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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

“是的。”

“仅仅那个姓名?”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的一切,都要失踪。从前的我。”

“你的护照,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那东西我不需要了。”

“你另外还有护照吗?”

施瓦茨摇摇头。“我不需要护照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签证?”

“是的。”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我问,虽然我没有钱。

施瓦茨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卖,”施瓦茨说,“那东西我当时是作为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明天早晨。你用得着它吗?”

“上帝!”我屏息着说。“用得着!它会救我的命啊!我的护照上没有美国的签证,而且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搞到一个签证咧。”

施瓦茨凄凉地笑了一笑。“事情一直在重复出现!你使我想起施瓦茨当年临终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那张会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的护照。好吧。我要把我的护照送给你。你只消换一张相片。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它不是一种魔术。”

“不是吗?”施瓦茨说。

“哦,是的,”我答道,“只是方式不一样。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施瓦茨答应把他的护照送给我,这使我心里乱成一团,因此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我一心只想着应当为露特弄到一个签证。我不妨试一试把她当成我的妹妹。可是,那大概也不会成功。美国领事馆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不过我还得去试一试,除非出现第二个奇迹。随后我听到施瓦茨在说话了。

“有一天在巴黎,他来到了我们的屋子,”他说,“花了他六个星期,可是他找到我们了。这一回,他没有从德国领事馆派什么人来。他亲自来了,站在那个挂着一些十八世纪田园版画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格·于尔根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海伦的弟弟,高个头,宽肩膀,两百磅或者超过两百磅的体重,比在奥斯纳布吕克还要十倍的德国化,尽管他穿的是便服。他瞪着眼睛朝我们注视着。

“‘原来都是些谎话,’他说,‘我就说这事有股臭鱼的味道。’

“‘那也不会叫你惊奇的,’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出臭气来。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笑了起来。

“‘不准笑!’格奥尔格嚷道。

“‘不准嚷嚷!’我说。‘要不,我要把你扔出去。’

“‘那你干吗不亲自试一试啊?’

“我摇了摇头。‘没有危险的时候,你仍然在扮演英雄角色吗?你比我重二十磅。没有人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竞赛的。你要怎么样?’

“‘那不关你的事,你这个该死的卖国贼。滚出去。我要跟我的姐姐谈话。’

“‘就待在这儿!’海伦对我说。她愤怒得毛发直竖。她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抓起一只大理石烟灰缸。‘你用这种口气再说一句话,看你的脸上不吃这个家伙一下,’她十分镇静地说,‘这里可不是德国。’

“‘不是德国,很可惜。但是不要紧。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德国的。’

“‘绝对不会,’海伦喝道,‘也许你们这些武装机器人暂时可以征服它,可是它终归依然是法国。你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谈这个事吗?’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你带回家去。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碰上战争,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不怎么知道。’

“‘他们会把你监禁起来。’

“我发觉海伦吃了一惊。

“‘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们关进营房,’我说,‘可那是一个拘留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的一个集中营……’

“‘这你才知道多少!’格奥尔格冷笑着说。

“‘足够多了,’我答道,‘我在你们的一个集中营里待过的嘛,多亏你。’

“‘你这个蛆虫。你是在一个康复营的,’格奥尔格鄙夷地说,‘可是,它对你一点没有好处。刚一被释放出来,你就立刻开小差逃了。’

“‘我倒真佩服你的辞令,’我说,‘若是有人从你们的魔爪下逃出来,就叫作什么开小差。’

“‘你还能管它叫作什么?给你的命令是不准离开德国!’

“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格奥尔格还没有权力把我关押起来的时候,这样的谈话我就已经和他进行过好多次了。

“‘格奥尔格一直是个极端愚蠢的人,’海伦说,‘一个体力强大的脓包。他需要他的装甲哲学,正像胖妇人需要紧身胸衣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东西,他就一点模样也没有了。不要跟他争辩。他会大吵大嚷,因为他是个弱者。’

“‘住嘴!’格奥尔格说,口气比我预想的还要平静。‘把你的东西拾掇好,海伦。局势很严重。我们今夜就搭火车回去。’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战争就要爆发了。要不,我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你反正怎么都会到这里来的,’海伦说,‘跟你两年前来到瑞士一样,那时我也不愿意回去。对一个忠诚的党员来说,有个姐姐居然不愿意住在德国,那是挺叫人心烦的事。你劝我回去。可是这一回,我就在这儿住定了,你再劝也没有用。’

“格奥尔格瞪着眼睛瞅着她。‘就因为这个卑鄙的流氓吗?我估计是他劝说你这样干的。’

“海伦笑了起来。‘流氓——这个词儿我倒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中世纪似的!不,这个流氓,我的丈夫,并没有劝说我干什么事情。他倒是确实尽了一切心力,打发我回去。提出的理由比你的还要高明得多。’

“‘我要跟你单独谈几句话。’格奥尔格说。

“‘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你是我的姐姐。’

“‘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那不是一种有血缘的亲属关系。’格奥尔格说道。随后,他突然改用一种像生气的孩子那样的口吻。‘你甚至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给我坐。我老远地从奥斯纳布吕克赶到这里来,你甚至不请我坐下。’

“海伦笑了。‘这不是我的屋子。是我丈夫租下来的。’

“‘请坐,冲锋队大队长和希特勒的宠儿,’我说,‘不过不要待得太久。’

“格奥尔格怒悻悻地瞅了我一眼,啪的一响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椅上。‘我很想跟我的姐姐单独谈几句话。你脑袋瓜里就不明白吗?’

“‘把我逮捕的时候,你们可曾让我跟她单独谈过话?’我问他。

“‘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

“‘对格奥尔格和他党内的同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海伦说道,‘当他们屠杀或者逮捕那些不赞成他们的人,还有当他们把你关进集中营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维护祖国那被糟蹋的荣誉——我说的对吗,格奥尔格?’

“‘一点不错。’

“‘他总是正确的,’海伦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从来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他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权力所在的一边。他正像他的元首——世界上最最爱好和平的人,但要人人都按着他说的去做。别人往往全是些捣蛋鬼。我说得对吗,格奥尔格?’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海伦说,‘可样样都有关系。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宽容的城市里,你的自命正直显得何等可笑?尽管你是平民打扮,可你总是穿着高筒靴,为了把人们踩在你的脚下。可是,在这儿,你没有一点权力。现在还没有。在这儿,你没有办法叫我加入你们那个榨人汗水、专横霸道的民社党妇女联合会。在这儿,你没有办法把我当作一个囚犯来对待。在这儿我能够呼吸,而且我决意待在这儿,继续呼吸下去。’

“‘你拿的是德国护照!战争就要爆发,你就要被关进牢房了。’

“‘眼下还不会。不管怎么样,我宁愿关在这儿的牢房里,也不愿住在德国。因为在那儿,你们也非得把我关起来不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已经呼吸到自由的清新空气,现在我知道离开你们,离开你们的营房,你们的人类配种站,你们那可怕的号叫,离开这些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

“我站起身来。眼看她把自己暴露在这个怎么也不会了解她的民社党暴发户面前,我受不了。‘这都是他的过错!’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该死的世界主义者。他把你腐蚀了。你且等着,我们会来收拾你的。’

“他也站起身来。他很容易把我毒打一顿。他身形比我大一倍,而当年在集中营里,他们给我上的民族复兴课程又把我的臂肘给搞僵了。‘不准你碰他一根毫毛!’海伦十分轻声地说。

“‘懦夫!’格奥尔格说。‘你干吗非得要袒护他?他难道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这是一件关于纯粹体力的怪事。我们知道,它跟勇气或者性格力量毫无关系。抓在跛子手里的一支枪,能使体力和膂力最强大的一副皮囊萎瘪下去。这些道理你全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羞辱,因为你顶不住那么一个愚蠢的彪形大汉。你知道那不是什么勇气的竞赛,你知道这个恶霸说不定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但是那也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找寻借口,你要为自己辩护,你觉得像一条蛆虫,因为你不愿意被人家打得稀巴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荒谬。可是那样一来,我们就更加觉得糟糕了。”

“如果他真的来袭击我,我一定会起来自卫,”施瓦茨说,“我发誓我一定会起来的。”

我举起一只手。“你干吗要说这一番话,施瓦茨先生?这些事,你用不着向我解释。”

他有气没力地笑了一笑。“我想也是用不着的。我仍然试着要为自己辩护。那就说明它钻得有多深,好像戳进肉里的一根倒刺。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克服这种男人的虚荣心?”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你们有没有打起来?”

“没有。海伦开始笑了。‘你要不要看看那个傻瓜,’她对我说,‘他以为如果他把你痛打一顿,那么我会看到你是多么没有男子汉气概。他以为我会后悔,会回到拳头统治一切的那个地方去。’她又转向格奥尔格。‘你竟有脸皮管我丈夫叫懦夫。他却已经显示出甚至比你能够想象的更多的勇气。他来接我。他回到德国把我接出来了。’

“‘什么?’格奥尔格的眼睛差一点从他头上暴了出来。‘到德国来?’

“海伦使自己镇定下来。‘别再说了。我已经来到这儿,我是不会回去的。’

“‘是他来接你的吗?’格奥尔格问。‘谁帮助他的?’

“‘谁都没有,’海伦说,‘你想抓几个人,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眼下的这副样子——出于反感、憎恨以及逃出他的控制而产生的强烈的胜利的喜悦,她直打哆嗦。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另一个念头却以使人眼花缭乱的力量在我心里出现——复仇的念头。格奥尔格在这儿是没有权力的。他不能吹响警笛去召唤他的盖世太保。他只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完全怔住了。我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行动。我不能打架,而且我也不愿意打架。我要的是把这个人干掉。将他从地面上消灭。用不着审讯。你不会去审讯一个罪恶的化身,而我觉得格奥尔格正是那样一个东西。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消灭了他,就可以救出几十个无名的受害者。我走到房门那儿。我也不知道自己准备做些什么。我的头在发晕,我感到惊奇,自己居然没有摔倒。我得单独一个人待着。我必须进行思考。海伦密切地注视着我,可是一句话也没说。格奥尔格轻蔑地瞅了我一眼,又坐了下去。‘终于走了!’当我随手把门关上的时候,他咆哮着说。

“我走下楼梯。气味从厨房里冲上来:午餐时吃的鱼。下一层楼梯平台上有一只意大利式的箱子。我打这儿不知道走过多少次,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这会儿,我端详着那上面的雕刻,好像我打算把它买下来似的。随后,我继续往前走,如同一个梦游病人。三层楼上,有扇房门开着。屋子里漆的是浅绿色,窗户洞开着,有个女侍在翻弄褥垫。很奇怪,当你非常激动,自以为一样东西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却样样都注意到了。

“到了二层楼,我去敲一个熟人的房门。他名叫菲舍尔,有一回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手枪。他把它留在身边,因为它使生活容易忍受一些。他爱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结束他那倒霉的流亡者生活,这给了他一种幻觉,仿佛他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继续生存下去的。

“菲舍尔出去了,可是他的屋子没有上锁。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隐藏起来的东西。我走进去等他回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向他借那支手枪。要在旅馆里把格奥尔格杀死是荒唐的,这一点我很清楚。那样会使海伦、我自己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流亡者遭遇危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尽量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没有成功。我只是坐在那儿,茫然地向空中瞪视着。

“一只金丝雀开始啾啾地鸣起来。它给关在一个铁丝鸟笼里,挂在几扇窗子中间。我原先没有注意到,听到叫声便惊跳起来,好像什么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似的。接着,海伦走进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问。

“‘没有干什么。格奥尔格在哪儿?’

“‘他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菲舍尔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多久。不会太久的,我似乎觉得。‘他会回来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很顽固。你干吗要走开?光留下我们两个人?’

“‘没有什么,海伦,’我说,‘我只是实在再也受不了看他那副嘴脸。’

“她站在房门口,瞅着我。‘你恨我吗?’

“‘恨你?’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我这个念头,是在格奥尔格走了之后在我心里出现的。要是你不跟我结婚,所有这一切你都不会碰上了。’

“‘这些事情还是会碰上的。或许会更糟。说不定按他那一套专横的做法来说,因为你的缘故,格奥尔格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没有把我赶进通电的有刺铁丝网,他们没有把我吊在肉钩上……我,恨你?这样一个念头,亏你想得出来!’

“蓦然间,我从菲舍尔的窗子里看到了绿色的夏季。房间在房子的后部,庭院里有一株栗树,阳光从树叶的罅隙里滤下来。我的歇斯底里,仿佛宿醉到了快近薄暮的时候一样,逐渐消失。我又清醒过来。我知道那一天是星期几,我知道外面是夏天,知道我是在巴黎,知道你不会像打死兔子那样把人们打死。‘我倒是更容易想象你是在恨我,’我说,‘或者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

“‘是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叫你弟弟不来找你。因为我……’

“我没有再说下去。刚才逝去的那会儿工夫,已经离得很远了。‘咱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在这间屋子里?’

“我们走到了楼上。‘格奥尔格说的话,句句确实,’我说,‘这一点你应当明白。要是战争爆发,我们都将成为敌国的侨民,你比我甚至更危险。’

“海伦打开了门窗。‘闻到一股军队皮靴和恐怖的臭味,’她说,‘让夏天进来吧。咱们把窗子开着出去。午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的,离开巴黎的时候也已经到了。’

“‘为什么?’

“‘格奥尔格会想法带着警察来找我的麻烦。’

“‘他不知道你的护照是假的。’

“‘这一点他估计得出。而且他一定会回来。’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会摆脱他的。咱们现在出去吧。’

“我们到了司法宫后面的一家小饭店里,在人行道上找了一张桌子吃东西。家常肉馅饼,红酒炖牛肉,沙拉,还有卡芒贝尔干酪。我们还喝了一瓶武夫赖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咖啡。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连那金黄色的面包皮和有点碎裂的咖啡杯我都没有忘记。我觉得筋疲力尽,可同时又满怀感激之情,倒不是一个具体什么人,而是所有人。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又黑又脏的水沟里逃了出来,可是连回过头去望一眼都不敢,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自觉地也成了这种脏东西的一部分。然而,我现在毕竟已经逃了出来,眼下正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觉得又干净又安全。阳光透过酒浆,显得黄橙橙的,麻雀在一堆马粪上唧唧啾啾地聒噪,店老板养的一只猫吃得饱饱的,正在没精打采地望着它们,一阵微风吹过静谧的广场,这样美好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梦境中才会出现。

“后来,我们在色彩美妙的巴黎午后徜徉漫步,在一家小小的服装公司的橱窗外面立定了。在那儿,我们常常是站着观看的。‘你应当买一套新的衣服。’我说。

“‘眼下?’海伦问。‘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那不是浪费吗?’

“‘是的,’我说,‘那也正是咱们非买不可的原因。’

“她吻了我一下。‘好吧。’

“我闷声不响地坐在靠近后房门口的一把扶手椅里。那女裁缝把一套又一套的衣服拿进去,海伦马上一套又一套地试穿着,那么全神贯注,差点儿把我给忘了。我听到女人们的嗓音忽前忽后地响着,也看到一套套衣服从开着的门口掠过去,偶尔还瞥见海伦那袒露着的晒黑的脊背。我被一种轻微的倦意制服了,一种没有想到会死的毫无痛苦的死亡。

“当我意识到为什么要叫海伦买一套衣服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几分羞愧。这是对那一天,对格奥尔格,对我的无能为力的反抗——为我自己辩护的幼稚的企图。

“等到海伦穿着一条十分宽松、色彩绚丽的裙子和一件短款紧身黑色毛线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从昏眠状态中醒了过来。‘真是恰到好处!’我说。‘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

“‘价钱可贵得很呢!’海伦说。

“那个裁缝向我们保证,这套衣服是根据一个名门望族创制的式样做出来的——一句动听的谎话,可是我们也不去介意了。我们拿了那包衣服,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把一件你本来买不起的东西买了下来,这就很好,我想。这件事的轻率赶走了格奥尔格的阴影。那天晚上,海伦便把这套新装穿上了,后来,我们在半夜里起来,眺望窗外那浴着月光的城市时,她又穿上了这套衣服——总是不能满足,只好节约睡眠,心里非常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