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伦说：“我下午在海滩上看见你了。”斯考比正在往杯子里倒威士忌，他的心震颤了一下，眼睛从杯子上抬起来。她的声音使他奇怪地想到露易丝。他说：“我在寻找里斯——那个海军情报员。”
“你连一句话也不同我说。”
“我太忙了。”
“你太小心了，老是这样。”她说。他这时了解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他想到露易丝了。他忧郁地问自己，爱情是不是不可避免地总要走同一条道路啊？并不只是性行为才总是一成不变……在最后这两年中，有多少次他在紧急关头竭力想逃避开的正是这种不愉快的场面——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拯救另一个牺牲者。他干笑了一声说：“只有这一次我没有想到你。我心里有别的事。”
“什么别的事？”
“噢，还不是钻石……”
“你的工作比我对你更重要。”海伦说。这句在多少本书里可以读到的陈腐的词句，好像孩子嘴里说出了一句非常成熟的话一样使他感到一阵心痛。
“是的。”他神情严肃地说，“但是为了你我是愿意把工作牺牲了的。”
“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你是人。一个人可能非常爱他养的一条狗，比什么都爱，但是他绝不肯为了救这条狗而把汽车开到一个孩子身上，哪怕是他不认识的孩子呢。”
“噢，”她不耐烦地说，“为什么你老是对我讲实话呢？我不想永远听你讲实话。”
他把威士忌酒杯递在她的手里，说：“我亲爱的，你很不幸。你把自己同一个老年人拴到了一起。我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老是费脑子说谎话。”
“你不知道，”她说，“你老是这么小心谨慎，让我感到多么厌烦啊！你天黑以后才来，天不亮就走。简直太——太可鄙了。”
“你说得对。”
“我们发生关系总是在——这里，对着这些低级职员的家具。我想换一个地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可怜的爱人。”他说。
她非常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的怜悯。”但是这不是一个她要不要的问题——她已经得到他的怜悯了。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减。生活的条件培育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
“你难道就永远也不能冒点儿风险吗？”她问道，“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字。有时候你出去巡逻，一去好多天，可是你什么也不留给我。我连一张能使这个地方有点儿生气的照片都没有。”
“可是我没有照片啊。”
“我想你大概害怕给我写信会留下把柄。”他疲惫不堪地想：如果我合上眼，简直就是露易丝在讲话了——声音比较年轻一点儿，不过如此而已，也许那使人痛苦的本领小一些。他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想到另一个夜晚——一百码以外的地方——那一次酒杯装的是杜松子酒。他温柔地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
“你把我当作个孩子，踮着脚走进来，给我带来邮票。”
“我在尽力护卫你。”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它的吧，我才一点儿不在乎呢。”他听得出这是无挡板篮球队队员骂人的口头语。
他说：“如果别人闲话说多了，亲爱的，咱们的事就完了。”
“你不是在护卫我。你是在护卫你的妻子。”
“这是一回事。”
“噢，”她说，“把我和她同等对待——那个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往后一闪。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还是低估了她给人带来痛苦的本领。看得出，她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胜利：他已经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里。她会永远记住怎样能够最厉害地刺痛他了。她像是一个学会了用圆规扎人的孩子，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孩子不施展他学会的一种本领。
“亲爱的，”他说，“咱们现在就吵嘴，未免太早了一些。”
“那个女人，”她又望着他的眼睛重复说，“你永远离不开她，是不是？”
“我们结过婚。”他说。
“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你就会像一个挨了鞭子抽的小狗似的回到她身边去。”是的，他感到一阵心酸，她同露易丝不一样，没有读过什么好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
“你永远也不会同我结婚。”
“我不能。这你知道。”
“做个天主教徒真是个绝妙的挡箭牌。”她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同我睡觉——只是妨碍你同我结婚。”
“是的。”他像正在接受一次赎罪苦行似的语气沉重地说。他思忖道：她比一个月以前老了多少岁啊！一个月以前她还不会吵嘴，但是爱情和隐私已经使她受到教育。他正在开始塑造她，他很想知道，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她会不会变得同露易丝一模一样。在我的这个学校里，他非常疲惫地想，她们学到的是怨恨、挫折和怎样变老。
“说下去，”海伦说，“继续为你自己辩护吧。”
“那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得从相信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开始。”
“你真会狡辩。”
他觉得非常沮丧。他本来盼望着这个夜晚。一整天他都在警察局里审理一件房租的纠纷、一件少年犯罪案，他像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一样一直向往着这所尼森式活动房屋。这间一点儿陈设也没有的房间和这些下级职员的家具，他希望看到所有这些她责骂的东西。他说：“我本想做一些好事。”
“你想做什么？”
“我本想做你一个朋友，照顾你，使你比当初更幸福一些。”
“我那时候不幸福吗？”她问。她好像在谈论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
他说：“你当时精神受了打击，孤独……”
“我那个时候不可能比现在更孤独。”她说，“现在我在雨停歇的时候同卡特太太一起到海滨去。巴格斯特同我调情。他们都说我太死板了。在重新下雨以前我回到这里来等着你……我们喝威士忌……你给我一些邮票，好像我是你的小女儿……”
“我真是对你不起，”斯考比说，“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面。她的关节在他的手掌下面像是纤小的、折断的脊椎骨。他小心翼翼地、慢吞吞地说下去，仔细选择每一句用语，就好像他走在部队撤退以后埋着地雷的田野上的一条小路，每走一步都期待着一声爆炸。“只要能使你幸福，我什么都可以做——几乎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再到这里来，可以马上到别的地方去——退职……”
“你巴不得把我甩掉呢。”她说。
“那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尽头了。”
“你要是想走开就走开吧。”
“我不想走。我想做你要我做的事。”
“你要是想走就可以走，想留下也可以留下。”她鄙夷不屑地说，“我在这里动不了，我能动吗？”
“如果你要离开，我会设法让你乘下一班船走。”
“噢，你多么希望这件事赶快过去啊。”她开始哭起来。他羡慕她能这样流泪。当他伸出手去想抚摸她的时候，她尖叫起来：“滚开，滚开。快点儿走开。”
“我走了。”他说。
“走吧，再别回来了。”
到了门外边，当雨水清凉地落到他的脸上，从他的手臂上流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如果他真的按照她的话做了，生活将多么容易过啊。他将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把门一关，重新回到孤独中去；他将毫无欺骗之感地给露易丝写一封信，睡一个几个星期也没有那样睡过的觉，什么梦也没有；第二天上机关办公，平平静静地回家来，吃晚饭，锁房门……但是在山下面，在汽车趴伏在湿淋淋的防雨布下面的停车场的那一边，雨水正同眼泪一样不停地淌着。他想到她正孤零零地待在小房里，也许她正在想：是不是已经说出了无法挽回的话？是不是今后的日子将永远意味着同卡特太太和巴格斯特一起厮混，直到上了轮船踏上归程，除了痛苦再也没有留下别的回忆？他想：如果我不到那个地方去、不到那所尼森式小屋去，能够使她幸福，哪怕我要忍受折磨，我也一定这样做……但是她说的一番道理却像一个被谋害的无辜者的幽灵一样总是缠着他。她是对的，他想，谁能忍受这种小心谨慎呢？
他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在食品橱前嗅来嗅去的老鼠不慌不忙地沿着楼梯爬到楼上去了。露易丝讨厌的和害怕的正是这个。他至少已经使她得到了幸福。现在，他决心把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件能够减轻海伦痛苦的事；他要小心地、计划严密地迈出轻率的一步。他在桌子前边坐下，取出一张打字纸——那张带机关水印图案的办公纸——开始拟一个信稿。
他写道：我的爱人——他准备把自己完全交付到他的手里，而又不让别人看出来收信的人是谁。他看了看表，在信纸的右上角加上时间、地址，好像他写的是一份案情报告。勃恩赛德街，九月五日午夜十二点三十五分。接着，他字斟句酌地写下去，我爱你，比爱我自己、爱我妻子，我想也许比爱上帝更爱你。请留着这份信，不要烧毁它。我不顾一切要对你讲实话。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相比，我最需要的是使你幸福……这些平庸陈腐的话使他很难过；这些话似乎表达不出他对她的真实心境，人们已经千万遍地这样说过了。如果我还年轻，他想，我就会想出合适的话，想出新鲜的词句，但是这些事以前我已经遇到过了。他又往下写：我爱你。原谅我。他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折好。
他穿上雨衣，又走到外面雨地里。伤口在潮湿中溃烂，永远也不能愈合。手指划破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化脓、发绿。他带着一种腐烂、发霉的感觉走上小山。停车场里一个士兵在睡梦中喊了一句什么——像是写在墙上的一个斯考比无法了解的象形字——这些士兵都是尼日利亚人。雨点敲击着尼森式房屋的房顶。斯考比想，为什么我要那样写呢？为什么我写“比爱上帝更爱”她？我只写“比露易丝更爱”她就会满足了。即使真是这样，我又何必写呢？天空在他四周没完没了地哭泣，他有一种永远也无法治好伤痛的感觉。他轻轻地念叨出声来：“啊，上帝，我已经离弃了你。你不要离弃我吧。”当他走到她的门前的时候，他从门缝下面把信塞进去。他听见信纸在水泥地上唰地响了一下，再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回忆起躺在担架上从自己身旁过去的那个孩子似的身躯，他想：这期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啊！叫他现在赌气对自己说“她再也不能说我小心谨慎了”，这是多么没意义的事啊！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悲哀。
二
“我只是从这里路过，”兰克神父说，“我想不妨进来坐一会儿。”傍晚时分下着阵雨，像满是皱褶的传教士的长袍，灰蒙蒙地覆罩着大地，一辆卡车吼叫着向小山那面驶去。
“进来，”斯考比说，“我的威士忌喝光了。但是还有啤酒——也有杜松子酒。”
“我在上边尼森式住房那儿看到你了，所以我想我就跟在你后边走下来。你没有事吗？”
“我到专员家去吃晚饭，但是还要过一个小时。”
当斯考比从冰箱里往外取啤酒的时候，兰克神父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兜圈子。“最近接到露易丝的信了吗？”他问。
“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信了，”斯考比说，“南边又有船被击沉了。”
兰克神父在一张公家发的椅子上坐下，酒杯夹在两膝中间。除了雨水冲刷着屋顶外，听不到别的声音。斯考比清了一下喉咙，寂静马上又回来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兰克神父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官，正在等着他下命令。
“雨季快要过去了。”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走了一定有六个月了。”
“七个月。”
“你快要去南非度假了吧？”兰克神父问。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
“我已经把假期推迟了。年轻人更需要休假。”
“谁都需要。”
“你自己就有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了，神父。”
“啊，这不一样。”兰克神父说。他又站起来，不安地沿着一面墙壁转到另一面墙壁。他转向斯考比，脸上呈现出一种迷惘的祈求神色。“有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工作了。”他停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两手微微地举起来。斯考比想起克雷神父烦躁地往返踱步时如何给一个看不见的人让路的情形，他觉得兰克神父好像正在要求解答一件什么事，而他是寻找不到答案的。他一点儿气力也没有地说：“再没有人像你工作得这样努力了，神父。”
兰克神父拖着两条腿回到他的椅子上。他说：“雨季过去以后就好了。”
“住在刚果小湾的那个黑人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听说快要死了。”
“活不过这个星期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他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他在椅子上蜷曲着身体，一只手捂着肚子。“肚子里老是有气，”他说，“老是有一股气。”
“你不该喝瓶装啤酒的，神父。”
“快要死的人，”兰克神父说，“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快要死的人。”他抬起一双因为服了大量奎宁而变得迷蒙暗淡的眼睛，绝望地、毫不隐讳地讲出心里的话，“对于活着的人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斯考比。”
“你真是在胡说了，神父。”
“刚刚当传教士的时候，我认为人们都对教士说心里话，我认为上帝也把该说的话通过教士的嘴说出来。别理我，斯考比，别听我胡说。都是因为老下雨的缘故——每到这个时候，雨季就弄得我情绪低沉。上帝并没有把该说的话告诉我，斯考比。从前我在北安普顿[68]有一个教区，那里的人都是鞋匠，他们常常请我去喝茶。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怎么倒茶，我们谈论玛丽的孩子啊，修补教堂的屋顶啊……这些事。北安普顿的人很大方，只要我肯张嘴，他们就给教堂捐钱。对于活人，不管是谁，我一点儿用也没有，斯考比。我当时想，在非洲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你知道，斯考比，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从来不像某些人那样，有敬爱上帝的本领。我只想对别人有一点儿用，再没有别的了。别听我胡扯，都是老这么下雨的缘故。我有五年没这么谈话了，除了对着镜子。人们要是遇见麻烦事，他们找的是你，而不是我。他们请我吃饭是为了听我聊天。可是要是你遇到麻烦事，你去找谁呢？”斯考比又一次注意到神父蒙眬的、祈求的目光，过了一个又一个旱季、一个又一个雨季，那双眼睛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件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我要不要现在就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呢，他问自己说。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可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他告诉我，答案我也知道。不论叫别人做出什么牺牲，一个人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需要这个神奇的字的不是斯考比，而是神父自己，但是这个字斯考比是无法讲给神父听的。
“我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神父，我不是那种人。我这人不会使人感到有兴趣，年纪也老了。”斯考比不愿看到神父脸上的苦恼神情，眼睛向别处望去，但是他的耳边却响着兰克神父的凄楚的笑声：“呵，呵，呵！”
三
在去专员的住宅以前，斯考比先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看。他的拍纸簿上面有人用铅笔留了两句话：我来看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威尔逊。他觉得很奇怪，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过威尔逊了，如果威尔逊到这里来没有要紧事，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留个条子呢？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想找一包纸烟，发现有些东西移动了位置。他仔细想了想抽屉里放的东西：他的一支写了字后不容易擦掉笔迹的铅笔不见了。看样子威尔逊是想找一支铅笔写这个条子，写完了以后就忘记放回原处了。但是为什么要留条子呢？
在审讯室，警佐对斯考比说：“威尔逊来看你了，长官。”
“可不是，他留了个条子。”
他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迟早我会知道，所以他认为还不如自己告诉我呢。他回到办公室里又看了看他的办公桌。他觉得一个卷宗挪动了地方，但是他不敢肯定。他拉开抽屉，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串断了线的念珠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件早就该拿去修理的东西。他把它拿出来，装在口袋里。
“威士忌？”专员问。
“谢谢，”斯考比说，把酒杯举到他同专员两人中间，“你相信我吗？”
“那还用说。”
“我是不是唯一不知道威尔逊身份的人？”
专员笑了笑，从容地把身体往后一靠，一点儿也没有露出窘迫的样子。“官方谁都不知道——除了我同非洲联合公司的经理——非这样做不可。另外就只有总督和那些同标着‘绝密’的电报打交道的人了。我很高兴你也猜到了。”
“我想叫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当然了，我是说直到目前为止。”
“这你不需要告诉我，斯考比。”
“关于塔利特的那个表兄弟的案子我们不可能不那么处理。”
“当然不能。”
斯考比说：“但是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我从尤塞夫那里借了两百镑钱，好把露易丝送到南非去。我付他四分的月息。我们的安排纯粹是商务性质的，但是假如为这件事你要我的脑袋……”
“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专员说，“你知道，威尔逊猜测你可能正在受尤塞夫的敲诈。威尔逊一定从哪儿把你借钱的事探听出来了。”
“尤塞夫不会用借钱的手段进行敲诈。”
“我同威尔逊讲了。”
“你要我的脑袋吗？”
“我需要你的头脑，斯考比，在这个地方。你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警官。”
斯考比伸出一只手，举着一只空酒杯，这象征着一次握手。
“要多少？”
“就这么多。”
人们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成为孪生兄弟：经历是他们共同的母体，六个月的雨水同六个月的阳光是他们共同的妊娠期。只要交谈几句话、做一两个手势，两个人就能把心里的想法完全传达给对方。他们接受过同样的热病给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感情也是受同样的喜爱和鄙夷所支配。
“戴瑞报告说，钻石矿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盗窃案。”
“商用钻石？”
“装饰用的钻石。是尤塞夫——还是塔利特？”
“可能是尤塞夫，”斯考比说，“我认为他不倒腾工业钻石。他管工业钻石叫小石子。但是，自然了，这些事谁也说不准。”
“希望号过几天就到港了，咱们得小心点儿。”
“威尔逊怎么说？”
“他发誓说不是塔利特干的。在他的这出戏里，尤塞夫是坏蛋——还有你，斯考比。”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尤塞夫了。”
“我知道。”
“我开始了解这些叙利亚人的感情了——总是受人监视、受人汇报。”
“我们这些人他谁都汇报——斯考比、弗莱赛尔、托德、西姆布勒利格，还有我。他认为我松松垮垮。但是这都是无所谓的事。赖特把他的报告都撕了。当然了，威尔逊又向上边汇报了赖特。”
“我想他会这样的。”
午夜时分，他走向山坡上的尼森式活动房屋。在灯火管制的一片漆黑中，他暂时感到很安全，没有人监视他，也没有人给他汇报。他的脚步在潮湿的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是在经过威尔逊的宿舍时，他又感到需要极度谨慎。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疲惫，他想：我回家去吧，我今天夜里不要偷着上她那儿去了，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来了。”我为什么不把她的话当真，哪怕就是这一次呢？他站在离威尔逊宿舍二十码远的地方，看着从窗帘缝里透出的灯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小山上哪个地方喊了一句什么。雨又下起来，最初的几滴雨点洒在他的脸上。他想：我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要给露易丝写一封信，晚上我去作告解；再过一天上帝就会通过一个教士的手回到我身上，生命就会又变得简单不过了，他就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头上挂着手铐的办公室里了。道德、诚实的生活在黑夜里像罪恶一样诱惑着他。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当他向尼森式的小屋迈动脚步的时候，泥地一直在吮吸着他的双脚。
他在门上敲了两下，门马上开了。在两下敲击之间，他曾暗暗祷告，祈求在门后边等待着的是仍未消散的怒气，而不是对他的需求。如果别人对他有所需求，他无法装聋作哑。他不是百人队队长，而是一个需要听从一百个百人队队长召唤的普通士兵。门开以后，他知道他又要接受命令了——命令他留下，命令他爱、承担责任和撒谎。
“噢，亲爱的，”她说，“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我那么没道理地同你发脾气。”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你这儿来的。”
“你会吗？”
“永远来。只要我活着。”让上帝等一会儿吧，他想，一个人怎么能以另一个生物的痛苦为代价去爱上帝呢？如果是女人，她能忍心牺牲一个孩子而接受别人的爱吗？
他们小心谨慎地把窗帘拉好，然后才把灯打开。他俩像抬着一个摇篮似的共同抬着“谨慎”。
她说：“我这一整天都害怕你不来。”
“我当然还是来了。”
“我那天叫你走。要是我再叫你走，你别理会我的话。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他回答说。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好像把自己的未来整个签署给别人了。
“如果你不再来了……”她在灯光下不知该怎样说下去了，看得出，她正在思索，她正皱着眉头努力想她那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会怎样。也许我会同巴格斯特乱搞，也许会自杀，也许两者都做。我想两种事我都做得出来。”
他忧虑地说：“你一定不要这么想。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为什么你老是说只要你还活着？”
“咱们两人相差三十岁。”
这是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接吻。她说：“我感觉不到咱们年龄的差异。”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来了呢？”斯考比说，“你看到我的信了吗？”
“你的信？”
“我昨天夜里塞在你门底下一封信。”
她恐惧地说：“我根本没看到信。你在信上说什么了？”
他摸了摸她的脸，为了不让她感到有什么危险故意笑起来：“什么都说了。我不想再小心了。我把什么都写在纸上了。”
“连你的名字也写了吗？”
“我想也写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亲笔签了名字的。”
“门口有一块席子，一定在席子下面呢。”但是他们俩都知道，信不会在那里。他们好像早就预见到，灾祸迟早有一天要从这扇门走进来。
“可能是谁把它拿走了吧？”
他努力抚慰她，不叫她为这件事感到紧张：“可能你的佣人把它扔了，以为是一张废纸。信没有装在信封里。没有人看得出我是写给谁的。”
“倒好像这有什么要紧似的。亲爱的，”她说，“我不好受。真的难受。有人正在抓你的把柄。我还不如死在那条船上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我没有使劲往里塞。早餐你的佣人开门的时候，风把它刮走了，或者踩在烂泥里了。”他说得确有其事的样子；也确实有这种可能。
“可别让我连累了你。”她祈求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更加系牢了套在他腕子上的手铐。他向她伸出手来，毫不犹豫地扯谎说：“你不会连累我的。算了吧，别再为一封失落的信发愁了。我刚才是有意夸大。信里什么也没有写——写的东西外人都看不懂。亲爱的，别发愁了。”
“听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你走吧。我很紧张。我觉得——有人监视着我们。现在跟我道晚安就走吧。但是还要再来。噢，我亲爱的，你还要来。”
当斯考比经过威尔逊宿舍的时候，里面还亮着灯。他走回自己黑洞洞的房子，打开门，看到地上扔着一张纸，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觉得很奇怪：那封失落的信怎么会像家里养的一只猫，又跑回来了？但是在他把地上的纸捡起来以后，他知道并不是那封信，虽然这也是一个爱的信息。这是送到警察厅去的拍给他的一封电报。因为邮电检查的缘故，电报下面签署的是全名——露易丝·斯考比。这就像一个拳击家抡圆了胳膊打出的一拳。已写信正在归家途中悔此一行爱你——然后就是那个像印章似的正式签名。
他坐下来。他的头因为恶心而昏沉沉的。他想：如果我没有写那封信，如果我真的按照海伦的话去做，不再回去，再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是如何容易的事啊！但是他又记起了几分钟以前他说的话：“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只要我还活着。”——这同他在祭坛前立的誓约一样，也是不可更改的。一阵阵的狂风从海面上刮过来，随着台风而来的雨点停止了。窗帘一个劲地往里飘，斯考比连忙跑过去关好窗户。楼上卧室的窗户咔嗒咔嗒地来回摇动，好像要挣脱合叶似的。他跑上楼去把窗关好。转过身来，他迎面看到光秃秃的梳妆台。过不了多久，这上面就要摆满照片和化妆用的瓶瓶罐罐——特别是一张照片，一定会摆在上面。快乐的斯考比，他想，我的一张成功的照片。一个躺在医院里的孩子看到小兔的影子在枕头上闪动，叫着爸爸；一个躺在担架上手里握着集邮簿的女孩儿从他面前抬过——为什么是我，他想，为什么他们需要我呢？一个枯燥乏味的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失去晋升机会的警官。我能够给他们的，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得不到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一些，别来打搅我呢？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能够找到更美好的爱情和更大的安全吗？他这时候觉得，有时候他能分给她们的只不过是他的绝望的心境而已。
他背靠在梳妆台上，开始祈祷。主的祈祷文好像法律文件一样僵硬地压在他的舌头上，他需要的不是每日的食粮而是远比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他为别人祈求的是幸福，为自己祈求的是孤独和平静。“我不需要再操心筹划了，”他突然大声说，“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没有人需要一个死人。死了，人们就把他忘了。啊，主啊，在我给人们不幸之前请先赐我死亡吧。”但是这些话他自己听着也觉得有些像做戏。他对自己说，一定不要变得歇斯底里，需要安排筹划的事太多了，歇斯底里的人是做不过来的。他又走到楼下去，他想三片或者四片阿司匹林是他这时候最需要的东西——是他在这样一个厌腻不堪的情况下最需要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滤过的水，把阿司匹林溶化了。阿司匹林水吞进嗓子里给他一种酸涩感，他想知道，如果吞的是毒药会不会也像这杯阿司匹林水这样一点儿不费力气。神父曾说过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是毫无改悔之心的绝望的最后表现。当然了，教会的训诲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教会也教导我们，上帝有时也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既然他能从坟墓里、从石头后面复活，难道他就不能向自杀的混沌黑暗里伸出宽恕的手吗？基督不是被别人杀害的；上帝是不能被杀死的。基督自己杀死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吊死，同佩倍尔顿在挂画的钩子上吊死一模一样。
他放下手中的杯子，继续想：我一定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两个人的幸福操持在他手里，他一定要学会用坚强的神经处理一切，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绪。他拿出日记，在9月6日星期六这一日期下面写道：在专员家吃晚饭，谈威的事，颇圆满。到海伦处小坐几分钟。接到露易丝电报，通知起程返家事。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晚饭前兰克神父来喝啤酒。神父似乎过于劳累，极需休息。他读了一遍，又把最后两句画掉。在这本日记里，他很少记下自己对事物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