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自由

林语堂Ctrl+D 收藏本站

一、为什么需要自由

自由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作为更高境界的幸福的实现条件。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观念可能很危险；认为，假如自由本身不是目标，假如作为更高境界的幸福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而无须自由的保证来实现，那么，有朝一日人们就可以抛弃自由。对此的回答当然再明确不过了：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知道情况为什么会如此，但情况的确如此。一个人只有在身心两方面都趋于自由，他才会感到幸福；有时候，精神上的自由比身体上的自由更加重要。有些人相信，人类幸福的新型社会体制可以通过实物的共同分配形式建立起来，而无须考虑幸福本身的基本条件，即自由的人们所了解所拥有的自由。这些人实际上在自欺欺人。我宁肯一个人自由自在行走在地狱里，也不愿意被人囚禁着参观天堂！一些人拥护独裁政权或者暴君式的独裁政权，他们的做法使得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整个传统蒙受耻辱。一些人赞扬极权国家是一种民主政治，并由此宽慰这类谎言的散布者，这些人确实已经大大背离了美国传统。

我们必须转而讨论美国信仰普通人的精神本源，搞清美国为什么信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我们必须再次关注爱默生铿锵有力的语言，关注体现在梭罗个人身上的神秘而充足的信心，关注杰弗逊本人，并检验他们立足的根本。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当代美国哲学家桑塔雅那。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认为：“在当代作家中，只有他（桑塔雅那）的地位才可以与爱默生相提并论。”a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和杰弗逊一样，桑塔雅那也把自由的话题与幸福本身联系在一起。他理想化的思考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凌驾于纯粹政治教条之上的领域，并赋予人类自由这样的角色：人类最终幸福的缔造者。桑塔雅那关于自由的观点明显建立在他的不抱有任何幻想但却一直令人充满幻想的自然主义基础之上，他主张的自然主义是关于人类生活终极目标的一个有生气的、异教徒的、有想象力的思想体系。

他们捍卫的是幸福生活的自由……这种探索和追求正常幸福的自由，这种使人变得明智的自由，这种与诸神和彼此和谐相处的自由。

——乔治·桑塔雅那

a“他不仅是一位十分深刻的思想家，还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散文家……我们只要把他与一位作家，如马修·阿诺德，作一比较，就会认识到，桑塔雅那才是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亨利·黑兹利特，《论坛》，1932年10月。

当古代人捍卫他们所谓的“自由”时，“自由”一词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朴实而迫切的利益：他们的城池不应该被摧毁，他们的领土不应该被掠夺，他们自己不应该被当做奴隶贩卖。尤其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自由蕴涵着更加深刻的意义。也许，一流哲学最深奥的设想体现在，自然界一方面与诸神，另一方面与人类之间均保持着固定的特性；因此，人世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虔敬行为，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一种纯粹的幸福，一种标准的艺术。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这些永恒的原则，他们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破除迷信，尝试新的政府机制，把生活转变为理性的艺术。因此，当他们捍卫他们的自由时，他们捍卫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自由。他们捍卫的是幸福生活的自由，是公开研究世界和人性的自由，这是其他民族不曾享有的自由。这种探索和追求正常幸福的自由，这种使人变得明智的自由，这种与诸神和彼此和谐相处的自由，是那种在塞莫皮莱通过殉难维护的自由，在萨拉米斯通过胜利证实的自由。

正如希腊城市代表世界的自由，哲学家代表的是希腊城市的自由。这两种情形涉及的是同一种自由，它不是在危急中徘徊不前或无意中吐露实情的自由，相反，它是一种至少为了本人严谨立法的自由，探索真正幸福的途径并将之编成法典的自由。这些智慧的先驱者中许多人都是鲁莽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无论遇到怎样的悖论也不会退缩。一些人谴责这类极为希腊化的东西：神话，竞技，甚至是多重性和物体运动。在那些繁荣的、喧闹的、喜庆的小蚁冢的心脏地带，他们宣扬没有痛苦和抽象的思想，而这是无法回答的科学怀疑论。其他人尝试一种美妙的、祭司式的优雅的生活方式，其中充满形而上学的神秘，继而他们形成秘密的社团，大有政治统治的倾向。愤世嫉俗者一边抱怨习俗，一边尽可能地让自己舒服起来，他们的角色变成了乞丐和可笑的寄生虫。保守派自己是很激进的，尽管他们很聪明；柏拉图为了保护自由的国度写出关于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章程。这是一曲自由的绝唱，这是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重新焕发青春、开始超人美德的第二次生命的一个处方。老人宁愿去死。

于是，许多人嘲笑——我们可能也会忍不住去嘲笑——所有那些专制的灵魂的医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丹妙药。然而，尽管他们争执不下，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可以发现一种纯粹的智慧，理智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智慧，因理智而清醒的人类可以将智慧应用于实践之中。人类继续显得放荡不羁，就像野蛮人一样将自由放置于他们的荒原之上，直到我们几乎不可能产生希腊哲学家和希腊城市的一流设想，即，真正的自由与某种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一种共同的科学规则，让我们中间的完美的人或是上帝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规则。

为了消除异教信仰，基督教会采用一流的自由概念。当然，现在，人们对政治高层所操控的领域的看法是不同的，并且人们对于对人类既适合又可能的幸福有一种新的体验；上帝和人类灵魂有一个可以被探索的固定的范围，教育、法律和宗教将会使它们和谐地发挥作用，这一假设依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生活的目标，救赎，包含在灵魂本身的本质中，救赎的途径借助积极的科学而确定下来，教会拥有这种科学，其中一部分已经清清楚楚，一部分尚在实验期。

因此，尽管教会忍受不了异教自由，即道德和知识多方面发展的自由，教会也感到，世界上之所以存在教会，它的目的是解救众生，并不断地为教会本身呼吁自由，而且教会感觉到它会完成这一使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教导、指引和安慰各个民族和各个时期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提升教会所认为的人类的完美程度，这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世上应该诞生圣徒，应该诞生尽可能多的圣徒。教会的教义反映的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古怪的看法，教会的指导和慰藉只是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任何流派的古代哲学家从来都不认可上述观点，教会对此也持异议。在追求正统观念的过程中犹豫不决，只会表现出自知之明的轻薄和匮乏。事物的真理和每个人的幸福只会存在于教会总结所有人类经验和所有神圣启示后为所有人一劳永逸选定的地方。因而，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中，教会完成其使命的自由会受到任何异端自由的敌视，也与任何激进分子的连续的独立相互冲突。

当谈到完美结局的时候，这种正统自由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它被称为圣洁。异教徒哲学家的自由也证明是一种呆板、严肃、伪装的姿态；然而，在基督教教规里，这种苦行僧式的真正幸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人世间的生活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而且患有遗传病。在这样的生活中，重新恢复的自由几乎不可能展示自身的至美至乐。但是，某种美好和快乐的确从圣徒身上显现出来；尽管我们不妨认为，这些圣徒的克己和赎罪是被误导的或是过分的，他们也必定会像斯巴达人和哲学家一样找到缓解他们痛苦的方法。他们的躯体和灵魂得以美化，尽管这一点在地球上尚未得到证实。如果我们敬佩他们而不模仿他们，我们也许会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绝对公正的评价。一流的自由是一种用武力胁迫的虚假的自由，是为苦行的贵族阶层保留的一幅拙劣的作品；在贵族阶层中，英雄主义和高雅举止表现出倒错的迹象，由于得不到有效支持，它们逐渐消失了。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不知哪一天，我们会再次发觉，我们现代人在黑暗中飘荡的自由是对自由最大的否定。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需要和平，因而发动战争。我们需要科学，并遵照信仰的意愿，我们在异想天开的想法中折腾自己，我们相信巨大的慰藉与平等，我们殚精竭虑努力地成为百万富翁。毕竟，古代人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自我方向必定依赖于具有确定的特性并了解它的内容，只有关于上帝和幸福的真理才能使我们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一真理的话。但是，如果只是对真理进行猜想——宗教先知和天才们正是这样做的——而后诅咒每一个不同己见者，是不能发现这一真理的。尽管人性有其实质上的固定性，它是一种充满变数的活生生的事物。因此，并非所有不同意见都是因为愚昧而产生的；这也许会体现出习惯或兴趣方面的合理变化。我们所挣脱的一流的基督教组织肯定是不成熟的，即使我们自由试验的唯一问题应当是引领我们重新取得某种这类平衡。至少让我们期望，一旦新道德产生，可能会比旧道德更加广泛地建立在对世界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那么绝对，不那么精确，不那么充分地体现于心不在焉的圣人音调的颂歌中。

[《一流的自由》，选自《英国的独白》]

二、“美国民主”和“苏联民主”

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在当今世界思想和世界政治的背景下自由的重要性。社会上一直存在一种对自由的叛逆思想，我个人认为这是极不正当的。在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忘记、忽视个人的权利，或与之妥协。他们的这种思想表现为多种形式，但其根源似乎在于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不够深厚不够强烈。热爱自由并非美国人的专有传统；对个人自由的热爱绝对是与生俱来的，可依据自己的传统和普遍的本能意识，美国民族比其他民族似乎更加明显地支持这一完美的观念。当我听到几个美国游客的谈话时，我感到浑身颤抖。一名聪慧过人的记者写了一本关于苏俄的书。从书中可以了解到，在西伯利亚露营地数以百万计的奴隶挨饿、死亡、丧失自由，而他对这一事实竟然完全无动于衷。社会利益高于一切。把每个人置于监管之下，但要保证他们的面包和黄油，消除贫困。这几位游客把自己称为托马斯·杰弗逊的精神后裔，杰弗逊本人会因此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眠。

当杰弗逊从欧洲归来时，在纽约和华盛顿他听到人们在餐桌旁窃窃私语，那正是他一直所谓的“君主主义者”的谈话。这让他惊恐不安。有这么快吗——当时才是1790年？内心的怀疑和背叛司空见惯，遗忘属于人之常情。所以，如今我们的思想经常背叛我们，我们再次开始遗忘。林肯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政治上只有两条永恒原则，“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都闭上可怜的嘴巴时，在这个国家，这一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全世界范围内，正义和邪恶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这两条原则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针锋相对，并将永远斗争下去。一条是人性的普通权利，另外一条是统治者的神圣权利。无论得到怎样的丰富和发展，这两条原则都会保持自己的本色。”66如果林肯今天还活着，他会说什么呢？我确信，他会再次勇敢地参与到辩论中，用他那严谨的逻辑、朴实而雄辩的语言证明，推崇斯大林民主政治的人反而是名副其实的背叛者。“当谈到奴隶制时，林肯灰色的双眼往往喷射出怒火……当谈到自由时……”赫恩顿（Herndon）曾经如此描绘过林肯的形象。你的眼睛无论是否会喷射怒火，一个极权国家的公民无论是否属于奴隶身份，无论斯大林是否拥有统治者的神权，这一问题都会依然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假装能够辨清“最高统帅万岁！”和“斯大林万岁！”的区别。我不能。

对于如今这种错误的自由主义思潮我应该作何解释呢？也许这是因为，某些美国人认为，自己天生是美国人，所以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自由思想的血液；而其他民族，东欧人和中国人，比如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只要这些极权政治保证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在宗教和知识上的自由受到压制。在我看来，这些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大错特错，他们对自由的信仰并不强烈，认为自由对其他民族无关紧要的人将会辜负他们在自己国家自由捍卫者的称号。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部分原因应归于某些用语，尤其是“民主”的措辞，也许是如今误用最多的一个词语。如今，民主是用得最乱的一个字眼，一方面，苏联共产主义者，不同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褒义词；另一方面，在民主问题上混淆视听是列宁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斯大林的极权政治鼓吹民主，披着民主的外衣，发表民主的言论，所以更加危险。如果我们稍不留神，某一天早上，我们从报纸上就会得知，首先倡导民主的是叶卡捷琳娜女皇，而不是托马斯·杰弗逊。

我们可以马上不再谈论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论什么类型的民主，如果不信仰个人不信仰自由，它是否可以称为民主。对此，杰弗逊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全世界只有两种形式的政府，即相信人民的政府和害怕人民的政府。

如果讨论自由，而不再讨论民主，那么，情况就简单明了了。你可以发出疑问，苏俄是不是民主政治，但是葛罗米柯（Gromyko）本人却丝毫不怀疑在俄国人们拥有自由。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认为苏俄是“有监督的民主政治”，我觉得他没有说真话。和俄国同样的体制，为什么希特勒的德意志帝国不被称为“有监督的民主政治”？在混淆视听方面，列宁取得了超过自己想象的成就。如今，虚假民主泛滥一时；当一名记者用熟悉的美国人的语调，谈论中国的“民主军队”，或者伊朗的“民主军队”，我会感到浑身战栗。莫洛托夫（Molotov）讲没讲过这样的话我并不在意，可这些话是一个美国人讲的！

“民主”一词的滥用造成其真正内涵的缺失。为了澄清“民主”的意义，我们可以抛弃这一用语，把相关问题归为自由范畴，而不再是民主范畴；或者，假如一定要继续使用“民主”一词，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词代表缺乏自由的民主，保留democracy指代拥有自由的民主。因为民主不能同时指代某一事物及其对立面；我们需要同情那些可怜的报纸读者，他们竭力用正确的方法思考一些基本问题，遗憾的是，由于用词的混乱，这些问题变得异常艰难。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如今，同样一个名称，却有两个内容，苏联民主和美国民主，二者从根基上开始就彼此冲突。如果前者更名为“democratsky（民主）”，其内容、特殊管理、军队、方针等改用形容词“democratov（民主的）”来描述，代替“democratic（民主的）”一词，那么，一切会显得清清楚楚。因此，如果一名美国游客想谈谈集权专制，使用词语“democratsky”或“democratov”政体，谁都会明白其确切含义。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democratov”选举和印度支那的“democratov”革命，对此人人都会满意。

语言是多么实用！还有一种新现象，叫做苏联帝国主义，在方针政策、意识形态和演变进程方面它都与英国帝国主义截然不同，世界上迄今为止对此尚无合适的名称。把它简单地称为红色帝国主义，会增加人们的困惑，因为人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联想起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已经演变为新的形式，而我们却仍然用旧的名字称呼它。依据一种深奥缜密的辩证逻辑，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们相信，俄国人也许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南斯拉夫人不热爱，后者因为“背离国际主义”的罪名而受到被清除出共产国际的惩罚。这是什么样的辩证法？假如忠于自己的国家是令人费解的思想，而忠于莫斯科却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那么，很明显，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应该为俄国而献身，而俄国人自己，为公平一致起见，也发出同样的誓言。我觉得这种逻辑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俄国人也许为了热爱自己颂扬自己而英勇斗争，可对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来说，“热爱自己的邻居”也就足够了。外部的民主世界很难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为了澄清思想，为了避免滥用字词，为这种新现象创造的任何新词语——杜撰一个具有俄语特点的单词，“sovimpism（苏联帝国主义）”——都会受到人们的喜爱，而英国帝国主义的名称显得古老而优秀，如果照抄它，等于诋毁它。接下来，正如我们需要受虐狂去享受虐待狂造成的痛苦一样，除了这个sovimpist（苏联帝国主义者）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必要的后续单词；“fosterist（促进者）”一词也许恰到好处。然而，除非我们设法改变这种语言的混乱局面，我们将一直不得不致力于改善我们自己陈旧的词汇表，而不是与俄国展开不懈的斗争。

我有意地离开主题，是为了更好地诠释当今世界背景下的“自由”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在现代政府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不可改变、不可逃避的对立面，即，希特勒式的害怕人民和杰弗逊式的相信人民。政府体制属于哪种模式，这并不重要；可能是君主政体、共和国、极权政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者是无政府状态。你能够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随意给它起名字，一度愚弄人民致使他们相信他们得到的正是他们真正缺少的，愚弄其他人想得到那些人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局外人认为他们已经得到，这一切都是通过巧妙运用语言来达到欺骗目的的。这正是人类的精明之处。

三、普通人

不言而喻，只有我们愿意认为普通人应该得到自由，只有我们相信很不完美的人类个体，我们才可以谈论自由。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就下断言的话题。正如杰弗逊所言，自由是一个神秘的信仰，尚未得到证明和检验；他相信他所接触到的殖民主义者的本能反应，并因此愿意检验自由。众所周知，从历史角度上来看，美利坚共和国只是作为一种实验形式被采纳，尽管现在证明实验取得了成功。这是第一次检验；当时法兰西共和国还没有诞生。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明显的游戏规则：要么委托普通人管理普通人，要么被他人所管理。共和国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也可以把这种信仰更准确地描述为普通人能够管理自己的准确预感。因而，相信个人的价值和权利是民主制度的根本依据和重要基础。

在那名清教徒前辈移民为之自豪的土地上就曾经体现了对个人的信仰。然而，据我所知，很长很长时间以后，这一信仰才得到一种有意识的哲理的证实，那就是爱默生的哲学原理。这并非易事。为什么认为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值得我们的信赖？美利坚共和国的先驱们对民主下的赌注就如同一个人在赌马一样。美国殖民主义者要求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这不是一次赌博，而是势在必行的愿望。但是在个人自由以及信任或害怕普通人的问题上，许多人举棋不定，意见不一。于是，杰弗逊和联邦党人展开了争论。如果杰弗逊赢了，并被选举为总统，这是因为美国人民喜爱他，这是因为，想要统治他们的英国人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不再希望他们自己国家的其他特权阶级管理他们——换言之，当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管理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管理自己。

这一主张非常冒险。到1792年，法国革命如火如荼，经过伪装的暴民统治遍及全国。但是，杰弗逊相信，美国的特殊形势和美国人民的特有品质能够使民主政治建立起来。因而，我也相信，在那段关键时期杰弗逊和美国人民取得胜利，今天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全部特质深受其影响。检验美国民族内在品质的实验成功了，因此，如今我们每天都在谈论普通人，从各种途径了解普通人，而忘记了当时信任普通人只是一场实验。

亚伯拉罕·林肯说道，上帝必定喜爱普通民众，因为他亲手创造了他们。那是一句睿智的、充满宗教色彩的话语。我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它之所以正确，并非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相信它。当然，客观地讲，它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上帝在太平洋里创造的鱼类要比在美洲大陆上创造的人多得多，他也创造了无计其数的苍蝇和蚂蚁，更不用说细菌了。我没有统计过细菌的数量，谁也不可能统计出来，但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在细菌和人类之间，上帝必定更加喜爱前者。但是即使上帝喜爱细菌，我们也坚决不会相信，上帝有意创造了一些能够在零摄氏度以下和沸水中存活的细菌。显然，关于普通人话题的客观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寻找确凿的客观证据绝非易事，因为，部分和整体总是不能吻合起来；哲学家们对他们的同胞表现出热爱和信任，于是他们往往到河岸边、市场上、地铁里进行具体调研，往往因为幻想破灭而悲伤。许多作家在其私人书信和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对人的个体表示热爱，而对人的群体表示失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这种爱失去了它的真正内涵，对哲学家本人来说，这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这正是亟待解决的固有难题。

1844年，爱默生发表论文《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和演说《新英格兰改良派》。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有人突然提出一个关于个人的神秘权利的主张。人们也许认为这全是爱默生的影响，但对此人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一信仰成熟的时机，有意识地迫切地宣布这一信仰的时机已经到来。爱默生早在1837年就发表了演说《美国的学者》，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把这篇演说称为美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他从此开始奏响“自信”的音符，一生都没有间断。“他越是进入到最隐秘的心灵深处，令他惊讶的是，他越是发觉，在那儿产生的预感是最合意的、最不隐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比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王国，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将是一种更加杰出的君主政体，面对敌人更加坚不可摧，面对朋友显得更加惬意和平和。……我们时代的又一印记……是开始重视人的个体……人与人的关系将如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可以勇于探索一切；你可以大胆面对一切。”听完这一席话，年轻人会感到很振奋。第二年（1838年），爱默生发表《在神学院的演说》。他感谢上帝创造如此多的卫斯理（Wesley）、奥伯林（Obetlin）、圣人和先知，“但是却说：‘我也是一个人。’”听到这一句话，年轻的神学家们也会感到振奋。1841年，他发表论文《自我依靠论》，“真正神圣的是你自己正直的思想。……一个人必须了解自身的价值，并将一切事物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他不要探头探脑，偷偷摸摸，不要像一个以受施舍为生的孩子那样四处流浪，也不要在这个本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做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子或者没有营业执照的私商。”1844年，他发表了上文提到的两篇论文；如果放在一起阅读，它们为普通人这一命题提供了最完整的哲学证词。

如前文所言，时机成熟了；上述观点遍及超验主义的方方面面。爱默生在《日记》中写道，一位B夫人摆了摆手说，“超验主义就是想得远一点”；一些住在国会大街的人们猜测它会使得许多合约失效。事实上，它意味着所有个体分享上帝的旨意。那个时期的作家，不论是不是超验主义者，都理解它的含义。梅尔维尔具有自己独到的超验主义理论，他于1851年在《白鲸》中说道：“那么，如果我以后将把高尚的品质，虽然并不明显，归于那些最卑贱的水手、背教者和被抛弃者；围绕着他们编织出一些悲剧人物来；如果即使在他们中间有最令人悲伤的或是最下贱的人，有时会把自己提升到高山之巅；如果我将以一种荣光去触摸工人的胳膊；如果我将把一片彩虹铺盖在他那夕阳西沉般的厄运上；那么，您，公正之神啊，您既然把人道的法衣铺盖在我们这些人的头上，就请您不顾人间一切批评，把我拯救出来吧！把我拯救出来吧，您这伟大的民主之神啊！”67在这前后，他曾在写给纳撒尼尔·霍桑的信中说：“因此，如果你到处看到或听说我所主张的彻底的民主氛围，你可能会有一种类似于想回避的感觉。一个普通人勇敢地宣称关在监狱里的贼和乔治·华盛顿将军同属于值得尊敬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人感到有点畏缩，是很正常的事情。”1848年3月27日，梭罗曾写信给哈里森·布莱克，前文曾对此进行过引述：“我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我开始成为我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认清你自己身上的骨骼；然后啃完、埋掉、挖出来、再啃。”1855年，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说道：“我就是我——这就足够了。”他们几位都受到爱默生的影响吗？和惠特曼自己的声明相反，我认为，他关于个人身份的神秘观点来自于爱默生的《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惠特曼从事哲学研究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从关注个人身份问题入手，然后逐渐了解哲学的全部内涵，而爱默生早就研究过个人身份问题，而且其研究成果详尽明确，令人满意。他对这一问题在性方面的阐释具有典型的惠特曼风格：“总是那种坚定的身份，总是那么优越，总是那种生活。”再看看惠特曼对自我的夸耀：“我溺爱我自己，于是造就了现在的我，浑身散发迷人的风采……”还有，他认为自己具有和“耶和华完全相同的体形”。对于一个青年男性来说，与其说这是哲学理念，还不如说他在自吹自擂。我们不清楚他是神秘兮兮还是糊里糊涂。然而，惠特曼竭力想说明个人的重要性，他在《民主远景》中尽可能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意图。

“人们讨论了许多其他事情——人们仔细聆听并默然同意了关于从属地位、经验、财产权等方面的许多确立已久的真理性的东西；关于我们的社会职责和社会关系所做的有价值的恰当的声明，人们给予了认真充分的考虑。这些讨论结束之后，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借助某种思想推动和改善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是：先抛开其他因素，男人和女人在自己的权利方面是至高无上的（对勤劳的穷苦民众来说这是最大的福音和慰藉），独自享有的，不可侵犯的，任何官方法规，即立法机关为保障国家安全曾经颁布的任何法规，或者甚至是所谓的宗教信仰、谦恭态度或艺术爱好等，都不能干涉这一权利。这一真理的传播是瞬间成为过去的三百年间最重要行为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活动的根基和生命。它得到了人所共知的发展，但人们为它默默地付出了太多的努力。社会模式不断变化，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形势不断动荡，在此背景下，我们却发现这一真理在稳定地向前发展并日益壮大，即使是当时思想的整合趋势非常强烈；这一完全独立的形象，个人尊严的形象，人的个体的形象，无论男女，其主要特征并非体现在他（她）获得的身外之物或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而是体现在他（她）自身的自豪感；作为最后的结论和概括（否则事情的整个格局会显得毫无目标、杂乱无章、并带有欺骗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扼要的思想：最重要最光荣的独立是人性本身的独立，它内在的、正常的、得到充分发展的品质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盲目信仰的影响……”

在《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一文中，爱默生为他的个人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通过考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得出结论：“人人都是有用的，但没有人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的，南瓜也是如此；但是田地里的每个南瓜在整个南瓜生长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爱默生充分意识到，在这个具有双重面孔的世界上存在抽象的个体和具体的群体，要想总结出关于二者的一般性理论，是相当困难的。他在文章末尾这样写道：“我喜欢作为个体的人，假如人的群体与老鼠的群体没有什么两样。”隐遁者总是想象关于人类的见解，爱默生此时扮演的正是隐遁者的角色。他“走进一群暴民中间，走进银行、机械工的店铺、磨坊、图书馆、轮船、帐篷；每当他到达一个新地方，他的表现均与傻瓜无异”。他发现，这个世界需要各种类型的人；假如人人都具有真实的才能，那么，人人都可以“轮流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关于抽象个体的思想多么高尚多么令人鼓舞，所有的个体，不管他是天才还是伟大领袖，都不是完美无瑕的。随后，他又从哲理角度解释说：“大自然将不会成为佛教徒：她讨厌对事物作出一般性总结，她举出数以百万计令人耳目一新的具体细节让哲学家目瞪口呆，羞愧难当……尼克·波托姆（Nick Bottom）无论多么努力，他都不能完成所有的角色；其他人将会付出各自的一份努力，世界将会因此而变得完美……假如像克赖顿（Crichton）一样令人钦佩的学者们和全能的天才们使她感到烦扰，她就会一事无成。车轮修造工整夜做着各种车轮的梦，马夫的部分生活属于他的马匹，自然更喜爱像他们这样的人；因为她在忙于工作时，这些人就是她的双手。”所以，“如果约翰是完美的，你我为何活在世上？只要一个人生存在这世上，他就有生存的必要；就让他为他自己奋斗终生吧。”然而，一方面，“我们坚持认为人的个体是有缺陷的，而另一方面，从感情和经验出发，我们竭力主张每个个体都有权利享受荣誉，都应该得到慷慨的礼遇。……假如我们在令人钦佩的关于一般概念的科学领域中不能够自发地有意识地取得进步，那么我们的明智之举就是去观察具体细节，并用适度的慈悲心肠从最佳细节中推理出大自然出众的才智。”实际上，当他谈到“上帝旨意”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和分配时，他带有一种印度唯心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的意味。在他的《日记》中他说道：“在每个人的肉身上显示出上帝旨意，是社会生活的完美法则。如果对照附着在马夫、花花公子和陌生人身上的上帝旨意证明自己的一切，那么你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因此，我适时地断言，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分子；自然通过满足他的需求使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避免他朝着宗教和科学的方向发展；现在，我进一步主张，只要每个人的天赋得到直接的温情的释放，他的个性就会得到最充分的渲染和证实；现在，我继续坚持认为，每个人同时也是一名普救论者，而且，正如我们的地球围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的同时还在太空中围绕着太阳一直进行公转，地球上最渺小的理性的人类个体，对自己的事情最关注的人类个体，尽管像是戴着假面具一样，他却解出了世界上存在的难题。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的；南瓜也是如此；但是田地里的每个南瓜在整个南瓜生长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因而，爱默生解决了一般原则和具体细节的难题。我发现这种对具体细节的强化，对直接经验的强烈意识，是美国思想的基本特征。爱默生是一元论者，威廉·詹姆斯是多元论者，可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两人均热爱生活中具体特殊的事实以及抽象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并为此备感困惑和煎熬；有关人类个体的重要性，两人均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哲学专业的学生将会轻而易举地注意到爱默生日记里的这篇文章，作为超灵的一元论者和倡导者，他在文中说道：“所以我断言，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分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他的个人主义理论的基础。在发现普遍物质的问题上，爱默生的一元论与事物的细微分级过程格格不入；他崇尚具体事实，把它作为整个事物的单元代表；他的意思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当一块生铁变成一块磁铁的时候，这块生铁的所有分子都发挥着磁铁个体的作用。

然而，我们却是在爱默生的演说《新英格兰改良派》中才聆听到他作为个人尊严的使者所发出的富有挑战性的重振活力的呼声。在这篇演说中，爱默生本人成为美国思想中众人瞩目的因素。他使得关于个人重要性的主题生气勃勃，他激励个人的信仰自由，他坚称“人类比想象的更加优秀”，正因为此，他才对一代代人产生了持久、有力的影响。一个人天生具有令人鼓舞的、释放个人潜能的新鲜活力，具有恢复个性的本能，这使得洛威尔听完爱默生的演说后在写给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的信中说道：“在爱默生演讲的整个过程中，我感到内心有个声音在喊道：‘哈，哈，他的话语如阵阵号角声催人奋进。’”其实，人的本性在这里再次展现出来。爱默生宣称：“让现场的每一位听众信服的是更崇高的生命、更出色的男儿、更淳朴的目标。”正是他的这一宣言，促使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在《哈珀斯》月刊上发表文章《编辑人员的舒适的椅子》，并写出下面的一段文字来评价爱默生的演说：“演讲者站在讲桌旁，读着他的演讲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静静地坐着，陶醉在他那动听的声音中……其中有些人认为他很怪异。听到他那逗笑的幽默故事或者用作例证的奇闻逸事，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捧腹大笑，他的谈话也就会因此陡然增色不少；一些听众心中激情澎湃，默默地表着决心，一边听演讲，一边随着心中产生的崇高希冀而心旌摇动……每当演讲者说完一席话坐下的时候，舒适的椅子会静静地待在那里，聆听着回荡在空中的丰富、美妙的旋律，仿佛风琴演奏者离去之后，年轻牧师的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常引用严肃的父母亲所说的话：‘我不去听爱默生先生的演讲，我听不懂。可是我的女儿们听得懂。’”68

下面的几段文字节选自爱默生的演说《新英格兰改良派》的后半部分。我之所以选择如此多的内容，是因为在美国思想中，这一主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只有顺从自己的天性。只有以合法方式参与最自由的活动。天使才可能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牵着他的手走出监狱的所有牢房。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我反对针对我们的教育和我们教育的人的怀疑论调。我认为，一个人的见解和品质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我相信优秀人士和智者的阶层，就不会再相信固定的怀疑论者阶层、保守派阶层、不满分子阶层、唯物论者阶层。我不会同时信任两个阶层。诸位应该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可怜的女人央求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国王为她主持公道，菲利普拒绝了她；女人喊道：“我要上诉！”国王十分惊讶，问她向谁上诉；女人回答道：“我对喝醉酒的菲利普不满，我要向清醒的菲利普上诉。”这个故事的寓意非常符合我的看法。我不会同时信任两个阶层的人，而信任具有两种思想基调的人，如喝醉酒的菲利普和清醒的菲利普。

根据柏拉图善意的表述，“一个人的灵魂很不情愿地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权利”。我认为，刻板的保守派、守财奴或是小偷等，没有哪个人仅仅会依赖想象中的必需品生活，没有哪个人会因为自己近视或目光呆滞而对此勉强接受。如果没有更神圣的魂灵显现或相应的圣日活动，一个人的灵魂是不会让他自由发挥作用的。只需要简单考查任何一个人的传记，就不难看出，我们并不会对我们所做出的各项成绩大书特书，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显得很大度，不时地将自己的表现与他相信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作一比较，然后对自己的表现显得不屑一顾——每个人都把自己推到敌对的一方，高兴地听他们如何评价自己，并因为与对方做了同样的某些事情而自责……

没有什么事情将会改变我的信仰，即每个人都热爱真理。大自然没有绝对的谎言，也没有绝对的恶意。把邪恶的主题借助轻松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最后的放荡不羁和亵渎神圣的行为。除此之外，世界上不再存有怀疑论调或无神论调。假如这能成为普通人的信仰，世上就会频繁发生自杀事件，地球上的人类也就会从此消亡。在某种教条主义的神学范畴，这一观念名正言顺，但是每个人的纯真和他对邻居的真实喜爱使得它如死水一潭。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选举投票现场。激烈的政治争斗使得每一位独立选举人表情庄重。这时，我身边有一个人表现得很出色，他冷静地注视着现场的人，说道：“我满意地注意到，在场的绝大多数选民，他们不论站在哪一边，都希望正当地运用自己的选举权。”我认为，处事周全的观察家们注视着这些人完成他们无可责难而又未知可否的行为之后，会一致同意，他们虽说有些自私和轻率，但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效忠祖国的共同目标而参与选举的……

由于每个人在教会和国家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人和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人和人之间能力上的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在坦诚、细致的交谈中，人们彼此之间敞开心扉，表现出极大的统一性。两个人坐在一起，相互之间完全理解，他们的谈话一定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让我们看看关于语言我们已经争论了多少！如果朋友之间都公认的一个头脑清晰、敏锐的人和一个最有权威的诗歌天才交谈，我觉得情况也许会这样：他们两人之间看来不会存在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不平等，完全的理解、彼此的接纳、相同的感受，消除了他们之间的诸多差异；那位诗人会坦白承认，他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好处，只是一点点小优势，借助这点优势，他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其他人做不到；并且，他的优势只是雕虫小技，可能会欺骗好逸恶劳的人，但对于热爱真理的人并没有影响；因为他们了解才华出众的不易，了解表达能力往往会花费太大的代价。我认为，最完美的人会坚信，一个人最完美之处与他并不完美的整体区分并不明显。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大的强项，这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他在其他领域缺乏必要的技术，反而会加大他对自己工作的胜任程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会因此而得到某种弥补，每次能力上的受限都会反过来增强他的能力。

前面的讨论以及相似的经历表明，人类与一个从未证实过的主要事实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的上下、前后都存在某种能量，我们就是这种能量的传输渠道……实现最高尚生活的公开渠道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事实，如此精妙、如此朴素，而又如此坚不可摧，尽管我从来没有描述过这一真理，尽管我从来没有听别人描述过这一真理，我知道自己拥有这一真理的全部内容……

假如先知的预言由于时机适宜成为吉祥的征兆，一个即将出生的人——许多人准备着他的降生，许多事件的发生预示着他的降生——将因为自己出身的高贵，因为自己将成为人上人而感到幸福；他将凭借自己的信任消除猜疑，他将运用自已朴素自然但往往被人遗忘的方法，他将无须殚精竭虑，而是依靠在我们的头顶脚下发挥作用的有效、和谐的自然规律。当我们遵循自然规律时，它会毫不怜悯地攫取我们劳动果实；当我们违反这一规律时，它会利用我们的覆灭完善自己。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信仰这一规律，否则“公正”这一词语就会失去它的意义。他们认为，最好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最终都会完成，否则我们的世界就会一片混乱。自然规律会奖赏某些行为，但却不是按照行为实施者的精心设计，而是遵照行为本身的规律。自然规律对人类说道：“每一段时间完成的工作，无论有没有酬报，其唯一的结果是：你完成了工作，你可以得到奖赏；不论你的工作是出色还是粗劣，是种植玉米还是创作史诗，你只要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地完成它，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它都将为你赢取一份奖赏。无论你失败多少次，胜利都是你一生的目标。做好一件事情的奖赏就是完成了这件事情。”

只要一个人习惯于透过表象观察事物，习惯于搞清楚这一高超的做法将如何没有例外、持续不断地盛行下去，那么，他马上就会实现心态的平和。他已经可以依赖地心引力定律，即每块石头将会落到它应该落向的地点；善良的地球忠诚有信，它带领着我们安全地穿越太空；我们无论是焦躁不安还是听之任之，我们都没有必要插手协助它运行下去。有朝一日，他将获取并学习引力定律所传递的些许教训：我们的生命轨迹就是我们全部工作，我们无须为宇宙的管辖提供帮助。考虑到一些有身份的人毫无根基的主张和虚假的名声，不要那么急不可耐地使我们的城镇恢复井然的秩序。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些人希望恢复城镇的秩序，他们为此正在辛勤地工作，他们一定会成功的。假如你不去批评这个那个教师或实验者没有恪尽职守，几天之后，他就会在所有人面前消极怠工。同样，如果让一个人进入完美的轨道，他就会变得强大起来。顺从自己的天性就是解放一个人思想的原动力。我们期望不再服从，期望远离自卑感；我们制定自我否定条款，我们喝水，我们吃草，我们拒绝遵守法律，我们被关进监狱；一切都是枉然。他只有顺从自己的天性，只有以合法方式参与最自由的活动，天使才可能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牵着他的手走出监狱的所有牢房。

我们处于美好和惊喜的包围之中，我们应该拥有的是快乐和勇气，我们应该为实现我们的志向而努力。人的一生是真正的探险过程，当勇往直前时，生活将为我们的想象力增添比任何虚构故事都要大的愉悦成分。

[《新英格兰改良派》，选自《散文集：第二辑》]

四、国家和个人

在某种很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梭罗是个人的提倡者；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是个人的辩护者。在康科德居民的眼中，这位隐居者行为十分怪异。夏日的一个上午，从日出到中午，他会一直坐在洒满阳光的家门口，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周围树影婆娑，有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直到太阳照射在他的草屋西面的窗户上，或是远处的公路上响起一辆游客的四轮马车的嗒嗒声，他这才意识到已是午后时分。他的目标是成为一根雪松木桩，浑身潮湿、阴冷，青苔渐渐爬满全身，他愉快地享受着苔藓轻柔的撩拨。此时，他俨然一名印度瑜伽修行者，或是庄子一样的圣贤，头顶筑有鸟巢，腋下生长着垂柳。梭罗曾经发表过许多极其出色的言论，其中的一条出自于他在1856年12月6日写给哈里逊·布莱克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如烟的往事像篱笆桩一样可以不必过分关注……那么，如果我变为一根雪松木桩，难道我不能满意吗？如果我变为雪松木桩而并非栽下木桩的农夫，难道我不愿意吗？难道我不愿意成为向农夫传道的使者吗？难道我不愿意拜访栽满木桩的天堂吗？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可是，我不会在乎自己是否会在那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对于普通意义上的美国智慧来说，梭罗的思想表现得有点偏激了。梭罗曾写过一篇关于“日厨镇”的随笔，当时作为编辑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果断删除了其中的一行文字：“它（松树）和我一样是不朽的，它也许会进入更高的天堂，矗立在我的头顶。”69

在邻居们的眼里，梭罗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古怪的人——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业余预言家、催眠术师、颅相学者一样，处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到处都是思想的信徒，正如树林里随处可以见到浣熊和花栗鼠一样。然而，梭罗却一直在深入探索生活的本质。达尔文努力证明的是人类的动物血统，而爱默生和梭罗正通过直觉的超验方法试图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邻居们觉得梭罗是个怪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快乐地生活着；他知道，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坐在松树林里，或是主持一个个黑果木聚会，正是人类需要的生活方式。既然他在内心里已经坚定了这一绝对的信仰，他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如烟的往事像篱笆桩一样可以不必过分关注。因此，当爱默生宣称个人与国家平等、与教会平等、与其他任何人平等，正如两个主权国家彼此平等一样的时候，梭罗的主张更深入了一步，他对事态的看法可谓高瞻远瞩：“我不希望与任何人任何民族发生争执。我不希望把头发分开，拥有左右区分鲜明的发型，或者把自己的仪容整理得比邻居显得光洁。可以这么说，我甚至找到了一个理由必须遵守这片土地上的法律。其实，我非常乐意遵守这些法律……从较低的立场上看，宪法虽说存在各种缺陷，但却符合民众利益；法律和法院庄重威严令人敬畏；即使现在这个国家，这届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也受到民众的敬仰；还有其他几件难得的事例令国民感激，不少作家都曾对此作过精心的描述。但是，从一个稍高的立场上看，我已经在前文对上述事情作过专门讨论；从更高的或是最高的立场上看，又有谁会对这些事情发表看法？或者又有谁会认为它们值得大力关注值得用心思考？”（《非暴力反抗》）

因而，梭罗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认真、诚恳地提出了一个主张，即个人比国家重要。他的这一主张清晰而强烈，宛如一阵嘹亮的号角声。他所感觉到的并非一种特异反应，而是一个与美国人的本能相符合的基本事实。和这类本能相反，如今的很多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他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他拒绝效忠于马萨诸塞州；并且，当《逃亡奴隶法》激怒他的时候，他“从容地对马萨诸塞州宣战”。当黑人伯恩斯被逮捕并重新沦为奴隶时，他默默地计划要“颠覆马萨诸塞州”。有一次，在一名牧师的支持下他拒绝缴纳税收，并准备蹲监狱，但“不幸的是”，有人替他交了税。于是，他随后干脆拒绝缴纳一美元五十美分的人头税。一天上午，他去一个修鞋匠那里取鞋，在路上，他被逮捕了，然后被投进了监狱。由于再次有人替他交税，他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继续前去取鞋。穿上修补好的鞋子后，他和一群人一起赶往两英里外的一座最高的山岭参加黑果木聚会。在那里，“再也不用受到马萨诸塞州的束缚”。

梭罗一向特立独行。他的所作所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然而，在他自愿入监一夜的行为背后蕴涵的真理具有前瞻性。正如亨利·塞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所言，他“为永恒”制定法律。下面一段文字是关于美国民主极为重要的一则声明。

一个国家只有逐渐意识到人的个体拥有强大的自主权，

它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文明的国度。

——亨利·大卫·梭罗

现在的政府当局，即使我愿意服从它——我乐意顺从比我懂得多做得好的人的意志，在很多情况下，我甚至也情愿听从说的做的比我差的人的意见——它也是一个有缺陷的政府；从完全公正的角度来看，它必须要得到受管辖人民的拥护和赞成。它对我的人身和财产并没有绝对的管辖权，它所控制的范围只是我所认可的事情。从大权独揽的独裁专制到受到限制的君主政体，从受限的君主政体再到民主政治，整个进程中越来越体现出对人类个体的真正尊重。即使是那位中国哲学家70也明智地认为人的个体是管理国家的基础。我们所了解的民主难道是改善政治体制的最后一个可能的因素吗？难道我们的努力不能再进一步以便促使人权的明确化和制度化吗？一个国家应当逐渐意识到人的个体拥有强大的自主权——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产生的基础——并且不同的个体应当运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文明的国度。一个国家最终可以做到对待任何公民都不偏不倚，把每个人都当做自己的邻居去看待；假如有几个公民的生活方式不符合这个国家的一贯要求，他们既不干涉国政，也不受到它的约束，而他们却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所有职责，那么，这个国家并不会认为他们的做法有损于它的安定团结。我一想到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心里就欣喜万分。一个国家若能孕育出这样的果实，并容许它在成熟时尽快脱离母体，这个国家的体制将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值得称颂。同样，我只是想象着这些情况，但目前它们却尚未发生。

[《非暴力反抗》]

美国很少有人像梭罗那样“喜欢蝗虫而不喜欢讲道”，所以，美国也很少有人能够领悟并效仿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然而，梭罗的确在印度有一个门徒，他的身份丝毫不低于圣雄甘地。东方人总是比美国人更容易理解梭罗的思想，因为梭罗的思想更接近于东方人的价值标准。梭罗从印度本土就汲取了许多思想养分。

在各个民族思想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梭罗对甘地的影响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1841年，在爱默生的家里，梭罗读完《麦努的律法》后写道：“《考鲁加评注的麦努律法》这一标题对我来说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它仿佛扫平了整个印度斯坦平原；当我的目光停留在那边的桦树、水中的太阳，或者树木的阴影上的时候，我的眼中似乎预示着所有这些现象的规律。”他于1845年进入森林，于1847年离开。1849年，他写出《对政府的反抗》（《非暴力反抗》）一文。1907年，大约六十年后，甘地在南非读了这篇文章。梭罗的传记作家亨利·S.索尔特（Henry S.Salt）曾对甘地做过采访，作为答复，甘地写道：“我第一次接触到梭罗的作品是在1907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当时我正处于非暴力反抗斗争的最紧张阶段。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一篇关于非暴力反抗的文章。它留给我的印象颇深。我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发表于在南非出版的一份杂志《印度舆论》上。后来，我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就大量地节选这篇文章的内容。文章写得很有说服力，也很真诚，我觉得有必要对梭罗作更多的了解。于是，我开始浏览你写的关于他的生平介绍、他创作的《瓦尔登湖》以及其他的随笔。所有这些作品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悦感，我从中获益匪浅。”71

甘地不仅仅是瑜伽修行者；他认为，思想上的真理，如若是真理的话，甚至可以应用于政治领域。宗教和政治的分裂是美国习俗中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可在印度并不存在。因而，甘地借此组织并发起了在世界范围内意义重大的非暴力运动。

我认为，正是《非暴力反抗》一文中下述若干段文字影响了甘地的思想，并引导他得出自己的结论。它包括下面几部分：（1）藐视法律；（2）不流血的“和平革命”；（3）不仇视法律代言人；（4）作为抗议与修正错误和非正义行为的手段，一个民族集体进入监狱的观点。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如果有十个人，他们十位都是诚实的人——哪怕只有一个诚实的人……真正地消除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被抓进县监狱……

——亨利·大卫·梭罗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非正义的法令。我们是否需要心甘情愿地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地修订它们，然后继续遵守它们，直到我们取得成功？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马上去违反它们？……

假如非正义行为是政府机器正常磨损的必然产物，就随它发展吧，随它发展吧；也许它偶尔会越磨越光滑，但最终这台机器必定会老化、瘫痪。假如非正义行为完全为了自身的需要配备有弹簧、或滑轮、或绳索、或曲柄，那么，你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可能并不比罪恶更具有危害性；但是，假如非正义行为的本质决定你成为针对另外一个人的非正义行为实施者，那么，我认为就应该冲破法律的樊笼。让你的生命成为阻止机器磨损的反摩擦力。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必须确保我自己没有去做那些我所谴责的不义之举。

我毫不迟疑地认为，自称为废奴主义者的那些人应该马上取消对马萨诸塞州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全部支持。他们应尽快建立一个多数人专制的政府，这才不会因为受到州政府的太多影响而改变立场。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和上帝的旨意保持一致就足够了，而无须等待多数人专制政府的诞生。另外，只要一个人的看法比他的邻居们显得更加合理，他就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多数人专制的政府。

我作为一名纳税人，一年一次——不再有第二次——与这届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一个代表即马萨诸塞州政府，直接地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是像我这种处境的公民必须与政府打交道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一政府因而就十分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认识我了吧。探讨这一政府机制是否合理，表达你对它的不满和怨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对于现在的事态发展必不可少的方式，就是拒绝承认这一政府。我的邻居是一位政府税务官员，他正是那个我要打交道的人——毕竟，我只能和一个人而不是他手里的羊皮纸文件去据理力争——而且，他是自愿决定成为政府代表的。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他如何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和所作所为呢？他不得不考虑他是应该把我，他的邻居，他尊重的一个人视为他的邻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是觉得我是一个疯子和扰乱社会秩序的人；他不得不搞清楚他是否能够不采用和他的行为相符的较为粗鲁、暴躁的念头和语言就可以克服困难，与邻居和睦相处。我清醒地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如果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我所认识的十个人——他们十位都是诚实的人——哪怕只有一个诚实的人，不再拥有奴隶，真正地消除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被抓进县监狱，那么，美国奴隶制度才称得上真正废除。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因为开始时的进展很小而觉得前途渺茫。只要是合理的事情，曾经做过一次，就永远做下去。然而，我们却更喜欢夸夸其谈，这似乎是我们的使命。改革的结果是，上百家报纸公开发行并服务于民众，而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民众服务。假如我那个令人尊敬的邻居，国家的一名特使——他天天待在会议室里试图解决人权问题，而不必面对卡罗来纳州监狱中的犯人的示威——打算让马萨诸塞州的犯人参与静坐示威，那么，马萨诸塞州——它非常急切地要把奴隶制的罪孽转嫁于相邻的卡罗来纳州，虽然在目前的形势下，卡罗来纳州发现马萨诸塞州之所以与它争吵只是由于后者的不友好行为——及其立法机关不会完全等到第二年冬天才考虑这一问题。

在一个不公正地囚禁任何人的政府管辖之下，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他的归宿依然是一座监狱……少数派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他们没有自己的任何权利，因而他们甚至连少数派都称不上；然而，当他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时，他们是非常强大难以阻挡的。假如摆在一个国家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所有正直的人士关进监狱，另外一条是停止战争废除奴隶制，那么，它会果断地选择其中正确的一条路线。假如有一千个公民打算不缴纳税金，这显然不是一种暴力、流血的做法；而缴纳这些税金，反而会造成国家实施暴力和无谓流血的后果。事实上，如果真的有人用不缴税的做法来反抗政府，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革命。有人曾经这样问我：“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倘若那位税务官员，或者任何一位其他政府职员，也这样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实际的事情，那就辞掉你的政府工作。”如果政府职员拒绝效忠国家，并辞掉自己的职务，那么，和平革命就宣告成功。但是，诸位也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种流血的局面。当一个人的良知受到伤害的时候，难道没有鲜血在流吗？这样的伤害促使一个人真正的英勇气概和不朽精神迸发出来，他流血是为了死得其所、永垂不朽。现在，我看见这样的鲜血正在奔流……

我已经六年没有缴纳人头税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曾在监牢里度过一夜。我站在那儿，环顾着监牢里的一切，两三英尺厚的坚固的石板墙，一英尺厚的木铁门，透进微弱亮光的铁格子窗户；我一边思考，一边禁不住为监狱管理人员的愚蠢行为而感到震惊，他们竟然把我看做纯粹的血肉之躯关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意识到他们为我选择了一处供我沉思的最佳居所，他们也许从未想到利用我做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我深知，假如在我和我的同乡人之间竖立着一堵石墙，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堵更难攀登或穿越的墙，直到他们渐渐能够和我一样自由。

在监牢里，我丝毫没有被监禁的感觉，牢房的石墙似乎是石料和灰泥的巨大浪费。我感到，在所有的同乡人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上缴了税金。他们显然不知道如何对待我，他们的行为与缺乏教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每一次恐吓我或者恭维我，他们都大错特错，因为他们以为我主要关心如何走出监牢。看到他们如此辛苦地锁上牢房的门，我不由得笑起来。我一个人待在牢房里，思想的野马自由地驰骋；这些思想毫无阻碍地跟随着他们出了石墙，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险因素。他们无法控制我的思想，于是就决定惩罚我的肉身；正如一群调皮的男孩子，他们要是抓不住他们所怨恨的某个人，他们就虐待他的狗。我意识到，这个国家还不够睿智，它就像一个生在富贵人家的寂寞女人一样胆怯，它分辨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仇敌。我对它失去了最后的一丝敬意，我可怜它。

[《非暴力反抗》]

五、杰弗逊式的民主

假如有人问我谁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我的回答将是托马斯·杰弗逊，除非我们对于“哲学家”一词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哲学家，用约翰·杜威的话来说，就是把自己关在“设备精良的健身房里从事辩证思维训练”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一称谓的意思是指产生最伟大思想的一个人，他影响了美国思想的全部状况，那么，我觉得，只有杰弗逊当之无愧。如今，在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普通人才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这一观点如此深入民心，以至于我们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忘记了在联邦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合众国的缔造者们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普通人是否有能力有信心管理好他自己。如果我们阅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它仿佛节选于今天的一位参议员所发表的演说——我们也许就会意识到这一思想基调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如果认为人类就是处于现状的人类，那么，谁管辖他们呢？他们的激情……我们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在于我们误以为人类比他们的实际表现更诚实。主宰我们的情感因素是我们的志向和兴趣；一个明智的政府将有责任利用好这些情感，以便使它们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所有社会群体都分为少数派和多数派两大阶层。前者属于富人阶层，出身高贵；后者指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安，因而他们很少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所以，在政府机构中，我们应该把第一阶层放在显著的、永久的位置上。”

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会议上的发言。假如今天的一位参议员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时如此遣词造句，他的朋友们会认为他是个疯子。这准确地衡量了杰弗逊对美国思想的影响程度。普通人，就像民主一样，已经成为了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如今，即使它的敌对方也肯定会认为它值得称颂，这要感谢杰弗逊。

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一开始，杰弗逊就把它明确阐述为信任民众和害怕民众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它变得异常尖锐。1816年7月12日，杰弗逊在写给塞缪尔·柯切沃尔（Samuel Keieheval）的一封信中如此宣告：“我不属于害怕民众的阵营中的一员。他们，而不是富人阶层，才是我们追求永久自由所依赖的对象。”他在晚年时期曾给拉斐德（Lafayette）写信说道：“一个病态、柔弱、胆怯的人害怕民众，从本质上来讲，他是托利党人。健康、强壮、勇敢的人心里装着民众利益，从本质上说他属于辉格党人。”一年以后，即1824年，他在给亨利·李（Henry Lee）的信中写道：“从身体条件上来说，人自然而然地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人，害怕、猜疑民众，希望夺走他们的所有权力通通集中到高层管理者的手中。第二类人，和民众水乳交融，对民众充满信心，认为民众最诚实可靠，尽管民众并不是公众利益最明智的保管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去世前不到两个星期，信中包含下述醒目的文字：“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或者转向人权问题。科学的光芒照耀世界，向每个人揭示了一个统一真理：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在背上配备有鞍状物，少数幸运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穿上马靴，装上马刺，并遵照上帝的恩典随时准备合法地骑在多数人的头上。”（1826年6月24日，写给罗杰尔·C.卫特曼的信。）

杰弗逊是经济历史学家们感到很头疼的一个研究对象。杰弗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之间的问题显然是自由和财产之间的问题。杰弗逊是一个有土地的贵族，他殷实的财富（他的“阶级意识形态”）应该影响了他的见解；而汉密尔顿只不过是个野心家，杰弗逊称他为“自命不凡的英国人”。也许讨论到这儿，人类心理学方面的一条原则——它超越了历史经济学家们的知识范畴——开始发挥作用，因为汉密尔顿很可能具备一位“冒险家”（亨利·亚当斯如此称呼他）的心理状态。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只注重表面事实能有何益？谈到富人阶层，我们记得，杰弗逊继承了一千九百英亩土地和八十三个奴隶。他的酒窖远近驰名。杰弗逊夫人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她继承了四万英亩土地和一百三十五个奴隶。72然而，杰弗逊是正确的；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特征——“一个病态、柔弱、胆怯的人害怕民众。”一种哲学理念正是一种性格特征的体现；它指的是一种思想的演变，这一思想总是具有主观性，尽管其演变进程总是循着辩证的轨迹；它总是从一个人的思想体系中汲取生命和力量，而这个人通过自己的性格特征与它融为一体。从宪法章程上来讲，杰弗逊是一名民主党党员（当时的名称是“共和党党员”），他在管理自己的酒窖和几万亩土地时所表现的是民主党人的性格特征。他尽其一生完善一个思想体系，即在知识、宗教和政治上追求自由。所以，这位弗吉尼亚州最伟大的贵族人士与该州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和牧师展开斗争。贵族阶层憎恨他，因为他赞成废奴；主教制教会的主教们憎恨他，因为他认为：“上帝创造的人拥有自由的思想。”他为弗吉尼亚州引进“建立宗教自由法案”，这使得弗吉尼亚州国教（美国新教）再也不能把长老教教友、浸礼会教友和循道宗教徒投进监狱。73

有人说，因为杰弗逊拥有一百个奴隶，所以在《独立宣言》中他对奴隶制度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根据他的《自传》介绍，由他本人起草、后来被国会删改的几个部分中包括下面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被删除，给丹尼尔·韦伯斯特（Damel Webster），甚至还有亚伯拉罕·林肯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他们很难从《自传》中找到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文字说明。“他对人性本身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人性中最神圣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代价却是从未冒犯过他的一个遥远的民族。他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半球当奴隶，或者在越过重洋往这边运输的过程中他们悲惨地死去。这场掠夺性的战争，是大不列颠基督教徒国王发起的战争，是异教徒当权者们的耻辱。他既已决定开放奴隶买卖市场，于是就开始滥用自己的否决权，企图压制、禁止或限制这种伤天害理的商业行为的每一次合法的努力。”也就是说，对杰弗逊来讲，人意味着所有人，包括黑人。“神圣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既属于白种人，也属于黑人，践踏了这些权利，就是“向人性宣战”。

如果去仔细研究杰弗逊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我们就会了解他的哲学理念赖以产生的性格特征。他写过许多极其精彩的书信，其中的一封（1790年4月11日）是写给他最疼爱的小女儿玛丽亚（波丽）的。当时，玛丽亚十二岁，而他是美国国务卿。“亲爱的玛丽亚，你在哪里？你好吗？你忙吗？……告诉我，你是不是每天都会看见太阳升起？《堂吉诃德》这本书，你一天读多少页？你理解了其中的多少内容？……你一天花在缝纫上的时间有几小时？你有没有机会再练习你的音乐？你知道如何制作布丁了吗？你知道如何切割牛排吗？会种菠菜吗？会喂养母鸡吗？亲爱的，继续努力，我一直都觉得你是好样的……既然你不希望别人记住你的缺点，就尽量忘掉身边每个人的缺点……”他给自己的大女儿玛莎（帕西）也写过一封同样精彩的信（1790年12月23日）：“我写这封信要责怪你们三个人。我离家以来，从来没有接到你们给我写的一封信，哪怕是一张字条。我觉得，你们很容易做到一星期给我写一封信，也就是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需每三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就可以了。而我，从一个星期的开始到最后一刻，都在忙忙碌碌，没有任何的休息，可我仍然能够每星期给你们写一封信。也许，你们觉得和我在信中无话可说。你们过得很好，或者这个人感冒了，那个人发烧了——这些，你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写信告诉我的，比如，一棵发芽的小草就能激起我的兴致；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从你们自己，到伯杰尔和格里兹尔（牧羊犬的名字）。”有几次，在他的信中，比如写给玛莎的一封信，我发现了他对人们的劝告，这肯定可以算作他的实用哲学理念：“如果你发觉自己陷入困境，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出来，只需去做正确的事情，你会发现这就是走出困境的最佳途径。”（写于1787年4月7日的信）他对“我的家庭、我的农场和我的书籍”总是热情澎湃。他在写给约翰·麦利史（John Melish）的信中说道：“一个诚实的人在对他的同胞行使权力时不会得到任何乐趣。”当他从政府职务引退后，他曾给阿伯马尔县的居民提出许多忠告，他撰写的一篇教导之言（1809年4月3日）可谓最精彩最有趣：“我早已不再履行这个光辉时期所赋予我的重要职责，一些人受民众重托义不容辞需要履行的职责，那些职位上曾有的荣耀、混乱、喧闹和显赫，都已成为过去；他们都只是深深地叹息，以期获得个人生活中那份安宁、那份轻松，获得与你们——我的邻居和朋友，真情交往的那份愉悦，获得对亲人的那份眷恋之情，这一切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它们使每一段时光显得温馨、甜美……那么，处在我的邻居们中间，面对世人，我问心无愧，‘我牵走过谁的牛？我欺骗过谁？我压迫过谁？我从谁的手里接受过贿赂，结果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信件比起他的政治言论，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加清晰的图画，我们从中了解到杰弗逊作为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的所言、所行。正是他的这种从根本上来讲属于民主主义的性格特征才使得民主制度在美国成为可能。看到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这一代人的卓越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时，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由的人类，而且还使他们具有出众的性格特征。

1811年1月16日，杰弗逊给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一则有趣的逸事足以说明汉密尔顿的个人性格。当时，拉什想方设法安排约翰·亚当斯和杰弗逊和解，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杰弗逊写这封信总的来说是为了维护亚当斯的温和立场。“当时，他（亚当斯）是副总统，我是国务卿，我接到正在弗农山的华盛顿总统的一封信，要求我把各部门领导者召集到一起，并邀请亚当斯先生参加（顺便提一句，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为了确定一种需要派遣人员到别处的方案；最终决定，由我来实施这个方案，而无须再拿给他审批。我邀请他们和我一起用餐，餐后，我们一边品尝葡萄酒，一边讨论我们的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其他谈话继续进行。这时，亚当斯先生和汉密尔顿上校在英国宪法的功过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亚当斯先生认为，如果革除了其中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它将是人类曾经修订的最完善的一部宪法。相反，汉密尔顿坚持认为，虽然存在着不少缺陷，英国宪法仍旧是国家政体赖以形成的最完善的标本性文件。他还认为，如果修订其中的缺陷，借此构建的政治体制就会失去其现实意义。人们可以确信，这就是这两位绅士政治原则上的真正分歧所在。在那次场合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进一步阐明了汉密尔顿的政治原则。当时，房间里挂满了知名人士的画像，其中包括培根、牛顿和洛克。汉密尔顿问我他们分别是谁。我告诉他，他们是世界上曾经诞生的三位最伟大的人物，并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裘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亚当斯做人诚实，当政治家也诚实；汉密尔顿做人诚实，但是，作为政客，他却相信很有必要借助武力抑或腐败来管辖民众。”

如杰弗逊所言，汉密尔顿哲学思想和杰弗逊哲学思想转化为两种基本态度：害怕人民和信任人民。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只能靠历史去检验了；害怕人民和信任人民，从根本上来讲，都属于人类本能，人类预感。杰弗逊预感到，人民是有信心管理好他们自己的；这是历史上美国人有幸产生的最明智最重要的预感。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上述两种哲学思想是由两种恐惧心理引发的：汉密尔顿害怕人民，杰弗逊害怕某个阶层会永远控制政府。杰弗逊不信任政府，正如汉密尔顿不信任人民一样。74因为杰弗逊怀疑政府中的统治阶级，今天的美国人民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政府；汉密尔顿害怕人民，如果当时他取得了胜利，今天的美国政府将不会害怕人民。

为什么杰弗逊害怕特权？他从欧洲带来的不仅有启蒙哲学，还包括他对欧洲大陆上社会罪恶和经济罪恶的个人见解，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不信任特权阶层。有一次在用晚餐的时候，麦迪逊告诉我们，有人反对民选总统，而赞成世袭统治者。杰弗逊站起身来，满含讽刺意味而又不失幽默地说道，他听说，“在某地的一所大学里，数学教授是世袭的。”

杰弗逊非常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国家当权者们的情况，他认为他们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事实上，他描绘出了欧洲大陆统治的全景图。他在给约翰·兰格顿（John Langdon）州长的一封信中写道（1810年3月5日）：“在思考当时的欧洲各主权国的管理特点时，我常常会哑然失笑。路易十六是一个傻子，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按照当时对他的审判结果。西班牙国王是一个傻子，那不勒斯王也是傻子。他们在狩猎中度过一生；他们每周派遣两名送快信的使者，长途跋涉一千英里，相互通报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分别捕杀了多少猎物。撒丁岛王是一个傻子。所有这些统治者都属于波旁家族的成员。葡萄牙女王，一位布拉干萨王室成员，本来就是白痴。丹麦国王也是白痴。他们的儿子们作为摄政王，行使政府权力。普鲁士国王，伟大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继任者，在身体上像一头肥猪，在思想上是一个白痴。瑞典的古斯塔夫斯（Gustavus）和奥地利的约瑟夫（Joseph）真是两个疯子；英格兰的乔治王，你知道，总是穿一件笔挺的西装背心。于是，只剩下年事已高的凯瑟琳（Catherine）了，由于她是后来才开始执政的，她还没有失去普通的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波拿巴（拿破仑）妄想打垮欧洲诸国；而欧洲诸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进行一场有效的斗争就丧失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动物一样的统治者们变得没有主见，没有能力；于是，这样的世袭君主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亚历山大，凯瑟琳的孙子，至今仍是一个例外。他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可他在其家族中才属于第三代君主，他的家族尚未消亡。说到这里，关于君主的话题就告一段落。上帝把我们各位从他们手里解放出来，并且把你，我的朋友和所有像你一样优秀的人以及真理，牢牢地掌握在他那神圣的手中。”

分析了所有这些事例之后，杰弗逊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既然特权会导致腐败，政府体制又不能依赖武力去维持，一个优秀的政体就必须建立在培植民众势力和政令上通下达的基础之上。“我并不支持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他与刚从巴黎归来的麦迪逊通了一封信（1787年12月20日），在这封重要的书信里，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宪法草案的批评。信中的这段话显示了他的个性特征。“自始至终，它都主张压制人民。实际上，它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统治者们的舒适生活……握在政府手中的权力，无论是大是小，都不会压制住人民的反抗情绪。”他在这里提到的反抗是指法国和土耳其的人民起义。他请求麦迪逊考虑这些情况。“最后，我要说的是，是增强政府权力，还是放权于人民，究竟如何去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平。放权于人民，是最可靠最合理的政府发动机……为了保护自由的权利，我们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了解清楚杰弗逊的民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尽可能地用下面的几个要点作一概括。75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彻底记住共和主义的教训，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彻底记住这些教训；在他那个时代，一些人没有注意到它们，而今天，当我们谈论世界民主的时候，它们又被忽略了。一些美国人，比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建议，如果仔细研究支持美国宪法的八十五篇文章以及美国宪法本身，对于探讨世界联邦政治的那些人来说，应该有所帮助。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很有现实意义。76今天，世界联邦主义者正是杰弗逊主义者，这只是用语上偶尔产生的混淆；而目前在联合国组织中构建的汉密尔顿思想体系，汉密尔顿本人如果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至少，汉密尔顿相信联邦制度，相信多数人原则。旧金山的联合国宪章制定者们在保守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于采用未经证实的、闻所未闻的一致性原则代替多数人原则。他们的堕落过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思想倒退的标志。如果我们期待联合国发挥作用，我们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否则，联合国将仍旧是一个缺乏现实意义的国际组织，如同一个华而不实的店面，如果用准确的术语来描述，它只能称为富人政治。杰弗逊坚定地认为，多数人原则的对立面只能是武力。而我们选择了武力。

（1）只有把权力托付于人民才最可靠。为了搞清共和主义的内涵，杰弗逊在写给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信（1816年5月28日）中说道：“如果让我来给这个术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一个由多数人管辖的政府；每个人都遵照多数人建立的制度直接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之中；其他任何政府体制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共和政体，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这与它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是完全一致的。”他又说，“在共和国一词的概念问题上，我们无须再说：‘它含义丰富或者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共和政体，因为从其组织结构上看，它们在选举和管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受欢迎程度；我一直认为，把人民大众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人民自己才最可靠，尤其认为，由于人民的所谓代表的损人利己而造成的罪恶现象比起涉及人民欺诈行为的罪恶更加有害，因而，我欢迎这样的政府机制：人民大众尽可能多地参与政府管理。”在写给希腊医生和文献学者A.考雷（A.Coray）先生的一封信（1823年10月31日）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能怀疑，由于人民是最诚实的，所以，人民，尤其是加以适当引导后，是公众权利唯一可靠的托管者；因此，应当让人民来管理公众权利，充分发挥出他们在每一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时候，他们偶尔会犯错误，但是他们从不故意犯错误，从来不会抱有有组织地、毅然决然地推翻政府体制自由原则的目标。相反，世袭政体——一直存在着，总是关注着自身力量的扩大——却利用每一次机会增加符合他们自己规则的特权，从而侵犯了人民大众的权利。”

杰弗逊和斯大林两人都清楚，最底层的土地所有者才是人民自由的最大支持者；他们两人都分别作出自己的相应反应，究竟是热爱还是征服这些土地所有者——这也许就是两人的追求目标——以便促进或者摧毁人民的自由。杰弗逊主张不同级别的个人所得税和土地重新分配制度，“只需谨慎行事，使得这些细致的划分完全符合人类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他认为，“地球是人类赖以劳动和生活的普通舞台。假如为了刺激工业发展，我们征用部分土地，我们就必须保证那些没有享有这种土地权的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如果我们没有征用土地，在地球上劳动的基本权利就又属于最底层的人们。”接下来他又补充说道，“最底层的土地所有者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组成因素。”（1785年10月28日写给麦迪逊的信）之前，他给约翰·杰伊（John Jay）写信（1785年8月23日）说道：“地球上的辛勤耕耘者才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充满生气，他们独立自主，他们品德高尚；土地这条最持久的纽带把他们与自己的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与国家同甘共苦，他们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休戚相关。”

（2）通过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实现人民自治。杰弗逊坚决主张“把国家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他写信（1816年2月2日）给与他一起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合作者约瑟夫·C.卡贝尔（JosephC.Cabell）说道：“建立一个可靠、有效的政府的途径，就是不要把政府委托于一个人去管理，而是让很多人分而管之，让每个人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通过这种划分和再划分，共和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最高主权国家，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最后到达最底层的形式，即，每个人管理好自己的农场；把一个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划归他来监管，如此这般，人人尽职尽责，国家繁荣昌盛……古代的加图（Cato）每次演讲的结束语是‘摧毁迦太基’；与他相似，在每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我都要在最后提出自己的忠告，‘把县划分为行政区’。我确信，行政区的划分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政府将不会发生蜕变，政府权力将不会集中于个别人、几个人、出身显赫的贵族手中，也不会全部集中于多数人手中。”在写给约翰·泰勒的信（1810年5月26日）中，他更加详细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我内心坚信两个伟大的方案，只有借助于它们，共和国才能强大起来。第一种方案就是大众教育，使得每个人对于怎样做将会保障自由、怎样做将会危害自由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第二种方案是，把每个县划分为数个百户邑，确保每个百户邑都建有一所中心学校，这个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够去那里上学。然而，这种划分要符合其他许多基本规定。每个百户邑除了有一所学校外，还应该拥有一名治安法官、一名行政长官和一名民兵组织指挥官……所有选举活动应该以百户邑为单位分别进行，然后把所有百户邑的选票集中到一起。”由于有些行政区太大，人们很难聚集在一起投票选举。考虑到这一点，他给塞缪尔·柯切沃尔写信（1816年7月12日）说：“每一个行政区的区长将把他的选民召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比如讨论现在的这个问题，然后把选民赞成和反对的简单表决结果汇总起来交给县法院，县法院再把所有辖区的选民意见汇总起来，作出权威性的合理裁决。于是，通过这种全社会的共识，全体人民的呼声得到了公正、充分、平静的反映、讨论和裁决。如果关闭人民的这一自由言路，人民的呼声将会通过武力形式传递出来；于是，就像其他国家的现状那样，我们将没完没了地陷入压迫、反抗、改革，再压迫、再反抗、再改革的怪圈，周而复始，永远没有尽头……”

（3）多数人法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原则。1801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杰弗逊认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包括对多数人所作决定的绝对服从，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原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诉诸于武力，这是独裁政治的重要原则和直接根源”。他在写给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凡·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一封信（1817年6月13日）中说道：“共和政体的首要原则是，lex majoris partis（多数人法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则，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对社会的意愿所作的一次性表决中多数人的共同心声，是如此的神圣，仿佛所有人的意见都达成了一致。认真考虑这样的意愿，这在政治体制中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但它也是人们最容易忘记的一条教训。这一法则一旦被忽视了，就只能诉诸于武力方式，这必然会导致独裁政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没有哪两个人会对一系列问题达成完全的一致；无论如何，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要么像有智慧有教养的人们那样接受多数人的决定，要么通过击败对方使这一决定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这一点，即使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不知道，杰弗逊也会很清楚。不会有第三种选择。只有傻瓜或者空想家才会相信人们的意见会达成完全一致。英国政府内阁成员的意见达成完全一致，只是内阁的共同责任理论所衍生的一种虚幻的情况，而这种一致性本身却是建立在下面的基础之上，即在多数人的意愿公布于众之前，人们在内阁会议上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联合国中的五个大国（常任理事国）希望保持一致性原则，只是因为每个大国都想维护自己作为独裁者的权威，并且，只要它愿意，它就会肆意表现自己的意愿，而丝毫不理会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意愿。

无可非议，联合国宪章是反民主的。这是世界富豪统治的简单公式。首先，通过剥夺联合国代表大会除说话权和建议权之外的所有权力，通过把真正的权力集中于安全理事会，消除各国驻联合国代表手中的一切权力；然后，通过一致性原则和否决权麻痹安全理事会。现在，五个大国几乎就像冬天的夜晚蜷缩在地下洞穴里的五只刺猬；它们挤作一团，相互获取温暖和自信，只要不触摸到彼此身上尖利的刺就会无所顾忌，一旦触及对方的刺，就会马上分开。假如有人告诉我这五只刺猬将要实现世界和平，哦……或者，假如他们之间将要实现和平，并置整个世界于不顾——只要他们坚持那条有勇无谋的一致性原则，他们就会如此……那么，我们真的会作何评价呢？我们不需要五个大国实现小国的和平，后者根本就不需要。世界需要五个大国彼此之间实现和平，并且不要干涉小国的内政。五个大国给世界人民造成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各国人民因为他们的缘故而遭受苦难，难道他们还不能感到羞愧吗？难道他们还能够傲慢地端坐在安全理事会，装模作样地去裁决、去“帮助”那些被谣传为由于教育匮乏和生活水平低下而威胁世界和平的小国吗？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破坏并摧毁整个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将会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被“喂养”得膘肥体壮的民族，而不会是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或者爱斯基摩人。我认为，教育是指反省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充分意识到，遵循多数人法则，接纳那些将不会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的意见，将会意味着它们自愿地失去管理世界的权力。然而，藐视民主法则的常识，期望这样的一个机构会发挥作用，说明了一种可悲的混乱的思想状态。假如一个民族的代表不能清晰地思考问题，这个民族怎么可以自诩为受过教育的呢？我确信，有朝一日，只要大国努力地教育它们自己，一个真正民主的世界和平组织将会逐渐形成，因为我也确信小国对此是不会阻碍的……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讲，那五只刺猬只不过是那三只刺猬神话般的变体，后者认为，它们将会永世长存，它们将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凭借自己的无限智慧摧毁整个世界。它们从来不讲民主，它们从来不讲与民主有任何关系的事情。这就是造成我们今天现状的原因所在。

（4）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多数人达成民主共识的整个进程中，有一部分属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杰弗逊曾经起草并倡议在弗古尼亚颁布的《建立宗教自由法案》（1779年），在这个法案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最后一点，这一真理是伟大的，只要不干涉她，她将会发扬光大；她是谬误的真正对手，在与谬误的冲突中她无所畏惧，只要没有人类的介入，她就不会丧失自己的天然武器，即自由辩论；当她可以自由地与谬误对抗时，谬误将不再具有危险性。”至于新闻自由，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道：“令世界很感兴趣的是，我们应该公正地、毫无保留地完成一个实验，无论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言论自由对于宣传和保护真相是否充分……在这里，我不想做出任何这样的推理：国家为了反对不正当的、诽谤性的出版物而颁布的法律不应该得到执行……然而，这一实验影响深远，它证实，既然真相和理智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由虚假事实造成的错误观点，只注重真相的新闻舆论就不需要其他的限制了。”

杰弗逊是一个满怀信仰的人。“我喜欢憧憬未来，讨厌回顾历史。”他在1816年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道。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属于热情的‘愚蠢行为’，而不是偏执或者奸诈的荒唐之举。偏执是病态的无知行为，是病态的思想状态；热情也是一种病态反映，但却是思想自由、心情愉快的反映。而教育和言论自由是二者的解毒剂。”于是，他自己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愉快起来。“我们必定要阻止无知和野蛮行为的重现。旧的欧洲将不得不依附在我们的肩膀上，在牧师和君主苦行僧般的束缚下，在我们身边艰难地蹒跚而行。”作为一位先知，他犯了个不大的错误，尽管今天的欧洲已经摆脱了牧师和君主苦行僧般的束缚；极权主义专制君主，他的老对手，今天穿上了与往日不同的长袍……他无法预知这一点。他也不会相信，在美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如此多的背教者。而在他的全部书信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和约翰·亚当斯和解后他写给后者的第一封信（1812年1月21日）。当时，这两位美国前总统有时间反思他们过去四十年的经历，并能够预言美国的未来。

而且，我的确相信，我们将继续大声喊叫，继续变得强大，继续取得成功。

——托马斯·杰弗逊

你的一封信唤起我的许多珍贵记忆。它让我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当时，尽管面对着无数的困难和危险，我们两人携手共进，并肩作战，为的是完成一个共同的事业，一个对于人类极其宝贵的事业，即人类的自主权。我们一直划着同一支桨，在我们前面总是涌起惊涛骇浪，我们的小船几近倾覆，然而，每次我们在大声喊叫中都化险为夷，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双手渡过急风骤雨，最终停靠在幸福的港湾。而我们并不奢望前面没有艰难险阻，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在你当政的时候，是法国的蹂躏；我在位时，有英国的劫掠，以及柏林和米兰法令；现在，又出现了英国会议政令，以及它们批准的海盗行为。当这一切结束时，又会发生征召海员之类的事情……如此这般，直到现在，并还将这样持续下去，不论我们是困惑，还是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而且，我的确相信，我们将继续大声喊叫，继续变得强大，继续取得成功，直到我们建立一个联盟，强大、睿智、幸福，并超越人类以往所经历的一切伙伴关系。

[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1812年1月12日]

[2]《人猿世界》，克劳伦斯·戴伊著，经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Alfred A.Knopf）公司许可再版。版权，1920年，1948年，凯瑟琳·B.戴伊和克劳伦斯·戴伊。

[3]“如今，这样一种（对于经验的）信念既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倘若如此，与其说这是哲学思想，还不如说是某种常识。”——《生活哲学》。西蒙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我仍然认为这是常识，尽管它属于“哲学思想”。

[4]《老子的智慧》，现代图书馆。

[5]《英国的独白》，乔治·桑塔雅那著。

[6]当桑塔雅那谈到人类意识的自我分析这一独特问题时，他完全忽略了道德生活和自然世界，他很生动很合时宜地说：“这条有思想的狗丢掉了口中的物质，转而抓住了他自己的大脑曾给予他的对物质的反思。怀着轻松、愉快，甚至是自负的心情，哲学家庭中年龄最小的孩子抛弃了所有传家宝，这真是奇妙的事情。”——《英国的独白》。

[7]参见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著《科学与现代世界》，尤其是第九章。

[8]参见F.S.C.诺思罗普著《东西方的碰撞》，尤其是原著第304页至第306页和第443页至第454页。

[9]威廉·詹姆斯，《信仰的意志》。借助他的“理论体系”，人类尝试用各种方法打破原有的物质世界，建立某种新的秩序；在随笔《反作用与一神论》中，他对此作了精彩的概述。他所作的评述十分周全。这两篇随笔收在《信仰和道德散文集》中，朗曼·格林公司1947年出版。

[10]乔治·桑塔雅那，《爱默生》，选自《小品文集》。

[11]这是个重要命题。笛卡儿在其“思索”中的确谈到了感知（途径）问题。

[13]也可参见爱默生著《幻觉》。这篇文章旨在阐述我们的思想会产生幻觉的观点。顺便提一句，这是爱默生最杰出的创作之一。

[15]选自于《生活哲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经授权再版。

[16]这是一篇关于“经验”的随笔。我认为，这篇文章是爱默生看见在布鲁克农场布朗森·阿尔科特叉干草或霍桑努力为奶牛挤牛奶之后突发灵感而创作的。玛格丽特·富勒超验主义的奶牛用尖角攻击其他的奶牛。当时的场面一定是一片混乱。霍桑在写给未婚妻索菲亚·皮波蒂的信中说：“（1841年）4月14日，上午10点钟。亲爱的，昨天晚上，我没有挤牛奶，因为里普雷先生担心我做不成这件事，或是怕我被牛角刺伤——我不清楚究竟是哪个原因。”

[18]关于“战争圣地”的随笔，选自于《英国的独立》。

[19]参见查普曼为《爱默生和其他散文》1909年修订本撰写的前言。

[21]选自霍姆斯法官于1930年5月20日写给弗雷德里克·鲍罗克先生的信。这封信收录在《霍姆斯一鲍罗克书信集：霍姆斯法官先生和弗雷德里克·鲍罗克先生通信录（1874年至1932年）》，马克·迪伍夫·豪编辑，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1年。经出版商许可再版。

[22]前者出自拉塞尔·洛威尔的《批评家寓言》：扬“扬基人的右肩上架着一颗希腊人的头颅，扬一端是奥林匹斯山，另一端是一落千丈的山谷；扬……扬提坦卡莱尔，思想如枝干一样粗劣；扬爱默生，目光如炬的奥林匹亚人，灵敏而迅捷。”扬后者出自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诗《在星期六俱乐部》：扬“思想的王国，如歌的空气，扬西方世界的佛陀是否住在这里？扬仿佛长有翅膀的富兰克林，优雅而睿智，扬天生可以解读太空的秘密。”

[24]毫无疑问，这些作家中许多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在创作，因而他们算是和我们同时代的人，然而我是把他们作为独立的一代人来谈论的。阿涅斯·莱普利尔出生于1855年，查普曼1862年，桑塔雅那1863年，莫尔1864年，史密斯和柯尔比1865年，洛斯1867年，格雷森1870年，戴伊1874年，在这批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中，最年轻的当属出生于1890年的克利斯朵夫·毛利。这使我想到，一个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这十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

[25]这是乔治·桑塔雅那的用语，出自于随笔《一流的自由》，收入《英国的独白》。

[26]灵魂是本质还是物质？是独立的实体还是生命？这一含糊不清的问题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荒谬答案。哲学家们一旦进入这样的话题，他们争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实体？它是生命还是物质？一些哲学家十分生气，并嘲笑自己的同行混淆实体和生命，或是物质和本质的概念。愿上帝保佑他们！

[27]中国人对人类灵魂的理解是将其分为两部分：“魂”和“魄”，理查德·威廉转译为animus和anima。依据中国人的解释，animus指男性倾向，存在于人的眼睛里，既明亮又活跃；anima指女性倾向，存在于腹部，既黑暗而且平淡。换言之，anima或“魄”只不过是指把我们与世俗生命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导致我们死亡的人类本能。救赎的意思是将“魂”从七“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其不朽。C.G.荣格接受了这一观点，但他倾向于把“魂”理解为他所谓的logos（理性），认为animus只代表有意识的女性思想体系。“从较低层次上来说，animus指低等的logos，是截然不同的男性思想的拙劣模仿；与此相似，在较低层次上的anima是女性eros（性爱本能）的拙劣模仿。”参见荣格对理查德·威廉的作品《金色花朵的秘密》所撰写的长篇评论，其中，他对“Animus”和“Anima”进行了重要评述，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38年出版，第114页至第120页。

[28]然而，在现代心理学产生之前，最大限度地探究本能生命欲望领域的当属印度人。瑜伽的全部学说正是束缚或控制这些低级的潜意识的本能欲望的一种实验。救赎的含义是把思想从低劣、粗俗的精神素材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快乐和狂喜的感觉。

[31]参见《老子的智慧》，现代图书馆，（原著）第234页。

[32]我认为，在《青春和生命》一书中，兰道夫·S.伯恩所描写的最精彩的章节是《讽刺的生命力》。它是最好的讽刺作品之一，值得读一读。

[34]《来自奥林匹斯山的扬基人》，凯瑟琳·德林克·鲍文著。（原著）第414页。小布朗出版公司。

[35]《来自奥林匹斯山的扬基人》，（原著）第416页。

[36]《生活哲学》，（原著）第284页。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

[37]关于死亡引自于庄子的所有引文，请参见《老子的智慧》，现代图书馆，第六章、第三十三章、第五十章。经授权再版。

[39]“至于他自己，根据亥姆霍兹（Helmholz）、爱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观点，他将从此成为一只不断颤动的有意识的球，朝四面八方，沿着无穷的线路旋转或振动；在超感觉的混沌世界的中心，巴黎的一间阁楼上，他将在查特斯市圣母或庞卡莱阁下的脚下滚来滚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休顿·米弗林出版公司。

[40]“然而，对力的单位的探究导向了思想的坟墓，成千上万种教育方法就此结束了它们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痛苦而又诚实的学者满足于永远滞留于这些教育的迷宫中，与各个时期最有名的教师一起追求科学上的无知状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找到一条合乎逻辑的逃脱之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41]这封信后来由他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再版于《民主教条的堕落》。

[43]在英语中，ram一词既有“活塞”的意思，也有“公羊”的意思。

[44]参见本书第十六章第二节。

[46]梭罗进而指责爱默生没有被抓进监狱，而他本人因为违抗法律而蹲了监狱。这难道不是不同罪行的佐证吗？

[47]关于灰姑娘的故事最早的版本是用汉语写成的，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参见《中国印度之智慧》，（原著）第940页。兰登出版社。故事里有凶恶的继母和同父异母姐妹，有丢失的舞鞋，有英俊的王子。

[48]选自于《超越生命》。经作者许可再版。最初由罗伯特·M.麦博莱德（Robert M.McBride）公司出版。

[49]爱默生说：“刺激灵魂，灵魂就会变得突然高尚起来。触碰内心深处，所有这些倦怠、吝啬、四肢发达的旁观者就会看到情感的尊严，并宣称，这就是善良，我将竭尽全力追求善良——”（《日记》，1834年12月29日）在另外一则日记中，爱默生发出一句决定性的简明宣言，“上帝保佑我永远不把人当成动物看待——”（《日记》，1833年10月20日）

[51]爱默生很可能是在1867年写的这篇文章，尽管在他去世之后的1883年才出版。因而，在他精神状态衰退、无法再思考问题之前，这是他所创作的最后几篇篇幅较长的文章之一。

[52]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原为修道士。他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1494年），建立该城民主政权，被教皇阴谋推翻后判火刑处死。

[53]在《瓦尔登湖》出版后的1855年，梭罗接到了从英国送来的由托马斯·考尔曼德勒（Thomas Cholmomdeley）整理的四十五本东方书籍。

[54]再版于亚瑟·克里斯蒂的作品《信奉美国超验主义的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55]中国古典作品的多数译文通过不清不楚、矫揉造作的表达力图体现一种学者气息，“The spring being no more（春天已过）”应当翻译成“On a late spring day（在暮春的一天）”。“But covered with the bonnet of manhood, accopanied by five or six men（戴上作为成人标志的帽子，与五六个成年男子一起）”应简单地译为“accompanied by five or six grownups”。“Six or seven young people（六七个年轻人）”应为“six or seven children”。“Modulate some airs and return to my abode（调节着我们的音调，回到我们的住处）”应根据原文中简明扼要的三个汉字而译为“Sing on the way home”。因此，本句话恰当的英译应该简洁明快：“On a late spring day, putting on my newly made spring gown, and accompanied by five or six grownups and six or seven children, I would love to go and bathe in the Yi and enjoy the breeze on the Wuyu Terrace, and then we would sing together on our way home.”依据汉语原文，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曾点刚抚完琴，就把琴咣的一声放在一边，站起来回答，等等，而并不是“琴弦的声音尚未消失，他把琴放在一旁”。此处，翻译者毫无理由地增加一个单词“respectfully”以迎合西方人对儒家礼仪的理解。因而，读者就无法感受到孔子在亲友之间的那种典型的随意风格和这篇特定文章的非正式文体。曾点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他的看法与其他三个人不同，然而，孔子鼓励他的话很明显是“有什么可害怕的，大家都在说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正式的表达“是什么阻止你说出来呢?”根据汉语原文，孔子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说”，“曾点正是我所需要的人！”而不是“满意地呼了一口气，说，等等”。对于中国古典作品的这种译文，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再举一个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翻译孟子的例子。在莱格的笔下，孟子说道：“上天赐予的时间优势不如地球提供的有利条件，地球提供的有利条件不如人与人团结在一起产生的力量。”这种非同寻常的迂回陈述在相应的汉语原文中却只有十二个汉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孟子·公孙丑下》）！

[56]《希腊神话》。普罗透斯，海神，善预言，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面貌。特赖登，人身鱼尾海神，Poseidon和Amphitrite之子。

[59]在文学才能的发挥方面，爱默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创作了《散文集》后，他继续写出《代表人物》、《英国人的性格》和《论行为》，而梭罗在创作完《瓦尔登湖》后再无建树。

[60]选自于爱默生《日记》，1856年2月29日。梭罗对爱默生也有相同的怨言：“下午——与爱默生交谈，或是试图与他交谈，浪费我的时间——甚至有辱我的身份。他总是提出一个错误的相反论调，谁也不能反驳他，捕风捉影地大谈特谈——他还告诉我许多我原本了解的事情——我努力地把自己想象为其他人在反驳他，在此过程中，我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梭罗《日记》，第11辑，第188篇；1853年5月24日。）

[61]“很久以前，我丢失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现在我仍然在寻找它们。我和许多人谈过它们的事情，其中不少是旅行者，他们描述他们的旅程，回答我的问题。我曾经遇见过一两个这样的人，他们曾听到过猎犬的吠声和枣红马重重的马蹄声，甚至看见斑鸠消失在一片云彩后面，他们似乎焦急地想拯救它们，仿佛他们自己丢失了这些东西。”——《瓦尔登湖》，《经济》。这与中国的一位圣人孟子的谈话不谋而合。孟子曾说，如果一个人手指弯曲变形，他将会感到羞耻，并将长途跋涉以修复这个手指，然而，如果我们丧失了“童心”，我们不会感到羞愧，当然也就不去努力恢复童心。孟子接着说，有一个人丢了鸡和狗，不辞辛苦地找到它们。是不是孟子直接给了梭罗灵感促使他写出这篇文章？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参考“四书”之处有九次或十次之多。他无疑读过“四书”，而且很明显应该是法语版本，因为，至少，“孔子”的拼写，Khoung-tseu是法语形式。他也熟知戴维·考利编辑的《中国古典作品——众所周知的四书》（马拉加公司，1828年）。

[62]梭罗了解自己的缺点，可他对自己的缺点从不讳言。他在自己的《日记》（1854年9月2日）中写道：“我的缺点如下：自相矛盾——说似是而非的话，别人可能会模仿这种风格。故弄玄虚，搞文字游戏——让别人笑，而不是一贯的那种朴实、有力和明朗的风格。当我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使用流行的用语和格言。”爱默生分析了梭罗的缺点，得出同样的结论：“亨利·梭罗交给我一篇文章，里面充满自相矛盾的话语，他的老毛病还是没改。我很快了解到他花言巧语的风格：也就是，他用完全相反的用语来代替明白的表达和思想。”（《日记》，1843年8月25日）。梭罗喜欢用双关语，但并不总是和洛威尔一样用得很恰当。他的某些双关语过于考究，例如“即使是大象在旅程中也只带着小小的旅行箱（象鼻）”；“我喜欢人类（善良的人），但不喜欢邪恶的死者机构”；“全国中没有一份流行的杂志敢于发表儿童对重要话题的看法而不作任何评价。必须交由神学博士来评述。我倒认为，应该交给山雀才好。”

[63]选自于《无原则的生活》。

[64]选自于《日记》，1853年10月26日。

[65]选自于《瓦尔登湖》（二）。

[66]选自于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在阿尔顿的答复》。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他谈论的是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黑人的压迫。

[67]《白鲸》第二十六章。

[68]经授权，再版于《哈珀斯》月刊。

[69]凯特·道格拉斯·韦金（Kate Douglas Wiggin）仔细描述了康科德的哲学家们给当地的农民留下的印象。韦金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时就知道爱默生和阿尔科特，对伊丽莎白·皮波蒂也很熟悉。她描述了一个去康科德的本地游客，后者对她说：“你是其中的一位哲学家吗？树林里到处是他们的欢声笑语。那天，我故意进入走廊，想听听他们到底如何闭着眼睛争论不休，想看看他们中间有一位哲学家从一片破旧的木材场挖掘出一个个树桩的情形。”《记忆的花园》，（原著）第148页。版权所有，1923，休顿·米弗林公司。经授权再版。

[70]指孔子。

[71]亨利·S.索尔特，《我交往的朋友》，伦敦，阿伦和安文（Allen and Unwin）出版公司，1930年，（原著）第100页—101页，引自于亚瑟·克里斯蒂的作品《信奉美国超验主义的东方》，（原著）第266页。

[72]参见索尔·K.帕多沃尔（Saul K.Padover）《杰弗逊》，（原著）第27页、第31页。

[73]参见克劳德·G.鲍沃斯（C1aude G.Bowers）《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原著）第104页。

[74]也许，杰弗逊本能地怀疑政府，正如他信任普通人民一样，是典型的美国大众的观点。卡尔·L.贝克尔（Carl L.Becker）在《美国政治传统》中说：“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和政府是一回事，它们的含义是：我们选择一些人作为我们的代表为我们做一些必要而平凡的事情。我们选择他们，并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是，我们为他们规定有限的任期，并一直保留着清除其中败类的权利，有时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有时没有任何理由，只要我们愿意。不，我们认为政府并非敌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或多或少同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产生于人的美德，而政府产生于人的罪恶，因而政府就是必要的罪恶。我们典型的传统态度是，用诧异的眼光观察政府方面推陈出新的不寻常举动，怀着自豪的心情赞赏人民所做出的推陈出新的不寻常事迹，而且，只要政府不再无故干预人民并管好自己的事务，人民大众将永远会积极主动地做这样的事情。”经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公司许可，再版于《美国生活方式中的自由和职责》，卡尔·L.贝克尔著。版权所有，1945年，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出版公司。

[75]杰弗逊的主要创作是书信，他是一个多产的、有责任心的通信者。他的书信全部收录在《杰弗逊的生活和作品选集》，现代图书馆，书信按时间的先后一一进行了编排。这本书很容易在市面上找到。

[76]参见《不朽的联邦主义》前言。查尔斯·A.比尔德著，杜博德出版公司，1948年。

第八章 自由

第八章　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