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去上海，最开心的，就是与上海青年艺术家们的交往。详细的情况连载在杂志《女性》的五月刊和六月刊上，各位读者可去读一读。
总之，九十多个中国青年聚集在一起，为我举行了一场从下午三点持续到夜里十二点的盛大宴会，可见他们对我有多么热情。
那天，他们还为我拍了电影，我与欧阳予倩君一起，在镜头前拍摄特写。
席上许多人表演了节目，要是我不做点什么实在不好收场，于是趁着醉意发表了一场即席演讲。
我在里面加入了一些诙谐的玩笑话，席间有三四成能听得懂日语的人，还没等郭沫若君的翻译，便笑了起来。还有人互相将人抬起来抛向空中。
我本对自己喝绍兴酒是有自信的，喝个一升左右都不在话下，可那天晚上实在是太高兴了，喝得酩酊大醉，等我走出会场的时候，已经脚步踉跄了。
郭君不放心我，便陪着我坐车，一直送我回旅馆。我扶着郭君的肩膀，才勉强走上了楼梯，一进屋我便吐了出来。醉成这样，十多年来我还不曾有过。
当然，在这里写下这些，并不是为了表达我个人的欢喜。而是为了告诉诸位，他们对日本文坛有多么了解。
当时正值武者小路君和菊池君在中国最负盛名之时。我也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好时候，所以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
一天，《神州日报》的余洵君来拜访我。
见了面之后，他问我：“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您在日本的稿费以多少字为单位结算，大概是多少呢？”我回答，以每四百字为单位，稿费最低到最高是多少。
他又问了更细的问题：“我看日本的小说，对话都是单独成行的，那样也算一页吗？”我回答：“是的。”
他说：“你现在手上有稿子吗？能拿一张给我看看吗？”我说现在手上没有稿子。“那您应该有稿纸吧，请您给我写一张吧。随便写点什么，短的随笔或是以前的小说都行。不用整张纸都写满，最好是有对话，写成零散分开的内容就行。”
余君向我提了这个有意思的要求。我按照他说的写给他了，他将这张稿纸的照片登在了他的报纸上。并配文：“日本的小说家仅凭此一页纸就可以拿到多少多少稿费。然而在中国，即便将一张纸都写满，最多也只能拿到七八元大洋（相当于日本的十元左右）。我们民国的文坛还很落后。”
《菊池宽剧选》的译者、同时也是创作家的田汉君，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现代文学通。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新六三”喝酒，我说了句“下烟袋”，在座的长崎出身的艺伎和日本诸君都不明白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说，是“下野”的意思吗？
田汉君不仅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还记得我曾在旧作The Affair of Two Waches里用过该词。连作者本人都已经忘记的事，他却记得，我真是对其非常钦佩。
在消寒会上，我认识了一流的导演任矜苹。他说最近制作了一部新电影《新人的家庭》，请我去看。
于是，第二天我便来到了位于法国租界内的帝国剧院。
来之前我曾听说中国电影比起日本电影还很稚嫩，可是就抛弃本国的优点而一味地模仿西方，低级、恶俗等方面而言，日本的电影对中国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今的日本并没有嘲笑中国的资格。
特别是有段时间在浅草特别流行的连锁剧，现在已经渐渐演变成“连环剧”了，我曾看过几场，唯有这个比中国强。
至少，《新人的家庭》，无论是表演、剪辑，还是导演的技术，都不比日本差。差的只是运镜和光线的使用。我问他通常会制作几部副本，答曰七部。
我问他：“中国有独特的风俗传说，为何不用其作为题材拍成电影呢？”任矜苹君苦笑着说：“我也赞成您的想法，可是拍电影是商业行为，没办法。”
不过，女演员即便是扮演时髦的角色也不穿洋装，穿的都是中式服装，非常美丽。并且，女演员们无论内涵如何，表面上都装作很有见识的样子，喜欢跳舞，与赞助商或年轻英俊的男演员出入卡尔顿咖啡厅，这一点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在这里的日本女人也有很厉害的，比在日本国内见过的要厉害得多。
一次，与M君一起前往租界尽头的咖啡馆，一个看起来像是葡萄牙人的舞女，我们没有叫她，她却毫无顾忌地来到我们身边。
仔细一看，她是日本人，大约二十一岁，脸圆圆的，看着像个小姑娘。“喂，你是谷崎先生吧？你可不要隐瞒哟，我在日本的时候见过你。你什么时候回日本呀？回去的时候带上我一起吧。”她边跳舞边频频说服我。
她拉着M君和我出去了，说要带我把上海的咖啡馆都看一遍，我们坐着汽车开始在深夜的上海街头转悠。
在车上，她开始评论我的《痴人之爱》，拿朋友中的谁谁谁与娜奥密作比较，说：“那个人可没有娜奥密那样的霸气。”
然后我们去了各处的咖啡馆，她叫来许多俄罗斯舞女，围在桌旁，“砰砰”地开着香槟，到了结账的时候，她抢过我的钱包，随意地从中拿出钱币。
她好像一直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说：“我们再去找一家有意思的地方吧。”M君和我都有些吃不消，终于，到了凌晨四点多，我们将酩酊大醉的她送回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旅馆。她说：“肚子饿了。”便在那里吃起了炒面，大口喝着老酒。
到最后，竟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最后连袜子都脱掉了。听说她是个酒鬼，有一次喝得烂醉如泥，从滨海路掉到河里，差点淹死了。我和M君将神志不清的她放在床上，终于逃了出来，此时已是五点多了。
之后，因为害怕她，所以暂时避开她一阵子。有一次，我忘了这事，又去了那家咖啡馆，她又催促我：“你带我回日本吧。”我也只好“嗯，嗯”地敷衍应着。
又过了十天，一天清晨，我在旅馆刚洗完澡准备换衣服时，她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推门而入了。
我对她说：“你等一下，等我穿好衣服。”她说着：“没事，我不介意。”便径直走进来，坐在了暖炉旁。她说昨晚她去了法租界德国人的住处，五六个人睡在一起，她刚从那儿出来。
她穿着皱巴巴的晚礼服，上面套着件外套，鞋子和袜子上满是泥。“我现在要去吃早饭，你如果吃的话就一起来吧。”我对她说。“早饭我就不吃了，给我点酒喝吧。”她一边说着，自己叫来了服务员，让他拿烟和酒来。之后的对话很有意思。
“谷崎先生，你会带我回去的，对吧。”
“真是对不起，带你这样的美人回去，会出事的。”
“你骗人，之前我们明明说好的。你不是说了‘嗯，嗯’吗？”
“我虽然说了‘嗯’，但那不是答应的意思。你回日本到底想干吗？”
“在这里待着可不行啊。……会不断堕落下去的。我回了日本，想进日活。
“说真的，你帮我跟日活说说吧。我如果真的进去了的话，今后我一定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你就当是拯救了一个女子吧，你就不担心我吗？我以前也不这样的。现在又是喝酒，又是抽烟，还抽鸦片。……怎么，谷崎先生，你为什么不愿意带我回去呢？觉得麻烦？”
“是有点麻烦。”
“我还以为你是对女人很热情的人呢，没想到你这么冷淡。”
我没有接她的话，佯装没听见，开始吃早饭，她突然抱住我，还硬要将嘴唇往我脸上凑。她的嘴里一股臭气袭来，恐怕她早上脸都没洗就过来了，之后又喝了酒，嘴里的气味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冷酷地将她的嘴推回去了。接下来她开始口若悬河地说起了上海腔英语，伺机凑过来亲了我一下。
正在这时，田汉君进来了，“去帮我叫辆车吧。”于是她便出去了，倒是个爽快的女人。
原来田君来了有一阵了，他在屋外听到里面动静很大，本想着就这么回去了，在走廊里徘徊了良久。
上海这地方，一方面十分时髦、非常发达，另一方面，却让人感觉比东京要落后得多。
上海市内虽有二三十家舞厅，但要论舞技，东京的“帝国饭店”“花月圆”、以前的“大饭店”里的常客（有日本人有西方人）要好得多。
音乐据说以前还不错，现在也是比不上日本。舞台上的表演，也没有能超过日本的曲艺场的。
电影以美国的二流作品为主，基本没有欧洲的。经三井银行的土屋君介绍，我在东方第一，不，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酒店“Majestic Hall”住了两三晚，一天的住宿费最低是二十五元大洋，最高是七十五元，酒店里的设施可谓是奢华至极。里面最好的酒是波尔多地区产的1922年的拉菲，可长崎的日本大饭店里就有1911年的勃艮第酒，从这点上看，上海就有点寒酸了。菜也算不上好吃。
另外，中国人的风俗受了西方的坏影响，与我八年前来时已经大不一样。我本想着，如果有喜欢的地方，可在上海购置一套房产，可是失望而归。要想了解西方还得到西方去，要想了解中国就得到北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