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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戴季陶讲如何救国(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陈绍宽朱家骅吕超魏怀暨国府职员等四百余人,林主席领导行礼,继戴讲“如何救国”,略谓本日系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吾人于沉痛之余,应想法达到救国目的,救国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最近又有所谓航空运动及节约运动,前者之动机在于国防与交通上建设,此后吾人应从根本上设法增强国力,不应只知向外国购买飞机,至于节约运动须一面消极的节省消费,一面积极的将金钱用于生产方面。在此国家危急之秋,吾人应该各就自己的职务上尽力量,根据总理的一贯政策,来做整个三民主义的实施。

吴敬恒讲纪念意义(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时举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大会,到中委汪兆铭陈果夫邵元冲陈公博朱培德贺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员共六百余人,汪主席,由吴敬恒演讲以精诚团结充实国力,为纪念九一八之意义,阐扬甚多,并指正爱国之道,词甚警惕,至九时始散。汉口静默停止娱乐(日联社)

汉口十八日——汉口九一八纪念日华街各户均揭半旗,省市两党部上午十时举行纪念会,各戏院酒馆等一律停业,上午十一时全市人民默祷五分钟。

广州禁止民众游行(路透社)

广州十八日——各公署与公共团体今晨均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中山纪念堂晨间行纪念礼,演说者均抨击日本对华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鸣,以警告民众,且有飞机于行礼时散发传单,惟民众大游行,为当局所禁,未能实现。

东京纪念祭及犬马(日联社)

东京十八日——东京本日举行九一八纪念日,下午一时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阵亡军人遗族慰安会,筑地本愿寺举行军马军犬军鸽等之慰灵祭,在乡军人于下午六时开大会,靖国神社举行阵亡军人追悼会。

但在上海怎样呢?先看租界——雨丝风片倍觉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丝风片之侵袭,愁云惨雾之笼罩,更显黯淡之象。但驾车遍游全市,则殊难得见九一八特殊点缀,似较诸去年今日,稍觉消沉,但此非中国民众之已渐趋于麻木,或者为中国民众已觉悟于过去标语口号之不足恃,只有埋头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闸北以及租界区域,情形异常平安,道途之间,除警务当局多派警探在冲要之区,严密戒备外,简直无甚可以纪述者。

以上是见于《大美晚报》〔2〕的,很为中国人祝福。至华界情状,却须看《大晚报》的记载了——今日九一八华界戒备公安局据密报防反动今日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国难二周纪念,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昨据密报,有反动分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乘机开会,企图煽惑捣乱秩序等语,文局长核报后,即训令各区所队,仍照去年“九一八”实施特别戒备办法,除通告该局各科处于今晨十时许,在局长办公厅前召集全体职员,及警察总队第三中队警士,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同时并行纪念周外,并饬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路,南阳桥,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衙,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沪西曹家渡三角场,闸北谭子湾等处,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制造局路之西,徐家汇区域内主要街道,尤宜特别注意,如遇发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丽园路报告市保安处第二团长处置,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胶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场等处,严密暗探反动分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处,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云。记得前两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3〕所载的《两年的教训》里,有一段说——“第二,我们明白谁是友谁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大会中说:‘德国的仇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北平整委会主席黄郛说:‘和共抗日之说,实为谬论;剿共和外方为救时救党上策。’我们却要说‘民族的仇敌,不仅是帝国主义,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们。’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碍在那里,还有比这过去两年的事实指示得更明白吗?”

现在再来一个切实的注脚:分明的铁证还有上海华界的“红色车”!是一天里的大教训!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是夜,记。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大美晚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一九二九年四月创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增出中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3〕《生活》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邹韬奋主编,一九三三年独立出版,同年十二月在国民党当局压迫下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