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篇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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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中写有小文数篇,篇幅较短,才千余言,又多系序跋之类,因别为一部,总称之曰“几篇题跋”。《板桥家书》序云,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本文共八首而题曰几篇,即取此意也。甲申旧除夕编校时记。

一 风雨后谈序

民国廿六年的春天,编杂文稿为一册,继《风雨谈》之后,拟题名为“风雨后谈”,上海的出版书店不愿意,怕与前书相溷,乃改名“秉烛谈”。现在又有编集的计画,这里所收的二十篇左右都是廿六年所写,与《秉烛谈》正相连续,所以便想利用前回所拟的名称,省得从新寻找很不容易。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这是鄙人近来很久的缺点,这里也未能免。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喜剧的演者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此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我曾谈论明末的王思任,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闲暇写此闲适的杂文,与国人相见,此乐何极,文字好坏盖可暂且勿论矣。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记。

二 秉烛后谈序

风雨谈社来信问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是什么书呢,我自己也一时想不起来。虽然我曾说看旧书以消闲,有如吸纸烟,可是老实说,老看线装书也渐感觉气闷,对于古人本来何必计较,但是话不投机,何苦硬着头皮静听下去,掩卷放下,等于端茶送客,也是正当。在思想上我觉得可佩服的还只是那几个人,一直没有添加,别一方面有些类书,反正不关思想的事,偶然翻看也还可喜,如冯梦龙的《古今笑》与《智囊》,周亮工的《同书》与福申的《续同书》,王初桐的《奁史》,翟灏的《通俗编》等。这些书大都是从前所得,并不在这一年内,而且实际上原只是翻阅消遣,即使觉得他有意思,也总不能算是爱读。至于外国书,英文书是买不起也无从去买,日文书价目公道,可是其无从去买则是一样。在《读卖新闻》上看到出版消息或广告,赶紧写信去定购,大抵十不得一,这种情形差不多在去年已是如此,所以只好知难而退,看看书名就算满足了。据朋友们说,在北京想买日文书籍,只有这一法,最好隔日到各书店去一转,也不可存心一定要买什么书,但看店头有什么新到的,见到可买的书便即下手,假如这样一月中去看十五回,必定可以稍有所得。要这么办呢,我既无此时光,无此方便,也并无此决心,那么唯有放弃买书的机会,姑且用酸葡萄主义来作解说,聊以自宽而已。不过话虽如此,我查本年度日记,收到的日本出版的书也有六十五册,其中一部分是别人见赠,一部分是居留东京的友人替我代搜集的,有的原是我所委托,有的却是友人看见此书觉得于我当有点用处,因此给我寄来的,这一类书在数量上实在比我托买的还要多,这位友人的好意很可感谢。这里边有一册书,是柳宗悦氏著的《和纸之美》,日记上记着于四月三十日收到,我看了日记便想起来了,要说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册《和纸之美》可以说是的。本年夏天写《我的杂学》这篇文章,在第十四节中曾说及云,“柳氏近著《和纸之美》,中附样本二十二种,阅之使人对于佳纸增贪惜之念。”我说近刊,因为此书不是现今出版,其时还在一年前,不过直至今春才能入手罢了。末尾题记云“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刊行,系私家版,不鬻于市,只颁布于亲友之间,本文用纸为武州小川出产,刊行部数记二百册,每册有著者署名。”书本高八寸,宽五寸半,首列和纸样本凡二十二枚,本文三篇,曰“和纸之美”,“和纸之教训”,“和纸十年”,连后记共计三十六半页。我对于纸本来有点爱着,从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曰“关于纸”。说起来也觉得寒伧,中国虽说是造纸的祖师国,我们却不曾见过什么好纸,平常只知道连四毛六,总有脆弱之感,棉连最有雅致,印书拓字均佳,而裁尺幅可以供赏玩者却不多见。日本纸均用木皮所制,特多朴茂之趣,宣纸本亦用楮,殆因质太细色太白之故,于书画虽特别相宜,但与日本之楮纸迥殊,无其刚劲之气也。雁皮与三桠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一具详,唯纸衣纸朱蓝两种则不能忘记,不特可用于装帧,尤令人怀想俳人之行脚,持此类纸衣纸帐而出发,其风趣可想也。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胜,无庸赘说,前曾得其所著《茶与美》,共文十二篇,亦是特制本,有图二十余,以陶器为主,亦颇可喜,可与此书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纸乃实物,又鄙人知纸之美亦过于陶器,故二者相比,终不能不舍陶器而取纸耳。民国甲申十二月一日,东郭十堂。

八 沙滩小集序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开,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是想要专卖废名么,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边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想与观察。废名自己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拿来出版,这册讲新诗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去,附注上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达黄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新诗》的出版以后了吧。来信里有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说的很有意思: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中国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难,就我们所知道的说来,黄河以及长江两岸的各地当时一切文化活动全都停止,文艺界的烟消火灭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这是当然的。正如日本东乡大将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因为这是战争呀。可是,这文化上的伤痍却是痊愈得意外的快,虽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说恢复也还是很远。在北京,自《朔风》以后,文艺刊物逐渐出来,上海方面则有《古今》,《杂志》,《风雨谈》等,还有些我们所不曾见到的,出得更多也更是热闹。这些的内容与其成绩,且不必细细分解,就只看这吃苦忍辱,为希求中国文化复活而努力的情形,总之可以说是好现象。这岂不即是中国民族生活力强韧之一种表示么?

方纪生君译冈仓氏所著《茶之书》为汉文,属写小序。余曾读《茶之书》英文原本,嗣又得见村冈氏日本文译本,心颇欢喜,喤引之役亦所甚愿,但是如何写法呢。关于人与书之解释,虽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罣一漏万,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搁下来了。近日得方君电信知稿已付印,又来催序文,觉得不能再推托了,只好设法来写,这回却改换了方法,将那古旧的不切题法来应用,似乎可以希望对付过去。我把冈仓氏的关系书类都收了起来,书几上只摆着一部陆羽的《茶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翻了一阵之后,忽然的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这里我想起中国平民的吃茶来。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楼茶园等名称,此只是说村市的茶店,盖茶楼等处大抵是苏杭式的吃茶点的所在,茶店则但有清茶可吃而已。茹敦和《越言释》中店字条下云,“古所谓坫者,盖垒土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北方山桥野市,凡卖酒浆不托者,大都不设卓子而有坫,因而酒曰酒店,饭曰饭店。即今京师自高粱桥以至圆明园一带,盖犹见古俗,是店之为店,实因坫得名。”吾乡多树木,店头不设坫而用板桌长凳,但其素朴亦不相上下,茶具则一盖碗,不必带托,中泡清茶,吃之历时颇长,曰坐茶店,为平民悦乐之一。士大夫摆架子不肯去,则在家泡茶而吃之,虽独乐之趣有殊,而非以疗渴,又与外国入蔗糖牛乳如吃点心然者异,殆亦意在赏其苦甘味外之味欤。红茶加糖,可谓俗已。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尽之。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搢绅之间反多俗物,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西洋人谭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一口说东洋文化,其间正复多歧,有全然一致者,亦有同而异,异而同者,关于茶事今得方君译此书,可以知其同中有异之迹,至可忻感,若更进而考其意义特异者,于了解民族文化上亦更有力,有如关于粢与酒之书,方君其亦有意于斯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七 和纸之美

文君的第二集子曰“文抄”,将在北京出版,属题数语为之喤引。鄙人误入文人道中,有如堕贫,近方力求解脱,洗脚登岸,对于文事戒不复谈,唯以文君著作读过不少,此次刊行鄙人又参与拉纤之工作,觉得义不容辞,拉杂书此,只图凑起数百字可以缴卷而已,别无新义想要陈说也。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八日,知堂。

四 希腊神话引言

在上海南京刊行的杂志上面,看见好些作者的姓名,有的是从前知道的,有的是初次见到,觉得很愉快,这正有如古人所说的旧雨今雨吧。在今雨中间,有两位可以提出来一说,这便是纪果庵与文载道。这里恰好有一个对照,纪君是北人,而文君乃是南人,纪君是真姓名,而文君乃是笔名,—严格的说,应当称为文载道君才对,因为文并不是尊姓。但是同时也有一点交涉,因为两君所写大文的题材颇有相近之处。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又时就史事陈述感想,作风固各有特色,而此种倾向则大抵相同。鄙人在南京当过学生六年,后来住家北京亦已有二十八年了,对于两都一样的有兴趣,若浙东乃是故乡,我拉(ngala)宁绍同乡,盖钱塘江分界,而曹娥江不分界,遂一直接连下去,土风民俗相通处尤多。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佳作那能不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矣。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

去年春天将旧稿二十四篇编为一集,定名为“风雨后谈”,已写小序,后来因为觉得这些文章都是在《秉烛谈》之后所写,所以又改名为“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猝未曾印在书里,现在一起收在这里,序虽有两篇,书则本来只是一册而已。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三 文载道文抄序

一般做举业的朋友们向来把这种心情的诗文一古脑儿的称之曰闲适,用现今流行语来说,就是有闲云云。《癸巳存稿》卷十二《闲适语》一则云:

《秉烛后谈》一卷,所收文二十四篇,除《关于阿Q》外,皆二十六年所作。那一年里写的文章很多,《药味集》中选收四篇,《秉烛谈》中收有十七篇,合计共有四十五篇,此外稿子遗失的如《藏砖小记》等,也还有四五篇吧。本书原意想定名为“风雨后谈”,但是从内容看来,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因缘较近,所以改用今名,好在《秉烛谈》原序也附录在后边,正可以当作一个公共的小引罢。我把本书的目录覆看一遍,想起近两年内所写二十几篇的文章来,比较一下,很有感慨,觉得年纪渐大,学无进益,闲适之趣反愈减退,所可叹也。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能达到此目的,虽亦不免有芒角者,究不甚多,回顾近年之作乃反不逮,现今纸笔均暴贵,何苦多耗物力,写些不入耳的正经话,真是人己两不利矣。因覆阅旧稿,而得到反省,这件事却是有益,因为现今所写不及那时的好,这在自己是一种警戒,当思改进,而对于读者可以当作广告,又即是证明本书之佳胜也。民国甲申,清明节后一日雨中知堂记。

附记

《希腊神话》,亚坡罗陀洛斯原著,今从原文译出,凡十万余言,分为十九章。著者生平行事无可考,学者从文体考察,认定是西历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中国是东汉之初,可以说正是杨子云班孟坚的时代。瑞德的《希腊晚世文学史》卷二关于此书有一节说明云:

“这最值得记忆的是汤普生教授的《希腊鸟类名汇》,一九三六年重订本,价十二先令半。此书系一八九五年初板,一直没有重印,而平常讲到古典文学中的鸟兽总是非参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后,又是远隔重洋,想要搜求这本偏僻的书,深怕有点近于妄念吧。姑且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去一调查,居然在四十年后初次出了增订板,这真是想不到的运气,这本书现在站在我的书厨里,虽然与别的新书排在一起,实在要算是我西书中珍本之一了。”我到书厨前去每看见这本书,心里总感到一种不安,仿佛对于这书很有点对不起,一部分也是对于自己的惭愧与抱歉。我以前所写的许多东西向来都无一点珍惜之意,但是假如要我自己指出一件物事来,觉得这还值得做,可以充作自己的胜业的,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这《神话》翻译注释的工作。本文算是译成了,还有余剩的十七章的注释非做不可,虽然中断了有五年半,却是时常想到,今年炎夏拿出关于古希腊的书本来消遣,更是深切的感觉责任所在,想来设法做完这件工事。现在先将原文第一章分段抄出,各附注释,发表一下,一面抄录过后,注释有无及其前后均已温习清楚,就可继续做下去,此原是一举两得,但是我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后者,前者不过是手段而已。我的愿望是在一年之内把注释做完,《鸟类名汇》等书恭而敬之的奉送给图书馆,虽然那时就是高阁在书架上看了也并无不安了,但总之还是送他到应该去的地方为是。不佞少时喜弄笔墨,不意地坠入文人道中,有如堕民,虽欲歇业,无由解免,念之痛心,历有年所矣。或者翻译家可与文坛稍远,如真不能免为白丁,则愿折笔改业为译人,亦彼善于此。完成《神话》的译注为自己的义务工作,自当尽先做去,此外东西贤哲嘉言懿行不可计量,随缘抄述,一章半偈,亦是法施,即或不然,循诵随喜,获益不浅,尽可满足,他复何所求哉。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记。

五 谈新诗序

“老实说,他也常常地感觉,这个年头儿是不是可以画着这样的画?可是,不然的话,做什么好呢?像我这样的人,岂不是除了拿着诚实无匹的心情来作画以外没有办法的么?”这里我们也正可以引用,来做一个说明。不管是什么式样,只凭了诚实的心情做去,也就行了。说是流连光景,其对象反正也是自己的国与民及其运命,这和痛哭流涕的表示不同,至其心情原无二致,此固一样的不足以救国,若云误国,则恐亦未必遽至于此耳。

“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净土,其论甚可憎也。……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言不知,意更深曲耳。”俞理初的话本来是很不错的,我只补充说明,闲适可以分作两种。一是安乐时的闲适,如秦观张雨朱敦儒等一般的多是,一是忧患时的闲适,以著书论,如孟元老的《梦华录》,刘侗的《景物略》,张岱的《梦忆》是也。这里边有的是出于黍离之感,有的也还不是,但总之是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感到洚水在后面,对于目前光景自然深致流连,此与劫余梦想者不同,而其情绪之迫切或者有过无不及,也是可有的事。这固然只是忧患时文学的一式样,但文学反正就是这点力量,即使是别的式样也总还差不多,要想积极的成就事功,还须去别寻政治的路。近读武者小路氏的小说《晓》,张我军君译作“黎明”,第一回中有一节话云:

“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识论》一书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末了说于春间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于与知堂翁再见时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怕看不大懂,正如对于从前信中谈道的话未能应对一样,未免将使废名感觉寂寞,深以为歉耳。民国甲申七月二十日,知堂记于北京。

六 茶之书序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伐谛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一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诸神世系,以后分了家系叙述下去,如斗加利恩,伊那科斯,亚该诺耳及其两派,贝拉思戈斯,亚忒拉斯,亚索坡斯。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德修斯在内,随后到贝罗普斯一系。我们见到忒洛亚战争前的各事件,战争与其结局,希腊各主帅的回家,末后是阿狄修斯的漂流。这些都简易但也颇详细的写出,如有人想得点希腊神话的知识,很可以劝他不必去管那些现代的著述,最好还是一读亚坡罗陀洛斯。”这里给原书作广告已经很够了,颇有力量,可是也还公平实在,所以我可以不再多说话了。其实我原来也是受了这批评的影响,这才决定抛开现代的各参考书而采用这册原典的。这神话集的好处,叙述平易而颇详明,固然是其一。是希腊人自编,在现存书类中年代又算是较早的,这一点也颇重要,是其二。关于希腊神话,以前曾写过几篇小文,说及那里边的最大特色是其美化。希腊民族的宗教其本质与埃及印度本无大异,但是他们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诗人悲剧作者画师雕刻家的力量,把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逐渐洗除,使他转变为美的影象,再回向民间,遂成为世间唯一的美的神话。罗马诗人后来也都借用,于是神人的故事愈益繁化,至近代流入西欧,反有喧宾夺主之势,就是名称也多通用拉丁文写法,英法各国又各以方音读之,更是见得混乱了。我们要看希腊神话,必须根据希腊人自己所编的,罗马人无论做得如何美妙,当然不能算在内,亚坡罗陀洛斯虽已生在罗马时代,但究竟是希腊人,我们以他的编著为根据,我觉得这是最可信赖的地方。我发心翻译这书还在民国廿三年,可是总感觉这事体重难,不敢轻易动笔,廿六年夏卢沟桥变起,闲居无事,始着手迻译,至廿七年末,除本文外,又译出茀来若博士《希腊神话比较研究》,哈利孙女士《希腊神话论》,各五万余言,作本文注释,成一二两章,共约三万言。廿八年以来中途停顿,倏已六载,时一念及,深感惶悚。注释总字数恐比本文更多,至少会有二十万字吧,这须得自己来决定应否或如何注释,不比译文可以委托别人,所以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非自己努力完成不可的。为得做注释时参考的必要,曾经买过几本西书,我在小文中说及其中的一种云:

民国三十三年阴历岁次甲申,但是阴阳历稍有参差,所以严格的说,甲申年应该是从三十三年一月廿五日起,至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止才是。这在民国除了是第一次的甲申年以外别无什么意义,可是在以前的历史上,这甲申年却不是寻常的年头儿,第一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三百年前崇祯皇帝煤山的事,其次是六十年前中法战役马江的事。青年朋友不喜欢看历史的人或者不大想到亦未可知,我们老一辈的比较更多经忧患,这种感觉自更痛切,鄙人恰巧又是在这一年里降生的,多年住在北京,煤山就在城内,马江虽只是前辈参加,自己是曾身列军籍的,也深感到一种干系。中国人自己不挣气,最近这几百年情形弄得很不像样,差不多说不出有那一年比较的可以称赞,不过特别是我辈甲申生的人想起来更是丧气罢了。在这时候,有友人们想集刊文章,给我作还历的纪念,这在我是万不敢当,而且照上述情形说来,也是很不相称的。不过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的事,虽然交际的新旧不等,有的还不曾相见过,但交谊还是一样,这也觉得很有意思。此集由傅芸子君编辑,名称商量很久,不容易决定,傅君当初拟名为“汉花园集”,本来也很好,但是仔细考虑,汉花园是景山东面的地名,即旧北京大学所在地,其门牌但有一号,只大学一家,怎好霸占了来,固然未必有什么商标权利问题,总之我们也自觉得不好意思。由汉花园再往西南挪移几步,那里有一条斜街,名曰沙滩,倒还不妨借用,于是便称之曰“沙滩小集”。本来想用“沙滩偶语”四字,似乎比较有风趣,但是据故事的联想,偶语未免有点儿违碍,所以终于未曾采用。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此亦大有意义,假如收集为一册书,岂不是有趣味的事,与《十日谈》可以相比么。意大利那时是瘟疫流行,绅士淑女相率避难,在乡村间暂住,闲话消遣,乃得百篇故事,此《十日谈》之本事也。中国现今也正在兵火之中,情形有点相像,人们却别无可逃避之处,故欲求海滨孤岛,蛰居待旦,又岂可得,在这时候大家不能那么高兴的谈讲,那也是当然的了。这集里所收的文章都是承朋友们好意所投寄,也有我自己的混杂在内,我不便怎么说谦逊或是喝采的话,但总之是极诚实的表示出自己,也表示出在这乱世是这么的还仍在有所努力,还想对于中国有所尽心,至于这努力和尽心到底于中国有何用处,实在也不敢相信。其次,大家合起来出这样一册小集,还有一种意思,便是庄子所说的鱼相濡以沫。这一层意思,我觉得倒是极可珍惜的。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周作人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