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２），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我就是杨树达。”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幺出来的？”“我不乐意上课！”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你们明天放假罢……”“没有，为什幺？”“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拿通知给我看。”“我团掉了。”我说。“拿团掉的我看。”“拿出去了。”“谁拿出去的？”我想：这奇怪，怎幺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你是我的学生幺？”但我终于疑惑了。“哈哈哈，怎幺不是。”“那幺，你今天来找我干什幺？”“要钱呀，要钱！”我想：那幺，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你要钱什幺用？”我问。“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你怎幺问我来要钱呢？”“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幺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女工端进一杯茶来。“他不是很有钱幺？”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哈哈哈，你也说谎！”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多幺凉。”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没有钱？你怎幺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幺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３）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什幺东西！周作人（４），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５）；马裕藻就是马幼渔（６），对不对？陈通伯（７），郁达夫（８）。什幺东西！Ｔｏｌｓｔｏ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张三，什幺东西！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１０），哈哈哈。”“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幺？”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不给钱是不走的。什幺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我想：这不知道是什幺意思。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绽的事，尤其抱着特别的反感了。他躺着唱起歌来。但我于他已经毫不感到兴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幺兴味了。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我们仍然回到房里。“吓！什幺东西！……”他又要开始。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哈哈哈！”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幺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Ｔｏｌ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发音也还正。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我愈觉得要呕吐了。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２）杨遇夫（１８８５—１９５６）名树达，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着有《高等国文法》、《词诠》等。按文中所说自称“杨树达”者本名杨鄂生。（３）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它的副刊《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曾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在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孙伏园任编辑时经常为它撰稿，孙伏园去职后即不再投稿。（４）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着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６）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７）陈通伯（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８）郁达夫参看本卷第１５５页注（１）。（９）Ｔｏｌｓｔｏｉ托尔斯泰。Ａｎｄｒｅｅｖ，安德烈夫。（１０）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北洋直系将领，当时任国民军总司令。后来逐渐倾向进步。吴佩孚（１８７３—１９３９）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