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问世了，值得庆幸。文集的出版，恰逢武大图书情报学院七十周年院庆，可以说适得其时。一九二〇年，文华大学兴办的图书科，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前身，从此开始了我国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一九二九年，图书科单独建校，定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五三年，随全国院系调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一九五六年，专修科改学制为图书馆学系。一九八四年，经原教育部批准，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从一九二〇年图书科兴办开始，到目前的图书情报学院，其所经历的，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其间又以建国以前的三十年最为艰难。抚今忆昔，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的沈祖荣教授，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上的卓越贡献，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沈祖荣教授，是我国图书馆界的前辈，也是我国最早赴美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一九一四年，沈祖荣先生在美籍人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一八六二——一九三一）资助下，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学成回国。他回国后，无论在开展宣传和对中国图书馆状况的调查，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面，抑或是兴办图书馆学教育，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面，都强调不要照搬外国，一直坚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他在《民国十年之图书馆》（《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一文中说道：“海外留学，所费不赀，远涉重洋，谈何容易？纵令虚往实归，而橘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之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之，欲推广图书馆之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培养人才的机关，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可以充图书馆之应用。是以武昌文华大学于民国七年，首先组织图书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沈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沈祖荣先生倾注了毕生精力于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他作为一名教授，对教学严肃认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兼授“服务道德”课程。他对档案管理员的要求，是要与档案共存亡；他对图书馆员的要求，特别强调要在开放的时间上，管理图书的方式方法上，充分给予读者以方便。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当时教学的需要，很好地承担开设俄文图书编目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不顾自己年过古稀，对俄语并不熟悉等困难，通过自学，很快掌握了俄语，并编写了《俄文图书编目法》教材，边教学，边修订，铅印了三版，为学生讲授俄文编目课。这种精神，给了学生们以极大的鼓舞。
沈先生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文华图专，如今已经发展为拥有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两个系，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发行管理学四个专业，一个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一个科学技术情报培训中心，一个图书情报现代化实验中心在内的，既有研究生、本科生，又有专科生和成人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办学的综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在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体系，完善课程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我国最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沈先生离开我们十三年了，我的学长丁道凡先生，以退休后的古稀之年，从被“文革”摧毁过的几个图书馆古籍部，搜集了沈先生的论著，并精心编注，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深信这本文集的出版，对于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沈宝媛女士和文集的编著者丁道凡先生，嘱我写一序言，谊不敢辞。聊缀数语，以表我对沈老师的敬仰之情。
彭斐章 谨志
一九九〇年六月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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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序言为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彭斐章先生为丁道凡搜集编注的《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所写。文中提到的沈宝媛女士，是沈祖荣先生的女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