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于“艺术独立”的人们，常常诟病文学上的功利主义；可是不幸也竟有和那些误解政治上功利主义的人一样，以为“功利”云者就是“金钱”或“利用”的代名词。这种误会已经很可怕了，尚有尤其可怕者：那就是因为误会的结果而把凡带些政治意味社会色彩的作品统统视为下品，视为毫无足取，甚至斥为有害于艺术的独立。
把艺术当作全然为某种目的而设，这一说大概现在也很少人坚信罢？文艺上的功利主义，初不待“艺术派”来作孤军的反对。再换一方面讲，功利的艺术观，诚然不对；要把带些政治意味与社会色彩的作品都起出艺术之宫的门外，恐亦未为全对。更说不上能否阻碍艺术的独立。因为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意见，搁在创作家或批评家手里，各自用法不同，效果亦不同，创作家愈坚执己见，愈有益于艺术之多方面的发展，批评家愈坚执己见，愈弄狭了艺术的领域。 而且文学作品之所以要趋向于政治的或社会的，也不是漫无原因的；空言不如实证，我们且举几个现成的例。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岂不几乎都是政治的或社会的么？为什么呢？ 克鲁泡特金说得好：第一，因为十九世纪的俄国人民是没有公开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他们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意见，除却表现在文学里，便没有第二条路给他们走。第二，因为十九世纪俄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达到了极点，俄国的作家大都身受其苦；因为亲身就受着腐败政治和黑暗社会的痛苦，所以更加要诅咒这政治这社会。所以浪漫的诗人普希金有时也要愤慨，而他的著作不能全然没有政治意义和社会色彩。这说的是俄国。 李特尔说全部的匈牙利文学史就是匈牙利的政治史；除了政治的社会的背景，匈牙利文学就没有背景。匈牙利文学这样畸形的——或许有人要说是畸形的呢！——发展，就是它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形造成的。我们晓得，直到最近，匈牙利的政治史就是力争独立力争自由的血战史。政治独立是他们的知识阶级中人脑子里惟一的观念；政治上不独立的痛苦，使匈牙利人宁愿牺牲一切以购求独立。他们又和俄国的作家不同；俄国作家是受制于自己国内的政府，他们却是受制于异族。俄国作家不能畅所欲言，匈牙利作家很可以畅畅快快的说。所以匈牙利文学简直是借文学来作宣传民族革命的工具了。 我们再看近代的挪威文学；挪威自一八一四年从丹麦手中转到瑞典手中，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他们的知识阶级无日不在要求政治上的独立。英国的哥斯说：“挪威稍有价值的诗人，都是政论家。”即使大艺术家如易卜生和比昂游亦永不能忘情于政治，比昂游且是个著名的自由党。十九世纪末挪威的文人没有一个不热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就因为那时代的挪威人的全心灵都沉浸在政治独立这个问题里。然而一到一九○五年挪威建为独立国，一九○七年得到英法德各国的承认，文学的指针也就转移方向了；这不是更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文学之趋向于政治的，并非漫无原因的么。 我们再举近十年内的波希米亚文学为例；但凡略为看过近代波希米亚文学的人，一定觉得惊异，波希米亚的戏剧家何以如此之多？但是我们若再进一步，看看这个被损害的小民族所处的地位，便当恍然于“戏剧家甚多”的缘故了。因为处在奥国政府强压力之下，只有戏院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喉舌。波希米亚文人不但把政治思想放在文学作品里，并且还拣取了一种最宜于宣传政治思想的文学的体式咧！ 我们再举一个可以代表一民族之全灵感的国民诗人为例；这就是保加利亚的伐佐夫了。伐佐夫是个梦想的诗人——据保加利亚现存批评家度茄诺伐所说，——是个赞叹自然的诗人，然而他一生所著，以历史小说为最多，顶顶大名的《轭下》就是一部保加利亚争自由史；他把赞美自然的笔来描写革命军的战争，就因为他自己是热心于革命的人，是参预一八七五年革命战争的人。由此可知即使是梦想的赞叹自然的诗人，因了环境的影响，他的作品会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的与政治的。 我们上面说的，都以证明文学之趋于政治的与社会的，不是漫无原因的；我们已经从事实上证明环境对于作家有极大的影响了，我们也从学理上承认人是社会的生物罢，那么，中国此后将兴的新文学果将何趋，自然是不言可喻咧。若有人以为这就是文艺的“堕落”，我只能佩服他的大胆，佩服他的师心自用而已！还有什么话可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