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拥进时，他正在做一件艰难的事儿。他是一名大学教授，正在写一本论价值的书。
已有许多人写过这个主题了，但现在他也想试试。
他说，他已经把能找到的论述该主题的书都看遍了。
他好几个月就端坐着一本接一本地看书。
此人在镇子边上有一幢房子，它就坐落在他教书的大学边上，但那一年他没去教书。这是他的学术休假年。他把一整年的时间都花在写书上。
“我想，”他说，“我或许可以去一趟欧洲。”他想找某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诺曼底的某个小镇。他记得他曾去过类似的小镇。
那里一定非常安静，是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没人会来打扰他。
他已经在小笔记本上写下了很多笔记，这些小本子整齐地堆在房间里的一张长工作台上。他是个思维敏锐的小个子，头已经快秃了，结过婚，但妻子已过世了。他告诉我说，这几年来，他都过得很孤独。
他已经独居了好几年，膝下无儿无女，家里有一个老管家，房子配有一个搭围墙的花园。
老管家并不在屋里睡，她一早就会来，到了晚上就回自己家住。
他说，几年以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一直独居，却享受这份孤独。他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
我想，在那个夏天之前，他一定非常渴望见人。“我妻子在世的时候可是个快乐的人。”他说起他的孤独时这样说道。我是从他和其他人口中听说他妻子的——我不认识他妻子——感觉她似乎是个轻浮的女人。
她曾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人，喜欢衣饰，一头金发总会随风飘荡。他们总在一起聊天，做诸如此类的事。他们彼此恩爱。我的这个朋友，这位学者，非常爱他的妻子。
随后，她去世了，他就变成了那样。他会在腋下夹着书匆匆穿过街道。在大学城附近你总能看到这样的人。他们穿街越巷，用冷漠的眼神打量别人。如果你和这样的人说话，他会漫不经心地回答你。“请别烦我。”他似乎会这样说，而与此同时，他会在心里咒骂自己，为什么对别人不能更友善些呢。
他告诉我说，妻子在世时，他就一直待在书房里，手不释卷地读书，记笔记，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沉浸在思想之中，一直为那本论价值的书做准备，那将成为他的代表作。
她会走进书房来，用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脖子，朝他俯身下去，亲吻他，并用另一只手捶打他的腹部。
他说她常常会把他拖出屋子，让他在草地上玩槌球或帮忙打理花园。他说，这座房子是用她的钱盖起来的。
他说她总叫他老家伙。
“过来，你这个老家伙，吻我，和我做爱，”她有时会这样和他说，“你虽然对我没那么好，但你依旧是我的全部。”
她会邀请别人来，各式各样的人。当屋里人满为患时，这位小个子学者会瞪大眼睛站在他们中间，一脸疑惑，于人声鼎沸之中试图把思绪聚集在有关价值的主题上，并回想起他独自一人时，偶尔会冒出来的那一丝丝缥缈的思绪……他觉得所有人对价值的看法，尤其是美国人，已经扭曲了，“被歪曲了。”他说，由此一来，当他独处时，当他的妻子和被她拽进屋子里的人不来打扰他的时候——有时，在不被人打扰的时候，他会片刻间生发出一种持续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不会受到影响的人——“我时不时就会这样想，”他说，“觉得我已经领悟到了什么。”
“有一种神圣的平衡力，”他说，“可以平衡一切价值。”
你对价值必然会有一种最原始的感觉，认为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价值，比如土地价值，金钱价值，财产价值。
随后，你会发现更多微妙的价值和感受。
你看到一幅画，比如说伦布朗的作品，它以五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有钱人。
这笔钱足够养活十几户穷苦人家，为国家增添五六十个公民了。
假设，这些公民都是有价值的男女，对国家肯定是会有贡献的，比如生产者。
然后，你想，伦布朗的画就挂在某个有钱人家的墙上，而他会邀请人们来他家。他会站在画前。他会对这幅画夸夸其谈，就仿佛是他画的一样。
“为了得到这幅画，我真是费尽心机啊。”他会说。他或许会说起他是怎样得到这幅画的，如何与另一个有钱人竞价。
他说起这一点时就像在谈股票市场上如何通过巧妙的手段来控制某些行业一样。
同样的道理，这幅画，某种程度上为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增加了一种价值。
这幅画，被挂在墙上，无法通过挂在这里生产出任何实际的东西，它无法生产食物，无法生产衣服，无法生产物质世界里的一切。
他自己本质上也是物质世界中的一个人。他因物质而富有。
同样的道理……
我认识的这个人，这个学者，希望自己非常公正。不仅如此，他还想要真理。
他的思绪延展开去。他有时会略微想到一些什么，或者自认为自己想到了什么。他会把这些想法都记下来，准备写进书里。
他爱他的妻子，有时，他时常说他恨她。她过去常常笑他。“你那些过时的价值观。”他似乎已经琢磨这个主题好多年了。他过去会在哲学协会面前朗读自己的论文，随后他们就会把论文印在协会出的小册子上。没人看得懂这些论文，即便搞哲学的同事也看不懂，但他会大声朗诵给他妻子听。
“吻我，用力吻我，”她会说，“就现在，别磨蹭。”
他有时真想杀了她，但他又说他非常爱她。
她死了，剩下他孤身一人。他有时感到非常孤独。
缅怀他妻子的人时不时会来看他，但他对他们很冷淡。那是因为他沉浸在思绪中。他们和他说话，他只会漫不经心地回一句类似“是的，就是这样。你说的或许是对的”这样的话。
他说，他希望他们也能这样。
“谈论什么平衡有什么用？”他问道，“根本没有平衡。”
他根本无法解释休假那年夏天发生的事儿。他对生活自有一套理论。我听他说起过。
“说真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汹涌、泛滥而来。整座城市里，数以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人住在其中。”他说，“这些人，在我看来都很无聊，他们都是傻子，他们庸俗而粗鲁。”
“他们厌倦了生活，他们全都彼此憎恶。”
“不仅仅这些城市。整个国家有时都是这样。”
“除了这些，战争又该如何解释呢？”
“还有一些时候，周围的一切、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们都是没有信仰的人，然后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某个人突然理解了什么，他们就变得虔诚起来。他们曾骄傲，现在变得谦卑，曾充满仇恨，然后突然满怀爱意。”
“个体，试着坚持自我来对抗大众，却无法成功，终究溺死在人潮里。”
“一生的思想和成果就这样被冲走了。”
“到处都会发生这些小小的悲剧。它们是悲剧还是仅仅是游戏？”
他，我的这位学者朋友，如我所说，一直在寻找有关价值这个主题中客观、微妙的平衡。
这些都将在孤独中化为文字。他的书，也就是将要成为他代表作的那本书，会是他一生的见证。
现在，妻子再也不会把别人拖进屋里来打扰他了。
妻子再也不会说：“来呀，老东西，快吻我，就现在，我想要你吻我。
“拿着，我给你的时候你就得拿着。”
这类事情，当然会让他从思维的巅峰跌落下来，心跳加速。
自那以后，他挣扎了一段日子，试图让自己回到思绪中。
在他的脑海中，那年夏天，他独自一人待在屋子里，几乎要把那部作品写完了，快要达到思想的完美平衡了。
他说整个冬天、春天和夏初他都在用功，一整年都没人来看过他。
随后，他妻子的妹妹突然到访了。她甚至一整年都没给他写过信，随后给他来了封电报说要过来一趟。
她似乎要开车去某个地方，他不记得那个地方是哪里。
她带了个年轻女人来，那人是她的表妹。这个表妹，就像他妻子的妹妹一样，也是个轻浮的人。
随后，学者的弟弟来了。他是个极度自负的年轻生意人。他只来住了一两天，但是，他就像那位学者一样丧了偶。他被那两个年轻女人迷住了。
他的弟弟因为那两人而住了下来。而那两个女人也可能因为他弟弟一直住了下去。
他弟弟有一辆大车，于是把另外的男人也带进了房子。
突然间，那位学者的房子里就挤满了男人和女人。他们动不动就在屋里喝金酒。
屋里人潮涌动。学者的弟弟带来了一个留声机，还想装一台收音机。晚上人们就在屋里跳舞。
就连那个老管家也被卷了进去。她一直是个非常文静、古板、忧伤的老女人。那位学者说，那天以后，他整个下午都待在房间里，关着门努力写作，到了晚上，吵闹声还是溜了进来，那些粗俗的声音，他说，女人的笑声，男人的说话声。
他说，他觉得那两个来这里的女人之所以住下来是因为他弟弟——当然，他弟弟住下来也是因为她俩——这两个女人又在镇子上遇到了别的人。他们一起往房子里塞满了人。
不过，尽管有这些人在，他还是快要从从事的研究中获得一些什么了。
“我发誓我几乎就要得出一些什么来了。”
“得出什么？”
“哎呀，就是对价值的定义。你明白吧，我全书的核心必须有某种东西。”
“这是当然的。”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书里的某个地方，一切都得定义清楚。必须用简单的语词，才能让所有人看得懂。”
“当然。”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告诉我这些时，眼神中透露出的那种迷惑而半带忧伤的神情。
他说，他们甚至会带着管家一起玩。“你能想得到吗？——连她也喝起了金酒。”
那天下午，屋里沸反盈天。
他一个人待在楼上的书房里。
他们带着这位忧伤而古板的老管家玩。他说，他弟弟做事非常高效。他们就着留声机的音乐跳舞。学者的弟弟，那个自大狂——他大概是个制造商——和管家一起跳舞——和那个古板而忧伤的老女人一起跳舞。
其他人也加入了跳舞的队伍。
留声机就那么一直放着音乐。
事情是这样，学者妻子的妹妹——我从学者那儿听来，又根据其他人对她的评价推测出，她是那位学者亡妻的一个微缩版，或者说就是一个翻版……
据说，她跑到楼上，冲进他的房间，一头金发飞舞着，她在大笑。
“我就要想出来了。”他说。
“什么？哦，你的定义。”
“对，就是那个我想了很多年的定义。我正打算把它写下来。它囊括了我想说的一切。”
然后她闯了进来。
我料想，他妻子的妹妹至少对这个男人是抱有一些爱意的，而他也承认，毕竟他不想让那个自吹自擂的自大弟弟得到她。
她冲了进来。
“来啊，老家伙。”她对他说。
他说她试图对她解释：“我正在工作。”
他从桌旁站起来，试图和她讲道理。她把他的家都快占满了。
他试图告诉她他要干什么。他站在桌子旁，就是他现在坐着和我说起这一切的地方，企图向她解释一切。
他说起那一刻发生的事儿，让我觉得这位学者有些粗俗。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他说。
她就像他妻子曾经那样对他大笑起来，但她没有亲他。
她应该不会说：“快亲我，老东西，我要你亲我。”
她只不过把他拽下了楼。他说他和她一起下了楼，他控制不住自己，当然，无法对她，对他妻子的妹妹动粗。
他随她下楼后，看到他那位古板而又忧伤的老管家就在那儿跳舞。
管家似乎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看到。她完全放松下来。整座房子都放松下来了。
就这样，最终，我这位朋友，这位学者，也不再绷着了。
“我投入了人群之中，”他说，“还有什么办法？”
他有点儿害怕那样的场景，如果他不做些什么，他那位自负的弟弟或者别的像他弟弟这样的人，就会得到他妻子的妹妹。
他不想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那一晚，他与她独自待在一起，他向她求了婚。
他说，她叫他老东西。“她们家的人一定都这么叫人。”他说。当他这么说时，某样东西又回到了这位学者身上。
他被推入了人潮之中，他释然了。
他就在屋后的花园里，在槌球场边的一棵苹果树下向他妻子的妹妹求了婚，而她说……
他没有告诉我她说了什么。我想她会说：“好的，老东西。”
“我要你亲我的时候你就得赶紧亲我。”她说。
至少，这样一来我的故事就获得了某种平衡。
不过，这位学者说，根本没有什么平衡。
“只有人潮，一波又一波的人潮。”他说。当他对我说起这一切时，有一点儿丧气。
不过，他似乎又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