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月份，在蒙彼利埃夏尔·纪德夫妇家短暂逗留之后，我才登船出发。我的意图是在我还不熟悉的阿尔及尔定居下来。一想到那里已经是春天我就兴奋不已。可是天空阴沉沉的，下着雨，冷飕飕的风，从阿特拉斯山顶或沙漠深处，怒号着刮来了失望。我遭到朱庇特的背叛。我的情绪低落至极，不管这座城市里怎样好玩，阿尔及尔并非我想象的样子。令我气恼的是，到别的地方都找不到住房，只能住在欧洲人区。如今我更机灵，也更能吃苦耐劳了。那时，习惯了过分的舒适，加上不久前的病还记忆犹新，这使得我怯懦而挑剔。穆斯塔法可能不令我喜欢，它提供的旅店都过于豪华，我想去布里达赫能找到更适合的。于是我读书。记得费希特(1)的《科学论》除了使我集中了思想之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过去《实现幸福生活的方法》和《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命运》两本书里曾令我着迷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根本找不到。不过我也厌恶自我放任，对一切要求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思想的东西向来看好。在一本接一本狼吞虎咽地读完《小杜丽》、《艰难时世》、《老古玩店》和《董贝父子》之后，《巴纳比·鲁奇》(2)则使我得到了休息。
出发之前，我突发奇想，给爱玛妞和母亲写信，劝她们来和我一起走。不消说我的建议没有结果。但令我相当意外的是，母亲并没像我担心的那样不屑一顾地予以回绝。我舅父头年痛苦地拖了几天之后去世了，我和爱玛妞一块儿守护过他。这次丧事使我几个表妹失去了保护，可以指望的只还有几个舅妈，特别是我母亲，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密切了。我知道，自从家里对我的人生道路所选择的方向非常不安以来，让我和爱玛妞结婚的想法不仅不再不被看好，而且被认为可能是驯服我的性情的最佳途径。总之，家里人对我的忠贞不渝还是动了心的。
“不能断定这桩婚事就会幸福，”叔叔夏尔·纪德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封信后来给我看了。“促成这桩婚事，意味着承担很大的责任。不过，如果这桩婚事不成，双方很可能无疑（我是按原信给照抄）会不幸。因此，除了在一桩肯定的坏事和一桩可能的坏事之间作出选择之外，几乎别无办法。”对于我来讲，我确信这桩婚事一定能成。我等待中表现出的耐心，是出于绝对的自信。我对自己决定要娶的女人的爱情使我深信这样一点：即使我不需要她，她也需要我，她特别需要我使她幸福。她难道不是指望我带给她全部幸福吗？她不是告诉过我，她之所以拒绝我，仅仅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抛弃几个妹妹，自己应该比她们后结婚吗？我一直等待着。我的顽强和自信肯定能克服我的道路上，我们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尽管我没把表姐的拒绝看成是最终的拒绝，但她的拒绝还是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我必须坚强起来。然而，我这种可贵的热情，过分仰仗于乌云密布的上天露出微笑，已经渐渐地减退。
我春天旧地重游布里达赫。那明媚芬芳的布里达赫，这回却显得阴沉沉的毫无吸引力。我在全城转来转去想找个住处，硬是找不到合适的。我怀念起比斯克拉，对一切都兴味索然了。我感到非常苦恼，特别因为我正带着这种苦恼，踯躅在我怀着希望想象得十分美好的地方。是冬天使这地方满目凄凉，也使我和这地方一样悲凉。低垂的天空使我的思想感到压抑，风雨熄灭了我心中的全部热情。我想写作，但没有灵感，只感到无以名状的无聊。和这种无聊掺和在一起的，是我对上天和对自己的愤愤不平。我蔑视自己，憎恨自己，直想戕害自己，寻思如何使自己的麻木不仁达到极致。
这样过了三天。
我准备离去，公共马车已经载走我的手提箱和行李。现在我还看见我在旅馆大堂等待账单的情形。我的视线偶然落在一块石板上，那上面写着旅客的姓名，我不自觉地开始看起来。首先是我的姓名，然后是一些陌生的姓名，蓦地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名单上最后两个姓名是奥斯卡·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叙述过：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一块抹布，抹掉我的姓名，然后付了账，步行前往火车站。
我不太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抹掉自己的姓名。在第一次叙述中，我提出的理由是羞怯。说到底，自己也许仅仅是受了孤僻性情的支配。在我经常忍受的抑郁症发作期间，正如当时所经历的这种情形，我会感到羞愧，否定自己，自暴自弃，像条受伤的狗，贴着墙根走路，跑去躲起来。但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王尔德也许已经看见我的姓名，我的做法真乃懦夫所为……总之，我将手提箱、行李重新装上车，回到了旅店。
我在巴黎与王尔德过往甚密，在佛罗伦萨也遇到过他。这一切我已有详细记述。后面发生的情形也将详细记述，但不包括在这里提供的这个细节。(3)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那本卑鄙的书《奥斯卡·王尔德和我》，太过厚颜无耻地歪曲了事实真相，致使我如今对于是不是说真话都有了顾虑。不过，既然命运注定在这一点上我的道路与他的道路相互交叉，我便把在这里作证视为自己的责任。
直到这时，王尔德对我始终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我除了听到一些传闻，实际上毫不了解。但在我们两人都交往的文学界，人们开始说长道短。说实话，人们并没怎么认真看待王尔德。那些开始流露出他的真实本质的东西。似乎又是做作的。人们有点感到气愤，但主要是大家都不把他当回事而公开嘲笑。法国人——我说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感受不到的感情，就难以认为它是真诚的。这一点倒令我赞赏。这期间，彼埃尔·路易于头年夏天去伦敦度过了几天。我一回来就看出他有些激动，尽管他的兴趣在别处。
“根本不像这里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他对我说，“那些年轻人都非常可爱（他所说的是王尔德的朋友们和接近他的人，这批人很快就变得颇令人疑心了）。你想象不到他们的举止多么优雅。啊，是这样，为了给你一个概念：头一天我被引见给他们，刚被介绍给X，他就递给我一支香烟，不过他并不简单地递给我，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而是自己把烟点燃了，抽了头一口才递给我。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其他一切也一样。他们善于使一切笼罩上一层诗意。他们告诉我，几天以前他们举行了一次订婚仪式，他们之中两个人的真正的订婚仪式，双方交换戒指。不，告诉你吧，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尽管这样，不久之后，当王尔德的声誉蒙上阴影时，路易宣称自己希望心中有底，便去了巴登——我想王尔德在那里疗养——借口是要求王尔德作出解释，同时抱着与他断绝关系的欲望，果真是与王尔德断绝了关系才返回来。
他向我介绍过那次会见。
“你以为我有朋友，”王尔德好像对他说，“我只有情人。再见。”
显然，我想他从廉耻进入了令我擦掉石板上自己姓名的那种感情。与王尔德交往已经变得会受连累，当不得不再次面对他时，我并不感到自豪。
王尔德变化极大，不是外貌，而是举止。他似乎决心抛弃谨慎。我想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经常与他做伴，助长了这一点。
道格拉斯我根本不了解，但王尔德立刻开始向我介绍他，异乎寻常地大加赞扬。他叫道格拉斯·博西，弄得我起初都没闹明白他在赞扬谁，尤其他装作只夸他人长得漂亮。
“你去看看他吧，”他一再对我说，“然后告诉我，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更可爱的神。我崇拜他，是的，我真的崇拜他。”
王尔德用造作的外衣掩盖着他最真诚的感情。这使他令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不愿意停止做戏，大概也做不到。不过他演的正是他自己这个人物，角色本身是真诚的，一个魔鬼不停地给他提词。
“你在读什么？”他指着我的书问道。
我知道王尔德不喜欢狄更斯，至少是装作不喜欢。我感到很不服，很高兴地递给他《巴纳比·鲁奇》的译本（当时我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王尔德做出一副怪相，声称“不应该阅读狄更斯”。由于我开心地大谈自己对狄更斯无比景仰——再说这完全是真诚的，我始终保持了这种景仰——他似乎铁了心，开始谈论“神圣波阿斯(4)”，其雄辩显示出在这种强装谴责之下隐藏着许多敬意。但王尔德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艺术家，而不能原谅狄更斯的人道。
当天晚上，厚颜无耻的检察官带领我们在全城闲逛，王尔德不满足于向他表示希望会见一些阿拉伯年轻人，还补充说希望会见一些“像青铜雕像一样美丽”的年轻人，这句话仅仅因为显得热烈而诙谐，而且略带点他很愿意保持的英国或爱尔兰口音，才不令人觉得滑稽可笑。至于阿尔弗雷德勋爵，我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仅仅是在晚餐时我才见到他露面。王尔德和他都吩咐把他们的饭送到房间里吃。王尔德大概邀请过我把我的饭也送到那里和他们一块吃。我大概拒绝了，因为那时一切邀请首先都会使我退避三舍……我记不清了。我要求自己答应不给记忆中的空房间配制家具。不过，晚餐后我同意与他们一块儿外出。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还没走到街上，阿尔弗雷德勋爵就亲切地挽起我的胳膊，说道：
“这些向导都是笨蛋，怎么向他们说明都白搭，他们总是把你带进挤满女人的咖啡馆。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厌恶女人。我只喜欢小伙子。既然你今晚来陪我们，我想还是立刻把这一点告诉你为好……”
这番无耻的话令我愕然，但我尽量不露声色，只跟着他们走。我并不觉得博西像王尔德所认为的那样优秀，不过他那些像宠坏的孩子般的专横举止显得那么优雅，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王尔德不断迁就他，听从他摆布。
向导把我们带进一家咖啡馆，这虽说是一个暧昧的地方，却并没有向我两位伙伴提供他们所寻找的任何东西。我们刚坐下一会儿，就听见厅里面爆发了一阵打骂声，接着进来几个西班牙人和几个阿拉伯人。西班牙人立刻掏出了刀子。大家看到斗殴有扩大的危险，每个人都选择站在哪一边，或者急于把斗殴者分开。我们见到开始流血，认为还是避开为妙。关于这个晚上，除此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讲述，总之这是一个相当沮丧的夜晚。第二天我回到阿尔及尔，王尔德几天后才去找我。
给大人物画像有某种方式，那就是画家似乎处心积虑想抓住模特的某个优点。我倒是力戒溜须拍马的画法。透过王尔德一切明显的缺点，我感觉到的主要是他的伟大。最令人感到恼怒的，也许莫过于他渴望不断表现自己的才智的种种乖戾言行。他常常站在做帷幔的布前大声说：“我要做一件坎肩。”或者站在做坎肩的布前嚷嚷：“我要装饰我的客厅墙壁。”这类话某些人听了之后，根本就忘了去琢磨，在他那奇思妙想的伪装之下，隐藏着什么真理、智慧，更微妙点说，隐藏着什么内心的秘密。然而，我说过，现在王尔德和我在一起，却扔掉了面具。我所看到的终于是他本人了，也许他明白再也没有必要伪装，那些使其他人背弃他的东西，并没有使我背离他。道格拉斯与他一块儿回到了阿尔及尔，但王尔德似乎有点尽量躲开他。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一天黄昏，我去一家酒吧找他。我找到他时，他坐在餐桌边，面前一杯雪利酒。他两肘支在桌面上，桌面上铺满了纸。
“请原谅，”他说，“这是我刚收到的信。”
他又拆开几封信，迅速溜一眼每封信的内容，面露微笑，然后神气活现地咯咯笑道：
“有意思！啊，实在有意思！”说着他抬起眼睛望着我，“我得告诉你，我在伦敦有个朋友替我收所有邮件，凡是令人厌烦的信件，如商业信函、供货账单等，他都留下来，只把要紧的信、情书寄给我……啊！这封是一个年轻人的……你怎么说？……一个老手？是的，一个老手。绝对妙不可言（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的第二个音节，我现在还音犹在耳）。”他哈哈笑着，神气得很，仿佛对自己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他头一回给我写信，所以还不敢写连笔字哩。真遗憾，你不懂英语！不然你会看到这……”
他还在笑，还在调侃，道格拉斯突然进来了，身上裹件皮毛领子大衣，领子里只露出鼻子和两只眼睛。他从我身旁过去，仿佛没认出我，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往王尔德面前一站，用尖啸、蔑视、仇视的声音，一口气抛出好几句话，可惜我一个字也没听懂。说罢，他猛地转过身，出去了。王尔德忍受了这阵狂风暴雨的袭击，一声没哼，但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博西出去后，我们俩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经常对我大吵大闹，”王尔德终于说道，“这个人挺可怕。他不是挺可怕吗？在伦敦，我们在萨沃伊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吃饭，并且在那里租住一小套出色的房间，凭窗可眺望泰晤士河……你知道，萨沃伊是家很豪华的宾馆，出入的尽是伦敦最上流社会的人士。我们挥金如土，大家都对我们愤愤不平，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们恣意寻欢作乐。伦敦厌恶寻欢作乐的人。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呢，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在宾馆的餐厅用餐，那是一个很大的餐厅，我的许多熟人常常来光顾，但更多是认识我而我不认识的人，因为当时正在上演我创作的一出戏，取得了很大成功，各报都刊载了一些有关我的文章和我的照片。我为了和博西一块儿安静地用餐，便在餐厅里端挑选了一张餐桌，距离餐厅大门远远的，但旁边有一道通向宾馆内部的便门。可是，在那里等我的博西看见我从便门进来，立刻对我大吵大闹，啊！吵得挺可怕，挺吓人。‘我不愿意，’他对我说，‘我不能容忍你从这道便门进来。我要求你和我一起从大门进来，我要让餐厅里所有人看见咱俩经过，让每个人都说：这是王尔德和他的小兄弟。’唉！这不是挺可怕吗？”
可是，他的整个讲述，甚至最后这几句话，无不显示出他对道格拉斯的欣赏，显示出难以言状的爱慕的乐趣，那就是任凭道格拉斯主宰。道格拉斯的个性显得比王尔德的个性强烈得多，突出得多。是的，道格拉斯的确更有个性（甚至从这个字眼最坏的意义上讲），某种命定性支配着他，有时几乎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他从不自我抗拒，因此也不容许任何事物、任何人抗拒他。说实话，博西令我非常感兴趣，不过他的确“可怕”，我想王尔德一生中种种倒霉遭遇，其责任都应归咎于他。在他身边，王尔德显得温顺，没有主见，优柔寡断。道格拉斯身上有着作恶的本能，那是促使一个孩子砸碎自己最漂亮的玩具的本能。他对什么都不满足，渴望不断地追求。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多么无耻：一天，我向他询问关于王尔德两个儿子的情况，他强调当时才小小年纪的西里尔（我想是西里尔吧？）人长得漂亮，接着得意地莞尔一笑，悄声说道：“对我来讲吗他……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最最罕见的充满诗意的天赋，从他那唱歌般的声音，从他的动作、目光和面部表情都可以感觉得到，从中也可以感觉到生理学家所称的‘丰富的遗传特性’。”
道格拉斯第二天或第三天去了布里达赫，想办法弄到一个卡瓦基年轻人，打算带往比斯克拉，因为他听到过我对这片绿洲的描述，加之我自己也打算重返那里，这对他产生了诱惑。但是，弄到一个阿拉伯年轻人，并不像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取得其父母的同意，还要去阿拉伯人办公室和警察局签署文件。光这些事就够他在布里达赫忙几天的了。而在此期间，王尔德感到更自由了，可以更亲密地和我倾谈，此前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已经介绍过我们最重要的一次交谈，描述过他过分的自信、粗野的笑声和疯狂的乐趣，也提到过这种夸张的表现有时透露出怎样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安。他的一些朋友坚持说，在这段时间，王尔德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不久就要返回的伦敦等待着他的局面；他们说，直到那场官司发生不可避免的逆转，他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我据以反对这种说法的，根本不是个人的印象，而是王尔德本人的话。我在转述这些话时唯一关注的是要做到忠实。这些话流露出一种隐约的忧虑，一种他说不清为何带有的悲剧色彩，但他几乎既害怕又希望地期待着。
“我尽可能凭自己的感觉走，走得够远的了，”他一再对我说，“我不可能走得更远。现在该发生某种事情了。”
王尔德对彼埃尔·路易抛弃他表现得非常敏感。他对路易一直表现出特殊的情谊。他问我是否又见到过路易，坚持要了解对于他们的关系的破裂，路易是怎样对我说的。我告诉了他，重复了我在前面转述过的那句话。
“他真的对你这样说的吗？”王尔德大声问道，“你肯定没转述错？”我保证转述是准确的，并补充说他的话令我难过。王尔德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你想必注意过，不是吗？最拙劣的谎言，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谎言。不过，路易肯定没想要说谎，也不认为自己在说谎。只不过他根本没有理解那天我对他说的话。我不希望他说谎，但他误解了，严重误解了我的话的含义。你想知道我对他说过什么话吗？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宾馆房间里，他开始对我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对我进行指责，因为我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做任何解释。我对他说，我不承认他有权评价我，但如果他愿意，他所听到人家对我的议论，他统统可以相信，我一概无所谓。于是路易说，既然这样，他就只好离开我了。我黯然神伤地打量着他，因为我很爱路易，正因为如此，仅仅因为如此，他的责备使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感到，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便对他说：‘再见，彼埃尔·路易。我想有一个朋友，但只剩下情人了。’听到这句话路易就走了，而我也不想再见到他。”
同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把他的天才都倾注在生活里，在他的作品里只倾注了才华。我在别的地方记述了这句披露性的话，此后这句话经常被引用。
另一天晚上，道格拉斯刚离开去布里达赫，王尔德马上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一家演奏音乐的摩尔人咖啡馆。我答应去，晚饭后去他的宾馆叫他。咖啡馆离得不远，但王尔德行走困难，我们叫了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蒙庞西埃街康贝塔大道第四大台阶，王尔德请车夫在那里等我们。车夫旁边坐了一位向导，他领我们走进一个迷宫般、马车无法通行的地方，直到那家咖啡馆所在的一条斜坡巷子里，即右手边的第一条，与康贝塔大道大台阶平行的那条巷子。由此可以想象这条巷子坡度有多大。王尔德一边走，一边低声对我讲他关于向导的理论：按照他的理论，重要的是要去最下流无耻的人中间挑选向导，挑到的准是最好的。布里达赫那个向导表现得不如人意，那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很丑陋。今晚我们这个向导样子吓人。
咖啡馆没有任何标志，门与其他所有门一样，半掩着，我们用不着敲。王尔德是这里的常客，我在《阿敏塔斯》中描写过这地方，因为后来我经常去。有几个阿拉伯老头儿蹲在席子上抽大麻。我们在他们身边蹲下来时，他们也没有动窝儿。起初我不明白这家咖啡馆有什么吸引王尔德的东西，但不一会儿，我就注意到，黑暗中柴灰已满的炉灶旁边，一个还相当年轻的卡瓦基人正在为我们泡两杯薄荷茶；王尔德喜欢薄荷茶甚于咖啡。这个地方特别令人昏昏欲睡的气氛，使我开始有点迷迷糊糊，这时半掩的门口出现了一位翩翩少年。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抬起胳膊肘支住门框，在黑暗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他仿佛在犹豫是否进来，我呢已经担心他扭头走掉，但看见王尔德示意，他微微一笑，过来在我们对面的一条矮凳上坐下。我们按阿拉伯方式，蹲在一个铺席子的平台上，那矮凳比我们这平台还略低一点。少年从突尼斯坎肩里掏出一支芦笛，开始优美地吹奏起来。过后不久王尔德告诉我，他叫穆罕默德，就是博西的那一位，他开始之所以犹豫是否进来，是因为他没有看见道格拉斯勋爵在这里。他两只大眼睛因为抽大麻而目光无神，他的皮肤呈黄褐色。我欣赏他放在笛子上修长的手指，他那还没长成的细长的身体，以及他那两条纤细的光腿，从宽大的白短裤里伸出来，一条屈起架在另一条的膝头。那个卡瓦基青年过来坐在他身旁，与他一块儿吹奏一首达布卡舞曲。笛子吹奏的舞曲像一泓清澈的水，在万籁俱寂中流淌，听得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忘记了自己是何人，忘记了人世间一切忧烦。我们这样听着，一动不动，仿佛听了天长地久，但我愿意听更长时间，如果不是王尔德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打破了这神奇的魔力。
“来。”他对我说。
我们出了咖啡馆，跟着丑陋的向导，在巷子里走了几步。我想这个晚上的活动结束了，但拐了头一个弯，王尔德停住了，将他的大手放在我肩上，俯身（他比我高得多）低声问我：
“亲爱的，你想要那个吹笛子的小伙子吗？”
啊！这巷子里真黑！我以为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需要努力鼓起勇气才回答了一声“好”嗓子都像给勒住了。
王尔德立即转向跟着我们的向导，对他耳语几句什么话，我一点也没听见。向导离我们而去，我们则走到停放马车的地方。
我们在车上刚落座，王尔德就笑起来，笑得很响。那不是高兴的笑，而是得意的笑，是没完没了、情不自禁、肆无忌惮的笑，而且他越看见我不知所措，就越笑得厉害。我应该说明的是，王尔德在我面前暴露了他的生活，相反对于我的生活他还根本不了解。我小心在意，不让他从我的言行之中揣想出任何情况。他刚才向我提出的建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使他如此开心的，是这个建议这么快被接受了。他开心得像个孩子，像个魔鬼。放荡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引诱别人放荡。自从我在苏斯那次艳遇之后，对魔鬼而言，大概就再也谈不上取得对我的重大胜利了。但这一点王尔德压根儿不知道，也不知道我注定要失败，或者毋宁说（既然头昂得那么高，谈论失败合适吗？），他不知道我在想象中和思想上，早就战胜了我的一切顾忌。老实讲，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仅仅是在对他回答“好”时，才猛地意识到。王尔德不时停止笑，表示歉意道：
“请原谅我这样笑，我是控制不住，忍不住。”说罢，又更厉害地笑起来。
我们在剧院广场一家咖啡馆前面停下来时，他还在笑。我们打发走马车。
“还太早。”王尔德对我说。我不敢问他与向导是怎么商定的：吹笛子的小伙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来找我。我甚至怀疑他向我建议的这件事是否会有结果，又担心问他吧，会过分暴露我的欲望之强烈。
我们在那家毫无特色的咖啡馆只停留了一会儿。我想王尔德是否本来是叫人把我们直接送到绿洲宾馆的小酒吧的。我们离开这家咖啡馆就到了那里。在摩尔人咖啡馆人人认得王尔德，所以他宁愿避开那里。他故意安排这个中途停留点，是有点想增加公开与秘密之间的反差。
王尔德让我喝了一杯鸡尾酒，自己喝了好几杯。我们耐心地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我觉得时间过得好慢！王尔德还在笑，但不再是那样捧腹大笑。偶尔我们说两句话，也是东拉西扯。终于我看见他掏出了怀表。
“时间到啦。”他说着站起来。
我们向一个更平民化的小区走去。那小区是在一座大清真寺那边的坡下，清真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要去坡下的港口需经过它前面。港口区即全城最破败的小区，过去也许曾经是全城最漂亮的小区。王尔德领着我进了一座有两道大门的房子。我们还没有迈过门槛，就有两个彪形大汉的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从另一道门进来的，把我吓了一跳。王尔德见我惊恐万状，非常开心。
“啊！亲爱的，正相反，这表明这家宾馆很安全。他们是来保护外国人的，我认识他们，是两个出色的小伙子，很喜欢抽我的香烟。他们心里很明白。”
我们让两个警察在前面领路。他们上了三层，我们在那里停下来。王尔德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带我进到一个两室的小套间。过了一会儿，丑陋的向导来了，后面跟着两位少年，都裹着阿拉伯呢斗篷，遮住脸。向导退了出去。王尔德叫我和小穆罕默德进里面的房间，他则与吹奏达布卡舞曲的小伙子反锁在第一个房间里。
自此之后，每次我寻找欢乐，都追忆这天夜里的情景。苏斯那次艳遇之后，我再次可耻地堕落了。快乐，我偶尔顺便得手一次，那都是偷偷地进行的。然而一天晚上（那是在抵达拉布雷维纳之前不久），在船上与科姆湖一个年轻船员，却是妙不可言：湖面奇幻的轻雾和岸边潮润的芳香融于月光里，我在月光笼罩下，心醉神迷。过后呢，什么也没留下，只是一片可怕的荒漠，充斥着没有应和的呼唤，没有目标的冲动，不安，争斗，令人疲乏不堪的梦，想象的激奋，恼人的颓丧。离开拉洛克前两年的夏天，我觉得自己变疯了，在那里度过的所有时间，都是关在房间里。本来只有工作能把我留在房间里，可是强迫自己工作也白搭（我正在写作《乌有国游记》），我像着了魔，像魔鬼附身，大概希望从毫无节制之中寻求排遣，从另一面登上蓝天，让纠缠我的魔鬼精疲力竭（我承认正是我的魔鬼给我出的主意），结果被搞得精疲力竭的是我自己，我狂躁地消耗着自己，直到彻底衰竭，直到自己面前只剩下痴愚和疯狂。
啊！我脱离的是多么可怕的地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诉说，没有任何人出出主意；我相信一切调和都是不可能，起初死活都不肯退一步，所以只有沉沦……可是，有什么必要重提那些凄惨的日子？难道对它们的回忆能够解释我这天夜里的疯狂？在梅莉姆身边的尝试、“正常化”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行不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正常状态。这里不再有任何压抑、匆忙、暧昧，我所保留的回忆中没有丝毫灰色。我的快乐是巨大的，假如掺和了爱情，我都无法想象它会有多圆满。怎么会有爱情问题呢？我怎么会让爱情支配我的心呢？我的快乐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后悔。可是，把那个美好、野性、热烈、淫荡、神秘的小小肉体搂在自己赤裸的怀里时，那种冲动叫作什么？
穆罕默德离开我之后，我久久地沉迷在激动不已的狂喜状态。在他身边我已经五次达到高潮，但还是一次又一次设法重现那种销魂的快感。回到宾馆的房间，直到清晨，意犹未尽。
我知道，这里叙述的某些细节会引人发笑，其实我很容易略而不提，或者以情理上逼真为准加以修饰。但是，我追求的不是逼真，而是真实；真实，难道不是恰恰在它最不逼真的时候，最值得讲出来吗？你想吧，我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什么？
由于我在这里仅仅是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此外我刚刚读完薄伽丘的《夜莺》，所以我想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大惊小怪，倒是穆罕默德的惊讶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什么地方超过了这种限度？那是在随后发生的事情之中；正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中，开始了对我来讲不可理喻的情形：尽管我已经那样心醉神迷，那样精疲力竭，但我还是不知道停止和休息，而是把自己搞得更加精疲力竭。随后我常常感觉到，试图节制也做不到，尽管理智告诉我要节制，要谨慎。每次我试图这样，随后就不得不孤独地把自己搞得彻底精疲力竭；不彻底精疲力竭，我就得不到任何休息，而休息，想少付出代价是得不到的。总之，我根本不负责解释，我知道我一定会什么也没明白，或者对人体的机能知之甚少，就抛弃生命。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穿着便鞋，远远地跑到——是的，的确是跑到穆斯塔法城外。刚过去的一夜丝毫不感到疲倦，相反感到非常快活，灵魂和肉体都感到轻松，而且整个一天都是这样。
两年后我重新见到穆罕默德。他的面部没有多大变化，只稍稍显得不那么年轻了，身材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但目光中再也没有那种忧郁的神色，我从中觉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冷漠、不安和下流。
“你不再抽大麻了？”我明知故问。
“不抽啦，”他答道，“现在我喝苦艾酒。”
他仍然富有吸引力——我说什么？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吸引力，但看上去厚颜无耻多于淫荡好色。
达尼埃尔·B和我在一起。穆罕默德把我们领到一家不三不四的旅馆的五层；底层有一家酒吧，一些海员在喝酒。老板问我们姓名，我在簿子上登记了凯撒·布洛克。达尼埃尔要了啤酒和汽水，“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他说。我们进入的房间只靠刚才上楼时所拿的那支蜡烛照亮。一个侍者送来啤酒、汽水和玻璃杯，放在蜡烛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两张椅子，达尼埃尔和我坐下，穆罕默德则坐在我俩之间的桌子上。他现在穿了件白罩袍，代替了过去那套突尼斯服装，向我们伸出两条裸腿。
“每个人一条。”他笑着对我们说。
我坐在饮了一半的玻璃杯旁边没动，达尼埃尔抓住穆罕默德，搂在怀里，抱到房间里端的床上，让他仰着横卧在床边上。不一会儿，我只看见垂在大动的达尼埃尔身体两边的两条细腿了。达尼埃尔甚至没有脱大衣。他个子很高，靠床站着，只模糊地看见背部，脸被黝黑的长鬈发遮住。达尼埃尔穿着那件长及脚跟的大衣，显得非常魁梧，俯在那个小小的身体之上，盖住了它，像一个高大的鬼在吸一具尸体的血。我差点恐惧地叫喊起来……
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别人的爱情和别人做爱的方式。甚至包括动物的做爱方式（我似乎应该把这个“甚至”留给人类）。人们可能羡慕鸟的歌唱和飞翔，写道：
啊！你知道鱼在海底是什么样吗？
它们那么舒适！
甚至啃着骨头的狗，也从我身上看到某种与禽兽相通的东西。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每种动物获得快感的姿势，尽管不同种类之间千差万别。关于这一点，古尔蒙先生竭力看到人与各种动物之间存在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认为这种相似之处只存在欲望领域，而在古尔蒙先生所称的“爱情物理学”方面，也许正好相反，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而且往往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最为明显，以致如果允许我们进行观察，我们身旁人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像两栖类和昆虫以及狗和猫的交配一样，往往显得稀奇古怪、荒唐可笑，干脆说吧：显得极为可怕。可是为什么扯得这样远？
大概也因为这样，在这一点上，不理解非常深，不妥协非常剧烈。
我呢，只理解面对面的、相互的、不带强暴的快乐，像惠特曼(5)一样，在偷偷的接触满足之后，常常感到恐惧，因为一方面看到达尼埃尔那种搞法，另一方面看到穆罕默德那样心甘情愿地顺从。
这个难忘的晚上之后不久，王尔德和我就离开了阿尔及尔。他赶回英国，需要去了结博西的父亲肯斯贝利侯爵对他的指控。我呢，则希望赶在博西前头到达比斯克拉。博西已决定把他爱上的布里达赫阿拉伯青年阿里带到比斯克拉。他的一封信通知我他即将返回，希望我同意等他，以便与他、与他们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长途旅行，因为他与阿里单独去，可能会有性命危险。他披露，阿里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英语，而博西自己不会讲阿拉伯语。我天生性格不好，这封信反而促使我赶快离开。或许因为我不乐意促成这次冒险，帮助一个认为一切都该着他的人，或许因为沉睡在我心灵里的道学家认为拔掉玫瑰的刺不合适，或者更简单，是因为我阴郁的心情占了上风，抑或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离开了。但在我停留过夜的塞蒂夫，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手里。
我以反常的热情，欢迎行将摧毁我的道路的一切东西；我不力求解释，这正是我天性的一个特点，因为我无法理解……总之，我立刻中止旅行，开始在塞蒂夫等待道格拉斯，像先前逃避时一样心甘情愿。尽管这样，从阿尔及尔到塞蒂夫的旅程我觉得非常漫长，可是很快我就觉得这种等待更加漫长。真是没完没了的一天！“明天那一天又会怎么样呢？中间隔着一个比斯克拉呢。”我想道，在这座丑陋的军事和殖民山城一条条规则而枯燥乏味的街道上大步走着。在这里碰到的几个阿拉伯人看上去都是流亡者，可怜兮兮，我无法想象人们会到这里来做生意或奉命住在这里。
我迫不及待地想认识阿里，估计他是一个很朴素的卡瓦基人，穿着大概与穆罕默德差不多。但是我看见从火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年轻贵族，穿着非常讲究，系一条丝质腰带，缠着缀满金饰的头巾。他还不到十六岁，但举手投足显得多么高贵！目光眼神显得多么高傲！对旅馆里向他鞠躬的侍应生，他带着多么不可一世的笑容扫视他们！他很快就明白，尽管昨天他还是那样卑贱，现在该他头一个进来，头一个坐下……道格拉斯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他本人也算穿得考究，但看上去像一个听从阔绰的仆人吩咐的随从。任何阿拉伯人，不管他多穷，都心怀一个即将诞生的阿拉丁，只要经命运点化，他就会成为国王。
阿里无疑很帅，肤色白皙，前额清纯，下巴匀称，小嘴可人，面颊丰满，眼若仙子，但他的美貌对我丝毫没产生支配的效果。他的鼻翼显示出某种凶悍，太过匀称的眉毛弧线显示出某种冷漠，嘴唇轻蔑地噘起时则流露出残忍，这使我一切欲望全部消失。他整个人最令我产生排斥感的，是他那女性的外表，而恰恰这一点也许会使其他人神魂颠倒。我说这些话无非是想让读者明白，我在他身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而方寸未乱。甚至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道格拉斯那副如痴似醉的样子，反而促使我情绪更加恬淡，他走后我在比斯克拉逗留期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情绪。
绿洲宾馆，头年我们在这里租住过主教套房，已经拥有这类房间。但刚刚开张的皇家宾馆，所拥有的设备，从情趣和方便上讲，仅略逊于绿洲宾馆。一层三个房间，其中有两间紧挨着，位于一条走廊尽头，那里有一道门通到外边。走廊那道门只供我们出入，我们有钥匙，这样到自己房间就不必穿过宾馆。不过，我通常是从窗户进出房间。我的房间与道格拉斯和阿里的房间隔着走廊，我吩咐搬来一架钢琴放在里面。他们那两个房间朝向新开的娱乐场，中间隔了一块相当宽阔的空地，上面有一些停课的孩子在嬉戏，就是头年到我们的阳台上来玩的那些孩子。
我说过阿里不懂法语，我推荐阿特曼给他们两个当翻译，因为阿特曼听说我要来，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希望到我身边来帮忙，我正不知道如何用他。但随后我就责备自己，竟然想到给他安排这样一个位置。除了道格拉斯和阿里的关系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讲，没有任何稀奇之处，我当时对阿特曼也没有那么深厚的友谊，后来要那样为他操心——不过不久他就值得我操心了。起初我一提出那个建议他就连忙接受了，我很快明白，他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待在我身边。可怜的小伙子看到我决心不陪道格拉斯外出溜达，总之明白他很少有机会见到我，感到十分难为情。道格拉斯每天带他和阿里乘马车去附近某个绿洲，如舍特马、德洛赫、西迪·奥克巴等，在宾馆的阳台上，可以望见这些深绿或翠绿的绿洲，镶嵌在沙漠赤黄色的外衣上。道格拉斯硬想拉我去也不成。他与那两个年轻随从在一起肯定会感到无聊，因为在我看来，那两个人像是快乐的赎金，但我对他没有丝毫同情感。“这是你心甘情愿的！”我想道。对于按天性自己多半会倾向于接受的事，我摆出铁面无情的架势稳住自己。关于赎金的想法也是这样，我更加埋头工作，自鸣得意地觉得正在赎回某种东西。如今岁月使我变得更加循规蹈矩了，一种旧的伦理竟有如此多迟疑和残余，真是令我吃惊。这种旧伦理我根本不再赞同，但人们仍然依据它作出道德上的反应。我试图弄清楚，是什么动力使我的机体情不自禁地如此反抗。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我弄明白了主要是反感和没有诚意。不过博西也很不令我喜欢，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令我感兴趣远远甚于令我喜欢。尽管他殷勤、体贴，甚或也许正因为这些，我总是严阵以待。与他交谈我很快就会厌倦。我宁愿相信，与一个英国人，或者仅仅与一个比当时的我稍许更精通英国情况的人交谈，这种交谈也许会更丰富多彩。可是道格拉斯呢，一般的话题谈完了，就总是以一种令人讨厌的固执，一次又一次谈那些我一谈就感到非常尴尬的话题，他一点也不尴尬就使我愈加尴尬。只要在那没休没止的客饭席上再见到他，就够我受的了。他会多么可爱、风趣、优雅地突然嚷道：“我绝对要喝香槟！”我为什么一定要不快地拒绝他递来的那杯香槟呢？有时，在与阿特曼和阿里一块儿饮茶时，我听见他上十次重复——他得意的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他这样重复：“阿特曼，告诉阿里，他有一双羚羊一样的眼睛(6)。”他每天使他无聊的极限后退一点儿。
这种温柔的调情突然结束了。博西以相当强烈的兴趣，看到阿里与温泉的一个年轻牧羊人之间开始产生一种暧昧的关系，但当他终于明白，阿里对乌拉族人的魅力，特别是对梅莉姆的魅力也会大动感情，不禁怒不可遏。一想到阿里会和梅莉姆那个女人睡觉就无法忍受。他怀疑他们已经睡过觉（我可不相信），越发恼火，要求阿里供认，悔恨，保证，发誓说如果阿里违背诺言，就立即打发他走。我觉得道格拉斯并不真的那么嫉妒，而是恼怒。“男孩子嘛，”他辩驳道，“是的，男孩子嘛，他要多少由他，我让他自由，但是他去与女人搞，我不能容忍。”尽管如此，我压根儿不相信阿里真的对梅莉姆怀有欲望，我想他多半是经不住她那迎合的诱惑，而且觉得这也驳斥了他听到的说他阳痿的议论。我相信阿里是装模作样，模仿大人，表示自己长大了。他装出顺从的样子，但道格拉斯已失去对他的信任，疑窦丛生，一天竟毫无顾忌地翻阿里的箱子，在衣服底下发现一张梅莉姆的照片，立刻撕得粉碎……这一下非同小可，阿里像猛挨了一顿鞭子，大喊大叫，把宾馆里所有人都引来了。我听到叫喊，但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觉得不介入更明智。傍晚，道格拉斯出现在晚餐席上时，脸色苍白，目光冷酷，宣布让阿里乘头一趟火车，即翌日早晨那趟回布里达赫。他自己也在两天后离开了比斯克拉。
这时我才意识到，出于反抗而去散心观景，会使我产生多么高的工作热情。现在我再也不需要顶住乘马车出去兜风的诱惑，每天往往一大早就动身穿越沙漠，进行令人精疲力竭的远足，时而顺着干涸的河床走，时而登上高高的沙丘，有时就待在沙丘上等待夜幕降临，陶醉于眼前的广袤、奇特和静谧，心比鸟儿更轻盈。
傍晚时分，阿特曼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经常来找我。自从道格拉斯和阿里走后，他重新捡起了向导的行当。这是一个可怜的行当，但非常适合他柔顺的性格。他天真无邪，不自觉地但也不那么难为情地同意把外国人带到乌拉族人家里，同意向阿里转达道格拉斯的甜言蜜语。他向我讲述他的每一天是怎样安排的，我对他的友爱与日俱增，他的这种殷勤也与时俱增，而随着他的信任的增加，他向我讲述的事情也就越多。
一天傍晚，他兴高采烈地跑来。
“嘿！今儿这一天真不错！”他大声说，随即向我介绍他怎样赚了三十法郎：他同意把一个英国人带给一个乌拉族女人，收取手续费十法郎，加上乌拉族女人付的工钱十法郎，又得到英国人付的小费十法郎。我生气了：他当了拉皮条的，我不反对，可是他不诚实，这我绝不能容忍。他吃了一惊，起初以为我是突然发脾气。我让他承认错误，他仅仅表示后悔对我说得太坦率。我感到庆幸的是，在每个阿拉伯人身上都能发现一种贵族式的感情，于是我想唤起他这种感情。他似乎理解了。
“好吧，”他咕哝道，“我把这钱还回去。”
“我并不是叫你还回去，”我驳斥道，“只是你如果想做我的朋友，就不要再干这种不光彩的勾当。”
“那么，”他微笑着说道，我立刻又见到了我喜欢的那个听话的孩子，“我想我最好再也不带外国人去女人家了；跟女人吗，赚的机会太多啦。”
“你知道，”我以鼓励的方式补充道，“我之所以这样要求你，是为了你无愧于我的朋友们，当你将来在巴黎遇到他们的时候。”
把阿特曼带回巴黎的想法，在我心里慢慢变得强烈，我开始在信里对母亲提这件事，起初是怯生生地，后来当母亲表示反对时，才变得更坚定。对母亲的申斥，我一向过分倾向于采取反抗态度，但应该说母亲的申斥也有点太过随意。她的信通常都是一连串的责备，而她的责备有时可能掩盖在这样亲切的客套话里：“我不是对你提出忠告，而仅仅是引起你注意……”但这类话最令我恼火。事实上我知道，如果这样提醒我注意而毫无效果，她会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再提醒，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意图，谁也不会向谁让步。在这件事情上，我尽力说服她也白搭。我终于说服了自己，现在牵涉到一次道德的救助，阿特曼的得救，取决于他移居巴黎，就好像我收养了他……我前面那些信那么激烈，已使母亲感到不安，她相信寂寞和沙漠扰乱了我的大脑。一封信使她的担心达到了极点。在这封信里我突然告诉她，我用从祖母那里继承的一点钱，在比斯克拉买了一块地（我现在仍然拥有）。为了赋予这种异想天开的做法某种明智的外表，我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如果比斯克拉成为一个时髦的冬季度假站，我因此而不再对它感兴趣，而地价升了，那么我就把它转手出去，赚一大笔钱；如果比斯克拉保持目前的样子，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生活的地方，那么我就在这块地皮上盖座房子，每年冬天都来居住。我幻想在我这座房子的一层开家摩尔人咖啡馆，让阿特曼经营；我已经邀请所有朋友……最后这项打算我没有对母亲讲，其余的已足够让她认为我疯了。
母亲千方百计加以阻止，把阿尔贝以及所能找到的我的朋友，都动员起来为她帮腔。我觉得她鼓动这帮人结成联盟来对付我，十分恼火。我收到的是一些什么信！恳求，斥责，威胁；我如果把阿特曼带回巴黎，定会招来奇耻大辱，我让他干什么呢？爱玛妞会怎样看我呢……我固执己见。最后，年迈的玛丽的一封发狂的信，才使我不得不放弃：玛丽发誓，等我那个“黑鬼”一进家门，她就离开我们家。唉！没有了玛丽，妈妈怎么办呢？我让步了，必须这样。
可怜的阿特曼！我无心一下子推倒一座想象中的建筑，它每天都因一分新的希望而在增高。我不是经常会放弃的，挫折从我这里所获得的，只不过是暂缓一段时间。我表面上顺从了，但这项美好的计划，我最终会把它变成现实，可是这回一直等到四年后。
这时阿特曼明白遇到了麻烦。我起初没有告诉他，因为我对自己坚定的决心仍充满信心。他呢，揣摩着我的沉默，观察着我阴沉的脸色。收到玛丽的信之后，我还等了两天，但终于不得不下决心把一切告诉他……
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天傍晚在火车到达时溜达到火车站。现在他认识我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不断向他谈起我的朋友们。在孤独中回忆自己的朋友，会使生活变得充实。因此溜达时，我们像做有点幼稚的游戏，假装是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这位朋友大概在旅客们之中。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扑进我的怀抱，嚷道：“啊！多么漫长的旅行！我以为永远到不了了呢。总算见到你啦……”但都是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人从身边流动过去。我们孤独地待在那里，阿特曼和我。不过往回走时，我俩都觉得，这种孤独使我们变得更亲密无间了。
我说过我的卧室直接通到外面，无须上下楼。前面不远处是土古尔路，每天夜里阿拉伯人都走这条路回家。将近九点钟，我听见有人轻轻叩关上的护窗板。是阿特曼的大哥萨德克和另外几个人。他们跨过窗台。我这里有饮料和小吃。大家蹲成一圈，听萨德克吹笛子，听得忘记了时间。只有在那里我才有这种情形。
萨德克只知道几个法语单词，我只知道几个阿拉伯语单词。但是我们即使说同一种语言，我们所说的话也不可能超过我们的眼神和动作所表达的，尤其是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里那种亲切的方式：他的右手握住我的右手，我们就这样向前走，胳膊挽着胳膊，静悄悄的像两个影子。最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溜达着（啊！我真下不了决心离开，就仿佛是要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们久久地溜达着，萨德克和我，在咖啡馆街，在乌拉街，不时向昂·巴尔卡、向梅莉姆、向小小的摩尔人咖啡馆投去一个微笑。阿特曼把那家小摩尔人咖啡馆称为我的小赌场，因为去年，当保罗陪同大夫D．的太太去刚开张的、真正的赌场赌钱时，我则与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拉尔比，来这间又黑又脏的小厅里打牌。离开了乌拉街、灯光和嘈杂声，我们一直漫步到牲口饮水池边，我经常到这里来坐坐。
于是，为了不一下子抛弃一切，我建议阿特曼至少陪伴我到坎塔拉，我在那里再勾留两天。棕榈树下已透出春天，杏树开花了，蜜蜂嗡嗡飞舞，渠水灌溉着大麦田，棕榈树掩蔽下白色的杏花那样明丽，超乎人们的想象，而在它们的阴影遮蔽下，在它们的荫庇下，生长着嫩绿的庄稼。我们在这个天堂般的乐园里度过了两天，这两天的回忆极为愉快，极为单纯。及至第三天早晨，我到房间里找阿特曼向他告别，连人影都没找到，只好不见而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但当火车驶离坎塔拉已经很远，我从车窗里瞥见西面的天边他那件白色的阿拉伯长袍。他坐在那里，双手捧住头，在火车经过时也没抬起来，连我向他挥手也没抬头看一眼。列车载着我疾驰而去，许久我眼前还浮现着沙漠里那张呆滞、失神、憔悴的小脸——它是我的绝望的写照。
我回到了阿尔及尔，要在那里搭船返回法国，可是我任凭四五班客轮走了而没有搭乘，借口是海上风浪太大。其实是一想到要离开这个国家，我的心都碎了。彼埃尔·路易病体复原，从塞维尔来找我，他在那里过冬。我甚至记得，他过于殷勤和迫不及待地赶来和我会合，在阿尔及尔前几站，我就意外地看见他出现在我的车厢门口。咳！我们在一起还不到四个钟头（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争吵起来了。我承认这中间也有我的一点过错。根据我前面所讲的一切，读者想必明白，当时我的性格并不特别随和，也不像我现在这样好通融。不过我知道，只有跟路易我才会那样争吵，而我相信他则不仅仅是跟我争吵。无论遇到什么事或者什么事也没有，都会争吵起来。以后如有人出版他的书信，人们就会看到这方面的许多典型例子。他时刻关心的，就是让他的意见或兴趣压倒你的意见或兴趣。可是，我觉得他并不很希望你让步，或者至少不希望你让步太快，他并不那么在乎有理无理，而是与另一个个人较量，如果不说斗争的话。这种爱争吵的性格成天会以任何事情为借口表现出来。有人希望到阳光下走走，他立即会说他更喜欢待在阴凉地方。总得让着他。你对他说话，他不是一声不吭，就是哼唱带挑衅性的短短的副歌；当人家希望保持沉默时，他却提高嗓门。这一切都使我非常恼火。
尽管这样，他还拉我去逛窑子。从我说这话的方式，诸位可能以为我不肯去。不，我以什么也不拒绝而自鸣得意，就是说我不太勉强地跟随他去安达卢西亚之星，一家可以跳舞的咖啡馆，那里根本没有阿拉伯人，也没有西班牙人，其低级庸俗立即让我感到恶心。这时，彼埃尔·路易宣称，比其他一切更令他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低级庸俗。听到他的话，我心里的反感使我简直要把他和其他东西一块儿呕吐掉。然而，我并不凭一时之兴让反感左右自己，一种邪恶的需要促使我走到底，不知道是一种什么阴暗、肮脏的情感，大概其中什么都有一点吧，但肯定不包含欲望，使我再次进行这种尝试。头年与昂·巴尔卡已可悲地失败过一回了。不过这一回成功一些，以致厌恶之余，我立刻又添了一分担心，怕自己变得好淫。对这种担心，路易则开心地火上浇油，一方面暗示说，事实上，和我一起关在房间里的“安达卢西亚之星”，虽然算得上星座最美丽的一颗星（我应该说最不丑陋的一颗星），但也许是最不可靠的，只有这个才能解释她当时没人问津，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选择她。其实，她那尚存的一点青春和妩媚使她比较出众，但本应引起我的警惕，还有其他女人看见我选择她而发笑的情景，这一切我竟全然没有注意到。我嚷起来，说他应该在还来得及时提醒我的。他申辩说，另一方面，我很可能马上就要受到其后果影响的这件坏事，本身毫不可怕，不过必须接受它，将之视为快乐的一种代价；设法避免它，那就是试图逃避普遍的法则。为了使我放心，他接着列举了许多伟人，他们四分之三的天才无疑是多亏了梅毒。
这种煽情，现在想起我当时听了所露出的表情，尤其现在知道那时自己无缘无故地惊恐不安，觉得相当滑稽有趣，可是当时听了一点也不开心。除了反感和不安，很快又对路易产生了一种狂怒。显然，我们不可能再和睦相处，不可能再相互容忍。这种相互接近的努力，我相信是最后一次了。彼埃尔·路易离开我之后，我在阿尔及尔还生活了几天，那是我最渴望重新经历的几天。那几天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确切的回忆，只记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一种快乐，一种狂热，使我每天天刚亮就醒来，使每个钟头的每一刻都长驻不逝，使一切贴近我的心的东西都变得像玻璃和空气一样透明。
母亲收到我当时写给她的信，开始感到非常不安。她从信中觉察到的那种兴奋，觉得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想象我肯定坠入了情网，交了女朋友，不过她还不敢点破。但是她的信里充满了暗示，让我窥见了幽灵。她恳求我回去，“一刀两断”。
事实真相，如果她知道了，更会把她吓坏，因为与女朋友一刀两断容易，要摆脱自我就难了，要想成功，要有这种愿望才成。然而，我并没有立刻开始自我暴露，不能立刻指望摆脱自我，也并非马上就能发现我心里的新十诫板。因为对我来讲，仅仅从戒律中解脱出来是不够的，我企图使我的狂热合法化，给我的疯狂找到理由。
上面这几行文字的语气，肯定会使人以为我在这里承认错误呢。其实，从中应该看到的，多半是谨慎，是对我所知道的人家可能对我提出非议的一切事情的回答，是让别人听到我已经自己对自己提出非议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认为存在考虑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方式以及面对这一问题的行为方式，我在此生某个时刻可以认识到并变为自己的方式。其实，我愿意调和各种问题和五花八门的各种观点，但我什么也不能排除，只好准备交给基督去解决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7)之间的争端。我的爱慕驱使着我，总是不断深入这片沙漠，不断向前走，去寻求我所渴求之物，那么我怎样在这沙漠的那边——怎样以什么样的爱的激情，重新找到福音书呢？现在还不到谈论这个的时候，也还不到谈论我从中汲取的教诲的时候。当我以新的眼光阅读它的时候，我会看到思想和文字突然被它照得通明透亮。对于教会对福音书的解释，对于经过教会的解释，福音书的神圣、教诲我几乎辨认不出来了这个事实，我既感到遗憾，又感到愤慨。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我们西方世界正因为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正在消亡。这已成为我的深刻信念，揭露这种弊端的责任落到了我头上。因此我打算写一本书，题目想定为：《反对基督的基督教》。这本书已经写了许多页，在更平静的时期也许早就已经发表了，还有就是如果不使一些朋友难过，不严重损害思想自由的话。我把思想自由看得比其他一切都更可贵。
在所有问题之中，尤其是这些严肃的问题，本应立刻使我感到苦恼的，却只是后来才真正让我费脑筋。如果说当时我还没有明确提出来，但它们已萦回在我心里，使我无法从轻易得到、春风得意的享乐主义中去寻求安逸。关于这一点，现时我谈得够多的了。
我终于顺从了母亲的恳求，在她去拉洛克之前半个月，回到了巴黎她身边。我应该在七月份去拉洛克与母亲相聚，可是我到那里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气息奄奄。和母亲一起生活的这最后几天（我说的是在巴黎的那几天），是放松和暂息的几天。应该承认，与正在酝酿的争论和斗争相比较，回忆起这几天，回忆起我们最明朗的关系，我感到某种安慰。甚至在这里我之所以用了“暂息”一词，是因为在我们之间任何持久的平静都是不可能的；能使彼此稍微喘息的相互让步只可能是暂时的，无意中一个误解就又会争论起来。尽管如此，我并不完全把错归咎在母亲头上。我觉得她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在她折磨我最厉害的时候。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的母亲，能不设法把自己的儿子管得服服帖帖，不过孩子不服管也挺自然。由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每当遇到父母与孩子之间能够完全和睦相处的例子，比如保罗·洛朗和他的母亲，就不免感到惊异。
帕斯卡尔不是说过吗，我们根本不是爱人，而是爱人的品质。我想对于我母亲，她所爱的品质根本不是她所爱的人事实上具有的品质，而是她希望看到他们具有的品质。至少，她对别人，尤其是对我所进行的不懈的工作，就是这样理解的。她这种工作搞得我烦透了，都不知道我的恼怒是否最终损害了我对她的全部爱。她爱我的方式有时令我恨她，使我老想发火。请想象一下吧，如果我总是惹你生气，请想象一下吧，如果通过不断监视你表示对你的关心，如果对你的行为、你的想法、你的开销、你选择一块什么布、你选择读什么书、你的一本书用什么题目，都要不停地叫你怎样做，不停地来烦你，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人间食粮》这个题目母亲就不喜欢，由于要更改还来得及，所以她就不知疲倦地一次又一次要求我改。
几个月来，微不足道的金钱问题，又在我和母亲的关系中，增添新的生气的原因。母亲每个月给我一笔她认为够我花销的生活费，即三百法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笔钱我一般拿出三分之二购买乐谱和书籍。她认为把父亲留给我的那份财产让我自由支配是很不谨慎的。那份财产数额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母亲小心在意不让我知道我长大了有权利支配那笔钱。这里请大家不要误解，引导母亲这样做的不是任何私利，而仅仅是出于防止我自己乱来和把我置于监护之下（最令我生气的正是这一点）的愿望，是出于某种适当感，冒昧地说，即份额适当（这里涉及的是我的一份）。这种适当感使她按照她对我的需要的估计，来衡量她决定给我多少合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她给我看的账目显示收支根本无平衡可言，我听到谈论的“数字胜于雄辩”。与母亲打交道，每份账单都能作为一篇辩护词，旨在向我证明：改变方式我捞不到任何好处；她每月付给我的钱，等于甚或超过我的财产的收益。我们共同生活的一切开销，在这里都是以扣除来计算的，所以我觉得调和一切的办法应该提出相反的建议，凡是我待在她身边的时候，都付给她膳宿费。正是这种折中办法，使我们的争论得以平息。
不过我说过，在长时间分别之后这半个月的共同生活犹如万里晴空。当然，我是很尽心的，仿佛我们双方都有点预感到，这些日子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日子了，因为在她那方面，妈妈显得我从未见过的随和。重新见到我的快乐，并没有像她根据我的信所想象的那样受到损害，大概也是使她心肠软下来的原因。我只感到她是一位母亲，我也很高兴地感到是她的儿子。
这种共同生活，我本来以为再也不可能了，这时又开始怀有希望，并且打算整个夏天留在拉洛克待在她身边。母亲先于我去了拉洛克，去打开房子的门窗，爱玛妞也可能去那里与我们相聚。仿佛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和谐更加完美，母亲终于向我承认，她殷切盼望的，莫过于看到我与她早就视为自己儿媳的姑娘结婚。可能也因为她感到自己体力越来越不济，担心撂下我孤单一人吧。
我在圣隆-拉布雷太什我的朋友E．R．处逗留，准备离开这里再到母亲那里去，突然我们的老用人玛丽拍来一封电报叫我火速前往。我赶到那里。再见到母亲时，她躺在大房间里，这个房间我前几年夏天当作工作室。平常母亲来拉洛克住几天，并不把所有房间都打开，喜欢住在这个大房间里，而不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我觉得她认出了我，但她似乎对时间、地点、她本人以及她周围的人，已经没有清醒的意识。她既没有见我来了表示惊喜，也没有再见到我表示高兴。她的面容没有很大变化，但目光无神，脸上毫无表情，以致让人觉得，她的生命尚存的这个肉体，已经不再属于她，不再听从她支配。这情景真不可思议，我的感觉更多的不是惊愕，而是怜悯。塞了好几个枕头，让她保持半坐的姿势，她的双手伸在床外面，在一本摊开的厚簿子里，吃力地写着什么。那种想要干预、建议、说服的躁动着的欲望，依然在劳累着她。她内心里似乎正经历着痛苦的骚动，手里的铅笔在白纸上滑动，但再也画不出任何记号。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这最后的努力归于徒劳。我力图对她说话，但她已听不见我的声音；她也试图对我说话，但我已分辨不出她的话的意思。我希望让她休息，拿掉她面前的那个簿子，但她的手在被单上继续写。她终于入睡，面容渐渐放松，手停止了乱动……这双可怜的手，刚才我还看见它们在绝望地挣扎，现在打量着它们，我突然想象它们搁在钢琴上的样子，记起过去它们也曾笨拙地按动琴键，也努力想表达一点诗意，一点音乐，一点美……这回忆立刻使我心里充满无限的崇敬，我往床前一跪，将脸埋在被单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个人的悲伤不能令我落泪，我的脸依然干干的，虽然心里痛苦至极。因为我的一部分总是往后拽，瞪一眼另一部分，冷嘲热讽地说：“得了吧！你不至于这么不幸！”另一方面，如果事关别人的悲伤，我的感受会比自己的悲伤强烈得多，就有流不完的眼泪。不过更多的情形是，每当遇到美、高贵情感、献身精神、忠诚、感激、勇气，或者某种非常天真、非常纯洁，甚或非常幼稚的感情，抑或任何十分强烈的艺术激情的流露，我都会立刻热泪盈眶，使得旁边的人目瞪口呆，如果我是在参观博物馆或者听音乐会的话。记得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一些英国姑娘看见我站在安吉利科(8)的巨幅壁画前面泪流满面，都禁不住发疯似的笑起来。当时我的朋友杰翁陪同我参观，与我一块儿流泪。我承认，我们俩那样流泪的情景的确很可笑。同样有一段时间，只要听到阿伽门农的名字，暗地里我的眼泪就像开了闸门似的，这说明我对神话里的万王之王陛下是多么深深地崇敬和理解。因此，现在使我的心灵难以平静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丧母之情（为了真诚，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丧事并不怎么令我悲伤；或者可以说：我悲伤是因为看到母亲痛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她离我而去）。不，我哭泣，主要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赞赏这颗从未产生任何卑劣念头、只为别人而跳动、时时主动承担职责的心，主要不是因为敬仰而是出于天生的倾向。母亲可以谦卑地但非常真诚地和马雷伯说：“我一直把自己受奴役的地位当成一件微薄的祭品，无论供奉给哪个祭坛，心里总充满了惭愧，双手瑟瑟发抖。”我尤其赞赏她一辈子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自己更接近她认为可爱或值得爱的一切。
我单独——单独和她待在大房间里，目睹着死亡肃穆的涌进，谛听着这颗不甘愿放弃的心脏不安的跳动在我心里的回声。它还在顽强地搏斗！我曾经目睹过其他一些人临终的情景，但都没有这样令我肝肠寸断，这或者是因为我觉得那些情景更带结局性，更自然地结束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仅仅是因为我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妈妈肯定不会再恢复知觉，所以我并不急于叫姨妈们来到她身边，很想一个人守着她。在她临终的时刻，只有玛丽和我陪伴她。当这颗心最终停止跳动时，我感到自己整个儿坠进了爱、悲痛和自由的深渊。
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是自己的思想竟易于陶醉在崇高之中。丧母的最初时刻，我是在一种精神陶醉状态下度过的。这种精神状态使我在行为上不假思考，只要自己觉得崇高，理智和心灵就会马上赞同。我开始向一些亲戚甚至远亲，散发一些小首饰和物品，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母亲的，对我而言都极为珍贵。出于亢奋，出于爱以及对赤贫莫名其妙的渴望，我就在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送人，连自己也送掉。对自己内心财富的感觉使我充满自豪，产生了如痴似醉的牺牲精神。仅仅想保留一点东西的念头都会令我感到羞愧，我只接受能令我自我欣赏的东西。母亲在世时我大声疾呼的这种自由，现在都像大海上的风一样令我头晕、窒息，可能还感到害怕，像突然被释放的囚犯感到头昏眼花，像突然扯断了绳子的风筝，像断了缆绳的船只，像任凭风吹浪打的漂浮物。
我还可以抓住的唯一东西是我对表姐的爱情，唯一还能给我的生活指引方向的东西是我要娶她的意愿。我肯定爱她，只有这一点我坚信不疑，甚至感到爱她甚于爱自己。我在向她求婚时，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她，而不是自己。我尤其被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所吸引，想把她带进这无限广阔的天地，而不顾虑它充满了危险。因为我相信没有我的热忱战胜不了的危险，任何谨慎都是怯懦，对危险的任何重视也是怯懦。
我们最真诚的行为，也是最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事后试图加以解释毫无意义。命运左右着我，可能也左右着我暗暗让自己的天性接受挑战的欲望。因为，在爱玛妞身上我所爱的不是美德本身吗？我这个欲壑难填的魔鬼所娶的却是苍天。不过这个魔鬼我立刻忘得一干二净。悲痛的眼泪彻底浇熄它的欲火。我仿佛被湛蓝的天空映得眼花缭乱，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对我而言已不再存在。我想我可以把自己整个儿给予，没有丝毫保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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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希特（Fichte，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是“自我”的创造活动，主要著作有《知识学基础》、《人的使命》等。
(2) 这里所列举的几本书都是狄更斯的作品。
(3) 他的遗嘱执行人和忠实朋友罗伯特·罗斯1910年3月21日致我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你重印了你的佳作《回忆奥斯卡·王尔德》。自从你的大作在《隐修所》第一期上发表以来，我对许多朋友讲过，这不仅是对王尔德一生中不同时期最出色的描述，而且是我所读过的王尔德印象记之中唯一真实准确的。因此我只能对你重复我经常对其他人所说的话。
“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王尔德致我本人的书信，以便证实你所说的每件事情，如果有人对你如此生动地描述的情况存有任何怀疑的话。也许有一天，在驳斥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谎言方面，这些信会变得必不可少。你想必听到了传闻，他在新近的一次背叛行动中，在证人席上发誓他不知道王尔德有罪，他是与王尔德保持友谊的唯一正派的朋友。你完全清楚，道格拉斯是王尔德坐监前和坐监后两次闯祸的起因。我宁愿声称不是这种情况，而将道格拉斯视为老朋友。而事实上，我与他本人发生争吵，并没有影响我的决心，让每件事情保持真实，让他永远是高贵的朋友。可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具有特殊个性的社会和道德改革者，而列举王尔德的‘罪行’（其中大部分他都是参与者），而彻底背叛了老朋友，我就再也没有理由长期保持沉默了……”
罗伯特·罗斯
(4) 波阿斯（Boaz），《圣经》中人物，伯利恒的大财主，撒门和合的儿子，以利米的亲戚，名字意为“活泼”，曾按犹太教规娶远亲玛伦的寡妇路得为妻，得子俄备得，即大卫的祖父。
(5) 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草叶集》作者，早期作品宣扬肉体和性爱的美妙。
(6) 法语里羚羊一样的眼睛，意即温柔的大眼睛。
(7) 阿波罗（Apollon），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
(8) 安吉利科（Angelico，约1400—1455），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著名画家，作品体现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浓厚的古典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