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克瑞里[1]
我从来都记不住自己做过的梦，这一点总是让我感到难为情——或者说，记得住的好像最多不超过两个。一个梦是我在一张典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式样的长桌旁边，跟其他许多人一起，就着一碗碗米饭从一大串盛满各种炖菜的锅里进餐。起初有很多食物，最后我们好像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可还是有一些人在大声地喊叫，索要更多的食物。我记得自己转向坐在身边的那位女子问道，我们吃掉了所有那些食物，为什么这些人仍然饥饿呢？啊，她说，我们是肚子饿了，所以我们能够填饱肚子！可是他们呢，他们是满脑子都被饥饿的想法所占据，所以他们永远也吃不够。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个梦，把它当作抵御困惑迷惘和过度欲望的一个法宝。
另一个梦也同样震撼。至少我这么认为。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阿尔伯克尔基[2]驱车前往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的路上。我梦见我在河流沿岸某处的一个印第安村庄，但是年代甚至世纪不详。所有的男人都正要去打猎，我可以看见他们在归置物品，马匹、武器、食物都已备好。眨眼间，他们骑马出走了，女人去干她们的活计，我发现自己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上，他们散布在我周围，正在玩一些平常的游戏，追人游戏，搭积木。我和他们在一起，却不太像看护他们的人。我也不是在教他们什么或者给他们讲什么。我其实心思根本不在他们身上，只是身在那里，也像他们一样在地上坐着。醒来后，我觉得这个梦是在告诉我，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待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地方，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清晰的、原初的洞察力。
多年以后，关于自我的困惑使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于是就去拜访一名专门负责咨询这类问题的顾问，他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家，也是我在职的大学里的同事。我非常喜欢他的名字，马文·赫茨——马文令我感到不快吗？实际上，刚好相反，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但是，他确实破坏了我的第一个梦，我颇为自豪地讲给他听，认为这会向他表明我有多么聪明睿智，就连在睡着的时候也一样。听完以后，他说：“你一定永远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可我确实是吃饱了的呢，我指出，是我不能理解其他人为什么还是饿着！“你认为‘他们’是谁？”他说，“你觉得‘他们’除了在你的头脑里还会在哪里呢？他们全都是你，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存在。”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对他讲起那第二个梦了。
那么，所有这些梦都是“杰克”吗——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存在？这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反复提及的就是同一个人吗——人首先只是他们自身的一个行走中的解释吗？马文，不管他现在会是谁，也不管他在哪里，仍旧令我感到不快吗？仍旧会让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感到痛苦吗？
我们这代人的一个口号是叶芝的“梦是责任开始的地方……”我现在要添上罗伯特·邓肯那值得称道的引申说法，“责任是回应的能力”。特别是对于杰克来说，梦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源泉和答案，关系到他的全部作家生涯，它的全部，还有作家生涯以外的任何部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他写信给一位崇拜者，卡尔文·霍尔［《书信选集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九》（纽约：维京企鹅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亲爱的霍尔，
感谢来信。我现在太懒了，不再趁大梦初醒之时写下我做过的梦，可过去常常这么做，一九五二到一九六○年之间，都记在《梦之书》里面。但是，如今确实会在醒来后细细地把它们品味一番，我追踪那些反复出现的怪梦，甚至心里还想着要写一本有关梦的小说。如此众多的地点，全都混为一谈了。其实，我喜欢睡觉，借机可以看看在那个大秀场里发生着什么事情。有人说我们生命的三分之一都用来睡觉了，可我宁愿做梦，也不想在“现实”生活中与乏味无聊的人枯坐一处。说到底，我的梦（正如你的一样）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极其逼真的电影般重现。有其他人会记录梦境，我认识的所有诗人就都会。梦的“自由联想”其实是把你引向另一个方位的路标。它是地点性的。梦里的人们只是漫游上述户外场所、室内空间和城市概念。诸如此类。
杰克·凯鲁亚克
梦必须如实记录下来，顺其自然。
杰克早期开列的有待于发表的手稿清单总是包含眼下这部作品。例如，有一封信件是写给他的终生经纪人斯特林·罗德的，日期标注为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写于《在路上》被接受之前，信中将其称作“灰色梦之书”（“未读，在我手里”）（《书信选集一九四○至一九五六》［纽约：维京企鹅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写给维京出版社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美国作家、编辑、评论家，主要作品包括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旅外美国作家（“迷惘的一代”）的研究著作《流放者的归来》（Exile’s Return，1934）。作为编辑，他促成了凯鲁亚克代表作《在路上》在维京出版社的发表，他为《福克纳精选集》（The Portable Faulkner，1946）所作的序言极大地提升了福克纳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他为《小城畸人》（Winesburg，Ohio）所作的序言也对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的文学声誉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的信，此人将最终安排《在路上》出版。考利是二十年代的一名重要的诗人，人们大都把他与那些旅外作家混为一谈，他计划为小说写一篇序言。所以杰克写信给他说（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
亲爱的马尔科姆，
有两点我们先前没有在你为写序而做的笔记里加上。
（1）作为一个“记录视角”，我有必要采纳一个总揽全局式的个人视角，这是一种传奇形式，也就是杜洛兹的传奇，除了第一本自然主义虚构小说《乡镇和城市》以外，所有作品都属于这个系列。“杜洛兹”是凯鲁亚克，正如你所知，但或许应该提示一下。
（2）我们忘记在完整的作品清单里添上《梦之书》了，这本书有三百页，是比较出色的大部头，以自然的方式记录的一些梦境，其中有些是早上在半梦半醒之时以梦呓的独特语言写下来的。
如果你有时间，告诉我你对《荒凉天使》的看法，先从文学—精神的角度，再从专业的角度，告诉我你决定选择它还是《萨克斯医生》来进行我们的下一次合作。
祝你休息愉快，
永远的，
杰克
我在这里所做的强调很可能显得有些画蛇添足。这样一堆奇特的、东拉西扯的、没完没了重复的、车轱辘话不间断的简要叙述到底跟杰克·凯鲁亚克的“真正”作品，即被我们看作他的杰作的那些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料想一位作家定会有他或她自身所关注的事物，或许是一部回忆录，关于某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的叙述，甚至是一部散文集。但是，这本晦涩难懂的、细节铺陈过度的“梦境”集很难与《在路上》或《萨克斯医生》同日而语吗？
假如叙事，即一个人想要讲述的故事，的边界必须止于意识的寻常界限，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为我们自身的理解、我们自以为认识和了解的事物的实情所局限，那么，以自相矛盾的说法来表述，它就会永远只是一个兴之所至的拙劣“梦境”，只是一部仅在有局限性的创作意图下产生的虚构作品。尽管我们想要待在这样一个白昼世界里，但是我们还是会召唤一些人物和场景，其内在含义要远远超越我们表面上理解的或最终能够在任何意义上想象的层面。作为作家同行，菲尔丁·道森Fielding Dawson（1930—2002），美国“垮掉派”代表作家之一，以大胆直白的反传统技法与思想而著称。道森同时也是后现代拼贴画派的视觉艺术家。的解释很有帮助，正是当故事自身发生了转机的时候，当故事里某个人物做了某件我们在写作时未能预料的事情，当地点、时间与人物群体成为场景，我们像读者必然会做的那样不知不觉间进入其中的时候，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杰克·凯鲁亚克不仅一心想要打开并描绘这种人性的场所，他还要为此发现一种语言，一种不会在进入场景的事实中贸然顶替它的信息的陈述方式。因此，他这样书写弗洛伊德，此人当时在这一领域中是无与伦比的权威人物：
梦境分析只是起因—条件的解释（比如，从醒时的象征物而来的悬崖峭壁，就像是因为窗子没锁而持刀行凶的谋杀者一样）——梦境分析只是一种类似幻景的度量方式，不具有价值——梦境弥散具有唯一的价值——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愚蠢的大谬，它错误地关注起因与条件，而非心灵要素的神秘的、本质的、永久性的现实……
假如你认识到凯鲁亚克作为作家的种种尝试并非着眼于理解或“解释”梦境的实质，那么就能很快理解他针对弗洛伊德分析模式所表达的恼怒和敌意。相反，他想要那梦境的内容，关于在场与感觉，关于场所与它的多重回响，使之与他写成“小说”、“幻想”或“诗歌”的叙事文相结合。他想要世界变成他所认可的所有界定性经历、所有的心灵场所以及所有的梦境场合。“我只是一个录音工具，”他的朋友威廉·巴勒斯William Seward Burroughs（1914—1997），美国作家，“垮掉派”主要成员之一，其代表作是描写吸毒成瘾者的超现实主义小说《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59）。在提及自己的写作时如是说。同样地，杰克·凯鲁亚克想要见证，在他的生活的一切场所里做“伟大的记忆者”（艾伦·金斯堡这样称呼他），体现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强烈的、完成的表述，而不是取代生活的审慎、物化与“强加”的反思倾向——再次借用巴勒斯的字眼——“阴谋策划”。
那么我们在这里会遇到什么呢？一方面，大约有两百个梦被加入最初的选本（一九六一年），将作品的原初想象带回到它初始的维度和内容。在作品开始后不久的某处，杰克举了这个典型的例子，并在结尾处标注了首次写下这段话的年代和日期：
林荫大道或者蒙特利尔，那里有我那开着卡车的蜜色的爱人、纽黑文的码头撞击事件、海浪的啪啪拍岸声、干涸的淤泥、蜘蛛、斜坡、坑洼、高架桥、洞穴、领结架、雪橇、瑞士人、岩石、烟雾、大麻、玉米饼、投票、棺布、药丸、羊皮纸卷、旋涡、激情、时髦、蒂姆、泰勒、汤姆，读《每日新闻》，寻找蒙着裹尸布的陌生人，沙漠，箭头，攀等（CLIMD）（把那个贴到你的帽子上）帽里的老鼠——真实的木房子，在这世界的第一个早晨，红太阳照着小学校，就连运河上也还没有动静，到处都是未受惊扰的露珠儿，没有任何行动的脚步穿过遭受唾弃的时间的面孔，我是起身敲响天堂之乐的婴儿。我在通向天国的路上。（这标志着梦境的第一年，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四日始于伊森伯格Easonburg，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纳什县的小镇。，目前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四日的纽约。）
其中有声音模式之混合交响、熟悉的细节之交汇融合，“红太阳照着小学校”，无处不在的“蒙着裹尸布的陌生人”——然后是一种宁静感，安宁笼罩万物，一种清新与纯真——“也还没有动静”。
因此，小说和诗歌里的场所，它们逃避与获取庇护的方式，也都在这里，但是，户外景观既非有序也非线性。相反地，它像天气一样飘忽不定，具有对抗性，重复不断，从未尽在预料之中。经常一再发生的现象却从未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尽管有些特定的人物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很像卡罗尔的《镜中奇遇记》里的那只兔子。有一组突出的人物反复出现——他的母亲、妹妹、父亲、巴勒斯和金斯堡等友人、作为烘托气氛的陪衬人物的一些女人。还有一些特定的地点，有一种奇特的“时间机器”效应——就像他回到的洛厄尔的许多地方，亲密狎昵，充满回响。因此，穆迪街的“皱柏油角”成了童年密友们——杰克成年以前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的公共聚会场所。它还是梦开始的地方，于是他们回到那里，一次又一次地：
没有人向我们解释这次世界之旅，但是梦中有一条河沿公路向外伸展，仿佛上帝是一个邪恶的缔造者，缔造了染工、受难者和被无望地卡住喉咙的蚂蚁、心神迷乱的孑孓，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灵光辉里，在高处洞穴的恐惧中——天哪，但愿我能找到逃离这些梦境的出路，如同进入其中——死亡又开始占据我的思想了——斯特拉耶！
我在这本书中找到的“杰克”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一定是完整的人格——但是，这不单是因为在不同情况下遇到他，这一刻是孩子，下一刻是儿子，然后是，比方说，一个沉思的灵魂，不然就是一名普通工人，正沿着一条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他必然是多重的，多人合一，作为一个人的综合体。当然，不是一个“杰克”，还有他曾经可能的样子，躺在床上，睡觉，然后醒来，写下他做过的梦。他喜欢所谓意识与梦境充斥的睡眠之间模糊不清的、相互交错的边界，人们离开梦乡却注定要回归此地。一次，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在（加州）马林县的洛克·麦科克尔家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二十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旧金山。开欢送会——他第二天就要去日本了——我和杰克露天睡在山顶上的睡袋里，小木屋里挤满了父母和孩子。我记得他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大声地叫喊，把我唤醒，“你纯洁吗？”“这就好比要求水是湿的一样，”我含糊地应答。他朗声大笑起来。
做梦就好比要求水是湿的一样，确实如此，总是如此，永远如此。梦是温肯、布林肯和诺德来自一首十九世纪末流行的儿童催眠诗《荷兰催眠曲》，丹佛记者尤金·菲尔德创作于1889年3月9日，讲述三名渔夫乘着一条木屐船在银河里航行捕星星的故事，人物分别象征着打瞌睡的孩子的双眼和脑袋。仍要奔向的地方，每天夜里，穿着他们没有思想的美妙魔鞋。每天夜里，他们回来探索那些不可想象的深度和距离，这对于所有那些信任他们的生命的人是一种共同经历，这些人相信他们不仅是自身的理解，不仅是流于表象的意识世界的唯一事实。于是，杰克倾听并且相信：
整夜里他们拉网
在闪烁的泡沫里捕星星——
然后木屐从空中下落，
带渔夫们回家；
看似美妙的一次航行
仿佛不可思议，
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做的一场梦
梦见在那美丽的海上航行——
而我要告诉你那三个渔夫的名字：
温肯，
布林肯，
还有诺德。
现在就睡去吧。
* * *
[1] Robert Creeley（1926—2005），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编辑，与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en，1910—1970）、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1919—1988）、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1923—1997）等人一起被称作“黑山派诗人”（Black Mountain Poets），对后现代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
[2] Albuqu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