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
15．财产及财富的私有
一种最终消灭一切财产的理论竟然从理论上建立私有财产作为其出发点，乍一看，一定非常奇怪。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摩登时代有关财产（这些财产的权利被明确断言不属公共领域和国家）的尖锐争论的话，那么，上述观点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前的任何政治理论从未提出建立一个消灭一切财产的社会，由于20世纪前的任何一个政府也从未表现过想要没收其国民的私有财产的倾向，因此，不可能因需要保护财产权以防政府可能的侵犯而产生一种新的理论。问题在于，与当前的产权理论都是防卫性的不同，经济学家一点都不是防卫性的。相巨，他们对整个政府领域抱有公开的敌意，这一领域最好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人性的反映"，最差则被认为是一种寄生于健康的社会生活中的"寄生虫"。囤摩登时代全力防卫的不是财产本身，而是毫无顾忌地对更多财产的追求或将财产据为己有；与所有容忍公有世界"死水一潭"的永恒性的组织不同，摩登时代以生命的名义、以社会生活的名义而战斗。
毫无疑问，正如生命的自然生理过程在人体中一样，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劳动与生命更有关的活动了。洛克既不赞同传统劳动理论对劳动的解释，那些理论认为劳动是贫困必然的结果，而不是消灭贫困的手段；也不赞同对财产起源的传统解释，这一解释认为财产是通过夺取、征服或公有世界最初的分裂产生的。的事实上，他真正关心的是占用，他想寻找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占用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私有性同时又必须是无可争议的。
可以肯定的是，包括生殖力在内的生命过程的生理功能是最具私有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少数几个"社会化的人"尊重和推行严格的私有的例子也恰恰与生命过程本身实施的这种"活动"有关。当然，劳动由于它是一种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功能，可以说是最不具私有性的，是一种我们感到无需加以隐藏的活动。然而，在使赞成私人占有的观点（与赞成私人财产的观点相反）可行方面，劳动非常接近生命过程。洛克发现人所拥有的最私下的东西或说私人财产，就是"人本身"，即他的身体。"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是一回事，因为无论是身体还是双手都是用来"占有""上帝……给予大众的东西"的"工具"。身体、双手、嘴巴这些工具都是自然的占有者，因为它们不属于整个人类，而只是给每个人作私人之用。
正如马克思必须引入一种自然的力量，即身体的"劳动力"来说明劳动者的生产力和一种财富的增长过程一样，洛克（尽管不那么明显）为了使稳定的、世俗的边界（它将每人"从公有领域中'，私下拥有的一份世界"圈了起来"。开放，囫不得不将财产看作是一种占有的天然起源。马克思与洛克相同的地方在于他希望财富不断积聚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自动地追随自身的规律，不受随心所欲的决定或目的的影响。如果有任何人类活动打算牵涉在这种积聚过程中的话，那么这种人类活动只能是一种身体的"活动"，其天然功能不受任何制约，即便想这么做的话。制约这些"活动"就是摧毁自然。就整个摩登时代而言，无论它坚决要求实施财产私有制，还是认为财产私有制妨碍了财产的增长，制约和控制了财富的增长过程，都无异于试图破坏整个社会生活。
摩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兴起（在那里，劳动--这个人类活动中最私有的活动--已带有公共性，并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公共领域）使作为一种私有空间的财产权的存在能否经受住财富增长这一无情的过程变得令人可疑。然而，这一点千真万确--与"公共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的个人东西的私有性，因将财产转变成占有或因"对公共领域的封闭"的解释（这一解释把它看作是身体活动的一个结果、一种"产品"）而得到了最好的保障。在这方面，人类的身体的确成了所有财产的"精髓"，因为身体是唯--一种不能与别人分享的东西，即使想分享也不行。事实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身体范围所涉及的一切（它的快乐和痛苦、劳动与消费）更缺少公共性和感染性，因而能更有效地抵挡公共领域的招摇和醒目了。同理，没有什么能比全神贯注于人体生命（迫使人受奴役和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更激烈的方式将人逐出这一世界了。任何希望不管以何种理由，都使人类的存在纯属"私有"，与世界无涉，并使人类只知自身存在的人，必须将他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经验上。由于奴隶劳动的无情的苦役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与动物化劳动者的天然繁殖力不同，（当他们再生产他们生命时，他们的力气并未用尽，时间并未消耗完），因此，构成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式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式的脱离世界的"自然"经历不是劳动，或奴役，而是痛苦。从与世隔绝和个人自身体验中获得的快乐就是一种著名的"无痛苦"，这是一种形形色色的感觉论都必须首肯的定义。认为"只有身体的感觉才是真实"的享乐主义是一种最激进的彻底私人性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毫无瓜葛，真正体现了伊壁鸠鲁所说的"隐居与世无涉"的境界。
通常来说，"无痛苦"只是一种体验世界的身体上的感觉。只有当我们不怒不躁，或在怒躁之后恢复平静，我们身体的感觉才会正常接受外界事物。而无痛苦一般只能在痛苦和不痛苦之间短暂的一刹那间被感觉到，与感觉论者的快乐概念相应的感觉是从痛苦而不是从无痛苦中释放出来的。这种感觉之强烈是毫无疑问的。只有痛苦的感觉才能与之匹敌。一些哲学出于各种理由，希望将人类从这一世界中"解放"出来，这些哲学所需的智力上的努力一直是一种想像，这一想像经历的只是无痛苦以及将这一无痛苦转变成一种从中释放的情感。
在任何情况下，痛苦以及相伴的从痛苦中解脱的感觉是一种远离这个世界以致于感受不到尘世俗物的感觉。被剑刺痛，或被一根羽毛搔得痒痒的感觉，并不能感受到剑或羽毛的性质，甚至不能感受到剑或羽毛的存在。只有这种对人类体验这个世界的感觉能力的不可遏止的怀疑（这一怀疑产生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才能解释人类这一奇怪或荒唐的选择--把一些现象，如显然会阻碍人体感官正常体验的痛、痒，作为所有感官体验的例子，才能从中产生主观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如果我们只有身体感官的感觉，那么我们不仅不会去怀疑外部世界的现实性，我们甚至根本形成不了世界这一概念。
唯-一种与尘世的经历，或确切地说，与在痛苦中发生的世界的迷失完全相应的活动是劳动，因为在劳动时，人类的身体尽管要动作，但它还是关注于自身的存活，受制于大自然规定的新陈代谢生理需要，无法超越或摆脱自身功能运转这个永不停止的循环过程。上文中提到过与生命过程密切相关的痛苦的双重性，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这种双重的痛苦是同时强加给人类的那一种自身再生产过程与神的再生产过程中包含的痛苦经历。如果财产真的起源于人类这种生活和繁衍的痛苦，那么财产的私有将像拥有躯体和经历痛苦这种不相称的私有一样，不应是这世上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以私人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私有绝不是洛克讲的"财产私有"，因为洛克的观点主要反映了前现代社会传统的观点。无论财产的起源是什么，对洛克而言，财产依旧是"公共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地"，即一块能隐藏私有东西并防止公共领域对其侵害的领地。这样，它保持着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即便当财富和占有的增长威胁到公共领域的生存时也如此。财富由于其自身的世俗保障性，它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与劳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同样的道理，劳动过程的特点--生命过程的需要使之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也可以通过财产的获得来加以证实。在一个有别于劳动者、工薪劳动社会的财产所有者世界中，人们关注及忧虑的中心是由财产所有者组成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充裕性，也不是纯粹的生命需要。
如果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财产，而是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的过程，那么整个情况都会为之一变。这种过程将会变得跟人类生命过程一样永恒，而这一永恒受到了这一令人烦恼的事实的挑战和干扰--单个的人不会永生，因而也不会永恒。只有当这种财富积累的过程的主体是整个人类社会，而非哪一个具体的个体，这种过程才会毫无障碍和飞速进行，不受个体预期寿命以及个人所有财产的限制。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个人行动，不再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而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命过程中去，一种"社会化的人"的集体生命过程才会按照自身的"必需"卿生命再繁衍和物质日益丰盈双重意义上的自动的繁殖过程）正常进行。
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与19世纪进化与发展理论（个体生命过程从有机体生命的最低形式向最高级动物形式--人类的出现进化）的不谋而合令人瞩目。恩格斯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他称马克思为"历史学上的达尔文"。所有这些理论在各种科学（如经济学、历史学、生物学、地理学）中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过程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以前人们对它还一无所知。由于自然科学对过程的发现与哲学反思中的发现不谋而合，因而在人类身体内部的生理过程最终应该成为新概念的模式，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在反思的体验中，我们除了知道自己身体中的新陈代谢过程之外，对其他的过程一无所知，唯一能解释这种新陈代谢过程并与之相应的活动便是劳动。因此，摩登时代的劳动哲学中，劳动生产力与繁殖力的等同本来应该被建立在同一等同基础上的各种生命哲学所取代，这或许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园早先的劳动理论与后来的生命哲学的不同，主要在于生命哲学看不到一种对维持生命过程必需的活动。而这种忽视似乎与历史的事实发展相一致--历史的发展使人们的劳动比以前更加无效，也使劳动与生命过程的自发运动更相近。如果在世纪之初，即尼采和柏格森的年代，生命而不是劳动被视作"一切价值的创造者"的话，那么物力论对这一生命过程的极度赞扬就会把人类在出于生理需要进行的活动（劳动、繁衍后代）中体现出来的最低限度的主动性也排除在外了。
然而，繁衍力的急剧增长和过程的社会化（即这一过程的主体不再是单个个体，而是整个人类社会或人类的集合体）都无法取消来自身体过程（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展示自己）经历或来自劳动活动经历的私有的、严格的，甚至是残忍的特点。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实际花在劳动上的时间的缩短，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公共世界；而受到剥夺的动物化劳动者因被剥夺了可以用来藏身以免受到公共领域侵犯的私人领域，因此再也不具有私有性了。马克思（尽管以一种无法证实的欢欣）正确地预言了公共领域在社会生产力巨大地不受任何阻力地发展的条件下的"消亡"，此外，当他预见到"社会化"的人将从劳动中解脱出来，把时间花在纯属私人的、本质上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消遣"这种出世的活动时，他同样是对的，即与他的作为动物化劳动者的人的概念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