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不仅是中国一大圣人，孔子乃是我们东方民族中、日、韩、越诸邦所展出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共同主要的渊源。
孔子生在中国 春秋时代之晚期，距今已逾两千五百年以上。时代屡经变革，人生情况迥异。然由孔子思想所推衍而出的孔子之道，则日益发皇，绵延愈久推扩愈大，乃至弥漫充盈于我东方民族中、日、韩、越诸邦之人心。渗透日细，沉浸日深，具体实现于此诸邦之人生理想、家庭组织、社会风气，乃及政治体制之诸方面。分而愈歧，合而愈整，成为诸民族一共同的文化精神，而不摇不拔，有其无穷永远之将来。
今试问：孔子之道，何以有此力量？有此影响？要言之，孔子之道，则只是一种人道。而孔子之言人道，则一本于人心。原本人心，以为一切人道之出发点。究极人心，以为一切人道之归宿点。此心，孔子则称之曰“仁心”。此道，孔子则称之曰“仁道”。人之有生，必各具一躯体。此躯体乃属物质，各别扞格，互不相通。一饭不能两人同饱，一衣不能两人同暖，于是而有争。自原始人类逐步进化而有人群之结合。人之有群，则尚通不尚争。所通则在人之心，在人心之灵明。孔子则一本于此人心之灵明以为道。
孔子之道，教人如何投入此人群中为人。教其群如何融和会合此一群之人以为群。人群实是一心体。仅从躯体物质方面之相争相夺，则不足以成此体。惟心灵方面之相通相合，乃得成此体。此心日扩日大，斯此体亦日扩日大。此体日扩日大，斯人与人间之相争亦日弭，而相通亦日密。此心此体，孔子谓之“仁”。由此心以达此体之道，孔子谓之“仁道”。故“人道”即“仁道”，其要端只在此。
人之有群，最先应为有家。一家之人，生活成为一体，其心最易相通。若一家之人心不相通，尚复互为躯体衣食相争相夺，则不得成一家。人类不能有家，亦将不能有群。一家之中，婴孩弱小，其力不能自生自养，亦不能相争相夺，必待父母长老之护助扶持。故一家之成立，其先首待父母之慈。由于父母有慈，而后子女始有孝。子女在婴孩弱小时，其躯体尚未长大成人，尚不能独立营生；然其心则已知亲近父母，不啻视父母若与己为一体；此即其心之孝，此即其心已能越出其一己之躯体而与他心相通。故父母子女之慈与孝，乃即人心相通之最先表现，人生大道即由此启端。孔子弟子，有子有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盖谓推此孝弟之心，斯即为仁心，行此孝弟之道，斯即为仁道。人固未有不孝不弟而能有合于仁道者。
人类遇利害关头，紧急需要，或心情哀乐，至诚中发，每易使心与心相通。然专惟有此，终为不可恃。惟慈孝心则不同。父母为前一世，子女为后一世。人类有慈孝心，乃使前一世人与后一世人之心相通。故慈孝之心不仅是同时间内各别躯体之心相通，乃属不同时代异世之心相通。人之一生，必包有三代，曰幼年，曰中年，曰老年。人群之中，同亦包此三代。曰幼年人，此可代表此一群之未来世。曰中年人，此正代表此一群之现在世。曰老年人，则代表此一群之过去世。其实此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乃紧相衔接！合成一体，不可划分。每一人之生命如此，其合为一群亦必有此一群之生命，其生命之必兼包有三时代亦如此。此则必有待于其心之相通，乃始为一种生命之自觉。故人类之心相通，不仅能通人己彼我，亦能通过去、现在、未来。于是此人生乃能贯彻通透于时间，广大无际，悠久无疆，而融通和合为一体。惟此乃为人生之大全体。人之躯体，则限于六尺，止于百年。惟心灵，乃可展演出人生之大全体。由一人而至一群，由一世而至万世。此心乃为人类之大心，此道乃为人生之大道。
二
如何由此心达此道，又有待于人与人之相互间之有教与学。父母之于婴孩必有教，婴孩之于父母必有学。一家之间之教与学，推而广之至于一群之间之教与学，则不限于父母子女，而转成为师弟子。孔子在中国，尊为“至圣先师”。因其能以此道教此人。然孔子亦因于学而始能有此道，孔子乃即以其所学为教。其弟子子贡问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如此，夫子既圣矣。”人生大道，必赖教与学。“学”者，即以此心学他心。“教”者，亦即以此心教他心。欲求心与心之相通，则主要端在教与学。
孔子何所学？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三人中，一人是己，其他两人，则见比较。此善于彼则学此，彼善于此则学彼。人生至为复杂，有大同，亦有小异。人生亦不能一步骤跻于至善。即贵在从小异中择善而从，择其不善而去，而人生乃进进不已。故孔子乃本于人以为学，就于人而为学者。故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抑孔子不仅学于现在世之今人，并亦学于已往过去世之古人。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当孔子之世，中国已积累有二千年之历史文化传统。孔子称道历古之仁圣贤人，自尧 舜以下，历夏、商、周三代，禹、汤、文、武、周公以下，迄于春秋列国之贤君卿大夫，以至孔子当身，如子产、晏婴、蘧瑗之流；其名字见于《论语》者，何可胜数。故孔子之为“集大成”，乃集人道之大成。乃集自有人生历史文化以来，凡有一善可述、可师、可法之可通于人人者之大成。
人心有其“大同”，于大同之中复有其“大通”。衣食心，争夺心，此亦人心之大同，然非人心之大通。孝弟心，忠恕心，爱敬心，此亦人心之大同，而亦复是人心之大通。孔子乃本于此以为学，就于此以为学。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亦人心之大同。如何使此忠信心，得以广通于人之大群，上下古今，通于千万世；此乃孔子所理想之人道，则必赖于人之学以达。故孔子之所学，乃人道，即仁道。而孔子亦即以此为教，而凡属人人，亦同可以此为学为教也。
孔子非一宗教主，如耶稣，乃本于上帝意旨以为教。如释迦，乃悲观于人生之同出于虚无又同归于寂灭以为教。孔子亦非一哲学家，各自个别创立其一套纯思辨的逻辑辨证以为教。孔子则只就日常人生以为教，就于日常人生中之可通、可达、可久、可大者以为教。故孔子之教之行于中国，日扩日大而达于日、韩、越诸邦，以成为我东方诸民族共通文化大体系之一中心基点主要本源者即在此。然此犹其初步。其将来之必当遍行于全世界，获得世界人心之共同认许，共同奉行，亦可推而知。
三
抑人生有其共通面，亦有其独特面。共通面同归合一，独特面各别万殊。而共通面则即建立于独特面之上。苟无独特面，共通面亦无可建立。然苟无共通面，独特面亦将失其存在。近世人生，专从物质经济著眼，个人自由与集体统治成为两大壁垒，共通面与独特面相割裂；种种人生大病害，胥由此起。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即是人生之共通面，“己”即是人生之独特面。人生共通大道，即由发展人生中万殊各别之独特之“己”所形成。而人生中万殊各别之“己”，则胥当向此同归合一之人生共通大道而发展。惟孔子人格，乃最具独特性，亦最富共通性。故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者，立其在人群中万殊各别之独特性。达者，达其在人群中相互融会之共通性。个体群体，只是一体；个性群性，亦只是一性。身、家、国、天下，大小各体，吾道一以贯之，亦惟贯之于人心之同然而共通之处，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与群，心与道，皆由此而获得其一贯之相通。
孔子生于两千五百年前中国 春秋时代之鲁邦。欲究孔子之道，当求孔子之生平。此即孔子在其时其地可有一而不可有二之独特性之表现。明夫孔子之生平，与夫孔子生平之独特性，乃反就己身，同可明夫己之当身时地与孔子之不同，而明夫己之亦自有其一番独特性；乃即就于己之独特性所在以学孔子，乃知己与孔子之间之复可有其一番共通性；此即孔子所谓“为仁由己”之义。由于孔子之后复又人人有己，而后孔子之道乃得复明复行于在我之己之当世，此即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本书作者特愿以此一编《孔子传》奉献于我东方诸民族之前者，其意即在此。
当今之世，我东方诸民族，中、日、韩、越诸邦，不仅文化大体系传统相似；即当前之处境，其所遭遇之艰难困苦，忧患拂逆，亦略相似。盖我东方诸民族，在客观上，早多有其共通面之存在。故其读孔子之书，研孔子之道，而可相悦以解者，亦多有其可能。此非孔子之道专为教我东方人而设，乃我东方人之独特性，乃更易于自尽其己以上通于孔子之道。此已成为历史显例，不容不信。于古如是，于今亦当然。一人如是，则一人可以自立自达。一家、一国如是，则一家、一国亦可以自立自达。乃至我东方诸民族中、日、韩、越诸邦各能如是，则我东方诸民族之在今世，自可有其自立自达之大道。惟在我东方诸民族之知所以自勉而已。
自立者，我东方诸民族仍能完成其东方诸民族之独特性，而屹立于斯世。自达者，还以我东方诸民族之独特性之屹立，而推以达之于并世其他诸民族，而相与同进于人类之共通大道，以达于太平大同之人类理想境界，而跻斯世于可大、可久、不息不已、无疆无极之休明。斯乃人类文化无尽将来之希望，而必于我东方大圣人孔子之生平与其言行之所启示而展现其契机；而于当前我东方诸民族邦与己之各自独特性之完成上，掌握其努力之焦点。
孔子自道其生平，有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今日我各自之己，又当求如何以为学？如何以有立？又如何而达于不惑而知天命？如此乃达于能自有立。又从此而达于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更高境界，则举世纷扰，已在我一己内心融会合一完成一共通面。一人如此，以达于人人无不如此。一时一地如此，以达于任何时地，无不如此。其事若远而实近，若难而实易。其起点只在每一己之此一独特之心，而亦即以此独特之心为归宿。故自每一人言，则可无入而不自得，无往而不见其成功，而可不待之于人人之与无尽之将来也。
此编《孔子传》，承日方相知友人译为日文，特附加此序言于卷首。
（此文作于一九七五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