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山书店
刚到上海不久的一天，应在三井银行任分行长的旧友T氏之邀，来到一家名为“功德林”的中国素菜馆。那天一起的有三井银行和三井物产的员工，还有一些与T君有交往的人，共有十来人。席上，从经纪商宫崎君那儿听到了一些颇感意外之事。现在中国的青年文人艺术家们正在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日本的小说戏剧，其中突出的作品大多经由他们之手翻译成中文。“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内山书店问问看。你认识内山书店的老板吗？那里的老板跟中国的文人们有交往，你去那儿的话对这些情况就非常了解了。”宫崎说道。
我之所以对此感到意外，是因为大正七年（1918年）我来中国时，想见一些在北京和上海的文人创作家，找了很多门路，结果发现在那时的民国，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当时我问：“有没有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一个中国人答道：“现在的中国还没到发展近代文化的时机。青年的志向大多在政治。即便有偶尔写点小说的人，那也是些新闻记者们的闲来之笔，而这些小说也大多是政治小说。”也就是说，拿日本来作比喻的话，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的时代。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更别提有我们作品的译本了。
在那之后，我听说中国开始流行新的口语诗，也见过周作人君翻译的《日本现代小说集》，但在时隔八年后来到上海之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日本的文学如宫崎君所说，已经被如此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从报纸上看，中国的青年至今仍埋头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我想他们还无暇顾及文学。
几日之后，M君带我去了位于北四川路阿瑞里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满洲外中国最大的一家日本书店。老板是一位富有朝气、通情达理、十分有趣的人。店内火炉周围放有长椅和桌子，供来买书的客人喝茶聊天用。——我想，这家书店已经成了爱书者们的一个聚集地。——老板请我在这里喝茶，向我讲述中国青年的现状。
据老板说，这家店一年的营业额能有八万元。其中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贡献的。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加。于是我问他，中国人主要买哪类书呢？老板说没有定论，哪类书都有人买。哲学、科学、法律、文学、宗教、美术……如今中国人的新知识，大部分都是从日语书籍中获取的。当然不限于日本的作品，西洋的作品也通过日语译本阅读。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是商人的都市，虽然有西洋的书店，但书的种类有限，并不能轻易获得他们想看的原版书。有时他们想看原版书，便向东京的丸善株式会社打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的问题。日语说起来很难，但若只是阅读的话，与英语、法语、德语相比，难度要小很多。要想体会小说和戏剧的真意，可能要花个一两年的时间学习，可若是读科学、法律等书籍的话，花个半年也肯定能读懂了。因此，想要快速获取新知识的中国人，都争相学习日语。译成中文的西洋书籍，大多也是从日文译本重译的。所谓新小说，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里面很多是从日本的作品里获得灵感，或者说是根据日本的作品改编的。——也就是说，如今日语在中国的作用，就如当年英语在日本的作用一样。
“因此，现在能读懂日语的中国人有多少尚不清楚。我的店里每天都有中国人来买书。他们会在这儿喝杯茶聊聊天再回去。”
——内山书店就是这样一家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新知识的独家书店。其他方面暂且不论，至少在文学上，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最受社会认可，依次成名，逐渐称霸。
因此，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坛的熟悉程度，远在我们想象之上。现在的商务印书馆里，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文学学士就有六七人，他们时刻关注着东京的出版物。我还听说他们正在计划有组织地翻译日本现代的小说和戏剧。
“您那边对这些情况完全都不知道吧？”内山氏说道。
“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回国之后都在进行着怎样的活动。政治家和军人的话多少了解一些，可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的消息，日本国内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以后也互相保持联络吧。今天也有几个中国的文人来过，他们听说谷崎先生来上海了，请我一定帮忙介绍一下。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您来上海的事，有很多人想见您。我答应说好的，近期就去把谷崎先生请来，举办一个见面会，召集几个主要的人见一下。见面会我打算近期就举办，那时请您务必光临。”
没想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己，我感觉像在做梦一般。中国的报纸上登了我来上海的事，我也是头一回知道（之后，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过西条八十氏回国途中经过上海的消息）。
然后，内山氏列举了新进文人的代表，谢六逸、田汉、郭沫若三人。谢君研究日本的古典文学，目前正在翻译《万叶集》和《源氏物语》。有时他会来店里，就《万叶集》和《源氏物语》中不懂的地方问内山氏，“等等，这里我也不太懂。”内山氏也常常不知如何是好。田汉君译有《日本现代剧选》（这本书分为第一集和第二集出版，目前仅出版了第一集——《菊池宽剧选》。由《父归》《屋上的狂人》《海之勇者》《温泉场小景》四篇组成，卷头有《新思潮》同人的介绍，记述了译者曾听冈本、小山内、里见、菊池、久米等人演讲的感想。商务印书馆发行）。此外，他还创作了戏剧集，将五个独幕剧都收录在一起，题为《咖啡店之一夜》（五个独幕剧为《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乡愁》《获虎之夜》《落花时节》）。其中《获虎之夜》堪称杰作，听说同文书院的学生近日将在日本人俱乐部的舞台上试演这部剧。郭君是毕业于福冈大学的医学学士，如今弃医从文，被称作“中国的森鸥外”。这么说好像他已经上了年纪，其实他没那么大岁数。他比木下杢太郎还要年轻十来岁。田君和谢君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这些人都是近来才出名，在这之前都吃了不少苦。特别是郭君在福冈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也有了孩子，有一段时间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与贫困做了艰难的斗争。内山氏说：“郭君夫妻关系很好。一起养育了这么多孩子，实在是辛苦，郭君很了不起，他那日本妻子也同样令人佩服。”之后我从同文书院的教授那里听说，文章受日语影响最多的，就是郭君。他既作诗也写小说，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从这一点上看，的确称得上是“中国的森鸥外”。
以上三人自然会出席见面会。其实，中国的文坛也分许多派别，谢君一派与田君郭君一派多少有些争执。可能会出现一些气氛比较微妙的场面，不过来还是没问题的吧。另外，新剧运动的旗手、独具一格的欧阳予倩君也要来。此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自己演戏，也当导演，最近还在制作新的电影。是集小山内薰氏和上山草人氏特点于一身的人物。会场设在内山书店的二楼，因为那里无法容纳所有希望见面的人，于是先叫了几个重要的人。
内山氏的这一想法正合我意。我对其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拜托他多多介绍人才。
（二）见面会
见面会前一天的早晨，我接到了内山氏打来的通知电话。不巧，当天我要打伤寒的预防针，一日不能饮酒，我想要是能换一天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大部分出席者都住在离租界很远的边缘地带，且方向各不相同，明天的会，今天通知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当天为了我决定不喝酒，吃饭也再次安排了中国素菜（“功德林”有提供酒水，但听说不喝酒的才是正宗的素食）。
六点，我与在北京相识，已有八年未见的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一起出了门。日本人这边，除了我俩之外，还有前几天见过的宫崎君，中国戏剧研究会的塚本君、菅原君等。
我走进书店，暖炉前坐着一位穿黑色西服套装、戴眼镜的青年，此人便是郭沫若君。圆脸、宽额、看起来十分柔和的圆圆的眼睛。又直又硬的头发零散地向上竖起，一根一根仿佛可以数清似的从头顶往外放射出去。或许是因为有些弓背的缘故，从体型上看有些老成。
我们马上被带到二楼的会场。接着，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看上去像是春秋装的浅颜色的薄西装，上衣的下摆露出了里面的毛衣。这是一位脸颊饱满、稳重大方的胖绅士。
内山氏向谢君介绍郭君。二位不同派别的头号人物，借此机会，第一次见了面。之后，便开始了极为流利的日语对话。
谢君说：“我认识您的弟弟。我在早稻田留学时曾受教于他，精二先生是我的老师。”
我看了看他递过来的名片的背面，上面写着：
MR.LOUIS L.Y.HSIEH M.A（DEAN OF SHEN CHOW GIRLS扝IGH SCHOOL，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
也就是说谢君在从事文艺工作的同时，还是上海大学的教授，同时兼任神州女校的教务主任。
看了他的名片，再加上他稳重的谈吐和态度，以及稍微有点稀疏的头发，感觉他已经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精二曾教过他，那他应该还很年轻。不知精二是否知道，他以前的学生，已经在上海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了。
欧阳予倩君推门进来了。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像是舞台上的人。梳着大背头，头发乌黑发亮，鼻子挺立，线条十分好看。从耳后到后脖颈发际线处的皮肤尤其白皙。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诸君陆续进来了。我右边的椅子上坐着谢君，左边坐着方君。
在中国，西装不像在日本那么流行，但是今天在此集会的人都清一色地穿了西装。而且，他们不仅是对我，他们之间交谈的时候也都尽量说日语。我移居关西之后，有段时间没参加过讲标准东京话的聚会了。
大家都已落座，正谈得起劲的时候，田汉君最后出现了。如果不是内山氏说了句：“田汉君来了。”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位穿着朴素的西装的汉子竟是中国人。我可能会觉得，这人多半是东京的文人，名字暂时想不起来了。
田君的容貌风采与日本人如此相近，而且给我一种与我们趣味相同的印象。肤黑，瘦，脸长，轮廓分明，头发杂乱地自然生长，眼里发出神经质的光，长着龅牙的嘴忧郁地紧闭着，毫无笑意，习惯性地低着头，极力控制着的神情，像极了二十多岁的我们。
他面对着桌子，眼睛向上一抬环视了一遍在座的各位，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
“谷崎先生，这是我第二次见您。”
（这时，我再次被他的声音所震惊。那利落的语调不正是标准的东京腔吗？）
“是吗？你见过我吗？”
“是的，见过。《业余爱好者俱乐部》在有乐座首映的时候，我去看了。那里面有您的特写镜头吧。”
“啊，是吗？那你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吗？”
“我也知道栗原托马斯。你们曾去由比滨拍摄过外景吧。那时我正在镰仓避暑，看到过你们在拍摄。”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遥远的大正电影创立时代的事。那是大正九年（1920年）的夏天。那时田君正好在日本留学。
餐桌上的谈话不久便转移到了中国的文坛和戏曲界。我最想知道的是，宫崎君说的日本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中国，我想了解其范围和种类。我说了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们能帮忙收集这些日本作品的中译本，作为礼物带回日本文坛。
田、郭两君告诉我，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如果要找的话，日文书籍的翻译也有很多，很多人虽然已经把作品翻译出来了，但无奈一般的读书界还未进步到如此地步，所以书店并不愿将其作为单行本出售。
日本作家里最广为人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前者的作品《一个青年的梦》和《他的妹妹》（《他的妹妹》中译本题为《妹妹》，由田汉氏的弟子周白棣翻译，中华书局出版。《一个青年的梦》目前我手里还没有），后者的作品有之前提到的《日本现代剧选》，比较正式出版的也就这些。其他的偶尔也有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不过这样的杂志一般寿命都不长，刚开始发行不久就停刊了，因此想从中收集作品并非易事。
不过，他们表示：“您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在您回国之前，我们会尽可能收集起来给您的。”
我说道：“原来如此，如今的中国就相当于我们的《新思潮》时代吧。”
“正是，正是。”田汉君马上点头说道，“戏剧方面也同日本的那个时代相似。所以我们即便写了剧本，也不敢奢望能在剧场上演，最多也就是一些非专业演员偶尔小范围试演一下。”田汉君诉说着自己的不满。
郭君苦笑着说：“总之，如今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令人羞愧的状态。”
“那也是没办法的。我们也都是从那样的时期过来的。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还要蛰伏十年以上。”我再次回忆起自己的往昔岁月，今日能作为前辈在这里与他们畅谈，我感到非常愉快。
“真是没办法呀，我现在也暂且一边从事着电影工作，一边等待时机成熟。”
欧阳君也感慨道。于是我们谈到了上海的电影公司。现在上海称“某某影片公司”的有四十多家，但有摄影棚的仅有一两家。女演员中最近最卖座的是张织云小姐。
不过日本这边的人认为，中国的电影，故事太过崇洋，尚不成熟。“这话确实不假，不过我所在的那家公司将田汉君聘作客座成员，我正打算将田汉君的作品导演出来。”欧阳君辩解道。同时还答应我，过几天带我去公司看看，将女演员们介绍给我认识。
我们从崇洋，谈到了中国戏剧的低俗，然后开始了对绿牡丹的攻击。去年，我在关西看过绿牡丹的《神女牧羊》，最后一幕那段模仿足尖舞的舞蹈实在是跳得不成样子。这种舞蹈只有肉体妖艳的女子跳起来才好看。虽说只是模仿，可实在是跳得太差。我听说这出戏是绿牡丹的拿手作品，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日本观众对这样的舞蹈鼓掌喝彩，我感到十分可悲。——不，绿牡丹并不是一流的演员，在上海有比绿牡丹更优秀的演员，这是今天在座同仁的一致意见。
今天没有酒，这一点我对其他人也是十分过意不去，好在菜很不错。内山氏说，之前他曾带一名日本厨师来中国，请他试吃了各类菜，问他最好吃的是哪个，对方回答最佩服的是素食。
一般的菜品，好吃是因为食材丰富，是如何烹饪出来的大致也能想象得出，可是，用有限的食材，能做出如此美味且富于变化的素食，实在无法想象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个厨师非常佩服地说，素食的烹饪技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其实，中国的素食非常发达这件事，我从朋友笹沼氏——偕乐园的老板那儿常有耳闻，但我之前来中国时没有机会吃，前几天在“功德林”，是我第一次吃素食。不过今天的菜与“功德林”的相比，要更加精致。
我问了他们，原来今天的饭菜是从一家叫“供养斋”的店订的，因其掌柜与内山氏相识，故今天的菜做得更加用心。
我想了想菜品的原材料，主要是麸、豆腐、豆腐皮，其他的也仅有猪牙花、糯米汤圆、面粉。将这些食材变化各种形状，最后做成不同的菜送过来。看上去和普通的菜没什么区别。例如，有燕窝，有烧鸭，有鱼丸汤。用这些食材，可以将羊羹做成刺身，将豆腐皮做成鳗鱼烧，这便是日本的素食了。但是日本的素食只模仿到了色和形，中国的素食连我们的味觉都能骗过，令人惊讶。
当然，味道不能说是完全一样，但燕窝的那种黏稠的口感，鸭肉的浓重的肉感，浓香的、滋润的、清淡的、深厚的，一般菜肴里所应具备的丰富的味道，这里都有。
说到素食，我一直以为是难以饱腹的寡淡料理，结果没想到与鱼肉一样让人吃得非常满足。厨师的手艺到了这个程度，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魔法了吧。最奇妙的是，好几道清汤，竟然风味都各异。听说中国有几百种菌，应该是将其用作原料了吧。
“其实，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吃，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放下筷子，不由得感叹道。
话题一度转到中国菜，大家开始热烈交谈起来。我之前认为，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菜肴相比，上海菜最难吃，但那是因为一般广为人知的饭馆不怎么好吃，而去搜罗一下一些日本人不常去的小饭馆，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些小饭馆，不会使用一些芦笋、英国面包、牛肉、牛奶等西洋的食品，越是下等的地方，就越是有日本家常菜的风味。例如，二马路那儿有一条饭店街，即食伤新道。那里像东京的木原店、大阪的法善寺小巷似的，小饭馆林立，绅士和工人都会去。
前不久，宫崎君曾带着我到过那儿的一家叫“老正兴馆”的小饭馆，那里做的是正宗的宁波菜，据说客人里很多都是宁波人。原料大部分用的都是新鲜的活鱼。吃了那个，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母亲做的家常菜炖鱼。
之后又拿出河虾和一种叫蟹子的小扇贝，用热水焯一遍，还滴着血就盛入盆中供人食用。四马路的聚晶馆里，有嫩豆腐做的汤，还有炖大芥菜。
一次，我同I君一起，把心一横去了一家看起来不太干净的店，那里端出来的是煮芹菜（大概中国人比我想象的要喜欢吃蔬菜。吃饭的时候也一直在吃一种叫香菜的菜）。这些菜无论是色彩还是味道，跟我们从小吃的家常菜都无大异。虽然用的油不同，但用的方法很巧妙，所以吃起来一点也不腻。由此我深感日本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是多么相似。
如今在日本不怎么流行的粽子，在中国大家经常吃。日本的粽子是一种点心，还处在尚未开发的状态，这次我在中国吃了粽子后，才明白本家到底还是本家。光是粽子的种类就有二三十种。大致分为甜咸两类，里面包着的不是黏糕，而是糯米。糯米饭中，有的包着豆子，有的放入了火腿适量增加咸味，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粽叶的香味也起了作用。包好的粽子放入像日本的关东煮店里的大锅咕嘟咕嘟地煮，在街旁卖。一个卖三文钱，吃三个肚子准饱了。我说，没有比这更加便宜又好吃的东西了。
“这在这边叫粽子，很好吃的。日本人总觉得那不干净，都不吃，其实是煮好后直接从锅里拿出来的，并没什么不干净的。在中国，那些看似不太干净的地方，有许多美味。”内山氏也深表同感。
“对了，中国人喝日本人最爱的玉露茶吗？”我问道。
中国人喜欢喝热茶，因此不喝玉露茶，但是对沏茶的方式和茶具的讲究，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茶道名人使用的茶具，有很多是紫砂陶等高级品。关于这个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前，在福州还是哪儿有个财主，因痴迷于茶而倾家荡产，最终到了乞讨的地步。即便如此，他平时喜爱的一个茶具也是片刻不离身。有次，他去豪富之家门口乞讨时，提出：“很早以前就听说这家的主人秘藏了珍贵的茶具，是精通茶道的名人，希望能赐我一杯茶。”主人颇感稀奇，便请这乞丐进府里喝茶，乞丐说道：“茶艺果然不错。不过我这儿有一副茶具，请用这个倒一杯茶喝喝看。”说着，从破烂不堪的衣服口袋里取出一个茶杯，倒入茶请主人饮。主人一试，顿觉香味馥郁，口中满是清香，比他之前拿出来的茶好上百倍。茶叶还是之前的茶叶，水也还是之前的水，然而乞丐的茶杯及沏茶方式，都比主人的要更胜一筹。于是，主人与乞丐之后也经常就茶道交流切磋，成了无双的密友。
“这样的逸事还有不少。”座谈会的话题还未结束，我们约好了再会，便在十点散会了。我邀请郭君和田君，三人一起边散步边聊。
郭君说：“日本文人的稿件以四百字为单位，而中国却以一千字为单位。而且，日本的小说，对话都是一行一行地写，中国却是连着都写满。因此，即便是一流的作者，一千字也才七八块大洋，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
田君说：“上海叫‘某某大学’的很多，我们都在这些学校当教授来维持生计。光靠稿费远远不够。”然后开始批评日本的现代诸家。他们的观察直击要害，他们不仅读了许多的著作，有时连我们文坛的内幕都知晓，这些也不全在意料之外。
“不久，日本的作品全都会被翻译出版。”田君说道，“周作人是人道主义者，主要翻译白桦派的作品。可是从介绍日本艺术的角度出发，应该更公平地选择作品。”可田君、郭君虽如是说，他们的倾向其实也还是人道主义。菊池氏的文章翻译起来最容易，里见氏的文章最难。这一点我也认同。
二人来到我下榻的一品香旅馆，我们喝着绍兴酒，又聊了一会儿。借着酒劲，两君坦率地说了现代中国青年的烦恼。
“我们国家古老的文化，正在一点点地被西洋文化驱逐。产业组织被改革，外国资本流入，他们坐享其成。他们说中国是无尽的宝库，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可我们中国的百姓没有得到丝毫利益，反倒是物价不断上升，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难。虽说上海是繁荣的都市，可是掌握着其财富和实权的是外国人。并且，租界的奢侈之风逐渐向乡间蔓延，腐蚀着朴实的老百姓的心灵。农民勤勤恳恳地耕地，却赚不到钱，可是又被激起了购买欲，因此越来越穷。我们的家乡田地荒废，农业衰落。”
两君说，这都是外国人的杰作。实际上，我听说的并非如此，排外思想仅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乡间看看，中国的百姓至今仍悠闲地认为“帝国主义与我何干”，对政治和外交毫不在意，吃着便宜的食物，穿着便宜的衣服，安于现状，悠闲地生活着。
“不，不是这样的，农村人现在不像之前那样悠闲了。”两君悲观地说道。
“财富往都市集中，农村渐渐凋敝，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不仅是在中国才有的现象。”我说道，“而且，所谓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他们的钱正在席卷全球。经济上的情况我不太懂，可是日本也是被英国人的金钱势力所支配着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全世界坐享其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不只是中国。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只要稍微借一点钱，就能开拓生财之道，这比其他国家好了很多。”
“不是这样的。”郭君立即否定了我的说法。
“日本和中国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不是独立国家。日本是借钱来自己用，而我们的国家是任凭外国人摆布，我们的利益和习惯都被无视，他们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建造都市、建立工厂。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国家被蹂躏，却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这种绝望的、自毁式的一动不动地等待的心情，绝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这使得我们青年的心情变得如何的黯淡，因为日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无法理解。一旦出现对外事件，就连学生们也都闹得厉害，也是因为如此。”
“日本的所谓‘中国通们’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中国人在经济上是伟大的人种，却没什么政治能力。就算没有，因为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对此毫不在意。即便国家的主权被外国人掠夺，他们还是能心平气和地勤勉工作，不断积累财富。这既是中国人的弱点，可也隐藏着其坚忍顽强的特点。中国自古几次被外国人征服，可是中华民族一点也没衰败，反而不断繁衍壮大。反倒是征服他们的人，被中国固有的文化征服，最终融入到‘中国’这个大熔炉中。”
“可是以前的征服者，都是比我们文化程度低的民族。中国遇到比自己文化程度高的民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他们从东西南北入侵中原。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入侵，还恶事做尽，搅乱我们的国家。若不是他们借钱给军阀，向他们出售武器，设立租界这样的中立地带，国内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动乱不堪、战争不断。中国以前也有过战争，可是今日之状态，与以前的野蛮人的入侵和单纯的内乱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不，不仅是我们，全体国民都有这样的觉悟，这次与之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我们的对手不是野蛮人，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对抗。国家的概念，恐怕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更深入地渗透进民众的脑子里。”
“我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应该不实了。”我说道。
“在南洋，中国商人的势力之大令人吃惊。他们掌握所有的实权，荷兰人在他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可是，这些商人却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毫不关心，虽有中国领事馆，却也完全不依赖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识汉字，不会说自己的母语，而是用荷兰语。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人种，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啊，南洋的中国人现在也已觉醒。他们也逐渐开始领悟，如果没有国家做后盾的话，也只能一点点地被白人压倒。所以，他们现在都把孩子们送回本国接受教育。广东的排英运动，也是因为他们出了大量的资金才得以进行。我们这些文人不能出钱，便将我们苦闷的心情写成诗歌、小说，用艺术的力量去触动全世界人民的心灵。我们认为，这是将中国的烦恼被有识之士所理解的最有效的手段。”
与两君的交谈一直延续到深夜。我认为每一句都很有道理。即便两君的想法有错误之处（我认为没有），困扰两君内心的烦恼也是值得尊重的。两君向我告别时，已是十二点左右。
（三）文艺消寒会
谷崎先生：
我们上海几个文艺界的朋友有消寒会的组织，欲借以破年来沉闷的空气，难得先生适来海上，敢请惠然命驾，来此一乐。
会场斜桥徐家汇路10新少年影片公司
电话 West 4131
会期 本月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起
上海文艺消寒会敬约
主席 欧阳予倩、田汉
“先生适来海上”的海上，是将上海故意反过来写。欧阳君和田汉君名字前面的主席，应该是发起人或干事的意思吧。消寒会这个名字，是因为前几天见面会时，有人说了句今夜无酒，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过几天再开个消寒会，我们好好地喝一顿吧。于是中国这边便立马用上了这个名字。
充当会场的新少年影片公司离租界很远，这是田君和欧阳君工作的电影公司。之所以选在这样一个交通不便的郊区，是因为想借给我办欢迎会的机会，召集各方面的新人八九十人，来开一个不拘身份、礼节的开怀畅饮大会，这样的宴会在市区的饭馆里开不太合适。“消寒会当天会来很多人，有小说家、画家、音乐家、导演、漂亮的女电影演员，还有从北京来的艺人，到时候把这些人全都介绍给你认识。恐怕这是上海前所未有的艺术家大聚会。”田汉君从之前就一直这样大肆宣扬。
上海的冬天正如谚语“三寒四温”所云，极其寒冷的天气持续了两三天后，便开始阳光明媚，像春天一样暖洋洋的了。田汉君开车来接我的时候，正值这样风和日丽之日的下午三点时分。
“怎么样，收拾收拾我们就出发吧。我刚去会场看了下，现在正是人们渐渐到场的时候，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我们打算从白天嗨到晚上十二点。”
“那我们不用那么着急过去，喝杯茶再走吧。”
“不喝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今天打算给你拍电影，我们还准备了许多节目呢，还是早点去为好。”
车上载着两个人，沿着旅馆前的赛马场，从北至南行走在平坦的西藏路上。混凝土路面像是被擦过的走廊一般闪闪发亮，反射着万里晴空的阳光。
正值旧历岁末，街上人马络绎不绝。汽车、马车、人力车、苦力各自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骑马的军队伴着马蹄清脆的声音从中穿过。街上随处可见戏剧、电影、年末大卖等广告牌。抬着仿佛坐着龙宫仙女般绚丽夺目的花轿的婚礼队列，伴着乐队咚咚的敲击声缓缓前行。目之所及，都是暖洋洋、亮闪闪、眩目、美丽得让人眼花缭乱的事物，“看来是一个暖洋洋的消寒会啊。”我笑着说道。
我们在门口下了车，穿过摄影棚的空地，郭沫若君正站在走廊上挥舞着手中的帽子。站在他旁边，皮肤白皙戴着墨镜的，是欧阳予倩君吧，他今天穿着教书先生穿的中氏长袍。我们上了楼，欧阳君后面的一个年轻妇人优雅地走过来打招呼。那是欧阳君的夫人刘韵秋女士。夫人文章和诗都写得很好，是一位在文坛相当有名的女性。看其外表，不是所谓新女性的打扮，而是一位品位极佳、高雅的女士。“请进，很多人都已经到了。”他们带我进了这个平时是公司办公室的会场。我们穿过第一个大房间，走进第二个房间，那里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一看，有我认识的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诸君。他们向我一一介绍广东富豪之子、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家陈抱一君，最近游于法国和意大利、刚刚回国的流浪诗人王独清君，小提琴演奏家关良君，电影导演任矜苹君，染了头发也是最近刚从法国回来的飞行家唐震球君，剑术大家米剑华老人，还有一些演员和摄影师等，然后带我去了下一个小房间。掀开隔开房间的帷帐，唐震球氏的夫人、欧阳剑俦氏的太太、欧阳予倩氏的妹妹、王慧仙小姐、杨耐梅小姐等，一众夫人小姐女演员们华丽地站着。
“傍晚之前，还会有很多女客人来。张织云小姐也会来。”田汉氏说道。我向美丽的女客们行了个礼后，便立马退回男客人群中了。
夕阳将房间照亮，香烟的烟雾升起，在空中缭绕。说到香烟，在中国招待客人时，除了给茶和点心，还会给香烟。将白铁罐的罐口打开，放在桌子上，若是够不到的客人，便连茶一起，每人分五六根。茶杯照旧是注入水，打开杯盖就能喝的，喝完之后马上又会给你倒满，烟也是，抽没了之后马上给你补上五六根。据说全世界喝茶最多的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我这种一年四季都有喝茶和抽烟习惯的人来说，这种招待方式是再好不过的了。
总之，无论是吃饭还是抽烟，中国的方式都不会让人感到拘谨，比西方的那一套规矩要自由多了。服装也是各自随着自己的喜好，穿西服套装的陈抱一君，穿长靴的王独清君，穿晚会礼服的唐震球君（照片上的他虽穿着西服，但他后来去换了晚会礼服），穿中氏长袍的任矜苹君，各不相同。诗人王君法语应该很好，但不会日语，我们相互对视时只是微微一笑。田君是干事，非常忙，与我交谈的是陈君和方君。交谈间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椅子不够坐，于是大家都去了外面的大厅，好不热闹。留下一桌的烟蒂和一地的花生壳。
“我也曾在日本留学，不过日语已经忘了。”
一个人缓缓走近，谦虚地说道。这是一个五十左右的老人，据说是退役的陆军中将，现在也在拍电影，遗憾的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此人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回国已有二十多年了。“大地震后的东京现在怎么样了？”他尽力从记忆深处搜寻出一些模糊的日语。说着说着，他似乎回忆起越来越多的词语，与我交谈了巴蜀的风俗、洞庭湖的景色、三峡之险峻等其旅行时的事。
“我们要开始拍电影了。请大家移步户外。”
在干事的催促下，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阳台外的空地上集合。最先拍的是米剑华氏的剑术。我记得这位老人已年逾六十，其须髯虽已尽白，但模样里显示出一位武林高手的风采，舞剑的英姿十分飒爽。剑的剑身笔直，两手娴熟地挥舞着两把白刃，刀光剑影之间，让人感觉仿佛在看日本的剑舞，或是拔刀斩。这大概是一种剑法的招式表演，其实中国的武术我是第一次看。米老人结束之后，是欧阳予倩氏表演舞剑。予倩氏是新剧的首领，既然是演员，这点本领还是有的。他耍的不是双剑，而是将一把剑放于眼前，静静地凝视剑身，仿佛眼瞳要穿过剑身似的（那眼神与日本的正眼架势不同。在外人看来是有些奇怪的眼神）。其两腿张开，左手手肘弯曲遮挡头部，右手径直将剑刺出，是一个出其不意地刺杀侧面敌人的动作。与米老人的招式有细微区别。
接下来是关良君演奏小提琴，模仿街头艺人唱歌。上海的《新闻报》上报道此事：“复强使关良君奏小提琴，模仿叶鼎洛君老板，作沿街卖唱状，哑戏既毕，叶君持其所戴绒帽，向观众乞讨……然后请日本文学家谷崎君和欧阳予倩君合影，摄影师请二君并肩而立，作谈话状，二君相视一笑，因高度相等，几成kiss，观众大笑不已，时夕阳在山，镜头不能再用，于是相率入室。”“几成kiss”一词用得多少有些夸张，其他大致如此篇报道所叙。
夕阳渐渐落山，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已经没有坐的地方了，于是人们三五成群地从那个房间走到这个房间。一群人中，突然有人和着二胡的调子唱起歌来。我从人群中一看，唱歌的是唐越石君。他背对着人群，脸朝房间一角的墙壁，这样因为有回声，声音会更大吧。不知道是因为这就是唱歌一般的位置，还是因为害羞而选择这样唱。不过，中国人唱歌不像日本人那样声音微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全身心的、用快要撕裂般的高亢的声音演唱，从后面看，感觉他仿佛要咬上墙似的。不过，即便是我这样的外行人，也能听出唐君的音量很出色，抑扬顿挫也很巧妙。
一曲唱罢，大家还未尽兴，于是他站着又唱了两三首。“那我也来唱一首。”这次田汉君开始唱。虽然与唐君相比稍显逊色，但比我的歌泽和端歌要强多了。
或许是在两君演唱完之后，又或许是在那之前，一位叫郑觐文的老乐师演奏了古琴，但那天太过嘈杂，未能听清。琴的形状与平安朝的“琴”类似，弦的数量也都是七弦。我试着拨动了其中一根琴弦，发出了类似吉他的音色。
在日本只有“菅公遗爱之琴”等古代的物品尚存在博物馆里，但已无人演奏，可在中国，今天仍然有人会演奏。场内大家都在闹哄哄地交谈着，不知不觉间弹奏已经结束了。据说这是一种曲高和寡的乐器，听的人非常少。实在是遗憾。
到了七点，酒席开始。七八人一桌，但人数多到桌子不够坐。此时张织云小姐姗姗来迟，还来了一位长相出挑的女相面师菱清女士，走道上到处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大家都入席之后，又开始了一轮节目表演。因新年而从北京过来的艺人张少崖氏，合着三味线演唱了一首像是俗曲的歌。三味线的音色很好（我原以为在中国应该是叫蛇皮线，结果发现大家都称其为“三味线”）。他们不像日本似的使用拨片来弹奏，而是在指头戴上弹琴时使用的指套来弹奏。其音色回声很强，音域很广，让人想起弹奏地呗的三味线。
调子也不是之前那种高亢的歌调，而是低沉的、涩哑的、朴素的，与日本艺人那老成而古雅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听不懂歌词，其中的韵味还是可以体会到的。唱完一段，一口气喝了杯茶，中间插入了一段类似落语家开场白的笑话。
这个也是虽听不懂，但那讨喜的嘴型和眼神与日本的曲艺场表演的表情相同，对于许久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艺人的我来说，这种感觉甚是亲切。说亲切可能对这位张先生有些失礼，他的相貌与泉镜花氏十分相似，镜花先生酒兴陶然地对人微笑时，便会露出这种天真无邪、招人喜爱的眼神。当在座的观众一齐哄堂大笑时，张先生的舌头转得越来越顺畅，眼神也越来越风趣，闪烁着炯炯的光芒。这样一来就更像泉先生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脸长得相似的话，声音也会像，张先生正是如此。正如我想起泉先生那样，现在我也时常想起张先生。
张先生唱完之后，响彻全场的掌声和喝彩声经久不息。接下来是金小香小姐表演的太鼓。
此鼓类似日本雏伎敲打的太鼓，但是比那更平。太鼓的鼓架不是木制的，而是铁制的，当然是站着敲打，像西方的乐谱架般，很高。鼓棒有两根，如鞭子般呈细长形。敲打的方法也很简单，不像日本那样将两根鼓棒交互扬起，而是用鼓棒的前端轻轻地击打，其实，比起太鼓，演唱才是主要的。因此，太鼓的声音被演唱声盖住，几乎听不见，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技巧。金小姐一边演唱，一边用像鞭子般的鼓棒摆出各种姿势。感觉这鼓棒并不是用来击鼓的，更像是用来摆样子的。唱的应该是《水浒传》或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感觉不如张先生唱得有趣。总觉得像是女义太夫在说唱。
田汉君突然站起来，说了一段祝酒词，提议大家为张先生干杯，接着祝金小香小姐健康。然后又说了很长一段话，我几乎听不懂，只听到时不时有“谷崎先生”，我才渐渐明白，这是在说欢迎辞。正是这时候开始，大家都有些醉了，中国的干杯方式是，一口气喝完一杯后，像魔术师验证手法似的，一齐将杯口朝下，证明“我喝干净了”。而且不会像日本那样互相斟酒。
总之，我做了好几次杯口朝下的动作，证明“我喝光了”，就这样喝了好几杯。我原本以为绍兴酒无论喝多少也没什么，后来发现我大错特错。来到中国，喝了正宗的绍兴酒才发现，这也如滩产清酒一般很辣，与日本的上等好酒一样容易醉。
“来，日本人也来露一手，不能总是中国人表演。”
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这时对面一角开始了彻今宵调的合唱。这是今天同样受邀前来的塚本君、菅原君一群人在唱，令我惊讶的是，很多中国人也在大声唱着彻今宵调。接下来欧阳予倩君用温柔的女声演唱了一段他本职戏剧里的一段。在座的客人们都静下来仔细聆听。“彻今宵调是学生的歌，唱首纯粹的日本民谣吧。”他们再次起哄让日本人表演节目，于是塚本君唱了一首民谣。正如《新闻报》上所登：“塚本助太郎君等再次唱起了纯粹的日本民谣，其声呜呜然，诚吾人闻所未闻也。……”
“诸君，接下来由谷崎氏为我们表演精彩的节目。”
这时，郭沫若氏突然站上椅子，拍着手说道。我一时惊慌失措，忙把郭君从椅子上拉了下来。郭君又站了上去，我又把他拉了下来。这时，响起了震彻全场的喝彩声。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要是没有节目那就讲几句吧”，田汉君给我出主意。我请郭君为我翻译，鼓足勇气站了起来。
“非常遗憾，我不会唱歌。那我就来讲几句吧。今天，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我从未想过，能为我这个邻邦的作家召开如此盛大的欢迎会，非常感谢。不仅如此，今晚的聚会来的都是纯朴的青年诸君，不拘泥于虚礼，氛围也很自由。我在青年时代，也曾数次与新进作家们一起举办这样的聚会，看到今晚的盛况，让我不禁回想起往事，感慨无限。虽是这样说，但也未老到那个程度（此时，还未等翻译，全场已经响起了笑声）。恐怕在日本文坛，谁也不会想到，我今日在当地能受到如此的欢迎。
“我回国之后，一定要将此作为此番旅行中最重要的见闻讲给日本同仁们听，他们一定会非常惊讶。在此，我本想不仅作为我个人，而是代表日本文坛，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可是，日本文坛也是派别众多，我若是稀里糊涂地代表了整个文坛，可能会遭到殴打，所以在此，我还是作为我个人向大家表示谢意。”（笑声，掌声，大喝彩声）
我已经坐下来了，可郭君还站着继续说着，于是我问旁边的人他在说些什么，原来他说的是：“我的翻译水平还不到家，在座的有懂日语的中国人，也有懂中文的日本人。还请大家多多包涵。”说完之后，全场又响起来拍手叫好声。
不久，大家开始自由离席四处走动。隔壁房间里，刚才那个长相标致的女相面师正在给人看相。郭君吆喝了一声，大家便蜂拥而至一个接一个地请她看手相。任矜苹君搭着我的肩膀，说他拍了一部新电影叫《新人的家庭》，请我明天去看。到此为止的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之后发生了什么便记不清了。我被大家举着抛向空中，然后我又跟着大家一起把别人抛向空中。我被个子很高的唐震球君用力抱住，围着桌子转圈跳舞。据说我还用英语、德语跟别人说了许多荒唐话，这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只模糊地记得，我被人抛向空中时，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脚，觉得很痛。我喝得烂醉如泥，被郭君、菅原君、塚本君等扶着坐上了车。车开得很快，我有点不舒服，想吐。途中在一个地方下了车，据说是三菱公司的宿舍，我搭在别人的肩膀上，总算是上了楼。房间里烤着暖炉，我又开始想吐。于是我去了阳台，月光下，我看到庭院里有一个网球场。站着的时候感到全身无力，头晕眼花。然后我又被扶上了车，这次只有郭君一个人陪着我了，他把我送到了旅馆。一进自己的房间，马上就真的吐出来了。郭君将毛巾用水冷却，放在我的额头上……
第二天早上从床上醒来，仍然感到眩晕。我去浴室脱掉了衣服，看到我的小腿擦破了皮，膝盖也肿成了紫色。裤腿下面，腿部凝血，全成了黑色。恐怕我这十年都没醉成这样过。这真是一场消寒会。
（四）致田汉君的信
田汉君：
我的《上海交游记》也写得长篇累牍。回想起来才发现，我去贵地旅游归来，已经过了半年了。我回国之后，从你的来信中得知，除了你还在上海之外，郭沫若君被聘为广东大学的教授，离开了上海；欧阳君去了北京，最近又回到了上海。另外，你与唐震球、唐越石等诸君一起开办了电影公司“南国电影剧社”，贵国的文坛发生了很多事，大家都非常活跃，我在遥远的日本了解着这一切。虽然你说筹不到钱很头疼，但在日本，像诸位这样的新进作家做电影、办公司这件事本身就是破天荒之事，连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没有，即便有，最后也办不出什么名堂来。说句失礼的话，我原本以为你这次创业有点悬，可在你四五天前的来信中，你说你兼任着电影和学校两方面的事情，非常忙碌，现在也筹到了钱，事业正在稳步推进中，真为你感到高兴（对了，听说前几日，唐越石君带着你公司的电影来日本了，很遗憾，我没能见到他）。听说贵国有很年轻的陆军军官和全权大使，所以青年文人办公司，可能也不是那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无论如何，请你好好干。我没有出资的能力，就在这海的另一边为你加油，默默祈祷你成功。
说到欧阳予倩君，旧历除夕之夜，你带我去欧阳君的家里，与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跨年夜，我至今难以忘怀。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在欧阳府上，根据贵国的习惯，来的都是家里的至亲。以一家之长欧阳君为首，欧阳君的母亲、妻子、弟弟、妹妹、其弟弟妹妹的伴侣小唐和小刘，还有可爱的孩子们。——这些人穿着靓丽的衣裳，守岁迎接新年的到来，大家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类似日本杂煮的鸭子汤。而作为与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且是外国人的我，无论你们怎么邀请我，真就若无其事前往，实在是不懂礼貌。欧阳君暂且不论，其母亲、妻子、妹妹们，在这一家团队的欢聚时刻，突然跑进来一个外人，想必她们一定觉得很困扰吧。可是，你留学日本的时候，应该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吧。远渡重洋，踏上未知的外国的土地，意外地加入一个欢乐的家庭，受到他们热情的招待，这时内心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欣喜。不仅如此，除夕之夜全家人彻夜守岁的习惯。——在日本已几近消失的这令人怀念的习俗，在贵国仍然保留着，在上海这样的受西洋风潮影响很深的城市，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为我种下了许多回忆的种子。我在很小的时候，也像这样，除夕之夜一夜不合眼，翘首期待着新年的到来，那场景我至今不能忘怀。那时的我，正好是在欧阳君家里见到的，那个可爱的孩子那么大的时候。那些孩子们穿着漂亮的新衣裳，围绕在祖母、父亲、叔父们的麻将桌旁，或从后面窥探，或在家中奔跑，噼里啪啦地放着爆竹，隔壁的房间里法国产的玩具电影放映机放着电影，真是有趣至极。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日本过去的除夕远不如这般热闹。孩童时代的我，虽也满心期待着早点穿上新衣裳，但大人们不会给我彻夜穿上和服，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玩具电影放映机，与中国不同，已经分家的叔父、姑姑们不会带着我的堂兄弟、表兄弟来家里齐聚一堂，所以最多也就是和家里的佣人们烤着年糕，下着双陆棋。与我小时候相比，那天晚上的孩子们要幸福得多。
另外，那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烧纸钱，当然这在日本是没有的。这使我想到了盂兰盆节的迎魂火，这同样令人怀念，这迎魂火的习惯，在现在的日本也渐渐消失了。七夕的乞巧节等，现在中国还有吗？这些传统的庆祝活动，在日本这边已经很难见到了，如果去贵国好好调查一番的话，能找到许多用于写历史小说的素材吧。在前面写中国菜的章节里，我也提到了在上海的简易饭馆里，能吃到我小时候常吃的家常菜，比那更让我回忆起儿童时代的，就是除夕之夜了。不远万里去到中国，却让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东京日本桥的家里的父母的面孔，想起那有些昏暗的土房子，这是怎样的缘分啊。虽没有日本桥家中的神龛和壁龛，但是欧阳先生的家里，桌上也放着点心，点着一对红蜡烛，也是在祭拜神灵。墙上挂着挂轴，上面写着庆贺的句子。黄铜火炉里的炭火摇曳不定。初更时吃了一顿年夜饭，到了深夜又吃了一顿。整晚茶、点心和水果都不断。听说这些都是从欧阳先生的故乡——湖南省带过来的特产，即便不是带过来的，也都是湖南风味的食品，日本也是如此，农村人在城市里过年时，也都是备着自己家乡特色的杂煮来庆祝。那一晚，家里最年长的人比平时更加尊贵，如果我会中文的话，我一定向欧阳先生的母亲说几句祝福的话。“我即便回了日本，因双亲都已不在，故在日本无法度过如此快乐的除夕之夜了。可能会给您造成困扰，还是请允许我这个从千里之外来的游子喊您一声‘母亲’。”——这是我想对那位“母亲”说的话。母亲穿着黑缎毛里的外套。我想，这要是我在日本桥的母亲的话，一定是穿着黑色绉纱的和服。欧阳君的母亲比我记忆中日本桥的母亲远要年长，可她那拿着麻将牌的手，皮肤粗糙、关节突起的手指，头上戴着的小发髻。——这一切，与养育了这么多的子孙的“母亲”形象是多么相符啊。
之后我听你说，那位母亲字写得很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很精巧，我深感遗憾。那晚我们集体创作的纪念作品，后来拍了张照向《女性》五月刊投稿，你也看到了。要是知道母亲书法很好的话，一定让她写一个扇面。还有欧阳先生的夫人。——那位娴静、年轻美丽的女诗人，实在是太过谦虚，最后也没能请她写字。如果可能的话，我现在还想请你拜托她二位挥毫泼墨，寄送给我。那纪念作品的照片，现在正在裱糊匠那里装裱，因眼下正值梅雨季，过了半个月还未装裱完成。我时常会想起唐琳君的那首五言诗，并独自吟诵。“寂寞空庭树，犹发旧时花。一夜东风起，吹落委黄沙，落花安足惜，枝叶已参差。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这首诗与当晚的情景十分相符，而且其基调，让我感觉十分亲切。
对了，那晚在年夜饭的席上，沉湎于怀旧之情的不止我一个，你也是其一呢。那之后，你曾来我住的旅馆，反复向我诉说你亡妻的往事。在湖南乡下，你也有一位年迈的母亲，还有亡妻留下来的孩子，也在那由你母亲抚养。你送给我的亡妻的照片，以及随照片附上的随感，我也将其做成照片发表了吧。我想把你的文章改成带假名的日语，不过有几个简体字我不认识，于是我翻译的时候把这些内容跳过去了。如有错误，还请你见谅。
民国乙丑年除夕，与谷崎先生谈亡妻易漱瑜女士生平，不觉万感交并。时余妻殁后方一周年，余滞居海上，是夜在老友欧阳予倩氏家中吃年夜饭，见其家人相聚融融□□状，谷崎先生大起怀乡之情。余尤感非常寂寞，盖忧郁之故也。袋中偶携有漱瑜之照片，因此赠予谷崎先生，以作纪念，并表深厚之同情□□。
因这样的情况，当时的你完全是孑然一身，再加上你的学校正在放寒假，对我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既无恋人也无家庭的你，每天都来找我。带我去转了许多地方，为我做向导。要是没有你的话，就不会有消寒会，就更别提能与这么多贵国的诸君交游了。相反，我却带你这样一个纯真的青年去了“新六三”“新月”、舞厅等无聊的地方，真是对不住。在“新六三”注意到袜子上破洞的你，再也不要去“Cafe du Palais”“Alcazar”那种地方了。当然，你也不会去了……
除你之外，跟我第二要好的唐震球君现在怎么样了？请代我向唐君和他夫人问好。正月初，跟你一同去陈抱一君那儿要来的两只广东的狗，都平安地带回了日本，可其中一只被偷走了，剩下的那只黑色的母狗，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请将此事转告陈君夫妇。我在这相隔万里的邻国想象着，陈君那位于江湾的宅邸，到了春天一定很美吧。
最后，我对你的《获虎之夜》没来得及登在《改造》的中国刊上，深表惋惜。我看了你《午饭之前》的底稿，对你的日语表达之好感到震惊，但内容还稍显稚嫩。《获虎之夜》我虽看不懂中文，但看了同文书院学生的表演，我想这是个好作品。今后，你既是实业家，又是教授、创作家，实在是非常繁忙，即便我有机会再去上海，恐怕也没法像上次那样麻烦你为我做向导了。我衷心祝愿你的奋斗取得成功，以这封信作为《交游记》的结尾。田汉君，再见！
大正丙寅（1926年）六月三十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