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还在想那十七镑该怎么花。
希尔达说她要去左派读书会开会，好像有个伦敦来的人要演讲，可是不用说希尔达不晓得演讲是关于什么的，我跟她说我要跟她一起去。总的说来，我并不是个喜欢听演讲的人，可是那天上午从看到轰炸机飞过头顶时开始，我脑子里关于战争的图像让我有点儿思来想去。照例费了番口舌让两个孩子比平时早点儿上床后，我们赶着准点出门去听演讲，预定时间为八点钟。
那天晚上有些雾蒙蒙的，会堂里又冷又光线不足。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小会堂，锡皮屋顶，是某个非国教派之类的财产，花十先令就能租用一次。当时已经到了十五六个人，跟平时的人数差不多。讲台前有个黄色告示牌上写着演讲题目为“法西斯之威胁”，我看到时根本没有感到吃惊。威彻特先生在这种会议上担任主持人，非公职时间里，他在一间建筑师办公室担任某职务。那会儿，他正领着演讲者来回走动，向每个人介绍他是某某先生（我忘了他叫什么），“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很像称某某为“著名钢琴家”。那个演讲者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小个子，穿着黑套装，秃顶，他想用几缕头发来遮盖，反而欲掩弥彰。
这种会议从来不会准时开始，总是会拖上一阵子，装作说不准还会来几个人。八点二十左右，威彻特敲了敲桌子又开始他那一套。威彻特是个面色和善的伙计，脸皮粉红，就像小孩屁股那种颜色，而且总是面带笑容。我想他是本地自由党的书记，也是教区理事会里的一员，还在圣母联合会的幻灯讲座上当司仪，他可以说是那种天生当主持人的料。他说我们都很高兴请到了某某先生前来演讲时，可以看得出他确实感觉如此。我每次看着他，心里总不免想着他大概还是个处男呢。小个子演讲者拿出一沓纸片，主要是剪报，他用玻璃水杯压住，然后飞快地舔了下嘴唇就开讲了。
你有没有去听过演讲、集会或者别的之类？
我亲自去听一次时，那天晚上肯定有一阵子不由自主会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他妈的干吗要这么做？大家怎么会在冬天的晚上出门听这玩意儿？我用眼睛扫了一圈会堂里面。我坐的地方在后排，就我所记得的，在这种集会上，只要有可能，我一定会坐在后排。希尔达和另外两位跟通常一样，又凑在前排。会堂又小又压抑，你也知道那种地方：油松木的墙，波纹铁屋顶，过堂风大得让人想捂上大衣。我们一小撮人坐在讲台旁边的灯光底下，后面有差不多三十排空椅子，椅子上全落着灰。演讲者后面的讲台上，有个用防尘罩盖着的形状巨大、四四方方的东西，说是一口盖着棺罩的特大号棺材也能让人信，实际上那是钢琴。
一开始我没怎么听。演讲者是个长相很猥琐的小个子，不过演讲得不错。脸白白的，嘴皮子很利索，声音很尖，是从不断讲话中磨炼出来的。不用说，他正在猛烈抨击希特勒和纳粹党。我没有怎么认真听他讲话——反正也能从每天早上的《新闻报》上看到——但是在我听来，他的声音里好像带着舌颤音，时不时有一两个词迸出来吸引了我的注意。
“兽行……骇人听闻的虐待狂大爆发……胶皮警棍……集中营……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回到黑暗时代……欧洲文明……防患于未然……正派人的愤慨……民主国家联盟……坚定立场……保卫民主……民主……法西斯……民主……法西斯……民主……法西斯……民主……”
你也知道那种讲话，这些伙计能把那些话反刍一样成小时地讲下去，就像留声机，扳过唱针臂，按一个键就开始了。民主，法西斯，民主。但不知怎么，我觉得看着挺有趣。这个长相猥琐的小个子，脸白，头秃，站在讲台上喷射着标语口号。他在干吗？居心明显，在大张旗鼓地煽动仇恨。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你去仇恨被称为纳粹的外国人。我觉得让人称为“某某先生，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是件莫名其妙的事。反法西斯主义者，莫名其妙的行当。我估计这位老兄靠的就是撰写反希特勒的书过日子，可是希特勒出现之前他在干吗？有一天希特勒没了他又会干吗？当然，这些问题也适用于医生、侦探、捕鼠人之流。可是当那刺耳的声音讲啊讲啊，我突然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是他把自己的话都当真，一点儿都不是装出来的——他对自己所讲的每个词都有切身感受。跟他自身感到的仇恨相比，他想在听众中煽动起来的仇恨就是小意思了。对他来说，每句标语都像福音书一样真实。如果把他开了膛，你会发现里面会是民主—法西斯—民主。私下认识这么个伙计倒挺有趣，可是他有没有私下的生活？要么他只是从一个讲台赶到另一个讲台，不停地煽动仇恨？也许连他做的梦都是标语呢。
我坐在后排，能看到别的听众。我觉得——如果你琢磨一下的话，也会这样觉得——我们大家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出门，坐在刮着过堂风的会堂里，听左派读书会的演讲（我认为我有资格使用“大家”这个词，因为这次我的确来了），此事具有某种意义。我们是西布莱奇的革命派，不过头一眼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我眼睛扫过听众时，吃惊地发现尽管演讲者已经花了超过半个钟头时间猛烈抨击希特勒及纳粹，但只有五六个人真正听明白了演讲者在说什么。在这种会议上，总是会出现类似情况，没有例外，一半人听完后，对讲的是什么仍茫然无知。威彻特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一脸开心地看着演讲者，他的脸有些像是一朵粉红色天竺葵。你可以提前听到演讲者一坐下他就会讲的话——跟他在为美拉尼西亚人90募捐裤子而举办的幻灯讲座结束时说的一样：“我们表示感谢——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一个鼓舞人心的晚上！”明斯小姐在第一排，身子坐得挺直，头稍稍偏向一侧，就像一只小鸟。演讲者从玻璃杯子下面拿起一张纸，念着德国人自杀率的统计数字。你可以从明斯小姐又细又长的脖子上判断出她感觉到不开心。这能让她长见识吗？难道不能？她能理解都是关于什么的就好了！另外两位坐在那里像是两团布丁。挨着她们的，是个红头发小个子女人，正在织一件套衫。一针平织，两针反织，退一针，然后把两针串起来。演讲者正在描述纳粹怎样把人脑袋剁下来，有时候刽子手枪法很糟糕。听众中间还有个女的，一个黑头发女孩，是郡立学校的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她是真的在听，身子坐得前倾，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演讲者，嘴巴还稍稍张着，把话语一饮而下。
紧挨她后面坐着的，是来自本地工党的两个老头，一个头发灰白，剃得很短，另一个是个秃头，长着耷拉胡子。他们两位都穿着大衣，你也知道那种类型的人：他们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工党，二十年时间里，上了雇主们的黑名单，另外十年纠缠着郡政务委员会要求改进贫民区状况。突然之间全变了，老工党的那套玩意儿无关紧要了，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国际政治问题面前——希特勒，斯大林，炸弹，机关枪，胶皮警棍，罗马—柏林轴心，人民阵线91，《反共产国际协定》等等，他们摸不着头脑。就在我跟前的，是本地共产党支部，他们三个都很年轻，其中一个是有钱人，是赫斯派莱兹住宅公司里的什么人，事实上，我相信他是老克拉姆的侄子。另一个是某家银行的职员，他有时为我兑换支票。剩下的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圆脸，看上去很年轻，表情很热切，眼睛蓝得像个婴儿的一样，头发颜色浅得会让你以为漂白过。他看上去只有十七岁左右，可是我想他有二十岁了。他穿着廉价蓝套装，领带是天蓝色的，跟他的头发倒相配。挨着这三个人坐的，还有另外一个共产党。但这位好像是另外一种共产党，跟他们不全是一路人，因为他是被另外几个称为托派分子92的那种，他们看不起他。这个小伙子甚至还要更年轻些，非常瘦削，肤色很黑，一脸紧张之相。他脸庞清秀，不用说是个犹太人。这四个人对演讲的态度和别的人很不一样，看得出到了提问时间，他们马上就会站起来提问，也能看出他们已经在扭来扭去了。那个小托派分子磨着屁股挪来挪去，急不可待要抢在头一个提问。
我已经没在听具体演讲内容，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听演讲了，但听的方式不止一种。我把眼闭上一会儿，因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只听到他的声音时，好像能把他看得更清楚。
听起来，那种声音好像能不歇气地说上两星期。让这架人体手摇风琴成小时地向你射着宣传的话，实在是件很腻味的事，真的。同样的东西说了一遍又一遍：仇恨，仇恨，仇恨，让我们团结一致好好仇恨。一遍又一遍，它给你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到你的脑瓜里砸着你的脑子。但在我闭上眼的那会儿，我成功扭转了局势：我进入了他的脑瓜，那是种非凡的快感。有一秒钟，我进去了，你几乎可以说我就是他。不管怎样，我感到了他所感到的。
我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跟能用言语形容出的完全不一样。他嘴里只是说希特勒是冲我们来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好好仇恨。不说细节，根本不失体面。然而他看到的很不一样，那是他自己拿扳手砸人脸的景象，砸的当然是法西斯的脸，我知道他看到的就是那个，那就是我想象自己有一两分钟在他脑瓜里所看到的。砸！就往脸正中央砸！骨头像蛋壳一样碎掉了，一分钟前还是张人脸，这会儿已经变成一大摊草莓酱。砸！又来一个！那就是他脑子里所想的，不管走路还是睡觉，他越想越喜欢。都OK，因为被砸的脸是属于法西斯的。那些全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
可那是为什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被吓坏了。如今每个能思考的人全被吓得手脚冰凉，这位伙计不过是有足够的远见，所以比别人更害怕。希特勒是冲我们来的！快！让我们抓个扳手团结起来，要是我们砸人脸砸得够多，他们就砸不成我们的脸。结成伙，选出领头的。希特勒是黑色的，斯大林是白色的，两个人换过来说也行，因为在小人物的眼里，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一样，都意味着扳手和砸人脸。
战争！我又开始想起了它，毫无疑问，它是要来了。可是谁害怕战争？也就是说，谁害怕炸弹和机关枪？“你”，你会说。对，我会，见识过战争的人都会。不过要紧的不是战争，而是战后，是我们即将坠入其中的世界，那种仇恨世界，标语世界。囚衣，带刺铁丝网，胶皮警棍，秘密牢房里日夜不熄的灯泡，你睡觉时盯着你的侦探，还有游行和印着硕大脸庞的海报；上百万人全为了领袖而欢呼，直到他们愚弄了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崇拜他。私下里，他们却一直仇恨他，恨得简直要呕吐。那些都会来吗？不会吗？有些日子里我知道绝无可能，别的日子里我知道是在劫难逃。但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知道是会来的，全表现在小个子演讲者的声音里了。
说到底，对冬夜出来听演讲的为数少得可怜的那群人来说，那也许的确有意义，或者不管怎么样，对五六个听懂了是怎么回事的人是如此。他们不过是一支庞大军队的前哨，是具有远见的一群，是最先发现船就要沉的一群老鼠。快，快！法西斯就要来了！伙计们，拿好扳手！砸他们的脸，否则他们就要来砸你。前景把我们吓得够戗，以至于我们马上投身其中，就像一只兔子跳进一条大蟒蛇的喉咙。
那么，如果英国来了法西斯，像我这样的伙计又会怎样？事实上，很可能没有丝毫不同。至于演讲者和听众中的四个共产党嘛，没错，对他们来说太不一样了。他们会去砸别人的脸，要么他们自己的脸被砸，取决于谁将取胜。但对于我这样普普通通、中不溜秋的伙计来说，以前怎么个活法，还会继续怎样活下去。可是那也吓坏了我——跟你说，我真的被吓坏了。演讲者住了口坐下来时，我才开始琢磨起那是为什么。
照例响起一阵稀里哗啦的掌声，听众只有十五个人左右时就会那样。然后威彻特老兄讲了他那一套话，还没到提问时间呢，那四个共产党便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他们激烈斗嘴斗了十分钟左右，说的全是一大堆别人听不懂的东西，例如辩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说过的话等等。然后，演讲者喝完一杯水后站起来总结了一番，让那个托派分子在椅子上扭动着，另外三个人却听得高兴。他们私底下又斗了一会儿嘴，别的人谁也没能说上话。希尔达和另外两位在演讲结束后马上就走掉了，大概她们害怕会有人来为场租让她们凑钱。小个子女人留下来要把那一行毛线打完，我能听到她在别人争辩时数着针数。威彻特坐在那里，对每个说话的人都奉上一副笑脸，看得出他正在想这真是太有趣了，脑子里还做着记录。黑头发女孩把人看了一个又看下一个，嘴巴微微张着。那个老工党，他的耷拉胡子和围到耳朵的大衣让他看着像是只海狮。他坐在那里仰视着他们，在琢磨到底他妈的都在吵什么。最后，我起身开始穿上大衣。
斗嘴变成小托派分子和长了一头漂亮头发的小伙子的单挑，他们在争论战争爆发的话，该不该参军。我斜着身子顺着那一排椅子走出去时，长着漂亮头发的那位向我求援：
“保灵先生！你看，如果战争爆发，而我们有机会把法西斯主义一次性摧毁的话，你会不会去打仗？我是说如果你年轻的话。”
我想他以为我有六十岁了。
“你可以肯定我不会，”我说，“上次我已经打够了。”
“可这是去消灭法西斯主义啊！”
“噢，狗屁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我得说消灭什么什么的这种事儿，已经做得够多的啦。”
小托派分子插话说什么社会爱国主义和对工人的背叛等等，但是另一位打断了他。
“可你想着的是一九一四年，那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不一样。你看，要是你听说在德国发生的事：集中营，纳粹用胶皮警棍打人，还有强迫犹太人互相往脸上吐口水——难道不能让你热血沸腾？”
他们总在说什么热血沸腾的事，我记得在战争期间，总是能听到这个词。
“我在一九一六年就不再沸腾了，”我告诉他，“你要是闻过战壕里的气味，就不会再沸腾了。”
突然，我好像看到了他，似乎直到那会儿之前，我都没怎么好好看过他。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应该属于一个很帅的在上学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亚麻色头发。他盯着我的眼睛看，有那么一阵子，他的眼里真的有了泪水！就因为德国犹太人的事，让他有了如此强烈的感受！但事实上，我完全了解他的感受。他是个大块头小伙子，可能还代表银行踢橄榄球，而且有头脑。那就是他，位于丑陋郊区银行里的职员，坐在毛玻璃窗户下往分类账里填数字，点一堆堆钞票，拍经理的马屁，感到他的生命在一天天腐朽下去。突然，欧洲大陆那边有了天大的事情。炮弹在战壕上爆炸，步兵一波波在硝烟中发起攻击，大概他就有几个好朋友正在西班牙打仗。不用说，他热切盼望战争的到来，可是你能怪他吗？有那么一会儿，我奇怪地觉得他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再过几年，我的儿子也许就是那个样。我想到那个八月里热得难受的一天，报童贴出了“英国对德国宣战”的海报，还有我们系着白围裙冲到人行道上欢呼的事。
“听着，孩子，”我说，“你全搞错了。一九一四年时，我们觉得那是桩挺光荣的事，结果呢，不是，无非是个操蛋的烂摊子而已。要是战争再打起来，你别参加。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去挨枪子儿？还是留给女孩子吧。你以为战争全是英雄主义和志愿军冲锋什么的，可是我告诉你，不是那样。如今不会再有拼刺刀的事，就算有，也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不会觉着自己像个英雄，你知道的，只是三天三夜睡不了觉，身上臭得跟黄鼠狼似的。你会吓得尿裤子，手也冻得连步枪都握不住。不过那也他妈不要紧，要紧的是战后的事。”
不用说，他听不进去，他们只是觉得我落伍了，我还不如去妓院门口散发劝人改过的传单呢。
人们开始散了。威彻特把演讲者带回家，那三个共产党和小犹太人一块儿走，他们又说起无产阶级团结一致、辩证法之辩证法以及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说了什么之类。他们全是一路货，真的。那是个潮湿、宁静、漆黑的夜晚，街灯吊在夜空中像是星星，却照不亮路面。远处，能听到无轨电车沿着大街轰轰隆隆地开。我想喝上一杯，可是最近的酒馆在半英里之外。另外，我还想找个人谈谈，以别的方式谈，那没法在酒馆里进行。真有趣，我的脑子已经转动了一整天，部分是因为不用工作，这是当然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我的新假牙，它把我的精神提起来了一点儿。那一整天，我都在为前景和往事想来想去，我想跟人谈谈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的坏日子、标语、囚衣和东欧最新类型的人，他们要把英国揍成斗鸡眼。我根本没指望能跟希尔达谈这些。我突然想到可以去拜访一下波提欧斯老先生，他是我的朋友，睡得很晚。
波提欧斯是位退休的公学教师，住在楼房里，幸好在不高的楼层，位置在原先的老镇子，教堂旁边。不用说，他是个单身汉。你想象不出他那种人会结婚，他只跟他的书本和烟斗为伴，有个女的来给他做家务。他是位博学的伙计，懂得希腊语、拉丁语和诗歌什么的。我想如果说本地左派读书俱乐部分部代表的是“进步”，波提欧斯老先生则代表了“文化”，可是这两样在西布莱奇里都不怎么吃得开。
那间小屋里亮着灯，波提欧斯老先生在读书，他睡得很晚。我敲了敲前门以后，他跟往常一样踱了出来，用牙咬着烟斗，手指夹在书里刚读到的地方。他是个长得很抢眼的家伙，个头很高，头发灰白而卷曲，脸庞瘦削，表情如在梦中，有点儿褪色的样子。虽然他肯定快六十岁了，那张脸却几乎跟个小孩的差不多。这种公学和大学里的伙计中有一些能让自己直到临死那天看起来都像是个小孩，这有些不寻常，跟他们的某些动作有关。波提欧斯老先生习惯于来回踱着步子，他那颗长着鬈头发的漂亮头颅有点儿往后仰着，让人觉得他一直在梦着一首诗什么的，意识不到周围的事。你一看到他，就能看出他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全反映在他外表上了。上公学、牛津大学，然后回到原来的公学当老师，一辈子生活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板球的氛围里。他什么怪毛病都有，总是穿一件哈里斯牌粗花呢旧夹克和灰色旧法兰绒裤子，你如果说那“有失身份”，他还挺乐意。他抽烟斗，看不起烟卷。尽管半夜才睡，可我敢打赌他每天早晨还要冲个凉水澡呢。我想在他眼里我有点儿俗气。我没上过公学，不懂拉丁语也根本不想去学。他有时说我“对美感觉迟钝”是个遗憾，我想那是说我没文化的一种客气讲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喜欢他。他很好客，程度恰到好处。他总是乐于请你进屋聊上几个钟头，而且酒瓶总是就在手边。如果你住在像我们家那样女人和小孩有些泛滥成灾的地方，偶尔出去一下，到那种单身汉的氛围里待一待有好处。那是种书本、烟斗加壁炉的氛围，还有典型的牛津大学的感觉，即除了书本、诗歌、希腊雕像，别的什么都不重要，自从哥特人洗劫罗马93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值一提——有时那也不失是种安慰。
他推着我坐到壁炉边的一把旧皮扶手椅里，还倒了些威士忌和苏打水。我从来没见过他的房间内什么时候不是烟雾缭绕。天花板几乎全黑了，房间有点儿小，除了门、窗和壁炉边那块地方，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书。壁炉台上，全是些意料之中的东西：一排全是脏乎乎的老树根烟斗，几个希腊银币，一个上面有波提欧斯老先生所上学院纹章的烟丝罐，还有几盏小的陶制灯，他跟我说过那是他在西西里岛的某座山上挖出来的。壁炉台上方，有几张希腊雕像的照片，中间是张大的，上面是个长着翅膀、没有头的女人，似乎正要迈步去赶公共汽车。我第一次看到它时不怎么会说话，问他为什么他们不往上面安个脑袋，我记得波提欧斯老先生当时无比震惊的样子。
波提欧斯开始用壁炉台上那个罐里的烟丝给烟斗装上。
“楼上那个让人受不了的女人买了台无线电94，”他说，“我一直希望一辈子再也别听到那玩意儿。我想是拿那个没办法了。你也许知道法律上是怎么说的？”
我告诉他的确拿那个没办法。我很喜欢他说“受不了”一词里的牛津味，而且发现在一九三八年还有人反对在家里开收音机，也让我觉得挺滑稽。波提欧斯又以他那种梦游般的样子踱来踱去，手揣在外套口袋里，用牙齿咬着烟斗。几乎没打顿，他开始跟我说起在伯利克里95统治期间，雅典所通过的某部针对乐器的法律。波提欧斯老先生总是那样，他说起的，全是发生在好多世纪以前的事。无论你提起什么，他总能说回到雕像、诗歌以及希腊人、罗马人。你要是提起玛丽女王，他会开始跟你说起腓尼基96的三层船。他从来不读当代的书，拒绝知道那些书名，除了《泰晤士报》，别的报纸都不看。他还会得意地说他从来没看过电影。除了像济慈和华兹华斯少数几个诗人，他认为当代世界——在他看来，当代世界指过去的两千年——根本不应当存在。
我自己便是当代世界的一部分，可是我喜欢听他说话。他在书架边踱着步子，抽出一本又一本书，不时在小口抽烟的间隙给我读上一段，通常还得是从原文拉丁语或读到的别的什么语言翻译过来。全是让人心平气和、感觉愉快的东西。他有点儿像是位老师，但是不知怎么，能让你得到安慰。我在听着时，就不再处于那有着电车、煤气账单和保险公司的同一个世界了，而所在的世界里全是庙堂和橄榄树，孔雀和大象，角斗场上拿着扑网、三股叉的伙计，长翅膀的狮子，太监，战舰，投石机，穿着铜甲胄策马跃过士兵们的盾牌的将军。他竟会喜欢我这样的伙计，这有点儿古怪，可这也是长得胖的好处之一，我能跟任何阶层的人打成一片。再说，在喜欢黄色故事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点，那是他喜欢的一件当代之事，可他总是要提醒我黄色故事并非当代独有。他在这一点上很有老处女的样子，总是半遮半掩地讲。有时他会提起一位拉丁语诗人，翻译一段淫秽的押韵诗，还留下很多空白供我想象。要么他会暗示一点儿罗马皇帝的私生活，还有在阿思脱雷思97庙里所发生的事。希腊人和罗马人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波提欧斯老先生还有一些意大利某处壁画的照片，能让你看了后想入非非。
在我受够工作和家庭生活时，跟波提欧斯聊上一聊对我大有好处，但那天晚上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我脑子里还在想那一整天都在想的事，就像我对那个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演讲者那样，我也没有专心听波提欧斯在说什么，只是听着他的声音。但那个演讲者的声音进入了我的内心，波提欧斯老先生的没有。它太平和、太有牛津味了。最后，在他在说什么时，我插了句嘴：
“告诉我，波提欧斯，你怎么看待希特勒？”
波提欧斯老先生正在用肘部搭着壁炉台，脚蹬着挡板，硕长的身体斜靠在那里，又不失优雅。听到我的话，他吃惊得几乎要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来。
“希特勒？那个德国佬？我亲爱的朋友啊！我没怎么看待他。”
“但问题是，他操蛋得很有可能让我们在他完蛋之前好好看待他。”
他听到“操蛋”吓了一小跳，他不喜欢那个词，可是当然，他的姿态上从来不怎么流露出震惊。他又开始走来走去，嘴里喷着烟。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关注他，不过是个冒险家，这种人来了又去。蜉蝣一世，绝对是蜉蝣一世。”
我不能肯定“蜉蝣一世”是什么意思，可我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你搞错了，希特勒这家伙跟别人不一样，斯大林也是。他们不像古代那些伙计，把人钉十字架、砍人头之类的只是为了开心，他们的目标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我亲爱的朋友！‘太阳底下无新事’。”
当然，那是老波提欧斯最爱说的一句谚语。他听不进去有任何新的东西存在。你告诉他如今的什么事，他马上会告诉你在某某国王治下，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就算你提起飞机这种东西，他也会告诉你在克里特岛或者迈锡尼98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很可能早就有了。我想跟他解释我在听那个小个子家伙演讲时所感到的，以及我看到的坏日子即将到来的景象，可他不听，只是重复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最后，他从书架里抽出一本书，给我读一段关于公元前某个希腊暴君的事，此人跟希特勒差不多算是孪生兄弟。
我们又争论了一会儿。一整天，我都想跟人聊聊这件事。真是古怪。我不是个蠢人，但也不是个趣味高雅之士。老天为证，平时，你觉得一个人到中年、一星期挣七镑、有两个孩子的人不可能有的兴趣，我也不会有。但是，我又有足够的识别力，知道我们所习惯的旧生活方式已被连根锯断，我能感到这正在发生。我能看到战争正在逼近，也能看到战后的景象：领食物的队伍，秘密警察，还有告诉你该怎样思考的大喇叭。但又不是单单我一个，像我这样想的还有上百万人。我到处遇到的普通人、在酒馆里遇到的伙计、开公共汽车的、五金公司的旅行推销员这些人都有同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出毛病了，他们能感到脚下的一切正在分崩离析。可是这里还有位博学之士，一辈子跟书本生活，让自己沉浸在历史中，直到最后从毛孔往外淌的都是历史，他根本看不到世界在变化。他认为希特勒无关紧要，拒绝相信下一场战争正在逼近。不管怎么样，因为上次战争他没有参加，所以在他心里没留下多少印象——他觉得那跟特洛伊之围比起来，根本就不入流。他看不出人们为什么要为标语、大喇叭和囚衣操心。什么样的智识人士会注意到那些？他总是那样说。希特勒和斯大林会消失，但波提欧斯老先生所说的“基本道德准则”不会消失。不用说，这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指世间万物会完全按照他已经知道的方式运行。永永远远，有教养的牛津毕业生会在全是书本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引用拉丁文句，抽带有纹章罐子里装的好烟丝。跟他聊是没用的，真的，跟那个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聊收获都会多些。渐渐地，我们的谈话又转了向，转到公元前所发生的事，总会那样。然后谈话又转到诗歌上。最后，波提欧斯老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开始读济慈的《夜莺颂》（要么是说云雀吧——我忘了）。
就我这个人来说，很长时间才会读上一点儿诗，但说来奇怪的是，我喜欢听波提欧斯老先生大声读诗。毫无疑问他读得很好，当然，他读诗成了习惯——以前给一个班的男生读过诗。他会懒洋洋地靠着什么东西，牙咬着烟斗，喷着小股烟雾。他的声音很庄重，而且随着诗行抑扬顿挫。看得出在某种意义上，读诗让他感动。我不知道诗为何物，有何功用，我想它对某些人有种精神上的效用，就像音乐对于另外有些人一样。他在读着时，我没有真正在听，也就是说，我没有听进去，但那种声音给我心里带来一种平和的感觉。总的说来，我喜欢，但是那天晚上似乎没效果，像是有阵冷风吹进了房间，我只感到那些全是废话。诗歌！是什么？无非是个声音，空气中的一股旋风。我的天！那跟机关枪相比又顶什么用？
我看他靠着书架。真是古怪啊，这些公学里的伙计，一辈子都是校童，全部生活都围绕着母校和那点儿拉丁语、希腊语及诗歌。突然我想起来了，差不多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找波提欧斯时，他给我读了同样一首诗，用同样的语气读过，读到同一段时，他的声音发颤——那是关于魔法窗或者别的一段。我突然有了个奇怪的想法：他已经死了，他是个鬼魂，任何像他那样的人，都已经死了。
我突然想到，也许看到，在周围走动的许多人全是死人。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是指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而不是之前。那似乎有些武断，毕竟身体的某些部分还在运作——比如说头发还要生长好几年。有可能的是，当一个人的头脑停止思考，不再有能力吸收新观念时，他实际上就死了。波提欧斯老先生就是那样，极其博学，极其有品味——但是他没能力再改变，只是一遍遍地说着同样的东西，有着同样的想法。那种人有很多，大脑死了，内部停止了。只是在同一小段轨道上前前后后活动着，越来越衰弱，如同鬼魂。
我想大概在日俄战争99前后，波提欧斯老先生的大脑就停止运转了。差不多所有体面人，那些不想用扳手去砸人脸的人都是那样，这真是令人痛心。他们是体面人，可是他们的大脑已经停止运作。他们对即将遇到的事无法抵抗，因为他们看不到，就算在眼皮底下也看不到。他们还以为英国永远不会变，以为英国便是整个世界。他们理解不了英国无非是残留之物，是个碰巧没挨过炸弹的小小角落。可是东欧的那些新人类是最新型的人，用标语思考，以子弹交谈，他们又当如何？他们跟踪我们，很快就会追上来。在那些伙计眼里，不存在什么公平竞赛规则，但所有体面人都已经瘫痪，是已死的人和活着的大猩猩，似乎除此两种，什么都不是。
大约半个钟头后，我走了，我想说服波提欧斯老先生希特勒并非无关紧要，却全归徒劳。我在冷冷的街道上往家里走时，还在想着这件事。电车已经停开，房子里没有开灯，希尔达也睡了。我把假牙放进浴室中玻璃杯的水里面，穿上睡衣，把希尔达推到床的另一侧。她翻了个身，没醒，她背部有些驼的部分正对着我。真是古怪啊，那种极度的忧郁会在深夜时攫取你。在那一刻，欧洲的命运对我来说，似乎比房租、孩子们的学费账单以及明天要干的工作还要重要，对任何挣钱过日子的人来说，想着那些绝对是愚蠢的，但是我仍然无法停下来不想。还有囚衣和机关枪嗒嗒响的景象。我记得在睡着之前，我琢磨的最后一件事是像我这样的伙计，他妈的干吗要操这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