应该有所增强。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某些方面，确已有了进步的现象。例如神经错乱症，在十九世纪中是你们那种疯狂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但现在连同它所引起的自杀，都几乎已经绝迹了。”你们那种疯狂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但现在连同它所引起的自杀，都几乎已经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