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这个时候，诺斯特罗莫来这个国家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足以让米切尔船长敢夸耀自己慧眼识人的极高价值。显然，诺斯特罗莫是个极具价值的下属，有他这样的下属值得自夸。米切尔船长对自己慧眼识人的本领很自豪——他这样自豪，并非是自私的目的——他的自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天真的癖好，他总是夸口说，“把我的搬运工监工借给你”。这样，诺斯特罗莫很快就与苏拉科的所有欧洲人建立了私交，变成了一个大勤杂工——他被视为一个能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天才。
“这个小伙子全身心地为我做事！”米切尔船长肯定地说；或许没有人能解释他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但只需看看他俩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怀疑其正确性。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他就是为人刻薄、古怪的蒙汉姆医生——不知何故，他总是用那短促的、绝望的笑声表达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蒙汉姆医生从来不浪费笑声或言辞。他默不作声的时候最可爱。人们最怕他张嘴说蔑视人的话。只有古尔德夫人能约束他，不让他胡言乱语；即使面对她，医生有一次仍然说（当时的话题不是诺斯特罗莫，而且医生说话的腔调很文雅），“把别人想得比自己还好，这太不合情理了”。
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赶紧切换了话题。有不少关于这位英国医生的奇怪传说。许多年前，当时古兹曼·本托还在台上，医生卷入了政治纠纷，传言说他参与了一次政变，但政变中出了叛徒，结果像人们说的那样，政变被血腥镇压。事后，他的头发变灰白了，挂着伤疤的秃脸难看得像一块灰砖头；时常穿着大方格的法兰绒衬衣和一顶旧得褪了色的巴拿马帽，借以挑战苏拉科的社会习俗。若非他衣服整洁，他早就被视为有损欧洲海外殖民地形象的懒惰欧洲人。簇拥在苏拉科宪法大道两旁的阳台上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每当她们看到医生穿着法兰绒衬衣，外面罩着一件亚麻短茄克，低垂着头，踏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在阳台下走过时，她们便会纷说道，“看呀，医生看古尔德夫人去了，还是穿着那件小茄克。”她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她们无法理解的。她们不愿为医生多花费心思。他既老又丑，不过很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如果他不是个男巫，也是个“疯子”。实际上，他能穿那件小茄克是古尔德夫人开导的结果。这位习惯于说猜疑话、刻薄话的医生，面对这个女人，找不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的深刻敬意。这个女人极有性格，她在这个国家被称为“英国夫人”。他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是极其严肃的；对一个像有他那样习惯的男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了这点，而且是很完整地感觉到了。她从来没有想要他做出如此显眼的顺从。
她敞开她的那栋老式西班牙房子的大门（苏拉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把生活中简朴的优雅分配给大家。她招待客人的方式，既简洁又富有魅力，因为她对价值的感受是敏锐的。她在人际交往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她的无私分成许多细微的级别，她在发出暗示时能让人产生广泛的联想。查尔斯·古尔德（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定居已经有三代人了，他们家的人总是去英格兰接受教育、娶回妻子）以为自己像其他男人一样爱上一个聪明的姑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例如，在铁路勘测队里，无论最年少者，或是他们成熟的领队，在高山峻岭之上都尽量找机会谈论古尔德夫人的房子，他们的动机跟查尔斯·古尔德可不一样。如果有人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在苏拉科镇头顶上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中，她的名字被挂在工人们的嘴边的时候，她会吃惊地睁大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并爆发出低沉的笑声，一边笑还一边辩解说自己并没有为那些工人做什么。几乎没动什么脑筋，她就能脱口说出一种解释。“当然，对这些男孩子们来说，能在我家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欢迎让他们吃惊了。我觉得他们是想家了。我觉得人人都有点想家。”
她一直很同情想家的人。
查尔斯·古尔德，与他父亲一样，生在科斯塔瓦那。他又瘦又高，红胡子，光溜溜的下巴，清澈的蓝眼睛，褐色的头发，消瘦的脸颊鲜红的。他的这副样子就好像是新来的外国人。他的祖父跟着玻利瓦尔为独立而战。当时的英国军团在卡拉沃沃战场被视为国家的救星，玻利瓦尔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向他们行军礼表示敬意。在联邦政府时期，查尔斯·古尔德的一个叔父被选为苏拉科省的省长（后来成为国家）。后来，他被那个主张统一制的野蛮将军古兹曼·本托推到一座教堂的墙前枪毙了。就是这位古兹曼·本托，后来成为了永久总统，以残暴无情著称，最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民间传说他是个在大地之上游荡的残暴鬼魂，身体来自斯特玛尔塔的圣母升天教堂的陵墓中的一具尸体。无论真假，这至少是教堂司祭向那些涌进教堂的人群所做的尸体消失的解释，这些人光着脚，心怀敬畏，走到大祭台前一个丑陋的砖砌成的棺材前，从棺材侧面的一个窟窿向里面观望。
古兹曼·本托给人留下了残酷的记忆。除了查尔斯·古尔德的叔父之外，他还杀死许多人；但由于查尔斯·古尔德有一位亲戚为贵族的理想而献身，苏拉科的豪强（这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称呼；如今叫布兰科党人，联邦的理念被放弃了），就是那些纯种的西班牙家族，都认为查尔斯是他们中的一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卡洛斯·古尔德比其余人更像一名科斯塔瓦那人；但由于他与人说话很有特点，普通人仅把他视为一名住在苏拉科的英国人。他比那些来苏拉科旅游的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些旅游者，样子像好似异教徒朝圣者，不为苏拉科人所知。他比新到的这批铁路工程师更像英国人，比她妻子卧室里刚送到的英国《笨拙周报》上的人物更像英国人。听他说西班牙语（西班牙人称卡斯蒂利亚语）或印第安土语，你会感到吃惊。他说的不是纯正的英国口音；但与他的那些移居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的祖先相比较（他们中有解放者、开拓者、咖啡种植者、商人、革命者），他是这三代人中拥有自己骑士风格的人，他在马背上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英国人。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嘲笑南美大草原的骑手的意思，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觉得全天下他们的骑术最好。用比较高级的语言说，查尔斯·古尔德骑马就像半人半马的天神一样。对他来说，骑马不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形式，而是像人走路一样的基本能力；然而，当他骑马去矿山的时候，总是穿着英国服装，坐在进口的马鞍上，沿着一条布满牛车车辙的道路缓步前行，这时你看他就如同悠闲地从地球的另半边的绿茵牧场刚刚来到科斯塔瓦那一样。
他要沿着那条年代久远的西班牙人修建的道路走——民众称之为“皇家路”——这是西班牙皇室留下的唯一遗迹，为老乔治奥·维奥拉痛恨不已，如今西班牙皇室已经远离了这片土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着马的白色雕像就伫立在林荫大道入口的树林中，这是连乡下人都知道的地方。对镇上乞丐而言，雕像底下的台阶上能睡觉，他们管这个地方叫“石头马”。另一个卡洛斯，向左转，沿着另一条残破的马路快马加鞭飞奔起来——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穿着英国服装，虽然看上去很不协调，却比那个雕像基座上睡着流浪汉的、像君主一样骑着战马的、把大理石手臂高举到插着羽毛的大理石帽檐的骑士更像在自己的祖国。
风吹雨淋使西班牙国王骑马雕像褪了色，他那敬礼的姿势，隐约中似乎要展开神秘的胸怀去拥抱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政治变革；但另一个骑士则不同，他在民众中很有名声，骑着那匹体型矫健的白眼睛、灰白肤色的马，一副既敏锐又活泼的样子，穿着英式服装，丝毫不露声色。他非常冷静，就好像欧洲人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用礼仪把自己打扮得很冷静一样。他冷静地接受现实：比如，苏拉科妇女令人震惊的涂脂抹粉方式，她们拼命往自己脸上涂珍珠粉，最后脸上只剩下美丽的眼睛露在外面；再比如，镇上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流言蜚语；再比如，不断爆发政治变革，然后再不断“拯救国家”，在他妻子的眼里，这似乎是一种幼稚的、血腥的杀人越货游戏，玩家都是一些堕落的孩子，他们玩这游戏时的态度诚挚得到了骇人的程度。这位小妇人刚来到科斯塔瓦那的时候，看到国家的公事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残暴手段去解决，她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奈之下她只能气愤地紧握着拳头。她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假装天真的表演，根本不真实，只有自己的愤慨是真实的。查尔斯一边听她说，一边捻着自己的长胡须，不愿谈论这些暴行。然而，他有一次却平静地说——
“亲爱的，你忘了我生在这里。”
这句话使她怔住了，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或许，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人就是与他人不一样。她信任丈夫；而且一直是非常信任。当初，就是他那绝不沉迷于情感的生活态度，让她浮想联翩。在她的思维里，他那平静的思考方式被视为具有极高谋生能力的标志。住在街对面的邻居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是一名政治家兼诗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曾经代表他的国家去几个欧洲国家做大使（在暴君古兹曼·本托的统治下，他曾被投入国家监狱，遭受过不为人知的侮辱）。他经常在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称赞卡洛斯不仅具有英国人的全部素质，还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
古尔德夫人抬头望着丈夫的那张古铜色的瘦脸，虽然他肯定听到了有人说他爱国，但她却没有发现他的面容有丝毫抖动。这或许是因为他刚从矿山回来的缘故；但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不怕一天中最炎热的那几个小时。仆人巴西利奥，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系着红色的腰带，蹲坐他的脚后跟好一会儿，才把他脚上那沉重的马刺取下来。然后，矿长走上楼梯，进入走廊。拱形走廊壁柱之间的栏杆上，摆放着一排排长满植物的花盆，植物的叶和花把下面的走廊与小院子屏蔽开来，小院子是南美家庭真正的中心，在小院子里的家庭生活很安静，安静得就好像是阳光在石板地上投下的光影的位移。
阿韦兰诺斯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几乎5点钟走过天井。他按照英国人的习俗选择在喝茶的时间来伊米莉亚家，这可以使他回忆起当年他在圣詹姆士的宫庭做大使时的伦敦生活。他不喜欢喝茶；尽管如此，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那把美国椅子上摇晃着，他的那双干净的小靴子就踏在椅子的搁脚板上。他不断说着，就好像是要充分表现这个年纪的男人的奇妙语言技能一样。他说多长时间的话，手里的茶杯就握多长时间。他头上的短发都白了；但眼睛像煤一样黑。
看到查尔斯·古尔德走进大厅，他会微微点一点头，停止自己的讲演，但在闭嘴前总是要说——
“卡洛斯，我的朋友，你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从圣托梅矿赶回来。这才是真正的英式运动。难道不是吗？”
说完，他便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喝光，微微耸一耸肩，跟着打一个长嗝儿，最后惊呼道，“好极了！”
然后，他把空茶杯交到他年轻朋友的手里，微笑一下表示感谢，接着继续讲述圣托梅矿的爱国意义，就好像一刻不停地讲话才能快乐一样，与此同时，他坐在那把从美国进口的安乐椅上前后摇晃着。古德尔家大客厅的白屋顶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由于客厅太大，厅里摆放的家具就显得矮小了：有沉重的西班牙红木椅子，椅子背是直立的，包着真皮；有低矮的欧洲家具，摆满了垫褥，样子好像就是一些塞满了钢丝弹簧和马鬃的小魔鬼蹲坐在那里。客厅有几张桌子，上面都摆着小饰物。在大理石小桌子的上方的墙上，镶嵌着玻璃镜。有两组扶手椅，每组都有一个大沙发。地上铺着方地毯；红砖地上分布着小块的小地毯；三扇阳台窗户从天花板直落到地板，窗户的侧边挂着深色的幔帐。古代的庄严气氛，依旧留存在四堵高大而光滑的淡黄色墙壁之间；古尔德夫人坐在一张小巧的桃木桌子前，娇小的头颅上布满了闪亮的卷发，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平纹细布，她就好像一位仙女正在一堆装着美味春药的银罐子和瓷罐子前面搔首弄姿一样。
古尔德夫人知道圣托梅矿的历史。早期开采就是靠用鞭子抽奴隶的脊梁，这种采矿方式的产出很少，产量还不如死人骨头重。矿山附近的印第安部落的人都死光了；最后，矿山只能被迫放弃，因为原始的采矿方式没有利润，无论向矿山的血盆大口的丢多少死人也不行。此后，矿山逐渐被人忘记。独立战争之后，矿山又再次被发现。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开采权，他们发现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矿藏非常丰富的矿，即使有历届政府盘剥，或矿工周而复始地被官僚掠夺，都无法打消他们开采的热情。后来，臭名昭著的古兹曼·本托死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本地的矿工在首都派来的密使的教唆下发动起义，把矿山的英国管理者全都杀死了。在斯特玛尔塔出版的官方《新闻日报》立即公布了矿山充公令，开篇是这样的：“在外国人的折磨和压榨下，圣托梅矿山的工人终于被激怒了，他们要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外国人抱着捞到财富就跑的肮脏动机……”充公令最后宣布：“国家领袖决定行使他的仁慈权力。这座矿山，无论从国际法看，或人权法看，或神权法看，现在要被当作国家财产而归还给政府，必须关闭这座矿山，直到为保护自由原则抽出的神圣宝剑已经能保证我们深爱的国家有了幸福。”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圣托梅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夺取矿山后有什么好处，如今根本说不清。科斯塔瓦那几乎靠乞讨才付清给矿山受害家庭的补偿费，后来矿山的事渐渐不再出现在外交照会中了。此后，又有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想起这个珍贵的财产。实际上，这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近六年里已经换了四届——但这一届政府能很明智地看待机会。他们又想起了圣托梅矿，并暗自断定这座矿山在他们自己手里是毫无价值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想到，银矿除了可以用肮脏过程从地下提取金属之外，还可有不同的用途。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科斯塔瓦那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被迫向历届政府都提供贷款，为此损失了大量钱财。他有冷静的判断力，从来没有想过索取回报。但有一天，圣托梅矿的永久采矿权摆到了他面前，并且还要求他偿还该矿山的所有债务，这让他惊恐万分。他很精通政府办事的方式。确实，尽管这事在策划时很诡秘，但急需他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3条，要求采矿权的拥有者必须向政府立即按照预计的采矿量缴纳未来五年的营业税。
老古德尔先生为了避开这致命的待遇，做了许多次的辩解和申诉，但都没有成功。他不懂采矿；也不知道如何把矿山开采权拿到欧洲市场上去出售；此时的矿山还不是一家可以运作的公司。矿山的建筑被烧毁了，设备被破坏了，周围的人口几年前就跑光了；唯一的道路也被热带植物覆盖了，就好像被大海吞没了一样；矿山的主井巷也下沉到离进口大约100码的地方。它已经不是废弃的矿山，而是杂草丛生、乱石林立、无路可走的峡谷。在荆棘覆盖的地面，偶尔还能看到几块烧焦的木料、几堆破砖头、几块生锈的破铁。老古德尔先生不希望永久拥有那块荒凉的土地；实际上，晚上躺在床上仅想起这片土地，就能让他生气得失眠几个小时。
不巧，古尔德先生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有矛盾。在过去几年里，古尔德先生一直拒绝向这位财政部长提供金钱援助，因为古尔德先生听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骗子。此外，他当年担任一个地区的法官的时候，很可能涉嫌暴力掠夺过当地的一家农场。如今，他升官了，这位政客宣称他要不计前嫌，好好报答一下古尔德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斯特玛尔塔的客厅里，他用虽柔软却无情的腔调，一遍又一遍地坚持原有方案。看到他那副恶毒的样子，古尔德先生的好朋友都真诚地建议不要用贿赂的办法了结此事。贿赂没用。此外，对他行贿还会很不安全。这也是那个与财政部长做邻居的女士的看法。这位长得很结实的女士，声音低沉，有法国血统，自称是一位法国高官的女儿，她在财政部长家旁边开了一家世俗女子修道会。这位华丽的女士，对着那个带着礼物、有礼貌地请求她去帮助古尔德先生的人，沮丧地摇晃着她的头。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她不敢帮忙是有道理的。她觉得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后来，为古尔德先生去做这件棘手事的那位朋友经常提到，她是他认识的跟政府有某种关系的人中唯一诚实的人。“不要去做这件事，”她用那种固有的勇猛且沙哑的音调说，然后又改变一种更适合不知道自己高官父母到底是谁的孤儿的口吻继续说道，“不，最好别去。很遗憾。我绝不会无功受禄。我不是部长。请拿走你的包裹。”
她咬着自己深红色的嘴唇沉默了一小会儿，内心悲叹着在政府高层疏通人脉必须遵守的严苛规矩。然后，她略带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走吧，回去告诉你的朋友——你能理解吗？——那丸药必须要吞下。”
在收到这样的警告之后，只能签字、付钱。古尔德先生吞下了那颗药丸，而那药丸好像又混有一些奇妙的毒素，他的大脑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他整天想矿山的事，就好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骑在辛巴德背上难以摆脱的老人。吸血鬼开始出现在他的梦里。古尔德先生夸大了他的不利处境，因为他不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在科斯塔瓦那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恶劣。然而，人在本质上是极为保守的，由于自己的钱财遭受如此奇怪的抢劫，他感到极度的痛苦。古兹曼·本托死后，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奇怪的、凶残的匪帮，以政府和革命的名义抢劫过。经验告诉他，无论大家推测未来的抢劫会多么短暂，占据总统宫的匪帮绝对不会笨到因为没有借口而不抢劫。比如有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都赤着脚，这支军队的临时长官要求每位平民上交一万美元；而这位长官内心里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赏钱，只要不要少于一千美元就行。古尔德先生很清楚这点，他假装顺从，等着比较有利的时机。但假借法律和商业的形式进行抢劫，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老古尔德先生有远见、令人尊敬，但有个缺点：他太看重形式。人类的通病就是无法避免偏见。对他来说，这件事因不公正而充满了恶意，他的精神受到了震动，身体也仿佛受到了打击。“这是不让我活啊！”这话他每天要说几次。此后他真的生病了，先是发烧，接着是肝疼痛，而最大的病疼是忧虑自己无法想其他的事。那位财政部长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报复竟然是如此的绝妙。甚至于在写给在英格兰求学的14岁儿子查尔斯的信中，古尔德先生竟然也是除了矿山的事，其他事什么都不说。他哀叹不公平，哀叹受迫害，哀叹矿山这件事的恶毒；他整页整页地从各个角度分析拥有这座矿山的致命后果，语言充满了对那个永恒祸根的恐惧。因为矿山开采权需要他和他的后代来承担。他恳求儿子不要回科斯塔瓦那，不要继承他在这个国家的任何遗产，因为肯定会被那份不名誉的矿山开采权所污染；永远不要碰，永远不要接近，把美洲忘掉，在欧洲做个商人。每封信的结尾都要做自我责备，责备自己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太长的时间。
不断地对一个仅14岁的少年来说，你因为拥有一座银矿，所以前途被毁灭了这种话，他是不会感到有多么重要的；但这种形式的说教肯定在他身上会激发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最初，这个男孩子不仅对令人生气的伤心故事感到迷惑，还很可怜自己的父亲。后来，当他在玩耍和学习之余开始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年之后，父亲的信终于使他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的苏拉科省有一座银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可怜的亨利叔父在许多年前被士兵枪杀了。与那座矿山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叫“不公正的古尔德采矿权”的东西，这是一份文件，父亲非常想把这份文件撕碎后丢到总统、法官、部长的脸上去。他注意到，虽然父亲的愿望没有变，但父亲提及的人名差不多每年都发生改变。对他这么大的男孩子来说，父亲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东西是不公正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东西是不公正的。随着智力的增长，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信中摆脱不掉的老人、吸血蝙蝠、恶魔，他感到父亲的信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令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人最终跟圣托梅矿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与大洋对面的那位把哀伤和愤恨全写在书信中的老人一样了。父亲说，由于没有完成采矿的工作，他已经被重重地罚了几次款。此外，还上交了一大笔未来的营业税，理由是像他这样兜里揣着如此有价值的开采权的人，不能拒绝向政府提供金融支援。他愤怒地写道，他的财富正在逐渐被兑换为毫无价值的收据凭证，而同时还被指责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国家的困难发大财的人。至此，这位身在欧洲的年轻人，对此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了，因为他看到这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特别的言语和思想的动荡。
他每天都在想矿山的事；但他并不痛苦。矿山对可怜的父亲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这个事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说明了科斯塔瓦那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这件事上，他是同情父亲的，但同情的方式是镇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愤怒，因为他感到很难为另一个有机体愤怒，即使那个有机体是他的父亲，他也愤怒不起来。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是20岁，轮到他陷入圣托梅矿的魔咒中了。但他是另外一种着迷，更适合于年轻人，那着迷中多了一些希望、勇敢、自信的成分，而不是令人厌倦的愤慨和绝望。他在20岁后，获准可以自作主张（但必须遵守不回科斯塔瓦那的严格规定），于是他去了比利时和法国继续学业，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采矿工程师。但他心目中对采矿工程师这份工作的科学含义理解得不充分，显得很模糊。他对矿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有特点的矿山，就如同研究有特点的人一样。他带着好奇心去访问矿山，就如同访问非凡的人物一样。他访问了德国、西班牙、英国康沃尔的矿山。那些被遗弃的矿山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他来说，这些荒芜的矿山就如同倒霉的人一样，人倒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深远的意义。荒芜的矿山也许没有价值，但也许是人看错了。他未来的妻子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察觉到这种神秘的心理状态的人，在此种心态的控制下，这个男人以极为明智的、几乎是默默无语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当她喜欢上他的时候，她立即发现，自己就好像已经不再像那些在平地上难以起飞的鸟，只能半张着翅膀游荡，而是找到了一个可供她一飞冲天的顶峰。
他俩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未来的古尔德夫人与她那面色惨白的老姑妈住在一起，这位姑妈在许多年前嫁给了一名贫困潦倒的意大利中年侯爵。如今她正在为那个男人守寡，这个男人，不仅知道如何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献身，还知道如何像那些为理想牺牲的年轻人一样慷慨大度。从这个角度看，老乔治奥·维奥拉仅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残片，就好像在一次海战胜利之后，一根被折断的桅杆仍然不免漂向远方。丈夫死后，侯爵夫人过着平静的、只需低声说话的生活，她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白布条，样子就像修女一样。她住在一栋古老的、残破宫殿首层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大厅非常空旷，屋顶还有绘画，如今被用作谷仓、鸡窝、牛棚。承包土地的农户一家也住在大厅中。
这两个年轻人在卢卡相遇了。在那次相遇后，查尔斯·古尔德就不再去访问矿山了。不过，他俩乘坐同一辆马车去看到了一座大理石采石场，采石场应该算是一种矿山，因为也是要撕开大地，从大地的宝藏中提取原料。查尔斯·古尔德没有按照讲话稿打开心扉。在她眼里，他只是在不停地做事和思考。这是表达诚挚感情的好办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时认为可怜的爸爸对圣托梅矿业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俩就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真诚对话，就好像他们的影响力能穿越地球一样；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达爱情，爱情可以热烈地活在冰冷的辞藻中。因此，对古尔德夫人的婚事来说，这些讨论是非常珍贵的。查尔斯很为老古尔德先生担心，害怕他为摆脱那份采矿权去消耗自己的精力和健康。“我敢说这事用这种办法不对。”他在内心大声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叫喊。有一次，她坦率地指出，有品格的人不应该花费精力去搞阴谋诡计。查尔斯很理解她的忧虑，用温和的口吻说：“你不能忘记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
她思维敏捷，脱口说出一句似乎无关的话，但他却认为极为有洞察力。实际上，她是这样问的——
“哟，那你会怎样做？你也出生在那个地方呀。”
他知道如何回答。
“我不一样。我离开那个国家有10年了。爸爸很长时间没有出国。他最后一次出国是30年前的事。”
她是第一个听到他在知道父亲死讯后开口说话的人。
“矿山的事害死了他！”他说。
他冒着中午的炎炎烈日，沿着那条白色的马路，带着父亲的死讯，不顾一切地径直走出了镇子，徒步走到了她居住的那栋荒废的豪宅里去找她。他俩见面的房间不仅宏大还荒凉，四处有长长的花缎带从墙上的镶板上垂下来，但颜色因年久和潮湿都变黑了。屋里的家具只有一把镀金扶手椅子，椅子背断了。一个八角形的柱子上摆着一个硕大的大理石花盆，花盆上雕刻着头像和花环，一条大裂缝贯穿上下。查尔斯·古尔德浑身都是白色的尘土，在靴子上，在肩膀上，在帽子上。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右手抓着一根粗大的橡木棒。
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好要下山迎接他。她戴着装饰着玫瑰花的大草帽，草帽下她的脸色苍白，手上戴着手套。她原想去山脚下葡萄园墙附近的那三棵白杨树下等他。
“那矿山害死了他！”他重复道，“他本能多活几年。我们家的人都长寿。”
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死盯着那个有裂缝的大理石花盆看，就好像想要永远把花盆的形象记在脑海中一样。突然，他把头转向她，脱口说了两遍，“我就是想见到你——我就是想马上见到……”没等他把话说完，那个在科斯塔瓦那孤独的、受折磨而死的亡灵引发的一股巨大的怜悯之情，携带着痛苦的全部力量，猛地涌入她的心中。他抓住了她的手，举到自己的嘴唇边，而此时她已经把阳伞丢到地上，轻轻地拍着他的面颊，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在下垂的帽檐下擦自己的眼泪。她穿着白色的小外衣，就好像是残破的豪华大厅里走迷路的小女孩在哭。他站在她旁边，再次默默地盯上了那个大理石花盆。
过了一会儿，他俩出去散步，双方默默无语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他大声道——
“是的。他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俩停下了脚步。此时，在山坡上，在马路上，在橄榄园里，到处是阳光下的阴影；有白杨树的，有栗子树的，有农舍的，有石墙的；空中传来钟声，声音虽薄弱，但令人觉醒，就好像是落日余晖的脉动。她嘴唇微微张开，好像是受惊了的样子，因为她觉得他不该像往常那样看着她。他平时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她的意见、耐心听她说话。他跟她交谈时就像一个最焦虑的、最恭顺的说话者，他的这种态度使她感到非常愉快。这一方面展示出她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贬低他的尊严。她是个娇小的姑娘，脚小，手小，小脸很迷人，头上有大量卷发；一张相当大的嘴，那嘴一张似乎就能把坦率和慷慨的芬香传送给你。她有一颗阅历丰富的女人才有的敏锐的心灵。无论你在她面前摆放多少好东西或好听的恭维话，她都能小心地选择那些值得她骄傲的。但此时他实际上没有看着她；他的表情是紧张的、不理性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男人不应该盯着女孩头部之外的地方。
“噢，是的。矿山那件事不公正。他彻底地被这事给毁了，可怜的老人。哎哟！他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帮助他？但如今我必须想到对付这件事的办法。”
他用极大的自信说完这番话，然后低头看着面前的她，这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紧张、迷惑、恐惧的情绪。
他说，此时他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她是否足够爱他——她是否有勇气跟他远走高飞？他向她提出这问题的时候，声音因焦虑而颤抖起来——因为他此时自己已经下了决心。
她爱他。她要跟他走。霎那间，这位苏拉科所有欧洲人的未来女主人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大地完全消失了，甚至钟声也没有了。当她的脚再次触及大地的时候，钟声依旧在峡谷里回响；她把手举过头顶，急速地喘息着，瞧了瞧那条石头小路。小路上还是没有人来往。与此同时，查尔斯跳入干河沟，拾起那把打开的太阳伞，那伞刚才像鼓槌一样在发出一声威武的声音后便弹跳走了。他把伞交还给她，情绪很低落，甚至可以说有点沮丧。
他俩转身向回走，而她已经把手挎在他的胳膊上了。他开口说话了——
“我们有幸在海边的镇子定居下来。你听说过那地名，叫苏拉科。我很高兴我那可怜的父亲在那里有一栋房子。他在很多年前就买下了，因为他希望在那个欧洲人的省份里最重要的苏拉科镇有一栋古尔德家的房子。我去住过一次，那时我是个孩子，跟我亲爱的母亲去的，整整住了一年。我可怜的父亲去美国做生意去了。你将是古尔德家房子新的女主人。”
不一会儿，他俩回到了破旧宫殿的转角处，就是那栋位于卢卡的葡萄园、大理石山、松树的橄榄树之上的那栋大豪宅的转角处，他又说道——
“古尔德这个名字在苏拉科很受尊敬。我叔父哈里曾经是国家的领袖，他在上流家族里很有名气。这里我指的是克里奥尔人的家族，他们不曾参与政府的卑劣闹剧。哈里叔父不是冒险者。在科斯塔瓦那，我们古尔德家的人都不爱冒险。他属于那个国家，他爱他的国家，但他基本上保持着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就是联邦制。但他不是政客。他其实只想拥护社会秩序，因为他就是喜欢理性的社会自由，反对社会压迫。他是个有理性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似乎是正确的，就像我感觉我也要那么做一样。”
这番话，他之所以要说，是因为他仍然牢牢记着那个他儿童时生活过的国家，因为他衷心想与面前这个女孩一起生活，因为他一直想着圣托梅矿采矿权的事。接着，他说要离开她几天，去找一位从旧金山来的美国人，此人仍然在欧洲的某处。几个月前，他在德国矿区里一个古老镇子上认识了那个美国人，他俩很合得来，一整天都沿着一条古老的街道给那些中世纪房子的塔楼做素描，不过那个美国人似乎很孤独。查尔斯·古尔德与他在采矿方面有不解之缘。他对办采矿企业感兴趣，对科斯塔瓦那有所了解，对古尔德这个名字也不陌生。他俩谈得很投机，如果不是因为年龄相差很大的话，这根本就没有可能。查尔斯想找一位头脑精明的资本家，而且还必须有平易近人的性格。他父亲在科斯塔瓦那有大笔财产，如今似乎被卑鄙的革命熔炉熔化了。他家除了在英格兰的一万英镑的存款之外，值钱的就剩下苏拉科的房产、偏远地区的一块林产、圣托梅矿的开采权。他可怜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份开采权而走入坟墓的。
他向她解释了这些情况。他们分手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过去，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自己迷人的一面展示给他。年轻人都渴望陌生的生活，比如说去远方旅行、想未来有冒险或打仗的机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改变生活方式或想去征服的念头，她的内心正是被这种念头占据了，她因此而变得非常兴奋。作为回报，她变得更加开放、更大胆地展示出自己的温柔。
他离开她，走下了山岗。孤独中，他立即就感觉自己变得冷静了。死讯能给我们的日常思维带来不可挽回的改变，我们能隐约感到一种不舒服的刺痛。查尔斯·古尔德痛苦地感到，没有费吹灰之力，他已经再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他可怜的父亲了。父亲的形象不再像过去那样活生生。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还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想采取行动的悲愤欲望。在这方面，他的直觉是没有错的。行动给人慰藉。所以，行动虽是思想的敌人，却是美妙幻想的朋友。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感受。他的行动，只能把矿山当作战场。有时人必须学会如何违背死者的遗愿。他下定决心要尽全力违背父亲的意愿（以赎罪的方式）。那座矿山导致父亲陷入荒谬的精神灾难之中；如果能开采那座矿山，结果肯定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胜利。他把这次行动看作对逝者的记忆。大体看，这就是查尔斯·古尔德的心理动机。他不断思考如何在旧金山或其他地方筹集大量资本；他还偶然想到已故父亲的律师是个不可靠的参谋。他俩谁也没有意识到，某个人的死亡竟然能给世界的一个角落带来巨大的变化。
这座矿山最近一个阶段的发展史，古尔德夫人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的。这基本上就是她的婚姻史。象征古尔德家族在苏拉科传统位置的斗篷，已经披在她瘦小的身上；但她不想让这怪异的服装掩盖住她的活泼性格，其特征不是单纯的快活，而是一种对智慧的渴望。不能因此认为古尔德夫人具有男性的思维特征。一个具有男性思维的女人，做事时的效率不会太高；这种女人仅是不完美的个例——这样的现象很有趣，但没有什么重要性。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依靠女性的智慧征服了苏拉科，就是靠无私和同情点亮了她前进的道路。她虽然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很有魅力。她心存智慧，从来不乱说话，因为不想去支持或批评他人的观点，除非是为自己的观点做辩解。她说出来的话，具有团结人、安抚人、同情人的功用。真正的女人的温柔，就像男性的刚毅一样，只有在征服他人中才能表现出来。苏拉科的夫人们都崇拜古尔德夫人。“她们至今仍然把我看成一个怪物。”古尔德夫人快活地对一位来自旧金山的绅士说。来自旧金山的绅士总共有三位，她在结婚后刚满一年就要在她在苏拉科的新家中款待他们。
他们是第一批来自海外的访客，目的是看看圣托梅矿。她说俏皮话最令人感到惬意，他们就是这样看；查尔斯·古尔德知道自己想干的事，表现得就像是个皮条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访客对他妻子颇有好感。她的话不仅充满了激情，还略带讽刺的意味，那几位访客全被她所描绘的矿山前景给迷惑住了，惹得他们发出低沉且放纵的微笑，表达出极大的顺从。这位南美妇人不知疲惫地晃动着身体，他们对此感到惊奇。可如果他们知道了她这么激动很大程度上是受成功的理想驱使的话，同样也会对她的精神状态感到惊奇的。按照她自己的话说，他们把她看作“某种怪物”。不过，总体看，古尔德夫妻俩是沉默寡言的，当访客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丝毫不怀疑投资银矿的利润。古尔德夫人让她的那辆由两匹骡子拉的四轮包厢车，载着这三位客人去港口。从那里，他们再乘坐“刻瑞斯”号去参加贵族聚会。米切尔船长抓住就要与古尔德夫人分手的机会，用低沉且神秘的口吻说，“这是个划时代的时刻。”
古尔德夫人喜欢自己这栋西班牙式房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段很宽的石台阶，圣母马利亚的壁龛能俯瞰这段台阶，圣母马利亚穿着蓝色的长袍，怀抱的婴儿戴着皇冠。清晨，从院子里的那口铺着石子的水井方向，有轻柔的声音传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马和骡被成双地领到蓄水池边饮水，它们边饮水边用蹄子踢着地面。水池边长着一堆毛竹，纤细像刀片一样的叶子低垂到了水面，有个肥胖的马车夫，安静地坐在水池旁，手里懒散地抓着缰绳。光着脚的仆人从低矮阴暗的门口进进出出；两个洗衣姑娘提着装满了洗好的亚麻布的篮子；面包师举着浅盘，上面放着供一天享用的面包；女仆莱奥娜达——女主人的贴身女仆——把一大堆浆洗的内衣举过乌黑的头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那堆内衣白得刺眼。此后，老守门人一瘸一拐地走了，把地扫干净，这家人新的一天就开始了。院子周围三面高大的屋子，都把通向走廊的门打开，锻铁围栏上摆着花朵。此时，这栋房子的女主人，能像中世纪的城堡的女主人一样，清楚地看到进进出出这栋房子的人，而引人注目的拱形大门显得既雄伟又重要。
古尔德夫人看着三位客人坐着她的马车从北面走了。她微笑起来。那三位客人同时举起帽子。米切尔船长作陪，是马车上的第四个人，此时已经开始了浮夸的讲演。客人走后，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不时把脸凑近花簇，就好像是在沿着狭长的走廊漫步收集思想的花朵。
一张印第安人吊床，挂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被聪明地安置在早晨的阳光能照到的角落里；苏拉科的早晨是很凉的。在接待室的门前有大量盛开的圣诞花簇。一只大鹦鹉，绿色的，灿烂得就如同一块翡翠，站在一个闪着金光的笼子里，野蛮地大声叫喊道，“科斯塔瓦那万岁！”接着又学着古尔德夫人的口气，非常流利地喊了两遍女佣的名字，“莱奥娜达！莱奥娜达！”然后，那鹦鹉就突然一动不动地沉默起来，就好像要躲避灾难一样。古尔德夫人走到长廊的尽头，把头伸进丈夫的房间。
查尔斯·古尔德一只脚踏在木板凳上，正在用布带捆扎马刺。他急着要去矿山。古尔德夫人没有进屋子，在门外扫视了一下屋里。屋里有一个高大的书架，安装着玻璃门，装满了书；在另一个书架里，没有放书的架子铺着红色的厚羊毛毯，上面放着枪：温切斯特骑兵用卡宾枪、左轮枪、两把猎枪、两把双管手枪。在这几把枪之间，放着一块鲜红的天鹅绒，挂着一把古老的骑兵马刀，这是恩里克·古尔德先生的遗物，他是这个欧洲人的省份的英雄。这把马刀是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赠送的，他是古尔德家族的老朋友。
在对面的白墙上却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幅圣托梅山的水彩画——古尔德夫人的手笔。屋子里的地板是红色的，屋子中间有两张长桌子，上面放着图纸，旁边有几把椅子，桌子附近有一个玻璃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矿石样本。古尔德夫人依次看着屋里的这些东西，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些富裕的企业家谈论矿山前途、矿山开采、矿山权问题时，她感到很不耐烦、很紧张，而她与丈夫谈论矿山的事能谈几个小时也不累，从始至终兴趣盎然。
她垂下眼帘，开口说道——
“查理，你们对今天的会谈感觉如何？”
丈夫没有回答，这让她很吃惊。她抬起眼帘，睁大了眼睛，就跟白色的花朵一样美丽。此时他已经把马刺绑好，双手向水平方向捻了捻胡须，挺直两条大长腿欣赏着妻子的容貌。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丈夫在欣赏自己，心里感到很高兴。
“他们都是大人物。”他说。
“我知道。但你听他们的谈论了吗？他们似乎根本不理解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他们看了矿山。他们多少了解了一下情况。”查尔斯·古尔德为访客做辩护；这时他的妻子提到了三个人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名字。此人是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大人物，他的名字为数百万人所熟知。他非常重要，所以他一般不会离开自己的活动中心。如果这次不是他的医生含蓄地威胁他，要求他休长假，他仍然不会出远门。
“霍尔罗伊德先生对宗教的理解很特别，”古尔德夫人继续说道，“他说大教堂里的那些衣冠楚楚的圣徒们很庸俗——他竟然说祈祷仪式就是木头和箔丝。但我似乎觉得，他把自己的上帝看作一位有影响力的合伙人，借此从给教堂的捐款中分一杯羹。那是一种邪神崇拜。查理，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他每年都给教堂捐款。”
“他是不会停止的，”古尔德先生说，妻子的面部表情让他大为惊讶。“他会在全国各地都继续做。他的慷慨大方是很有名的。”“哦，这点他没有自夸，”古尔德夫人谨慎地说，“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但太愚蠢！一个印第安混血儿为感谢上帝的保护而奉献点银子是很合理的，并且更加感人。”
“他是巨大的银铁矿利益集团的领袖。”查尔斯·古尔德评论道。
“哈，是啊！那是对银铁的宗教崇拜。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当他刚看到楼梯旁的圣母马利亚像时，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严肃，要知道这尊圣像仅是木头上画出来的；但他对我什么都没有说。亲爱的查理，我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果真想做服务于世界各国的奴仆？”
“男人必须有个目标。”查尔斯·古尔德含糊地说。
古尔德夫人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他穿着马裤，绑着皮裹腿（科斯塔瓦那以前没有人穿这东西），上身是灰色诺福克大衣，蓄着大胡子，他的样子就像一名打扮成骑兵军官的农庄主。他的装束很符合古尔德夫人的胃口。“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真瘦！”她心想。“他工作太努力了。”但不能否定，从他那消瘦的红脸膛和四肢修长的消瘦体型看，他是个有教养的、很优秀的人。古尔德夫人的语气温和起来。
“我仅关心你的感受。”她温柔地低声说。
在过去几天里，查尔斯·古尔德忙得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感受。但他们夫妻二人很般配，他没有费什么劲就做了回答。
“我的感受你最清楚，亲爱的。”他轻松地说道；这句朦胧的话里包含很多寓意，他立即就感到自己对她的感激和恩爱之情大增。
古尔德夫人似乎没有感到这种朦胧的感受。不过，她立即变得高兴起来；而他已经改变了说话的腔调。
“但事实就是事实。矿山是有价值的，这毋庸置疑。矿山将使我们非常富有。采矿仅是一门技术，尽管我懂这门技术，但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人也懂。但矿山的安全性，即矿山作为一个企业能不断给陌生人回报的能力（投资者都是陌生人，相当陌生的人），只有我能办到。我已经激发了一个大富豪的信心。你似乎觉得这很容易——是吧？可我不认为这是容易的事。我也不清楚我是怎样做到的；但这已经是事实了。有了这个事实，其他就变得有可能了，因为没有他的信心，我根本不会去违背我父亲的遗愿。为了现金和股票，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份矿山开采权，这跟投资者不会放弃认股权一样，因为矿山开采权最终会使我富裕起来。但我无论如何需要先放一些钱进他的腰包。即使有可能放弃开采权，我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我也无法放弃。可怜的父亲不理解这点。他怕我被一件无用的东西给耽搁了，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他禁止我回科斯塔瓦那的真实意图，但我们故意违背了他的禁令。”
他俩在长廊里来回走着。她的头刚好齐平他的肩膀。他的手垂下来，刚好搂住她的腰。他的马刺发出轻微的叮当声。
“父亲和我有十年未见面了。他不了解我。他为了我，不让我回来。他在信中总是谈论要离开科斯塔瓦那的事，他想放弃所有的东西逃跑。但他是个有价值的猎物。他们一有情况就会把他关进监狱。”
他的马刺缓慢地发出叮当声。他俩并排走着，而他必须弯腰凑合她的身高。那只大鹦鹉，歪着头，瞪着一双圆眼睛，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俩散步。
“他是个孤独的人。自我10岁起，他就像对成人一样对我讲话。我在欧洲，他每个月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是10页或12页，一写就是10年。但到了最后，他仍然不了解我！想一想吧，我们分离了10年；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他不了解我。你认为他能吗？”
古尔德夫人摇了摇头；这正好就是他丈夫颇费口舌之后所期待的回答。但她摇头是因为她认为没有人能了解她的查理——只有她能了解。这是很明显的事。这是能被感觉到的。是不言自明的。老古尔德先生死得太早，没有能知道他俩订婚的消息。对她来说，老古尔德仅是个幻影，根本无法理解。
“不，他不能理解。我看这座矿山根本卖不出去。绝对卖不出去。他受了这么多苦，我其实不应该仅为了钱而去碰这座矿山。”查尔斯·古尔德继续说；而她则把头偏向他的肩膀表示同意。
这两个年轻人记得，在希望之爱的光芒照耀下，他俩走到了一起，这才结束了从前的那段不幸的生活。对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人世间善良终于战胜了丑恶的结果。他俩有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模糊得无法讨论，但这反而使之越发强大。他俩提出这个计划之时，恰好当女方以身相许的冲动和男方生理冲动达到最高潮之时，那时他俩心中幻觉的冲击力也达到了最高峰。父亲的禁令逼迫他们必须成功。这就好像他俩在精神上被捆绑在一起，为的是能勇敢地对待生活，抵抗本不该有的那种对生活的厌倦和绝望的错误态度。如果他俩想到了财富，那也是因为他俩觉得财富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额外胜利。古尔德夫人从幼年就是孤儿，没有财产，在书香门第里长大，从来没有想过有巨大财富后的后果。财富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因为她不知道财富是可以期盼的。另一方面，她没有什么是绝对想要的。即使是她的姑妈那个侯爵夫人的贫困，对一个优雅的心灵来说也并非不能容忍；贫困跟悲伤很像：贫困是奉献给高尚理想的朴素祭品。所以，在古尔德夫人的性格中，即使是最合理的物质享受，她也不需要。对那个死去的人，她既有一种温柔的感觉（他是查理的父亲），也有某种不耐烦的心理（因为他比较懦弱），她认为他彻底地错了。要想保持他俩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只能在精神方面有所破损。
查尔斯·古尔德，就他个人的情况而言，被迫把财富看作最重要的事；但他把财富看作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只要矿山还有收益，他就不会去改变现状。他必须保证企业盈利。盈利是他的杠杆，用以撬动资本。查尔斯·古尔德相信矿山的潜力。他知道与矿山有关的一切。他对矿山的热爱具有传染性。虽然他不是个口若悬河的人，但商人们通常像情人那样富有激情和想象力。他们经常会被一些普通人觉得无所谓的小事儿打动；查尔斯·古尔德非常自信，绝对令人信服。此外，要想说服他的听众相信在科斯塔瓦那开矿山划得来，成本比赌桌上的蜡烛还便宜。他的听众知道这点。真正的困难在其他方面。为了应对困难，查尔斯·古尔德调整了自己的声音，使之能表现出镇定和不妥协的决心。有目标的人做事，总给普通人一种疯狂的印象；所做的决定总是显得很冲动、具有人性的缺点。“很好，”那位大人物在听完查尔斯·古尔德在就要离开旧金山前所做的条理清晰的讲解之后，开口说道，“假定我们接手苏拉科矿山。干这事有几个条件：首先是霍尔罗伊德的事务所，这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是查尔斯·古尔德，一位科斯塔瓦那公民，也没有问题；最后是共和国政府。这事有点像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硝酸盐项目，当时参与者有一家金融事务所、一位叫爱德华的绅士、一个政府；实际上是两个政府——两个南美政府。古尔德先生，你应该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是战争；一场破坏性极强的漫长战争。当然，我们这里有个优势，那就是只牵扯进来一个南美政府，等着要战利品。这确实是个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个劣势，因为这个政府是科斯塔瓦那政府。”
这就是那位大人物说的，他是个大富豪，曾给家乡的教堂捐助过大量金钱，他的捐助极大地帮助了家乡——但他的医生用恐怖和隐晦的恶毒语言攻击他。他的四肢非常粗壮，行为谨慎，借着一件丝绸大褂，硕大的身体显得特别有尊严。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但眉毛仍然是黑色的，他的粗犷外貌很像罗马硬币上的恺撒头像。他的祖先有德国、苏格兰、英格兰血统，远亲中还有丹麦和法国血统，所以他有清教徒的性情，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他在访客面前完全无拘无束，这不仅是因为访客来自欧洲，还因为他对意志和决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爱，这种喜爱不在乎对方是谁，结果将会如何。
“科斯塔瓦那政府会全力争夺利益的。这点不能被忘记，古尔德先生。如今的科斯塔瓦那是什么？是无底洞，任何贷款和投资都必须上交10%。欧洲资本全力以赴地投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我们没有。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原则是下雨不出门。我们能耐心地等。当然，有一天我们会投入。我们肯定会投入的。但我们不急。要给普天之下最伟大的国家多一点时间。我们承诺提供一切东西：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宗教。我们要从合恩角出发，一直到史密斯桑德岛，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北极。此后，我们要轻松地占据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无论世界是否喜欢。这个世界阻止不了我们——我猜，我们也阻止不了自己。”
他这是在表达自己对命运的信念，他所用的辞藻反映了他的智力水平，显然他解释宏观概念缺乏技巧。不过，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由于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力一直受到银矿的限制，没有反对他有关于世界前途的表述。如果说这个表述猛一听让人厌恶，那是因为突然指出如此巨大的可能性使现实变得丝毫没有了意义。查尔斯·古尔德觉得，自己的采矿计划和家乡的矿藏都突然被掠夺光了。这种感觉令他不快；但他并不笨。他感到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好印象；想到这个令人满意的事实，他露出了一丝微笑，而跟他谈话的大人物也露出了一丝谨慎的微笑，并表示出欣赏的赞同。查尔斯·古尔德平静地笑了；他立即展示出人类追求自己珍爱希望时的思维敏捷性，想到自己那个显然很渺小的目标被成功地保住了。他这个人和他的矿山被接受了，因为这两者都没有重大的后果，换句话说，在一个有极大野心的人眼里就是如此。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因此而感到受辱，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很大了。别人的宏大野心，无法贬低他想拯救圣托梅矿的愿望。他的目标不仅正确，还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并且能在短期内实现，相比较而言，对方倒显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唯心主义梦想家。
那位魁伟的大人物，样子很和蔼，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看了一小会儿，他开口打破沉默说道：“到时候科斯塔瓦那的天上漫天飞舞的全是矿山开采权。只要想开矿，即使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也能一伸手就抓住一份矿山开采权。”
“我们的领事都不敢理会这些开采权，”他继续说着，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丝的轻蔑。可他马上就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有良心、正直的人，一般对贿赂是不会感兴趣的，他会避开他们的阴谋诡计，不参与他们的帮派斗争，于是他很快就会被赶走。古尔德先生，明白吗？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是我国政府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原因。另一方面，欧洲不应该介入这个大陆的事务，而我们进行正常干预的时机还未到，这是我的看法。但在这里，我们既不是政府，头脑也不简单。你的事是好的。问题是你作为合作的第二方，能不能拦住不受欢迎的第三方，他们可不一般，是运作科斯塔瓦那政府的某一伙趾高气扬的匪徒。古尔德先生，你怎么看？”
他身体前倾，盯着查尔斯·古尔德的目光坚定的眼睛。古尔德想起装满父亲信件的大箱子，心中把几年来积累的蔑视和痛苦化作力量，用有力的声音回答道——
“这些人惯用的手段和政治，我能对付。我从小就有所了解。我不会因为过于乐观而犯错误。”
“不会？那很好。做事机敏点，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这些是你需要的；你可以自吹一下有后台支持，但不能大吹大擂。如果事情顺利，我们会支持你。但我们不想惹大麻烦。这仅是一场我想做的试验。肯定会有风险，我们也打算承担风险；如果你达不到目标，我们也只好认赔——我们承认失败。这座矿山可以放一放；过去它曾经被关闭过，这你是知道的。你必须知道，我们绝不会花钱填无底洞。”
这番谈话，是在这位大人物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在他居住的那座大城市里，许多人（这些人被普通民众认为是相当大的人物）正渴望看到他挥手的样子。一年多后，这位大人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苏拉科，他凭借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摆出一副真诚的不妥协态度。他说话很不节制，这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到了事情的进展很不错，所以感觉到查尔斯·古尔德有能力实现承诺。
“这个年轻人，”他暗中想，“也许未来会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强人。”
这个想法让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至今为止能向密友讲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事是——
“我表弟与他在一座德国小镇上相遇，小镇的周边有几座矿井。表弟在信里说了他的情况。他是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一成员，纯正的英国人，但出生在科斯塔瓦那。他的叔父参加了政治运动，是苏拉科省的最后一届省长，在战争中被射杀。他父亲是斯特玛尔塔的著名商人，试图不介入政治，但被几次革命折磨致死。这就是科斯塔瓦那的基本情况。”
当然，无人敢质疑这位大人物的动机，即使他的密友也不敢。外界能做的就是尽情地猜测他行动的隐私。他是个很伟大的人，采用异常慷慨的“纯粹基督教的方式”资助教会（这种幼稚的方式让古尔德夫人感到好笑），尽管如此，大家仍然视之为虔诚和谦虚的表现。然而，在他所属的金融圈里，他投入圣托梅的事受到众人的尊敬，更准确地说是闲聊时的重要话题。大人物总是反复无常。在霍尔罗伊德大厦里（在两条大街交汇处的一栋由钢筋、玻璃、砖头建造的大厦，大厦顶上无线电天线林立），业务主管被告知不许打听圣托梅的业务秘密，这些主管也只好幽默地交换一下眼光。从科斯塔瓦那寄来的邮寄（一般不大——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总是直接交到大人物的办公室里，此后便杳无音信了。办公室里都传说，他亲自用笔在纸上写回复，而且选用私人字帖上的字体，一般人识别不出来。那栋11层商业大机器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年轻人，私下里表达一种坦率的观点：大人物应该是办了一件蠢事，所以才羞于让别人知道；另一些人，年长且无关紧要，对耗费了自己人生中最好时光的业务充满了浪漫的敬意，总是心情忧郁地低声说，经验表明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了；按照霍尔罗伊德的路线，他要逐步控制整个科斯塔瓦那共和国，先是套牢资本，再是股票，最后是现金。然而，业余爱好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位大人物本人对圣托梅矿很有兴趣；他在多年不休假后，第一次休假就来了圣托梅矿。他来此地不是来运作一家大企业；这里不仅没有铁路局，也没有大工业公司。他是来运作一个人！如果能成功，他会找到许多新奇的理由高兴；但如果刚出现不成功的迹象，他有责任立即划清界线。到时候可能会有人被抛弃。在他来科斯塔瓦那的旅途上，报纸大肆宣传他，这其实是很可悲的。如果他对查尔斯·古尔德的工作满意，他就会更加冷酷地对待古尔德。在最后一次交谈中，谈论持续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在他手拿起帽子，跟在古尔德夫人那匹骡子的后面准备离开时，他在查尔斯的房间里说——
“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只要你坚持做，我会找到机会帮助你的。但你可以放心，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有办法抛弃你。”
听了这话，查尔斯·古尔德仅回答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开始送机器过来了。”
这位大人物很喜欢这种沉着的信心。实际上，在查尔斯·古尔德心里，这些苛刻的条件是恰当的。因为尽管苛刻，但他保住了矿山，这个矿山是他还是个孩子时被给予的；如今他仍然独自拥有这座矿山。矿山是一项很严肃的业务，他也打算用冷酷的方式去应对。
“这是很自然的事，”他在跟妻子谈起刚才与客人的谈话时说道，此外他俩正在院子的长廊里走来走去，而那只鹦鹉正恶狠狠地看着他俩——“他那类的人总是收放自如。他不会有任何失败的感觉。或许他会让步，或许他明天就死了，但银矿和铁矿的宏大利益将会延续下去，未来这些利益将会控制科斯塔瓦那，最后控制整个世界。”
他俩在鸟笼附近停下了脚步。那只鹦鹉听到了一个自己会说的词，便怒气冲冲地想干预一下。鹦鹉太像人了。
“科斯塔瓦那万岁！”在闪着亮光的鸟笼后面，那只鹦鹉信心十足地尖叫道，同时还竖起羽毛，假装出一副傲慢的睡意。
“查理，你相信吗？”古尔德夫人问道，“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可怕的唯物主义……”
“亲爱的，这对我没有什么，”丈夫打断了她的话，语气像是要讲道理。“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他的话是肺腑之言或是信口胡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南美和北美都有很多人喜欢口若悬河。美洲大陆的人似乎喜欢雄辩。你难道忘了亲爱的阿韦兰诺斯在这里能滔滔不绝地谈几个小时吗？”
这话让古尔德夫人吓了一跳，立即表示不同意：“阿韦兰诺斯跟他们不一样。”何塞先生是个老好人，喜欢说话，对圣托梅矿的大事特别热心。“查尔斯，你怎么能把阿韦兰诺斯与他们相比？”她用责备的口吻惊呼道，“他虽然受过很多苦，但仍然保持着希望。”
男人真正的知识水平——古尔德夫人过去从来没有质疑过——让她很吃惊，因为男人在许多不言自明的问题上显得很糊涂。
可能是疲惫的缘故，查尔斯·古尔德显得很镇定，他立即安慰因同情而焦虑的妻子，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在拿人做比较。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是个美洲人，或许他能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雄辩——“根本不值得做比较”，他用冷酷的语气补充说道。但他是家族三代成员中待在英格兰时间最多的人，所以很不情愿被算作美洲人。他可怜的父亲就是个很能说的人。他请妻子回忆他父亲在临终前写的一封信有这么一段话，老古尔德先生在这段话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句是：“上帝正愤怒地看着这几个国家，否则上帝一定能在笼罩在这块神圣的大陆上空的那片由阴谋、流血、犯罪构成的可怕黑暗上找到一条裂缝，让一缕希望的光芒穿越这条裂缝洒向人间。”
古尔德夫人没有忘记。“查理，是你读给我听的，”她低声地说，“那真是震撼人的声讨。你父亲一定是深深地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
“他不想被人劫掠。他被激怒了，”查尔斯·古尔德说，“但他写的比喻很好。这里需要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任何人都能夸口说他能提供这些，但我把信仰放在物质利益上。只有物质利益有保障后，其他理想才能有条件存在。面对眼前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赚钱是第一位的，因为受压迫的人群必须能享有安全感。此后才会有正义。这就是希望的光芒。”他用手臂轻轻地搂住她一小会儿。“从这个角度看，谁也不知道圣托梅矿能不能成为可怜的父亲在绝望中都想看到的黑暗中的那道裂缝。”
她崇拜地抬头望着他。他很能干；他给她内心中模糊的、无私的野心一片巨大的领地。
“查理，”她说，“你是个卓越的叛逆者。”
他突然离开了她，走出了长廊，拿起了帽子。这是一顶柔软的灰色墨西哥宽边帽，这种民族服饰与他的英国风格很搭配。他走过妻子身旁，胳膊下夹着马鞭，扣住狗皮手套；脸色充分反映出果断的心情。妻子此时正好在楼梯口等他，他给了她一个离别的吻，然后开口讲最后一段话——
“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很清楚，”他说，“我们没有退路了。哪里能让我们开始新生活呢？尽管我们如今很困难，但我们正在开始新生活。”
他弯腰温柔地望着她昂起的脸，温柔中略带点怜悯。查尔斯·古尔德是个很能干的人，因为他做事脚踏实地。古尔德的采矿权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为之奋斗，而奋斗武器要从腐败的泥潭中寻找，这个泥潭是如此的广袤，腐败竟然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他准备随时弯腰拾起武器。他偶尔会觉得，那个杀死他父亲的银矿，已经哄骗他走进了他不曾想去的地方；在复杂的感情逻辑的指导下，他感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就在于去夺取成功。他已经没有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