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乃中国一圣人。“圣”之一字，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有名称。人格修养，达于某种境界，某种标准，则尊为“圣”。中国文化主要在讲究如何做人。以今语说之，可谓中国人做人道理是“大群主义”的，与西方社会之崇奉“个人主义”大不同。个人主义乃求在大群中完成其个人，大群主义则主以个人来完成此大群。故一主“分”，一主“合”。一重“争”，一重“和”。大群和合之最先一步则为“家”，其更大象征则为“国”，尽其量则曰“天下”。中国文化之主要目标，处家则求“家齐”，处国则求“国治”，处天下则求“天下平”。其一切工夫，则从各个人之“修身”做起。修身指人之品德言。具此品德始能成此事业。其事业最明显之表现则为政治。人能具此品德，成此事业，始为“圣”。
中国自古已多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故中国至西周时代，兼包黄河、长江两流域，已完成一和合大群，表现出一民族文化和平统一之大国。当时称之曰诸夏。夏之外尚有夷。其时中国则尚未达成一“平天下”之境界，然距此境界已不远。
下逮孔子时，周德已衰。孔子之所慕，则为周公。周公虽未登王位，然实际完成西周一代和平统一之大业者，则皆周公之功。孔子之志，则在此。孔子虽未在政治上得意，然其品德之修养，则犹有超乎自古圣人之上者。故其弟子称之曰：“孔子贤于尧 舜远矣。”又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后人承此意，尊孔子曰“至圣”。孔子以下，遂皆不得称圣人。如颜子、孟子，亦仅称“亚圣”。
二
然孔子未尝自居为圣。《孟子》记之曰：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孔子常以“仁智”教人。孔子所谓“仁”，即犹本文所说之大群主义。惟其志在大群，故其所需之知识亦自与专为个人谋者有不同。欲修养其品德，即有待于种种知识，种种学问；而孔子则仅自居为一学者。孔子志在学古圣人，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盖古圣人有其业，而孔子则仅能阐其道。故孔子不欲以圣自居。
孔子又曰：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当我身不能行此道，果此道传于后世，则后世必有能行之者。故孔子具此志而学，又推此心而教。孔子亦自居为一教者。中国大群主义之人文传统遂不专限表现在政治上，更重要乃表现在教育上。此一大群主义之人文大道，遂广泛普遍流传于全社会，则自孔子始。孔子之功，乃尤大于周公。故后人又尊孔子曰“先师”。
中国人常称“天地君亲师”。人生天地间，必求其能群。群道行于上，有国，斯有君。君者，群也。非其人之能群，又乌得为之君？群道行乎下，有家，斯有亲。“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不知亲父母，又何群之有！故中国人在家知“孝”，在国知“忠”，此皆人群大道。而传其道者则为师。故师与君亲乃得并列而为三。古书有之曰：
作之君，作之师。
又曰：
能为师者然后能为长。能为长者然后能为君。
师亦有“众”义。使其人无道，不得为人师，又乌得长其群而为之君？故就中国文化言，师犹当在君之上。中国人群大道之创建，先有君，而继之师；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得以卓绝人寰之一大表现与大成功。自孔子以下历代国君，莫不知尊孔子。君位相承曰“治统”，三四百年无不变。孔子之教曰“道统”，则两千五百年来无有变。“道统”在“治统”之上，斯又中国大群主义之文化大统之所寄也。
三
自孔子以后，中国乃有四民社会，农、工、商之上有士。为“士”则学孔子。此乃中国之学统，亦即道统之所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以友天下之士为未足，乃上友古之人。孔子乃古之至圣先师，尊师孔子，亦上友古人之极则矣。自孔子以下，全部中国史即莫不以“士”为中心。然天下之士则代不数人。范希文生北宋时，当唐末五代道统将绝之际。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道又昌，国运又隆。顾炎武生明 清之际，其言曰：
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自有炎武，而中国民族之文化大统仍得延续不绝。如希文，如炎武，皆所谓“天下之士”也。一国之士，则史不绝书。一乡之士，其名字或不见于史乘。然而中国民族之犹得为一中国民族，至于今不衰。举世各民族，其历史之悠久，疆土之广阔，人口之繁盛皆无堪伦比。何以致此？则曰：惟孔子。
四
近代或以孔子比之释迦牟尼、耶稣与穆罕默德，则又非是。释迦说教，诸天皆来听，则释迦尚在诸天之上。耶稣为上帝之独生子，为举世能代上帝发言之唯一人。孔子尚不敢以圣自居，更何论自居为一大教主。孔子惟以学古为人，而即以其所学教。故其告弟子曰：
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又曰：
有朋自远方来。
则孔子之视其诸弟子，亦如一友朋。孔子之卒，其弟子丧之如父母而无服，庐墓三年而散。时子贡为诸弟子之首，故再留三年。其时来学者，皆自称“弟子”，亦称“门人”。谓得进其家门之内，如家中之子弟。则孔子亦如其家中之父兄矣。
为一自然人，则必知有父母。为一文化人，则必知有师长。孔子乃中国民族文化中一先知先觉，为中国此下民族文化一远祖，如是而已。此又大群主义之人生大道始有之。则又何得以超世之大教主相拟！
抑且生逢乱世，信释迦，尚可一人盘坐证涅槃。信耶稣、穆罕默德，尚可死后灵魂上天堂。信孔子，则孔子自言：“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又何所望？孔子又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是信孔子而为一士，既无教会组织，又无信徒供养。孔子自言之，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赞其大弟子颜回则曰：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后世尊奉孔子者，遂以“寻孔 颜乐处所乐何事”为一大课题。又曰“安贫乐道”。以此较之佛、耶、回三大教，其困难又远过之倍蓰而无算。故凡为中国社会中之一士，尊奉孔子，不啻为半个和尚，抑且可谓是一双料和尚，因其不忧一己身家之生计，而更以大群天下为虑。遁世而无闷，独立而不惧。而中国社会乃亦能善养此一辈士，历两千五百年而不衰益盛。则中国文化之伟大优深，亦可由此窥入，而约略得其依稀仿佛之所在矣。
五
孔子一生之言论行事，所思所教，其弟子皆各有所记，历三四代，汇为《论语》一书。自汉代始，《论语》即为中国识字人一人人必读书。北宋初，赵普有言：彼曾以半部《论语》佐宋祖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论语》佐宋祖治天下。赵普在中国士林中，卑卑无足数；然其当五代之季，而犹能发此言，则中国人对《论语》一书之重视，既可知。而《论语》一书之值重视，亦可知。故欲尊孔子，约而求其要，则惟《论语》二十篇。扩而论其详，则自秦以下，一部《二十五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民族之所以为中国民族者，乃莫不与孔子有关。我惟有曰“大哉孔子”。实甚憾于无言以加之矣。
六
孔子生在中国，已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而孔子之前，牺 农以来，中国之为中国，亦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自有中国人，乃始有孔子。自有孔子，而中国人之得为中国人者，乃益见其安定而昌荣，日进而无疆。而今则时异世易，民国以来，中国人之在此世界大潮流之冲荡横逆中，已无自信之心，亦无自拔之力。七十年来全国人心几乎一仗西化，认为国家民族前途惟此一线堪赖堪望。而孔子其人，《论语》其书，乃终不免为国人所鄙弃与忽忘。一部《孝经》，何能御黄巾？《论语》二十篇，亦何能抵原子弹，乃及国际之经济侵略？试问今日台湾一千七百万人，曾读《论语》者有几？然则今日而言尊孔，亦徒尊其名而已。孔子之品格修养，与夫其得尊为中国之“至圣”之所以然，又谁欤知之？孔子之道之高明宽厚，博大而精微，其得以随时乘化，而尊为百世之“先师”之所以然，又谁欤知之？然则居今日而犹尊孔子之名，诚亦为不可多得一大事矣。
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即孔子之在前代，亦何能尽为人知，然则当前吾国人纵使尽弃故常，回返孔子以前之牺 农皇古，果能凭空拔起，崭然创建一新中国？孔子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已历五千年于前，焉知其不再历五千年于后。而孔子其人，既崛起于前，又焉知孔子其道，不再复兴于后？要之，孔子乃一中国人，孔子所学亦学其以前之中国古人而已。今中国人能自振拔，使后世犹有中国人，则正孔子之所欲学。孔子其人，与其道，终亦必应有再兴起再光昌之一日。言念及此，诚不禁其私人之馨香祷祝，鼓舞向往，于无竭无穷之一境矣。孔子有神，尚其鉴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第二千五百三十年诞辰钱穆写于台北 外双溪 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