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场被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称为“国家诚信的命运危如一发引千钧”的斗争是善或恶，其结果是古尔德矿这个“独立王国”终于建立起来了：陡峭的山峰吐出宝藏，顺着木制泻槽掉进永不停顿的捣碎机里；在无垠的大草原上，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圣托梅矿闪耀的灯光；每三个月，运送银锭的队伍从山里去一趟海边，似乎这个国家爆发的战争和战争的后遗症，从来没有能翻越科迪勒拉山脉，影响到这个古老的欧洲人省份。所有的斗争，都发生在锯齿形山脉的那一边。此时，伊格罗塔峰的白雪皑皑的峰顶仍然统治着整个山脉，而穿越山脉的铁路还未修通。这条铁路的第一部分，从大草原至山脚下艾维峡谷的这一段，由于比较容易铺设，所以已经通车了。此时，电报线也还没有穿越山脉；一排电线杆，像是竖立在平原上的一排瘦高的灯塔，一下子就穿插到山林的边缘，那山林的边缘非常平整，就如同延伸到远方的道路切除出来的一样；最后，电报线突然钻进铁路建筑工程师的营地，在一棵巨大的雪松的树荫里，有一座用木板盖成的棚屋，屋顶覆盖着波纹铁皮，那电报线直接连接到屋里摆在白色松木桌子上的电报机上。
港口也很繁忙，不仅要运送建筑铁路的材料，还要沿着海岸线运送军队。OSN公司的船队非常忙碌。科斯塔瓦那没有海军，除了海岸警备队的几艘巡逻小艇之外，没有大型战舰。如果需要运送军队，就必须动用几艘老式的汽船。
米切尔船长越来越感到现在是历史的关键时期，每天都要在下午来古尔德家待上一个多小时。在古尔德家，他的表现很奇怪，完全漠视周围真正发生的大事，推说自己为能置身事外而感到高兴。他宣称，如果他没有千金难买的诺斯特罗莫的帮助，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向古尔德夫人吐露了心事，科斯塔瓦那的政治局势让他感到讨厌，因为他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这超乎了他的预料。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为处境危险的里比热政府效劳过程中，展示出了组织能力和雄辩能力。他的雄辩之词甚至传到了欧洲，因为欧洲在给里比热政府贷了款后，变得对科斯塔瓦那也有兴趣起来。他的讲演都是在省议会大厅（在苏拉科地方政府大厦内）里进行的，大厅的墙上挂着解放者的头像，在主席座位上方玻璃箱里存放着一面科尔特斯（译注：西班牙征服者，1519年2月率领数百人征服拥有五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建立了墨西哥城）曾经使用过的军旗。在一次早期的讲演中，他热情洋溢地宣布：“军国主义是敌人。”此后，在那次为保卫改革政府而呼吁组建第二个苏拉科军团的投票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家诚信的命运危如一发引千钧”的说法。当各省政府纷纷换上老旗帜（被古兹曼·本托禁止悬挂）时，他又进行了几次伟大的演说，在其中的一次中，他向这些为实现新理想而搬出的独立战争年代的古老标志表示敬意。旧的联邦理念已经过时了。他根本不想再复辟那种政治体制，因为早已腐烂了，灭亡了。但追求政治的公正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苏拉科第二军团，从他手里接过这面旗帜，将在争取秩序、和平、进步的斗争中展露出勇气；这样才能树立起国家自尊——他激动地宣称，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在世界大国面前就会丢脸，变成笑柄”。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爱他的祖国。他在做外交官期间为国家慷慨地花费了大量财富。此后，在古兹曼·本托统治期间，他被捕入狱，并受到虐待。这段故事，他的听众是很熟悉的。人们都很惊讶他为什么没有被立即处决，因为那段暴政期间的特点就是立即处决犯人；当时古兹曼·本托以一种阴暗的、愚蠢的政治狂热去统治这个国家。在他迟钝的头脑里，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奇怪地成为他崇拜的目标，就好像那目标具有某种残酷的神性。他是那神性的化身，而他的敌人，就是那些联邦主义者，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是他气愤、厌恶、恐惧的对象，他要让他们像异教徒中有信仰的宗教法庭审判官一样。在几年的时间里，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跟在“平定军”的后面，游历了整个国家。“平定军”的成员都是受过囚禁的罪大恶极之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立即处决是最大的不幸。这支军队越走人越少，成员几乎都是骨瘦如柴的人，戴着镣铐，穿着脏衣服，身上长着寄生虫，身上有新伤，他们来自政府的不同岗位，具有不同的学历，拥有不同的财富，他们为了能活下来已经习惯去争抢士兵丢下来的腐烂牛肉块，或者向黑人厨师用可怜的口吻乞求一点浑水喝。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与其他人一起拖着叮当作响的镣铐，似乎就是为了证明饥饿、痛苦、衰退、残酷折磨都无法剥夺走人的最后一缕生活的希望。有时审问要使用原始的拷打方法，拷打的地点一般是在小木屋里，拷打他们的人是匆忙纠集起来的军官，这些人极为无情，因为害怕自己的性命难保。在这伙像鬼灵一样的囚犯中，或许有一两个幸运的，可能会被领着，摇摇晃晃地走到一片小树林背后，被一排士兵射杀。总有一个军旅牧师会来——满脸胡须不刮，浑身脏兮兮，腰间挎着剑，上尉军装的左胸前绣着一个白布小十字架。这位牧师嘴角叼着香烟，手拿木凳，前来倾听忏悔，然后赦免罪过；国民拯救者（古兹曼·本托在人民的请愿书里被这样称呼）不禁止合理的慈悲善行。一排乱枪之后，有时会跟着一声结果性命的枪声；略带蓝色的浓烟从绿树林的上方飘起。然后，“平定军”继续向大草原开进，穿越森林，跨越河流，进攻印第安人的村落，摧毁可恨贵族们的庄园，为了爱国的使命占领内陆城镇，留下一片统一的土地，让这片到处是烧房子的焦味和流血的腥味的土地上再也看不见联邦主义的丑恶污点。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活下来了。
或许，当那位国民拯救者在轻蔑地发出释放他的指示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可能是这位愚昧贵族的身体和精神都虚弱到不具有危险性了。不过，另一种可能性是一时冲动。古兹曼·本托原来是个内心充满了虚幻的恐惧、郁闷的疑虑的人，如今他看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那些临死的阴谋分子已经对他无可奈何之时，便突然陷入了过度自信的状态。一旦处于这样的状态，他便会产生举行宏大的感恩节仪式的冲动，地点选在斯特玛尔塔的大教堂，大主教是他选定的，在他面前颤颤巍巍，一副百依百顺的模样。古兹曼·本托坐在圣坛前的镀金扶手椅子上，政府高官和将军们围绕着他。斯特玛尔塔的民间人士都聚集到大教堂来，因为不参加总统的虔诚仪式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在承认了自己拥有至高无上仅次于神的权力之后，他便以愚弄人的仁慈方式，到处去展开在政治上显得很优雅的活动。看到被自己制服的敌人，从黑暗、毒恶的牢房里无力地爬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感到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受到手中的权力了。能让敌人变得无害，使他贪求无厌的虚荣心获得了满足，而且这些人随时都能被再抓回来。按照惯例，这些人家的妇女在参加完一场特殊大会后要表达谢意。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上帝，他戴着三角帽，站着接受人们的参拜，用威胁的低语劝诫人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忠实于民主政府，告诉人们这个民主政府“是我为了国家的幸福而建立起来的”。他的门牙掉了，那是他从前做牧人时在某次事故中撞掉的。他说话杂乱而仓促，难以听清。在发动的叛国浪潮中，他是科斯塔瓦那唯一挺身而出的人。现在就让一切争斗平息下来，免得他变得对宽恕人厌倦起来。
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领略了这种宽恕。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财产也散尽了，达到了足以民主政府最高领袖感到真正满意的悲惨程度。他隐退到了苏拉科。他的妻子在苏拉科省有一个住处，她把他从死亡的监狱中接出来，在她的照顾下，他又获得了新生。当妻子死的时候，他夫妻俩唯一的女儿已经长大，足以照顾“可怜的老爸”了。
阿韦兰诺斯小姐生在欧洲，部分教育是在英格兰接受的，个子很高，表情严肃，很有自尊，宽脑门，浓密的棕色头发，蓝眼睛。
苏拉科的年轻女子都很敬畏她的性格和成就，称赞她知识渊博，作风严谨。至于说到自豪心，考比兰人的自豪是众所周知的，她的母亲就是考比兰人。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非常依赖他心爱的安东尼娅的精心照顾。他像所有男人一样无知地接受了这一切，虽然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创造出来的，但在香火缭绕的贡品面前就如同石头雕像一样没有感觉。他整个人都荒废了，但有激情的男人在生活中是不会被毁灭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对祖国的热情的期待是：和平、繁荣。在他的《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前言的结尾，他还提及自己的另一个期待：“在文明国家之林有一席荣耀的地位。”这位全权大使的心声表明，虽然他看到自己的政府对外国债权人不诚实而备受羞辱，但他仍然表示要爱国。
古兹曼·本托的独裁统治垮台后，一些贪婪的派别获得了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愚昧的混乱局面，这似乎使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期待。他太老了，无法亲自回到斯特玛尔塔政治舞台的中心。那里的执政者每做一项决定都来请教他。他自己也认为，他留在苏拉科与执政者保持有一定距离是最有效的。他有名气，又有丰富的人脉，还担任过高官，所以他的经历在他的阶层博得了一片尊敬。当人们发现他虽贫困但仍然有尊严地生活在考比兰人的住宅区里（在古尔德家的对面）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增加了，因为人们愿意赠送财物去支持他的理想。就是他写的那封公开呼吁信，给了文森特·里比热先生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何塞先生起草的另一份非正式政府文件（这次是以地方省致辞的形式）说服了作风谨慎的立宪议员，在斯特玛尔塔议会中以压倒性多数同意授予里比热先生为期五年的特殊权力。这项特殊的授权就是要在国内保持和平的基础上增进人民的繁荣，通过满足所有正当的外国债务，从而赎回国家的信用。
那天下午，投票的结果传递到了苏拉科，传递过程相当迂回，先是通过邮递传递到了凯塔，再从那里乘坐邮轮走海运。何塞先生当时正好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等待邮件，他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膝盖上的帽子落在了地上。他用双手摩擦着自己那头银色的短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亲爱的伊米莉亚，”他突然大叫道，“让我拥抱你！让我……”
米切尔船长当时也在场，马上不假思索地说一个新时代要来临了；不过，何塞先生没有这样说，因为他的雄辩能力此时突然不见了。这位鼓舞布兰科党复兴的人物，此时站在原地摇摇晃晃的。古尔德夫人赶紧上前，微笑着把脸颊给老朋友亲，并非常聪明地用胳膊扶住了他，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何塞先生很快恢复了正常，但仅是低声咕哝道，“哎哟，你们这两个爱国者！”——他看看她，又看看米切尔船长。这时，他头脑里又闪过一些模糊的历史性计划，他想要子孙后代都能虔诚地祭拜他为自己深爱的祖国的复兴所做的奉献。这位历史学家有很崇高的灵魂，他是这样写古兹曼·本托的：“他是个魔鬼，浸泡在同胞的血液中，但未来不能毫无保留地对他进行诅咒。他似乎也是爱国者。他给了我们12年的和平；虽然他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财富的绝对主宰，但死的时候异常贫困。他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不是残暴，而是无知。”这个男人，他竟然能如此评价一个残酷迫害者（出自他写的书《五十年的错误统治》）。此时此刻，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他对这两个给予他帮助的人心怀无限的感激，因为这两个人都来自海外。
许多年以前，亨利·古尔德拔剑上阵了，他的决定是冷静的，因为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比任何抽象的政治理论都更有驱动力；如今，时代变了，查尔斯·古尔德把圣托梅矿的银锭投入到战场上。他被称为苏拉科的英国人，是移居科斯塔瓦那的英国人的第三代。他远不是个政治阴谋家，就好像他的叔父不是个政治流氓一样。由于他俩都依靠正直的本性采取行动，所以他俩是有理智的。他俩看到了机会，于是挥舞起手中的武器。
查尔斯·古尔德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必须暗中发挥指挥作用，争取把和平、信用还给这个共和国。最初，他不得不厚颜无耻地去适应现存的腐败环境，这致使他不再痛恨那些有胆量不怕利用其不负责任的能力去摧毁一切好东西的人。对他来说，这种腐败实在是太可耻了，根本不值得去发怒。于是他只能用公开的而不是隐藏着的冷淡、蔑视去对待这种腐败，他用像石头一样冷漠的礼貌对付了大部分可耻的腐败情况。或许他心里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不是一个靠幻觉活着的懦夫，但他不想与妻子讨论道德问题。他有个信念，尽管这个信念已经有点动摇，但他基本上认为她有足够的智慧，能理解他的人格能比他的政策更能保护他俩的事业。他的矿山发展非常迅速，他因此手握大权。当他感到这份繁荣总是被愚蠢的贪婪所控制的时候，他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恶心。对古尔德夫人来说，这是可耻的。无论如何，这是危险的。在苏拉科的国王查尔斯·古尔德与远在加利福尼亚的银铁大老板之间的秘密通信往来中，他俩谈到了如何支持那些受过教育且诚实守信的人，他俩越来越坚信，应该谨慎地支持这些人所做的任何试探性的工作。“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阿韦兰诺斯我的想法”，霍尔罗伊德先生在他那栋办大事的11层高楼里写下这段话，他写字的时候没有人能来干扰他。不久之后，第三南方银行（在霍尔罗伊德大楼的旁边）给里比热的政党开了一个银行账号，在圣托梅矿长的监视之下，里比热的政党开始运作。何塞先生，作为古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这时可以感慨道：“我亲爱的卡洛斯，也许我的信念没有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