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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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吃瓜子]

一粒瓜子塞进了口里,只消“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格”,“呸”,“格”,“呸”……如此看起来,你不但要佩服那吃瓜子的人,连写的人也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位老于应酬的朋友,养成了见瓜子就吃的习惯。有一次到戏馆看戏,坐定之后,看见茶壶旁边放着一包打开的瓜子,随手向包里取几粒,一面吃,一面看戏。吃完了再取,取了再吃。后来,邻座的人也来取,他才想起瓜子的所有权,一问知道是擅吃了人家的东西,便向邻座道歉。邻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把瓜子请客了。

吃的事,说起来很有意思。有位外国朋友到西南某地旅游,在饭馆里,听见隔壁乒乒乓乓地响,一打听,原来隔壁在用这餐馆的拿手菜,品尝美味之余,顺嘴把骨头往旁边喷吐,你也吐,我也吐,所以把壁板打得叮叮当当响。不但吃客快意,主人也觉得脸上极有光彩。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丰子恺

丰子恺作画作诗不离现实。日寇侵华给中国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人们在战火中仓皇逃难,其情其景让经历过的人永难忘怀。他曾为此画一辆破旧汽车,并题上了打油诗:“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从前听人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

拿筷子,吹煤头纸,吃瓜子,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其纯熟深造,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这里精通拿筷子法的人,有了一双筷,可抵刀锯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罗剔抉,无所不精。这两根毛竹仿佛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长,或者一对取食的触手。用时好像变戏法者的一种演技,熟能生巧,巧极通神。不必说西洋人,就是我们自己看了,也可惊叹。至于精通吹煤头纸法的人,首推几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的“要有火”比上帝还容易,只消向煤头纸上轻轻一吹,火便来了。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只要有一张纸,便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拔出来一吹,火便来了。我小时候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账先生,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他会把下唇伸出来,使风向上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他会把上唇伸出来,使风向下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他会把嘴歪转来,使风向左右吹;我用手包住了他的嘴,他会用鼻孔吹,都是吹一两下就着火的。中国人对于吹煤头纸技术造诣之深,于此可以窥见。所可惜者,自从卷烟和火柴输入中国而盛行之后,水烟这种“国烟”竟被冷落,吹煤头纸这种“国技”也很不发达了。生长在都会里的小孩子,有的竟不会吹,或者连煤头纸这东西也不曾见过。在努力保存国粹的人看来,这也是一种可虑的现象。近来国内有不少人努力于国粹保存。国医,国药,国术,国乐,都有人在那里提倡。也许水烟和煤头纸这种国粹,将来也有人起来提倡,使之复兴。

但我以为这三种技术中最进步最发达的,要算吃瓜子。近来瓜子大王的畅销,便是其老大的证据。据关心此事的人说,瓜子大王一类的装纸袋的瓜子,最近市上流行的有许多牌子。最初是某大药房“用科学方法”创制的,后来有甚么“好吃来公司”,“顶好吃公司”……等种种出品陆续产出。到现在,差不多无论哪个穷乡僻处的糖食摊上,都有纸袋装的瓜子陈列而倾销着了。现代中国人的精通吃瓜子术,由此盖可想见。我对于此道,一向非常短拙,说出来有伤于中国人的体面,但对自家人不妨谈谈。我从来不曾自动地找求或买瓜子来吃。但到人家作客,受人劝诱时;或者在酒席上,杭州的茶楼上,看见桌上现成放着瓜子盆时,也便拿起来咬。我必须注意选择,选那较大,较厚,而形状平整的瓜子,放进口里,用臼齿“格”地一咬,再吐出来,用手指去剥。幸而咬得恰好,两瓣瓜子壳各向两旁扩张而破裂,瓜仁没有咬碎,剥起来就较为省力。若用力不得其法,两瓣瓜子壳和瓜仁叠在一起而折断了,吐出来的时候我便担忧。那瓜子已纵断为两半,两半瓣的瓜仁紧紧地装塞在两半瓣的瓜子壳中,好像日本版的洋装书,套在很紧的厚纸函中,不容易取它出来。这种洋装书的取出法,现在都已从日本人那里学得:不要把指头塞进厚纸函中去力挖,只要使函口向下,两手扶着函,上下振动数次,洋装书自会脱壳而出。然而半瓣瓜子的形状太小了,不能应用这个方法,我只得用指爪细细地剥取。有时因为练习弹琴,两手的指爪都剪平,和尚头一般的手指对它简直没有办法。我只得乘人不见把它抛弃了。在痛感困难的时候,我本拟不再吃瓜子了。但抛弃了之后,觉得口中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会引逗我再吃。我便不由地伸起手来,另选一粒,再送交臼齿去咬。不幸而这瓜子太燥,我的用力又太猛,“格”地一响,玉石不分,咬成了无数的碎块,事体就更糟了。我只得把粘着唾液的碎块尽行吐出在手心里,用心挑选。剔去壳的碎块,然后用舌尖舐食瓜仁的碎块。然而这挑选颇不容易,因为壳的碎块的一面也是白色的,与瓜仁无异,我误认为全是瓜仁而舐进口中去嚼,其味虽非嚼蜡而等于嚼砂。壳的碎片紧紧地嵌进牙齿缝里,找不到牙签就无法取出。碰到这种钉子的时候,我就下个决心,从此戒绝瓜子。戒绝之法,大抵是喝一口茶来漱一漱口,点起一枝香烟,或者把瓜子盆推开些,把身体换个方向坐了,以示不再对它发生关系。然而过了几分钟,与别人谈了几句话,不知不觉之间,会跟了别人而伸手向盆中摸瓜子来咬。等到自己觉察破戒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咬过好几粒了。这样,吃了非戒不可,戒了非吃不可;吃而复戒,戒而复吃,我为它受尽苦痛。这使我现在想起了瓜子觉得害怕。

但我看别人,精通此技的很多。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中,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叹佩。常见闲散的少爷们,一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一手握着一把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谈,且谈且笑。从容自由,真是“交关写意”!他们不须拣选瓜子,也不须用手指去剥。一粒瓜子塞进了口里,只消“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而那在那里嚼食瓜子的肉了。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灵敏的机器,不绝地塞进瓜子去,不绝地“格”,“呸”,“格”,“呸”,……全不费力,可以永无罢休。女人们,小姐们的咬瓜子,态度尤加来得美妙: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时头也帮着了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这吃法不但“的,的”的声音清脆可听,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的兰花。由此看来,咬瓜子是中国少爷们的专长,而尤其是中国小姐太太们的拿手戏。

在酒席上,茶楼上,我看见过无数咬瓜子的圣手。近来瓜子大王畅销,我国的小孩子们也都学会了咬瓜子的绝技。我的技术,在国内不如小孩子们远甚,只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记得从前我在赴横滨的轮船中,与一个日本人同舱。偶检行箧,发见亲友所赠的一罐瓜子。旅途寂寥,我就打开来和日本人共吃。这是他平生没有吃过的东西,看他非常珍奇。在这时候,我便老实不客气的装出内行的模样,把吃法教导他,并且示范地吃给他看。托祖国的福,这示范没有失败。但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得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格”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找寻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剥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连称umai,umai!(好吃,好吃!)我不禁笑了出来。我看他那阔大的嘴里放进一些瓜仁的碎屑,犹似沧海中投以一粟,亏他辨出umai的滋味来。但我的笑不仅为这点滑稽,半由于骄矜自夸的心理。我想,这毕竟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像我这样对于此道最拙劣的人,也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何况国内无数精通此道的少爷小姐们呢?

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消闲”法。要“消磨岁月”,除了抽鸦片以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厌,叫做“勿完勿歇”。为了它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断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落下之后,口中余香不绝,不由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纸包里去摸。我们吃东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咸的,往往易于吃厌。只有非甜非咸的,可以久吃不厌。瓜子的百吃不厌,便是为此。有一位老于应酬的朋友告诉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话:说他已养成了见瓜子就吃的习惯。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戏馆里看戏,坐定之后,看见茶壶的旁边放着一包打开的瓜子,便随手向包里掬取几粒,一面咬着,一面看戏。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如是数次,发见邻席的不相识的观剧者也来掬取,方才想起了这包瓜子的所有权的事。低声问他的朋友:“这包瓜子是你买来的么?”那朋友说“不”,他才知道刚才是擅吃了人家的东西,便向邻座的人道歉。邻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地把瓜子请客了。由此可知瓜子这样东西,对中国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廿一,见了瓜子就吃。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饱,叫做“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因为这东西分量微小,无论如何也吃不饱,连吃三日三夜,也不过多排泄一粒屎尖头。为消闲有效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倘分量大了,一吃就饱,时间就无法消磨。这与赈饥的粮食,目的完全相反。赈饥的粮食求其吃得饱,消闲的粮食求其吃不饱,最好只尝滋味而不吞物质。最好越吃越饿,像罗马亡国之前所流行的“吐剂”一样。则开筵大嚼,醉饱之后,咬一下瓜子可以再来开筵大嚼。一直把时间消磨下去。

要剥壳也是消闲食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倘没有壳,吃起来太便当,容易饱,时间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剥,而且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使它不像一种苦工,而像一种游戏,方才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生活,可让他们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个利于消磨时间的条件的,在世间一切食物之中,想来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粮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连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我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更可害怕了。

一九三四年四月廿日

第二节 [吃相]

梁实秋

梁实秋,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译有《莎士比亚全集》《沉思录》等,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记录。他又是一位美食家,他的夫人程季淑也是厨艺高超的烹饪师。

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旅游西南某地的时候,偶于餐馆进食,忽闻壁板砰砰作响,其声清脆,密集如联珠炮,向人打听才知道是邻座食客正在大啖其糖醋排骨。这一道菜是这餐馆的拿手菜,顾客欣赏这个美味之余,顺嘴把骨头往旁边喷吐,你也吐,我也吐,所以把壁板打得叮叮当当响。不但顾客为之快意,店主人听了也觉得脸上光彩,认为这是大家为他捧场。这位外国朋友问我这是不是国内各地普遍的风俗,我告诉他我走过十几省还不曾遇见过这样的场面,而且当场若无壁板设备,或是顾客嘴部筋肉不够发达,此种盛况即不易发生。可是我心中暗想,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样的事恐怕亦不无发生的可能。

《礼记》有“毋啮骨”之诫,大概包括啃骨头的举动在内。糖醋排骨的肉与骨是比较容易脱离的,大块的骨头上所联带着的肉若是用牙齿咬断下来,那龇牙咧嘴的样子便觉不大雅观。所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都是对于在桌面上进膳的人而言,啮骨应该是桌底下另外一种动物所做的事。不要以为我们一部分人把排骨吐得劈拍响便断定我们的吃相不佳。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地方是用手抓食的。听说他们是用右手取食,左手则专供做另一种肮脏的事,不可混用,可见也还注重清洁。我不知道像咖喱鸡饭一类粘糊糊儿的东西如何用手指往嘴里送。用手取食,原是古已有之的老法。罗马皇帝尼禄大宴群臣,他从一只硕大无比的烤鹅身上扯下一条大腿,手举着鼓槌,歪着脖子啃而食之,那副贪婪无厌的饕餮相我们可于想象中得之。罗马的光荣不过尔尔,等而下之不必论了。欧洲中古时代,餐桌上的刀叉是奢侈品,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不曾被普遍使用,有些人自备刀叉随身携带,这种作风一直延至十八世纪还偶尔可见,据说在酷嗜通心粉的国度里,市尘道旁随处都有贩卖通心粉(与不通心粉)的摊子,食客都是伸出右手像是五股钢叉一般把粉条一卷就送到口里,干净利落。

不要耻笑西方风俗鄙陋,我们泱泱大国自古以来也是双手万能。礼记:“共饭不泽手。”吕氏注曰:“不泽手者,古之饭者以手,与人共饭,摩手而有汗泽,人将恶之而难言。”饭前把手洗洗揩揩也就是了。樊哙把一块生猪肘子放在铁楯上拔剑而啖之,那是鸿门宴上的精彩节目,可是那个吃相也就很可观了。我们不愿意在餐桌上挥刀舞叉,我们的吃饭工具主要的是筷子,筷子即箸,古称饭敧。细细的两根竹筷,搦在手上,运动自如,能戳、能夹、能撮、能扒,神乎其技。不过我们至今也还有用手进食的地方,像从兰州到新疆,“抓饭”、“抓肉”都是很驰名的。我们即使运用筷子,也不能不有相当的约束,若是频频夹取如金鸡乱点头,或挑肥拣瘦的在盘碗里翻翻弄弄如拨草寻蛇,就不雅观。

餐桌礼仪,中西都有一套。外国的餐前祈祷,兰姆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家长在那里低头闭眼口中念念有词,孩子们很少不在那里做鬼脸的。我们幸而极少宗教观念,小时候不敢在碗里留下饭粒,是怕长大了娶麻子媳妇,不敢把饭粒落在地上,是怕天打雷劈。喝汤而不准吮吸出声是外国规矩,我想这规矩不算太苛,因为外国的汤盆很浅,好像都是狐狸请鹭鸶吃饭时所使用的器皿,一盆汤端到桌上不可能是烫嘴热的,慢一点灌进嘴里去就可以不至于出声。若是喝一口我们的所谓“天下第一菜”口蘑锅巴汤而不出一点声音,岂不强人所难?从前我在北方家居,邻户是一个治安机关,隔着一堵墙,墙那边经常有几十口子在院子里进膳,我可以清晰的听到“呼噜,呼噜,呼——噜”的声响,然后是“咔嚓!”一声。他们是在吃炸酱面,于猛吸面条之后咬一口生蒜瓣。

餐桌的礼仪要重视,不要太重视。外国人吃饭不但要席正,而且挺直腰板,把食物送到嘴边。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维持那种姿式便不容易。我见过一位女士,她的嘴并不比一般人小多少,但是她喝汤的时候真能把上下唇撮成一颗樱桃那样大,然后以匙尖触到口边徐徐吮饮之。这和把整个调羹送到嘴里面去的人比较起来,又近于矫枉过正了。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是不妨稍为放肆一点。吃饭而能充分享受,没有什么太多礼法的约束,细嚼烂咽,或风卷残云,均无不可,吃的时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后抹抹嘴鼓腹而游,像这样的乐事并不常见。我看见过两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印象至今犹新。一次在北京的“灶温”,那是一爿道地的北京小吃馆。棉帘启处,进来了一位赶车的,即是赶轿车的车夫,辫子盘在额上,衣襟掀起塞在褡布底下,大摇大摆,手里托着菜叶裹着的生猪肉一块,提着一根马兰系着的一撮韭黄,把食物往柜台上一拍:“掌柜的,烙一斤饼!再来一碗炖肉!”等一下,肉丝炒韭黄端上来了,两张家常饼一碗炖肉也端上来了。他把菜肴分为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要粗,两手扶着矗立在盘子上,张开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间一口!不大的功夫,一张饼下肚,又一张也不见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满脸大汗,挺起腰身连打两个大饱膈。又一次,我在青岛寓所的后山坡上看见一群石匠在凿山造房,晌午歇工,有人送饭,打开笼屉热气腾腾,里面是半尺来长的发面蒸饺,工人蜂拥而上,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饺子来咬,饺子里面露出绿韭菜馅。又有人挑来一桶开水,上面漂着一个瓢,一个个红光满面围着桶舀水吃。这时候又有挑着大葱的小贩赶来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细的大葱,登时又人手一截,像是饭后进水果一般。上面这两个景象,我久久不能忘,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里坦荡荡的,饿来吃饭,取其充腹,管什么吃相!

第三节 [谈吃]

夏丏尊

夏丏尊,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出版家,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合称浙江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1912年,李叔同到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两人共事七年,结成深厚友谊。李叔同出家的远缘就是因为夏丏尊的一句“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1923年他最早译出中译本《爱的教育》。

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磕瓜子,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等候吃饭。吃完了饭,大事已毕。客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有什么好的待你,”有的还要苦留:“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弔只是虚文,果腹倒是实在。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得来不亦乐乎,真是酒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只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有别的什么。

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每日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买食吃。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不是书籍费,乃是吃的用途。成人对于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馈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沽酒,市脯”,“割不正”,圣人不吃。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贤人就可以出妻。家里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骄人。古来许多名士至于费尽苦心,别出心裁,考案出好几部特别的食谱来。

不但活着要吃,死了仍要吃。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死后的饭碗,也和活时的同样重要,或者还更重要。普通人为了死后的所谓“血食”,不辞广蓄姬妾,预置良田。道学家为了死后的冷猪肉,不辞假仁假义,拘束一世。朱竹垞宁不吃冷猪肉,不肯从其诗集中删去《风怀二百韵》的艳诗,至今犹传为难得的美谈,足见冷猪肉牺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吃,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天地也要吃。有的但吃猪头,有的要吃全猪,有的是专吃羊的,有的是专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都详有规定,一查就可知道。较之于他民族的对神只作礼拜,他民族的神,远是唯心,中国的神,远是唯物,似乎都是主张马克思学说的。

梅村的诗道:“十家三酒店,”街市里最多的是食物铺。俗语说,“开门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烦的不是教育或是什么,乃是料理食物。学校里最难处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进,乃是饭厅风潮。

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西瓜的实,吃鲨鱼的鳍,吃燕子的窠,吃狗,吃乌龟,吃狸猫,吃癞虾蟆,吃癞头鼋,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至于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烤,有燉,有蒸,有卤,有炸,有烩,有熏,有醉,有炙,有熘,有炒,有拌,真真一言难尽。古来尽有许多做菜的名厨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样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老老实实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国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末这并不是历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众,军队之多,战争之频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国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说,中国人有三把刀为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厨刀。

不见到喜庆人家挂着的福禄寿三星图吗?福禄寿是中国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画上的排列是禄居中央,右是福,寿居左。禄也者,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老子也曾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圣人为腹不为目。”吃最要紧,其他可以不问。“嫖赌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认吃最实惠。所谓“着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全空,”什么都假,只有吃在肚里是真的。

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言语上证之。在中国,吃字的意义特别复杂,什么都会带了“吃”字来说。被人欺负曰“吃亏”,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鹅肉”,诉讼曰“吃官司”,中枪弹曰“吃卫生丸”,此外还有什么“吃生活”,“吃排头”等等。相见的寒暄,他民族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人则说:“吃了早饭没有?”“吃了中饭没有?”“吃了夜饭没有?”对于职业,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营什么职业就叫做吃什么饭。“吃赌饭”,“吃堂子饭”,“吃洋行饭”,“吃教书饭”,诸如此类,不必说了。甚至对于应以信仰为本的宗教者,应以保卫国家为职志的军士,也都加吃字于上。在中国,教徒不称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稣教的”,从军的不称军人,叫做“吃粮的”,最近还增加了什么“吃党饭”“吃三民主义”的许多新名词。

衣食住行为生活四要素,人类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义如此复杂,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烦,吃的范围如此广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无别事也者,求之于全世界,这怕只有中国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却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

佛家说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如果我们相信这话,那末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真是一个疑问。

写于一九三〇年

第四节 [虾和鳝及其他]

彭家煌

彭家煌,母亲是杨开慧的嫡亲姑妈,二嫂是杨开慧堂妹。他的乡土小说,活泼风趣,深刻圆熟,口语运用尤为成功。《怂恿》被茅盾誉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1931年7月,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遭严刑逼供,两个半月后被营救出狱,从此疾病缠身。1933年9月病逝,时年35岁。

一切生物都有其生活方式和抵御外侮的本能。牛以角斗;虎豹以爪牙斗;骡马以蹄斗;没有武器的,便赖保护色避免敌人的侵袭。如菜虫,全身绿色,躲在菜叶里,使敌人难以发觉。如墨鱼,感到生命危险时,便射出墨汁,藏身墨汁中,使敌人难于辨认。其余能力薄弱的下等生物,便借伟大的繁殖力维持种族的延续,如蜉蝣,如臭虫虱子,虽朝生暮死,虽被人不断的捕捉,它们总有机会和人类共存共荣!

记得是去年的中秋节,女人买了虾和鳝。那时我在没有“国难”的宁波,心想宁波的虾和鳝也会没有“国难”的。本来,人是强者,动物之王,吃猪肉,吃牛肉,杀鸡烹羊,这是常事。我也是闲得无聊,才去注意这不久以后就会进自己的口的动物。虾在篮里跳,鳝在水桶里扭来扭去。我想,无论怎样会跳会扭,既被捕获且从鱼贩手中被买来,总是活不成的,而这跳扭的动作也显然无意义。不过,虽然是微小的免不了一死的东西,但它在危急存亡之秋,总知道跳,知道扭,使杀它的仇敌多费工夫,感到麻烦讨厌!

虾只会笨挫的跳,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于是我便只注意女人怎样去杀那鳝。她杀鳝是外行。她没有方法捉牢那滑头的鳝。她想用开水把它们泡死再来破肚。我说这杀法太笨,吃在口里没有血的鲜味。她想把鳝头打扁,那末又有血,又有鲜味,但她打来打去,那鳝反而滑七滑八的像龙蛇一样飞舞。

我告诉她:“你用酒把鳝麻醉起来吧!”果然酒倾在桶里,鳝嘴动了几动便像死的一样。一会儿,这许多动物全给解决了。

我笑女人:“哈哈,你也是个三等帝国主义者啊!”

从前我在乡下也杀过鳝,那是蛮干的,就只捉牢它的头,用小剪刀从头边一划,肚破了,扯出肠子,可是这动物没有内部也会挣扎。我也杀过蛙,断了头,剥了皮,割去四肢,破开肚,掏出肝肺,但把它掷在水盆里,还能跳跃游泳。不过光有动作,没有痛苦的喊叫,也是怪事!总之,像这种动物,在无须挣扎之际还那末费劲的挣扎,真是太笨太无意义!

到底是人类,尤其是华夏之邦的人类来得文雅而有智慧。

在没有被捕获被剥皮之前,先就不跳不扭,而且领导起来,相率不跳不扭。九一八过了,一二八过去了,早已过了周年了,在“自有办法”的“长期抵抗”“心理抵抗”之中,敌人打进山海关了,猛烈的炸弹虽向善于跳善于扭的热血青年中掷去,毕竟还是不跳,不扭。因为,那有什么用呢?那有什么意义呢?迟早终归要像虾和鳝一样被剥皮的啊!何况十年前早就调查明白,华夏之邦的人类有四万万五千万。你尽管剥皮好了,凭着伟大的繁殖力,三五年内灭族总不会的。

原載1933年1月30日《申报·自由谈》

第五节 [宴之趣]

郑振铎

郑振铎,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考古学家、大收藏家。他曾“举家食粥”救国宝,收藏的从汉魏六朝至隋唐的五百来件陶俑,在建国之初全部捐给国家;收藏的十万册图书,在他去世后由家属捐给国家,“专藏”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图。1958年,他率“中国文化团”出访,飞机遇到飓风,坠毁于前苏联境内。

虽然是冬天,天气却并不怎么冷,雨点淅淅沥沥的滴个不已,灰色云是弥漫着;火炉的火是熄下了,在这样的秋天似的天气中,生了火炉未免是过于燠暖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出外“应酬”去了。独自在这样的房里坐着,读书的兴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报翻着,翻着,看看它的广告,忽然想起去看《merry widow》吧。于是独自的上了电车,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戏院中,乐队悠扬的奏着乐,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恋着,失望着,决斗着,那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写了又写,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话记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饿着肚子从晚餐席上跑开了。”

这是一句隽妙无比的名句;借来形容我们宴会无虚日的交际社会,真是很确切的。

每一个商人,每一个官僚,每一个略略交际广了些的人,差不多他们的每一个黄昏,都是消磨在酒楼菜馆之中的。有的时候,一个黄昏要赶着去赴三四处的宴会。这些忙碌的交际者真是妓女一样,在这里坐一坐,就走开了,又赶到别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一个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赶到再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肚子定是不会饱的,我想。有几个这样的交际者,当酒阑灯灺,应酬完毕之后,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烧了稀饭来堆补空肠的。

我们在广漠繁华的上海,简直是一个村气十足的“乡下人”;我们住的是乡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过的是乡间的生活,一月中难得有几个黄昏是在“应酬”场中度过的。有许多人也许要说我们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个名辞。似我们实在不是如此,我们不过是不惯征逐于酒肉之场,始终保持着不大见世面的“乡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几次,承一二个朋友的好意,邀请我们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个熟人,那一半生客,还要主人介绍或自己去请教尊姓大名,或交换名片,把应有的初见面的应酬的话讷讷的说完了之后,便默默的相对无言了。说的话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泛泛的,是几个音声,由喉咙头溜到口外的而已。过后自己想起那样的敷衍的对话,未免要为之失笑。如此的,说是一个黄昏在繁灯絮语之宴席上度过了,然而那是如何没有生趣的一个黄昏呀!

有几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没有一个是认识的;请教了姓名之后,也随即忘记了。除了和主人说几句话之外,简直的无从和他们谈起。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行业,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有话在口头也不敢随意的高谈起来。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针毡;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来,也不知是什么味儿。终于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个谎,说身体不大好过,或说是还有应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谣言很多的这几天当然是更好托辞了,说我怕戒严提早,要被留在华界之外——虽然这是无礼貌的,不大应该的,虽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顾一切的不得不走了。这个黄昏实在是太难挨得过去了!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一碗稀饭,即使只有一小盏萝卜干下稀饭,反而觉得舒畅,有意味。

如果有什么友人做喜事,或寿事,在某某花园,某某旅社的大厅里,大张旗鼓的宴客,不幸我们是被邀请了,更不幸我们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寿,立刻就托辞溜走的,于是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黄昏。常常的张大了两眼,在寻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紧紧的和他们挤在一处,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时,便至少有两三人在一块儿可以谈谈了,不至于一个人独自的局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当中,惶恐而且空虚。当我们两三人在津津的谈着自己的事时,偶然抬起眼来看着对面的一个坐客,他是凄然无侣的坐着;大家酒杯举了,他也举着;菜来了,一个人说:“请,请,”同时把牙箸伸到盘边,他也说,“请,请,”也同样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没有目的,菜完了,他便局促的独坐着。我们见了他,总要代他难过,然而他终于能够终了席方才起身离座。

宴会之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将咒诅那第一个发明请客的人;喝酒的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也将打倒杜康与狄奥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会却幸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还有别的可以引起喝酒的趣味的环境。

独酌,据说,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时,常见祖父一个人执了一把锡的酒壶,把黄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里,举了杯独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来夹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饭碗和碗都已放下了,且已离座了,而他却还在举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喝着。他的吃饭,尚在再一个半点钟之后呢。而他喝着酒,颜微酡着,常常叫道:“孩子,来,”而我们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夹了一块只有他独享着的菜蔬放在我们口中,问道“好吃么?”我们往往以点点头答之,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叫我前去的时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髭的嘴吻着我的面颊,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气从他的口鼻中直喷出来。这是使我很难受的。

这样的,他消磨过了一个中午和一个黄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乐趣,然而回想起来,似乎他那时是非常的高兴,他是陶醉着,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这里便是他的全个世界,而全个世界也便是他的。

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谈着。有时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的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的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的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很湫狭的,向来所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都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竟不会有人想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些教益与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实在的。”

不会喝酒的人每每这样的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

“圣陶,干一杯,干一杯,”我往往的举起杯来对着他说,我是很喜欢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于‘杯干’,”圣陶反抗似的说,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

连不会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时,竟也被我们强迫的干了一杯。于是大家哄然的大笑,是发出于心之绝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节,合家团团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几双的红漆筷子,连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着一双筷子,都排着一个座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闹着吵着,母亲和祖母温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挥着厨房中厅堂中仆人们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种融融泄泄的乐趣,为孤独者所妒羡不置的,虽然并没有和同伴们同在时那样的宴之趣。

还有,一对恋人独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还有,从戏院中偕了妻子出来,同登酒楼喝一二杯酒;还有,伴着祖母或母亲在熊熊的炉火旁边,放了几盏小菜,闲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临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第六节 [吃的]

朱自清

朱自清,祖籍绍兴,因祖父、父亲定居扬州,故自称“扬州人”。叶圣陶曾为他的散文集《背影》写广告语:叙情则悱恻缠绵,述事则熨帖细腻,记人则活泼如生,写景则清玉似画,以至嘲骂之冷酷,讥刺之深刻,真似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全书百五十余页,上等道林纸精印,实价伍角伍分。

提到欧洲的吃喝,谁总会想到巴黎,伦敦是算不上的。不用说别的,就说煎山药蛋吧。法国的切成小骨牌块儿,黄争争的,油汪汪的,香喷喷的;英国的“条儿”(chips)却半黄半黑,不冷不热,干干儿的什么味也没有,只可以当饱罢了。再说英国饭吃来吃去,主菜无非是煎炸牛肉排羊排骨,配上两样素菜;记得在一个人家住过四个月,只吃过一回煎小牛肝儿,算是新花样。可是菜做得简单,也有好处;材料坏容易见出,像大陆上厨子将坏东西做成好样子,在英国是不会的。大约他们自己也觉着腻味,所以一九二六那一年有一位华衣脱女士(e.white)组织了一个英国民间烹调社,搜求各市各乡的食谱,想给英国菜换点儿花样,让它好吃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烹调社开了一回晚餐会,从十八世纪以来的食谱中选了五样菜(汤和点心在内),据说是又好吃,又不费事。这时候正是英国的国货年,所以报纸上颇为揄扬一番。可是,现在欧洲的风气,吃饭要少要快,那些陈年的老古董,怕总有些不合时宜吧。

吃饭要快,为的忙,欧洲人不能像咱们那样慢条斯理儿的,大家知道。干吗要少呢,为的卫生,固然不错,还有别的:女的男的都怕胖。女的怕胖,胖了难看;男的也爱那股标劲儿,要像个运动家。这个自然说的是中年人少年人;老头子挺着个大肚子的却有的是。欧洲人一日三餐,分量颇不一样。像德国,早晨只有咖啡面包,晚间常冷食,只有午饭重些。法国早晨是咖啡,月芽饼,午饭晚饭似乎一般分量。英国却早晚饭并重,午饭轻些。英国讲究早饭,和我国成都等处一样。有麦粥,火腿蛋,面包,茶,有时还有薰咸鱼,果子。午饭顶简单的,可以只吃一块烤面包,一杯咖啡;有些小饭店里出卖午饭盒子,是些冷鱼冷肉之类,却没有卖晚饭盒子的。

伦敦头等饭店总是法国菜,二等的有意大利菜,法国菜,瑞士菜之分;旧城馆子和茶饭店等才是本国味道。茶饭店与煎炸店其实都是小饭店的别称。茶饭店的“饭”原指的午饭,可是卖的东西并不简单,吃晚饭满成;煎炸店除了煎炸牛肉排羊排骨之外,也卖别的。头等饭店没去过,意大利的馆子却去过两家。一家在牛津街,规模很不小,晚饭时有女杂耍和跳舞。只记得那回第一道菜是生蚝之类;一种特制的盘子;边上围着七八个圆格子,每格放半个生蚝,吃起来很雅相。另一家在由斯敦路,也是个热闹地方。这家却小小的,通心细粉做得最好;将粉切成半分来长的小圈儿,用黄油煎熟了,平铺在盘儿里,洒上干酪(计司)粉,轻松鲜美,妙不可言。还有炸“搦气蚝”,鲜嫩清香,蝤蛑,瑶柱,都不能及;只有宁波的蛎黄仿佛近之。

茶饭店便宜的有三家:拉衣恩司(lyons),快车奶房,abc面包房。每家都开了许多店子,遍布市内外;abc比较少些,也贵些,拉衣恩司最多。快车奶房炸小牛肉小牛肝和红烧鸭块都还可口;他们烧鸭块用木炭火,所以颇有中国风味。abc炸牛肝也可吃,但火急肝老,总差点儿事;点心烤得却好,有几件比得上北平法国面包房。拉衣恩司似乎没甚么出色的东西;但他家有两处“角店”,都在闹市转角处,那里却有好吃的。角店一是上下两大间,一是三层三大间,都可容一千五百人左右;晚上有乐队奏乐。一进去只见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过道处窄得可以,但是气象颇为阔大(有个英国学生讥为“穷人的宫殿”,也许不错);在那里往往找了半天站了半天才等着空位子。这三家所有的店子都用女侍者,只有两处角店里却用了些男侍者——男侍者工钱贵些。男女侍者都穿了黑制服,女的更戴上白帽子,分层招待客人。也只有在角店里才要给点小费(虽然门上标明“无小费”字样),别处这三家开的铺子里都不用给的。曾去过一处角店,烤鸡做得还入味;但是一只鸡腿就合中国一元五角,若吃鸡翅还要贵点儿。茶饭店有时备着骨牌等等,供客人消遣,可是向侍者要了玩的极少;客人多的地方,老是有人等位子,干脆就用不着备了。此外还有一些生蚝店,专吃生蚝,不便宜;一位房东太太告诉我说“不卫生”,但是吃的人也不见少。吃生蚝却不宜在夏天,所以英国人说月名中没有“r”(五六七八月),生蚝就不当令了。伦敦中国饭店也有七八家,贵贱差得很大,看地方而定。菜虽也有些高低,可都是变相的广东味儿,远不如上海新雅好。在一家广东楼要过一碗鸡肉馄饨,合中国一元六角,也够贵了。

茶饭店里可以吃到一种甜烧饼(muffin)和窝儿饼(crumpet)。甜烧饼仿佛我们的火烧,但是没馅儿,软软的,略有甜味,好像参了米粉做的。窝儿饼面上有好些小窝窝儿,像蜂房,比较地薄,也像参了米粉。这两样大约都是法国来的;但甜烧饼来的早,至少二百年前就有了。厨师多住在祝来巷(drury lane),就是那著名的戏园子的地方;从前用盘子顶在头上卖,手里摇着铃子。那时节人家都爱吃,买了来,多多抹上黄油,在客厅或饭厅壁炉上烤得热辣辣的,让油都浸进去,一口咬下来,要不沾到两边口角上。这种偷闲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后来的窝儿饼浸油更容易,更香,又不太厚,太软,有咬嚼些,样式也波俏;人们渐渐地喜欢它,就少买那甜烧饼了。一位女士看了这种光景,心下难过;便写信给《泰晤士报》,为甜烧饼抱不平。《泰晤士报》特地做了一篇小社论,劝人吃甜烧饼以存古风;但对于那位女士所说的窝儿饼的坏话,却宁愿存而不论,大约那论者也是爱吃窝儿饼的。

复活节(三月)时候,人家吃煎饼(pancake),茶饭店里也卖;这原是忏悔节(二月底)忏悔人晚饭后去教堂之前吃了好熬饿的,现在却在早晨吃了。饼薄而脆,微甜。北平中原公司卖的“胖开克”(煎饼的音译)却未免太“胖”,而且软了。——说到煎饼,想起一件事来:美国麻省勃克夏地方(berkshire country)有“吃煎饼竞争”的风俗,据《泰晤士报》说,一九三二的优胜者一气吃下四十二张饼,还有腊肠热咖啡。这可算“真正大肚皮”了。

英国人每日下午四时半左右要喝一回茶,就着烤面包黄油。请茶会时,自然还有别的,如火腿夹面包,生豌豆苗夹面包,茶馒头(tea scone)等等。他们很看重下午茶,几乎必不可少。又可乘此请客,比请晚饭简便省钱得多。英国人喜欢喝茶,过于喝咖啡,和法国人相反;他们也煮不好咖啡。喝的茶现在多半是印度茶;茶饭店里虽卖中国茶,但是主顾寥寥。不让利权外溢固然也有关系,可是不利于中国茶的宣传(如说制时不干净)和茶味太淡才是主要原因。印度茶色浓味苦,加上牛奶和糖正合式;中国红茶不够劲儿,可是香气好。奇怪的是茶饭店里卖的,色香味都淡得没影子。那样茶怎么会运出去,真莫名其妙。

街上偶然会碰着提着筐子卖落花生的(巴黎也有),推着四轮车卖炒栗子的,教人有故国之思。花生栗子都装好一小口袋一小口袋的,栗子车上有炭炉子,一面炒,一面装,一面卖。这些小本经纪在伦敦街上也颇古色古香,点缀一气。栗子是干炒,与我们“糖炒”的差得太多了。——英国人吃饭时也有干果,如核桃,榛子,榧子,还有巴西乌菱(原名brazils,巴西出产,中国通称“美国乌菱”),乌菱实大而肥,香脆爽口,运到中国的太干,便不大好。他们专有一种干果夹,像钳子,将干果夹进去,使劲一握夹子柄,“格”的一声,皮壳碎裂,有些蹦到远处,也好玩儿的。苏州有瓜子夹,像剪刀,却只透着玲珑小巧,用不上劲儿去。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