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地道出来的时候，莱诺克斯大街好像一个醉汉所看到的那样，歪歪斜斜地从我身边向远方急速地延伸开去，我用失去控制的、幼稚的眼睛，注视着那摇摆不定的景象，头一阵阵地抽痛着。两个肤色像变质的奶油的大块头女人，步履艰难地挪动着巨大的身躯，从旁边走过去，她们那裹在花裤子里的屁股，像吓人的火焰那样摆动着。她们走在我前面的人行道上。夕阳西下，投射出一片黄灿灿的光芒，就像沸水一样在翻腾，我看见自己倒下去，下面的两条腿软弱无力，但是头脑却是清醒的，很清醒，看得见在我周围打转的人群：他们的腿，脚，眼，手，弯曲着的膝盖，磨损了的鞋子，以及张口露齿的激动神色；而有些人却只管自己赶路。
那个大块头黑女人用沙哑的女低音说，孩子，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于是我说，我很好，只是有点儿虚弱，说着我想站起来，她说，你们大家为什么不往后站站，让这个人透口气呢？你们都往后站开些，这时一个带点官腔的声音应声说，往前走，散开。于是她在一边，一个男人在另一边，扶着我站起来，警察说，你行吗？我回答说，行，我只是感到虚弱，一定是晕过去了，但是现在好了，他指挥人群往前走，别人都往前走了，只剩下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他说，你当真好了？兄弟，我点点头表示肯定，她说，孩子，你住在哪儿？这附近吗？我告诉她我住在男子寄宿舍，她看着我，摇摇头说，男子寄宿舍，男子寄宿舍，什么！你这个样子，根本不能住在那种地方，你身体弱，需要一个女人照顾一阵子。我说，我现在就会好的，她说，也许你就会好，也许你不行。我就住在街那头拐角的地方，你最好还是跟我到那里去，休息一阵子，等你壮实点再说。我会给男子寄宿舍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在什么地方。我太疲倦了，无法拒绝，而她却已经搀着我的一只臂膀，吩咐那个人搀着另一只，把我夹在中间一起走了，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可是只好听凭她摆布，只听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会像照顾别的许多人那样地照顾你的，我的名字叫玛丽·蓝博，在哈莱姆区这一带大家都知道我，你听说过我，是不是？那个人说，真的，我是詹妮·杰克逊的孩子，你知道我认识你，玛丽小姐。她说，詹妮·杰克逊，噢，我要说你一定认识我，我也认识你，你，罗尔斯顿，你妈妈又养了两个孩子，男孩子叫做弗林特，女孩子叫做劳拉琼，我要说我认识你——我，你的妈妈和你的爸爸过去常常——我说，我这会儿好了，真的好了。而她说，看上去是好了，你一定会比看上去的样子更糟糕，这时她拉拉我说，这儿就是我的家，帮我扶他上台阶，到里边去，孩子，你用不着担心，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那也没关系，我也不在乎你对我会有什么想法，但是你身体虚弱，差不多不能走路，也不能做别的，特别是你看上去好像饿了，所以跟我走吧，让我替你做一点事，就像我希望以后当老玛丽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会为她做点事一样，这用不着花费你一分钱，我也不想管你的事，我只要你躺下来，等你休息好了，然后你就可以走了。那个人接过话头说，你碰到好人了，兄弟，玛丽小姐总是帮助别人，你需要一些帮助，因为在这里你和我一样是黑人，你的脸色苍白如纸，就像常说的那样——留神台阶。走上了几道台阶，又走上几道，我感到愈来愈虚弱了，我被两个暖烘烘的身体夹在中间，进入一个凉快而黑暗的房间，听到她说，到了，这儿是床，让他躺在那里，好啦，你看，就这样，罗尔斯顿，现在把他的腿搁上去——别管床罩——好啦，就这样，现在从那边出去到厨房里给他倒一杯水来，你会在冰箱里找到一瓶的。他走了，她在我的头下面加了一只枕头，说，现在你就会好些的，等你好了，你就会知道你的情况原来多么糟糕，喏，现在呷一点水，我喝着，看着她那粗糙的褐色的手指拿着那只亮晶晶的玻璃杯，一种旧时的、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的宽慰的心情支配了我，心里反复想着这些话，如果我认为自己并没有悲观失望的话，可是目前的处境却是多么困难啊，然后在恍恍惚惚之中，我安稳地、凉快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她在房间的另一头看报，她看得很专心，眼镜低低地架在鼻梁上。接着我明白了，虽然眼镜仍然向下斜架着，但是她的视线不再集中在报纸上，而是注视着我的脸，她的脸流露出舒缓的微笑，因而变得容光焕发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
“好得多了。”
“我想你会好些的。我到厨房去拿一杯汤来，你喝了以后还会更好些的。你睡了很长很长时间。”
“是吗？”我说。“现在什么时候啦？”
“大约十点了，从你睡觉的样子来看，我猜想你所需要的就是一点儿休息……不，不要起床。你得喝汤，喝过以后你就可以去了，”说着，她走了开去。
她端着一只盘子回来，里面放着一只碗。“这东西会把你的病治好，”她说。“你在男子寄宿舍那边是得不到这种照顾的，是吧？现在，你只消坐在那里，不要急。我没有什么事做，只是看看报。我喜欢有人做伴。早晨你得多做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吗？”
“不，我病了，”我说，“但是我得找个工作才行。”
“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呢？”
“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说。
“每个人都得麻烦别人。你还是刚从医院里出来的呢。”
我抬头看着。她坐在摇椅里，上身往前倾斜，双臂随便地在围着围裙的膝上交叉着。难道她搜过我的口袋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我说。
“你倒起疑心了，”她严肃地说。“这就是如今这世道不对头的地方，人们谁也不相信谁。孩子，我能够从你身上闻到医院里的那种气味。你这身衣服沾上了很多乙醚，足够使一只狗睡觉的了！”
“我记不起告诉过你我曾经在医院里住过。”
“没有，而且也用不着你告诉。我是闻出来的。市里有你的亲属吗？”
“没有，夫人，”我说。“他们在南方。我上这儿来做工为的是能够上学，可是我病了。”
“那真是太糟糕了！但是你会干得好的。你打算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我不知道；我来这里时是想做个教育工作者。可是现在我不知道。”
“那么做一个教育工作者有什么不好呢？”
我一边一点一点地喝着好吃的热汤，一边想着这个问题。“我以为没有什么不好，我只是想做点别的什么事。”
“行，不管你做什么事，我都希望那是为我们的种族增光的。”
“我希望是这样，”我说。
“不是希望，而是照那样去做到。”
我注视着她，看着在我面前的她那笨重的、镇静自若的形象，心里想着我曾一心做过些什么，想着自己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
“只有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改变这个世道了，”她说。“你们都是这样的人。你们得带头，得斗争，使我们大家多少提高一点。我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这是那些从南方来的人必须做的，他们知道什么是苦难，不会忘记它是怎么煎熬人的。这里把这个忘掉的人太多了。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位置，于是就不管那些在底层的人了。嗬，许多人说要出点力，但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忘了。不能那样，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记住，而且要带头。”
“是，”我说。
“你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不要让哈莱姆区这个地方把你弄坏了。我身在纽约，可纽约并不在我心里，懂我的意思吗？不能腐化堕落。”
“我不会的。我一定会很忙的。”
“现在好了。我总觉得你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的，因此你得注意。”
我站起身来要走了，她也从椅子里起来陪我一起向门口走去。
“随便什么时候，如果你要在男子寄宿舍之外找个地方住，那就找我好了，”她说。“房租公道。”
“我会记住的。”我说。
我一下子就记起了她的话，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快。我一走进男子寄宿舍那灯火辉煌、人声嘈杂的门厅，就被一种疏远的、敌视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工装裤引人注目，我知道我在那里住不下去了，我那一阶段的生活算是结束了。门厅是各种各样的人们聚会的地方，他们仍然抱着各种幻想，而这些幻想却刚刚从我的脑海里排除出去：为了回到南方继续上学而做工的男大学生；身怀建立黑人实业的一纸空文的上了年纪的种族进步的鼓吹者；既没有教堂也没有会众，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既没有肉体也没有鲜血，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权威任命的传教士；没有人追随的社会“领袖”；仍然迷恋着战后关于实现在隔离范围之内的自由的梦想的六十或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那些除了梦想成为上等人以外一无所有的可怜虫，他们担任着小小的职务或者领取微不足道的年金，可是都装出一副从事某种规模巨大然而不引人注目的企业的样子，他们老是喜欢模仿某些南方国会议员的那种矫揉造作、貌似优雅的风度，点头哈腰地走过去，就像仓库前面空场上的老公鸡的那副模样。对那些比较年轻的一群人，这时我产生了轻蔑的心理，就像一个幻想破灭了的空想家对那些仍然没有觉察到自己在幻想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感觉一样——从南方的大学来的学实业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实业是一种模糊的、抽象的、规则像诺亚方舟那样陈腐的职业，但是他们仍然陶醉在财政学中。是的，那有类似的抱负的比较年老的一群人，那些“原教旨主义者”，那些指望仅仅凭空想而获得经纪人的重要地位的“演员们”，一群看门人和信差，他们把大部分工钱花在像华尔街经纪人所穿戴的那样时髦的服装上，比如布鲁克兄弟公司出品的成套衣服和圆顶硬礼帽，英国雨伞，黑色的小牛皮鞋和黄色的手套；他们进行传统的、热烈的争论，争论什么领带配什么衬衣才合适，哪种灰色的鞋罩好，以及威尔士亲王在某个季节性的活动中会穿什么衣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双筒望远镜应该挂在右肩还是挂在左肩；他们从来不看财政金融专页，可是他们虔诚地买《华尔街日报》，左手紧紧地拿着，放在左肘下面，牢牢地紧贴在身体上——不论天气好坏，指甲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而且戴着手套——他们从容不迫，举止大方，动作精确（哦，他们有风度），而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卷得紧紧的雨伞，以适当的角度前后来回摆动着；他们一丝不苟地按照时式的要求，换上汉堡帽和软领单排纽扣长大衣，或者换上马球外套和蒂罗尔式的帽子。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眼睛的表情，我什么都看出来了，而且我也看出了日后他们知道我的前途已经完结了的那个时候会是副什么样子，我还已经看出了他们对我、对一个丧失了前途和自尊心的大学生所表示的轻蔑的态度。我看到了这一切，我知道甚至连那些公务员和年纪较老的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看不起我，仿佛这是因为我在布莱索的上流社会里失去了地位，我背叛了他们……他们看着我的工装裤时，我心里就明白了。
我向电梯走去，这时我听见有人放声大笑，我回过头来看见他对坐在门厅椅子上的一群人喋喋不休地讲话，他那高高的额头起了皱纹，头发剪得短短的，脑后胖得圆滚滚的，我肯定这就是他，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来，把那闪闪发光、又臭又满的痰盂拿起，跨上两大步，把里边那大量的、棕色的、半透明的污水，哗的一声淋在他的头上。屋子那头有人发出警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等我弄清楚这不是布莱索，而是一个传教士，一个著名的浸礼会的传教士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睁大了眼睛，射出怀疑和愤恨的目光，我箭一般飞快地跑开，在人们还没有想到要抓住我之前，我已经冲出了门厅。
没有人追赶我，我在街上彷徨，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愕。后来天开始下雨了，我偷偷地回到男子寄宿舍附近，央求一个对这件事感兴趣的搬运工把我的东西悄悄地拿出来。他告诉我说，我已经被禁止进入这座大楼“九十九年零一天”。
“你恐怕不可能回来了，老兄，”搬运工说，“但是我敢发誓，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他们会一直谈论你的。你真的给老牧师施了洗礼！”
就这样，那天晚上我回到了玛丽的家，我住在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直到结冰为止。
这一段生活是安定的。我用赔偿金支付生活费用，而且觉得和她住在一起除了她经常谈论的领导和责任问题之外，是令人愉快的。甚至连这个也不太坏，只要我付得起生活费。可是赔偿金只是一笔小款子，几个月以后钱花光了，我又在找工作了，这时，我觉得听她说话特别使人不愉快。但是她从来不向我催讨，用餐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慷慨地给我上饭菜。“你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她总是说。“每个能干的人都有艰难的日子，当你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你会知道正是这里的这些艰难的日子帮了你很多忙。”
我可不那样看问题。我已经不晓得何去何从了。不找工作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消磨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多得不计其数的书籍。有时当我还有点钱，或者靠伺候进餐挣来几块钱，我就在外面吃饭，在街上徘徊到深更半夜才回去。除了玛丽以外，我没有别的朋友，也不指望有。我也不把玛丽当作“朋友”看待；她不仅仅是朋友——她是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力量，这力量像来自我的过去的某些东西，使我不致卷进我不敢正视的某种未知的境地中去。这是一个最伤脑筋的处境，因为同时玛丽经常提醒我，指望我做些什么，带头做些事，取得有新闻价值的成就；我一面对她这点感到不愉快，一面又因为她牢记这个朦胧的希望而热爱她，我被这两种思想弄得精神不安。
毫无疑问，我能够做些事，但是做什么而且怎么做呢？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交往，我也没有什么信念。那在工厂医院里发展起来的、摆脱不了的关于我的身份的思想，又猛烈地在脑子里翻腾起来了。我是谁？我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不由自主地和离开大学时不一样了；但是，这时一个新的、伤脑筋的、对立的声音已经在我的内心逐渐形成，在它采取报复行动的要求和玛丽的无声压力之间，我的心由于内疚和为难而悸动着。我需要和睦和平静，需要安宁，但是我的内心翻腾得太厉害了。在不知什么地方，在由我的生活所造成的我的头脑中所产生的那种冰冷情感的思想负担底下，一星阴郁的怒火燃烧起来，发出那么强烈的红光，要是凯尔文勋爵15当时知道它的存在的话，那他就会修改他的量度了。不知哪里曾经发生过一阵细微的感情的爆发，这可能要追溯到爱默生那儿，或者追溯到在布莱索的办公室里的那个晚上，它使得冰帽开始融化，并动摇了最微小的那一点。但是那一点，那一小部分当时并没有改变。上纽约来，也许是想保持那过去的、凝固的部分的一种不自觉的尝试，但是这无济于事；热水已经进到蛇管里去了。也许只有一滴，但是这一滴是大洪水的第一个浪头。在一段时间里，我相信我是尽力而为的，甚至连躺在烧得旺旺的煤块上也心甘情愿，为了能在母校谋得一个职位什么都干——可是突然一下子垮了！彻底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忘掉它。只要所有那些在我的脑子里呼喊的相互矛盾的声音能够平静下来，和谐地唱一支歌，不管唱什么我都不在乎，只要它们不是各唱各的调就成；是的，要避免那些不确切的、过分极端的音阶。可是一点也没有办法解救。我恨得发狂，但是“自我克制”得过头了，那是已经凝固的美德，那是使人僵化的缺点。而且我越是愤懑，我那要说话的旧时的冲动就越强烈。当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话语情不自禁地从嘴里涌出来，咕哝着。我对我可能会做的事感到害怕。一切事情都在我的头脑里当真受到了冲击。我渴望回家。
一个下午，当我感到冰块正在融化，形成一场洪水，自己面临着灭顶的危险的时候，我发觉我在北方的第一个隆冬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