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忙碌多事的几天，没有人花许多时间照顾孩子，时常给她喝甚至没有烧开的凉奶，这倒对她很有好处，与她有关的严重事件只有一次。当费尔南德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时，她当着让娜小姐和弗罗兰的面这样嘱咐她的丈夫：
“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
克先生从来没有把这话告诉过我，让娜也很当心不露口风。那个弗罗兰就不一样了。每次我到让娜姨妈家小住几天时，弗罗兰小姐就啰啰唆唆地对我讲我母亲的临终遗言。这个可怜的德国老小姐对我的温存呵护和大吵小嚷的逗弄已经让我恼火，这些话我就更受不了。我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父亲从来不给我看她的照片（让娜小姐有一张她的相片，跟许多别的照片一起放在钢琴上，但她从来没有想对我指出来是哪一张），我刚到七八岁，就感到那个母亲似乎不公正地干涉了我的生活，侵犯了我的自由，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推到某一个方向去。当然，修道院对我毫无吸引力，但如果我知道母亲在临终前为我安排了将来的婚姻和我要接受的教育，我无疑也会执拗着不肯就范。人们要给狗戴项圈时，狗会扭开脖子，我也像狗一样，悄悄地退开。
仔细想来，我觉得这个嘱托并不出于弗罗兰所崇尚的虔诚，而是有别的考虑。费尔南德从少女时期就充满了幻想和花季特有的感情波澜，克先生在婚姻和以后的生活中试图让她感到充实，但一切迹象都让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没有让费尔南德完全满足。在极为强烈的痛苦当中，她觉得自己那不长的过去没什么可多说，绝望像是一条断断续续的黑线，自然其间也星星点点包含着一些幸福。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走她的旧路。总而言之，这几句嘱托包含着对丈夫审慎的谴责，他却坚信对妻子做了对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亏欠。她就向丈夫表示，她也像跟她同时代的歌星梅丽桑德一样，过得并不幸福。
并不是克太太没有宗教感情，我早就证明过恰恰相反。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也许她希望孩子过她回忆中修道院里的那种平静生活，极力为小姑娘推开她认识的唯一的门，那里通到人们说的人间世以外的地方，通到她知道的唯一超凡脱俗的境界。到后来我想，我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入了教，克太太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所用的方式她既不赞成也不理解。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才第一次去拜访苏阿雷。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从荷兰和德国过来，穿过比利时；我刚刚到威斯特伐利亚去呼吸蒙斯特的空气，为了写我的一本已经开头的书。我到达这个阴暗的城市时正值一个爱国主义和宗教节日：人们正庆祝一个在一九四四年的轰炸中损坏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又恢复使用。老城里到处都是巨幅旗帜，扩音器里传出慷慨激昂的演说。那座教堂曾见证过莱顿的约翰的疯狂，十六世纪经历过对再洗礼派的血腥镇压。如今教堂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回忆起教堂被毁则群情激愤，说到从废墟中重建又满怀豪情。我本人、陪伴我的一位美国女友和给我们开车的荷兰司机，对于一九四四年每人也有各自激动的回忆，但跟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人并不一样。面对着盛大庄严的场面，我们觉得成了入侵者，感到不太自在，我们完全了解对于这个德国城市这盛大的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中间我们曾是他们昨天的敌人、今天的外国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蒙斯特。
在海牙，报纸上满是本·贝拉被劫持的消息，那是非洲北部的一出闹剧。在电台和报纸上大肆传播之后，经过笨拙的准备，苏伊士倒霉的动乱开始了。在比利时佛来芒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在法国官方一个歌舞节目中听到了一阵沙文主义的胡言乱语，他们为不知道对谁取得的胜利而干杯。英国的企业家们已为明天甚至后天作了打算，热烈响应穷兵黩武的号召。人们谈到了黑市，比利时的家庭妇女抢购了好几公斤的白糖。最精明的人购置了铅皮，把自家的窗户包上，铅皮能够阻挡核辐射。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利用西方忙着干其他事的当儿，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前沿阵地。我到布鲁塞尔时，正好传来苏联坦克包围布达佩斯的消息。给我开出租车的那位生性快活的司机的话更增添了黑暗的气氛：“苏联人在那里扔了加磷的燃烧弹，会烧起大火的，等着瞧吧！”这小伙子也很激动，当然不是兴高采烈，他也怕苏联人；四分之三的人面对一场熊熊大火或严重的列车事故都会现出兴奋甚至欢喜的样子，他也如此。我应邀到一位很和善的老夫人家里做客，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在她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家的女主人理所当然地仇恨苏联人；然而她却非常倨傲地看待匈牙利的起义。她鄙夷地说道：“就是工人的叛乱！”让人感觉到，一直到最后她还遵循原则，或者说这种原则推动着她生平第一次认为克里姆林宫干的事有道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在印度支那酿成的悲剧是更为阴暗的悲剧的先兆，反倒被人遗忘了。然而，我到巴黎之后，穿过大街走进圣罗克教堂，看到一个神甫和几个穿丧服的女人为在奠边府死亡的人祈祷。
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到古典美术博物馆去瞻仰勃鲁盖尔的画，他的《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以及他笔下那些散布在雪地里的平民都淹没在十一月下午灰色的光线里。在《叛逆天使的堕落》中，恶毒的天使长着非人的嘴脸。《伊卡洛斯的坠落》中，农民对这历史上第一起“空难”丝毫不感兴趣，还继续播种。让人想到别的博物馆里另外的画：《疯狂的葛兰特》在一个村子的灰烬中间呼喊着发泄他正义然而毫无用处的愤怒，《无辜者的屠杀》与《调查》形成悲哀的对比，《通天塔》和它的首领受到为它筑造错误的工人们毕恭毕敬地欢迎，《死亡的胜利》是一队由骷髅组成的军团。在这些寓意画中最为贴切的大概就是《盲人引导盲人》。粗暴、贪婪、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疯狂和愚蠢比任何时候都严密地控制着整个世界，再加上人类第一次配备了终极毁灭的工具，而这样的人类在无限繁衍。目前的危机也许只波及一小群人就宣告结束。但是新的危机又会产生，因前面的危机影响变得更严重：不可避免的事态已经发生。看守迈着军人的步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宣布闭馆，仿佛也宣布一切都关门大吉了。
在那慕尔小住的几天却很悠闲。我第一次来这里观光，看了一个旅游者该看的所有名胜。我仔细认真地走遍了这里的天主教堂，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心脏就保存在这儿，与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墓穴相对应，人们把他的遗骸运到了那里，我还参观了圣鲁教堂，巴罗克风格的建筑杰作，波德莱尔特别欣赏“阴森的小客厅”，他在那里第一次被“愚蠢的风”吹倒，他长久以来总感到这风会吹来。我登上了小城堡，小费尔南德大概也曾被领到这里，眺望秀丽的景色，过去凯尔特部落的武士、妇女和孩子在这里蹀躞，固守城堡防备恺撒大军的进攻。我去看了考古博物馆，有高卢-罗马的小件青铜器和野蛮人入侵时代的沉重首饰。下午用来参观苏阿雷。这里我只说在墓地的见闻。
自从米歇尔在这里安葬了他的妻子之后，这家庭的墓地又添丁进口了。让娜、泰奥巴尔德和得了疯病死的奥克塔夫都埋在这里。已结婚的姐妹们都不在，她们跟她们的配偶葬在另外的墓地。浅浅刻出的碑铭已难于辨认，让人无限思恋古代铭刻中那美丽而又坚毅的书法，延续好几个世纪，亘古长存，使人缅怀第一批出世特立的魂灵。我没有去弄清弗罗兰是不是在费尔南德和让娜之间占有一个位置。尽管她们热爱并尊重老资格的家庭女教师，但恐怕也不行。家人就是家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在这里安息的人与我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他们中间我只认识三个：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而且我将近十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们的面。我跨过了费尔南德，我在几个月之间依靠她的滋养，但这事实就像教科书上的道理一样冰冷。比起出于偶然向我叙述临终情形的陌生女人，她的坟并不引起我更多的温情。同样，我更难想象那个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和他的太太玛蒂尔德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对波德莱尔和奥地利的唐胡安的母亲知道的多哩，只不过我身上的某些成分来自他们。然而，从封闭在他们那十九世纪的这位先生和太太开始，可以重重叠叠地追溯千百代人，一直到史前时期，以至大地上面目模糊的生命本源。组成我的一半大杂烩就在这里。
是一半吗？在这样的翻转搅拌之后，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创造成独一无二的生灵。但如何推测他们身上道德或体质的特殊成分的百分比呢？这就像剖开我的骨头来分析或衡量所包含的矿物质。再说，我每天都更强烈地认为，组成我们的并不只是血液和体液，这样的计算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仍是把我与一切联系起来的那两根线索的第二次交汇。我们从一个幽晦暗昧的处所出来，又将回到那里去，关于这个地方，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假设，总不该从精神中扬弃那些最简单的事实以及平凡而明显的成分，尽管这些东西是外来之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是费尔南德的女儿。
另一方面，端详着苏阿雷的这些坟墓，我发觉我没有必要把这些人跟我拉在一起。如果说阿尔蒂尔、玛蒂尔德和费尔南德跟我几乎没有什么牵扯，那么我对于他们来说就更毫无关系。在我母亲生活的三十二年零四个月中，我在她的念头里顶多占八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对于她来说我首先是一团不确定的东西，接着是一个希望，一种感知，一种恐惧；在几个钟头之内，又是折磨。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里，她对我有时候会感到温情、惊异，也许还有点自豪。当阿洁丽太太向她宣布新生儿已娩出时，她感到或者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而觉得轻松快意。接着，发烧把这一切都赶走了。大家都看出来，在刹那之间她曾为她留在身后的孩子的命运担心，但显然她对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比对我的未来更为关切。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一个是在他们的女儿结婚前的十年死的，一个是在女儿结婚前的二十七年死的，对于他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他们结婚的弥撒中所希求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外孙，弥撒祝愿他们长寿，有一天能儿孙绕膝。
我把手放在栅栏上，手掌上沾满了铁锈。自从这栅栏门打开让最后一个亡灵——我不知道是奥克塔夫还是泰奥巴尔德——进来，已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杂草。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中，有七个已长眠在这里。在这七个人当中，到如今的一九五六年，只剩了一个孑遗，那就是我。我应该在这里做一点什么事情。但做些什么呢？如果在两千年前，我可以向那些以胚胎状埋在这里准备降生的逝者贡献食品，这样的埋葬姿势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最好的不朽的象征。在高卢-罗马时期，我可以在一个装满了灰的骨灰堂一角倒些牛奶和蜂蜜。在基督教文明的几个世纪里，我可以祈祷，祝他们安息，或者经过几年炼狱的净化之后，去享受天国的真福。这些愿望都彼此矛盾，但无疑表达的是同一的意思。就像我现在一样，假定这些人都在某个地方，我们只能祝愿他们在路上交到好运，这条路人人难逃，我们将来也必定要走。这也是一种祈祷的方式。当然，我还可以把栅栏重新油漆一遍，把地上的杂草锄净。但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这样的心思。
✑John of Leiden（1509-1536），再洗礼派领袖。✑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派，主张唯成年受洗方有效。✑Ahmed Ben Bella（1916-2012），阿尔及利亚军人、革命家、政治家。✑John of Austria（1545-1578），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