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我们的，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意识，而不是事物本身。”一句古希腊格言这样说（爱比克泰德）。假如这格言能够事事处处都树为真理，我们这可哀的人类景况至少可得一大解救。因为如果恶单是由我们的判断侵害我们，似乎我们可以瞧不起它们，或有把它们化为善的可能。如果事物是在我们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支配它们，或利用它们呢？如果我们之所谓恶与痛楚本身并不是恶与痛楚，却因为我们的想象把这种品质加给它们，我们当然有转变它们的权利。既可以选择，又没有什么强迫我们。我们真愚蠢不过，如果我们偏要选那苦闷的路走，把一种苦恶的味儿加诸疾病、窘乏和侮慢的身上，既然我们可以把好的加给它们，既然命运只供给材料，却要我们把形式给它们。现在，让我们试看这议论能否成立：我们之所谓恶并非恶，或者——其实只是另一说法——即使所谓恶是恶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任意给它们另一种气味，另一副面孔。
如果我们所畏惧的这些事物的本体，能够自作主张寄居在我们身上，就会无论在谁身上都是相同和类似，因为一切人都是同类。而且，除了多少之分，总具有同样的判断与理解的工具和器械。可是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意见之分歧，显然证明它们是得到我们的同意才能够侵入。也许某个人包藏着它们的真体，而千百个人却给它们一个新的相反的形状。
我们把死亡、贫穷和痛苦当作我们的主要敌人。
先说一般人称为“可怕的事物中之最可怕”的死吧：谁不知道许多人却称它为“这生命风中的唯一避风港”，称它为“自然的至善”，称它为“我们自由的唯一砥柱”和“医治诸般苦难的奏效如神的万应灵丹”呢？有些人颤栗惶恐地等候着它，另一些人却觉得比生更轻易担负。
这个人就是埋怨它过于温和的：
死呵，求神保留懦夫的生命，
愿你只是勇敢的代价。（卢卡努斯）
且慢说这些傲慢的心吧。狄奥多罗斯（Théodorus）回答那恐吓要杀死他的吕西马古斯（Lysimakhos）说：“你将立一大功，如果你做得到一只西班牙苍蝇所能做的。”大多数哲学家或有意预先料理、或帮助和催促他们自己的死的到来。
我们常见多少下层阶级的人，或由于刚愎，或由于天性上的纯朴，毫不动容地赴死——并且不是平常的死，而往往是混着羞辱及酷刑的死——我们简直不觉得他们举止上有什么改变：料理他们的家事，把后事交托给朋友，唱歌，现身说法，对大众谈心，间或插以笑话，举杯为朋友祝酒，简直与苏格拉底无异。
一个囚徒被拉去上吊，说别从这条路走吧，恐怕某商人向他索债，抓住他的领带不放他走。另一个对刽子手说，不要触他的脖颈，以免他忍不住痒失声笑出来。又一个回答那望他今晚和主耶稣同食的牧师说：“不如你自己去吧。至于我，我却要斋戒。”又一个问要水喝，因为刽子手先喝了一口，便说他不跟着喝，为的是怕要染上痘疹。大家都听过那披加尔（Picard）人的故事：当他在梯上快要被吊的时候，有人把一个女子带给他，说如果他肯娶她（我们的法律有时允许这样做），他便可以被赦免。他定睛看了半晌，发现她是跛的，说“绑吧！绑吧！她跷腿哩。”同样的故事在丹麦亦极流行：一个犯人既定死刑，已经在断头台上了，不肯接受人家献给他的同样的条件，理由是那女子的脸太扁、鼻子太尖。图卢兹（Toulouse）地方有一个仆人被控信仰异端，他的唯一申辩是他跟从他主人的信仰（他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和他同时入狱），宁死也不肯承认他主人有错。传记告诉我们阿拉斯（Arras）城的百姓，当路易十一（Louis XI）取了他们的城之后，许多人都宁可问吊也不愿喊“路易王万岁”。
在那尔乘格国[17]（Narsingue），教士们的妻直至今日还是被生埋去陪伴她们丈夫的尸骸。其他的孀妇不独很从容地，而且很快乐地投身于他们丈夫的焚尸场上。而当人们焚烧国王的尸身时，他的妻妾佞嬖以及各种官吏仆从都喜洋洋地投身火堆中，仿佛陪死是无上的幸福似的。在那些灵魂卑贱的小丑当中，许多临死也不抛弃他们的笑谑。有一个在行刑手把他摇来摇去的时候，叫道：“摆橹呀！”这是他平日的口头禅。又一个临断气时人家把他抬到火炉边的席子上，医生问他痛在哪里，他答道：“在火与床之间。”等到牧师来替他涂香油，找他那因为病痛而蜷缩起来的脚时，他说道：“在我腿的极端，你就会找着它。”有人劝他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他问：“谁到那里去？”那人答道：“如果上帝喜欢，也许一会儿你就要去。”他反问：“假如我明天晚上才去呢？”那人又说：“把你交托给上帝吧，你快要同他一起了。”他答道：“那么不如我自己把交托随身带去好了。”
最近我们攻打米兰之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知多少次，百姓耐不过换来换去，他们那么坚决地寻死。据我父亲说，他看见人家统计：一周之中，至少有二十五个家长自戕。一桩大同小异的事在山佗（Xanthis）地方发生。那里的居民遭到布鲁图斯（Brutus）围攻，他们男女大小一块儿蜂涌出城，带着那么热烈的愿望去赴死，简直可以说平常人用以逃避死的应有尽有的方法，他们无不用来逃避生，以致布鲁图斯费了许多工夫才救回极少数。
无论什么信念，都有鼓励人用性命来拥护它的力量。米底之战，希腊人所矢誓及始终坚守的英勇的约言第一条便是每个人宁可以生易死，也不愿波斯的法律替代他们的法律。我们看见多少人在希腊和土耳其之战，宁可接受那最残酷的死也不愿放弃他们的割礼而受洗礼。没有什么宗教做不到这种榜样的。
卡斯蒂利亚（Castille）王既把犹太人驱逐出境，葡萄牙王约翰二世（Jean Ⅱ）应许暂时容纳他们，只要每人交八个佛郎，并且到一定的日期便要离开，他答应备办船只把他们载到非洲去。期限到了，他下令过期不离境的要做奴隶，而替他们备办的船只既非常之少，已经上船的又受那些船员很卑鄙地虐待，其中一个虐待的方法便是在海上绕来绕去，直至他们的粮食竭尽，迫不得已要向船上购买。可是在海上那么久，售价又那么贵，他们登岸时就只剩下身上的内衣了。这种不人道的消息传到葡萄牙之后，大多数人情愿做奴隶，其中有些还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及至曼努埃尔一世（Émmanuel Ier）即位，起初把他们解放，后来又改变宗旨，下令限期出境，指定三个海岸做登舟的地方。他希望，我们现代最好的拉丁历史家阿索里乌斯（Osorius）说，解放的恩惠既不能感化他们皈依基督教，那么，像他们的朋友般要受些盗贼似的海员的虐待，加上离开惯居和致富的国土，去到一个生疏的地方的种种艰难的展望会把他们带回来。可是眼见他的计划失败，他们个个都争先恐后要离境，于是取消两个已经允许的海港，以便路程的遥远和艰辛可以使他们回心转意，而把他们聚拢在一个地方也便于施行他的计划。这个计划便是下令把十四岁以下的小孩从父母怀里抢出来，移到他们父母眼不及见的地方去教养，在我们的宗教里长大。据说结果非常可怕：父母与儿女间天然之爱，加上他们对古代信仰的热忱，向这横暴的谕旨死命抗争。许多父母因此自戕，更可怕的是，出于挚爱和怜悯，他们亲自把幼孩投入井里，以图避免这律法。至于那些剩下来的，期限既过，又缺乏旁的办法，只好回复他们的奴役生涯，也有变为基督徒的，不过他们整个民族是否真诚，直至今天恐怕还没有多少葡萄牙人敢担保，虽然时间和习惯比什么压力的影响更大。在加士图尔那大利城（Castelnaudari），五十个阿尔比支（Albigeois）的异教徒带着极坚决的勇敢，一伙儿投身在一堆熊熊的烈火中也不愿否认他们的信仰。“我们岂不常常看见，不独几个将军，并且全队兵士毫无顾虑地奔赴万死么？”（西塞罗）
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极真诚地强求死。这真诚是由各种我所不能驳倒的似是而非的理由种在他心中的。第一次死亡戴着光环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带着猛烈的饥渴投身于它怀里，虽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非死不可的因由。
我们现代有许多例子：为了极小的困难，许多大人及小孩献身于死亡。关于这层，一个古人（塞内卡）说得好，“我们什么不害怕呢，如果连那怯懦者找来作庇护的东西我们也害怕？”
假如我想在这里列举那些比较幸福的时代，无论什么信仰、无论什么景况的男女或很镇定地等死，或有意去寻死，而且并非单为逃避生的苦恼，有些简直为了逃避生的餍足，更有因为希望在别处更舒服而寻死的，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数目是这么无限，我真觉得把那些畏死的加起来恐怕还要容易些。
但有一点。哲学家皮浪（Pyrrhon）有一天在海上遇大风浪，把一只猪指给那些在他四周惊惶失措的人看，并且用来作榜样鼓励他们，因为那只猪毫不为风浪所动。
难道我们敢说我们独具的理性，我们常常用以自傲而且藉以为万物之灵、万有之主的，是为要骚扰我们而加之于我们身上么？又何需乎那对于事物的认识呢？如果它令我们失掉那没有它反而得到的安息与宁静，如果它令我们比皮浪的猪还要苦？上天为了我们的最大幸福而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却用以自我毁灭，与天意作对，反抗万物以本身特长求得自身安逸的普遍物理么？
好，有人会对我说，就算你的方式适用于死，又何语于窘乏呢？又何语于痛苦，亚里士狄普士（Aristippus）、希联尼母（Hieronymus）和许多贤哲都视为最大的恶的呢？那些口头上否认它的人，行为上却不能不承认。波塞东尼乌斯（Posidonius）为一种尖锐的病痛所苦。庞培来探望他，并且道歉不应该选一个这么不凑巧的时间来听他讲论哲学。“天也不许，”波塞东尼乌斯说，“如果痛楚能够缠绕我，以至阻止我讲论哲学。”于是他纵论对于痛苦的轻蔑，但是同时痛苦并不停止它的效力，只是不断地刺激他。他忍不住大声喊道：“痛楚呵，你尽管肆虐吧！无论如何我也不说你是恶的。”
这个他们常常夸赞的故事，究竟何补于那对于痛苦的轻蔑呢？他所争辩的只是名义而已。如果他不为痛楚所动，为什么要中止谈话呢？为什么他以为不称它为“恶”是那么了不得的一回事呢？
这里就不全是想象。我们可以推测其余，这里那确定的知识有它的分儿。我们的官能就是裁判：
如果官能不真，一切理性都是假的。
（卢克莱修Lucrèce）
我们能够使皮肤相信马鞭只使它发痒，使舌头相信茄楠香是葡萄酒么？皮浪的猪在这里便与我们同路了。它确不怕死，可是你如打它，它便四处奔窜和呼叫。我们将要勉强那自然的普遍定律么？那在普天之下无论什么生物身上都看得见的，大凡受痛苦必定颤栗，受损害的树也似乎飒然呻吟呢。死亡却要反省才觉到，因为它只是霎时的动静：
或在未来，或在过去，眼前它却永不在。
（拉博埃西）
死的期待比死还要难受。（奥维德）
许多禽兽，许多人都宁可死也不愿受恫吓。真的，我们平时对于死最怕的，其实是痛苦，死的惯常的先驱。
可是，如果要信一个神父[18]的话，“死之所以为恶，全因为那跟着它来的种种。”我却要说，而且比较近似一点，死带来的种种，既不是先它来的，也不是后它来的。我们常常托词痛苦而错误地宽恕自己。我从经验觉得：倒是我们想象死亡的焦躁使我们不能忍受痛苦，令我们加倍难受，因为痛苦预告我们的死亡。但是理性要骂我们怯懦，骂我们畏惧一件那么倏忽，那么不可避免，那么不容易感到的事情，我们于是抓住这另一个借口，因为比较可宽恕。
痛楚如果除了痛没有别的危险，我们便说它没有危险：牙痛，风湿症，无论怎么难受，只要不死人，谁把它们当疾病呢？现在，假设我们对于死亡单注重痛楚，正如穷困也没有什么可怕，除了它以饥渴、寒热以及失眠把我们抛到痛苦的怀里。
那么，让我们单谈痛苦吧。我同意它是身体所能招惹的最大的恶，因为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憎恶它、逃避它的人，那就是我，尽管直至现在，我还没有，多谢上帝，与它发生多大的关系。可是一切全在自己，如果不能彻底歼灭它，至少也可以由忍耐而减轻。纵使躯体受纷扰，至少可以保持灵魂和理性的秩序。
如其不然，为什么德性、勇敢、力量、豪爽和果断受人尊敬呢？如果没有痛苦作对，它们又将在何处显本领呢？塞内卡说得好：“勇敢贪危难”。如果没有睡硬地、穿盔甲晒着正午的烈日，啖马肉，喝驴血，眼见子弹从我们身上夹出来，任火炙、针探、线缝我们的伤口等事，我们和一般常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逃避痛苦及灾祸，与先贤所说的“同价值的事业中，那最困难的最引人去做”这话相去实不能以道里计。“因为严肃的人的幸福并不在于风流、游乐与欢笑等轻佻的伴侣，而在于坚忍与刚毅。”（西塞罗）为了这缘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我们的祖先，那在战争的艰险里用膂力搏得来的胜利，不比那在万全中由心机和口舌得来的胜利更宝贵。
功业的代价愈昂，滋味亦愈长。（卢卡努斯）
何况还有这点安慰我们：“痛得厉害的必短，痛得长久的必轻。”（西塞罗）你将不觉其久，如果你觉得它厉害。它不结果自己就结果你：二者其实是一事。如果你背不起它，它将把你背走。“不要忘记最大的痛苦止于死，较轻的有无数的间歇，而我们可以驾驭那些和缓的。所以，如果它们堪可忍受我们就忍受，否则我们可以随时离开这生命，与戏剧不中我们意的时候离开剧场无异。”（西塞罗）
我们所以觉得痛苦难受，完全因为我们不惯于在我们灵魂里寻求乐趣，而且不充分信赖它是我们行为与生活的唯一至尊的主宰。我们的肉体，除了度数的长短，只有一种步伐，一个倾向。灵魂的方式却千变万化，把肉体的感觉和种种的事变，无论大小，都隶属于它或它权威之下。所以我们应该体察我们的灵魂，试验它的力量，鼓动里面的全能动力。无论什么理由，命令和力量都不能反抗它的志向和选择。它所具备的千万策略中，我们只要接受一条适宜于我们的宁静和安全的，那么，不独损伤不能侵害我们，如果它喜欢，我们还要觉得凶恶和损伤可喜和可感激。无论什么它都毫无区别地利用。谬妄、幻梦都很有用地服从它的意旨，与正当的事物一样地把满足与安全带给我们。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使我们的苦乐尖锐的是我们心灵的锋刃。禽兽的心灵是被箝制住的，把它们的浑噩和自由的感觉完全交托给肉体，所以每个种类亦只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感觉，由它们举动一致便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在肢体里不惊扰那隶属于它们的权限，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也许更自在，因为自然赐给它们一个对于苦乐比较合理与温和的品性，而这品性既然对于人人都普遍平等的，就不会不合理。但是我们既然摆脱了它的律法，以耽溺于我们幻想的放纵的自由里，我们至少要把幻想屈向那令人最畅适的一方面。
柏拉图怕我们受苦乐的羁绊太牢，因为它把灵魂太严酷地束缚和维系于肉体，我却以为相反，它把灵魂解脱和放松。
正如敌人因我们逃遁而愈凶猛，痛苦看见我们为它颤栗而愈骄横。对于与它争持的人，它会比较容易投降。我们要扎紧自己的腰去抵抗。退让与逃遁都可以唤来和招惹那恫吓我们的毁灭。正如肉体挺直起来更能坚持，灵魂亦然。
但是我们还是征引例子吧，对于腰骨软如我的人，这种游戏似乎更适宜。我们可以从许多例子看出痛苦与宝石无异：宝石的色泽视那配置的金叶而或明或暗，痛苦亦不能在我们身上占据比划给它的更宽的地位。“你越让步给痛苦，你亦愈觉得痛。”（圣奥古斯丁）我们觉得医生刃针的抚触，比较在战争的火热中十处剑痕还要利害。生小孩的痛楚，医生和上帝都认为很大，而我们为此煞费周章，对于许多国家这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不说那些斯巴达的妇女，只就我们步兵营里的瑞士女人[19]而说，你发现什么分别呢，除了今天看见她们背着昨天还怀在腹里的小孩跟着她们的丈夫走？那些漂流于我们边境的苦命的埃及妇人[20]，她们亲自洗涤新生的小孩，在最近的河里沐浴。
除了那差不多天天都有的许多年轻的女子掩藏那些或仍在腹中或已生下来的小孩而外，罗马的贵族沙宾努[21]（Julius Sabinus）的贤妻，为了不想惊扰别人，独自生下一对孪生子，毫无援助，亦不发一声呻吟。
一个单纯的斯巴达童子，偷了一只狐（因为他们怕不善于行窃的羞辱，比我们怕惩罚还厉害），把它藏在背心底下，任它咬破肠脏也不愿泄漏他的秘密。另一个孩子在祭祀的时候焚香，一声不响任一颗跌进袖口里的炭把他烧到见骨，以免扰乱那庄严虔诚的礼拜。我曾经见过许多七岁的小孩，单为了试验他们的勇敢（依照他们的教育制度），任人鞭挞至死也不变色。西塞罗亲眼看见许多人打成一团，用拳，用脚，用口，以至昏倒也不肯承认被打败。“习惯永不能征伏天性，因为天性是不可征伏的。不过我们用虚诈、奢侈、逸乐、闲散、懒惰来腐化我们的灵魂罢了，既腐化之后，我们更从而用妄想和恶习来软化它。”（西塞罗）
人人都知道色沃拉（Scevola）的故事：他偷进敌营去行刺敌人的大将，事败被捉，于是杜撰一段荒诞的话，以救他的国家而赎自己的罪。他不独对他想行刺的王直认不讳，并且告诉他在自己的营里还有许多罗马人与他同谋，而且都是像他一样的人。为要表示他是怎样的人，他要求把一个火炉放在身边，眼光光望着自己的手臂被炙熟，直到敌人也害怕起来，下令把火炉移开。
怎么，竟有人割诊的时候也不停止看书？有人继续谈笑以轻藐他所受的痛苦，因而激起那些刽子手的更大的残酷，把他们所能发明的惨刑应有尽有地加在他的身上，直至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但那是一个哲学家[22]。怎么？恺撒的斗兽武士也谈笑自若地任人把他的伤口针探和刀割？“曾经有人看见一个武士，甚至最卑贱的一个，在决斗或倒下的当儿变色或哀叫么？既倒之后，当敌人的刀快要加上去时，曾经有人看见他缩颈以图闪避么？”（西塞罗）
谁不曾听见在巴黎有一个女人，为要有新鲜的肌肤和娇嫩的颜色，把皮肤剥掉呢？有些拔掉她们的健全的牙齿，以便把它们排列得更整齐，或使她们的声音更温柔更丰满。我们在女流中可以找出多少轻蔑痛苦的榜样！只要有可以增加她们的姿色的希望，什么她们做不到？她们怕什么？
或拔掉头上的白发，
或剥去皮肤以改头换面。（提布卢斯Tibulle）
我看见有些吞沙、吞灰，特意毁坏她们的消化力以求得到惨淡的颜色。为要有西班牙式的窈窕的身材，什么折磨她们不甘心忍受，捆扎、束缚深入肌里，以致胁部成了胼胝？是的，有时竟因此丧生呢！
现代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常有意刺伤自己以证明他们说的话真实：我们的国王[23]就叙述许多他在波兰亲眼见或亲自遇到的例子。但是，除了我所知道在法国有许多人仿效这办法而外，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子为了证明她的许诺真诚和坚贞，把头锥在臂上刺了四五下，以致肌肉吱吱作响，鲜血汩汩地淌流。土耳其人常把他们的肌肉挖去一大块以表示尊敬他们的情人，而且为要永留痕迹，立刻用火炙伤处，许久才挪开，使血积聚凝结成疤。看见这些事的人亲自写信告诉我，并且对我发誓。至于为了十文铜钱用刀割伤自己的手臂或大腿的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两个。
我很高兴在最需要证据的地方，证据亦比较举手便得，因为基督教准备了不少给我们。许多人为要追随我们的圣洁的向导的榜样，竟愿背负十字架以表现他们的笃信。我们从一个很可信的证人得知路易王九世（Louis IX）终身穿发织的衬衣，直至暮年神父允许他免除才止，又每逢星期五他必定令他的牧师用五条小铁链鞭挞他的肩膀。为了这缘故，他把这五条铁链用箱子盛着，常常带在身边。
我们吉耶纳地方最近一位公爵纪尧姆（Guillaume X），是那把爵位传给法国和英国的阿莲那的父亲。他最后的十年或十二年常在僧服底下穿着紧身褡以示忏悔。安祖侯爵福尔克（Foulques III）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为要使他两个仆人在救世主墓前用绳捆绑住他的脖颈鞭打。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那一天，我们岂不依旧常见许多男女相打以至皮裂骨断么？这个我常见，可是并不觉得舒适。有人说（因为他们是带着面具的）有许多是受人雇来证明别人的宗教信仰。可见这些人对于痛苦轻蔑更大，因为虔信的煽动力究竟比贪婪大。
费边（Maximus Fabius）葬他的当民政官的儿子，大加图（Marcus Caton）葬他的被任命为大法官的儿子，保路斯（Paulus）在几天内连葬他两个儿子，皆谈笑如常，毫无忧伤的痕迹。我曾经带着谐谑说某人嘲弄上天的正义，因为他的三个长成的儿子在一天内暴死，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大的打击，可是他差不多要把这当恩惠接受。我自己也丧失过两三个还在襁褓里的儿女，虽然不能说无所惋惜，至少也不至于哀伤。可是再没有什么变故更命中人们的要害的。我可以想象许多令一般人悲怆的事因，如果临到我身上，我差不多无所感觉。我曾经藐视过许多降临于我的灾祸，可是一般人把它们看得那么凶暴，我从不敢在人面前夸说而不脸红的。“由此可知悲痛并不在于我们的天性，而在于我们的见解了。”（西塞罗）
见解是一个有力的元素，大胆而且无限量。谁曾追寻逸豫和安全像亚历山大和恺撒之追寻艰险与危难呢？史达尔池（Sitalcès）的父亲特烈常说，他不打仗的时候，觉得和马弁无差别。
大加图任执政官时，为要维持西班牙的治安，禁止百姓携带武器，马上有无数居民自杀：“凶悍的民族，他们以为没有武器便不能生活！”（李维）我们知道有多少人逃避在家庭里和在朋友中的恬静甘美的生活，跑到人烟绝迹的沙漠去寻艰险。多少人渴望世间的侮辱、贬黜和轻蔑，而且觉得那么可乐，你简直以为他们是矫情哩！最近在米兰逝世的主教波罗美（Borromé），他的富贵，他的韶华，以及意大利的气候无不可以引诱他去过那骄奢淫逸的生活。可是他自处那么刻苦，简直冬天穿夏天的衣裳，睡禾秆做的床，而且，公务之暇，一刻也不停地继续研究，双膝跪地，书旁边放着一杯淡水，一块面包，他的粮食和用膳的时间通在内了。我还知道有些人特意戴绿帽子而获得利益和升擢的，虽然大多数人听见戴绿帽子这字便要悚然起来。
视觉如果不是我们最有用的官能，至少也供给我们许多娱乐。不过我们的最有用最畅适的肢体似乎是那些用来生殖的。可是有许多人竟深恶痛绝它们，而且正因为它们这么宝贵而把它们除掉。这正和那挖掉眼睛的人[24]重视眼睛一样。
大多数人，而且是精神健全的人，把多男多女当作大幸福，我和有些人却把没有子女看作同样大的幸福。当人家问泰勒斯（Thales）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他不想有后裔。
事物的价值是我们的评估给它们的：我们从许多事物去看，不独看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且看对于我们的价值。我们不管它们的品质和用途如何，而只顾我们取来时的破费多少，仿佛这也是它们本质的一部分似的。于是我们之所谓事物的价值，并不是它们带给我们，而是我们带给它们。我发现我们善于理财，事物的效用视乎它们的重量，而仅仅因为它们的重量。我们的评估决不会多付钱。购买把成色加给金钢钻，把艰辛加给德行，把痛苦加给笃信，把苦涩加给医药。
某人想变穷，把他的金钱全抛在海里，而许多人正要遍搜这大海以钓富。伊壁鸠鲁说：“致富并不能消除烦恼，只是另换烦恼罢了。”真的，产生贪婪是富裕而不是贫乏。关于这层，我要略说我的经验。
自从童年以来，我曾经在三种景况下生活。第一个时期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我的生活方式游移不定，完全倚靠朋友的帮助扶持，没有规定的恒产。因为放胆听天由命的缘故，我用钱越发爽快和大意。我一生没有更舒服的了。我从未遇过朋友吝而不与，为的是我把依期还债看得比什么需要都重。他们见我想尽法子去偿还他们，常常展了不知多少次的期限，因此我带着一种俭约而且有几分狡诈的忠实去偿还他们。
还债自然使我感到一种愉快：仿佛把一个厌烦的重负和那奴隶的影子从肩膀卸下。而且，履行正义和满足他人这念头也很使我得到相当的快慰。不过要盘算和论价的偿还还是例外，因为，除非我找到人替我办理，虽然于己有愧，于人有害，我必定拖延得愈久愈妙，以躲避那与我的脾气和口才都不能相容的口角。再没有比讨价还价令我更憎恶的东西了。那完全是一种欺诈和无耻的交易：经过了整个钟头的争辩与吵闹，两方面各收回自己的誓言和许诺，光是为五分钱的得失而已。因此，我颇不善于借钱，因为没有亲自开口的勇气，往往只听凭纸笔的运数，纸笔自然不是很用心，很容易受人拒绝。我把日用的管理权完全交托给天上的星宿，可是比较后来交托给自己的预见本领和常识总爽快自由得多了。
多数善于家政的人觉得在飘摇中生活最可怕，他们并没想到：第一，世界上大半人是这样活法。多少卓越的人把他们全部确定的收入毫不在意地抛掉，去祈求国王或命运的顺风！恺撒（César）负了一万万金债，超过他本身价值不知多少倍，以成其为恺撒。多少商人把他们的田产变卖，
跋涉多少波涛汹涌的重洋（卡图卢斯）
才运到印度以作他们贸易的资本。
在信仰凋敝的今天，我们有千万间修道院，每天的晚餐只期望上天的恩赐，而他们的生活竟非常舒适。
其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倚赖的恒定，其实并不比偶然的自身飘摇稳定得多少。我可以在二千镑年金的外边，看见贫苦接近我，无异于在我身边。因为，除了命运可以在我们的财富开千万个裂缝给贫穷（既然最高与最低的运气之间往往无过渡阶级）：
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史路士Publius Syrus）
并且命运可以把我们的防卫与营垒从头到脚完全推翻。我觉得，由于种种原因，窘乏存在于那些腰缠万贯的人中间，与那些不名一文的人一样常见，而且也许单纯的窘乏比起同时拥有财富更方便点。财富与其说来自开源，不如说来自节流：“每个人是他自己命运的工匠”（撒路斯提乌斯）。我觉得一个焦虑、劳碌奔波的富翁，比较一个生活简单的穷人更可哀。“富人怀里的窘乏是最大的灾祸。”（塞内卡）
最显赫最富有的帝王，常常由于贫穷窘乏被驱赶到极端的急需中，因为还有比成为暴君、剥夺百姓的财产更极端的么？
我的第二个时期就是有钱。我立心这样做之后，在短期内便贮蓄了从我的景况看来颇大的款项。我以为拥有超过日常支销的钱才能算有钱，又以为不能倚靠我们期望可以收入的进款，无论期望多么确凿。因为我想，倘若我遇到这个或那个意外的事变呢？经过了这种种虚幻和有害的想象之后，我于是自作聪明，要以贮蓄的方法以备不虞。对于那些用意外的事变太多之类的话驳我的人，我仍可以辩解，如果不能一一防备，至少也可以防万一。
这样做自然不免许多焦虑。我严守秘密。虽然我那么坦白，一谈到我的钱财便扯谎，和许多穷的说富，富的装穷，从不肯对他们的财产说一句良心话的人一样。这种慎重既可笑又可耻！要旅行么？我总怕带的钱不够。而带钱愈多，忧虑亦愈大：或怕道路不安全，或怕挑行李的人靠不住。和我所认识的人一样，如果我没看见行李在面前便不放心。把箱子留在家里么？多少疑虑和烦恼！而且，更难受的是不可对人言！我的心无一刻不记挂着这箱子。总之守财比生财还苦。如果我不曾把这里所说的一一做过，至少也费了不少的心血阻止自己这样做。
至于好处，我所得极少或等于零。挥霍的方法虽增多，我的心却依然总是放不下。因为，正如比翁所说：“多发和秃头一样要生气，如果你拔他一根毛。”你一度把幻想粘在某一堆钱上面，而且就这样占据惯了，你就不能再用它。你将不敢在上面挖一个窟窿，好像那是一座建筑，一动就要倒下来。直至需要抓住你的咽喉才肯把它劈开。在此之前，我先押衣裳、卖马匹，也比拆开那藏起来的宠爱的口袋乐意。可是危险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能给这欲望划一界线（我们视为可爱的东西往往如是），不能对贮蓄定一限度。我们永远不歇地把这钱堆扩大，一笔一笔地添加上去，以至很鄙贱地剥夺对自己财产的享受，以保存为乐而毫无用处。
根据这种使用方式，最富有的人，就是那些看守一座富庶城门的人了。我以为一切有钱人都是守财奴。
柏拉图把物质或人类的产业排列如下：健康，美丽，力量，富庶。“而富庶为智慧所照耀的时候，”他说，“是明眼而不是盲目的。”
小狄奥尼修斯在这一点上做了一件妙事。他听说一个仆人藏了一注金钱在地下，于是吩咐他把钱送上。那仆人如命送来，却预先扣下一部分。他把扣下来的钱带到别的地方去，在那里失去积聚的习惯，开始过起比较阔绰的生活。小狄安尼灵听到消息，马上把剩下来的藏金还给他，并说，“他既学会了怎么用钱，我也就很情愿还给他了。”
我这样做法有好几年。不知哪路神灵很及时地把我和小狄奥尼修斯的仆人一般，从这种状况推出来，我的积聚习惯遂消失。某次极破费的旅行带来的快乐，把这愚蠢的幻想打倒。结果我跌入第三种生活，当然比较适意和有条理（我说我所感到的），为的是我使支出与收入并驾齐驱，虽然有先有后，总不至于距离太远。我有一天就活一天，以能够应付目前及日常的需要而自足，至于那非常的需要，即使你尽天下的储备亦不够应付。而且，希冀命运赐给我们充分的武器来抵抗它实等于疯狂。只有用我们自己的武器作战，机会供给的军械往往在最需要的时候出卖我们。如果我储蓄，那就单是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有相当的用途，并不是要置田地，因为我用不上，而是要换取快乐。“不贪便是富，不爱购置便是收入。”（西塞罗）尤使我欢喜的，就是这种改变正在一般人自然倾向吝啬的年纪来到，使我得以免掉这老年人的通病和人类最可笑的疯狂。
斐路莱斯（Féraulez）两种运气都经验过。他发觉财产的增加不等于饮食、睡眠与接吻等欲量的增加。而在第二方面呢？他开始感到贮蓄累赘他的肩膀，正和我的一样，于是决意去满足一个追逐财富的穷少年，他的一个忠心朋友。他把他所有的极大财产，和每天赖战争以及他的主人居鲁士二世的慷慨赠予所获得的利益通通送给他，只要他的朋友把他当宾客好好地款待。自从那天起，他们两人都非常快乐，而且对于互相交换地位同样的满意。这是一个我十分乐意仿效的举动。
我极钦羡一位老主教的运气。他把财产、进款和开销，完全交托给他所信任的仆人们，有时这个，有时那个，他活了许多清静的年头，对于他的产业和一个陌生人一样漠不关心。信任别人的善良，实在是自己的善良的明证，所以上帝很愿意嘉许这种做法。至于我所说的那个老主教，我未曾见过有比他的家庭治理得更美满更安稳的。既有相当的财产足以应付需要，用不着自己操劳钱财的出进，又不致阻碍自己所从事的另一个比较恰当、清静和称心的职业，能够这么恰当调理他的需要的人有福了！
命运对于我们并无所谓利害，它只供给我们利害的原料和种子，任那比它强的灵魂随意变转和应用，因为灵魂才是自己的幸与不幸的唯一主宰。
外物因本体而有色味，正如衣服能保暖，并非用它们的温热，而是用我们的温热，它们只能掩护和保持这温热罢了。如果用它们来掩盖冷体，对于冷亦有同样的效用：冰雪就是这样保存的。
真的，正如勤学对于懒人是苦事，戒酒对于醉汉是苦事，节俭对于浪子是刑罚，体操对于骄养和闲惯的人是痛楚，其他亦然。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辛苦和艰难，只是我们的怯懦和软弱使然。判断崇伟的事物须有崇伟的灵魂，否则我们会把自己的弱点当作他们的弱点。一支直的桨在水中却现出曲的。对于一切，重要的不仅在乎看见，而在乎怎样看见。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在许多劝人轻死忍痛的理由中，找一二条适合我们的呢？为什么每人不在各种劝别人这样做的幻想中，选用那些最合他自己脾胃的呢？如果他受不起那强烈的泻药把病连根拔去，至少也得要服一剂温和的药以减轻它呀。“有些灵魂对于苦乐一样地娇软，所以我们一度给宴安腐化之后，连蜂螫也使我们失声喊出来。一切全在于自制罢了。”（西塞罗）
总之，如果过于强调痛苦的锐利和人类的软弱，无论如何逃不了哲学。因为我们逼它回到这无可辩驳的答案来：如果生活在窘乏之中是坏事，至少在窘乏中生活没有窘乏。
除非自己愿意，没有人会病得长久的。
既没有勇气忍受生，又没有勇气忍受死，既不能抗，又不能逃，人家奈他何呢？
原著第一卷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