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穿着制服的边防警卫站在黑魆魆的风口里，活像戈雅[83]一幅画里的人像。他们行了个军礼，我们把车开到葡萄牙一侧的检查站，他们也一样轻易地让我们通过了。等我们开车起步的时候，有一个警卫从我们后面奔上来，叫嚷着要我们停车。稍稍迟疑了一下，我依从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下一个城镇，这辆汽车也很容易被拦住。我停下车来。我们连呼吸都屏住了。那警卫走到我面前。‘你的carnet [84]，’他说，‘你把它留在办公桌上。你回来的时候会用到它咧。’
“‘多谢你了。’
“在我背后，那小孩子宽慰地舒了一口长气。有一会儿工夫，我自己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眼下你到了葡萄牙啦。’我跟那个孩子说。他慢慢地把一双手从他嘴上挪开，第一次朝座位背后靠下去。一路行来，他一直保持向前弯腰低头的姿势。
“一个个村庄飞闪过去。狗在吠叫。一家铁匠铺的火光在晨曦中闪耀，那铁匠正在给一匹白马钉蹄铁。雨已经不下了。我期待着那种渴望已久的释然之感，可是它并没有到来。海伦默默无言地坐在我身边。我想望幸福，可是我却觉得空虚。
“在里斯本，我给马赛的美国领事馆通了个电话。我把格奥尔格出现之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很好，那我是平安到达了。从他那儿，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诺言：如果签证被核准，他会把它寄到里斯本的领事馆。
“保护我们那么多时日的汽车，现在必须要抛弃了。‘把它卖了。’海伦说。
“‘我就不能把它推到什么地方的海里去吗？’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她说，‘你需要钱。就把它卖了吧。’
“她说得对。把它卖掉很容易。买主跟我说，他可以支付税金，再把汽车漆成黑色。他是一个商人。我用格奥尔格的名义把汽车卖给了他。一星期之后，我看见它安上了葡萄牙的车照。这种汽车，里斯本有好几辆。只因左边挡泥板上稍稍有一点凹痕，我才把它认出来了。格奥尔格的护照，我把它烧了。”
施瓦茨望了下表。“再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了。每个星期，我去一次领事馆。就靠出卖汽车得来的钱，我们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我要海伦尽量享受一下舒适的生活。我们找到一位医生，他帮她弄来了镇静剂。我甚至把她带到赌场里去。我为此租了一套无尾晚礼服。海伦仍然穿她那身从巴黎带来的夜礼服。
“我还给她买了一双金色的拖鞋。我把她原有的拖鞋落在马赛了。你知道那家赌场吗？”
“知道，也算是倒霉。昨天夜里，我就在那边。那是一个错误。”
“我要她赌博，”施瓦茨说，“她赢了。她有着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把赌注随意一掷，那个号码就开出来了。
“那最后的几天简直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在别墅时的那段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了。我们俩都有几分演戏的样子，不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已经完全属于我了，虽然她一小时一小时地从我身边流逝，正在投进那个最残酷的情人的怀抱。但这会儿，她还没有向他投降，可是她已经停止战斗了。有多少个受苦忍痛的黑夜，她哭了。可是接着，又来了那几乎是超凡绝俗的瞬息，甜蜜、悲愁、智慧以及一种没有肉体限制的爱情，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了。‘我亲爱的，’有一天夜里她跟我说，说这样的话，她只有这么一次，‘咱们不能一起看到你的应许之地[85]了。’
“那天下午，我曾带她去看医生。现在，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反抗的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法抱持住他所爱着的人会有的。
“‘海伦，’我的窒闷的嗓音说，‘咱们怎么啦？’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摇摇头，笑了。‘咱们尽力而为吧，’她说，‘那就够了。’
“后来有一天，领事馆里有人告诉我，那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两张签证寄来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酒醉之后忽然发出的奇想，居然产生了不管多少次拼命的恳求也达不到的效果。我笑了。真是歇斯底里。如果你能笑，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对吗？”
“有时候，我们却非得不笑才行咧。”我说。
“怪就怪在，最后那几天里，我们竟笑得那么厉害，”施瓦茨接着说道，“我们仿佛待在一个港口里，哪一边来的风都吹不到。苦痛已经溜走，眼泪已经没有，我们的哀愁变得那么清澈明净，跟一种叫人啼笑皆非、消沉抑郁的欢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小公寓。我带着难以置信的盲目，继续进行着逃往美国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条船也没有，随后，终于宣布有一班轮船就要启航了。我把最后一幅德加的画卖了出去，买进了两张船票。我很高兴。我想我们是得救了。不管那重重艰险！不管那医生的话！
“船期又延了几天。后来，就是在前天，我又到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去了一趟。轮船决定在今天开船。我告诉了海伦，然后自己出去买了点零星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却已经死了。房间里的镜子，统统被砸了个稀烂。她的夜礼服，也被撕碎了扔在地板上。她就躺在夜礼服旁边，她并没有躺在床上。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被一个窃贼谋害了。随后，我又当她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务杀死的。可是，他要追捕的是我，而不是她。后来，看到除了镜子和夜礼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损坏的时候，我这才明白了。我记起我曾经交给她的那点毒药，据她说已经弄丢了。我站在那儿，定睛观看，随后，我找找有没有遗书。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不留片言只字，就这样走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能。”我说。
“你理解？”
“是啊，”我答道，“她能写些什么呢？”
“总有可写的嘛。什么原因。或者……”
他不说下去了。他大概正在想着那最后的话，爱情的最后的标记，以及他说不定可以把它一起带进他寂寞中去的什么东西。多少传统的想法，他都已经摒弃了，可是这一点分明还没有。
“她要是一动笔，”我说，“那是怎么也写不完的。干脆不写，她告诉你的反而比她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多。”
他思忖了一会。“你有没有看见旅行社里的那块指示牌？”他随后咕咕哝哝地说。“延迟了二十四小时。如果她知道，她准会多活一天的。”
“不会。”
“她不愿意去。所以她才寻了短见！”
我摇了摇头。“她再也受不了这个痛苦了。”我说。
“那我不信，”他答道，“为什么正当有关远行的事统统都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她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还是，她难道想到了由于她害着病，美国将不准她入境？”
“这一点，我们能不能让一个将死的女人去决定呢？那时候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说。“依我看，我们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直瞪瞪瞅着我。“她已经竭尽所能，能支撑多久就已经支撑多久了，”我说，“为了你的缘故，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的缘故。她一知道你已经得救，她便不想再活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那么瞎了眼，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一个劲地硬要到美国去，那又会怎么样呢？”
“施瓦茨先生，”我说，“那也治不了她的。”
他古怪地动了动脑袋。“她已经死了，”他低声说着，“而蓦然间，仿佛她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似的。我瞅着她，没有一点反应。我到底干了什么？是我杀死了她，还是我给了她幸福？她爱我吗？还是我仅仅是一根拐杖，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依仗一下？我找不到一个答案。”
“难道你非要找到一个答案不成？”
“不，”他说，“原谅我。大概不是。”
“没有什么答案。从来也没有——除了你自己做出的那一个。”
“我把故事讲给你听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因为我非得弄个明白不可。我一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一个毫无用处的、妻子不忠的丈夫的生活，一个凶手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你喜欢，那也是一个恋爱中的男人的生活，或者，如果投合你的心意，那也是一个圣人的生活。可是，名字有什么用处呢？那是你过去的生活。这不就够了吗？”
“的确是这样！可是现在呢？”
“你能生存多久，它就能保留多久。”
“保存这段生活往事的只有我们，”施瓦茨轻轻地说着，“你和我，此外一个也没有了。”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千万不要忘记这段经历。总得有人把它保留下来。不该让它消失。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在我这儿，是不安全的。可是，千万不该让它消失。它必须继续保存下去。在你那儿，是安全的。”
尽管我抱着怀疑态度，可还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忽然涌上心来。这个人到底要什么？他是不是要把他的往事跟他的护照一起遗赠给我？他是不是打算自杀？
“为什么在你那里它就会消失呢？”我问道。“你还要活下去，施瓦茨先生。”
“我不会自杀，”施瓦茨不动声色地答道，“只要我知道那个笑眯眯仍然活着，我就不会自杀。可是，我的心意却是试图摧毁这个记忆，把它嚼烂，把它弄碎，把它篡改，把它驯化，使它变成一种我能据以生活下去的东西。甚至几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可能把今天告诉你的话讲给你听了。我之所以要你听我讲，原因就在这里。你不会将它篡改，因为对你来说，它不会带来危险。而它总得有个地方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忽然他显出十分孤独凄凉的样子。“总得有人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至少保存一段时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护照，往我面前一搁。
“这儿还有海伦的一张护照。两张船票你都已经拿了。现在你又弄到了美国签证。两个人的。”一丝朦胧的笑意掠过他的脸上，他不吱声了。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两张护照。费了好大的劲，我才勉强问了这么一句话：“难道你当真再也不需要这两张护照了吗？”
“你不妨拿你的一张来跟我交换，”他说，“我还要用一用，也只消一两天工夫。仅仅是为了出境。”
我瞅着他。
“在外籍志愿兵团里，他们是不会查看护照的。我用不着告诉你，他们容许流亡者去参加。只要像笑眯眯之流的野蛮人仍然活着，那么自杀将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那就糟蹋了一条本来可以用来跟他们战斗的生命。”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护照，递给了他。
“谢谢你，”我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你，施瓦茨先生。”
“另外，还有一点儿钱。我用不着那么多。”施瓦茨看了看表。“你能不能再替我做一件事？过半小时，他们就要来运走她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好的。”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走出屋子，进入了绝妙的清晨。
外面停着那艘轮船，白皑皑、晃悠悠地浮在塔霍河上。
我站在那个房间里，挨在施瓦茨旁边。镜子的框架依旧吊在那儿——空空的。打碎的玻璃都已经扫清了。“昨天夜里，我是不是应该跟她在一起？”施瓦茨问。
“你是跟她在一起啊。”
那女人躺在棺材里，凡是死人总是这个样，她的脸看上去是无限的超脱。什么都与她无关了，施瓦茨也好，我也好，她自己也好。无法想象她从前的模样。躺在那儿的，是一尊塑像，只有施瓦茨一个人才留有她呼吸时的印象。可是，施瓦茨现在却相信我也跟他有同样的印象。
“几封信……”他说。“就在昨天……”
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几封信。
“这些信我都没有看过，”他说，“把它们拿走。”
我拿了信，正想把它们放进棺材里。随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这么做——此刻，这个死了的女人毕竟只属于施瓦茨一个人，或者他相信是这样。别人的来信已经变得毫不相干——他不需要她将它们带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它们毁掉，因为它们到底曾经是属于她的。“由我拿着吧，”我说着，便把信藏进了口袋，“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它们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张你可以用来买一盆汤的零钞。”
“拐杖，”他答道，“我知道。她曾经管它们叫作拐杖，说是她要继续对我忠实就需要这些东西。这你明白吗？说来荒谬……”
“不，”我说，随后，我十分小心谨慎并怀着满腔的同情说，“在这最后的时刻，你为什么不能让她安静一下呢？她爱你，她已经竭尽所能，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了。”
他点点头。蓦然间，他显得非常虚弱。“我就是要知道这一点。”他喃喃地自语着。
屋子里热得厉害——那个死了的女人，一股刺鼻的气味，一群苍蝇，几支残烛，还有外面的太阳。施瓦茨看到我的眼色。
“有位女士帮了我的忙，”他说，“在异国他乡，事情很难办。医生啊，警察啊，他们把她带走了。随后，就在昨天夜里，他们才把她送回来。尸体解剖。死亡的原因。”
他朝我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们……她的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们关照我不要掀开盖在她外面的……”
抬棺材的人来了。棺材给上了盖。施瓦茨似乎就要昏倒了。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路不是太远。晨光璀璨，风在疾卷，如同一只牧羊犬，正在追赶着一群毛茸茸的云。到了公墓，施瓦茨站在广袤的天穹底下，显得又瘦小又孤零。
“你要回到你的公寓吗？”我问他。
“不。”
他已经把一个手提箱带在身边。
“你知道谁会把护照涂改吗？”我问。
“格雷戈里乌斯。他已经在上个星期来到这儿了。”
我们一起去找格雷戈里乌斯。他很快就把我的护照改成了施瓦茨的。这个工作本来也不需要做得太细致。施瓦茨身边有一张外籍志愿兵团征募站出具的证件。他只要能越过边境就行。一到兵团的驻地，他就可以把我的护照扔掉。兵团对他过去的经历是不感兴趣的。
“你带到里斯本来的那个小孩，后来怎么样啦？”我问。
“他的舅舅讨厌他，可是那孩子却很高兴。他想，被他的亲戚讨厌总比给陌生人讨厌好。”
我瞅着这个如今用着我的名姓的人。“我祝愿你万事顺利。”我说，自己留意着不要再唤他施瓦茨。我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话要说的了。
“我今后不会再跟你见面了，”他说，“这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了那么多的事，本来也用不着再跟你见面了。”
这一点我可不那么肯定。似乎也有可能，正由于那个原因，他往后还需要跟我见面。他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拥有他一生没有被歪曲的形象。可是，这件事可能会使他怀恨我。也许他会感觉到，我已经把他的妻子从他那里夺了过来，这一次，是无法挽回的了——如果他当真相信他自己的记忆欺骗了他，而独有我的记忆却依旧清楚明晰。
我看见他沿着街道走去，手里拎着手提箱，一个可怜的身影，一个永恒的妻子不忠的丈夫和英雄般的情人。可是，那个他爱得比所有那些愚蠢的征服者更加深挚的女人，他不是曾经占有过了吗？而我们，其实真正占有什么呢？对这些充其量不过是借给我们片刻工夫的东西，我们干吗要这样大惊小怪呢？再说，当“占有”这个虚幻的字眼仅仅意味着抓住空气的时候，干吗还要谈这种占有的程度之类的话呢？
我身边带着我妻子的一张证件照。在那些日子里，你往往需要这种照片贴在什么身份证件上。格雷戈里乌斯马上动手工作。我跟他在一起。我生怕这两张护照离开我的视野。
中午时分，两张护照都改好了。我奔到我们住的那个窝里。露特坐在窗边，望着院子里那些渔夫的孩子。“你输了吗？”我在门口出现的时候，她就问。
我把两张护照高高举起。“咱们明天就动身。咱们改个名姓，用另一个姓名，到了美国咱们还得重新结一次婚。”
我根本没有想到，眼下我使用的这张护照，是属于一个为了凶杀说不定正在被悬赏缉拿的人。第二天下午，我们乘的轮船启航了，毫无困难地到了美国。可是，这一对爱人的护照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运：六个月之后，露特跟我离婚了。为了使离婚合法，我们首先必须重新结一次婚。后来，露特跟那个有钱的美国人结了婚，他就是曾经把宣誓书交给施瓦茨的那个人。在他看来，这整个事情委实太滑稽，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是我们重新结婚时的男傧相。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在墨西哥离婚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所有的时光我都是在美国度过的。说也奇怪，我开始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这玩意儿我从前几乎一点也不在意——我仿佛觉得这是死去的、遥远的那个最初的施瓦茨遗传下来的。我常常想起那另一个施瓦茨，这个人也许至今还活着，而他们两个又合成了一个迷迷糊糊的幽灵，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就出现在我眼前。它甚至好像还在影响着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纯粹是虚妄无稽。我最后在一家艺术商店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我的屋子里挂着几张德加的画的复制品，对这些画，我已经变得十分喜爱了。
我常常想起海伦，这个人我只见过她的遗容，在我单独生活的时候，还一度梦见过她。我在海上的第一个夜晚，便把施瓦茨交给我的那些信，连看也没看，统统抛进了海里。在一个信封里，我摸到了一小块硬邦邦的东西，就在黑暗中把它取了出来。后来，在灯光下一看，那原来是一块扁平的琥珀，里头有一只小小的蚊虫，几千年之前被抓住，已经变成了化石。我把它藏了起来——一只蚊虫的垂死挣扎，被保存在一个金色珍珠的樊笼中，而它的伙伴们却都已经冻死或者被吃掉，从地球上消失了。
战后，我回到了欧洲。要证明我的身份，确有几分困难，因为那个时候，德国正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种族的成员企图摆脱他们的身份。我把施瓦茨的护照给了一个逃过边境来的俄国人——又一股难民潮开始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至于施瓦茨，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我甚至还去过一次奥斯纳布吕克，打听他的下落，虽然他的真姓名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是，那个城市早已成为一片废墟，谁也没有听到过他，而且谁也不感兴趣。在回车站的路上，我以为我看到他了。我撒腿就去追他。可是那是一位邮局的职员，他告诉我，他名叫扬森，他有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