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一六年底，我终于受伤了。
那时，我们刚刚从战壕里出来，正在一段路上行军，距前线大约一英里，应该是安全的，但可能此前不久，那里已在德国人的射程之内。突然，他们打过来几发炮弹——是那种高能量的玩意儿，差不多一分钟才打一发，就是常见的“啾——！”，然后是“咚！”的一声，炸响在左边地里。我想炸中我的是第三发，听它飞来，我马上就知道是冲我来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呢。有人说，你总是知道哪一发是冲你来的，它的声音不是一般炮弹所发出的声音，而是：“我冲你来了，你个××，你，你个××，你！”——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约三秒钟内，最后的一声“你”就是爆炸声。
我感到好像有只空气做的巨手把我扫开。马上，随着迸破和碎裂的感觉，我掉进路边沟里的一大堆旧罐头盒、木头碎片、锈铁丝网、粪便、空弹药盒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人们把我拖出来，并把我身上的灰尘清理一部分后，发现我伤得不厉害，只是有很多弹壳小碎片炸进我屁股一侧和腿后部靠下面的地方。但幸运的是，我摔倒时摔断了一根肋骨，受伤程度刚好让我可以被送回英国。我那个冬天的时间都花在一个医护营里，就在靠近伊斯特本63的石灰岩地区。
你知不知道那种战时的医护营？一长排一长排的木制小屋就像鸡舍，直接建在能冻死人的石灰岩上——人们以前称之为“南岸”，让我纳闷“北岸”会是什么样——那里的风好像来自四面八方。穿着灰蓝色法兰绒军装、系着红色领带的伙计一群群游来荡去，想找个避风处，可是从来找不到。有时，伊斯特本有名男校的小孩会两个一排被领着给我们发烟卷和薄荷冰淇淋，他们称我们为“挂彩的大兵”。会有一个脸蛋粉红、八岁左右的小孩走到坐在草地上的一堆伤兵那里，撕开一包伍德百恩烟卷，表情严肃地给每人发一支，好像在动物园喂猴子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身体还行，都会在那片石灰岩地区逛上几英里，希望能碰到女孩，可附近从来没有几个女孩。营房下面的山谷里有片矮树林，离黄昏还很早时，就能看到每棵树那里都靠着一对黏在一块儿的男女。有时，如果那刚好是棵粗树，每边就会有一对。关于那段日子，我主要记着的是坐在荆豆树丛边上，就在凛冽的寒风中，手指冻得无法弯曲，嘴里是薄荷冰淇淋的味道。那就是当兵时的代表性记忆，但是不管怎样，当时我已经不再是个大兵。我受伤前，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作为升职对象报了上去。不过当时军官奇缺，任何人只要不完全是个文盲，只要愿意，就能被任命。出院后，我直接去了科尔切斯特64的军官培训营。
战争对人的影响很奇怪。仅仅不到三年前，我还是铺子里一个手脚麻利的售货员，系着白围裙，腰弯在柜台上，嘴里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儿什么，太太？”往前看，当个杂货商就是我的前途，至于当军官，在我脑子里跟获得骑士爵位一样遥不可及。而如今的我，已经戴上了怪里怪气的帽子和黄色领圈，大摇大摆地走路了，跟其他临时的上等人（有人出身便是如此）混在一起，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掉份。而且——这才是我要说的——从哪方面说都不会感到奇怪，那年头，什么都见怪不怪。
就好像你被一台巨型机器捉住，你感觉到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做事，同时也没有抵抗的念头。人们如果没有这种感觉，那么不管什么仗，都不会打得超过三个月，部队也就收拾家伙各自回国了。我为什么参军？还有，为什么有一百万别的蠢货会在强制征兵前参军？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英国，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我的不列颠千秋万代如何如何的玩意儿。但那些又能持续多久？我所认识的多数伙计在到法国前就把这忘得一干二净。战壕里的那些人不是爱国者。他们不恨德国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勇的小个子比利时人以及德国人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在桌子上强奸修女（总是在“桌子上”，好像那样更恶劣似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想着当逃兵。那台机器已经捉住了你，想把你怎么样就能把你怎么样。它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扔到某些地方做某些事情，那都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就算它把你扔到月亮上，也不会特别离奇。从我参军那天起，老的日子就算过到了头，好像不再与我有关。从参军那天起，我唯一一次回下宾菲尔德就是参加我妈的葬礼，不知道你信不信？现在说起来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好像再正常不过。我承认部分是因为爱尔西·沃特斯，不用说，我走了两三个月后，就不再给她写信。毫无疑问她又搭上了别人，我不想跟她再见面。如果不是为了这，我在休假时也许会回去看看我妈，她在我参军时曾大发脾气，可是她也会因为有个穿军装的儿子而自豪。
我爸是一九一五年死的，当时我在法国。跟那时比起来，我爸的死现在更让我伤心，这不是夸张。在当时，那只是坏消息中的一条，我接受了这个消息，却几乎毫无兴趣，脑子里空荡荡的，感情淡漠。在战壕里，人们对待任何事都是那样。我记得我爬到地下掩体的进口处，好趁着亮光看信，我还记得我妈滴在信上的泪痕，还有膝盖的痛觉和泥巴的气味。我爸的寿险保险单几乎按全部价值抵押了，不过银行里还有点儿钱。撒拉辛斯准备购下存货，而且出于好意，甚至多付了一点儿钱。不管怎么样，我妈有两百多镑，还不包括家具。她暂时去住在她表妹家，她表妹嫁了个小农场主，从战争中捞了不少，地方是在沃尔顿另一边几英里远的多克西利附近。我妈只是“临时”住在那里，当时无论对什么，都有种“临时”的感觉。要在那年头——说是那年头，其实才过去了一年——这种事会是令人震惊的大灾难。我爸死了，铺子卖掉了，我妈在这世界上还有两百镑钱，往前看，未来有点儿像是一场十几幕长的悲剧，最后一幕便是穷人的葬礼。但在那时，战争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笼罩了一切，人们几乎不再想破产和济贫院的事。甚至对我妈来说也是这样，老天为证，她以前对战争仅仅有着极为模糊的概念。还有，她当时已经在走向死亡，但是我们俩都不知道。
我在伊斯特本住院时，她来看过我，那时我已经两年多没见过她，她的样子让我有些震惊。她似乎褪了点儿颜色，不知道为什么，也缩小了。部分原因是到那时，我已经长成大人，也离家见了世面，对我来说，无论什么都变小了，但无疑她是变瘦了，肤色也黄了一些。她用她一贯的絮絮叨叨的方式说着玛莎姨妈（也就是跟她住在一起的她的表妹）和下宾菲尔德的变化。小伙子都“走了”（意思是参军），她消化不良的毛病“一天比一天厉害”，还有我那可怜的爸爸的墓碑以及他死时样子多么安详等等。都是那些老话，我听了很多年的老话，却不知为何，好像是由鬼魂说出，再也打动不了我。我所知道的她一直是个很了不起的、类似保护者的角色，有点儿像是船头的饰像，还有点儿像孵蛋的母鸡，但不管怎么样，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个穿黑裙子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一切都变化了，褪色了。那是她死之前我跟她见的最后一面。我在科尔切斯特训练学校时接到一封电报，里面说她病得很重，我就马上请了一星期的假，但还是太晚，我赶到多克西利时，她已经死了。她自己还有别人想象的是消化不良，其实是体内长了个肿瘤，这次她的胃突受风寒，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医生想让我不致过分伤心，说肿瘤是“良性”的，那让我想到用这个词来称呼它真是怪事，因为照我看，正是那个害死了她。
我们把她埋在我爸坟墓旁边，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下宾菲尔德。它变化很大，尽管才过去三年时间。有些铺子关门了，有些换了名字。几乎所有我从小就认识的男的都不在了，有几个死了。锡德·拉夫格鲁夫死了，是在索姆河65战役中战死的；“黄毛”沃森，那个曾属于“黑手帮”的农场小伙子，能活捉兔子的，他死在埃及；有个跟我在格里梅特的铺子里一起干过的伙计断了两条腿；老拉夫格鲁夫关了他的铺子，住在离沃尔顿不远的小屋里，靠的是一份微薄的年金。老格里梅特则不一样，他在战争中捞了不少，而且成了个爱国人士，是本地拒服兵役者审讯委员会成员。但是让这个镇子显得空荡荒凉的最主要因素，是马匹全没了，每一匹值得拉走的马很久之前就被征用。出租马车还有，但是拉它的那匹畜生如果不是辕杆撑着，站都站不住。葬礼开始前一个钟头左右，我在镇上转了一下，跟人们打招呼，也在炫耀我的军装。幸运的是，我没有碰到爱尔西。我看到了所有变化，但好像又没有留意到，我的心思跑到了别的事情上，主要是让别人看到我身穿少尉军装时心里那股得意劲。我戴着黑色的臂章（配在卡其布军服上很是醒目），穿着新的呢料马裤。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站在坟墓边上时，我还在想着我的呢料马裤。后来，他们把一些土抛在棺材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妈躺在几英尺的土下面意味着什么。我鼻子一酸，眼里有了泪水，但即使在那时，呢料马裤也并未完全从我脑子里消失。
不要以为我对我妈的死无动于衷，我的确在乎。我不再是在战壕里了，我会对死感到难过，但是我他妈根本不关心，甚至也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我所了解的那种旧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回。玛莎姨妈对有我这样一个当“真正军官”的外甥很感自豪，要不是我拦着，她会对葬礼大操大办。办完后，她坐公共汽车回了多克西利，我则乘出租马车到了火车站，坐火车去伦敦，然后再到科尔切斯特。马车经过我们家的铺子，自从我爸死后，就没人接手。它关着门，窗玻璃上的灰多得成了黑色，招牌上的“S.保灵”字样被人拿水管工用的喷灯烧掉了。唉，那就是我从小孩儿长成男孩子，最后成为一个大小伙子所住的房子。在那里，我在厨房的地板上到处爬过，闻到过豆饲料的气味，读过《无畏者多诺文》，做过文法学校的家庭作业，做过面包糊，补过自行车胎，试戴过我的第一副高领圈。在我眼里，它曾经像金字塔一样永恒不变，现在我却只会在有什么事情时才会重返。我爸，我妈，乔，跑腿的男孩，老猎犬尼勒，点点——尼勒之后的那只猎犬，红腹灰雀杰基，猫，阁楼上的耗子——全都不在了，除了灰尘，什么都没留下，可是我他妈全无所谓。我为我妈的死感到难过，那会儿，我甚至为我爸的死感到难过，但同时，我心里还想到了别的事情。我因为让人看到坐在出租马车里而有些感到自豪，当时我对那玩意儿还不习惯。我还在想着我的新呢料马裤有多么合身，还有我那军官用的光滑平展的绑腿，跟大兵们用的粗料货太不一样了。我也在想着科尔切斯特的伙计们，想到我妈留给我的六十镑以及那笔钱能让我们吃多少顿大餐。我还感谢上帝没让我不巧再碰到爱尔西。
战争对人的影响异乎寻常，跟它杀人这方面比起来，有时候它在并非把人杀死这方面更异乎寻常。就好像那是一股特大洪水，把你向着死亡裹挟而去，然而突然，它把你冲到一个回水处，在那里，你会发现自己在做着匪夷所思而且毫无意义的事，而且为此领着不薄的薪水。有些工兵营在沙漠里修建哪里也通不到的铁路，有些伙计被放逐到大洋里的岛上，去警戒德国人几年前就被炸沉的巡洋舰，还有这样那样养着大批文职人员和打字员的政府部门，在其功能不存后仍年复一年存在着，靠的是某种惯性。人们经常被派去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然后被当局一忘就是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正是这样，否则我也不会待在那里，但事情的前后经过倒是挺有意思。
对我的任命宣布后没多久，军火供应委员会需要招进军官。训练营的指挥官听说我懂点儿杂货生意（我没有说实际上我只是站过柜台），他马上要把名字报上去。一切顺利，我正要去位于英格兰中部某处的另一个军火供应委员会军官训练营时，这时又需要找一名懂点儿杂货生意的年轻军官去给约瑟夫·奇姆爵士做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是军火供应委员会里的大人物。天晓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确实是选中了我，我一直以为他们把我的名字跟别人的弄混了。三天后，我到约瑟夫·奇姆爵士的办公室向他敬礼报到。他是个很帅气的老头子，身材瘦削，腰杆笔直，头发灰白，鼻子长得很端正，我马上对他有了好感。他看上去是那种完美的职业军人，是位有军阶的KCMG或DSO66。他也可能是德·雷什克67的广告里那个伙计的孪生兄弟，可他在非公职生活里是位连锁杂货商店的总裁，他因为“奇姆减薪制度”而在全世界都有名。我进去时，他停笔打量了我。
“你是个上等人吗？”
“不是，先生。”
“好，那我们也许可以一起干点儿活。”
只用了三分钟，他就套出我没有当过秘书，不会速记，不会使用打字机，在杂货店干过工资为一星期二十八先令的活计。不过他说我也行，还说军队里的上等人太他妈多了，而他一直在找个能数到十以上的人。我喜欢上了他，也盼望能在他手下工作。但就在那时，似乎在操纵着战争的神秘力量又把我们分开。有支所谓的西岸防卫军正在组建，或者说正在讨论，有过隐隐约约的说法，要在海岸边上建立一处处仓库，储存配给及其他储备品。据说约瑟夫爵士负责英格兰西南角的仓库。我加入他的办公室后第二天，他派我去一个位于北康沃尔郡海滨、名为十二英里仓库的地方检查储备品，或者说我的工作是看有没有储备品，那好像谁都不能肯定。我刚到那里并发现储备品包括十一罐腌牛肉后，就收到战争部的一封电报，命我负责看守十二英里仓库的储备品，并留在那里等待进一步通知。我回了封电报说“十二英里仓库无储备品”，可是已经太晚了。第二天，我收到正式函件，通知我是十二英里仓库的指挥官。这就是故事的真正结尾，我一直担任十二英里仓库的指挥官，直至战争结束。
天晓得那都是怎么一回事，你也别问我西岸防卫军是怎么回事，或者应该是什么，问我也白问。在那时，甚至谁也不会装作知道，反正它不存在，只是某个人脑子里掠过的一个计划——我想是在有谣传说德国人会从爱尔兰那边入侵时——而且沿岸所有食品配给仓库也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只存在了三天，好像是种肥皂泡，然后就被忘掉，而我跟着它一起被忘掉了。那十一罐腌牛肉是由早些时候到那里执行别的神秘任务的几个军官所留，他们还留下一个耳朵很背的老头子，即二等兵利吉伯德，他怎么会留在那里，我可是从来没弄明白。从战争打到一半的当儿开始，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初，我一直留在那里保卫十一罐腌牛肉。你信不信？大概不会，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甚至好像那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到一九一八年，谁都不再指望事情会按道理如何如何了。
每月一次，他们寄给我一张内容庞杂的正式表格，要求填写我掌管的下列物品的数量及状况：丁字镐，挖战壕工具，带刺铁丝网，毛毯，铺地防潮布，急救包，波纹铁和李子、苹果罐头等。我在所有栏目中填了“无”之后把表格寄回去。从来都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在伦敦，有个人在不声不响地登记表格，然后寄出表格，然后再登记，就这样继续下去。当时，事情就是那样进行着。负责打仗的高层神秘人物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我的影子，我被冲到一个回水处，哪里都去不了。我在法国待了两年后，不再有炽热的爱国观念，所想的只是置身事外。
那段海滨很空旷，除了几个几乎从来没听说正在打仗的乡巴佬，一直见不到任何人。大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在一座小山下面。大海汹涌澎湃，拍打着那片极其广阔的沙滩。一年里有九个月下雨，剩下三个月吹着来自大西洋的狂风。那里除了二等兵利吉伯德、我和两座临时营房外再无他物。两座营房中有座带两间房的还过得去，我就住进了那座——还有十一罐腌牛肉。利吉伯德是个粗鲁的老混蛋，我对他从来没了解到什么，只知道他参军前是个卖花的花农，有意思的是看到他多么快就干回老本行：甚至在我到十二英里仓库之前，他就在临时营房的周围开了一片地种土豆，后来秋天时他又开了一块，直到最后他有了半顷左右的地种东西。他从一九一八年初开始养母鸡，到夏天快结束时，他有了相当大的一群鸡。到年底，天晓得他又从哪里弄来一头猪。我想他脑子里没有琢磨过我们到底他妈的在那里干吗，也没有想过西岸防卫军是什么或者是否真正存在过。要是现在听说他还在以前十二英里仓库所在的地方养猪种土豆，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我希望他真的在那里，祝他好运。
与此同时，我在做着以前从未有机会做的专职工作——读书。
之前在那里待过的军官留下几本书，多数价钱是七便士一本，差不多全是那年头人们读的无聊书，伊安·哈伊、塞波、克里格·肯尼迪的小说等等。一个人在那里待过，迟早会知道什么书值得看，什么书不值得看，当时我却对这些一无所知。我自愿读过的书是侦探小说，偶尔也会看一本黄书。老天为证，直到今天，我也没打算当个趣味高雅之人。如果你在那时要我说出几本“好”书的名字，我会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或者《芝麻与百合》（想到了那位牧师）。不管怎么样，“好”书是人们不愿去读的书。但我当时的工作便是无所事事。海洋在海滩上轰鸣，雨在窗户玻璃上淌个不停——还有一整排书，在某个人靠着小屋的墙搭起的书架上跟我对望。自然而然，我开始一本本读起来，一开始不分好坏，跟一头猪在垃圾堆里一路拱过去差不多。
然而在那些书里头，有那么三四本跟其他书不一样。别，你误会我了！不要按你自己的想法，以为我发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或者亨利·詹姆斯68或者别的什么人，就算那里有他们的书，我也不会去看。我要提到的书根本不算高雅，但时不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会碰到一本跟你目前达到的思维水平刚好处于同一等级的书，以至于让这本书读起来就好像专门为你而写的。那些书中有一本H.G.威尔斯69的《波利先生的历史》，是那种廉价的一先令价钱版本，快散架了。像我这样一个作为店主的儿子、在农村长大的人遇到那样一本书，它对我产生的影响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到？另外一本书是康普顿·麦肯齐70的《邪恶街》。几年前这本书一时很有争议，我在下宾菲尔德隐隐约约听说过。另一本书是康拉德71的《胜利》，其中有些部分让我看得烦，但是那种书能让人思考。还有本蓝色封面的某种杂志旧刊，里面有D.H.劳伦斯的一个短篇，我不记得题目了。它是关于一个德国应征新兵把他的准尉推下防御工事后跑掉，后来在他女朋友的睡房里被抓到的事。这篇小说让我感到困惑，不明白它讲的是什么，却给了我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我要再去读一下别的类似作品。
就那么着，一连几个月，我读书的胃口大开，几乎像是一种生理上的饥饿。那是我自从阅读迪克·多诺文的故事以后，头一次全身心投入地读书。一开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书本，我以为唯一途径就是买。我觉得这有点儿意思，因为它说明了在不同出身背景下成长对人们的影响。我想中产阶级的人，也就是一年收入有五百英镑的人从还在摇篮里时起，就知道穆迪流通图书馆和泰晤士读书会了。后来没多久，我知道世界上有可以借书的图书馆，就在穆迪和另外一家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图书馆办了入会手续。此后一年左右时间里，我读了多少本书啊！作者包括威尔斯、康拉德、吉卜林、高尔斯华绥、巴里·培恩、W.W.杰克布斯、派特·瑞基、奥利佛·奥尼恩斯、H.塞顿·麦里曼、莫里斯·巴林、斯蒂芬·麦肯那、梅·辛克莱、阿诺德·贝尼特、安东尼·霍普、爱里娜·格林、欧·亨利、斯蒂芬·里柯克，甚至还有西拉斯·霍京和吉恩·斯特拉顿·波特72。这些名字你知道几个？那年头人们重视过的书，到现在半数都已被忘掉。但在开始时，我把那些书全囫囵吞枣读了下来，就像一头鲸鱼游进了虾群。我完全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当然，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趣味提高了些，开始能辨别哪些是无聊的书，哪些不是。我拿到一本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有点儿喜欢，后来读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和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谈》也特别喜欢。威尔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家。我读过乔治·摩尔73的《埃斯特·沃特斯》并喜欢上了它。我也试着读了哈代的几个长篇，可总是看一半就看不下去。我甚至还看了点儿易卜生74的书，给我留下的模糊印象是挪威那里天天下雨。
这很古怪，真的，即使在当时，我也觉得很古怪。我是个少尉，几乎已经不带伦敦土腔了，我已经能分辨出阿诺德·贝尼特和爱里娜·格利的风格，但仅仅四年前，我还在柜台后面切着奶酪，指望有一天能当上一流的杂货店主呢。全面衡量一下，我想我肯定会承认战争对我的影响有好有坏。不管怎样，读了一年的小说，在学习书本这方面，那是我有过的唯一一段真正的教育，对我的心智产生了一定作用，让我有了种态度，一种怀疑的态度，那是倘若我按部就班过日子就无法获得的。但是——我怀疑你能否明白这一点——真正将我改变，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更多来自我所经历的糟糕透顶、了无意义的日子，而不是那些书本。
那真是无法形容的了无意义，就是在一九一八年。你看我，坐在临时营房的火炉边看小说，而在几百英里远的法国，枪炮在吼着，那些可怜的孩子吓得屁滚尿流，却还是被驱赶进机关枪的火力网中，就像向炉子里扔小块焦炭一样。我是个幸运儿，那些高层人物遗漏了我，结果我就待在那个温暖舒适的小窝里，为一份并不存在的工作领薪水。有时，我会心里一阵慌张，他们可得记着我，找到我啊，但这从来不曾发生。那份印在粗质灰色纸上的正式表格每月都寄给我，我填了再寄回去。然后还有表格寄来，我都填好寄回，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整件事情，就像精神错乱的人所做的梦一样没道理，所有这些，再加上我读过的那些书，留给我的是一种不相信任何事情的感觉。
我不是唯一特例，整场战争中，充满了没头绪的事和被遗忘的角落。到这时，那些人——不打折扣地说有上百万——被滞留在这样那样的回水处。整支整支的军队在前线无所事事，番号已被忘掉。还有一些庞大的政府部门，养着大批每星期挣两镑的文职人员和打字员，只是往上堆着文件山，而且他们也一清二楚他们所做的，只是往上堆积文件山。谁也不再相信暴行和英勇的比利时人的传说，当兵的不认为德国人是坏人，却对法国人恨之入骨。低级军官无不认为总参谋部的都是些智力不健全的人。一种怀疑的风气正席卷英国，甚至也到了十二英里仓库。要说战争把人人都变成了高雅之士有些夸张，但是它的确暂时把人们变成了虚无主义者。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大可能觉得自己如板油布丁那样微不足道，同样，他们也不大可能成为左翼人士，战争却把他们变成了左翼人士。要不是因为战争，我现在会在哪里？我不知道，但不会是现在这样。如果战争没能要你的命，它会让你开始思考。经过那些其蠢无比的混乱局面，你不会还认为社会是像金字塔那样永恒不变和无可置疑，你了解到它不过是一片混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