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百年以后，文献不足，只剩得若干断烂朝报，那时的学者来研究我们这时代，将有怎样的感想？
大概不外下列两派罢：尽信书者自然觉得“这一个可敬的时代”，除了少数“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顽不灵，就是蠢如鹿；怀疑论（或疑古）者，也许要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有夸大狂者，有低能儿，有白痴，——自然也有人工的哑子。 这当然是说笑话罢哩，事实上，可征的文献不至于散佚毁灭到那样的地步，百年以后——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学者一定能够正确地为我们这时代画一副真实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们同时代的人，只要见闻有所拘囿，倒会越看越糊涂，结果便会觉得在“尽信书”与怀疑论二者之间是起难自处的了。 对于现实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对于将来也不会失却信心；可是苦闷大概是难免的罢，这苦闷之味倘有成语可资描绘，我以为可用“啼笑皆非”这四个字。 不用多拉扯，我们只谈谈出版现象之一，——文艺书籍的供求情况。 文艺之必须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当前抗战的要求，这在今日是没有人反对的了，至少公开的反对是不大听见了。一方面，摆起俨然的嘴脸，申斥着文艺作家之未能善尽厥职，把社会的人心麻痹的责任归之于文艺作家，这样的论调，也听得过了。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却正式给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励着它们的滋长，而“不合抗战要求”的鞭笞，却常常落在那些绝不会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来一下刺激的作品的头上，——这样的事，实在也见过不少。所谓“写作的自由”，就表现在这样的天气上。 这是“供”“求”情况的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有甚于“缘木求鱼”，简直是“言不顾行”。 然而供求情况尚有其另一方面。这却是直接牵涉到所谓麻痹的人心了。书店老板谓之为“生意经”。书店老板可以给你看确凿的“统计”，他们的“生意眼”是从“铁面无私”的“现实”来的。“色情”的作品有销路；戴抗战之羊头，卖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于推销。包括清谈、扯淡、胡说八道、大言不惭、牛鬼蛇神、风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谓“风字型”的作品，其可销、能销与易销，有时且胜于前二者。独至于板起面孔写来的抗战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顾者大概仅是些满腔热血、傻而穷的青年，而关卡驿站每多留难，则推销亦属不易。老板的结论是：将本求利，他说不上有成见，无奈“社会”是喜欢那种调调儿，他有什么办法？ 当然，这是“现实”，但只是“现实”的一面。“社会”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钱而又“精力过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着知识的饥渴，转侧于感情的枯燥，不惜节衣缩食求读好书的人。因而书店老板的“统计”却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要真是好书，即使是百分之百严肃的抗战作品，销路还是有的。 一方面，抗战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面，出版家却也在找抗战作品：这是供求情况的第三方面。换言之，抗战作品在找读者，而读者也在找抗战作品。 有制造叶子牌、麻将牌、乃至春画的人；也有制造锄头、斧头、镰刀、锯子的人，现社会上充满了这些矛盾。因此，如果有所谓“制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会上先有麻痹现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产生后也反过来助长麻痹的），而消除社会上的麻痹现象需要政治上的强心针和清泻剂，文艺作品呢，可比作这针和剂的药引子。如果一方面盼望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文艺，而同时又不许文艺作品带着强心和清泻的药品，这何异南辕而北辙？这一个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作者，也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读者。 我们相信，现在有绝对多数（比起那些有钱有闲以消遣及官能刺激为目的之读者的总数来还是绝对多数的）态度严肃的读者，在渴求确能表现抗战现实的作品。他们是文艺书籍读者的绝对多数。这绝对多数的意义，并不表现他们的购买力，也就是并不从书店老板的帐簿上表现出来；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里就转辗传观以至于字迹磨灭，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们手里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讨论，非把它从里翻转向外是不过瘾的。 这样的好书必须具备下列诸条件：第一，它不能不讲到大多数人所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第二，它不能不揭露大多数人最痛心疾首的现象；第三，它不能只在问题的边缘绕圈子，它必须直捣问题的核心；第四，它必须在现实的复杂错综中间指出必然的历史的动向。至于文字技巧倒是第二义的。 这样条件的一部书，作者和读者心目中存之亦既多年；时代准备着这样的书何止十部二十部，时势培育出堪当这样责任的作者亦何止三个五个；然而至今，产生这样书的政治的条件尚未获得，反显得这时代的作家们未能善尽厥职。 三年半以前，检讨过“初期”抗战文艺的成绩，一般的意见认为“初期”作品热情蓬勃而认识不够深刻，题材范围尚嫌单调狭隘，未能多方面展开，作品形式则短小精悍有余而规模气魄都觉不够，这意见是对的。现在过了三年半了，我们回顾这三年又半的时期内，文坛的动向和作品的成就，比起“初期”来，又复如何？长篇巨著之出现，题材范围之由其重于前方而转到后方，乃至于采取历史的题材，这些都是近三年的特点。认识是较为深刻了，感情是较为沉着了，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但读者觉得还不够味，作者自己也何尝不觉得乏？下笔之时，左顾右盼，生怕被人捉住了那种小偷儿的心情（引用老舍先生语，原文忘了，意义如此，相信没有弄错，）哪一个作家不曾经验过？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早就料到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被许可反映到他作品中的现实不过是读者所耳闻目击者百分之一二，至于在现实的总体中恐怕至多千分之一二；而这百分之一二或千分之一二尚受抽筋拔骨之厄，作者几乎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的产品。旧时乡下佬捱了板子，还得称老爷圣明；作家们光吃了几下板子，还算是万幸。厨子做菜，如果材料受了限制，即使手段高明，也不会做出叫人满意的好菜。现在的作家和这样不幸的厨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近年来，材料受了限制的厨子们也只好在剁切上多用功夫了。技巧问题曾被注意研究，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作品光有思想而无技巧，当然不行。然而提高技巧只在下列的条件下方为进步的合理的：新的思想内容已经产生了新的形式，为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的完善，于是要求技巧的提高。贫血的女人不能乞灵于脂粉。贫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譬如果想从技巧方面取得补救，一定也是徒劳的。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就不免只是涂抹脂粉的骷髅。当然我们近年来的提高技巧的要求在主观上不是不要思想内容；我们的提高技巧不同于世纪末的欧洲文坛。我们仿佛是一支军队在进攻不可能的时期姑且磨洗武器、操演阵法，所以本意决不是想以技巧掩饰内容的疲乏。在这意义上，提高技巧即使成为风气，也不一定是要不得的。 可是看近来的情形，这一点本意渐被忘记；至少是被一部分作者忘记了。若干讲述（或研究）写作方法的文章，把技巧放在第一位；而讲到如何锻炼技巧的时候又往往把技巧当作一个纯粹手艺的问题，认为这是可以从思想的修养分离开来，是和生活的体验各不相关的。这样的看法，自然会（即使并非有意）引导到“技巧至上”的歧途。有些青年作家往往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就是技巧没有把握，所以要学习技巧！”这是表示他谦虚。但言外之意，除技巧外，都有点把握了，即思想是有把握的。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说这话的年青的朋友，思想上方向是正确的，或者只是思想上有了方向；但光是有了方向或方向正确，而要从纷纭错综的现实中得到透视和理解并进而以文学形式表现之，则显然是太大的奢望。所谓思想有把握，决不是能背几条公式，死记若干教条就算有了把握了。有终身以之而尚不能自谓真有把握者。所以强调思想问题，永久是必要的。不幸近年来提高技巧的风起却把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冲淡了。 世界的潮流逼着中国不能不前进，我们的文坛不能不负平时代的使命，－—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我们要争取最广大的反映现实的自由，我们要校正技巧主义的倾向。也只有如此，方能使麻痹人心的色情的消遣的作品不再能作书店老板“生意眼”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