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出版之后，我紧接着进入了一生中最捉摸不定、最沉闷阴暗的时期，直到我与保罗·洛朗一块儿出发去非洲，才得以摆脱。一个分心、不安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的阴影之临近，能使后来的一切变得明朗，如果我为写《手册》一书而一直处于的紧张状态，能为这种分心找到某种解释和理由，那么我情愿并拢双脚跳过这个时期。如果我既已无法肯定我心里会产生相反的要求，那么对这样一本书的夸张渲染，什么样的反应不会引起呢？我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不安，似乎因为描写了也就消除了。在一段时期之内，我的思想不会再纠缠无聊的小事，而仅仅受最世俗、最荒唐的虚荣心引导。
我不知道爱玛妞对我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她让我知道的事情，就是她拒绝我随后提出的求婚。我宣称我并不认为她的拒绝是最终的，我可以等待，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不过，有一段时间我不再给她写信，就是写她也不回信。这种沉默令我心里空落落的，感到不知所措。但在这期间，友谊填补了爱情让出的时间和位置。
我几乎每天仍去看望彼埃尔·路易。那时他与他的兄弟住在维洛兹街尽头一座矮房子的三层；那座房子位于街道拐角处，俯瞰着小小的富兰克林广场。站在他工作室的窗口，可以望见特罗卡德罗广场，甚至广场那边。但我们很少想到去望外边，而是专心致志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计划和幻想。彼埃尔·路易在阳松修哲学课那一年期间，与同班的三个同学结下了友情，其中两个即德鲁安和齐约很快成了我们的密友（与第三位法兰·诺安我只有一些愉快的、但不经常的接触）。
各种友谊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在这本回忆录里我却没有任何欲望谈一谈，关于这一点我力图加以解释。简单讲，可能是担心不由自主扯得太远。通过我的朋友们，我感受到了尼采这句俏皮话所包含的真理：“任何艺术家可以利用的不光是他自己的智慧，还有他的朋友们的智慧。”我的朋友们能更加深入了解思想的某个特殊领域，而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所以他们经常代替探索者的角色。我出于好感有时陪他们一些时间，那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考虑，使自己免得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在这个特殊领域，我承认没有一位朋友不高我一筹，不过他们的智慧也许更加局限。我知道对于别人理解最深刻的东西，我比他们之中单个的每个人理解都更肤浅，这样我觉得我就同时理解了他们所有人；在我所处的十字路口，我的目光环视四周，得以透过他们，洞察他们的言论所揭示的各种观点。
如果我不庆幸自己成了这些朋友中每个人最好的朋友，那么我说的这些话就太没意思了。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当成中心，认为世界是排列在自己周围。认为还有更亲密的知己，在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向别人敞开心扉，像我要求别人向我敞开心扉一样彻底。些许的保留在我看来都是可耻的，大逆不道的。几年后我继承了母亲的遗产，齐约的工业企业濒临破产，请我帮助解救，我没有丝毫犹豫，没有进行权衡，就向他提供了他要求提供的一切，而且认为自己所做的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他要求再多我也会提供，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真的帮助了他。以致如今我都弄不明白，当时我也许并没把自己的行为特别放在心上，甚至是否我所珍视的是朋友而并非友谊？我信奉的这一套带有狂热的特色，彼埃尔·路易一清二楚，以此嘲笑我。一天下午，他躲在圣絮彼斯一家店铺里，开心地观察了我一个钟头，而我冒着雨，在井边即正好在他这个爱胡闹的家伙约定的地方踱来踱去，其实我已预感到他是不会来的。总之，我对朋友们的欣赏甚于自我欣赏，想象不出还有更好的朋友。我对自己充满诗意的命运所抱的这种信念，使我对一切都抱欢迎态度，看到一切都迎着我而来，相信一切都是天意经过精心选择，指派来帮助我，得到我，使我变得完美。就是在最严重的逆境中，我也多少保持着这种性情，本能地寻求能让自己开心，或者能让自己学到知识的事情。我对命定的友谊如此看重，不屑于考虑也许另外某种变故或办法对我更可取。我不仅喜欢既有的东西，而且认为它是最好的。
然而在对已逝去的岁月进行反思的同时，现在我估量一位博物学家的友谊究竟对我有多少好处。假如那时我遇到一位这样的博物学家，而我对博物学的兴趣那样强烈，肯定会抛弃文学，迫不及待地去追随他……或者追随一位音乐家：路易不久就把我领进了马拉美周围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每个人都自炫热爱音乐，可是我觉得，马拉美本人以及与他过往的所有人，从音乐里探索的还是文学。他们都把瓦格纳(1)奉为神明，对他进行阐释和评论。路易经常在我欣赏时发出这样那样的叫声和感叹，使我对“表现”音乐产生反感。这样我就特别热烈地转向我所称的“纯”音乐，即不企图表现任何意义的音乐，反对瓦格纳的复调音乐，而更喜欢（现在仍喜欢）乐队四重奏、交响乐奏鸣曲。可是我已经过分专注于音乐，讲究自己的音乐风格。我所需要的朋友，也许是能叫我关心他人的某个人，是能让我摆脱自我的某个人，一位小说家。可是那时我只注意心灵，只对诗歌感兴趣。诚然，当我听到路易出于对《人间喜剧》作者的蔑视，把盖兹·德·巴尔扎克(2)称为巴尔扎克老大时，我就生气。然而，当他要我把形式问题置于我所关注的问题的前列时，他是对的，我感激他的这一忠告。
我想，没有彼埃尔·路易，我依然像野蛮人一样离群索居。并非我缺乏与文学界交往并寻求友谊的欲望，而是一种无形的畏惧心理令我却步。总是担心打扰、妨碍按天性我最想接触的那些人，这种心理至今还常常使我动弹不得。彼埃尔是一流运动员，更大胆，肯定也更灵活，具有已经成熟的才华，把他的头一本诗集奉献给了我们愿意仰慕的长辈。在他的催促下，我决定把我的书送给埃尔迪亚(3)。
“我对他谈到你，他等你去呢。”彼埃尔一再对我说。
埃尔迪亚还没有把他的十四行诗汇编成集，其中有一些已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另一些被米尔·勒梅特引用，大部分还没发表，却被小心翼翼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显得格外光辉夺目。我头一回按响巴尔扎克街他家的门铃时，心怦怦直跳。
埃尔迪亚与我那时想象中的诗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是首先让我感到惊愕的。他没有沉默不语的时候，没有任何神秘感，他那像喇叭一样但有点结巴的嗓音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的变化。这是一个矮子，体态相当匀称，略显得胖墩墩，但腿和腰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鞋后跟噔噔响，蓄一部方形胡子，头发像刷子似的，阅读时戴副单片眼镜，从镜片上方，或者更经常是从镜片侧面，投射出特别混浊、无神、丝毫不显得狡黠的目光。思想是无所阻拦的，他头脑里闪过什么念头，就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所以他与人交谈显得放肆而又特别风趣。他几乎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外部世界和艺术，我的意思是说，令人困惑不堪的是，他一直处在思辨的状态，对他人的了解仅限于行为。但他读书很多，只是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所以对什么都不感到需要。这多半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诗人，更确切地讲是一位工匠。起初我感到非常失望，后来终于寻思，我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否因为我对艺术和诗歌所抱的观念是错误的；单纯职业上的完美，是否并不像我直到那时所想象的那样难能可贵。他总是张开双臂欢迎别人，他的欢迎是那样热烈，使你立刻觉察不到他的头脑的开放程度比双臂还差一点。但他酷爱文学，即使内容上不理解的东西，我想字面上他还是能够理解的，因此我不记得他在什么事情上说过蠢话。
埃尔迪亚每逢星期六接待客人，从下午四点钟开始，他的吸烟室里就挤满了人，有外交官、记者、诗人。如果彼埃尔·路易不在场，我在那里会拘束得要死。这一天也是他家的女士们接待客人的日子，有时一位献殷勤者从吸烟室过到客厅里，或者从客厅过到吸烟室里，门半敞开一会儿，就会听到一阵清脆的叽叽喳喳的交谈声和笑声。我怕被埃尔迪亚夫人或她的三个女儿之一中的一个看见。她那三个女儿，自从我被介绍给她们之后，我觉得稍许经常一点去向她们表示敬意，倒是适宜的。由于担心被她们看见，我不得不待在吸烟室的另一头，隐藏在香烟和雪茄的烟雾之中，就像隐藏在奥林匹斯山的云雾之中一样。
亨利·德·雷尼埃、费迪南·埃洛德、彼埃尔·齐亚尔、贝尔纳·拉扎尔、安德·封泰纳、彼埃尔·路易、罗贝尔·德·博尼埃尔、安德烈·德·盖纳，一个星期都不会缺席。每逢星期二晚上，我又能在马拉美家见到前六个人。在这些人之中，路易和我是最年轻的。
在马拉美家相聚的更清一色是诗人，有时也有几位画家（我想起的有高更和惠斯勒(4)）。我在别的地方描写过罗马街那个既是客厅又是餐厅的小房间。我们的时代已变得太嘈杂，如今不容易想象得出这个地方那种清静和几乎宗教般的氛围了。马拉美的谈话肯定有所准备，与他精心写出的《杂谈》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的谈话那样巧妙，绝少带说教口吻，仿佛每个新主张都是他即时想出来的，但他并不特别肯定，似乎几乎是以提问的方式向你提出来，竖起食指，神态像是说：“诸位不是也可以说……或许……”他的每句话末尾几乎总是带“不是吗”三个字。可能正是通过这三个字，他最能左右某些人的思想。
常常会有某种趣闻打断“漫谈”，就是说他苦心孤诣要使自己的谈话显得风雅脱俗，常常无懈可击地说出一句妙趣横生的话。这使得他的艺术随意地脱离了生活。
有些晚上，围坐在小桌子旁的人不太多，马拉美夫人久久不愿离去，手里捧着刺绣，身旁坐着她女儿。但浓浓的烟很快就使她们逃跑了。我们围坐的小圆桌中央有一大罐烟草，每个人都到里面撮了卷纸烟。马拉美本人不停地抽烟，不过更喜欢用一个小陶瓷烟斗抽。将近十一点钟，热娜维耶芙·马拉美又进来了，送来掺热糖水的烈酒。这个简朴的家庭里没有用人，每次门铃响，总是大师自己去开门。
对于向这两位带夫人献殷勤并成了我的伙伴的这些人，我要描述其中几个。那时我们似乎或多或少都自觉地服从于某种模糊的口号，而没有一个人听从自己的思想。运动显示出与现实主义对抗的态势，并且也激烈地反对巴纳斯派(5)。我坚信叔本华的主张（我不明白某些人居然更喜欢黑格尔而不喜欢他），认为一切非绝对的东西、生活整个多棱镜般的多样性都是“偶然性”（这正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词）。我的每个伙伴也差不多一样。错误不在于从“现实主义”所展示的错综复杂的混乱中，引出一般性的美和真实，而是按既定的决心背离现实。我因讲究美食而获救……现在再来谈谈我的伙伴们吧。
在他们所有人之中，亨利·德·雷尼埃无疑最引人注目。他的外貌已经显示出这一点。他风度翩翩，真诚可爱，时时感到自己出类拔萃，但注意掩饰，不流露出来。他个子太高又瘦，显得笨手笨脚，但那副笨样子都挺讨人喜欢。头一眼看上去，他的长相给人强烈印象的，是高高的前额、长长的下巴和长长的脸，还有一双修长漂亮的手。他经常抬起手，捻那下垂的高卢式长胡子。一副单片眼镜使整个人物臻于完美。勒孔特·德·李勒曾经戴过诗社里风行的单片眼镜，这些先生之中好几位也戴。在埃尔迪亚和马拉美家，雷尼埃出于谦恭，差不多总是沉默不语。他机灵而又活泼，在谈话时（我指的是马拉美的谈话）只是谨慎地搭腔，使谈话变得更加活跃。但与人促膝交谈时，他的谈吐则变得优雅。我总是不出半个月就会收到他的一张便条：“如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明天晚上就过来吧。”我不能肯定如今去参加这样的晚会，我是否也会感到那样愉快，但那时我没有更多的企求。记得我们两个都话不多。那时我还不抽烟。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懒洋洋的，但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也许不如马拉美的声音悦耳，却更加响亮，不压低一些就显得刺耳，但用以表达他那些极异想天开、极令人困惑的想法，就显得带某种艺术性了。我说他的想法，而没有敢说他的思想，因为人们对思想很不信任。我不知道面对人和事有什么调侃的乐趣。时间过得飞快，午夜十二点钟敲响时，我还不想离去。
读者想必可以理解吧，这些描写是我把散落各处的资料汇集起来的，有的已超过十来个春秋。因此，那是不久以后……记得是一个晚上，我觉得雷尼埃显得忧心忡忡，他摘掉单片眼镜，目光显得茫然。
“你怎么啦，朋友？”我终于问道。
“咳！”他整个上半身晃了晃，用严肃而又滑稽的口气答道，“我就要度过三十岁大关啦。”
他顿时在我眼里显得很老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弗朗西斯·维耶雷-格里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人们常常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混淆他们俩写的诗。读者长期认为，只有格律诗才看得出差别，所有自由诗都是一样的。每当音乐、绘画、诗歌方面一种新技巧被普遍接受时，情形也是这样。然而这两个人分歧极大。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如我与彼埃尔·路易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阴差阳错的基础之上。格里芬是最为襟怀坦白、正派老实、干脆爽快的人，不过我绝不是想说雷尼埃相反是个居心叵测、诡计多端、城府很深的人。当然不是这样！学识渊博的素养陶冶着他最敏感、最淳朴、最高尚的感情，使之变得优雅、光彩、温和，终于使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显得愕然，对任何激情都是事先控制住了并下决心体验的。有些人力图达到这种境界（这种人我认识一些），认为这是最高境界。在我看来，这种境界他们往往达到得太容易了点儿，太快了点儿，总是使自己受到损害。换句话说，我觉得，这种理想境界只适合于那些枉费心机力图达到的人。格里芬肯定不是会怎么力图达到的人。他是用俏皮话幽默地表现自己，尽管他非常真挚地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美好的法兰西语言。他的言行之中，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愣头愣脑、桀骜不驯，粗暴地让人感觉到他的“新世界”。他像勃艮第人一样，声音略显沉浊（我发现他那位风度翩翩的同乡斯图亚尔·梅利尔也一样），使他说的每句话都有一种奇特的味道；如果他不过分地喜爱反论，他的表达方式就再真诚不过了。他有着非常好斗的性格，为人慷慨，嫉恶如仇，骨子里有点像清教徒。对他经常接触的文学界往往矫揉造作的极端放荡不羁，他难以将就。他经常与亚历山大体的诗干仗，与孟戴斯(6)干仗，与习俗干仗，与时代干仗。他每讲述完一件事，总要说下面这样一句话，同时开怀大笑（他甚至生气时也寻开心）：
“可是纪德，我们究竟该说啥？”
他一张脸圆圆的，挺开朗，前额仿佛一直延伸到后颈，不过他从一鬓将一大绺头发撩到另一鬓，盖住过早谢了的头顶。他虽然言谈举止放肆，但还是注重礼仪的。他脸色挺红润，眼睛是勿忘我草那种颜色（有些跟他很熟的人，对我说他的眼睛是灰黄色的，但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仍是勿忘我草色）。他那被窄小的礼服紧裹的身躯显得很强壮，裤子总显得过窄，过分粗短的胳膊尽头一双手宽度超过长度。据说，一天晚餐后，他打赌双脚并拢从餐桌上跳过去，结果果然跳了过去而且什么也没摔碎。这是传说。实际上只要有人请他跳，他就会从客厅里所有桌子上跳过去。作为一位诗人，这已经足以令人吃惊了。
他是第一个就《手册》那本书给我写信的人。这一点我不会忘怀，而且想对他表示感谢。我很想与他深谈，可是他的谈吐那样不合常情，使我非常拘谨，不敢苟同他的说话方式，便只好装傻，不一会儿便只由他一个人说了。他呢是这样一个人，只要说得来劲，根本不需要听对方说什么。我常常带着很明确的想法去找他谈，总是直到告辞出来都插不上三句话。
思想的另一个小毛病有点妨碍我与他交往，这就是总处于警醒状态但并不总是很清醒的敏感。他时时担心人家不会想到他，弄得我也时时担心自己会显得没有想到他。他这种担心往往促使他最终干出某种大蠢事，弄得自己也挺尴尬，直到他最可贵的品质真诚占了上风，一阵开怀大笑，才把一切一扫而光。于是你看到面对你的，只有他明澈的目光。一个事例胜过所有议论（我说过在这里我超越了十多年的往事）。
我接替了莱昂·布劳姆在《白色杂志》文学批评栏的职位，专门负责散文作品；和我共事的居斯塔夫·康负责诗歌。附带提一句，居斯塔夫·康在某些人之中以“自由诗的发明者”著称。那时这是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激怒了不止一个人，其中就有格里芬。他声称，在必要的时候，自由诗完全可以不要康，它是独自产生的，或者它另外有一个父亲……格里芬出版了《维兰德带翅膀的传说》，像他出版的其他书一样，给我寄了一本。我不能对这本书进行评价不免感到遗憾，我在对他表示感谢的信中，并无恶意地写了这句不合时宜的亚历山大体诗：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么不能猎取！
格里芬大概火冒三丈。反正三天后我收到这封令我惊慌失措的回信：
亲爱的纪德：
四十八小时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来信。
我决定给你复信，请你解释这句奇怪的话是何含义，是何意义：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么不能猎取！”恭后复音以为你效劳为荣的
仆人
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日
我们俩都非常真诚，彼此都怀着强烈的好感，因此误会不可能不很快消除。
格里芬的暴躁虽然也显示出他慷慨大度的性格，却使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性质和后果都相当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贬低雷尼埃一本题为《双重情妇》的书。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点愚蠢地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而后立即又真诚地后悔。格里芬认为，雷尼埃写这本书是走错了路。不久前出版的《白三叶》那本书，披露了他的天性的某个方面，那是更纯真、更淳朴、与格里芬很相近的一面。格里芬完全不是只懂得啃书本，他所带来的更好的东西我也讲不清楚，也许除了这个领域的钥匙，还有某种尚显得不自然的自发性，某种清新的空气，而这，应当承认，当时我们的文学正是迫切需要的。在他看来，宽恕《双重情妇》就是开倒车。他认为这本佳作空话连篇，充斥着编造的道德败坏。他竭力让我相信，我如果能让雷尼埃幡然悔悟（这似乎是可能的！），直言不讳地揭露他的错误，无论对法国文学还是对雷尼埃本人，都会大有助益。请读者听清楚，我绝不是企图推卸或缩小我所写的那篇严厉甚至不公正的文章的责任。我只是难得地找到这个机会，表示悔恨，因为我没有按照自己本来的兴趣行事，而是听从了逆反和对抗的需要（这倒也是符合我的天性的），没有老老实实凭自己的爱好行事。不消说，雷尼埃依然我行我素，令读者非常高兴。我那篇文章唯一的效果，就是给我们之间一直非常好的关系，带来一片新气象。不过，即使没有那篇文章，不久我们也会因新的原因而闹得不和，我们的兴趣差异太大。
去马拉美家、埃尔迪亚家、博尼埃尔家、尤迪斯·戈迪埃家、勒孔特·德·李勒家去得最勤的人之一，无疑是埃洛德。我呢，最后两个人家里根本没去过，博尼埃尔家去得很少。我所说的只是传闻。不过我充分了解的，是我到处都遇到费迪南·埃洛德。他就是有新的约会，也不会离开你。令我赞叹的是，他居然还剩下时间写作和读书。事实上他写得很多，什么书都读过。凡是那时我们所热衷的问题，他都能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料。例如被称为“双角铁砧”的十四行诗或乐队使用萨克斯问题，他能谈论着这些问题陪你走几公里路。在马拉美家一次聚会或者一个节目不管什么时候结束出来，他都会陪你走，而且是步行。我母亲就因为这一点很喜欢他，因为她知道我一个人过了半夜还在街上走很担心，指望埃洛德会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他靠一部大胡子，尽量使自己那张温厚的娃娃脸显示出阳刚之气。他是最好的同伴，最忠实的朋友。每回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你面前，甚至更经常。简直可以说他是专为等待别人而存在的。费迪南·埃洛德自从发表了一篇关于或者毋宁说反对尊重的文章，就将头往后多仰了几厘米，而将胡子往前多翘了几厘米。这篇文章论证，与所罗门所说的相反，《智慧书》起始之处，刚刚是上帝的担心终止之处。每种尊重，对父母，对习俗，对权威以及其他——我说每种尊重，都包含着一种盲目，人只有摆脱盲目，才有可能迈向光明。齐亚尔、拉扎尔、埃洛德和其他几个人的反军国主义，甚至到了厌恶军服的程度。他们认为军服令人联想到仆人的号衣，会伤害个人的尊严。我不想谈论他们的国际主义而开罪他们，因为回过头来揣度他们这方面的观点，可能对他们毕竟是一种侮辱。实际上这些观点我也有，我想我肯定是赞同他们的。甚至我无法想象，智慧和所受教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人，会持别的观点。大家想必可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服兵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灾难，如果可以逃避又不构成叛逆，就应该设法逃避。
埃洛德有时由他的表兄伴随身旁。那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比利时人，名叫封泰纳，也许是最好的一个人，非常温柔多情，而且从他的沉默寡言判断我想并不笨。他似乎发现，绝不说蠢话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开口说话。
关于罗贝尔·德·博尼埃尔男爵我能说什么呢？他年轻的妻子以美貌著称，在他到处受到的欢迎中并非毫无作用的。我也相信他搞过新闻工作。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小说，题为《小马日蒙》，我没有读，但埃尔迪亚沙龙里那些常客从中看出法兰西传统的种种优点，都挺高兴。这时他又完成了一本八音部诗歌体的小小的童话集子，乐于朗诵给别人听。他相当善良，但我觉得（我说的是其人）性格易怒，当他在埃尔迪亚家朗诵完他最新写出的一篇故事时，我差点引起一场风暴。记得故事所写的是一位骄傲的美人儿掉了或扔掉了一只手套，献殷勤而遭到拒绝的骑士赶忙跑过去，尽管有危险（我不记得是什么危险），还是把手套捡了起来（席勒的作品中不是已有这类东西吗？）。而后，当终于被征服的美人儿俯下身子时，骑士却倨傲地说：
Passe aussi son chemin，ma chère.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平时我像封泰纳一样沉默寡言的，这时不知怎么竟斗胆问道：
“你不担心这‘sse aussi son’吗？”(7)
大家面面相觑。救了我的是一开始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而后当每个人都情不自禁狂笑起来时，博尼埃尔又能怎样呢？我想这之后他修改了最后这行诗。
博尼埃尔以很有头脑著称。这种声誉使他非常自信，不管对什么事情，他的看法都是不可动摇的，一味地固执己见。天哪！他那不容置辩的口气真让我气恼，当我听见他断言：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应该可以用一句格言加以概括。越是容易概括，作品流传下去的机会就越大。凡是概括不了的东西都是陈腐的。”
在他诚恳的一再邀请下，有一天我下决心去他家时，他问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格言，我何以对？他抓住我上衣的一粒纽扣，像他所习惯的那样，脸几乎贴近我的脸。我吓坏了。起初是往后退，现出莫名其妙的样子，而他紧紧抓住我不放：
“总之，”他接着说，“你愿不愿意事先把将来的作品概括为一句话，一个句子？这句话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吗？”
“当然！”我不耐烦地大声说。
“好啊，一句什么话？好！说出来。一切全在这句话。”
最可笑的是，我这句格言我知道，只是出于害羞，犹豫着不愿告诉这个滑稽的家伙，仿佛这是我一生纯粹的秘密。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我真的气得直发抖，用失真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表演。”
他惊愕地看着我，终于松开了我的纽扣。
“好啊，成啦！孩子。”他嚷道（他比我大得多），“表演吧。”
我对这句“格言”如果不稍做解释，我的确就显得太蠢了。尤其当时它专横地支配着我的思想，简直成了新的主宰。直到这时我据以生活的道德观，近来让位给了我还没弄得太明白的某种更绚丽多彩的人生观。我开始觉得，义务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上帝本人很可能对这种千篇一律也感到厌恶；造化就反对千篇一律，但基督教的理想却似乎力求千篇一律而压抑天性。我现在只接受具体的道德，这种道德有时会提出相互对立的绝对必要的要求。我深信每个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个选民，都要在世间扮演某种角色，确切地讲就是他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让自己服从于某种共同准则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叛逆，不错，是叛逆，我将之视为反对圣灵的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个人丧失了自己确切的、不可代替的意义，丧失了他那不可复得的“味道”。我在我当时所记的那本日记的题词中，写了不知从哪儿拈来的这句拉丁话：
人类特有的使命，就是完全承诺始终给予可能的智力以充分的动力。
的确，我被开始呈现于我眼前的生活的多姿多彩陶醉了，也被自己的变化陶醉了……不过我决意在这一章只谈他人。现在再回头来谈吧。
贝尔纳·拉扎尔真名为拉扎尔·贝尔纳，是出生于尼姆的犹太人，个子倒不算矮小，但看起来又粗又短，其不讨人喜欢难以言喻，一张脸只看见腮帮子，整个上半身只看见肚子，两条腿只看见大腿；透过单片眼镜，他对人对事都投以尖酸刻薄的目光，仿佛他对所有人和事都不欣赏，都极端蔑视。他心里充满最高贵的情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对同时代人的粗俗野蛮和荒淫无耻感到义愤填膺。可是，他似乎又需要粗俗野蛮，只是通过强烈的反衬才意识到自我，义愤填膺一旦减弱，就只剩下反光了。他正在写《传说的殷鉴》。
拉扎尔和格里芬将他们好斗的性格结合在《政治和文学对话》之中。这本封面为深红色的小刊物，说真的编写得倒是挺不错的。我那篇《论纳喀索斯》发表在上面，令我欣喜异常。我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地缺乏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在许多情形下是胆大的基础，亦即是对自己在别人思想上的信誉的直觉。我所追求的总是低于我应得的份额，不仅什么也不懂得索取，而且对人家给予一点点东西感到荣幸，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喜。到了知天命之年，这无疑是个弱点，可是我才刚刚开始弃旧图新。
贝尔纳·拉扎尔令我感到担心。我本能地感到，他身上存在着可能误入歧途而又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因素。这种感觉大概不止我一个人有吧。它不致使齐亚尔和埃洛德与拉扎尔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都持同类的意见，免不了要走到一起去，但至少使雷尼埃、路易和我与他保持距离。
“你注意到雷尼埃善于掌握分寸吗？”路易对我说，“那天他差点儿情不自禁把拉扎尔完全当作伙伴了。可是正要去拍拉扎尔的膝盖时，他控制住了。你没看见他的手停在空中？”
德雷福斯事件(8)发生时，拉扎尔准备投入战斗，担当了众所周知的重要角色。我们顿时明白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路线。而直到此时，在文学上他只是在候见室里等待接见，正如其他许多人终生所做的一样。
阿尔贝·莫凯尔我还没有提到过，他领导着一个小小的但重要的法语比利时语刊物《拉瓦洛尼》。在一个流派之中（我们的确形成了一个流派），由于相互切磋琢磨，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有所克制，变得高雅，因此我们之中很难有一个人会犯判断错误，要么至少这个错误会是整个流派犯的。除了这种集体的审美观，莫凯尔还有着非常精辟的艺术见解，甚至精到纤毫必究。与他这种精细的思想比较起来，你的思想就未免显得鲁钝粗俗了(9)。他的谈吐之精妙十分罕见，而且充满精细的暗示，你非得踮起脚趾尖跑才能跟得上。交谈因为过分诚实，一丝不苟，所以通常是一种令人晕头转向的说明，谈到一刻钟，你就忍受不住了。他此时正在写他那本《略显天真的弹词(10)》。
以上这些人我每周要在埃尔迪亚家、马拉美家或别的地方会见好几次。除了他们之外，我经常交往的人之中，还有一个可怜的小伙子，我不敢明确地称为朋友，但对他充满一种特殊的情谊。这个小伙子就是安德烈·瓦克纳埃，一位博学的文人的孙子。多亏这位文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出色的《拉封丹传》。小伙子体弱多病，禀赋聪颖，当然了解他无法获得的东西之可贵，但造化只给了他一副悦耳的嗓子，即仅够他抱怨所必需的东西。他在巴黎文献学校毕业后，即在马扎利纳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他与我的德马勒斯特舅妈有相当近的亲戚关系。在舅妈的安排下，我在一次晚宴上遇见了他。那时我还没写完《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即还差一点才满二十岁。安德烈·瓦克纳埃大我几个月。他的殷勤和对我的关注立刻博得了我的喜欢。为了不欠情，我想象在他身上发现了与我模模糊糊计划写的一本书的主人公，有非常相似之处。那本书的题目拟为《情感教育》。不错，已经有一本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但我这本书更切近题旨。当然，瓦克纳埃很兴奋，爱上了我打算描绘他的这本书。我问他是否愿意来给我摆姿势，就像给画家摆姿势一样。我们约定了日期。这样三年间，凡是我在巴黎的时候，每周三下午两点到五点钟，安德烈·瓦克纳埃都来我家里给我当模特儿，除非我去他家。有时我们把时间延长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不知疲倦地、滔滔不绝地闲聊。普鲁斯特著作的文本最能使我想起我们山南海北的闲扯。我们无聊地议论一切，大钻世事的牛角尖。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想，因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精辟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不经过吹毛求疵是不可能得到的。我说了可怜的小伙子身体很不好，他脆弱的体质不患哮喘，就会全身生满湿疹。看见他那样形容憔悴或听见他喘息不止、哼哼唧唧，真叫人可怜。他也因为写作的欲望而悲叹，可是他什么也做不来，只有在思想上可怕地折磨自己。我听他倾诉自己所遭受的挫折和自己微弱的希望，显然没法安慰他，只不过表现出有兴趣听他诉说自己的痛苦，而让他感到有理由生活在这世界上。
他让我认识了一个比他自己还可怜的人。这个人的名字我不会说的，就叫他X吧。他那身体非常单薄，只能在各家沙龙里展示他那身剪裁得无可挑剔的衣服。你与他一起去上流社会，会惊异没有看到他，连衣带人整个儿给挂到衣帽架上。在家家沙龙里，他那部琥珀色柔软光滑的长胡子后面，发出幽灵般的、非常悦耳的声音，柔声柔气地说一些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平凡琐事。他每天饮茶的时候才外出活动，奔走于上流社会，在那里充当小广播、传声筒、和事佬、旁听者。他不断把我带到瓦克纳埃也经常出入的这样一些地方。幸好，我身上没有任何特点，会使我在上流社会非常引人注目。我误入歧途地迈进一些沙龙，在那里显得像只夜鸟。不错，我所穿的剪裁相当好的礼服、我长长的头发、竖得高高的衣领、欠身的姿势，都引人注目，但我一说话就令人失望。我的头脑很迟钝，至少是根本不会推销自己，所以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每当要开玩笑时，无论是在波雷夫人家、拜涅尔夫人家（这位夫人一点也不蠢），抑或在J子爵夫人家（——啊，X先生，她大声说，给我们朗诵苏利·普吕多姆的《摔碎的花盆》吧。她经常说错别人的称谓和姓名，例如谈到她对英国大画家约翰·伯恩斯的仰慕时，可能说成伯恩·约翰斯。）总之每当要开玩笑时，我总是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在乌卢索夫王妃府上，大家兴致更高，至少都挺开心，谈话无拘无束，最疯狂的人受到最热情的接待。王妃有着丰满的美，一身东方式的打扮，态度和蔼可亲，说话滔滔不绝，看上去对一切都感到开心，能立即使每个人都不感到拘束。交谈疯疯癫癫，有时显得荒诞不经，人们不免怀疑，某些非常粗鲁的话，女主人是否真的听不明白而上当。不过，她总是保持着一种天真、真诚的态度，使人家不好意思一味地冷嘲热讽。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当穿号衣的仆人端上美味佳肴时，大家突然听见她用次女低音冲他喊道：
“你那个肿块怎么样啦，卡西米尔？”
不知什么鬼促使我，有时我单独与她待在一块，会突然揭开她的钢琴，开始弹奏舒曼E调《新事曲》。这时我无法弹出应该弹的节奏。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对动作的批评非常准确，和颜悦色地排出几个错误，显示出她对这首曲子完全熟悉和理解。而后她说：
“你觉得我这架钢琴好，就来这里练吧。你会使我感到愉快，又不会打扰任何人。”
那时王妃刚认识我，这个建议令我感到窘迫，而不是让我感到适意。因此我没有接受。我作为例子提及这件事，是为了说明王妃不假思索的可爱的处事方式。但大家经常悄悄议论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所以我在她身边待的时间长点儿，就担心她的异想天开会变成真正的精神错乱。
有天晚上我带王尔德(11)去她家，出席亨利·德·雷尼埃在什么地方描述过的那次晚宴。席间，王妃突然大叫一声，宣称她刚才看到这个爱尔兰人的脸四周有一个光环。
也是在她家的另一次晚宴上，我认识了雅克-艾弥尔·布朗什——在这一章里我唯一点出姓名的仍在交往的人。但关于他有那么多事情要说……关于梅特林克(12)、马塞尔·施沃布和巴雷斯(13)，我也留到后面去描述。我一脱离童年，就迷失在这片黝黯的热带雨林里。也许我已经使它的氛围，也使我游移不决的憧憬和我对热忱的寻觅，太过沉重了吧。
我将这本回忆录给罗杰·马丁·杜·加尔(14)看，他责备作品总是说得不够，让读者无法感到满足。然而我的意愿一直是什么都说。不过，吐露隐情要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显得做作、勉强了。我追求的主要是自然。我思想上大概希望使整个描述更加清纯，所以写得过分简洁。描述不能不有所选择，最棘手的是，乱糟糟同时发生的情况，却要写得似乎是相继发生的。我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相互争吵，相互辩论。回忆录永远只能做到半真诚，不管你多么关心真实，因为一切总是比你说出来的更复杂。也许在小说里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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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十九世纪后期德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戏剧家。
(2) 盖兹·德·巴尔扎克（Jean-Louis Guez de Balzac，1597—1654），法国文学家、批评家，法兰西学院元老之一。对法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3) 埃尔迪亚（José-Maria de Herdia，1842—1905），出生于古巴的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4) 惠斯勒（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夜景画、肖像画和版画闻名。
(5)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诗歌流派，又称高蹈派，强调韵律。技艺完美和描写准确。
(6) 孟戴斯（Catulle Mendès，1841—1909），法国作家，其诗歌创作受巴纳斯派美学影响很深。
(7) 前面这行法语诗歌的意思是：“走你的路吧，亲爱的。”但诗句中sse aussi son读起来像绕口令，挺拗口。
(8) 德雷福斯（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引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即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经重审，德雷福斯被平反昭雪。
(9) 马拉美谈到一位非常高雅的夫人时说：“我对她说‘你好’时，总感到是在对她说‘他妈的’。”
(10) 弹词是中世纪一种半诗半散文体作品。
(11) 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十九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
(12)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3) 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以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倾向给同时代人很大影响。
(14) 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一九三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蒂博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