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篇试图通过探讨人性善恶之源，为人类社会走向繁荣有序开出一剂良方。开篇以染丝为喻，因见丝之“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从而得出“染不可不慎”的结论，为下文对人性善恶的探讨设下伏笔，颇得《诗经》比兴笔法的神髓。然后，从“丝有染”生发开来，通过列举历史上各色人物的例子，引出人性之善恶在于“所染”的命题，经过层层演绎“国亦有染”、“士亦有染”的命题，从而令人信服地得出士“必谨所堪”的结论。全文以比喻论证开场，正反论证相结合，详细论证了慎其所染的益处和不慎其所染的坏处，结构严谨，推论缜密，具有极为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3.1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1]：染于苍则苍[2]，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3]，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注释】
[1] 子墨子：墨子的弟子对老师的尊称。言：疑为衍文。
[2] 苍：青色。
[3] 必：同“毕”。
【译文】
墨子看到染丝的人感叹道：丝用青色染就变为青色，用黄色染就变成黄色，所用的颜料不同，丝的颜色也就变了，五种颜色投放完毕，丝就被染成了五色。所以染色不能不慎重啊。
3.2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1]。舜染于许由、伯阳[2]，禹染于皋陶、伯益[3]，汤染于伊尹、仲虺[4]，武王染于太公、周公[5]。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6]，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7]。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8]，殷纣染于崇侯、恶来[9]，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10]，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11]。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12]。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注释】
[1] 染：这里指受到影响。
[2] 许由：唐尧时的隐士，以品德高尚闻名于世。伯阳：传说是舜的七友之一，贤人。
[3] 皋陶：东夷部落首领，舜时为士师，禹时被聘为掌管刑狱的大理之官，是禹手下不可多得的能臣。伯益：曾助禹治水有功，是禹的贤臣。
[4] 伊尹：汤最受重用的能臣。仲虺：汤时的贤臣。
[5] 太公：即姜尚，年老后才遇到文王，后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齐。
[6] 王：称王。
[7] 蔽：遮，挡。
[8] 干辛：又作“羊辛”，桀时的邪臣。推哆：又作“推侈”、“雅侈”，桀时的暴臣。
[9] 崇侯：名虎，商纣王的谀臣。恶来：也是商纣王的谀臣。
[10] 厉王：周厉王姬胡，贪财好利，统治手段暴虐，被国人赶出国都，死于彘地。厉公长父：不详。荣夷终：周厉王亲信的卿士。
[11] 幽王：周幽王姬宫涅，西周末代昏君，身死骊山。傅公夷：不详。蔡公穀：不详。
[12] 僇：辱。
【译文】
并非只有染丝如此，治国也会受染。舜受到许由、伯阳的感染，禹受到皋陶、伯益的感染，汤受到伊尹、仲虺的感染，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感染，这四位帝王所受到的感染是恰当的，所以能够称王天下，被拥立为天子，他们的功业名声盖过天地。如果要列举天下仁义之名最显赫的人，必定会称举这四位帝王。夏桀受到干辛、推哆的感染，殷纣受到崇侯、恶来的感染，厉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感染，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榖的感染。这四位帝王受到的感染是不恰当的，所以国破身亡，被天下人所耻笑。如果要列举天下不仁义而受世人羞辱的人，必然会提到这四位帝王。
3.3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1]，晋文染于舅犯、高偃[2]，楚庄染于孙叔、沈尹[3]，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4]，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5]。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6]，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7]，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8]，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9]，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10]，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11]。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12]，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注释】
[1] 管仲：名夷吾，齐桓公的贤相，帮助桓公取得诸侯霸主地位。鲍叔：鲍叔牙，齐国贤大夫，曾推举管仲为相。
[2] 舅犯：狐偃，字子犯，晋文公之舅，晋文公的得力大臣。高偃：即卜偃，晋国大夫。
[3] 楚庄：楚庄王熊侣，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孙叔敖，楚国令尹，历史上有名的贤相。沈尹：名茎，楚国大夫。
[4] 阖闾：春秋末期吴国国君。伍员：字子胥，吴国大夫。文义：吴国大夫。
[5] 范蠡：字少伯，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灭吴。大夫种：即文种，字子禽，越国大夫。
[6] 范吉射：即范昭子，春秋末年晋卿范献子士鞅之子，在晋国内讧中败于赵简子，被灭。长柳朔、王胜：范吉射的家臣。
[7] 中行寅：即荀文子，春秋末年晋卿中行穆子之子，在晋国内讧中败于赵简子，被灭。籍秦、高强：中行寅的家臣。
[8] 夫差：吴国国君阖闾之子，曾败越，后为越王勾践所败，自杀。王孙雒：吴国大夫。太宰嚭：即伯嚭。太宰是官名。
[9] 知伯摇：即智襄子，又称智伯，晋国六卿中势力最大的一方。智国：智伯家臣。张武：即长武子，智伯家臣。
[10] 中山尚：战国初期中山国国君。魏义、偃长：皆不详。
[11] 宋康：即宋康王，名偃。宋国末代国君。唐鞅：宋康王的相国。佃不礼：又作田不礼，宋康王臣子。
[12] 绝无后类：断绝后代。类，种，指后嗣。
【译文】
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的感染，晋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感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沈尹的感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义的感染，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感染。这五位国君，所受的感染是恰当的，所以能够称霸诸侯，功名流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感染，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强的感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太宰嚭的感染，智伯摇受到智国、张武的感染，中山王尚受到魏义、偃长的感染，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礼的感染。这六位君主，所受的感染是不恰当的，所以国家残破，自身遭受刑戮，宗庙被毁，后世子孙断绝，君臣分离失散，百姓流离逃亡。如果要列举天下贪婪残暴苛刻侵扰人民的人，必定会提到这六位君主。
3.4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1]。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2]，而佚于治官[3]。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4]。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注释】
[1] 性：同“生”，源于。
[2] 论：这里指选择。
[3] 佚：通“逸”。
[4] 要：要领。
【译文】
国君保持国家安定的原因何在？因为他做事合乎道循乎理，做事合道循理源于其受到的熏染恰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人，辛劳于选拔人才，而安逸于处理政务。不善于做国君的人，伤身费神，心烦意乱，国家反而更加倾危，自身所受的耻辱也更多。这六位君主，不是不重视自己的国家，也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是不知道治理国家的要领罢了。而不知道要领，正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感染不恰当。
3.5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1]。其友皆好矜奋[2]，创作比周[3]，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4]。《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5]，此之谓也。
【注释】
[1] 段干木：复姓段干，名木。子夏弟子，魏文侯之师。禽子：墨子的弟子禽滑釐。傅说：殷高宗武丁的贤臣。出身于版筑的奴隶，后被武丁发现并举为相。
[2] 矜：骄傲自大。奋：这里指为人轻浮，容易冲动。
[3] 创作：这里指胡作非为，寻衅滋事。比周：结党营私。
[4] 子西：春秋时楚国令尹斗宜申。易牙、竖刀：皆齐桓公宠信的佞臣。
[5] 堪：当作“湛”，浸渍。此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当为逸诗。
【译文】
不仅国君会受到感染，士人也会受到感染。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仁义，淳朴谨慎，敬畏法令，那么他的家业就会日益兴旺，身体就会日益安康，名声就会日益显荣，为官深得其理，就像段干木、禽子、傅说这些人一样。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骄矜狂妄，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业就会日益减损，身体就会日益危殆，名声就会日益败坏，为官不符正道，就像子西、易牙、竖刀这些人一样。《诗经》说：“必须慎重选择染料，必须慎重对待所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评析】
墨子的行文风格一向以冷峻严苛、不事雕琢著称，而《所染》这篇文章却罕有地显露出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不仅来自作者真挚而浓烈的人文关怀，也源于“墨子悲丝”的深沉意象。这一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世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古琴曲，其琴意正取自墨子有鉴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现象而发出的人世之叹：“染不可不慎也。”
从内容上看，本篇与前面的《亲士》、《修身》二篇有其内在一致性。《亲士》讲士的重要性，《修身》谈士的人格与修养，本篇则是谈士人的社会交往。或许这些话题与儒家思想重合度较高的缘故，这三篇一直被认为是儒家后学的伪作。然而，墨子所言皆士君子修行的必由之路，由自身修养渐至于兼爱、非攻、节用、备战等种种社会话题，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思维模式，并非儒家的不传之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墨子谈论人的社会交往的目的其实是在探讨人性，只不过把对人性的探讨限定在其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他实质上是接过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话题，深入探讨了人性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染丝的颜色同于其所入之色，或苍或黄，皆由外界强加；然而一旦受到浸染，便再也无法转变回原来的颜色。这种生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之善恶、贤不肖暗通。人之出生如同一张未经格式化的硬盘，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对其思维的格式化和思想的走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墨子看来，正如染丝之色来源于外在影响一样，本性的善恶、个人的贤良与否、命运的起伏都是受我们身处的整个社会环境的种种影响，尤其是人际交往的影响。因此，选择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结交正直善良的朋友都是修养本性的良方，而本性的修行又反过来影响到人的命运。大到朝代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中到诸侯国之间的称霸与灭亡，小到普通士人的家族成败，都源于是否结交到良师益友。更深入一层看：个人的命运，乃至于国家的前途，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选择和努力奋斗去改变的。“染不可不慎”的深层含义就在于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现，正是墨子超脱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理论的地方，也是给荀子“人定胜天”思想以启迪的地方。
当然，墨子对人性的探讨不应该作为一个孤立的个案来看待。我们至少应该注意到，与墨子同时稍早的子思已经开始深入探讨人性的话题了，他的传世之作《中庸》实际上就是在用新兴的心性之学重新诠释孔子的中庸思想，这种做法实可谓开风气之先。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文章产生年代大约与墨子生活时代相仿，其中甚至出现了专门探讨人性的篇章《性自命出》。《礼记·乐记》与《中庸》机杼同出，用当时流行的人性论重新解释孔子的礼乐思想。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墨子对人性的关注有其时代必然性。只不过，墨子对人性论探讨的焦点集中在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有趣的是，这一话题似乎既能上接孔子的损益之友理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下亦可为孟母三迁的行为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