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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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

【《南北极》,穆时英作。《小彼得》,张天翼作。】

读完《南北极》与《小彼得》,有些缠夹的感想,现在写在这里。

当年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提倡白话文学,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什么叫做“活的”?大家似乎全明白,可是谁怕也没有仔细想过。是活在人人嘴上的?这种话现在虽已有人试记下来,可是不能通行;而且将来也不准能通行(后详)。后来白话升了格叫做“国语”。国语据说就是“蓝青官话”,一人一个说法,大致有一个不成文的谱。这可以说是相当的“活的”。但是写在纸上的国语并非蓝青官话;它有比较划一的体裁,不能够像蓝青官话那样随随便便。这种体裁是旧小说、文言、语录夹杂在一块儿。是在清末的小说家手里写定的。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的口语,换句话说,这是不大活的。胡适之先生称赞的《侠隐记》的文字和他自己的便都是如此。

周作人先生的“直译”,实在创造了一种新白话,也可以说新文体。翻译方面学他的极多,像样的却极少;“直译”到一点不能懂的有的是。其实这些只能叫做“硬译”“死译”,不是“直译”。写作方面周先生的新白话可大大地流行,所谓“欧化”的白话文的便是。这是在中文里参进西文的语法;在相当的限度内,确能一新语言的面目。流弊所至,写出“三株们的红们的牡丹花们”一类句子,那自然不行。这种新白话本来只是白话“文”,不能上口说。流行既久,有些句法也就跑进口语里,但不多。周先生自己的散文不用说用这种新白话写;可是他不但欧化,还有点儿日化,像那些长长的软软的形容句子。学这种的人就几乎没有。因为欧化文的流行一半也靠着懂英文的多,容易得窍儿;懂日文的却太少了。

创造社对于语言的努力,据成仿吾先生说,有三个方针:“一、极力求合于文法;二、极力采用成语,增进语汇;三、试用复杂的构造。”(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他们虽说试用复杂的构造,却并不大采用西文语法。增造语汇这一层做到了,白话文在他们手里确是丰富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笔锋上的情感,那像狂风骤雨的情感。我们的白话作品,不论老的新的,从没有过这个。那正是“个性的发现”的时代,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们,正感着心中有苦说不出,念了他们的创作,爱好欲狂,他们的虽也还是白话文,可是比前一期的欧化文离口语要近些了;郁达夫先生的尤其如此,所以仿效他的也最多。

陈西滢先生的《闲话》平淡而冷静,论事明澈,有点像报章文字。他的思想细密,所以显得文字也好。他的近于口语的程度和适之先生的差不多。徐志摩先生的诗和散文虽然繁密,“浓得化不开”,他却有意做白话。他竭力在摹效北平的口吻,有时是成功的,如《志摩的诗》中《太平景象》一诗。又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摹效他家乡硖石的口吻,也是成功的。他的好处在那股活劲儿。有意用一个地方的活语言来作诗作文,他算是我们第一个人;至于他的情思不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那是另一问题,姑且不论。

有一位署名“蜂子”的先生写过些真正的白话诗,登在前几年的《大公报》上。他将这些诗叫做“民间写真”,写的大概是农村腐败的情形和被压迫的老百姓。用的是干脆的北平话,押韵非常自然。可惜只登了没有几首,所以极少注意的人。李健吾先生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现收入《坛子》中)是一个理想的故事,可是生动极了。全篇是一个兵的自述,用的也是北平话,充分地表现着喜剧的气氛,徐志摩先生的《太平景象》等诗乃至蜂子先生的“民间写真”都还只是小规模,他的可是整本儿。他将国语语助字全改作北平语语助字,话便容易活起来。我们知道国语语助字有些已经差不多光剩了一种形式,只能上纸,不能上口了。

赵元任先生改译的《最后五分钟》剧本,用的是道地北平语,语助字满都仔仔细细改了,一字一句都能上口说。这才真是白话。不过他的用意在研究北平的语助辞,在打一个戏谱,不在创造一种新文体。那个怕也不会成为一种新文体;因为有些分别太细微了,太琐碎了,看起来作起来都不大方便。

国语体(即胡适之、陈西滢诸先生的文体)是我们白话文的基调。欧化体和创造体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却差点儿势。用活的方言作文的还只有几个人试验,没有成为风气;但成绩都还不坏。近年来可有一种新运动,向着另一方向去。这所谓旧瓶里装新酒。用时调、山歌、弹词、宣卷、鼓词等旧有的民间文艺的体裁来说新的东西。上海这种印本大概不少,但我没有见,无从评论,这些体裁里面照例夹带着好些文言,并不全是白话;那是因为歌词要将就音乐,本与常语要不同些。这种运动用意似乎在广播新思想,而不注重文字;与前举几位的态度大不一样;只有与蜂子先生还相近些。

最近宋阳先生在《文学月报》里提出“大众文艺的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关于“用什么话写”一层,宋阳先生主张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而这“又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但止敬先生在同报第二期里指出这种普遍话“还不够文学描写上的使用”。又有一位寒生先生在《北斗杂志》上主张用“大众日常所说的绝对白话”,就是“大多数工农大众所说的普通话”。这种大多数工农大众的普通话,其实是没有的。工人间还有那不够描写用的普遍话,农人各处一乡,不与异乡人接触,哪儿来的这个?其实国语区域倒是广,用国语虽不是大多数工农大众所说的普通话,可是相差不远,而且比较丰富够用。止敬先生主张,“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便是为此。但我的意思,不妨尽量地采用活的北平话,和我们的国音现在采用北平话一样。不过都要像赵元任先生的戏谱那样,可太麻烦;我想有些读音的轻重和语助词的念法不妨留给读者自己去辨别,我们只多多采用北平话的句法和成语(可以望文生义的)就行了。若说这么着南几省人就不能懂,我觉得不然。他们若是识过字,读过国语文或白话文,这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不识字,或识字太少,那就什么书也不能读;得从头做起,让他们先识够了字。

《南北极》和《小彼得》两部书都尽量采用活的北平话,念起来虎虎有生气。《小彼得》写工人、兵,讲恋爱的青年和动摇的投机的青年。作者写某一种人便加进某一种特别的语汇,所以口吻很像。《稀松的恋爱故事》写现在恋爱方式的无聊,《猪肠子的悲哀》写一个在观望在堕落的小资产阶级,《皮带》写一个患得患失的谋差使的人,都透彻极了。《面包线》写一件抢米的故事;篇中空气渐渐紧张起来,你忿忿了,然后痛快地解决了。《二十一个》写得不大结实些;别的都不坏。《南北极》只写工人、海盗、渔人,都是所谓“流浪汉”,干脆得多,不像《小彼得》里有时还免不了多少欧化的痕迹。《南北极》那一篇自然最酣畅淋漓,写一个流浪汉对于上层阶级的轻蔑与仇恨。这种轻蔑与仇恨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其中三篇只表这个思想和对于将来的确信。《咱们的世界》写海盗,表面上虽也还是《水浒》式的英雄;骨子里他们却不仅是反抗贪官污吏,替天行道,而是对于整个儿的上层社会轻蔑与仇恨。他们相信,“这世界多早晚总是咱们穷人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便写这班穷人的动作。虽然暂时失败了,可是他们“还要来一次的”。这一篇写集团的行为,头绪太繁了,真不容易。但和前几年的“标语口号文学”相比,这里面有了技术;所以写出来也就相当地有效力了。书中只《手指》一篇太简略些。这里五篇有一个特色,就是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这第一人称无论是多数还是单数,总是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小彼得》中写小资产阶级的几篇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个性的描写里暗示着类型。这种手法表现着一种新意识,从前还不多见。这两部书最重要的是其中对于社会的新态度;虽还不能算是新兴文学的最进步的样子,但这个过渡时代,在现有的作家中,这些怕也算得是很不坏的努力了。这已出了本题的范围,还是不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