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常站在文坛之外，这在我自己觉得是很有幸的事。其实当初也曾有过一个时期，曾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么文学运动，《域外小说集》的时代不必说了，民国十一年一月写《自己的园地》那篇文章，里面便明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文学研究会成立，我也是发起人之一，那篇宣言是大家委托我起草的，曾登在《新青年》八卷五号上，所以我至今保留着。宣言共分二点，除联络感情与增进知识外，其第三项云：
“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坚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正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这个工会的主张在当时发起人虽然都赞成，却是终于不能实行，所以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了十年，也只是像平常一个文学团体那么活动，未能另外有什么成就。这大约也是无怪的，一个团体成立，差不多就是安上一根门槛，有主义的固然分出了派别，不然也总有彼我之别，再求联合不大容易。我在文学研究会里什么事都没有做，只是把翻译的短篇小说从前登在《新青年》的分出来送到《小说月报》去，始终没有能够创作或有什么主张，在该会存在时我仍是会员，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却早已消灭，这就是说文学店已经关门了。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写文章或者可以说以代喝酒吧，我用了这个态度继续写文章，完全以白丁自居，至少也是票友，异于身列乐籍，当可免于被人当作戏子了吧。可是说也奇怪，世间一切职业都可以歇业，譬如车夫不再拉车，堂倌出了饭馆，身分随即变更，别无什么问题，唯有文人似乎是例外，即使自己早经废业，社会上却不承认，不肯把他放免。有友人戏笑说，文人做过文章，便是已经有案，不能再撤消的了。这样说来，文人与小偷一样，固然已够苦恼了，其实前科一犯虽名列黑表，只要安分下去也可无事，歇业不得的文人其情形倒是像吾乡的堕贫，日本旧有秽多亦是同类，解放之后仍旧是新平民，欲求为凡人而不可得，可谓不幸矣。鄙人颇想建议，请内政部批准此项文人歇业呈报，准予放免，虽未能算作仁政，但于人民有利，也总可以说是惠政之一吧。
这样说来，那么我是主张极端的忍耐的了，这也不尽然。在《遇狼的故事》那篇文章中我曾说过：
我自前清甲辰执笔学写文章，于今已满四十年，所用名号亦已屡经变换。在民国以前大抵多署独应，仲密，民六以后，在《新青年》等杂志报章上写关于文学的文章，则署真姓名，《语丝》《骆驼草》上用岂明及变化写法，近改号知堂，药堂，亦已有十许年之久矣。现在又想改换，逐渐变化，以至隐姓埋名，而文章要写还是写，希望读者为文而读，不因作者而有赞否的分别。其次，既愿立在文坛之外，名无一定，也可以免于被视为友或敌，多生麻烦。贩卖百物，都标榜字号，自明信实，唯有米店煤栈，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与火，昔无卖处，所需尤切。写文章者岂敢如此自期许，却亦不可无此做起讲之意耳。书架上有一册书，卷内称“秋影园诗”，而首叶题曰“无名氏诗”，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题作“无名氏诗自序”，其中有云：
我在文坛之外蹲着，写我自己的文章，认为与世无争，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实际上未必能够如此，这又使我很觉得为难了。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我有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相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虽然我自己标榜是儒家，实在这种态度乃是道家的，不过不能澈底的退让，仍是不能免于发生冲突。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许可不做喽啰，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假如澈底的退让，一个人完全离开了文化界，纯粹的经商或做官，那么这自然也就罢了，但是不容易这样办，结果便要招来种种的攻击。遇见过这种事情的人大约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平常应付的办法大概只是这两种，强者予以抵抗，弱者出于辩解。可是在我既不能强也不能弱，只好用第三种法子，即是不理会，这与二不主义都是道家的作风，在应付上不能说没有效用，但于自己不利也还是一样，因为更增加人家的不喜欢。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对于别人的攻击予以抵抗，也即是反攻，那是很要用力气的，而且计算起来还是利少害多，所以我不想这样做。第一，人家攻击过来，你如慌忙应接，便显得攻击发生了效力，他们看了觉得高兴。其次，反攻时说许多话，未必句句有力，却都是对方的材料，可以断章取义或强辞夺理的拿去应用，反而近于赉盗粮了。只有不理会才可以没有这两种弊病，而且如不给与新资料，攻击也不容易继续，假如老是那一套话，这便会显露出弱点来，如非论据薄弱便是动机不纯，不足以惑人听闻了。这些抵抗的方法，无论是积极的反攻或是消极的沉默，只要继续下去，都可以应付攻击，使之停止，可是这停止往往不是真的停止而是一种转换，剿如不成则改用抚，拘如不行则改用请。单只是不肯做喽啰的人这样也就没有话了，被人请去做个小头目也还没啥，这一场争斗成了和棋，可以就此了结，假如头目也不愿意做，那么不能这样就算，招抚不成之后又继以攻剿，周而复始，大有四日两头发疟子之概矣。辩解呢怎么样，这也没有什么用处。我曾经说过，有些小事情被人误解，解说一下似乎可以明白，但是事情或者排解得了，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同时须得说别人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和证佐，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是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所得不偿所失么。有人觉得被误解以至被损害侮辱都还不在乎，只不愿说话得宥恕而不免于俗恶，这样情形也往往有之，即如我也就是这样想的。至于本非误解而要这样说了做攻击的资料，那是成心如此做，说明更没有用，或者愈说愈糟也未可知。相传倪云林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答曰，一说便俗。这是最为明达的办法。遇见上述的攻击而应以辩解，实只是降服的初步，而且弄得更不好看，有如老百姓碰见瘟官，于打板子之先白叫上许多青天大老爷，难免为皂隶们所窃笑也。
以上很啰苏的说明了我写文章的态度，第一，完全不算是文学家，第二，写文章是有所为的。这样，便与当初写《自己的园地》时的意见很有不同了，因为那时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又说，弄文艺如种蔷薇地丁，花固然美，亦未尝于人无益。现在的希望却是在有益于人，而花未尝不美。这恐怕是文人习气之留遗亦未可知，不过只顾实益而离美渐远，结果也将使人厌倦，与无聊的道学书相去不过五十步，无论什么苦心都等于白费了。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这部《颜氏家训》所表示出来的，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可以说是这类著作之极致，后世惜少有知者，唯赵瞰江以老年独为之注，其见识不可及，亦为鄙人所心折者也。
上边说的都是过去的一点麻烦事情，现在事过情迁，也不过只当作故事谈谈罢了。要省事最好是少说话，本是正当办法，但是在我恐怕有点不大容易实行，所以这难免只是理想的话，所可能的是虽说话而守住文坛之外的立场，弊害自然也就可以减除不少。为什么少说话不容易，难道真是心爱说话，觉得说闲话是一件快乐事么。这未必然。说话是件苦事，要费精神，费时光，还不免有时招骂，却总是不肯自休，假如不是神灭论者，便会猜想是有小鬼在心头作怪，说得平凡一点，也就是性情难改，如三家村学究之摇头念书，满口虚字耳。鄙人自己估计所写的文章大半是讲道德的，虽然平常极不喜欢道学家，而思想的倾向乃终无法变更，即欲不承认为儒家而不可得，有如皮黄发黑，决不能自夸为白种，良不得已也。所可喜者，这所讲的道德乃是儒家的正统，本于物理人情，其正确超出道学家群之上，要照旧话来说，于人心世道不是没有关系的事。在书房里熟读四书，至今却已全盘忘记，只剩下零星二三章句，想起来觉得有点意思，其最得受用的乃是孔子教诲子路的话，即是知之为知之这一章。我先从不知为不知入手，自己切实的审察，关于某事物你真是有所知识么，这结果大抵是个不字，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这样的打消了。以前自以为有点知道，随便开口的有些问题，现在都搁了起来，不敢再来乱谈，表示十分的谨慎，可是留下来的百分二三的事情，经过考虑觉得稍所有知的，那也就不能不坦白的承认，关于这些问题谈到时便须得不客气的说，即使知道得浅，但总不是虚谬。孔子的教训使我学得了九十分以上的谦虚，同时却也造成了二三分的顽固，即对于有些问题的不客气或不让。自己知道一点的事情，愿意公之于人，只要不为名利，其所言者有利人群，虽或未能比诸法施，薪火相传，不知其尽，亦是有意思的事，学人著书的究极目的大概即在于此。又或以己所知，照视世间种种言说行事，显然多是歪曲误谬，有如持灯照暗陬，灯光所及，遂尔破暗，则匡谬正俗实为当然之结果，虽不好辩，亦岂可得。鄙人于积极的著书立言之事犹病未能，唯平日鉴于乌烟瘴气充塞中国，深觉气闷，读吾乡王仲任遗书，对于他的疾虚妄的精神非常佩服，仿佛找着了一条道路，向着这方面如能走到一步是一步，虽然原是蜗牛上竹竿，不知道能够进得多少，但既是想这样做，则纵欲学为多点头少说话，南辕而北辙，殆不可能矣。
“模糊普通写作马虎，有做事敷衍之意，不算是好话，但如郝兰皋所说是对于人家不甚计较，觉得也是省事之一法，颇表示赞成，虽然实行不易，不能像郝君的那么道地。大抵这只有三种办法。一是法家的，这是绝不模糊。二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三是儒家的，他也模糊，却有个限度，仿佛是道家的帽，法家的鞋，可以说是中庸，也可以说是不澈底。我照例是不能澈底的人，所以至多也只能学到这个地位。前几天同来客谈起，我比喻说，这里有一堵矮墙，有人想瞧瞧墙外的景致，对我说，劳驾你肩上让我站一站，我谅解他的欲望，假如脱下皮鞋的话，让他一站也无什么不可以的。但是，若是连鞋要踏到头顶上去，那可是受不了，只得谨谢不敏了。不过这样并不怎么容易，至少也总比两极端的做法为难，因为这里需要一个限度的酌量，而且前后又恰是那两极端的一部分，结果是自讨麻烦，不及澈底者的简单干净。而且，定限度尚易，守限度更难。你希望人家守限制，必须相信性善说才行，这在儒家自然是不成问题，但在对方未必如此，凡是想站到别人肩上去看墙外，自以为比墙还高了的，岂能尊重你中庸的限度，不再想踏上头顶去呢。那时你再发极，把他硬拉下去，结局还是弄到打架。仔细想起来，到底是失败，儒家可为而不可为，盖如此也。”鄙人少时学读佛书，最初得《菩萨投身饲饿虎经》，文情俱胜，大受感动，近日重翻《六度集经》，亦反复数过，低徊不能去。其卷五忍辱度无极第三之首节云：
“忍辱度无极者，厥则云何。菩萨深惟众生识神，以痴自壅，贡高自大，常欲胜彼。官爵国土，六情之好，己欲专焉。若睹彼有，愚即贪嫉。贪嫉处内，瞋毒外施。施不觉止，其为狂醉，长处盲冥矣。展转五道，太山烧煮，饿鬼畜生，积苦无量。菩萨睹之即觉，怅然而叹，众生所以有亡国破家危身灭族，生有斯患，死有三道之辜，皆由不能怀忍行慈，使其然矣。菩萨觉之即自誓曰，吾宁就汤火之酷，菹醢之患，终不恚毒加于众生也。”佛教这种怀忍行慈的伟大精神我极是佩服，但是凡人怎么能做得到。其次是中国君子的忍辱，比较的好办，适宜的例可以举出宋朝的富弼来。公少时，人有骂者，或告之曰，骂汝。公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姓名，岂骂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据宋宗元在《巾经纂》的注中说，清娄东顾织帘居乡里，和易接物，亦曾有同样的事，可见这个办法还不很难。我说过这是道家的做法，与佛教很不相同，他的根本态度可以说还是贡高自大，不屑和这一般人平等较量，所以澈底的容忍，如套成语来说大傲若谦，实在也可说得。我平常也多少想学点谦虚，可是总还不能得到这个地步。普通不相干的人无论怎么的说可以不计较，若是特别情理难容的，有如世间相传所谓中山狼的那种事情，就有点看不过去，觉得仿佛是泥鞋踏顶的样子，至少是超过了可恕的限度了。这时候不免要得对狼不敬一下，于是想学君子的前功尽弃，有如炼丹的炉因了凡心一动而遂即崩坏，这是道力不足的结果，虽是懊悔也没有用处的。可是仔细想来，这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菩萨固然自己愿意投身给饿着的母子老虎去吃，却不曾听说像东郭先生似的为狼所逼，而终于让这畜生吞了下去。还有一说，昔孙叔敖杀两头蛇埋之，恐后人复见，世以为阴德，今如告人以狼所在，俾可远避，纵未可与敖并论，岂非亦是有益于人之一小善乎。鄙人本来站在文坛之外，但如借给人家一肩，亦有窥望坛墙之可能，所以有过那么一回纠缠，可谓烦恼自取，以后当深自警戒，对于文学与坛坫努力敬远，多点头，少说话，学说今天天气哈哈，遇狼之患其可免乎。
“无名氏非逃名者也，见世之好名者多，凡可以求名者无不为，而特少异于人焉耳。夫名何可求，求则争矣，争则嫉忌嗤笑谄傲附和非毁无不有矣，彼如是以争之，以为得名也，而终于无名。夫名者实之宾也，有其实矣，未有终无名者。—然天下尽争名之人，所见者甚狭小，胜于己则嫉之忌之，不若己则嗤之笑之，贵于己则谄之，卑于己则傲之，同于己则附和之，异于己则非毁之，彼之争名者仅如是而已，而又未尝实能致力于诗，彼以为得名也，而终至无名矣。今无名氏不以名著，令彼争名者读其诗，以无名氏为古人可也，以无名氏为今人亦可也，既无名之可争，尽忘其人己之见，而出其大公无我之心以品题之，安见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岂无真知无名氏之诗者，不忍其名之淹，为之搜其姓氏世里而传之耶。”秋影园主人到底仍是诗人，虽是自称无名氏，题叶右首有白文印曰任呼牛马，却终是名心未化，故自序末尾那么的说，但大意很不错，我这里借来颇可应用。我写的不是诗，普通称作随笔，据我自己想也就只是从前白话报的那种论文，因为年代不同，文笔与意见当然有些殊异，但是同在启蒙运动的空气中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百年之久那么远的期待盖不可能，也不要品题或赏识，所希望者只是于人不是全然无用而已。人在文坛之外，自然名亦可免列于文籍之中，所以我说是可幸的事，假如这名又变换不一定，那么当然更有好处，至少可以使得读者忘其人己之见，只要所说的话因此能多有一分效力，作者就十分满足，无论什么假名无名都是可以的。这个态度大概有点像以前的幕友，替人家做奏疏拟条陈，只求见诸施行，于民间有利，自己并不想居功或是得名，鄙人固然没有学过申韩，但此意却亦有之，假如想得出什么有利于民国的意思，就是给人借刻也是愿意，可惜目下尚无此希望，偶有零星小文，还只可自怡悦，故亦仍且随时自具花名耳。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东郭十堂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