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施塔姆曾用过一些笔名，在“外省读者来信”专栏里他署名“埃塔尔”，为了追随他的信札，他决定前往莫斯科。
施塔姆相信，利用自己的胳膊肘和埃塔尔的本事就能把墨水换成卢布，但住宿的问题让他担心。他很清楚，在大都市的棋盘上，并没有给所有的棋子留下立足的方格。曾去过莫斯科的人吓唬你：房子里人多得挤到天花板。你不得不在走廊里、供仆人用的后楼梯上、林荫大道边上的长椅上、煮沥青的大锅里甚至是垃圾箱里栖身。
这就是为什么施塔姆一下火车，踏到莫斯科的站台上，就开始对着死人和活人、对着人的耳朵或是电话筒反复念叨：一个房间……
但是电话的黑色耳朵刚听他讲完，就漠不关心地回到它的钢挂钩上。至于人的耳朵，则藏入皮草或阿斯特拉罕羊皮衣领下——那天，冰霜在脚下发出咔嚓声——同时那些词语，仿佛被一层又一层的复写纸覆盖，每重复一次就变得模糊一点，散成了轻轻敲叩的字母。
公民施塔姆非常焦虑，那天晚上，他像一根绳子上的陀螺一样旋转着，躺到三把硬椅子上，而它们合谋用靠背将他扔到地板上。他在脑海里清晰地看到垃圾箱的幽灵，它的木头盖好客地掀开了。
但有句老话说得好：早上比晚上明智，也更老谋深算。一大早，施塔姆从椅子上起身，送椅子回到角落里生气。他为自己带来的麻烦道了歉，感谢它们为他充当了床铺，然后就沿着人迹寥落的、被霜雪覆盖的莫斯科街道步履维艰地离开了。但还没等他走出一百步，也就是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他遇到一个碎步前来的、穿一件单薄褴褛外套的小个子男人。那个男人的眼睛藏在一顶帽子下面，一条围巾紧紧裹着他的嘴唇。然后，他看到施塔姆，便停下来，说：“啊哈，您也是？”
“是的。”
“这么早您去哪里？”
“我在找一个房间。”
施塔姆没能抓住他的回答，那些词语迅速没入围巾的双层漩涡里了。但他看到那人把一只手伸进大衣里，摸着找什么东西，最后掏出一个狭窄的记事本。他哈着被冻僵的手指迅速写下一些东西。一个小时之后，一张从记事本上撕下的3×4英寸的纸条，奇迹般地变成了100平方英尺的住处。
在波瓦尔斯卡亚街和尼基茨卡亚街之间一条拐弯抹角的小巷里，在一群巨大的灰色建筑群的顶层，施塔姆找到了那个被渴念已久的房间。房间的狭窄和漆黑吓了施塔姆一跳，可是电灯一亮，深蓝色的玫瑰就出现了，它们在墙纸上垂直成行雀跃着。施塔姆喜欢明快的蓝玫瑰。他走到窗前，成百上千的屋顶低低地压在无数的窗户上。他心情愉快地看过房间，转向女房东——一位披着黑披肩的、安静的老妇人。
“非常好。我想租下来。能给我钥匙吗？”
“没有钥匙。”女房东低垂眼睑，裹紧她的披肩说，“钥匙丢了，但是……”施塔姆并没有在听。
“没关系。可以先安个挂锁。我去拿我的行李。”
一小时后，这位新房客修理好门，拧紧挂锁钢搭扣的螺丝。尽管他兴高采烈，但一个小细节确实有点困扰他：在紧固临时插销时，他注意到那把坏掉的旧锁，锁身上有撬凿的痕迹和深深的划痕。再往上一点，木头架子上，斧痕清晰可见。施塔姆感到有点不安，他划着一根火柴（连接他的房间到前厅的走廊很暗）仔细察看那扇门。没有别的——除了棕色门板上清晰印着的白色数字24，很明显，这是必要的房号——他注意到了。
“无所谓。”施塔姆打消了顾虑，着手打开行李箱。
接下来的两天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施塔姆整天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从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鞠躬、握手、交谈、倾听、提问、要求。到了晚上，他胳膊肘下的公文包异常沉重，他夹紧胳膊，脚步短促迟缓地跌撞回自己的房间。施塔姆困倦无神地看着周围一排排的蓝玫瑰，随即坠入深沉无梦的睡眠。第三天晚上，他总算提早结束了事务。当施塔姆走近他的大楼入口时，街上时钟的指针一抖，指向十点四十五分。他爬上楼梯，尽量不发出任何响动，转动门上那把耶尔锁的凸轮。然后，他迈入黑漆漆的走廊，走向24号房间。他停下来，在口袋里摸索钥匙。其他的房间又黑又静，除了某种嗡嗡声——在左侧，穿过三道薄薄的墙，那边有一个普赖默斯汽化炉。他找到了钥匙，将它插入门锁，用力推门，就在那一刹那，一团白色的、模糊不清的物体擦过他的手指，窸窣滑落到地板上。施塔姆啪的一声打开灯。在门槛旁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套着宽纸带的记事本，显然是从门缝里掉出来的。施塔姆捡起它，读到这个地址：
住户
24号房间
上面没有名字。施塔姆掀开记事本的一角：棱角分明的、跳跃的字母紧张地连成一串仰望着他。施塔姆迷惑不解，再次读那个奇怪的地址，但就在那一刻，当他将手稿翻过来时，它从宽松的纸套里滑出，展开了自己的纸质身体。施塔姆只需要翻到第一页，上面只写着：
一具尸体的自传
无论你是谁，24号房间的客人，也许——手稿开始了——你是唯一我愿意取悦之人。你瞧，如果我没有把自己挂在门边角落的钩子上，将这100平方英尺的房子[科尔扎诺夫斯基在莫斯科时居住的房间，即阿尔巴特街44号，之前属于一位死者。俄国十月革命前，一位地区副省长亚历山大·纳里什金（Alexander Naryshkin）曾租住此处，他于1919年被捕，1921年在监狱中去世。]腾出来，你也不会这么容易得到一间栖身之屋。我用过去时写下这些：一个精确计算的未来可被视为既成事实，也就是说，几乎和过去一样。
我们并不相熟，现在彼此认识为时已晚，但这绝不妨碍我去了解你：你来自外省。你知道，像这样的房间最好租给那些不了解当地事务和新闻报道的外地人。当然，你是来“征服莫斯科”的，你有能力和意志“立足”于此，从而“在世上开辟出自己的路”。简而言之，你拥有我从未拥有过的那种特殊能力：活着的能力。
好吧，我当然准备好了放弃我的地盘。或者更确切点说，我，一具尸体，同意挪开一点点。住进来吧：房间很干燥，邻居们都很安静平和，还能看到一处风景。的确，以前的墙纸破污不堪，但为了你，我将它换了。所以我想，我猜出了你的品位：深蓝色玫瑰沿着愚蠢的垂直线平铺。像你这样的人喜欢那样的东西。对不对？
作为我给予你的关怀和体贴的交换，住在24号房间的人，我只要求你能作为读者简单思考一下这份手稿。我并不需要你特别聪明、体贴，我的继任者和忏悔者，是的，我只需要你具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品质：是一个完全活着的人。
一个多月来，我一直饱受失眠症的折磨。在接下来的三个晚上，失眠将助我一臂之力，对你讲述我从未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在那之后，一条涂了肥皂的绳索就可以彻底治愈失眠。
有一个古老的印度民间传说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被迫一夜又一夜地扛着一具尸体——直到那具尸体的嘴唇紧贴着他的耳朵，讲完它漫长一生的故事。别妄想将我扔到地上，就像那个传说中的人，你将不得不承担我三次失眠的重担，耐心聆听，直到这具尸体讲完它的自传。
读到这一行，施塔姆再次检查宽大的纸套：上面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
“我不明白。”他嘟哝，走到门边，站在那儿陷入了沉思。汽化炉的嗡嗡声早已停止。墙外鸦雀无声。施塔姆瞥了一眼记事本：它摊开在桌子上，等着。他拖延了一分钟，然后顺从地走回去，坐下来，眼睛找到那行中断的文字。
我瞳孔前的镜片已经戴了很长时间了。每一年我都不得不增加它们的度数：我的视力现在是850度。那意味着，对我来说，55%的阳光形同虚设。我只需要将两面凹陷的椭圆镜片插回它们的盒子里，空间就好像也被扔进那黑暗狭窄的隔间，突然收缩，变得暗淡。我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灰影、黑斑或透明之点组成的线。有时，当我用一块麂皮擦拭略带灰尘的镜片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我在擦拭玻璃凹面上的灰尘的同时，擦掉所有的空间又会怎样？来去无痕：如一片反光。
我总是敏感地意识到这玻璃状的附属物，它弯曲、结实的双腿悄悄爬上我的眼睛。有一天，我发现它可以折射的不仅是穿过椭圆镜片的光。我将谈到几年前发生的一件荒唐事：我与一位几乎不认识的女孩有过几次偶遇，这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羁绊。我记得她很年轻，有一张美丽的鹅蛋脸。我俩读过同样的书，用过类似的词语。第一次会面我就注意到，她深藏在（就像我的）夹鼻眼镜精致的浅蓝色镜框后面、因近视而鼓胀的双眸，深情又执着地追随着我。有一天，只剩我们两个人时，我碰了碰她的手，她以一个轻微的动作答复。我们的嘴唇凑得更近了——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荒谬之事发生了：由于我笨手笨脚，我将她的眼镜与我的挤到了一块儿，它们像两卷铁丝相互拥抱、滑落，带着尖脆的叮当声落到地毯上。我弯下腰捡起它们。在我手中，它们是两个怪异的玻璃生物，金属弯腿纠缠在一起，像是要变成可怕的四眼怪物。颤动的光从一个镜片跳到另一个镜片，在那椭圆形里放浪地波动。我将它们分开：带着细微的丁零声，两对镜片脱离彼此。
敲门声响起。
我对那女孩最后的印象是，她正努力用颤抖的手指把顽抗的镜片重新按回眼睛上。
一分钟后，我就下楼了。黑暗中，我感觉自己被一具尸体绊了一下。
我离开了。永诀。她徒劳地写信，想使我回心转意，那些跳动的字句祈求我忘记某些事，并以一种天真的方式承诺“会永远记得”。是的，永远记得我这种新型丧尸会有些益处，但是……在我逐字阅读她的信时，我很清楚，自身深处那种玻璃般冰透的冷酷丝毫未减。
我非常仔细地审视了信封上我的名字。是的，九个字母，它们都在召唤着我。我听到了，但并不作答。
我记得，在那之后，一段死气沉沉的、空虚的时日开始了。那样的日子曾来过，又消失了。但现在我知道：它们又来了，永无宁日。
这并不是痛苦或者忧心的根源，只是无聊，或者说很多的无聊。我曾经读过一本18世纪晚期的书，记得其中有一句话“尘世的无聊”，指的就是它。还有很多种无聊，当相似的人相爱，会有春天般的无聊，当地面出现很多水洼时，树上会生出绿色的脓疱。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秋日无聊，天空褪去繁星，云朵泻下雨水，树木褪尽树叶，而那众多的“我”也蜕去自身。
那时，我并没有住在你的，请原谅，我们的24号房间，而是住在外省一间没有门牌号的小房间里，那是一幢带有五个窗子的配楼。窗玻璃被雨水溅污。但即便透过污秽的窗，我也能看到花园里的树木在岁月里受尽风的摧残，就像人们被牙痛折磨。我通常坐在一张八字形的扶手椅上，坐在我众多的书与无聊之间。无聊太多了：我只需闭上眼睛，竖起一只耳朵——就能听到它们拖着穿毛毡鞋的脚，懒洋洋地滑过咯吱响的地板。
一连好几天，从黄昏到黄昏，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双凹生物，无论外表还是内心，无论从里还是从外，都难以接近：两边都被禁止，都够不到。
有时，我也像一棵受风折磨的树，会在椅子的橡木扶手之间抛出一个单调乏味的想法：死者，是令人羡慕的。这个念头微光闪烁。他们刚刚变得僵硬，就被盖上盖子，盖子上被洒上潮湿的泥土，在潮湿的泥土上是草皮。就这么回事。可是在这儿，你一旦在一辆板车上开始颠簸，他们就那样推着你走，一个坑洼接一个坑洼，从春天走到冬天，从一个十年走到下一个十年，无人哀悼，亦无人需要哀悼。
现在，当我回想当时的处境，我无法明白与玻璃片有关的那件荒唐琐事怎会让我如此受伤且困窘混乱。我无法明白，我的灵魂，如果我真的拥有灵魂的话，怎么会被这样一粒尘埃压碎而变得失魂落魄？但当时，我已透过我的“玻璃附件”把那件小事当成一个客观教训了。在那之前，我只是偶尔且不无恐惧地从双凹椭圆镜片遥远的这一端洞悉世界。如果“自然憎恶真空”[原文为拉丁文：natura abhorret vacuum。]这个公式已被反驳，那我现在知道了它的逆命题“真空憎恶自然”[原文为拉丁文：vacuum abhorret naturam。]为何还未被推倒。我觉得，它会盛行。
就这样，我停止了迈向我的外部的所有努力。所有友情的传递、所有他人之“我”的体验、所有给予或接受爱的努力——我当时认为，这些都必须彻底忘记、永远弃绝。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头脑中构建一个被压平的小世界，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这边——一个可被锁入房间的小小世界。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思考过，空间浩瀚得不可想象，而且还在向无限扩展——带着它的轨道、群星、大张开口的抛物线。但如果把它塞进数字和意义，它就很容易被放入两三个书架。长期以来，我一直偏爱书中狭窄的页边空白，而不是一片单调乏味的尘世的田野。在我看来，一本书的书脊比那些有关“事物之根源”的乱七八糟的讲座更有智慧，那种讲座纯属各种事物的堆砌，到处都是，与藏在书里的字母与符号的聪明精妙的联结相比，它们让我感到粗糙且毫无意义。虽然书中字行削弱了我一半的视力（55%），但我从未怨恨它们。它们非常清楚如何变得温顺或沉寂。只有它们，那些沉默的黑色字符，无论多么简短，都能将我从偏执、乏力、昏沉欲睡的无聊中拯救出来。就是那个时期，当我在东方研究所完成学业时，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博士论文《突厥语中的字母“T”》的艰苦写作中。
我仍深深感激有两个小把手的T，感谢它在那段黑暗无光的日子里给我带来的麻烦和帮助。那个T将我的眼睛从一本词典带往另一本，沿着长长的、一行行的词栏向下看，从不让我陷入哪怕一秒钟的遗忘。那个黑色小字母撩动我书上的尘埃，向我显示旧术语表与语段汇编中一些杂乱无章的段落。有时，为了逗我开心，它会玩捉迷藏：我将搜猎那个小小的字符，我的铅笔在书中的字里行间或空白处划来划去，直到我发现它躲藏在其他字母和符号之间。有时我甚至为此笑起来。是的，我笑起来。我闲暇时，这个伙伴还带来更大的安慰。字母T会说：“您瞧，I（我）只是个字母，和我一样，就那么回事，有什么值得哀伤的？来去无痕。”
记得那时在百忙之中，我一时兴起，开始研究“我”的语义学。我的笔记——如果它们还在的话——一定还在某个文件夹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找它，只能凭记忆引述（恐怕不准确）：“我”这个词有着可变的词根和简短的音素。。我们可以假设它的简写或缩写的过程。很有可能，它是日常言语模式的一个结果。但是从语音学上来看，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顺便说一句，数一数“我”（ich）这个词在施蒂纳[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德国哲学家，被认为是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之一，其代表著作是《自我及其所有》（The Ego and Its Own）。]的著作中出现的概率，会发现近25%的文本由“我”及其衍生词构成。照此，整篇文本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巨大而连续的“我”。然而，我们若向生活里寻求，果真有这么多的“我”吗？
黄昏来临，忙碌的T会疲惫地睡去，通常是在一个书签下面，这时我不会去打扰它，我会在黑暗中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每一次，我都清晰地听见我的灵魂——发出高亢而单薄的丁零声，一点一滴溶解于虚空。那点滴是有节奏的，响个不停，与玻璃的脆响类似。这可能是一种假性幻觉，我不大清楚，对我来说都一样。但在那时，我为这种现象起了个特殊的名字：灵魂渗漏。
有时，那有节奏的——一滴紧跟一滴——向着虚空的逃离让我惊怕。我打开灯，把黄昏和假声都嘘走。黄昏、无聊、字母T和那些幻觉都消失了。然后是终极的孤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孤独就开始了。那时你独自一人，不仅没有别人，甚至连你自己也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某种异物会侵扰我阴郁的闲暇。从我很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就遭遇过一个怪异的臆想物：0.6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出现的：有一天，我翻阅一本地理书，看到这样一行字：“在该国的北纬地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仅为0.6人。”它像一个碎片插进我的脑子。我眯起眼，看到一片平坦的白色原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之外，在划分成四方形的原野上，大片雪花缓缓地、懒洋洋地飘落。在每个对角线相交的正方形里，它，一个弯腰驼背、瘦弱如纸的身体，弯向寸草不生的冰雪地面：0.6人。精确到0.6。不只是一半，或半个人。不是。一个使事情不对称的小拇指人黏在“仅为”上。这种不完整性，尽管看上去有点矛盾，已被一个余数潜入了，被一个“此外”。
我想赶走这个臆想。它不肯离开。随后，这些半存在者（我可以清晰地看到离我眼睛最近的方块里的那些）中的一个突然缓缓转向我。我想避开目光，但却不能。我的视线似乎已与0.6人僵死的空眼窝融为一体了。
这里寸草不生，一尘不染，甚至连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石头也没有；只有无风的空气和缓慢飘落的大片雪花。
从那时起，0.6人开始在那些空虚的日子来访。在我那些阴郁的间歇时分。它不是一个幽灵、一个幻象或一个梦幻。不，它只是一个臆造物。
此刻，当我试着描述这场意外，准确点说是降临在我的“我”身上的意外时，数学逻辑符号帮了我。据说，若是想在空间中找到一个点，只能通过相交的坐标。但是，如果这些坐标崩溃了，那么……空间广阔，一个点却是没有大小的。很显然，我的坐标系已经崩溃了，想要在无限中找到“我”这个精神点是不可能的。
或者，更准确点说：当曲线理论中那些假想的线相交时，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点。诚然，这个点的“真实性”很特异，它出自虚构。我的情况大抵如此。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告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不求所谓的“同情”，虽然那是我应得的。我不会因为我的名字被添上黑框而烦恼。我思考的仅仅是，如何更牢固、更可靠地将那个想象中的“精神点”铭刻于我房间里的正方形内的狭小空间，远离那些糟糕的数学家的眼睛，他们根本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死者与生者。亲戚、熟人甚至朋友，对非显而易见之物的理解都极其贫乏。直到一个人成了一具普通的尸体，装入棺材端到他们面前，在一个三棱盖子下，眼睛上压着两枚五戈比的硬币，他们还会喋喋不休地用他们的吊唁、问题和常见的寒暄“很高兴认识你”来愚蠢地纠缠那个死者。
从研究院毕业后，我移居到莫斯科，开始在大学里学习纯粹数学。我未能完成学业。一天，我胳膊底下夹抱着四卷本的果戈茨基[果戈茨基（Silvester Gogotsky，1813—1889）：一位出生于基辅的哲学家，俄国第一部多卷本《哲学词典》的编纂者。]的《哲学词典》，走在从中心图书馆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条拱形长廊时，一群挤在演讲厅入口的学生挡住了我的路。很明显，这是一场政治集会[指1905年10月在莫斯科大学由工人和学生举行的反沙皇集会。]。有人从人群中探出头来，伸长蓝色领子里的脖子，用一种奇怪尖锐的鸟叫般的声音喊：“任何不属于这里的人请都离开。其他人进演讲厅。”
“不属于”这短语让我脚步踉跄。我把词典攥在胸前，挤进了大厅。门关上了。首先是冗长晦涩的演讲，之后听到一个短促的词：警察。那些词典在我怀里突然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名字，然后用刺刀将我们押解到马涅兹广场[马涅兹广场（Manège Square）：克里姆林宫对面的一个广场，最初为举行阅兵的场所。]。另一扇门关闭了。我越来越不知所措。周围的兴奋明显减弱了。有些人的脸看起来挺凄惨。
我开始无所事事。时分在墙上的钟里缓慢爬行。门不再打开。我翻开我的词典，这堪称一部19世纪中叶的罕见古籍，我的视线直接落在一个词上：伦理学。
随后我明白了：这本老词典真是一个智慧的健谈者。好吧，当然，只有那些过时的、不太好理解的伦理学才能将我和一群我对其毫无用处的人一起关在同一个马场里。
如今，当我检视我的记忆时，我发现一种致命的误算让我的思考有很深的缺陷：我以为发生在我的额骨下的一切是绝对独一无二的。我只设想过一种版本的灵魂渗漏，从未怀疑过，心智麻木的过程会蔓延——从一个颅骨到另一个颅骨，从一个个体到一个群体，从一个群体到一个阶级，从一个阶级到整个社会机体。我将我一半的生命隐藏在不透明的头骨墙后面，如掩藏一种可耻的疾病，我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同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在别的无檐便帽下面、别的锁闭的房间内。
有一天，我在翻阅赫伯斯坦[赫伯斯坦（Siegmund Freiherr von Herberstein，1486—1566）：奥地利外交家、作家、历史学家，著有《莫斯科笔记》，记录了他在1517—1526年访问莫斯科的事宜。]的著作《莫斯科笔记》，他曾在16世纪早期访问莫斯科。我发现了这句话：“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其国家的名字溯源自阿拉姆语中的一个词Ressaia或Resissaia，意为：散落的水滴。”
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那么，随着数个世纪的繁衍，他们必是逐渐掌握了那种“生命”中所有的杠杆和信号装置。他们将俄罗斯看成“离散”（Ressaia）：一颗颗飞散、孤立的水滴，并强迫别人也这么看。数十年的沉闷劳作使他们完善、精炼了社会分裂的技术，直到他们或摧毁、或麻痹了把细胞编织成一个整体的结缔组织。我们像分散的水滴一样生活，像流浪儿。1893年，一项新的大学法令企图把我们分成零散的“访客”[该法令立于1863年（而不是1893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制定，授予大学教授更大的自主权，同时限制学生权利，学生被视为“大学的独立访客”，不允许为社会或学术目的自行结社。]。此前一个世纪，切利切夫[切利切夫（Pyotr Ivanovich Chelishchev，1745—1811）：著有《1791年在俄罗斯北部旅行》，在该书里，他称他的读者“傲慢地停留在学习阶段，不了解俄罗斯的财富、人民和矿物，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注意到这种精神解体的后果，他提到了“沉溺于学习的人”。那就是我们，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发展出一套“他人之我”的哲学原理。那个非我的“我”被当成异类或者外国人，但不可化约为“你”。人这种水滴既看不到渠道，也聚不成水流。对他们来说，“我”与“我们”之间隔着深渊。好几个世代的社会流浪儿纷纷坠入这深渊。他们需要的只是被遗忘、被埋葬。
如今我明白了：任何不被“我们”滋养的“我”，不与母体通过脐带相连、不被它的有机体包裹的小生命，皆不能独立生长，即使那些隐藏于紧闭的鞘壳里的软体动物也是如此——如果有人用一根紧绷的金属带把它们扎起来，美其名曰是为了“帮助”它们，那么它们就会死掉。
但那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思想，因为我们的思考是畸形的。我们的逻辑线路被切断了。
一种思想，它所思及的范围既不会比“我”更远，也不会比“宇宙”更近。一旦抵达“意识的门槛”，即“我”与“我们”之间的界限时，它就会止步，要么退回去，要么骇人地一跃，跃入“星辰的彼岸”——超越者——“别处的世界”。
视线有微观和远视的有效范围：如果距离显微镜太远，或是离望远镜太近，就很容易被视而不见，无法被任何人的视觉场捕捉。
黎明近了。我感觉疲累。我得停下来了。我的周围，无论墙内还是窗外，都非常安静，可谓鸦雀无声。失眠症教会我为夜里的每一分钟找出意义。很久前，我就注意到，当夜晚将尽，一缕深蓝色的微光贴近窗户且群星黯淡时，总会有一种特别深远的静谧。就像此刻，透过冰冻的窗格（我已经把灯熄灭了），我在深蓝色幽暗中看见倾斜的屋顶，就像沉没船只上翘的船体残骸，它们下面是一排排无声的黑洞，再低一些，是光秃秃的、被冰雪覆盖的、发育不良的城市树木，空荡荡的街道；无风的空气中弥漫着死寂。是的，这是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可能会……
文本在句子中途突然中断。下面七行字被仔细地画掉了。施塔姆跳过墨水的平行线，接着阅读。隔着墙，一只钟敲了四下。
第二夜
如果不是加农炮开始轰鸣，那些和平调停的把戏可能还会继续演下去。一开始，炮弹落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击中那里的人。接着，它们开始在附近震响，轰炸这边的人。当加农炮停止轰炸，盖戳机开始轰鸣。炮口在那些尸体周围留下圆形的黑色深坑；而这些被戳击中的不是人，而是人们的名字。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名字周围，如同在破碎的尸体周围一样，是蓝色和黑色的圆圈。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南部的一个沙滩头堡。我居住的那座城市[这里指基辅，科尔扎诺夫斯基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22年。1917年二月革命前，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在随后的无政府状态下，基辅被易手不少于十二次，白俄罗斯、苏联、德国和各种乌克兰派系先后争夺它的统治权。]曾三次易手。政权来了，又去了。再重新回来，又撤走。而且每个政权都带来加农炮和盖戳机。
就是在那时，在另一个政权更迭前夕，当我在一堆新旧“身份证”中筛选时，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我的身份。
身份卡一大堆，但是我的身份却消失了，连一个副本都没有。我一定是忽略了它，这是我最初的念头。
但是，当我再次一张一张整理完所有盖了戳的身份废纸时，依然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我早就预料到了。它们越是能确定我的身份，我自己就越不确定：我那几乎被遗忘的老毛病，灵魂渗漏，在轰鸣的盖戳机的刺激下又复发了。成排的雷明顿枪越是频繁地用一个数字、华丽的签名以及印章向我保证我确实是某某人，我就越是怀疑我的“真实性”，就越是强烈地觉得自己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渐渐地，我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渴望得到更多的盖过戳的身份卡。但不管我积攒了多少，我仍感到不确定。那本来终止的过程又开始了；在我的“我”之中的那些孔洞重新张开。随着每盖一次新戳，我对自己的感觉就越来越弱。我——连带我——半个我——小块我——一丁点我：它正融解。
仔细察看一大堆身份卡上的姓名之后，我的感受不是绝望或悲伤，相反，倒是一种苦涩的快乐。“这里躺着的，”一个想法浮现，“是我冰冷的、死去的名字。它曾是活的。但是现在，您瞧，它被戳得到处是洞。随它去吧。”
至于你，24号房间的房客，你看，你的前任对一个好笑话并不反感，甚至想到即将用钩子和套索来了断自己也不能阻止我发笑。是的，我在笑，天晓得，也许不是最后一次。但这只是一个大概：从——到。当然，关于这场战争的材料，需要更详细、更严肃的阐述。我将继续：
1914年7月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公理化的危机”的文章，突然听到马车的辚辚声。你很快就知道，我们这条小街很安静，没有人。这声音使我烦乱：我将手稿推到一边，等待噪声消失。但是它并不消失。一辆空车从下面驶过，车轮与鹅卵石擦碰着发出咔嗒声，打破了寂静。我的神经被扰乱，无法继续写作。我不想睡觉，但也没法工作。我穿上大衣走出门。夜色下，这些蜿蜒的后街反而怪异地更有活气了。兴奋的人们聚集在街角，高声谈论着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战争”这个词。
我看到一些方形的纸张在墙上发出微光。昨天下午它们还不在那里。
我走近一张，是布告，屋顶檐口上的阴影遮黑了第一行。我开始从中间的某个地方读它：
……军需部正在收购：包脚布7戈比，汗衫26戈比，靴子（军靴）6卢布；以及……
只有点燃一根火柴，对准那些布告的顶部，我才能看到它收集的不仅仅是靴子和汗衫，它还要召集身体以及体内的东西：生命。至于这最后一项的价格，它没有说。
到了早上，五颜六色的军旗悬挂在建筑物的入口和大门上。在人行道上走着的人眼睛盯着报纸，肩膀上扛着步枪的人正沿着公路走。从第一天开始，报纸和步枪将我们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将去赴死的人，一种是别人为他们赴死的人。
当然了，一开始很混乱，一团乱麻。人群兴高采烈地围着一个笨手笨脚的新兵，他穿着土色长大衣。
“你是为我们打仗？”
“我们是为你们而战。”
但后来，“谁”和“为谁”之间的模糊界限变得清晰起来，沿着那条线蜿蜒着一道裂缝，裂缝张开，并且开始扩大。
我不清楚那缝隙是什么，但是在战争早期，甚至连我都有点兴奋。我研究“死亡”这个符号太多、太频繁了，我过于系统地将那个生物学减号纳入我的公式里，不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影响。死亡——是一种分解，我认为它在我之“我”且仅在我之“我”的范围内（超出此范围的就几乎与我无关了）——正迫使我以更普遍且广阔的方式思考。所有打印机的墨水现在都用在死者名单上，死亡正在变为程序化的、政府推荐的信念。在官方的监管下，死亡开始发行自己的期刊，就像所有组织周全的出版计划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日程表。这是我读过的最简洁高效、最让人专注的出版物。我指的是那些白色的小册子，提供“死者、伤者以及在行动中失踪者的完整清单”。乍一看，一本死亡期刊似乎沉闷乏味：数字——姓名——数字——另一个姓名。但是，只要有一点想象力，这些小册子干巴巴的、镌刻式的文风就会带来一种怪诞的感觉。它们把读者推向最不可思议的结论：例如，我仅仅统计检查了1915年3月和4月的那些阵亡名单，就发现在死者中，姓西多罗夫的人比姓彼得罗夫的人多35%。然而，彼得罗夫们失踪的次数更多。西多罗夫们显然不走运。或许彼得罗夫们是懦夫，或许留在后方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遥远的、被战火烧焦的田野和布满弹坑的大地正在对我的想象力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我在这里，是他们为之而死的人中的一个。他们正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死去，数百英里[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1.6093千米。]之外，为的是不惊扰我们。至于他们的尸体，若是从那里回来，也必是秘密地在夜间返回，为了不打扰我们——他们必须为之赴死的人。
我记得我甚至放弃了“公理化的危机”的写作。这项工作进展不顺利。有些夜晚，我会悄悄穿上衣服溜出去，来到被夜色笼罩的街上。我知道救护车、有轨电车载着刚从神秘的“那里”运来的、新鲜的人类血肉碎片进入医院的准确时间。
一般来说，我不用等太久。从街道的一个拐弯处，钢铁轻轻摩擦着钢铁，不开灯的黑漆漆的车辆会缓慢驶来。它们会停在入口处，一盏灯会被点亮，许多扇门会悄然打开，同时，窃窃私语的卫兵们会抬着担架在台阶上上上下下。我常偷偷走到夏季救护车的遮布旁，聆听几乎无声的、垂死之人肉体的蠕动和呻吟。当车厢被清理干净，又会有一批新的伤员从后面爬进去。
我发现只是观看那些场景就很艰难。身处这里，心系那里，我无法再承受这分裂了。一天夜里，趁几个勤杂兵卸下尸体时挤在门口所造成的堵塞，我走到一副被扔在人行道当中的短腿担架旁（搬运工得了一点空闲，已经离开去找人借火点烟了）。那具尸体被一件军大衣严密地盖着，无人看守。我迅速弯下腰，将遮布拉开。我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在我的镜片突然被什么东西糊住之前，只见一团模糊的污浊在扭动抽搐。我的鼻孔被一股甜腥气刺到，我把身子弯得更低些，凑近那块遮布下面的耳朵。
“为了我们？为了我？但我可能并不存在。就是这样，我不存在。所以结果是……”
我拽了拽他的大衣，一定是弄痛了他，因为突然从那里，从抽搐的污浊中发出一阵细微紧张的“咦咦”声。我松开手指。遮布铺下来，盖住了污迹。
我匆匆赶回家，像是急着要去某处。但是，当我走到房门口时，却踌躇不前了，我不愿踏进门槛。我知道，在那个黑盒子里，在符号和数字中耐心等待的，是我臆造出来的0.6人。
那天整个晚上它都在拷问我，用它无情而空洞的眼窝。
与此同时，贴在建筑物墙壁上的白色和粉红色方块已被深蓝色长条取代。按照上面列出的年月，我的“应征之年”越来越近了。遥远的那里从那些纸上泛出蓝光，召唤声越来越大，它温柔地说：来吧。
我似乎听到了，那是个简短的音节。
但是接下来的一天，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医生。我们说再见时，我将他的手握住。
“告诉我……”
“什么？”
“六百度的近视，他们会招你吗？”
“会——会吧。尽管……”
“那么七百度呢？”
“不会。”
我们的手分开了，他走开十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转过身，但他还是走了。那时我的视力是七百五十度，我的玻璃附件顽固地、紧紧地抓住这里。我仍站在医生离开时的那个位置，松开它绷紧的金属腿，把它举到我的面前，凝视着它大大的、椭圆的双凹形眼睛，我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太阳反射，还是别的什么：它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就在那时，让我痛苦的失眠又开始了。深夜我不再去街上散步。那也没用了。我从来不会也不能饮酒。人的社会对我来说比失眠更糟糕。但我不得不找点事情填满那漫长而空虚的不眠之夜。我购买了三十二个雕刻的黑白人形棋子，开始下棋：自己和自己对弈。国际象棋思维的完全无用性吸引了我。在长时间的思考和反思之后，在制胜与反制胜之间，我倒出那个木制的、毫无生气的微型世界，再将其收回盒子里，无论是它们的黑白王朝，还是它们发动的毁灭性战争——在我内心，或身外，都不留一点痕迹。
尽管如此，这种“自我对弈”的游戏还是有一点奇特，一开始就引起我的好奇：获胜的几乎总是黑子。
与此同时，长长的火车毛虫几乎带走了所有拿步枪的人。留在后方的是那些双手只能拿报纸的人：他们神经质地弄皱写满数字的纸张——上面时而是威胁，时而是虚假的承诺——每一天都改变着它们的腔调。纯粹的心理统计学还未出现。但是公平地说，这场战争的辩证法强迫或多或少还活着的人去赴死，并给那些或多或少已死的人生存的权利。如果战争只是将生者与死者分开，那么紧随其后的新政权，迟早会让他们彼此对立、相互为敌。
就算在那时，人们也能感受到这个尚未命名的新政权的逼近。这如同一只缓慢、巨大的活塞将氧气从空气中抽离。空气令人窒息。这里的人们不能、也不愿隐藏他们对那里的人们的厌恶，那些人从死神手中夺得了两周的休假，徒劳地想在那些他们为之赴死的、毫无同情心的人中间求得幸福。
一天，我用抹布擦拭我的书架时，一本厚厚的德语大部头从我手指中滑落到地板上。那本翻开的书中随机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下去。我了解到斐济群岛居民的语言中没有“我”这个词。不像我们如此珍视这个象征，而是用类似我们说的“给我”之类的表达替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而实用的发现。那么，若是我与我之“我”闹翻了，我可以用间接宾语生活。
给我：一些面包
一个女人
少许安静
以及天堂里的一点安宁。如果那里有的话。也许……
但是随后那以灾难性的速度逼迫我们的事件，使得这一场“给我”的冒险多少有点迟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前线正缓慢地逼近我们。有些人已经开始想象他们听到了遥远的并不存在的炮声。当一些碎云朵飘过城市时，他们说它们来自“那里”。然后开始长篇大论地解释炮火如何改变云朵的形状。那感觉就像是我们这些依然留在后方的人，俨然已经住进有一排排假窗及厚厚墙壁的庞大的兵营里。
在我的写字桌上，有一个好玩的耐人寻味的玩具。它是一位熟人，一位在真空实验室工作的工程师送给我的：一个普通的、密封的小玻璃瓶。瓶子里面有一缕精致缠绕的银色发丝，围绕这缕发丝的是真空，经过缜密过滤的虚空。对我来说，这就是这个小瓶子的全部意义。
工程师解释说：“制造这绝对虚空的整个抽取过程花了很长时间。直到最近我们才掌握了制造绝对虚空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高真空。”
是的。现在是时候了，是将自己的想法藏入一个易碎的玻璃瓶，藏入它的高真空的时候了。
在将小瓶子来回把玩时，我随兴问他：“但是你们怎么把空气放回去呢？”
工程师像看一个怪人或小孩那样看着我，随即爆发一阵大笑：
“很简单呀！打碎玻璃。”
第三夜，最后一夜
我的写作滞后了。我怀疑自己能否在早上完成它。最愚蠢的事情打断了我的工作：睡觉。并且也打乱了我的失眠规律。
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突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还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在这间有扁平的深蓝色玫瑰的笼子里。坐着，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突然听到车轮在雪地上发出的轻微声响。真怪，我想，冬天的车轮。我走到窗前。一辆黑色的、带有白色流苏的柩车停在入口处。两三个穿着针织雪衫、外披土耳其长袍的男人正盯着我的窗户。没错，其中一个还在眼睛上手搭凉棚。我从窗口后退了一步，又蹑手蹑脚爬了上来，不过是从窗子的另一边，那样他们就不会看到我：他们仍在窥探。他们中的一个整理了一下他那顶可笑的、如船体倾覆的帽子，坐到一块马刺石[马刺石：一种圆形花岗岩石块，将莫斯科一些街道的边缘间隔开来，以保护人行道。]上抽起烟来。看上去他们决定等着。为了不让人看到我，我紧贴墙，慢慢向门槛走去。刚到走廊，我就听到大门口传来沉重的皮靴声，好像有三四个人扛着什么又长又笨重的东西。门大开着。但是门廊狭窄，他们扛的镶着白边的深蓝色物件在他们肩膀上摇晃着，被卡住了。我又退回来，关上门，四处找钥匙。没有钥匙。那深蓝色的重负越来越近了，在走廊里趔趄，撞着走廊的墙壁和拐角。我用肩膀顶住门，伸出一只脚抵住床。正好平衡。然后……我醒了。我的肩膀抵在墙的深蓝色玫瑰壁纸上，极不舒服地扭曲着。我伸出的脚卡在床的木背板上。
仍在半梦半醒间，我自忖：我真的害怕了吗？我准确地预估了所有事情吗？似乎……
不。“如果”再也戏弄不了我。我太了解他了，那个普遍性的捣乱鬼、小丑。摆出一副“巨大可能性”[原文为法文：grand Peut-être。]的姿态，他对擅于嘲弄人的拉伯雷开个玩笑，邀请他赴“死后之约”，拉伯雷居然相信了他。
“如果”先生什么都不相信，连尸体也不相信。一旦他看到棺材盖合上，人们拿着铁锨等在一旁时，他就会将一根手指插入棺材和棺材盖之间，然后就等在那儿，直到被夹住。他总是碍事。
也许当神父唱颂最后之吻时，炉子里还飘着熏香，一个女孩颤抖的嘴唇已俯向死者，然而“如果”已经立在那里了，他对一只蜡样的耳朵低语：“别失去您的机会，亲爱的死者。”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这个捣乱鬼。他给了我一天作为礼物。只有一天。我对自己许诺，在一切结束之前记着他，您瞧，我正试着回忆。
革命[此处指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这场革命导致沙皇秩序崩溃。]，像闪电般降临。人可以将闪电（它的电能）储藏在发电机里，迫使它在成千上万个经济灯泡的钟形罩里微弱地闪烁。但是，当革命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被它那曲折的、吞噬一切的进程煽动或灼伤。一瞬间，所有的门槛都被移除——不只是房间的、牢房的、书房的门槛，也包括意识的。一个人能想到的词语被审查官的铅笔永远地压碎、缩水或被打发成八点或六点的“活”字，突然醒来，开始在红旗和标语上涌动呼喊。忽然，我也突破了自己的门槛，偷偷溜出去迎接横幅和人群。“如果”甚至连我也说服了，即便是暂时的。
在我的那一天，第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大规模示威的喧嚣和闪光就一直在冲击我的镜片和大脑。有一分钟，我甚至收起了与我形影不离的附件：斑点在我周围旋转，跳着莽撞的吉格舞。太阳在三月的水洼里跳跃，被雨水冲刷过的蓝天上，白云斑块也在腾跃。
因为极不习惯这些，我很快就累了。我震颤的神经几乎被这些声音和意义弄醉了，它们都是新的，但不属于我。我悄悄脱离人群，穿过街道。但是街巷依然喧嚣亢奋，让我的神经不安。后来，一堵长长的墓地围墙隐约呈现。我转身走了进去。
但怪异的是，就连被关在这墙内的平静在那天也莫名其妙地难以安宁了。那些十字架倾斜着，挥舞它们的横木，似在进行防御；被石墙围绕的墓地仿若一座被围困的堡垒。
我疲惫不堪，坐到一张仍然很潮湿的长椅上。我随即看到她：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跌撞着向我这边的小路走来。她好像独自一人。在坚硬湿滑的地上，她摇摇晃晃的小腿执拗地、一步一步地征服距离。她那顶针织童帽下，是一张有点眼熟的白皙精致的椭圆的脸。风弄乱她被红丝带绑住的金色卷发。等她走到空的长椅一端时，我说：“生命。”
她知道我在说她。她站在十字架之间，它们僵硬的白色手臂在她上方伸展，她抬头看着我笑。我注意到，她的瞳孔在那完美的浅蓝色眸子里奇怪地放大了。
从小径转弯处传来匆忙的脚步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唤孩子。但她唤的不是别的，而是我的名字。我迅速起身，朝相反的方向离开，越走越快。接近大门时，我将一位虔诚的老太太撞倒在地。
“你个夜猫子！”她在我身后喊。
“夜猫子同志。”有人用愉快的男低音纠正，哈哈大笑。
我也笑起来。
我一到家，就开始寻找那些被遗忘已久的信。我特别需要那九个字母，它们无助而动人地（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是）在信封上拼接出我的名字。我翻遍了所有纸堆，旧时毫无用处的笔记、大学时代的垃圾、书本中奇怪的段落、官方通讯不停地挤入我的手中。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不在那里：那些里面藏着跳动字行的窄小的信封都消失了，显然永远不会再出现。
不过，那天我还算幸运。我总算不是徒劳无功地去翻找那些文件夹和纸堆的灰尘，我的注意力意外地被一段旧时摘录吸引了。页边空白处的旁注写道：《基里克[基里克（Kirik）：12世纪俄国修道士，以写出东斯拉夫的第一部数学论文而闻名，他曾向尼方特大主教（Bishop Nifont）提出152个问题。]向尼方特大主教提问》。
里面写着：
问题41：日落之后可以举行葬礼吗？
回答：不能。因为让死者在被埋葬的时刻能看到太阳，对他们来说是种安慰。
我走到窗前，对着夜色打开窗。白天的喧闹声现在平息了，在无数的灯光中睡意朦胧地摇曳。我拉过一把椅子，整晚都坐在上面，手捧着头。我太阳穴之间，思绪来回缠斗，一刻也不得安宁：那么我是一具尸体，又何妨。但是当我被埋葬时，我也想看到太阳。
与此同时，三月的怒火越来越高涨，很多人被它的暴烈崛起吓坏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最初，死者和生者在一起生活。生命——被钳子夹着、铐着，被逼成一个僵死机制的一部分，单调地数算着时日——似乎更偏爱死人，他们更适合现有的秩序。后来，战争至少部分地把死者与生者分开了：了断与活人的关系，跟他们结清了账之后，战争还想赋灵给那些被激活的尸体。然而那些活人被成群赶到屠宰场后，第一次发现大家同病相怜，于是紧紧地抓住生命。他们无须借助电击手段来制造生命，也无须从大自然中窃取什么，大自然内在于他们——在他们的神经和肌肉里。一块普通的肌肉组织推倒了设备精良的屠宰场的高墙——接着开始了这个星球上的第一次斗争，或者，不如说，生者对死者的反抗。
是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并不是红军和白军、绿军和红军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也不是一场东方反对西方、阶级打倒阶级的斗争，而是生者和死者为了这颗星球而战。非此——即彼。
当革命开始占上风时，尸体们也加入了战斗：所有那些个“我”“半我”“一小块我”“一丁点我”。特别是我发现的那类尸体：“给我”。它们提供经验、知识、被动性、同情以及忠诚。提供一切，除了生命。然而，生命却是人们需要的。渐渐地，情况变得明了，即使墓地外面也有大量空间留给尸体。革命也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曾对我描述女性的更年期：性机能逐渐麻木，敏感度下降以及失去爱的生理感受。从纯粹的生理学上讲，更年期的女性不能去爱，但她们能被爱。从广义的范畴来理解这个例子，我坚持认为，那些感觉麻木的人，心智如尸体般僵化的人，是无法再活下去的。但他们可以“被活着”。为什么不呢？
我可能也处于更年期，但是我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被活着。我深感羞耻，因为我在被埋葬时看到了太阳，哪怕只是一瞬间。
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河畔散步，留意到一些男孩在玩撞柱游戏。游戏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停下来观看。
“嘿，佩卡，把死人扶起来。”一声激昂的高喊。
佩卡光秃的鞋底一闪，冲进了冰雪泥泞的广场，迅速布置撞柱：两个并列作为台子，第三个放在上面——是一具尸体。另外两边各有两个，作为蜡烛。
“好——啦，现在……”佩卡跑回线内，拿起球棒。有那么一秒钟，他眯眼瞄准那个“死人”，眼中带着一丝恶意。随后，他把球棒抛过去，那死人撞倒柱子，被击出他的方块。一片灰尘被掀起，又落下盖住他。
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时候到了。
确实。“存在的替代品”（Dasein-Ersatz）——假装活着——以前还有可能，但此时很难假装了，几乎不可能了。
出现了新的眼睛，还有新人。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看你：不是看，而是看穿。你无法掩饰内心的空虚，他们会用瞳孔钻透你。当你遇到他们时，无须站在一边，他们将穿过你，如同穿过空气。
我为所有依然执着于他们的半存在的“我”和“一小块我”感到难过：生活对于他们太艰难，也太乏味。“不”已经揳入“是”中；左派已经变成右派；他们生命的顶部已向内坍塌，底部暴露。即使如此，无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拖出来，就像生锈的旧锡罐一样被撕开，最好是把自己埋在一个带有白边框的深蓝色盖子下面。
一个月前，我遇到一个人。那时我正走在阿尔巴特街上，经过商店的橱窗，窗里的标签上写着价钱，标签下面是商品。但是一扇窗里，价钱的上面是两个子弹洞，用脏乎乎的灰色糨糊堵着。这很让我好奇，我徘徊了一会儿。突然有个愉快的声音钻入我的耳朵。
“您很感兴趣。是——啊，堵得可真好啊。我们用子弹把整个俄罗斯打得到处是洞，但是在这儿，她又完好了。补得好好儿的——”声音中断了。
一对夫妇手挽着手，全神贯注地看着标签上的数目，然后静静地走开。我四下张望：一顶皮帽底下面露出一对机警的瞳孔，它们闪着金属光泽。高大的颧骨之间是一张光滑的瘦脸，额头上有一条疤痕。
“由此可见，”那个男人继续说，“人们有多么贪婪。他们买不起那些东西，但至少可以让自己的眼睛饱餐一顿。我可不需要那样的玩意，”他挥动着粗短的手指，“这就是为什么我像一颗子弹一样旅行：要么经过，要么穿过。我有一个准则：我的所有物品的重量不超过十一磅半。”
“为什么是十一磅半？”我问。
“因为这是一支步枪的重量，十一磅半，不能再多了。为了不使步枪的刺刀失去平衡。懂了吗？”
我点点头。说着话，我们继续沿着街道走，走进第一个啤酒屋。那些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在我们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方框，翻涌着泡沫的深蓝大海上，一艘倾覆的船体正在下沉。
那意象，到处都是。
我们叫了两杯啤酒。我几乎没有碰我的那杯。他喝干了他那杯，我们继续谈话，他同时试着看穿我。
“我身上有十一个洞，但我不想死，生活对我来说太有趣啦。那时，他们在萨拉托夫附近接应我——我们在那儿与捷克人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人宁愿被俄军俘虏，也不为奥匈皇帝而战。他们与俄国人一起战斗，直到苏联与德国签订协议。后来，他们转而支持白军与苏联作战。1918年夏天，“捷克白军”实际上控制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西伯利亚。]——我的血快流干了，几乎都流光了。他们说我快死了。我说，不，不，我还不想死，我不信你们。还有一次，我被白军抓住，他们让我们沿着山沟边缘站成一排。我一听到‘预——备’就立刻倒下，像块石头一样滚下小山，然后起身就跑。他们在身后追我：砰——砰。但是我不停地跑，我有一种感觉，您知道，他们永远抓不住我。他们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能抓住一个不想失去生命的人呢？”
这位熟人（我极少有这样的奢侈）没有被打断。这个戴皮帽的人甚至还到我的房间来借书。和我这位书的主人，他显然没有太多共同点。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是谁，或者我打算做什么。但是他如饥似渴地读我的藏书。刚开始，我给了他一堆简单的书。他不会理解的，我想。但是他理解，以他自己的方式。后来，我给他比较难的书。在归还第二捆书时，他把书分成了两堆。
“这些经过。那些穿过。”
我的客人离开后，我浏览两个书堆，小心地不搞乱它们，这很有趣。
顺便说一下，您也可以结识我的这位熟人（如果您愿意的话），因为我的手稿托付给他了。上次见面时，我告诉他我要走了。明天，按照约定，我将把手稿交给他，这样正好一个星期后，他就可以把它寄送到24号房间。我可以信赖他。这我肯定。
在两个罗马时代之间（现在两者都已经灭亡了），盛行一种古老的泼酒游戏。该游戏是这样的：客人们饱餐一顿之后，会从最后一个高脚杯中泼出最后几滴酒，看谁能泼得最远。显然，时代和游戏都会重演。好吧，我，一滴水，同意玩这个游戏。我们开始吧。抛掷我。但别扔掉酒杯。空杯必留原处：这是泼酒游戏的规则。
好吧，我该结束了：我的手稿以及一切事务。隔壁房里的人已经醒来。新的一天已来临。看来我得放下手稿，处理我的书和财物了，然后再销毁几篇论文。这将需要整整一天和一部分夜晚。很好。接着锁上门，将钥匙扔出窗外，让它落入雪地。那样更安全。现在让我们看看……是的，钩子已在墙上（我昨天把它敲进去的）——就在门楣右侧的第三朵玫瑰上。这钩子的故事很简单，跟我的一样。直到第一缕晨光初现，钩子会是空的，然后它不再空着。顺便说一句，我已经试过这把椅子，故意碰翻了它，第一次有人在墙那边喊：“怎么回事？”第二次他们就不吱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保证没问题。从现在起，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或许会再晚一点，钩子仍然不会空着。然后会有人隔着门叫我。然后他们会敲门。一开始轻轻地，然后使劲敲门。会有三四个人聚集在门口，他们先撞击门，然后停下。然后他们会拿把斧子开锁。他们会走进去。跳回来。然后再进来，但不是所有人。他们会解开钩子，然后把它从墙上拔下来。在那之后，24号房间将空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直到它接纳你为止。
此刻，你一定感到焦虑不安了。不用害怕：我不会用幻觉来威胁你。那些都是廉价的心理伎俩。我指望的反而是那种极其平淡无奇的法则：观念与形象的联想。现在，从壁纸上的深蓝斑点到这些纸页上的最后几个字母，一切都已进入你的大脑了。我已经相当完美地被你的“联想线”缠住，我已经渗透到你的“我”之中了。现在，你也有了你自己的臆造物。
请注意：科学已经证明，试图解开联想线并除去缠绕其中的外来形象只会让这个形象更深地嵌入一个人的意识。关于我的“我”，有太多次失败的实验，所以我一直梦想活在别人的“我”里面。如果你活着，我就成功了。再见。
字句在此中断。施塔姆的眼睛扫视了笔记本上深蓝色的指示，足有一两秒，然后突然僵住。
施塔姆转身向着门站起来。到门边有六步远。右边第三朵玫瑰：是的，他的手指清晰地感觉到了一个小洞。
他猛地打开门，冲出去，却撞到一堵墙。走廊漆黑安静，除了他那扇半开的门透出的一道窄光。那光帮他看清眼前的一个白色数字：25。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他需要听到一点活人的声音，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呼吸声。那道门后的人可能还在沉睡。施塔姆把耳朵贴在号码上，如饥似渴地听着，但他只听见自己的血液冲刷着血管。
渐渐地，他恢复了镇静，回到自己房间。他走进去，随手紧紧关上身后的门。他再次坐在桌前。手稿仍在等待。施塔姆将它推到一边，用一本书盖住。在书的顶部，他放上自己的公文包。深沉的黑夜的寂静仍漂浮于四周。突然（在莫斯科会发生这样的事），附近的某个地方，一座钟楼苏醒了：钟声胡乱响个不停，带着激情。强有力的钟声撞击着沉寂。突然，它又停止了。被撞响的铜以一种低沉缓慢的单调回声持续嗡响了一会，然后寂静合拢。渐渐地，白昼开始闪烁。鸽灰色的浅光贴着窗格缓缓爬进房间。施塔姆走到窗前。他的激动渐渐平息。此刻，透过冰冻的双层玻璃，他看到那些屋顶如倾覆之舟的金属船身正缓慢驶入黎明，它们下面是一排排黑色的窗洞，底下是一条条弯曲的、裂缝般的小街，这些裂缝里空无一人，僵冷，死寂。
“他的时辰。”施塔姆低声说，仿佛那根绳子正在他的脖子上收紧。
从很远的地方，从市郊，传来一声悠长平缓的汽车喇叭的低鸣。
“我不知道那人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活着的那个。”
施塔姆再一次——也许他感觉如此吧——恢复了原来那个旧我，几乎是埃塔尔。
直到这一刻，他才注意到：墙上深蓝色的玫瑰饰有一道细线般的白边。
“那又怎么样，”施塔姆自言自语，陷入沉思，“找个别的房间可不容易。我得留在这儿。的确，无论如何得留下。”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