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张几乎全部有赖于自己的威望和信誉而被采纳。这没有坏处；在如此脆弱的世纪，我们选择不善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赞同苏格拉底的朋友们给我们留下的苏格拉底的历次演讲，只因我们尊重公众对他的赞誉，而绝非我们对他的讲话有何了解：因为苏格拉底并非为适用于我们而作演讲。倘若此时此刻出现了类似的事，赞赏其讲演者当寥寥无几。
我们只看到讲演的典雅之处显得生硬、浮夸、做作。而讲演里淹没在天真纯朴之中的典雅之处则很容易被我们粗枝大叶的眼光忽略过去。那种典雅蕴含着难以觉察的柔美，眼光必须清晰而纯净才能发现其中的隐秘之光。照我们看，那岂非与愚蠢如出一辙的幼稚，岂非应受责难的品质？苏格拉底的心灵是按自然而普通的运动轨迹活动的。农人如何说啦，妇女如何说啦，他嘴上向来只挂着马车夫、细木工、补鞋匠和泥瓦工[1]。都是从人们最普遍最熟悉的行为中归纳、类推出来的话，因而人人皆能理解。我们却永远不会从那样卑微的形式中挑选出闪耀在他奇妙观点中的那些高贵而光彩夺目的精华，因为我们认为凡教义不予青睐的一切观点都是平庸的，低下的；我们只注意爱炫耀喜夸张的富丽言辞。我们的社会是靠卖弄建立起来的：人靠风鼓起来，又靠弹跳操纵，像球一样。苏格拉底从不枉自想得天花乱坠：他的目的在于为我们提供事实和训诫，使之真正适用于我们的生活，
保持分寸，注意界线，
顺应自然……[2]
——卢卡努
他（指小加图）也永远独一无二同时又与苏格拉底类似[3]，他不靠冲动而靠自己的气质飞升到力量的最高点，或，说得更确切些，他不提升什么，却强压下自己的力量，自己经受的艰辛和困苦，使它们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在小加图身上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气度远远超越一般人的气度；从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去世中可以感到他始终骑在自己伟岸的骏马上。这一位（指苏格拉底）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以寻常的方式从容不迫地探讨最有用的演讲，无论在面对死亡的时刻，还是在人类生活所能遇到的最艰难的逆境中，他都注意自己的为人。
确有这种情况：最值得作为典范向世人介绍的人往往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历史上两位最睿智的人使苏格拉底光彩熠熠：我们拥有的这两位苏格拉底的见证人对老师的忠诚和他们自身的干练是令人赞叹的[4]。
能理顺一个带孩子气的人纯粹的空想实在了不起，因此，不必篡改或延伸，他的空想也能在我们心灵上产生最出色的效果。他并不把心灵描绘得崇高，丰富，却只表现心灵的健全，而此种健全又确实是十分轻松明快的健康状态。通过对平凡的动机和本性的描述，通过寻常而普通的想象，他不须激动，不须生气就能树立起不仅最规范，而且是历史上最高尚最强有力的信念、行为和道德。是他把在天上浪费时间的人类智慧从天上带回来还给人类，那才是他最正义最艰辛也最有益的工作之所在[5]。看看他在法官面前怎样辩护，看看他以什么理由启发自己鼓起勇气面对战争的危险，他以什么样的论据增强自己的韧性以抵抗诽谤、暴虐、死亡，以对付他妻子的赌气！他不借助任何手段，也不依赖什么学识；最单纯的人能从他身上认出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沉沦。他指出人类天性靠自身的力量能做到多少事情，这是他对人类的大贡献。
我们每个人都比自我想象的更为富有，然而别人却训练我们借助和企求别人的帮助：他们引导我们习惯使用别人而不使用自己。在任何方面人都不会仅仅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了快乐、财富，有了权力，他还想抓他抓不住的东西；他的贪婪是不可能得到节制的。我认为人对知识的好奇心也如此；人对知识永远贪多嚼不烂，他们喜欢猎取超过与自己有关的东西，把知识的用处延伸到与知识的内涵同等的程度。“学识过多和所有东西过多一样，都使我们痛苦[6]。”塔西陀赞扬阿格里高拉[7]的母亲控制她的儿子对知识过分急切的渴求，认为她做得很有道理。以坚定的眼睛观察人很有好处，人拥有大量别的财富，也拥有大量的虚荣心和个人天生的弱点，代价很高的弱点。
购买知识比购买别的东西——肉或饮料——更担风险。再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购得的东西带回家放在容器里，我们还可以检验东西的价值，考虑什么时候吃，吃多少。而知识却不一样，我们一到地方便只能将知识往心里装，不能装在别的容器里：我们边买边吞，从市场出来时已经染上了疾病或已经得到了改进。有的知识不但不滋养我们，反而只能妨碍我们，增加我们的负担；还有些知识以治病的名义毒害我们。
我乐意在一些地方看见人们出于虔诚而许愿让自己无知，犹如有些人许愿让自己贞洁，贫穷，受苦。削弱我们爱读书的嗜好也是缩小我们过度的欲望，同时也是让我们由衷拒绝由知识出面引诱我们的给人以快感的好意。只有让自己智力贫乏才算圆满的想法还了让自己贫穷的愿。想生活富裕并不需要知识。苏格拉底教导我们说，知识就在我们自身，他还教给我们如何在自己身上寻找知识，运用知识。我们自身超常的能力几乎全是无意义的，多余的。与它为我们服务相比，它不格外增加我们的负担不格外打扰我们就很不错了。“培养健全心灵并不需要文学[8]。”文学是我们头脑过分狂热的表现，是让人糊涂的不安分的工具。你聚精会神想想：你一定会在你自身找到抵御死亡的天然论据，真实的，最适合为你的需要服务的论据。说农人和全体居民不免一死的论据同样实用于哲学家。我在未曾阅读《图斯库卢姆城居民》之前，死亡难道会来得不那么轻松？我认为不会。当我处在我就是本义上的我那种状态时，我感到我的舌头变充实了，我心里毫无负担，完全处于纯天然的状态，而且勇气百倍足以对付百姓齐进军时发生的冲突。与其说书本给我教益，不如说书本促我锻炼。对吗？因此，知识在尝试让我们以新方法抵御天然麻烦时，与其说它以理性和敏锐性护卫我们，不如说它在我们思想上打上了它本身的伟大和重要性的烙印。那的确是敏锐，但它以敏锐启发我们往往是白费功夫。你们看看，作者，甚至较为严谨较为聪明的作者，他们围绕一个好主题传布了
多少内容浮泛的，而且细看起来毫无实质的论据。那只是些骗人的字面上的诡辩。不过，由于那些主题可能有益，我倒不想格外加以挑剔。在那些书籍里，此种现象比比皆是，有的通过假借，有的通过模仿。还必须稍作提防，别把仅为高超的东西称作力量；别把仅为锋利的东西称作牢靠，或把仅为美丽的东西称作善良：“品尝比喝更惬意[9]。”悦人的东西不一定都能使人得到享受。“问题在于心灵而非头脑[10]。”
看见塞涅卡作出努力准备抗拒死亡，看见他在木杆上费力顶住，艰苦卓绝，而且挣扎如此之久，如果他在死去的当儿没有以英勇顽强保住自己的名誉，我对他名誉的信任真可能发生动摇。他的激动如此强烈，如此频繁，这说明他本身十分急躁，极易冲动。“伟人说话更平静更从容[11]。”“不可能头脑一种色调而心灵另一种色调[12]。”必须承认这点，尽管这有损于他。也许这也说明他的对手在步步紧逼。依我看，普鲁塔克的行为方式以他的桀骜不驯和无拘无束而显得更有魄力也更有说服力；我不难相信他内心的活动更为自信更有规律。他们当中，一位十分急躁，他会猛然刺激我们，使我们蓦地惊跳起来，这更触动心灵。另一位十分冷静，总给我们通报点什么，证实点什么，增强点什么，所以更触动智力。前一位强迫我们判断，后一位争取我们判断。
我也见过一些更受尊敬的读物，它们在描绘它们支持的反肉欲刺激的搏斗时把肉欲刺激表现得那样厉害，那样强有力而难以制服，使得我们这些淹滓感到既有必要欣赏肉欲诱惑力的奇异性和闻所未闻的力量，也有必要欣赏那些读物所作的抵抗。
我们为什么对知识所作的这些努力发火？让我们往下看看遍布大地的可怜的人们吧！他们在劳作过后只顾低垂着头，既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加图，对榜样、箴言之类的事也一无所知；而大自然每天正是从他们那里得出恒心和坚韧性的印象，比我在学校里留心研究的恒心和坚韧性更纯粹更直接。平时，我见他们当中多少人对贫穷表现出蔑视，多少人愿意赴死，多少人过死亡关既不惊恐也不悲伤！为我的花园翻地的人今天上午埋葬了他的父亲或他的儿子。那些人给疾病取的名字本身就减轻并缓和了疾病的严酷性：他们管肺痨病叫咳嗽，管痢疾叫腹泻，管胸膜炎叫感冒；他们把疾病说得越轻就越易忍受疾病。只有在病痛已使他们无法进行日常工作时，他们才认为病重了，他们卧床不起只为了等死。“朴素的可以理解的道德一变成知识就模糊而难以捉摸了[13]。”
我写这些的时间大约是在我国动乱引起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日益加重的那几个月，动乱以它全部的重压向我袭来[14]。一方面大敌临门，另方面是小偷——最坏的敌人：“竞争不靠武器而靠邪恶[15]。”而且我还同时遭受着军事行动带来的各种损失。
敌人在我左右令人胆寒，
两面都使我危若累卵[16]。
——奥维德
残酷的战争：别的战争在外部进行，而这场自己打自己的战争却由自己的毒液自我腐蚀自我衰败。这场战争的性质如此之邪恶，破坏力如此之巨大，所以它将与别的一切同归于尽，而战争双方又互相疯狂撕咬和肢解。进行眼下这种战争往往是自我毁灭而不是因缺乏必需品或敌人的武力导致毁灭。任何纪律都与战争无缘。战争前来消除暴乱，却使暴乱烽火四起；战争意欲惩戒违抗行为却作了违抗行为的典范；战争被用以保卫法律，却自行叛乱以反对自己的法律。我们已走到了何等地步？连我们的医药都在传染疾病，
我们的病痛得到救护
救护却使我们中毒[17]。
治疗使病情恶化，加剧[18]。
——维吉尔
我们罪恶的疯狂混淆正义非正义，
使我们背离了诸神正确的旨意[19]。
——卡图魯斯
在这类普遍的病症里，一开始还可以区别健康部位和有病部位，然而一旦疾病久拖不愈（如我们的病症），便会从头到脚蔓延到全身，任何部位都不能幸免于腐烂。因为没有什么空气能像“放纵”那样诱人贪荽地吮吸，那样自我蔓延和渗透。我们的各路军队只好靠外国的纽带联系并维持下去；人们巳不善于将法国人组成一支常备的正规军。真是奇耻大辱！我们只有在外来的士兵身上看到纪律。至于我们，我们一向我行我素，不按长官的意愿而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长官对付内部事故多于对付外部事故。指挥官必须亦步亦趋，阿谀逢迎，屈从下属，只有他该服从；其余的人都自由自在，放荡不羁。我宁愿看见野心里包藏多少卑劣多少怯懦，宁愿看见野心勃勃的人为达目的而多么下贱多么奴颜婢膝；但我不乐意看到一些性格温厚有能力主持正义的人在每天管理和指挥那一片混乱的过程中堕落下去。长期痛苦产生习惯，习惯产生赞同和模仿。昔日也有众多生性邪恶的人，但却并未因此而败坏生性善良宽厚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一旦我们有幸重新恢复国家的健康，就很难找到可以托付国家健康的人。
至少别妨碍这年轻的英豪
去救援一代危难的同胞[20]。
——维吉尔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即士兵怕长官超过怕敌人；还有一个令人赞叹的范例：一棵苹果树被圈进了罗马军营的围墙之内，第二天只见罗马军队挪了驻地，并将那株苹果树上味道鲜美的成熟苹果如数留给了苹果树的主人。那么这格言和范例如今都怎样了[21]？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别把时间花在不甚有用的旅行和不太受人尊敬的学艺上，而把时间一半用于观看由罗得岛[22]的一位优秀舰长指挥的海战，另一半用于察看土耳其军队的纪律，因为土耳其军队的军纪与我们的军纪大相径庭而且优越于我们。此情况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军队在出征中变得越发放纵，而土耳其军队在出征中却越发克制，越有所畏惧。他们对小百姓的侵犯或扒窃如发生在和平时期会受笞刑惩罚，而在战争时期则会掉头；拿一只鸡蛋不付钱，按事先规定要挨五十下棒打；偷别的任何东西，只要不是食品，无论多么不值钱，都会立即受到木桩刑处死或斩首[23]。我在阅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征服者色里姆的生平时，看到在他征服了埃及之后，大马士革城周围那些花团锦簇精美绝伦的园林虽不像平时一般关闭着，他的士兵对之却秋毫无犯，我为此感到吃惊。
然而一个政府里存在的某种疾患是否应该以如此致命的药物进行治疗呢？法奥尼乌斯[24]说，一个国家的统治哪怕十分暴虐，这统治也不应被篡夺。柏拉图也如此，他也不同意以暴力医治一个处于安宁状态的国家的疾病，他也不能接受足以引起公民流血和破产的惩罚行动[25]。这就确立了一个正派人在那种情况之下的义务，即听其自然，只须祈祷上帝伸出他超凡的手进行干预。柏拉图似乎对他的好友狄奥[26]稍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感到不满。
在这方面我曾是柏拉图主义者，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位柏拉图。如果说这个人物应当干脆被拒之于我们的群体之外，而他却以他诚实的良知获得了神宠，从而冲破了他那时代公众的蒙昧状态，并深入理解了属于基督教的启蒙思想，我却认为让一位异教徒教育我们很不合适[27]，不期盼上帝本身的没有我们协助的救援又是多么不虔诚的行为！我经常怀疑，在如此众多插手此类事务的人当中是否有理解力如此低下的人，我们曾慎重说服这种人相信，他是在以最大的歪曲进行改革，使他的灵魂得救的最明确的原因是我们因此而肯定下地狱，是他推翻政府，打倒行政官员和取消法律（而上帝却要他对法律进行监护），是他肢解他的母亲并因此让他昔日的敌人得到甜头，是他使手足之情充满骨肉相残的仇恨，是他求助于恶魔和狂暴，认为如此行事便可对圣经的仁慈和公正有所帮助。野心、悭吝、残忍、复仇心从不满足其固有的凶猛，我们必须以正义和虔诚的光辉思想去引诱它们，激励它们。你能想象世上的事有比这更丑恶的嘴脸吗：恶毒言行不期然成为合法，并且乘官员告假而披上德操的外衣？“没有比以天意掩盖罪行的迷信更具欺骗性的事[28]。”柏拉图认为[29]，极端的不公正在于把不公正之事看作公正。
那时百姓广泛遭受的岂止是当时的损失，
整个乡间是
一片混乱[30]，
——维吉尔
还有未来的损失。活着的人不得不为此受罪，尚未出生者亦复如是。百姓既遭抢劫，当然也会轮到我遭抢劫，而且一直抢劫到未来，把人们准备长期生活的一切都一抢而光[31]。
不能夺走或牵走的一切
他们便加以破坏和消灭，
他们罪恶的队伍
让无辜茅屋灰飞烟灭[32]。
——奥维德
城里不安全
乡村遭劫难[33]。
——克罗第安
除了这类打击，我还遭受着别的打击。我遇到的是疾患减轻之后出现的麻烦。谁都可以折磨我；吉布林说我是盖尔夫，盖尔夫说我是吉布林[34]；我认识的诗人中有一位就曾这么说，不过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说的。我的家庭现状和邻里之间频繁的来往使我的生活呈现出一种面貌，而我的行动又使它显现出另一种面貌。倒没有因此而遭到有根有据的非难，因为无刺儿可挑：我从不背离法律，谁如进行过搜索，要有问题他早该满载而归了。那都是些暗中流传的说不出口的怀疑，表面上从来看不出有错，无非是嫉妒或无能之辈制造的乱七八糟的大杂烩。我通常爱帮助那些由命运之神散布的反对我的不公正推测，我帮助的方式一向是避免进行自我辩护、辩解和说明。我认为，为良心进行辩护是使良心受到连累。“因为争论削弱明显的事实[35]。”面对别人的指责，我不但不往后退缩，反而迎上前去，而且以嘲讽奚落式的坦白承认为那些指责添油加醋，仿佛人人看我都像我看自己一般清楚；否则就将其看作不屑回答之事，闭口不谈，不予理睬。将我此种态度视为狂妄自信的人，与将我的态度视为无法辩白者之怯懦的人几乎同样怨恨我。尤其是大人物，他们认为不驯服的错误乃是错中之错；他们粗暴对待一切自我认知的，不卑躬屈膝、不低声下气苦苦哀求的主持正义者。我经常碰撞这样的大柱。反正就我当时的遭遇而言，换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一定会上吊，悭吝的人也同样会上吊。
我从不为获取而操心。
只要诸神有意
让我在有生之年活着为自己，
愿我只拥有我目前拥有的，
再少些也可以[36]。
——贺拉斯
然而别人的不公正——或扒窃，或暴力——给我带来的损失，却几乎使我痛苦得像一个被悭吝病折磨的守财奴。这种冒犯本身比损失严重到无法估量的程度。
各式各样的苦恼成百上千依次向我袭来；和众人在一起我也许能更轻松地忍受那些苦恼。我已经在考虑，如我的晚年既不幸而又缺吃少穿，在我的朋友当中我能将这样的晚年托付给谁？我把眼睛往各处转来转去进行搜索，最后仍一无所获。要想从高处直落下来，下面接应的臂膀必须充满牢靠的、强有力而又有运气的爱心：这样的爱即使有，那也是极为罕见的。总之，我认识到，最可靠的办法是把我本人和我的需要全部托付给自己。万一我与命运的恩宠无缘，愿我更有力地祈求自己的恩宠以保护自己，愿我更依恋自己，更注意自己。无论何事人们都喜依赖外部的支持以免自己支持自己，然而对善于运用自我支持的人而言，唯自我支持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支持。人们对别处、对未来趋之若鹜，因为还没有人曾实现自我。我终于认识到这些缺陷都是有用的。
因为，首先，当理性不足以使坏门生醒悟时，就必须用鞭子抽打以示警告，犹如我们用火和楔子猛力将扭弯的木头强行整直。我在很早以前就劝诫自己依靠自己并脱离外来的东西，但我仍然把眼睛老转到一边：别人的倾慕，大人物的一句好话，别人的好脸色都会引诱我。天知道如今此类玩意是否都已涨价，天知道那一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如今还能听见（而且不皱眉头）别人如何引诱我作买卖，而我的抵抗是那样软弱无力，仿佛我很愿意容忍他们说服我。对性格极不驯服的人必须施以棒打，而且必须一敲再敲，用木槌狠狠敲打，从而拴紧那艘脱开又裂口的大船，那艘自动滑脱的大船。
其次，此事可作为我的一次练习，好让我作好应付更坏之事的思想准备。因此，如命运的特殊照顾和我的生活习惯使我本来有望属于最后一批被风暴卷走的人，却在偶然间头一批被卷了进去，我就可以及早学会强制我的生活，对生活作出安排，使其适应新的情况。真正的自由在于能依靠自己对付一切。“最能干的人是依靠自己力量的人[37]。”
通常，在太平时期，人们作思想准备无非为应付适度的普通事故。然而在我们三十年来所处的一片混乱之中，所有法国人，无论个别而言，抑或笼统而言，每时每刻都眼见自己处在倾家荡产的边沿。他们必须使自己在内心更坚强更有魄力。感谢命运吧，它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既非无精打采，也非毫无生气，也非无所事事的世纪：这样的世纪如不靠别的途径闻名天下，必然以其重重灾难闻名于世。
我在史书上还不曾读到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的混乱，所以我目前不能更全面细想这场大混乱也不感遗憾。有时我却乐意带着好奇心去亲眼观察我们自己集体死亡的值得注意的情景，以及此种死亡的症状和形式。既然我无法推迟这大规模的死亡，我只好认命去现场观看并作调查。
因此，让我们尽量设法去察看（甚至不惜捕风捉影或借助无稽之谈）这人类命运的悲惨游戏的各种表现。
我们听人叙说那些事情并非毫无怜悯之心，但我们乐意用那些值得怜悯的事件的稀罕之处来唤醒我们的痛苦。不挠便不痒。优秀历史学家像避开死水和死海一般避免平平静静的描述，以便重新回到叛乱和战争年代，他们明白我们在呼唤他们描写那样的年代。我怀疑我是否能老老实实承认我一生中失去的安宁和平静的代价何等低贱，我是在我们国家毁灭的过程中度过我的大半生的。我在国家遭受的各种事故中付出的忍耐力，其代价似乎分文不值，因为那些事故并没有直接侵害我。如果抱怨什么与我有关，我家内外保全下来的东西倒比被剥夺的东西多。我们时而逃脱这个灾祸，时而逃脱那个灾祸，这值得安慰；灾祸不停地窥视我们，却在我们周围肆虐。在公众利益方面也一样，我的爱心分布越广，爱心就越微弱，这的确与下面的话大同小异我们只是在公众的灾害波及我们个人利益时才会感受到公众的灾害[38]。”而且我们与生倶来的健康也能自动缓解我们可能感到的懊恼。这里说的是健康本身，而不是与继健康而来的疾病相比较的那种健康。我们并非从高处坠落下来。我认为透着尊严和秩序的腐败和掠夺最难忍受。在安全地带偷窃我们比在树林里偷窃我们更具侮辱性。那是互相竞争的肢体个别坏死之后的共同接缝处，大多是不会痊愈也不需要痊愈的老溃疡。
因此，这种倾覆与其说使我沮丧不如说确实使我兴奋，之所以如此全凭我的良心；我的良心不仅安稳而且感到自豪，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埋怨自己。由于上帝向人类降灾不比向人类降福多，我的健康状况在那个时期竟然较平时为佳。正如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会无所作为，有了健康的身体，世上便罕有我作不到的事了。健康使我有可能唤起我全副精神力量并主动迎接往往可能走得更远的灾祸。我感到我的毅力蕴含着某种足以抵抗命运的耐力，不经历大碰撞我是不会失去马鞍的。我作如是说并非为触怒命运之神致使她给我更猛烈的一击。我是命运的仆人，我向她伸手求救，为了上帝，愿她适可而止。我是否已感到了她的冲击？没有。正如被悲哀压倒而不能自拔的人时不时小试快乐并对快乐流露一抹微笑，我也有能力靠自己心境安详并摆脱恼人的思想，然而我却时不时心血来潮，在我武装起来准备赶走不愉快思想或与之斗争的当儿，突然听任它们前来袭击。
那些苦恼刚过去，别的更严重的苦恼又接踵而至。在我的住宅内外，我面临的竟是瘟疫，而且是比别种瘟疫更可怕的瘟疫[39]。因为健康的身体易于得重病，只有重病能使强壮的身体屈服。我周围的空气虽然新鲜卫生，而且凭我的记忆，传染病再邻近，也从未在此站住过脚跟，然而，这样的空气万一自我中毒，便会产生格外严重的后果。
越来越多的老人青年乱葬于各处；
谁也躲不过地狱皇后的残酷[40]。
——贺拉斯
一看见我的住宅我就感到不寒而栗，但我却不得不忍受家里这种滑稽的现象。宅中一切毫无防范，谁想进去都如入无人之境。我虽一向慷慨好客，却很难为我家找一处避难之地，因为这个家庭已走入歧途，它既让朋友害怕也自己害怕自己，把它安顿在任何地方都道人厌恶，只要家中这一群人里有一个人突然感到指尖发痛，全家就得挪地方。所有的病都被看作瘟疫，大家并不想花功夫去加以辨别和区分。按医疗原则，凡接近过这种危险的人都得在四十天之内担心染上此病，这有好处，不过，胡思乱想也会照它的方式折磨你，让你感到浑身发烧。
如果我不必为别人的痛苦感到难受，如果我不去为那一群结队而行的人当半年可怜巴巴的向导，那些事就不至于十分触动我。因为我自己身上一直带着预防药：那就是决心和忍耐力。我没有担惊受怕的困扰，这种疾病最忌讳这样的心境。倘若我是单身一人而又想独自逃命，我定会逃得更快也更远。我不认为这种死法属于最坏的死法之列：一般说，此种死法时间较短，死时昏头昏脑，少有痛苦，而且流行病这一点还使死者得到安慰；死亡时不举行仪式，也不服丧，可以免去压力。至于周围的人们，逃脱瘟疫者还不到百分之一：
牧人王国荒无人烟，
大片土地猎网空悬[41]。
——维吉尔
在这样的地方我最大的收益是物质的：需要一百个人为我干的活长期搁置下来了。
然而在当时，透过民众的幼稚可以看到表明决心的怎样的范例！一般说，谁都不再操心自己的生活。葡萄挂在葡萄藤上，而葡萄却是此地的主要财富。人人都在毫不在乎地准备着，等待着今晚或明天死亡，他们的面容和声音显得那样无所畏惧，仿佛全都十分相信这样死亡的必要性，仿佛此种死亡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死刑判决。死亡永远如此。然而死亡决心的依据是多么站不住脚！几个钟头的距离，几个钟头的差异，对周围熟人一闪念的考虑都足以使我们对死的恐惧各不相同。瞧瞧那些人：无论儿童、青年、老人，只因他们会在同一个月内死亡，他们再也不大惊小怪，再也不互相哭丧了。我见过一些人，他们处在可怕的寂寞之中，因此，他们生怕死在后面，除了墓地的事，他们全都不再操心别的什么：眼见尸横遍野，任凭即将聚拢的牲畜摆布，他们感到无限心酸。（人类想法之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被亚历山大征服的民族尼奥利特人[42]把人的尸体扔到森林的最深处让野兽吃掉，他们私下认为那是唯一幸福的墓地。）某某人还很健康便掘起自己的坟墓来了，还有的人活着便躺进坟墓。我家一个干粗活的人在死去的当儿还用手和脚往身上堆泥土[43]：埋进土里不是可以睡得更舒服吗？这个举动还不如罗马士兵同样的举动高明：在加纳日之后，人们发现罗马士兵把头伸迸他们挖好的洞里并用自己的手把洞填满，以便在洞里窒息而死[44]。
总之，整个民族都现时现刻按习惯以毫不通融的步骤被安置了，那毫不通融的程度不下于任何深思熟虑的决定。
能鼓舞我们的科学知识大多数是门面多于力量，装饰多于实效。我们抛弃了自然又想学习自然课，因为自然课引导我们既成功又稳妥。自然知识的痕迹和靠人的愚昧而留下来的少许自然的形象仍旧在这群无文化的粗人的生活里打上了烙印。科学不得不天天利用自然，使之成为科学弟子们学习坚韧、纯洁、宁静的样板。科学学子们虽然知识渊博，却还得模仿自然之拙朴，而且在初涉德操的行动中就必得模仿。我们虽智慧过人，却要在一生中最重要最必要的时期向牲畜学习最有用的功课，诸如：人必然有生有死，人必须爱惜自己的财产，必须爱护并养育自己的孩子，必须维护正义——人类疾病的奇特证据；还有，理性任我们随意操纵，而且永远千差万别花样翻新，却给我们留不下自然的任何明显痕迹；看见上述现象令人开心。人操纵理性有如化妆品制造商操纵油类[45]：他们给理性搀进如此之多的外来的论据和推理，使理性变成了千变万化可以适应每个特定个人的东西，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面貌，恒定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面貌，于是我们不得不去牲畜那里寻找证据，这样的证据是不会屈从于恩宠、收买和意见分歧的。因为，牲畜本身虽然并不一定都能准确地走自然之路（这千真万确），它们偏离自然之路却微乎其微，因此你总能瞥见这条道路的车辙。正如被人驾御的马匹，它们虽然又蹦又跳，却跳不出系马皮带的范围，而且永远跟着赶马人的脚步走；犹如展翅飞翔的鸟儿，他们永远摆脱不了链子的束缚。
“考虑考虑流放、酷刑、战争、疾病、沉船事故……[46]”“为了你在灾祸面前别当新兵[47]。”凭好奇心去预见人类全部的麻烦，这于我们有何益处？费大力气去准备对付也许根本不会触及我们的麻烦又有何益？“害怕痛苦与痛苦本身一样使受过苦的人痛苦[48]。”不光捶打能袭击人，连气流和屁也能袭击人[49]。这样的人或许像最狂躁的发烧病人？因为，你此时此刻就让人抽你的鞭子，原因是你可能命中注定某一天会吃鞭打之苦，这只能是狂躁的发烧病人之所为；还有，从圣约翰节起你便穿上皮袍，原因是你在圣诞节到来时需要穿皮袍，这也的确是狂躁的发烧病人之所为。“投身进去体验可能降临的痛苦吧，尤其是极端的痛苦：去痛苦里经受考验！去痛苦里坚定自己的信心！”他们说。恰恰相反！最便当最自然的办法是摆脱这种思想负担。痛苦来得还不够早，困难的实际存在也拖得不够久，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将其扩展，延长，而且事先与痛苦交融起来并保持这种交融状态。仿佛痛苦折磨我们不会掌握分寸似的！“痛苦降临时会相当折磨你。”一位大师这么说，这位大师[50]并不属于什么温和学派，他属于最严厉的学派。“痛苦降临时你也应照顾自己，你喜欢什么就相信什么吧。老提前考虑并预防你的恶运，为担心将来而失去现在，只因随时间推移你会经历苦难，你便从现在开始经历苦难，如此行事于你何益？”这就是他的话。科学知识会精确告诉我们痛苦的大小，这就自然而然给了我们有效的帮助，
靠忧虑使人思想敏锐[51]。
——维吉尔
如若部分痛苦既大而又不为我们所感也不为我们所知，那也许是憾事。
可以肯定，就大多数人而言，准备死亡比忍受死亡之痛苦更折磨人。古时一位判断力极强的作者确实说过这句话：“想象比忍受使人更感痛苦[52]。”
死在即刻的感觉有时会自动鼓励我们迅速下定决心不再躲避那不能回避的事。从前，许多古罗马士兵在战斗时斗得胆怯[53]，但随后却勇于忍受死亡，他们以喉咙迎向敌人的矛头邀敌人杀戮。正视即将来临的死亡需要持之以恒的，因而也是不易具备的坚定性。你不善于死就别把死放在心上，大自然会即刻教你该如何死，教得既全面又充分；大自然会为你精确作业，你大可不必自寻烦恼。
人，你们白白设法了解本不确定的死亡时辰，
与死亡选定的途径[54]，
——普罗佩尔修斯
长期的担忧
比承受突然而明确的不幸更难受[55]。
——高卢
我们为操心死而打乱生，又为操心生而打乱死。生使我们烦恼，死使我们惊恐。我们作思想准备并非反对死亡，死亡是太短暂的事。一刻钟既无结果也无危害的苦痛不值得以箴言特别告诫。说实话，我们作思想准备反对的是为死亡作准备的作法。哲学先吩咐我们眼里时刻要有死亡，要预见死亡，要在死亡到来之前仔细琢磨死亡；在此之后它才告诉我们死亡的规律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以提防预见死亡和琢磨死亡之举伤害我们。医生之所为正是如此，为了使他们的药品和他们的医术有用武之地，他们不惜把我们抛进病痛里。倘若我们本不善于生活，教我们如何死亡并教我们以不同方式结束生活中的一切便有失公正。倘若我们善于生活，活得宁静而稳定，我们同样会死得宁静而安稳。哲学家们爱怎么夸口就怎么夸口吧。“哲学家一生都在准备死亡[56]。”然而我认为死是生活的尽头而不是生活的目的；死是生活的终结、生活的极端而不是生活的目标。生活应有它自身的宏图，自身的构想；直接探讨生活就是自我调整，自我引导，自我容忍。处世之道的总课题和主要课题所包含的必修课里也有死亡之道这一课。假如我们不以恐惧给死亡之道增加负担，这一课会属于最轻松的课题。
从单纯性的课程中蕴含的实用性和朴素真理判断，这课程并不弱于什么学说向我们鼓吹的东西，恰恰相反。不同的人情趣和能力各有不同；必须按照人自身的情况通过不同的途径引导人改善自己。“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以主人身份上岸[57]。”我从未见我家周围的农人思考以怎样镇定自信的姿态度过他最后的时刻。大自然教他只在自己死亡那一刻才想到死。比之亚里士多德，他们更心甘情愿赴死；死亡对亚里士多德却有双倍的压力，由于死亡本身，也由于他对死亡长期的预见。因此凯撒的意见是，最想不到的死亡是最幸福最无心理负担的死亡。“在需要痛苦之前就痛苦的人，在需要痛苦时会更感痛苦[58]。”冥想死亡之所以厉害应归因于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永远这样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总想超越自然的规定并向自然的规定发号施令。只有大夫才应该在身强力壮之时为这类胡思乱想吃饭不香，一想到死亡的情景就皱眉头。普通人只在死亡袭击他时才需要治疗和安慰，他们对死亡重视的程度恰恰与他们感觉到的程度相当。我们不是说过吗，俗人的愚钝和不知害怕使他具有对当前痛苦的忍耐力和对未来不幸事故的极度漫不经心，因为他生性粗拙，反应迟钝，对此类事情不够敏锐，也不会为此而心绪不宁。果真如此，那么为了上帝，我们今后就拜愚蠢为师吧。这正是科学知识许诺我们的特殊成果，愚蠢是以极缓慢的方式引导它的门生取得这种成果的。
我们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他们是天然单纯性的表达者。苏格拉底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就我的记忆所及，他对为他的生死问题进行辩论的法官们讲话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我怕[59]，先生们，如果我请求你们别让我死，我会自投罗网，撞到原告人起诉书的矛头上不能自拔。起诉书说我比别人更假充内行，显出我对高于我们和低于我们的事情都有更深一层了解的样子。我明白我既不曾经常见到死亡，也认不出死亡，也不曾见任何人为对我进行死亡教育而去检验死亡的各种性质。害怕死亡的人首先必须是了解死亡的人。至于我，我既不知道死亡为何物，也不知道另外那个世界情况如何。死亡也许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也许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不过，如果死亡意味着由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倒应该相信，去同众多过世的大人物一起生活并避免同更多不公道的腐败法官打交道定会使生活得到改善。如果死亡意味着生命的消亡，那么，进入宁静的长夜仍不失为一种改善。我们活着时从未体验过比宁静、深沉、无梦的睡眠更美妙的事。）我向来注意避开我所知道的一切坏事，诸如伤害别人，不服从上司（或人或神）。对我不知道是好是坏的事，我是不会害怕的。如果我去死而将你们留在人世，只有诸神看得出是你们的情况还是我的情况将有所好转。正因为如此，有关我的事你们爱如何吩咐便如何吩咐。不过，根据我劝人办公道事办有益事的处世之道，我要强调说，假如你们在我的案子上看得不如我远，那么为了你们的良心，你们最好离我远远的。只要你们在判决时考虑我过去处理公私事务的活动，考虑我的意愿，考虑众多青老年公民每天从我的讲话中获得的好处，以及我为你们所有的人办事的成果，你们只有安排我由雅典议院常务会以公费赡养（因为我穷），你们才能适当减轻你们对我的功劳欠下的义务，因为我经常看见你们以并不充分的理由公费赡养别人……出于习惯，我不曾向你们求告并恳求你们怜悯，你们可别把我这种态度当作固执或对你们的轻蔑。我有朋友和亲人（正如荷马所说，我和别人一样并非从木头和石头中出生），他们都可以带着眼泪和哀伤出面，我还有三个泪流满面的儿女，他们的眼泪也可以得到你们的怜悯。然而，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又以智慧过人闻名于世从而招致控告，如果我堕落到作出那样卑怯的举动，我就会丢我们城市的脸。人家又会怎样评说其余的雅典人呢？我常告诫听过我演说的人们别靠无耻行径救自己的命。在我国历次战争期间，在安菲波利，在波提德，在德里和别的我呆过的地方，我其实早就表示了我多么不屑于靠蒙受耻辱保证自己的安全。进一步说，我要提请你们注意自己的义务，要敦促你们注意丑恶之事；因为说服你们不靠我的祈求，而靠正义提出的纯正充足的理由。你们曾对诸神赌咒发誓要坚持下去：倒仿佛是我想怀疑你们指责你们不相信有诸神存在似的。而我自己却要承认我对诸神并不信任（虽然我应当信任他们），因为我怀疑他们的引导，不愿把我自己的事单单托付给他们。我完全相信神的存在，而且可以肯定，诸神对待此事的态度将根据此事是否于你们和我都更合适而定。好人无论活着或死去都没有必要害怕诸神。”
这不是一篇干脆正确的辩护词吗？又朴素又通俗，其中的高傲令人难以想象却真实而坦率，合情合理，超过一切同类的辩护词，而且是出于怎样的必要性而讲的呀！苏格拉底宁愿用他这一篇而不用大演说家利希亚斯[60]为他撰写的那一篇；那篇辩护词尽管在司法风格上精雕细刻，但不配为如此高尚的犯人辩护，苏格拉底舍彼而取此作得有道理。大家可曾听到从苏格拉底的嘴里发出过哀苦求告的声音？那样高尚的德操难道会在它表现得淋滴尽致的时刻停顿下来？以他那样丰富倔强的个性难道他会将保卫自己的事委托给雄辩术？在他受到最酷烈考验的时刻，难道他会放弃装饰他谈吐的真理和朴实而去用一篇学究式演讲中的修辞和虚构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不为自己衰弱的生命拖长一年而去败坏不可腐蚀的生活内涵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圣洁形象，从而放弃自己一生的光荣终结即将留下的不朽记忆，他自己认为这样做十分明智。他活了一生并不感激自己而感激世间的典范，如他以无所作为的卑微方式结束此生，那岂非大众的憾事？
的确，他对自己的死所作的如此豁达如此从容不迫的考虑应该得到后世格外的尊重：后人的作法也正是如此。命运为主持正义而对他大加推崇，命运为此而吩咐大家做的事也再正确不过：雅典人对引起这桩案件的人恨之入骨，他们像躲避被逐出教会的人一般躲开那些人；那些人摸过的东西都被看作被污染。在浴室里没有人愿同他们一道洗澡，平时谁也不向他们问好，也没有人同他们来往。后来，他们终因无法忍受公众的仇恨而上吊了。
如果有谁认为，我在谈到苏格拉底演说时，可供我选择的例子本来很多，而我却不恰当地选了上面那部分；如果此人判定苏格拉底这篇讲演被抬高了，高出了普遍的看法，我可是有意而为的。因为我的判断与众不同，我认为这篇演说在层次和情理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远远低于普遍的看法：它以毫不做作的天真的勇气和幼稚的心安理得再现了纯粹的原始感受和天生的无知。因为这一点是可信的：我们天生怕痛，但不怕死，不怕死的原因在死亡本身。死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是同生一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自然可能促我们互相仇视，互相憎恨，目的何在？原来仇恨对大自然创造物的延续和更迭十分有用，而且在这万有共和国里，与其说仇恨意味着破坏和毁灭，不如说仇恨意味着出生和增长。
事物的总体便如此更新[61]。
——卢克莱修
一死得千生[62]。
——奥维德
一条生命的衰退可以过渡到千条生命的诞生。大自然让牲畜记住了它们该如何照料自己保存自己。到目前为止畜牲一直害怕自己的情况变糟，它们生怕互相冲撞，互相伤害，生怕我们用链拴它们，打它们，是它们的感官和经验告诉它们那都是事故。然而它们不可能害怕我们宰杀它们，也没有能力思考死亡，对死亡作出结论。为此人们还在说，牲畜忍受死亡不仅愉快（马在死亡时多数会嘶鸣；天鹅则歌唱死亡），而且有的牲畜出于需要还会去寻死，大象就有过不少这种例子。
此外，苏格拉底作自我辩护时提出论据的方式不也朴实猛烈得令人赞叹吗？的确，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话，像凯撒那样生活，比像苏格拉底那样说话和生活容易得多。这里存在着最大限度完善自己的问题和最大的难度问题：技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却并没有照这样训练我们的才能。我们既不锻炼我们的才能，也不认识我们的才能，我们利用别人的才能却把自己的束之高阁。
有人可能会说我在此只弄来了一堆外国的花，我提供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捆花的网绳。诚然，我曾告诉舆论界，说这些外来的装饰物适合于我，但我的话并非指那些东西掩盖了我，遮住了我：这与我的初衷恰好相反，我本来只想展现自己的东西，而且是自己天生的东西。倘若我很自信，无论如何我会全靠自己说话。但本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别人的激励使我不得不如此行事，而且日甚一日，不顾我个人的决心和原来的思维方式。倘若这与我并不适宜（我相信如此），那也无妨：总可以适合于别的什么人。某人从未看过柏拉图和荷马的作品却引证他们，而我援引的相当多的地方都并非出于原作[63]。这不困难，也无须多么能干，因为此间有书千卷供我写作时参考。此时此刻，我如乐意，尽可以从一打废话连篇的人（这些人的东西我平时是不翻阅的）的作品里引出一些用以装饰下一篇《论相貌》。只须引用某德国人写的卷首诗简就足以在我的作品里填满引语，我们由此便可寻求美味可口的光荣以欺骗这愚蠢的世界。
许多人进行研究的陈词滥调的大杂烩只适用于平庸的课题，它不能引导我们而只有助于我们自我卖弄；那真是知识的滑稽成果，苏格拉底曾十分有趣地批评那些东西以反对《厄提登》[64]。我曾听说有人利用他从未研究过从未听说过的东西写书，作者把研究这样那样课题的事托付给他各种各样的学者朋友，他自己只管作计划，最后靠投机取巧编纂出一捆自己并不熟悉的废话；纸和墨水起码是他的嘛。凭良心说，那只是买书或借书而不是著书。那是告诉人们，不是人会写书，而是——他们可以对此持怀疑态度——人不会写书。一位法院院长[65]当我的面夸口说他亲手写的一份判决书上有两百处外来引语。他在向每个人作此种宣传时都似乎在使他得到的恭维黯然失色。依我看，对那样的问题和他那样的人来说，那是小器，是荒谬的吹嘘。在如此众多的外来引语中，我很高兴能偷窃其中一些并将它们乔装打扮，让它们走样，从而派新的用场。有时我对人说，由于没有听人讲过它们的原始用处，我便加进某些特殊的为我所用的灵活性，使它们更少外来意味。而另外那些人却炫耀他们的抄袭行为，而且将其入帐，足见他们比我更信任法律。我们这些大自然的门徒，我们认为创造的荣誉比引证的荣誉具有无与伦比的极大优越性。
倘若我愿意凭知识讲话，我可以讲得更早[66]；我可以在更靠近我学生时期的阶段就写作，那时我的智力和记忆力都优于现在；倘若我愿以写作为业，我当然更信任那个年龄的活力而非如今的活力。进一步讲，我就可能在更有利的时节得到命运通过这部著作赐予我的亲切的厚爱。我的两位熟人，两位知识渊博的大人物，拒绝在四十岁发表作品而要等到六十岁，依我看，这种作法使他们损失了一半。成熟和血气方刚一样有它的弱点，而且是更坏的弱点。老年既不适应这种性质的工作，也不适应别的一切工作。谁若想表达自己并不感到难看也并不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心情，而又去把自己的衰老付诸印刷文字，那真是发疯。人在走向衰老时思想是闭塞的，停滞的。我在谈及无知时，说得又庄重又充分，而在谈及知识时却说得既不充分又捉襟见肘；谈知识是附带的，偶然的，谈无知则是特意的，主要的。除了论述虚无我恰恰什么也不论述；除了论述无知的知识我不论述任何知识。我选择的写作时间正是我要描写的我的生命全部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生命剩下的东西已更接近死亡了。仅就我的死亡而言，在我遇上它时它如若像别的人一样喋喋不休，我离去时自然还会向百姓提出忠告。
苏格拉底所有的高贵品质都堪称完美的典范，但令我扫兴的是，他的体态和容貌却相形见绌，正如人们所说，他的体态容貌同他的心灵美真可谓判若云泥，而他对美又如此情有独钟。大自然对他太不公平。本来形神一致形神交融是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具可能性的。“灵魂放置于什么样的身体对灵魂至关重要：身体的多种作用可使心灵敏锐，其余的作用则使心灵迟钝[67]。”西塞罗谈的是反常的丑陋和四肢的畸形，然而我们却把主要表现在脸上的乍一看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也叫作丑陋，而且不讨人喜欢的原因往往又微不足道：诸如脸色、斑点、粗鲁举止以及在整齐完好的四肢上出现的某种难以解释清楚的原因。拉波埃提人丑而心灵极美，他的丑陋就属于这种性质。此种表面的丑陋虽十分严重，对人的精神状态损害却比较小，而且对评价人起不了可靠的作用。另一种丑陋，其更确切的名称叫畸形，则是更实质性的丑陋，这种丑陋通常对人的打击更为深重。显示脚形的并非一切光亮的皮鞋，而是所有鞋形好的鞋。
苏格拉底谈到自己的丑陋时说，如果他没有人为地纠正他的丑陋，他的丑陋定会在他的心灵上准确显示出来[68]。但我认为，根据他的习惯，他说这话是在开玩笑。美好心灵从不是天生而成的。
我不可能老说我如何珍视美——影响大而又有利的品质[69]。坎特·库尔斯把美称作短期的专横，柏拉图则称其为自然的特权[70]。世上没有任何东西的声望超过美的声望。美在人们的交往中占据首要位置；美先声夺人，美以极大的权威和它给人的绝妙印象引诱我们并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弗里内[71]如果不曾解开她的裙袍以她光艳照人的美丽腐蚀法官，她的诉讼就会在一位优秀律师手里败诉。我认为居鲁士、亚历山大和凯撒这三位世界的主宰在营造他们的伟大事业时也并没有忘记美。大西庇奥[72]亦复如是。同一个希腊字包含着美和善。圣灵往往把他认为美的人叫作好人。一支由古代某位诗人谱写的柏拉图认为家喻户晓的歌[73]对财产排列的顺序是：健康，美丽，财富；我当然支持这样的顺序。亚里士多德说[74]，指挥的权利属于俊美之人，当有些人已接近诸神雕像的俊美时，这些人同样可以享受人们的崇敬。有人问他为什么人们同俊美之人交往更频繁而且时间更长时[75]，他说：“这个问题只应由盲人提出大多数哲人以及最伟大的哲人都借助他们的俊美交学费获得智慧。
不仅对服侍我的人，对牲畜也一样，我认为他们的美与善十分接近。因此我认为脸部的线条、表情和轮廓有助于推断某些内在的气质和未来的命运，它们似乎并不直接也不单纯属于美和丑的话题，正如香味及清新空气不一定都能保证人的健康，瘟疫流行时节空气的恶浊和臭味也不一定都传染疾病一样。指控女士们的品性与她们的美貌背道而驰的人并不一定都有道理，因为线条并不十分端正的面庞可以有正直忠诚的神气，相反，我有时在美丽的眉目间却看出令人害怕的狡诈而且危险的本性。有使人产生好感的相貌存在。在众多得胜的敌人当中，你可能立即选出这一位而不是那一位陌生人以交付自己的性命；而你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一定只考虑了对方的美和丑。
外貌是并不牢靠的保证，不过外貌仍有某种重要性。倘若我有必要鞭挞恶人，我鞭挞得最猛烈的将是违背和背叛了自然而然显现在他们脸上的诺言的人：我惩罚表面温厚的狡诈者更为严厉。有些相貌似乎是福相，另一些相貌却显出福薄。我认为有某种技巧可以使人区别温厚相貌和蠢相，区别严厉相貌和粗野相貌，区别狡诈和善意的狡黯，倨傲和阴郁以及诸如此类的近似的品质。有些美人不仅显得傲气，而且乖戾，另一些美人则温柔而又非淡而无味之美所可比拟。通过相貌预测未来的命运，这是我留待解决的问题。
正如我在别处所讲，我是从我出发直截了当引用这句古老格言的：我们不能疏于追随大自然，最灵验的格言乃是“顺应自然”。我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以理性的力量改正我的天生气质，也没有人为地打乱我的癖好。既来之，则安之，我从不与任何事物过不去。我家两间正房和睦相处互不打扰，不过，谢天谢地，我饮食中的牛奶质地还算好，水掺得不算多。
我是否应该顺便说说：我曾见某些本来只在我们之间有用的关于洁身自好的经院式形象比喻被捧得超过了它的价值，而且在希望和恐惧的强制下充当了格言？我喜欢这类比喻并非缘于它为法律和宗教所创造，而缘于它为法律和宗教所完善，所批准；它无须帮助便能自动站住脚，因为它能通过传播普遍理性给所有正常人从而靠自己的根在我们身上生长。这种普遍理性纠正了苏格拉底的缺陷，使他服从在他的城市发号施令的人和神，使他英勇就义：他如此作为非因他灵魂不死，实因他是必死无疑的人。劝人勿须修身养性，只须信仰宗教便能取悦于神的法庭，此种训言对一切秩序一切政府都具毁灭性，招致损害有余而巧妙敏锐不足。出于习惯我们看到在虔诚和良知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
无论外貌或谈吐，我都有使人产生好感的地方，
我说了些什么？我有！
我应说“我曾有过”，克列梅斯[76]！
——特伦克
如今您在我身上只能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人[77]。
——高卢
而且我的举止同苏格拉底的举止看上去完全不同。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与我素不相识的人仅仅因为相信我的仪表和风度，便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中或在我的事务中表现出对我十二万分的信任；而且在外国我也因此而获得了奇特而稀罕的优待。下面这两次经历也许值得我大书特书。
某某人打算搞突然袭击前来拜访我家和我个人。他的伎俩是只身来到我家门口并急切敲门，我久闻其名，也曾有理由像信任邻居而非信任盟友一般信任他。我按待客惯例命人给他开了门。他一进门便显出满脸恐惧；他的坐骑也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他对我讲了一番离奇的谎话：他适才在离我家半里尔之处遇上了他的宿敌——一个我认识的人，我也曾听说过他们之间的口角。他声称这仇人对他紧追不舍，只因他是在慌乱中无意间与仇人狭路相逢，他在人数上又居劣势，所以便投奔我家求救。他还宣称自己为随从焦虑万分，认为他们已死或巳被俘。我一派天真，竟试图好言安慰并请他下马休息。片刻之后，他手下的四五个兵丁露面，恐惧神态与他无异，也想进我的大门。随后接二连三又来了几批，都是全副武装，武器精良，最后的人数竟达二十五至三十人，而且人人装出被仇人追赶的模样。这其中的奥妙终于引起我的怀疑。我明白我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也明白我的家可能怎样遭人忌妒，而我的熟人中遭此类不幸者也不乏其人。何况我发现，我对他们业已开始的讨好如半途而废会于事毫无补益，甚至不弄得鸡飞狗跳便很难摆脱他们。于是我干脆听其自然，照一贯的作法命他们进门一事实上我天生不好怀疑而好宽恕与温厚待人。我待人全按常规，并相信此种癖好合情合理并不反常，因此，我如此处事待人既非什么重要表示相逼，也非魔鬼或奇迹胁迫。我既为人，便自然而然乐于依赖命运并不顾一切投入命运的怀抱。对此，直到此刻我都理直气壮为自己庆幸，而且从不抱怨自己。我认为命运比我自己考虑更周密，更有利于我的事务。我一生中有些行为可以被人正确称作挑剔行为，有谁愿意也可称作聪明行为，作出此类行为如三分之一靠我自己，其余三分之二便全靠命运。人不完全听天由命，人对自己的行为抱有难以实现的奢望，这似乎是人类的通病。正因为此，人的意图才经常出错。我们过分扩大人类智慧的权利范围，老天对此十分忌妒，认为这有损于它的权利，所以我们扩大多少，它便缩小多少。
那些兵丁骑着马停在我的院子里，他们的头领和我都在大厅里。头领一直不愿别人把马牵进马厩，声称他一旦得到所有手下人的消息便立即告退。他眼看自己已能指挥这次行动，而且可以即刻动手……事后他常说（因为他不怕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是我的面容和我的坦率逼使他的拳头背叛了他。他又骑上了马，他的手下人则一味盯着他，看他会示意他们干什么。见他重又出了大门并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他们真是大吃一惊。
还有一次，我把各路军队公开宣布的不知什么停火协定信以为真，便在旅行中路过一些极为敏感的地区。我当时并没有及早发现有三四支马队从各不相同的地点出发追赶我。其中一支在第三天追上了我[78]，十五到二十个蒙面贵族子弟向我猛烈开火，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大批弓箭手。我被俘了，投降了。他们把我带进附近一片森林的最茂密处，我被剥夺了坐骑和行李，我的箱子也被翻了个遍，银箱也被抢走；我的马匹和随从都分给了新的主子。我和那些人在荆棘丛中为我的赎金问题争论多时。他们对我的估价如此之高，足见他们并不认识我。后来他们开始为我的生死问题激烈争吵起来。的确，过去也曾有过多起危及我生命的类似情况发生。
正是那时你需要勇气，伊尼，
正是那时你必须信心百倍[79]。
——维吉尔
我以停战为理由始终坚持只把他们从我行李中获得的价值相当可观的物品留给他们，并没有许诺他们别的赎金。在林中呆了两三小时之后，他们让我骑上一匹绝不会逃走的马，并命十五到二十名火枪兵押送我个别上路；我的仆从则被分散交给别的火枪兵。火枪兵们受命将我们作为俘虏带上不同的大路，而我当时已被带到离那里两三个射程远的地方了。
已经哀求过卡斯托里斯及保卢克斯[80]。
——卡图魯斯
他们那边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只见他们的头领重又回到我身边，谈话的口气也温和多了。他开始忧心忡忡去队伍里找寻我那些业已分散的衣物，找到多少就命人还我多少，连银箱也找了回来。他们送我的最好礼物是终于把我的自由还给了我，对其余的东西我倒全无所谓。那看不出任何明显动机的全新变化和回心转意，那神奇的幡然悔悟发生在那样的时刻，又是在深思熟虑的慎重磋商过程中（而且这种深思熟虑的慎重磋商按习惯应变成正义之举，因为我一到就向他们公开招认了我站在哪一边和我走哪条路）发生的，这其中的真实原因我到现在也不知究竟。他们当中最显眼的一位还摘了面具并把名字告诉了我，他一再对我说，我应该把我的解脱归功于我的相貌，归功于我言谈的洒脱和坚定语气，我这些特点使我不该遭到那样的不幸。他还要我放心，说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了。可能是神出于慈悲愿意利用这无聊的工具以保全我吧。大慈大悲的神还保佑我在次日没有遭更凶险的埋伏（因为那些人曾亲自提醒我有埋伏）。后面谈到的这位还活着，可以胡吹，前面那一位已在不久前被杀了。
倘若没有我的相貌为我担保，倘若人们从我的眼神和声音里看不出听不出我的意图的单纯性，我便不可能如此长久不与人发生争吵或遭人侵犯，也不可能无所顾忌想什么就随便乱说什么，也不可能大胆判断事物。此神行为方式可能而且完全有理由显得不文明，也不适应我们的习惯，但我却未曾见过任何人认为它具有侮辱性和恶意，也没有人对我的无拘无束感到恼火，只要他听到的是我亲口说出的话。重述的话，有如另一种声音，会有另外的意思。因此，我不恨任何人，而且我是那样缺乏冒犯别人的决心，所以单为听理智吩咐我也不会去冒犯谁。在我有机会参加判决时，我多半缺席。“我宁愿大家别犯错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惩罚他们[81]。”据说，有人责备亚里士多德，说他对一个恶人太心慈手软。“事实上，”他说，“我心慈手软是对人而不是对恶[82]。”出于对罪行的憎恶，一般审判都因复仇的要求而情绪激化。仅此一点便减弱了我对审判罪行的热情：憎恶第一次凶杀使我害怕第二次凶杀；仇恨第一次残忍使我仇恨一切模仿残忍的行为。我不过是一张不值钱的草花纸牌，人们可以对我运用大家谈论斯巴达王查理卢斯时的原则：“此人不可能善，因为恶人不认为他恶[83]。”或许这样说（因为普鲁塔克对善和恶，有如对别的千百种事物，是以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式描述的）：“他必定善，因为连恶人都认为他善[84]。”对不喜合法行为的人，我不为合法行为尽力；同样，对认可非法行为的人，说实话，我也不为非法行为尽心尽力。
[1] 据柏拉图著《宴会》第三七章。
[2] 见卢卡努斯的《法尔萨勒之战》。卢卡努在文中谈的是被凯撒战败的小加图战败后小加图在乌提克自刎而死。
[3] 西塞罗在《论职责》里作过同样的论述。
[4] 指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
[5] 西塞罗在《论柏拉图学说》曾发挥这个思想。
[6] 见塞涅卡的《书简一〇六》。
[7] 阿格里高拉（公元40—93），塔西陀的岳父，曾任罗马执政官及不列颠总督。
[8] 见塞涅卡的《书简一〇六》
[9] 见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10] 见塞涅卡的《书简三十五》。
[11] 见塞涅卡的《书简一一五》。
[12] 见塞涅卡的《书简一一四》。
[13] 见塞涅卡的《书简九十五》。
[14] 在一五八五年到一五八六年间，波尔多附近的圭也那惨遭新教和天主教的军队蹂躏，尤其在围困卡斯提翁期间。
[15] 该拉丁文引文无出处。
[16] 原文为拉丁语。
[17] 拉丁引文无出处。
[18] 原文为拉丁语。
[19] 见罗马卡图鲁斯的《特提与蓓蕾祝婚诗》。
[20] 见维吉尔的《农事诗》，歌一。维吉尔此诗系针对奥古斯丁而说。蒙田引此诗也许想到了纳瓦尔国王亨利（即后来的法王亨利四世）。一五八四年，昂茹公爵去世后，亨利很有可能继承法国王位。
[21] 蒙田在茹斯特·李普斯的《政治》里找到此格言，并在瓦莱尔·马克西姆的著作中找到此范例。
[22] 希腊的罗得岛于一五二二年被土耳其人占领，圣让·德·耶路撒冷骑士团被迫归顺马耳他。“一位优秀舰长”指骑士团一军舰的指挥官。
[23] 关于土耳其军队纪律的细节引自纪尧姆·波斯特尔的《土耳其人的历史》。
[24] 根据普鲁塔克《布鲁图斯生平》第三章。
[25] 见柏拉图的《书简七》。
[26] 狄奥（公元前407—前353），叙拉古霸主狄奥尼苏斯二世的内弟，柏拉图之友。他于公元前三五七年从狄奥尼苏斯的暴政下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但自己却死于别人的阴谋。
[27] 蒙田在此提出了基督诞生之前的圣贤灵魂得救的问题。
[28] 见底特·里沃的《历史》。
[29] 参考柏拉图的《共和国》。
[30] 原文为拉丁语。维吉尔所指的是凯撒被暗杀之后爆发的内战。
[31] 蒙田在本卷《论虚妄》中谈到我从不让别人引诱我去把我的家变成战争的工具由此可见，并非他的城堡被抢劫，而是他家周围一带被抢劫。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原文为拉丁语。
[34] 意大利在十二到十五世纪被两个强大的觉分裂。一个党拥护历任教皇；另一个党拥护历任日尔曼皇帝。一个党叫吉布林；另一个党叫盖尔夫。他们之间的流血斗争一直延续到一四九四年法国侵入意大利。
[35] 见西塞罗的《论诸神之原始状态》。
[36] 原文为拉丁语。
[37] 见塞涅卡的《书简九十》。
[38] 见底特·里沃的《历史》。
[39] 吕尔布所著《波尔多编年史》说，一五八五年，瘟疫由六月一直流行到十二月：“在波尔多，直到十二月，瘟疫传染极为严重，总共有一万四千人死于此病。”
[40] 原文为拉丁语。
[41] 原文为拉丁语。
[42] 根据活跃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西库卢斯的《世界史》。
[43] 布埃斯图俄在他写的《人间戏剧》，安布卢瓦兹·帕雷在他所著《论瘟疫》里都有类似的描述。布埃斯图俄在谈到一五四六年普罗旺斯爆发的瘟疫时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医生作证说“自己亲眼看见并经历过许多这类事情。”他看见一个女人，便在窗外叫她，想为她的病开药方。他透过窗户见她正在为自己缝尸衣。几个钟头之后，当埋瘟疫病死人的人进入她家时，发现她捧着尚未缝好的尸衣死在地板上。
[44] 根据底特·里沃的《历史》。加纳日指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于公元前二一六年在加纳城战胜罗马人那一天。
[45] 此比喻来自普鲁塔克的《论父母对儿女的慈爱》。
[46] 见塞涅卡的《书简九十一》。
[47] 见塞涅卡的《书简一〇七》。
[48] 见塞涅卡的《书简七十四》。
[49] 参考塞涅卡的《书简七十四》。
[50] 指塞涅卡。
[51] 原文为拉丁语。
[52] 见坎提利安的《演讲法规》。
[53] 据塞涅卡《书简三十》。
[54] 原文为拉丁语。
[55] 原文为拉丁语。
[56] 见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57] 见贺拉斯的《书简诗》卷一。
[58] 见塞涅卡的《书简九十五》。
[59] 这一段是蒙田受柏拉图的启发对《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中一些章节的概括。
[60] 根据狄奥热纳·拉尔斯著《苏格拉底生平》以及西塞罗著《论演说家》。利希亚斯为希腊古代辩护词写家。曾写辩护词《为了残疾人》和《反对埃拉托斯特涅斯》等。埃拉托斯特涅斯（约公元前275—前194）为诗人和博学者。
[61] 原文为拉丁语。
[62] 原文为拉丁语。
[63] 蒙田援引的大师语录许多出自他当代的评论家和编纂家的作品，尤其出自茹斯特·李普斯著作。
[64] 指柏拉图所著《厄提登》，厄提登系人名。
[65] 埃提安·帕斯基叶同意蒙田对司法辩论乱用引文的批评，见《致洛瓦塞尔先生》，《书信集》。
[66] 蒙田近四十岁才开始写作。
[67] 见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68] 据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69] 蒙田在出版坎特·库尔斯文集时强调指出，文集中许多章节都谈论人体美。
[70] 据狄奥热纳·拉尔斯的（亚里士多德生平》。
[71] 弗里内系古代雅典的美貌才妓，曾自己出资重建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摧毁了的底比斯城。此段根据坎提利安的《演讲法规》卷二。
[72] 指西庇奧·阿非利加（公元前236？—前184），罗马军人，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得胜而知名。
[73] 见柏拉图著《戈尔加斯》。戈尔加斯（约公元前485—前375）系希腊哲学家和演说家，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
[74] 见《政治》卷一。
[75] 据狄奥热纳·拉尔斯的《亚里士多德生平》。
[76] 见特伦克拉丁文喜剧《自我惩处者》第一幕，第一场。
[77] 见髙卢拉丁文戏剧第一场。
[78] 保尔·波纳丰在他所著《蒙田，人和作品》中认为，那次意外事件正是蒙田在一五八八年二月十六日写给德·马蒂尼翁先生的信中讲述的事：一些天主教神圣联盟分子在维尔布瓦森林袭击并抢劫了他。不过，两个故事的情节不尽相同。袭击他的贵族完全可能是新教徒。
[79] 原文为拉丁语。
[80] 原文为拉丁语。
[81] 原为底特·里沃的引语，见《历史》卷二九。
[82] 据狄奥热纳·拉尔斯《亚里士多德生平》。
[83] 据普鲁塔克的《论忌妒和仇恨》。
[84] 据普鲁塔克的《吕库古斯生平》。吕库古斯系活跃于公元前十二到十八世纪的人物，据传曾为斯巴达人的法律制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