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曼是我六个月或许是八个月之前在巴黎遇到的一个男人。他和妻子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间公寓里。要去这间公寓得费点儿力气。那里没有电梯。
我不确定是在哪里遇见他的。或许是在T夫人的画廊吧。T夫人是个美国女人。她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也许是代顿市？
不管怎么说，据说她是西班牙诗人萨拉森的情人。许多人和我说起过这事儿。那时萨拉森已经是个老人了。
不过，谁是萨拉森？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他。我对梅布尔·凯瑟斯说起过。梅布尔来自芝加哥。她听后愤愤不平。“你怎么能这么说？”她问道，“你又不认识这个西班牙人。”
这一点千真万确。我不认识他。
我觉得T夫人患了甲状腺肿大病。她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黄色的丝带。那一年夏天我都无所事事。那是和梅布尔待在一起的结果。身处T夫人的画室，我一直在想儿时在俄亥俄镇子上经常唱的一首歌：
她脖子上围着一条黄丝带。
她整日整夜围着它。
人们问她究竟为何。
她说为了一个远方的情人。
即便得了甲状腺肿大，但对T夫人这样的有钱人来说也不算事儿。她穿着精致的长袍。
有人说萨拉森老了之后，她就满怀爱意地对他照顾有加。这位文学巨匠已年老昏聩。我希望等我老时也有人这样对我。我对梅布尔说。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小酒店里。我推测梅布尔的丈夫就在芝加哥的家里。“但你又不是巨匠，也永远成为不了。”她微笑着说。她笑得很好看，以致我不在意她说了什么。
那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还萦绕着另一首歌。它是这么唱的：
她整日待在那里。
我想知道她整晚待在何处。
这首歌我只记得这两句。
要想追踪梅布尔的轨迹是不可能的。她没日没夜地在巴黎各处跑。并且，她还不会说法语。她越来越有教养，越来越世故。这就是她的目标。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我喜欢梅布尔。
话虽如此，但我们还得说说我在T夫人的画室遇见亨利·朗曼的事儿。那间房子坐落于左岸。我已经忘了那条街的名字。我永远记不住法语名字。那里有一个庭院，就如同你们在新奥尔良的老房子里看到的那种一样。在新奥尔良，人们将它称为“露台庭院”。整个一楼都是画室。我第一次上这儿来是拉尔夫·库克带的。但你们不认识拉尔夫。好吧，不提也罢。
T夫人买了很多欧洲画家的画，这种画得花好多钱。塞尚啊，梵高啊之类的。我记得她买了很多莫奈的画。
库克也藏有一些莫奈的画。他是一个美国有钱人的儿子。
我觉得库克是在牛津大学读的书，并取得了学位。他毕业后带回来一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是那种面色红润、看上去挺健康的人。他总在笑。生活于他而言就是一场盛宴。他是一个英国爵爷的儿子，自己也有爵衔，但他压根不把它放在眼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当我发现这一点之后，他对我这样说。
他喜欢和美国人待在一起。他、库克、梅布尔和我一起去了T夫人的画室。许多人聚在楼下那间墙上挂满图画的大房间里。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男子气的女人和女子气的男人。那是一个谈论诗歌的午后。
透过一扇打开的窗户，我们朝屋外的一个小庭院望去。庭院的角落里有一个石头做的小建筑。上面栖息着一只石头做的鸽子。
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是爱神的庙宇。
那个英国人喜欢这个说法。这个理念让他感到高兴。他说他想带着库克和梅布尔一起去那里朝拜。“快点儿，”他小声说，“我们一起去那里跪拜吧。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我们可以宣布爱已经临在我们身上了。”
梅布尔说，爱可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就能求来的东西。她不喜欢这个英国人，随后把这一点说给了我听。“他对神圣的东西太过轻浮了。”她说。我觉得梅布尔哪一天也会成为T夫人这样的人。但她没有钱。
“什么爱不爱的？”库克咆哮道。他是一个高大、宽肩的年轻人，来自得克萨斯的某个地方。他在牛津大学时创下了一个纪录。
这个年轻的英国人也是一个学者。就一个学者而言，他在我看来太过不正经了，但是库克对我说他没问题。“他的思维有时会点亮牛津大学的整间教室。”库克说。
一天下午，我们去T夫人的画室时，那里正在举办某种仪式。一个女人站起身来念了一首诗。诗歌就那只鸽子大谈特谈，我对其中的象征主义并不特别理解。“鸽子是什么意思？”我问梅布尔，但她说不知道。我觉得她是因为所知不多而感到害羞了。库克事后对我说，在英国上层阶级中，类似的交谈可不少。“这么说吧，这就是一种世故，不是吗？这不就是你追求的吗？”我问梅布尔。她对我的询问不屑一顾。
库克带来的那个英国年轻人就此事对库克说了很多。他说，在牛津大学，就在他和库克相识之后，他们就经常散步谈论这事儿。
英国年轻人告诉库克说，他觉得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一个地方生活太久了——英国人在英国、法国人在法国、德国人在德国都待得太久了。“俄国人和美国人依旧是原始人。”他说。这让梅布尔感到恼火。在我和梅布尔看来，库克的这番解释，对我们的祖国是一种污蔑。
英国人对库克说，欧洲人太累了。他对这样的人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么说吧，他们似乎相信如果能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就会随之变得好起来。一群离开欧洲去往美国的人都是这样觉得的。美国人也总在搬家。梅布尔和我本人确实就是这样的人。
俄国人也是伟大的流浪者。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新的政府组织形式来获得民族的救赎——“都是这样的废话。”英国人在与库克交谈时这样说道。你们理解了吧，这些都是梅布尔和我从库克嘴里听来的，他自从离开得克萨斯之后一定学到了不少东西。
年轻的英国人觉得美国人整体都是原始人。他们或许依旧相信政府。他们视头上的天堂是一个更为成功的美国，他是这样认为的。比如，他们对诸如禁酒令这样的东西抱有信念。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就如同有时从表面来看，这仅仅是一种干涉他人生活的激情。但是，有一种根深蒂固、并且非常幼稚的信念认为，所有人都应得到拯救。
不过，“得到拯救”是什么意思？
“他们这么说就是字面意思。他们隐约觉得，会有一个优秀且强大的领导人降临，带领他们走出生活的荒芜。”
“就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走出埃及那样吗？”
“但他说的可不是犹太人。”梅布尔说。随后，她好几次说起，那是一个充满知性的午后。她说她觉得那个午后简直太棒了。我也一样，有许多——类似克拉夫特·埃宾式[4]的——谈话进入了我的脑海，但我知道梅布尔没有听懂。我们都错过了一些什么，我想，这是因为身处厌世的人群中，我们还不够厌世。
不过，我要谈的是亨利·朗曼，离题太远了。我现在要谈他了。
他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们第一次见他，至少我第一次见他是那天下午在T夫人的画室里。他是那里的生面孔。首先，他是和妻子一起来的。这一举动本身，在那个地方，就是不常见的。
库克和那个英国年轻人似乎追着他一顿猛批。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他住在拉斯帕里大道，一个带有画室的公寓顶楼。
那是一幢六层楼高的建筑，要爬六层楼梯才能到达。
亨利的妻子是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而他是一个长着一张红扑扑、胖嘟嘟脸庞的高大男子。
库克似乎通过某种方式探听到了他的底细。
他来自克利夫兰，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糖果制造商。
他的岳父也很有钱。
这两个当父亲的人曾是辛勤工作的年轻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蒸蒸日上。两人都发了财。
随后他们的儿女都渴望文化。这两个父亲一半为他们感到骄傲，一半又为此感到羞愧。那个女人在读大学时，获得了诗歌奖。一本上层社会的美国杂志发表了她写的诗歌。
随后，她就嫁给了那个年轻人，他是她父亲朋友的儿子。他们一起住在巴黎。他们筹办了一个沙龙。
他们住在一个没有安装电梯的楼房的顶层，因为这让他们看起来具有艺术气质。
他们这样做是想让法国人来他们住的地方，当然，法国人确实来了。为什么不呢？这里有的是吃的喝的。
朗曼和妻子都不怎么会说法语，程度就与我和梅布尔差不多。
他们不懂得说法语的窍门。
朗曼想让我们把他们都当成一个出自上流社会的英国人。
他隐晦地说他来自一个英国家庭，血统高贵，后来家道中落了，我猜是这样的。“这怎么可能——他这么有钱？”那个年轻的英国人问梅布尔，他，也就是那个英国年轻人，对梅布尔有些好感。“他认为你又原始又有趣。”我不断地对她说，我也知道该怎么粗俗地说话。朗曼的父亲给他寄了很多钱，而他妻子的父亲也会给她寄很多钱——钱就是这么来的——但他们却编造出一副看起来很穷的样子。“我们负债累累。”朗曼的妻子总这么说。
她这么说时，我们正在品尝法国最昂贵的葡萄酒。
他们身边总围着一群人——他们伺候人们吃，给他们倒酒。
葡萄酒端上来。随后打开，他给金发的妻子倒了一杯。她品尝第一口酒时，总会摆出一张不悦的面孔。“亨利，”她尖锐地对丈夫说，“我觉得这酒略微带有一点木塞味儿。”梅布尔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技巧。这套说辞金发女郎把握得很好。她这么说时，丈夫急忙朝她跑去。我们当时是在一间供画家使用的大画室里。屋顶是玻璃做的。画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廉价的水槽，就和你们在美国小酒店里看到的那种一样。丈夫带着一脸惊恐的表情跑了过来，随后把酒倒入了水槽里。
昂贵的酒就这么倒了。我看到梅布尔直打哆嗦。“我猜梅布尔在家一定是个勤俭持家的好主妇。”库克小声对我说。
朗曼开口说话了。他想让人们觉得他来巴黎是为了执行某项重要任务，比如，为大英政府——为唐宁街办事。但他并没这么说。
他随后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听起来像是他正在写或者已经写完了一样。我并没有听清楚。他没有提到《我拿破仑一般的生涯》或《我在唐宁街的秘密生活》。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有一点是清晰的，也就是说，他写了好几部重要的作品。他似乎是一个作家，太过谦虚，所以没有直接提到他的作品。
我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都在干这事儿。
来自克利夫兰的美国人假装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客人们假装他们是重要人物。客人们假装自己来巴黎是有重要的缘由的。
一连串的谎言，人人都在对别人说谎。
为什么不呢？我和库克、梅布尔和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去过那儿几次。每一晚都会发生同样的事儿。
梅布尔、库克和我有时对那个年轻的英国人感到有些厌烦，而梅布尔把这一点对他说了。这对他和库克来说有些严厉了。库克得做决定了，究竟要和那个英国人在一起，还是与我们在一起。他选择了和我们在一起——当然，这是因为梅布尔。
他说梅布尔会把英国人从我们的圈子里赶出去，其方式看起来很有趣。我们确实组成了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都住在我们那间便宜的左岸酒店里。库克搬到那里住了下来，我们结识了三四个人——当然，肯定都是男性。
我们常去朗曼那里。那里有好吃的食物和美酒，我们都喜欢听朗曼太太说葡萄酒有木塞味。我们到那里之后，她总在打开第一瓶酒，喝到第一口时这么说。每当有别人进来后，她就会再说一遍。梅布尔说她为美国有禁酒令而感到遗憾。她说，本来也可以在家乡给当地人也来上这么一出，可是代价太大了。
她说，她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来到欧洲，是为了变得世故，她认为她已经学会了。库克、我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教会了她一点。
她说，问题在于她越世故，就越喜欢芝加哥。她觉得这几乎和待在芝加哥一样。在我们与四五个美国人——全都是男性——一起住在酒店之后，她就学会了那种世故。
“我原本可以给我丈夫省下这笔钱，这一整套世故的把戏，或我想要的一切，在芝加哥就能学到。”那个夏天，像这样的话她说过许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