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货船悄悄地逃离了码头，消失在港口外的黑暗中，苏拉科的欧洲人四散而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蒙泰罗政权，这个政权不仅将从海上来苏拉科，还将翻越高山而来。
动手把银锭装载到船上这点手工劳动，是他们这些欧洲人最后的联合行动。三天的危险终于结束，根据欧洲新闻报道，这些精力充沛的欧洲人防止了这座城镇陷入社会秩序混乱的灾难。在码头靠近海岸的这一头，米切尔船长跟大家说了晚安，然后转过了身子。他想在这木板码头上走一走，等着从埃斯梅拉达来的轮船出现。铁路工程师召集起巴斯克工人和意大利工人，离开了在暴乱第一天受到良好保护的海关大楼，去了铁路调度场，这样海关大楼就没有人保护了。这就是著名的“苏拉科三天”，在此期间，这些铁路工人表现得很勇敢、很忠诚。他们的忠诚和勇气，大部分源自他们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是为了查尔斯·古尔德所坚信的物质利益。在那些暴徒的叫嚣声中，要杀死外国人的叫嚣声并非是声音最小的。很不巧，在苏拉科，这些从外国来的工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相当坏。
蒙汉姆医生站在维奥拉的厨房门口，目睹了这次后撤，它标志着外国的干预终于寿终正寝了，因为代表物质文明进步的军团撤出了科斯塔瓦那的革命战场。
在撤退队伍的外排中，有人拿着角豆树脂火把，树脂燃烧的香味飘进了蒙汉姆医生的鼻孔。火把的光亮，从客栈的前面通过，使得客栈招牌上的“统一意大利”这几个字从一堵黑墙中蹦了出来。在明亮的火焰下，他的眼睛闪烁着。几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年轻男子，在走过医生身旁的时候，熟悉地向他点头致意。这几个年轻人身后跟着一群长着深棕色头发的人，他们扛着的枪管在头顶上闪闪发光。医生是个知名人物。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他们顺着铁轨跟在铁路工人旁边走远了。
“你的人正从港口撤走？”医生对铁路总工程师说。总工程师此时正陪着查尔斯·古尔德返回镇子，他走在马旁边，手扶着鞍头。为了给铁路工人让路，他俩正站在门外等着。
“尽快撤。我们不是政治党派，”总工程师意味深长地回答，“我们不想给新统治者反对铁路的把柄。古尔德，你同意我吗？”
“完全同意。”查尔斯·古尔德用冷漠的声音说道，他此时正好站在门口射出的光线投射在地面上形成的昏暗平行的四边形中。
索蒂略从一个方向来，而佩德罗·蒙泰罗将会从另一个方向来，总工程师的最大愿望是避免与任何一方产生冲突。在他眼里，苏拉科就是一个铁路站，一个界标，一批工厂，一大堆商店。与暴乱分子不同，铁路工人是在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他是个勇敢的人；秉持着中立的精神，他把停火建议提交给了自封为公民党党首的富恩特斯、加马乔这两位暴动代表。当他把一块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白餐布举过头顶摇晃着走过广场的时候，子弹就在他耳边飞过。
他对这次勇敢行动感到满意；他想到医生一整天都在古尔德家忙着救助伤员，没有时间听新闻，于是他开始简略地把这段经历讲一遍。他把从铁路建筑工地获得的有关佩德罗·蒙泰罗的消息告诉了两位代表。他想让两位代表相信，那位取得胜利的将军的兄弟，有可能随时出现在苏拉科。加马乔先生猛地走到窗口，把这个听说的新闻向窗口外面大声宣布，引得街上的暴徒沿着皇家大道向林康村奔去。这两位代表，在与总工程师热情洋溢地握了手之后，骑上马，也飞奔着去见那位将要来到的大人物。“我给他俩错误的信息，这样为我们节省下一点时间，”总工程师坦承道，“无论他骑马有多快，他明天早晨之前赶不回来。但我的目标达到了。我为战败的一方挤出了几个小时的和平时间。不过，我没有告诉他们有关索蒂略的任何情况，因为我怕他俩认真起来，再次去占领港口，他俩有可能是去阻拦，也有可能是去欢迎——不能肯定是哪一种情况。古尔德的银锭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仅存的希望。德科德的撤退方案，我们也需要考虑。我认为铁路方面这次已经为朋友做了不少事了，同时又没有太危及自己的安全。如今各党派必须各自为战了。”
“科斯塔瓦那属于科斯塔瓦那人民，”医生讽刺地插嘴说，“这是个优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种下了仇恨的良种后，收获了大量的复仇、谋杀、掠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后代。”
“不错，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查尔斯·古尔德用平静的口吻说，“我必须去看看我的那块种着烦恼的庄稼地了。医生，我妻子是不是已经走了？”
“是的。一切都很顺利。古尔德夫人带走了两个女孩。”
查尔斯·古尔德骑马走了，总工程师跟着医生进了屋。
“此人是镇定的化身，”总工程师说，面带欣赏的神情，在摆在门口的一条木凳上坐下，并把他的两条穿着自行车比赛用长袜的健壮双腿伸展开来。“他一定对自己极为自信。”
“如果他拥有的仅是自信，那他等于没有什么可信的。”医生说。此时他已经落座于桌子的另一端。他用一只手掌托着脸颊，另一只手扶着胳膊肘。“自信是最不可信的。”桌上有一根燃烧了一半的蜡烛，长长的灯芯燃放出暗淡的光亮，自下向上照亮了医生先前倾着的脸庞，光亮中他面颊上的永久疤痕显得很清晰，给人一种朦胧不自然、被夸大了的苦涩悔恨的感觉。只要一坐下，他就开始想恶毒的事。总工程师盯着医生看了一会儿，才开口反驳。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对我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然后……”
总工程师是个明智的人，但无法隐瞒自己对这类混淆是非的话的蔑视；实际上，苏拉科的欧洲人都不喜欢蒙汉姆医生。他的样子像个流浪汉，即使在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他也一样，这引来对他不利的评价。没有人怀疑他的智慧；由于他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他的龌龊外表难以被人们忽略。出于本能，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和欲望做辩护，故意批评他性格中不完美的地方。许多年前，当时他还很年轻时，古兹曼·本托任命他为军队的总医务官。在苏拉科的欧洲人中，没有谁像他一样受到那位凶残的老独裁者的喜欢和重用。
他此后的情况就不太清晰了。那段时间发生了无数起阴谋推翻暴君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就好像一条小溪，在流经了一片干旱地带后，很可能变得孱弱，甚至干枯了。医生直言不讳地说他在这个国家最偏远的地区居住了许多年，与一些毫不知名的印第安部落在几条大河的源头处的原始大森林里流浪。但那仅是毫无目标的流浪；他没有写出任何著作，没有采集过什么标本，没有从昏暗的森林中为科学带回任何东西。他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破损的人格，在苏拉科一瘸一拐地流浪，偶尔身陷海滩难以自拔。
众所周知，他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直到古尔德从欧洲到来了才出现转机。卡洛斯先生和伊米莉亚夫人收留了这位疯狂的英国医生，因为有一点变得很明显，尽管他具有野蛮的独立性，但可以被善意所驯服。许多前，他肯定是在斯特玛尔塔认识了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如今，无论他过去的历史怎样复杂，他作为圣托梅矿的总医务官，已经算是位知名人士了。不过，知名不等于别人能无条件地接受他。他异常奇怪的举止，以及对人类公开的蔑视，似乎都表明他在做判断时很草率，他的虚张声势仅是在掩盖自己的内疚。自从他再次变得重要起来之后，又传出有关他多年前所作所为的谣言。在那个被称为“大阴谋”的时期，他失去了古兹曼·本托的宠爱，被投入了监狱。在监狱里，他出卖了几个同谋的好朋友。这个谣言没有人敢信；整个“大阴谋”这件事都很难令人相信；科斯塔瓦那人普遍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个暴君的幻想而已；所以，不会有什么事或什么人被出卖；不过，确实有一些著名的科斯塔瓦那人士因此而被投入监狱，并被杀害。整个恐怖时期持续了数年之久，社会上层人士像遭遇瘟疫一样大量死去。仅对死去的亲戚表达哀悼之情，也会被处死。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可能是这个残暴得难以控诉的故事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每当谈及这些经历，他便会耸一耸肩，手臂会紧张地抽搐一下。虽然蒙汉姆医生是古尔德矿山管理层的一员，而且深受矿工们的敬畏，但不知何故，古尔德夫人却纵容他的种种怪异的举动，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医生看来，总工程师不因为有嗜好才来这家坐落在大草原上的客栈里闲逛的。总工程师特别喜欢老维奥拉。他把“统一意大利”客栈看作铁路的附属。他手下有许多人住在这里。古尔德夫人对这个家庭感兴趣，也使之具有了某种特殊性。总工程师管着大量工人，他希望老维奥拉能用道德的力量影响这些工人。在他的那种简朴的、老式的共和主义做派中，像士兵一样保留着一种严格的忠于职守的标准，仿佛世界是个战场，男人们在这个战场上要为大爱和兄弟之情而战斗，绝非是为了战利品的多少。
“可怜的老兄！”在听完医生讲述了特里萨的情况后，总工程师说道，“他独自照顾不好这个地方。我很同情他。”
“他在这儿很孤独，”蒙汉姆医生咕哝道，同时用他的那个沉重的大脑袋指了指那段狭窄的楼梯。“活着的都跑了。刚才古尔德夫人又带走了两个女孩。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对她们也会不安全起来。我是个医生，在这里帮不上多少忙；但她要求我与老维奥拉待在一起，而且我没有马可骑着回矿山，那地方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不反对留下来。在镇子里，他们没有我也行。”
“医生，我有理由与你一起留下来，看看今晚港口到底会发生什么，”总工程师郑重说道，“不要害怕索蒂略的军人样子，他是很会做样子的。索蒂略在古尔德家和俱乐部时对我很热情。我很难想象他会恶狠狠地对待老朋友。”
“他肯定会先枪杀几个人，以便熬过初来乍到的窘迫处境。”医生说，“这个国家的军人叛变最喜欢先杀几个人。”他说话时那种阴郁的确定性让人无法辩驳。总工程师没有做任何反驳。他仅是惋惜地点了好几下头称是，然后说道——
“医生，到了早晨，我就能让你有马车坐。铁路工人已经找到属于铁路的马匹。让马车走个大弯子，沿着森林的外围走，在洛斯哈托斯绕个大圈子，彻底避开林康，这样你就能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抵达圣托梅桥。我认为，矿山如今是所有处境危险的人最安全的避难所。我唯一的希望是无人敢对铁路下手。”
“我处境危险吗？”蒙汉姆医生在沉思了一小会儿后缓慢地说。
“古尔德矿很危险。古尔德矿不可能永久置身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如果这些动乱都视为生活的话。问题的关键是——矿山会不会受到影响？如今这个时刻到了，因为矿山变得无法保持中立，查尔斯·古尔德知道这点。我相信他对各种可能的极端情况都有准备。他那样的人绝对不会无限度地容忍无知和腐败。这就好像你是匪窝里的囚徒，赎金就在衣兜中，你只不过是在用衣兜里的钱混日子而已。此时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自由，这点医生你是知道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对刚才的比喻耸了耸肩，但这个比喻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这个囚犯有办法不断补充兜里的赎金，而他的办法像有魔法一样让那些绑架他的匪徒够不着。医生，这点你跟我一样都是能理解的。古尔德先生就是一只有金蛋的大肥鹅。约翰爵士来此访问时，我向他提及此事。愚蠢贪婪的匪徒手中的囚徒，肯定死在第一个失去理智的恶棍手中，因为这个恶棍可能突然暴怒起来，或者想立即捞到大好处。人类的智慧至今未能解决杀鹅取蛋的传说。这个寓言故事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为什么查尔斯·古尔德要默默地支持里比热政权的原因，因为这个政权第一次公开地承诺给予他安全，而没有索要贿赂。里比热的路线失败了，因为任何理性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里都会失败。古尔德想保护大量的银子，这是符合逻辑的。德科德想阻止革命，他的计划可能行，也可能不行，也许有机会成功，也许没有。依我对南美革命的全部经验，我无法认真对待古尔德和德科德的方法。德科德向我宣读了他的宣言，花费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行动计划。他的论点听上去很有说服力，但我们都是全国性的政治团体的老成员，对他的想法感到吃惊，因为他的新国家的概念只不过出自一个喜欢嘲笑人的年轻人的头脑，他怀揣宣言正要去逃命，追捕他的人在这半球被称为将军，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粗鲁、喜欢戏弄他人的混血流氓。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滑稽的神话故事——不过，请注意，这个故事可能成真；因为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灵魂。”
“那批银锭运走了吗？”医生问道，心情忐忑不安。
总工程师看了看手表。“根据米切尔船长的估计——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银子应该离开港口有三或四英里远了；正如米切尔说的那样，诺斯特罗莫是最适合抓住机遇的水手。”这时医生发出像猪一样的哼哼声，声音很沉重，对方赶紧改变了说话的腔调。
“医生，你对运银锭一事评价很低？为什么？查尔斯·古尔德必须把这场游戏玩完。不过，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做主，也许就不必说其他人了。部分游戏规则很可能是霍尔罗伊德向他提出的；但这场游戏计划符合他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原因。斯特玛尔塔不是有人叫他‘苏拉科之王’吗？绰号是成功的最好标志。我看绰号是真理的外衣。亲爱的先生，当我刚到斯特玛尔塔的时候，我吃惊地看到，那些记者、政客、议员、将军、法官在一个睡眼惺忪的说客面前极尽阿谀奉承，就因为此人是古尔德的全权代表。约翰爵士也有这种感觉。”
“这个新国家，那个富裕的花花公子德科德，第一任总统。”蒙汉姆医生边思考边自言自语道，他手托着脸颊，两条悬着的腿一直在摇晃。
“要我说，为什么不呢？”总工程师出人意料地用既热情又诡秘的口吻反驳道。就好像科斯塔瓦那的空气中有什么特别奇妙的成分，让他也热衷起“军事政变”了。他突然像个革命专家一样开口说到那份文件，这份文件要设法交给在凯塔的至今仍然完好无损的军队手里，这支军队能在几天内被调回苏拉科，条件是德科德必须立即沿着海岸南下。那里的指挥官是巴里奥斯，他与蒙泰罗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他俩过去就是职业竞争对手和死敌。巴里奥斯肯定会与我们合作。因为对他的军队来说，蒙泰罗什么都不会给；一个月的军饷都不给。因此，手里有财宝极为重要。这批财宝没有落入蒙泰罗那帮人手里的消息，就是吸引凯塔的军队支持新国家的一个强大动因。
医生转过脸，凝视着同伴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德科德，依我看，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小要饭的，”他最后评论说，“那么，就让我们祈祷吧。还有一件事，查尔斯·古尔德让诺斯特罗莫负责把所有的银锭运到海上，是吗？”
“查尔斯·古尔德，”总工程师说，“像往常一样没有多说他的动机。你知道，他不爱讲话。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动机，其实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保证圣托梅矿的安全，维护古尔德采矿权，兑现与霍尔罗伊德的契约。霍尔罗伊德是另一个不寻常的人。他俩都有想象力，而且相互欣赏。一个30岁，另一个快60岁了，他俩简直是般配极了。做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像霍尔罗伊德那样的百万富翁，必须保持永远年轻。年轻人胆大，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未来有无穷的时间可供支配；但百万富翁手中有无穷的手段——这其实更好一些。人在地球上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但百万美元却能做许多事。在这片大陆上引入一种纯粹的基督教，是痴迷于宗教的年轻人的梦想。我曾经试着向你解释为什么霍尔罗伊德在58岁时还能像一个刚迈入生活的年轻人一样，而且做得更好。他不是传教士，但圣托梅矿正好适合他。我要告诉你一件真事，几年前，他与约翰爵士在参加一次纯粹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商业会议上，他大谈特谈圣托梅矿的事。约翰爵士在从旧金山回国途中给我写信，信中令人吃惊地谈及当时的会议情况。医生，请听我说，物品似乎本身并无价值。我有一种新的看法，物品只有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只能是人在自己亲自动手做事时才能发现。”
“呸！”医生打断了总工程师的话，但医生的那两条悬着的脚仍然在不断地摇晃着。“自以为是。如果食物没有价值，为什么全世界都围着食物转？顺便问一句，你认为那批财宝跟着那位伟大的监工和伟大的政客会出什么乱子吗？”
“医生，那批财宝让你心神不安吗？”
“我心神不安？我才不会关心那堆破烂。在我眼里，欲望、观念、行动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精神价值的。这些东西都太渺小，根本不够我自我吹嘘的。比如，我本想在那女人临终前让她精神放松。但我做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你曾经遇到过不可能的事吗？你，令人敬畏的铁路拿破仑，在你的字典里有‘不可能’这个词吗？”
“那女人真的有那么难过吗？”总工程师仁慈地问道。
厨房屋顶上，沉重的脚步声缓慢走过架在沉重木梁上的天花板。那脚步声接着走下在厚厚的墙壁上开凿出的狭窄楼梯口。这段楼梯非常窄，一个人防守，能抵御20个敌人。楼梯上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一个声音很微弱，断断续续，另一个声音很深沉，在温和地回答问题，但其低沉的声音笼罩住了那微弱的声音。
厨房里的两个男人沉默了，等待楼上低语声消失后，医生耸了耸肩，并低声说道——
“是的，她很难受。但即使我现在上去，我也无能为力。”
楼上和楼下都陷入沉默之中。
“我有个怪念头，”总工程师用柔和的声音说，“你不信任米切尔船长的监工。”
“不信任他？”医生从牙缝里向外挤字，“我信任他能胜任所有工作——信任到盲目信任的程度。他离开码头前，跟他讲最后一句话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楼上那可怜的女人要见他，我让他上楼去见了她。要死之人，绝对不能违背，这你知道。她似乎相当平静、顺从，但那个卑鄙的家伙在10分钟的时间里不知干了点什么或说了什么，才致使她陷入绝望。这你是知道的，”医生迟疑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女人在各种场合都很难理解，一生都是如此，所以我有时觉得她有点暧昧，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她爱他——就是那个搬运工监工。那个下贱的家伙无疑很有魅力，否则他也无法讨得全镇人的欢心。不，不，我不想乱说。我可能用错了形容词，但确实是这个女人对另一个男人产生了某种不可理喻的简单感情。她多次在我面前责骂他，可她骂的我并不认为是正确的。根本不正确。我感觉她总是在想着他。他是她生活中某种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只要我从矿山下来，古尔德夫人总是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一家。她喜欢意大利人；她在意大利住过很长时间，我推测她很喜欢那个老头。那老头确实是个特别的家伙。性格粗狂，富有幻想，仍然生活在他年轻时代的那个像云彩一样的共和主义里。在他的鼓励下，那监工才变成了一个该死的浑蛋——那个容易兴奋、高傲的老要饭的！”
“这不是瞎说是什么？”总工程师问道，“我觉得监工是个精明的人，有理智，异常大胆，非常有用。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曾陪约翰爵士从斯特玛尔塔出发，做那次内地旅行，他的足智多谋和热情给约翰爵士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你也许也听说过，他向我们当时的警察局长提供情报，揭发镇子上的一些职业窃贼，这些家伙从远处跑来破坏并抢劫我们运送工人月薪的火车。他很好地组织运作了OSN公司的驳运业务。虽然他是个外国人，但知道如何让手下人服从他。确实，搬运工都是些很奇怪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移民或渔民。”
“他的名声就是他的财富。”医生尖酸地低声说道。
“他在无数场合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总工程师争辩道，“当银锭出现情况后，米切尔船长自然热情推荐监工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如果说要派遣一名海员，我自然支持选他。如果仅选一个男人，你可能不知道，我和古尔德、德科德认为派谁去都一样。只要会划船的人，就能完成任务。请你想一想，盗贼如何处理这么多银锭？如果他带着银锭逃跑，他总会停泊在某处，他怎么能瞒过岸上的人的眼睛呢？我们认为不必考虑这点。此外，德科德也跟着去。我们这次其实并没有给予监工更多的信任。”
“那监工对此事的看法略有不同，”医生说，“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听他说这次任务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我还听他说，他要让维奥拉做他的遗嘱执行者；啊，天啊！你可知道，他，他说自己忠实地为你们这些铁路和港口的慷慨的人做事，但没有能富裕起来。我相信他是想要得到一些好处——你怎么称呼好处？——对，为他的劳动获得一些精神价值，否则我不认为他会对你们忠诚，无论是你也好，或是古尔德，或是米切尔，或是任何人。他很了解本地的情况。比如，他认识加马乔，就是那位从查瓦利来的代表。加马乔曾经是个一文不值的人，但他为加马乔从安扎尼那里借了点钱，在一片荒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商店，并让一群欠他钱的庄园里的酒鬼和苦工选加马乔当上了代表。加马乔也许不久就会出任我们这里的大官，但他是个怪人——也是个渔民。如果他没有谋杀了一名小贩，抢了他的包裹做自己经商的初始资本的话，他也会成为OSN公司的搬运工的。你认为加马乔会像监工一样成为我们这里的民主英雄吗？肯定不会。他一半的资格都不够。不；我敢肯定诺斯特罗莫被蒙骗了。”
医生的话，让铁路的建设者感到不快。“这很难辩论出结果，”他用哲学家的思维说，“每个人都有优点。你应该听说过加马乔在大街上斥责他的朋友的故事。他声音像是在号叫，跟个疯子一样，把握紧的拳头举过头顶，把半个身子伸到窗户外面。在他说话的间隙，楼下的暴民就大喊道，‘推翻寡头！自由万岁！’在屋里看富恩特斯很可怕。你知道，他是豪尔赫·富恩特斯的兄弟，此人在几年前做过6个月的内务部长。很自然，他根本没有良心；但他出身好，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曾经是凯塔的海关总监。那个愚蠢的畜生加马乔带着社会最低层的暴民追随富恩特斯。在那恶棍面前，他那副令人作呕的害怕样子，是能想象出的最令人发笑的场面。”
医生站了起来，走到门口，看着港口的方向。“很安静，”他说，“我怀疑索蒂略真想在这里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