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说起来，那个念头是我在拿到新假牙的当天想到的。
那天早上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七点四十五左右，我悄悄下床，刚好赶在孩子们前头进浴室，还锁上了门。那是个要命的一月早晨，天空是脏的，有点儿黄灰色。从浴室的小方格窗户往下看，能看到一块十码长、五码宽的草坪，围着它的是女贞树篱，中间有块不长草的空地，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后院。艾里斯米尔路上每家房后都有同样的后院，同样的树篱，同样的草坪，除了一点——哪家没有小孩，哪家的草坪中间就没有空地。
往浴缸里放水时，我用一把有点儿钝的剃刀刮胡子，照在镜子里的那张脸也看着我。往下，洗脸盆上方的小架子上，盛在平底酒杯里的，是属于那张脸的假牙，是我的牙医华纳先生给我暂时用的，直到新假牙做好。我的脸从来没那么难看过，真的，就是那种配黄油色头发和浅蓝色眼睛的砖红色脸。感谢上帝，我的头发没有变灰白也没掉光。等我戴上假牙后，大概会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我可是四十五岁的人了。
得记着去买刀片，我这样想着进了浴缸开始打肥皂。我往胳膊上打了肥皂（我的胳膊属于又短又粗的那种，从手到肘部都有些斑点），然后拿刷背用的刷子给肩胛骨那里也打上肥皂，不借助什么东西我是摸不到那里的。这有点儿烦，不过我身上的确有几个地方现在用手是摸不到了。事实上，我的身材现在略微显胖，但不是像在集贸市场上表演节目的那种胖子。我的体重也就是十四英石1多一点儿，上次量腰宽时，不是四十八就是四十九英寸，我忘了是哪个数。可我的胖，不属于人们所说的“叫人反胃”的那种，我也没长了个滴溜溜垂到膝盖的大肚子，原因不过是我有些横向发展，有点儿像桶形。你认不认识那种胖子？他们活跃又健壮，像运动员一样蹦蹦跳跳，外号叫“胖子”或“胖哥”，总是聚会时的生气和灵魂之所在。我就是那种人。“胖子”，他们几乎总会这样叫我。胖子保灵，而乔治·保灵是我的真名。
但是那会儿，我没有作为聚会时的生气和灵魂的感觉。我突然想到近来一大早总感到郁闷，尽管我睡得很好，胃口也不错。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那副操蛋的假牙。它盛在平底酒杯里，样子给放大了一些，好像是骷髅的牙齿，正对着我咧嘴而笑。套上牙龈后，它能给你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挤压着使不上劲的感觉，就像啃了口酸苹果。再者，随你怎么说，假牙是个里程碑。等你掉完最后一颗牙，你调侃自己是个好莱坞帅哥的日子，一点儿没错，算是过到了头。我四十五岁，也长上了膘。站立着往大腿根打肥皂时，我看了一眼自己的体形。胖人要是看不到自己的脚可就糟糕透顶，事实上站直身子时，我只能看到自己脚的前半部。往肚子上打肥皂时我心想，没有哪个女的会多看我一眼，除非给她钱，否则不会看我第二眼，不过那会儿，我也不是很想让哪个女的多看我一眼。
可是我又突然想到，按说那天早晨我有理由情绪稍好一些。首先我不用上班，那天，平时在我的管区用来“代步”的老爷车（我得告诉你我干的是保险这行，在飞火蛇公司，人寿、火灾、盗窃、孪生胎2、船舶失事——无所不保）正在大修。虽然我还得去位于伦敦的办公室看一眼，送去几份文件，不过那天肯定是不用工作了，我要去取新假牙。另外，那些天我脑子里时不时在琢磨一件事，那就是我有十七镑，谁也不知道——我是说家里没人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个叫梅乐斯的家伙弄到一本书，名叫《赛马实用占星术》，里面论证了赛马的结果全由各行星对骑手所穿衣服颜色的影响决定。时不时参加赛马的，有匹名叫“科塞尔新娘”的母马，从来都是无缘前几名，不过它的骑师穿的是绿色衣服，刚好跟一颗正在上升的行星的代表色相同。梅乐斯对占星术五迷三道，他在这匹马上投了几镑的注，还死皮赖脸非要我也在它身上下注。到最后完全是为了堵住他的嘴巴，我才下了十便士的注，但是我的一贯原则是不赌博。果不其然，“科塞尔新娘”轻而易举跑了第一。我忘了准确的赔率是多少，但是我那注赢了十七镑。好像是灵机一动——非常古怪，大概又代表了我这辈子的另一个里程碑——我只是把十七镑悄悄存进银行，谁也没告诉，以前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如果我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就会拿这笔钱给希尔达（我老婆）买套衣服，再给孩子们买双靴子。可是我当好丈夫和好爸爸已经当了十五年，开始觉得当够了。
全身打完肥皂后，我感觉好了些，躺在浴缸里，还在想着那十七镑钱，想着该怎样花掉。在我看来，供选择的方案有两种：一是找女人过个周末，二是一点点悄悄花掉，买些零七杂八的东西，比如雪茄和双份威士忌。我刚开始又放些热水，脑子里想着女人和雪茄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是一群野牛跑下通往浴室的两级台阶。不用说，那是孩子，像我们这种房子里有两个小孩，就像往能盛一品脱的杯子里装一夸脱3啤酒。外面有一阵乱跺脚的声音，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喊叫：
“爸爸！我要进来！”
“嗨，不行。走开！”
“可是爸爸！我得找个地方！”
“那就去别的地方吧。走开，我在洗澡。”
“爸——爸！我要找个地——方！”
没用！我知道那是个危险信号。厕所在浴室里——我们这种房子里，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我拔掉浴缸的塞子，赶紧把自己抹了个半干。门一打开，小比利——我的小儿子，七岁大——箭一般冲过我身旁，也避开了我对准他脑袋抡的一巴掌。直到衣服快穿好在找领带时，我才发现我的脖子上还有点儿肥皂。
脖子上有肥皂真是件很糟糕的事，它给人一种让人恶心的黏糊糊的感觉，而且离奇的是，不论你怎样仔细用海绵抹干净，一旦发现脖子上有肥皂，余下的一天时间里，你都会感觉黏糊糊的。我下了楼，脾气不好，准备要找别人的碴。
我们家吃饭的地方跟艾里斯米尔路上别人家的一样狭窄，长十四英尺，宽十二英尺。里面放了个日本橡木餐具柜、两个空的盛水瓶和希尔达她妈当作结婚礼物送给我们的银鸡蛋架，剩下的地方就没多少了。希尔达面前放着茶壶，脸色阴沉，正处于她一贯的一惊一乍、垂头丧气的状态，只因为《新闻报》上公布了黄油要涨价之类的消息。她没点煤气暖炉，虽然那会儿窗户都关着，却还是冷得要命。我弯腰拿火柴去点火，鼻子里出气很粗（弯腰总让我呼哧呼哧的），像是在向希尔达暗示不满。她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每当她觉得我在奢侈浪费时，总会那样看我。
希尔达今年三十九岁，我刚认识她时，她看上去活像一只兔子。现在还像，只是变得很瘦，还很干瘪，眼里永远是郁郁沉思、忧虑重重的样子。如果不开心超过了一般程度，她有个小把戏，就是耸起肩膀，手臂抱在胸前，像个烤火的吉卜赛女人。有些人在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就是预见生活中的大灾大难，她就属于那种人。当然，她所预见的灾害，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战争、地震、瘟疫、饥荒和革命等等，她一概不关心。黄油又要涨价，煤气费账单数字吓人，孩子们的靴子穿旧了，又有一期该付的收音机分期付款——这都是希尔达嘴边的话。到最后我算看出来了，她手臂抱在胸前晃动着对我阴沉沉地说话，绝对成了她的赏心乐事。“可是乔治呀，这很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咋办了！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你好像没意识到这有多严重！”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些。她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终将沦落到济贫院。但说来有趣的是，万一有一天我们真的进了济贫院，希尔达的在乎程度倒会远不及我，事实上，她大概还会觉得有了安全感挺不错呢。
孩子们已经在楼下，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洗漱穿衣停当。他们总是那样，这个时辰谁也别想独占浴室。我坐到早餐桌前时，他们正在斗嘴，说的无非是“没错，是你！”“没，我没有！”“没错，是你！”“没，我没有！”那种话，而且看来要斗上整个上午，直到我让他们打住。我们家只有两个小孩，七岁的比利和十一岁的劳拉。我对孩子的感觉很不寻常，很多时候看到他们我就烦。他们正处于令人厌烦的自以为重要的年龄，这时候的小孩，脑子里想的全是诸如尺子、铅笔盒和谁谁法语得了最高分之类的事。别的时候，特别在他们睡着后，我有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夏天晚上有光亮时，我站在他们的小床边看他们睡觉，看着他们的圆脸蛋和颜色比我的还要淡上几分的亚麻色头发，我心里有了种像《圣经》里所说的翻江倒海的感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像个一点儿用都没了的空种子囊，而我唯一的重要之处，是将这两个活人带入人世并把他们养大。但这只是偶尔的感觉，多数时候，我觉得像我这样活在人世，对自个儿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我觉着我这把老骨头往前还有不少盼头呢，也不愿意想象自己是头驯服的奶牛，让一大群女人和小孩在后面追来撵去。
吃早餐时，我们说话不多。希尔达又处于她那种“我不知道我们该咋办”的精神状态，一半是因为黄油的价格，一半是因为圣诞节假期眼看就要过完，而上学期还欠人家五镑学费。我吃了煮鸡蛋，往一片面包上抹了“金王冠”牌果酱。希尔达非要买那种货色，五个半便士一磅，标签上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最小字体印着它含有“一定比例的中性果汁”，正是这个，让我议论起了“中性果树”。有时候我会变得很讨人嫌，就像这回。我说我倒想知道这种树长什么样，长在哪个国家，直到最后，希尔达上火了，倒不是在意我挖苦她，她只是隐约觉得我拿她为省钱而买的东西开玩笑，算得上缺德。
我看了一眼报纸，上面却没多少新闻。在西班牙和中国，那里的人在一如既往地互相残杀，在某个火车站候车室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腿，佐格国王4的婚期有点儿悬乎等等。最后，差不多到了十点钟，我出发去市里，比原计划提前不少。孩子们出门去公园玩了。这个早晨可是冷得要命，我踏出前门时，一阵小阴风吹到脖子上肥皂没洗干净的那块地方，让我突然感觉衣服不合身，而且浑身上下都黏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