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开头就有力地强调了真实自我的重要性。我们说，所谓真实自我，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的、独特的个人中心，是唯一能够成长并想要成长的部分。我们以前就看到，不幸的状况常常从一开始就会妨碍真实自我的顺利发展。从那时起，我们的研究兴趣就集中到了个体身上那些侵占了真实自我的精力并导致自负系统形成的力量之上，这个自负系统是自主的，它常常会发挥一种专制的破坏性作用。
在本书中，这种研究兴趣从真实自我向理想化自我及其发展的转变，其实同神经症患者的兴趣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个方面完全一样。但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我们对真实自我的重要性依然有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会将注意的焦点再次放到真实自我上，并以一种比以往更为系统的方式思考真实自我被舍弃的原因，以及这种情况对人格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魔鬼协定，放弃自我就相当于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我们可以称之为“与自我的疏离”（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的疏离”这个术语主要用于那些使人们丧失其同一感（feeling of identity）的极端情况，如健忘症、人格解体等。这些情况总是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好奇心。156一个没有睡着且大脑也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经常做什么事情或者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确实会让人感到奇怪，甚至会令人感到吃惊。
不过，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看到它们与一些不那么明显的自我疏离形式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对此就不会感到那么困惑了。在这些不那么明显的自我疏离形式中，同一性和方向感总体上没有受损，但意识经验的一般能力却有所削弱。例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就好像生活在云里雾里一样，对什么事情都不清楚。他们不仅不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对他人的想法、情感以及某种局势的后果也往往搞不清楚。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相关的还有这样一种状况，即这种搞不清楚事情的现象仅限于内心过程。此刻，我想到了一些人，他们能够相当敏锐地观察他人，能够清楚地理清某种形势或思路；但是，各种各样（与他人、自然有关）的经验却不能渗透进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内在经验也无法渗透进他们的意识。反过来，这些心理状态与那些表面看似健康但偶尔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意识丧失的人，或者那些表面看似健康但却对某些内在或外在经验领域浑然不觉的人也不无关系。
所有这些疏离自我的形式可能也涉及“物质自我”[1]——身体与财产。一名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体可能几乎没有感觉，甚至他的躯体感觉都有可能是麻木的。例如，当有人问他的脚冷不冷时，他可能需要经过一番思考才能找到冷的感觉。当无意间从一面穿衣镜里看到自己时，他也许会认不出自己。同样，他也可能没有“他家就是他自己的家”的感觉——家对他来说就像旅馆的房间一样，与他毫无关系。另外一些神经症患者则没有“他们所拥有的钱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钱”的感觉，尽管这些钱很可能是他们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
这些只是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与现实自我的疏离”的少数几种变体。疏离了现实自我，一个人的实际情况或者他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联系，157以及他对这样一种生活连续性的感觉，都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这个过程的某些部分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固有的。患者有时候可能会意识到这个方面的障碍，比如有一名患者就曾把自己描述为一根顶上有个脑袋的路灯柱。更为常见的是，尽管这个过程相当广泛，但他们却往往丝毫都意识不到。只有在分析中，这一过程才会慢慢地展现出来。
在这种与现实自我的疏离中，核心部分是一种虽然关键但却不那么明显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神经症患者会远离自身的情感、愿望、信念和精力。这是一种积极决定自己生活的力量的丧失，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感觉的丧失。这些反过来也表明我们疏离了自己最具活力的中心，也就是我所说的真实自我（real self）。用威廉·詹姆斯的话可以更为充分地阐明它的特性：真实自我往往会带来“震颤的内心生活”，它会产生自发的情感（不管这些情感是喜悦、渴望、爱，还是愤怒、恐惧、绝望）。它也是自发兴趣与精力的源泉，是“发出意志命令的努力与专注的源泉”；是拥有希望并用意志力去坚持的能力；它是我们自己身上想要扩展、想要成长、想要获得自我实现的部分。它会让我们对自己的情感或思想产生“自发的反应”，不管这种反应“是乐意接受还是反对，是侵吞盗用还是矢口否认，是奋力追求还是反对，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我们的真实自我变得强烈而积极主动时，我们就会有能力做出决定，并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因此，它会带来真正的整合以及一种合理的整体感和统一感。不仅身体和心理、行为和思想或情感协调一致，而且它们功能正常，没有严重的内在冲突。与那些人为的使我们自身协调一致的方法（当真实自我被削弱时，这些方法就会体现出其重要性）不同，这很少或几乎不伴随任何的压力。
哲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可以从多个有益的角度来探讨有关自我的问题。然而，每一个探讨该主题的人却好像都发现，很难超越这样一种模式，即描述他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兴趣。从临床效用的视角，158我一方面会把现实自我或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2]与理想化自我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我还会把现实自我或经验自我与真实自我区分开来。现实自我是对一个人在某个既定时刻所拥有的一切的总称：身体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健康的和神经症方面的。当我们说我们想认识自己时，所指的就是现实自我。也就是说，我们想认识自己真实的样子。理想化自我则是存在于不合理想象中的我们自己的样子，或者是按照神经症自负的指令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真实自我的含义我已经界定了好几次，它是一种朝向个人成长与实现的“原动力”，当我们摆脱神经症的沉重枷锁时，有了这种原动力，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获得完整的同一性。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想寻找自我，其实指的就是真实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所有神经症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可能的自我（possible self）——这种自我与理想化自我不同，理想化自我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似乎是所有自我中最具推理能力的。有的神经症患者能够把小麦和谷壳区分开来，并说：这就是他的可能自我。但是，尽管神经症患者的真实自我或可能自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抽象的，但它仍可以被感觉到，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每看它一眼，就会觉得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真实、更为确定、更为明确。在经过某种敏锐的洞察后，我们便可以摆脱某种强迫性需要的控制，此时，我们便可以在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特性。
虽然一个人无法总能清晰地将与现实自我的疏离和与真实自我的疏离区分开来，但我们在后面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后者，即真实自我。克尔凯郭尔说过，自我的丧失是一种“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3]。它是一种绝望——因为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而绝望，或者因为不愿意成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感到绝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既不喧哗也不挣扎的绝望（这也是克尔凯郭尔的话）。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们继续生活着，就好像他们还与这一生命中心保持着直接的接触一样。任何其他的丧失——比如失业，或者说，断了一条腿——都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与临床观察一致。除了前面提到的明显的病理症状外，自我的丧失往往不能直接而有力地映入人们的眼帘。前来接受咨询的患者常常会抱怨头疼、性障碍、159工作中的抑制现象或者其他症状；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会抱怨说自己与其精神生活的核心失去了联系。
现在，我们粗略地来看一下导致自我疏离的各种因素的概况。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整个神经症发展的结果，尤其是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具有强迫性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所有这些具有强迫性的东西的潜台词是“我是被驱使者，而不是驾驭者”。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哪些特定的强迫性因素往往并不重要——不管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因素（如服从、报复、超脱等），还是在与自我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因素（如自我理想化），都不重要。这些驱力所具有的强迫性必然会剥夺个体的充分自主性和自发性。例如，一旦他那种“想被所有人喜爱”的需要成为一种强迫性的需要，他的情感的真实性就会随之减弱，他的分辨能力也会因此而减弱。一旦他为了荣誉而被迫去做一项工作，他对工作本身的自发兴趣就会降低。此外，冲突性的强迫驱力也会破坏他的完整性、决策能力和驾驭能力。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神经症患者的假性解决办法（pseudo-solutions）[4]虽然代表了整合的意图，但同时也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性，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一种强迫性的生活方式。
其次，疏离是由于一些同样具有强迫性的过程而加剧的，我们可以将这些过程描述为积极主动地远离（active moves away from）真实自我。追求荣誉的整个驱力就属于这样一种远离真实自我的过程，尤其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决定将自己塑造成不是自己本来的样子而导致的疏离。他只能感觉到他认为自己应该感觉到的东西，只能想要得到他认为自己应该想要得到的东西，只能喜欢他认为自己应该喜欢的东西。换句话说，“应该”之暴行驱使着他疯狂地去追求不是他本来的或者可能成为的样子。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不同的——事实上，他想象自己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的真实自我甚至会变得更为平淡、苍白。就自我而言，神经症要求意味着要放弃自发精力的储藏库。例如，在人际关系方面，神经症患者会坚持要求他人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自己努力去适应其他人。160他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为他做事，而不是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当中。他常常坚持他人应该对他负责，而他自己却不做任何决定。因此，他的建设性能量闲置了下来，他实际上越来越不是自己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神经症自负通常会让他更加远离自己。此时，他因自己的实际样子——他的情感、资源、行为等——而感到羞耻，因此，他不再主动地对自己产生兴趣。整个外化的过程是另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远离——远离现实自我和真实自我。顺便提一下，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个过程与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不想成为自己的绝望”竟然如此相似。
最后，还有一些积极行动起来反抗真实自我的现象（如自我憎恨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打个比方说，当一个人的真实自我被放逐时，他就会变成一个受到谴责的罪犯，被人鄙视，并且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成为自己”（being oneself）的念头甚至会变得可憎可惧。这种恐慌的感觉有时候会不加掩饰地出现，就像有一名患者只要一想到“这就是我”就会感到恐慌一样。当她对“我”与“我的神经症”所做的明确区分开始瓦解时，这种恐慌的感觉也会出现。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这种恐慌感觉的袭击，神经症患者“常常会让他自己消失”。他对于“不去清楚地认识自己”有一种无意识的兴趣——就好像是把自己变成了聋人、哑巴和盲人。他不仅会把有关自己的真实情况弄得模糊不清，而且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既得利益——这个过程会使他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中的是是非非的敏感性变得迟钝起来。虽然他可能会因为这种模糊性而在意识层面遭受痛苦，但他对于维持这种模糊性很感兴趣。例如，有一名患者在其联想中，经常用《贝奥武夫》中的怪物来象征他的自我憎恨，这个怪物一到晚上就会从湖中出来。有一次，他曾这样说：“如果有雾，那怪物就看不到我了。”
所有这些行动都会导致一种与自我的疏离。当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们必须清楚，它所关注的焦点仅仅只是该现象的一个方面。它所精确表达的是神经症患者远离自我时的主观感觉。在分析中，他可能会认识到，他所说的所有有关他自己的明智的事情实际上与他及他的生活都不相关。这些事情涉及的是某个与他没什么关系的人，161有关这个人的发现很有趣，但却无法应用到他的生活中。
事实上，这种分析经验往往会让我们直接深入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患者通常不会谈论天气或电视，他谈论的往往是他最为隐秘的个人生活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却已经失去了其个人意义。而且，就像他在谈论自己时可能不让自己“置身其中”一样，他也可能会让自己“置身事外”地工作、交友、散步或与女人睡觉。他与自己的关系已变得与个人无关，他与自己整个生活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这个词语还不具有特殊的精神病学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很好的用来表示自我疏离之本质的术语：与自我的疏离是一个去人格化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使精力不断衰竭的过程。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仅就神经症而言）除了在处于去人格化状态、产生非现实感或处于健忘状态中，与自我的疏离并不像其意义所表明的那样直接而明显。虽然这些状况都是暂时性的，但它们也只可能发生在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疏远自我的人身上。导致非现实感的因素通常是对自负的严重伤害，再加上自卑感的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这个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反之，不管个体是否接受治疗，当这些严重的状况得到了缓解时，他与自我的疏离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本质的改变。它只是再一次被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个体便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而不会出现明显的定向障碍。不然的话，一个接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将能察觉到自我疏离的一些一般性症状，如目光呆滞、非个人化的先兆、机械化的行为等。像加缪（Camus）、马昆德、萨特（Sartre）等作家就曾很好地描述过这些症状。对于分析学家来说，当看到一个人置身其外地把功能发挥得相当不错时，他始终会感到吃惊。
那么，疏离自我到底会对一个人的人格以及他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清楚而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将依次讨论疏离自我对个人的情感生活、162精力、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以及他的整合力量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没有事先准备，要说一些对所有神经症患者都适用的有关感觉能力（capacity to feel）或情感意识（awareness of feelings）的内容似乎并不容易。有些人在快乐、热情或痛苦方面过于情绪化；另一些人看起来比较冷淡，或者总是躲在冷漠的面纱背后；还有一些人在情感方面则比较冷漠，反应比较迟钝、平淡。不过，虽然存在无数种变化形式，但有一种特征似乎与任何严重程度的神经症都有关系。即情感意识、情感强度、情感种类通常主要取决于自负系统。这样一来，对自我的真正情感便会受到抑制或削弱，有时候这种情感甚至会消失殆尽。简而言之，自负支配着情感。
神经症患者易于轻描淡写那些与他的特殊自负背道而驰的情感，而过于强调那些增强其自负的情感。如果他骄傲自大地以为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他就不可能允许自己对他人产生嫉妒感。他在禁欲方面的自负可能会掩盖他的快乐情感。如果他以自己强烈的报复心为傲，那他可能就会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想要报复的愤怒。不过，如果他的报复心披上了“正义”的外衣，从而变成一种合理的荣誉，那他往往就体验不到这种想要报复的愤怒本身，虽然这种愤怒经常随意地表现出来，以致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对此产生任何的怀疑。对于绝对耐力（absolute endurance）的自负可能会抑制所有痛苦的感觉。但是，如果痛苦在自负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话——成为表达愤怒的媒介和神经症要求的基础——那么，患者就不仅会在他人面前强调这种痛苦，而且事实上，他自己也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痛苦。如果同情感被视为一种软弱，那么，这种情感可能就会受到抑制；但如果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品德，那个体就可能充分地体验到这种情感。如果自负主要集中于自我满足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不需要任何事或任何人，那么承认任何情感或需要就会像是“必须弯腰才能通过一扇狭窄的门，而这是个体无法忍受的。……如果我喜欢某个人，他就有可能会控制我。……如果我喜欢某物，那我就有可能依赖于它”。
有时候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自负是怎样干扰真正的情感的。X虽然经常对Z不满（主要是因为自负受到了伤害），但他可能还是会以一种自然而友善的方式回应Z的友善接近。163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内心就会有个声音说：“你是一个被友善愚弄了的傻瓜。”于是，友善的感觉被丢弃到了一边。或者，某种景象可能会唤醒他内心温暖而热烈的感觉。但是，当他想到“没有人会像你一样欣赏这些景象”时，他的自负就会毁了这种感觉。
到目前为止，自负通常发挥了一种审查的作用，它会促进或禁止一些情感进入意识的层面。但它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基本的方式来控制情感。自负越占上风，一个人就越可能仅仅凭其自负以情绪化的方式对生活做出反应。这就好像是他已把自己的真实自我关进了一间隔音的房子里，他只能听见自负的声音。因此，他满意或不满意、沮丧或得意、喜欢或不喜欢人们的感觉主要都是自负反应。同样，他意识层面所感觉到的痛苦也主要是他的自负所遭受的痛苦。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并不明显，但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正因为失败、内疚、孤独、单相思而痛苦万分。事实上，他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是：是谁在受苦？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受苦的主要是他自负的自我。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取得最大的成功，无法将事情做到至善至美，不具有无法抵制的魅力从而总能让人一眼就认出，无法让所有人都喜爱他。或者说，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成功、名望等，但却无法如愿以偿。
只有当自负系统受到极大的破坏时，他才会开始感觉到真正的痛苦。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有可能对自己这个受苦的自我感到同情，这种同情会促使他去做一些对他自己而言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以前所感受到的那种自怜，确切地说是一种因为觉得自负的自我受到了虐待而表现出来的伤感痛苦。一个从未体验过此种差异的人可能会耸耸肩，并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痛苦就是痛苦，与自我毫不相干。但是，只有真正的痛苦，才有力量拓宽和加深我们的情感范围，才能打开我们的心扉去体验他人的痛苦。在《自深深处》（De Profundis）中，奥斯卡·王尔德曾对这种解放（liberation）做过描述：当他开始体验到真正的痛苦，而不是因为虚荣心受伤而感到痛苦时，他感觉自己获得了解放。
有时候，神经症患者甚至只能通过他人才可以体验到他自己的自负反应。他可能不会因为某位朋友的骄傲自大或忽视而感到耻辱，但他只要一想到他的兄弟或同事将会视此为耻辱，就会感164到羞愧。
当然，自负支配情感的程度是不同的。即使是一个情感上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会具有某些强烈而真诚的情感，如对大自然或音乐的情感。所以说，他的神经症并没有触及这些情感。有人可能会说，他的真实自我被允许有这么大的自由。或者说，即使是他的好恶，也主要取决于他的自负，其中可能也存在真实的成分。但是，这些倾向所导致的结果是，神经症患者的情感生活普遍贫乏，表现为情感之真诚性、自发性和深度的不断减少，或者至少表现为有可能产生的情感被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围内。
一个人对于这种障碍的意识态度是不同的。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情感匮乏当成一种障碍，反而以此为荣。他也可能非常关注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情感枯竭状况。例如，他可能会认识到，他的情感慢慢具有了一种纯粹的被动反应特性。当他对友善或敌意没有了反应时，他的情感就会保持迟钝、静止的状态。他的心不再主动地去感受一棵树或一幅画的美丽，因此，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可言。他可能会在一位朋友向他抱怨某个困境时有所反应，但他通常不会主动去设想这位朋友的生活状况。或者，他可能会惊愕地意识到，甚至是这些反应性情感也变得迟钝了。让—保罗·萨特在《理性年代》（The Age of Reason）中描述其中一个人物时写道：“如果他至少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微不足道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虽然朴实无华，但却真实地存在……”最后，还有一些人甚至可能意识不到任何的贫乏。因此，只有在梦中，他才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傀儡、一座大理石雕像、一幅二维纸板图或者是一个咧着嘴唇看起来好像是在笑的僵尸。在后面列举的这些例子中，自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表面上看，现存的贫乏可能会以下面三种方式中的一种被掩饰了起来。
有些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才华横溢的活泼和一种虚假的自发性。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会表现出狂热或沮丧，很容易就被激发出喜爱或愤怒之情。但是，这些情感并非来自内心深处，165他们内心根本没有这些情感。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对于所有能引起他们兴趣或者伤害其自负的事情都只能做出表面上的反应。通常情况下，最为突出的是那种想给他人留下印象的需要。对他们来说，与自我的疏离使得他们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改变自己的人格。他们像变色龙一样，总是在生活中扮演着某个角色却不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他们也像出色的演员，酝酿着与角色相匹配的情感。因此，不管他们扮演的是尘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对音乐或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还是一个乐于帮助朋友的人，他们似乎都可以演得惟妙惟肖，像真的一样。这对分析学家来说也具有欺骗性，因为在分析中，这样的人往往会很得体地扮演着患者的角色，表现出很迫切地想了解自己、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样子。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角色变化的容易性，他们很容易就能进入某个角色，然后又能轻易地转换为另一个角色——就像一个人穿了一套衣服，又换成另一套衣服那么容易。
另一些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并兴奋地参与像野蛮驾驶、私通或者性发泄这样的活动，他们误以为这就是情感的力量。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追求刺激与兴奋的需要正是其内心痛苦空虚的真实表现。只有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强烈刺激才能引起这种人迟钝的情绪反应。
最后，还有一些人似乎具有一种相当确切的感觉。他们似乎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而且他们的情感反应对于情境而言往往是合适的。但是，这些情感的范围不仅同样也受到了限制，而且常常表现得十分低沉，就好像它们整个音调都被降下来了一样。在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常常根据自己的内心指令机械地去感觉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感觉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只会做出他人期望的情感反应。当个人的“应该”与文化的“应该”相一致时，这种观察更具欺骗性。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全盘考虑情感状况，就能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发自我们内心的情感具有自发性。深刻性和真诚性。如果这些特性中缺失了哪一种，那么，我们最好检查一下其潜在的动力。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精力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 of energies）程度不一，从一种普遍的惰性，166到零星的断断续续的努力，再到一贯的，甚至是夸大的精力发挥，不一而足。我们不能说，神经症本身会使神经症患者比健康个体更具活力或更不具活力。但是，当我们撇开动机和目标，仅仅以一种量的方式来思考精力时，这种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神经症的主要特征之一——能量的转移，即将能量从发展真实自我的既定潜能转移到发展理想化自我的虚构潜能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笼统地讨论过，也做过详细的阐释。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意义了解得越充分，就越不会因为看到精力输出的不一致而感到迷惑。在这里，我只提两种含义。
自负系统消耗的精力越多，用于驱向自我实现的建设性驱力的精力就越少。下面我们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可能会展现出惊人的精力，以求获得卓越的地位、权力或魅力；但与此同时，他却没有时间、精力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发展，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发展也没有兴趣。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多余的精力”用于个人生活和个人成长的问题。即使他有多余的精力，他也会无意识地拒绝将它们用于真实自我的发展。因为这样做会违背自我憎恨的意图——压制他的真实自我。
另一层含义则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通常并不拥有自己的精力（他只是觉得他的精力是他自己的）。他感觉不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动力。在不同种类的神经症人格中，导致这种缺陷的因素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当一个人觉得他必须去做他人期望他做的一切时，他实际上是在他人的推拉之下才这样做的，或者他会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他可能就会像一辆电已耗尽的汽车一样待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或者，如果某人很害怕他自己的自负，并在雄心方面产生了禁忌，那么，他肯定会否认——对自己否认——他曾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他已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了一席之地，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常常感觉到的是“曾经发生过”。但是，除了这些促进因素外，“感觉不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动力”167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说是真实的。因为他确实不会受到他自身的愿望、理想的驱动，驱使他的主要是从其自负系统演变而来的需要。
诚然，我们的生活进程有一部分是由我们左右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但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方向感。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生活追求。我们可以有理想，朝着理想而努力，并以理想为基础做出道德决策。而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方向感明显缺乏，他们指引能力（directive powers）的削弱与其疏离自我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些人往往跟着自己的想象走，变化无常，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无用的白日梦会取代有目的的活动，纯粹的机会主义会取代诚实的努力，愤世嫉俗可能会扼杀远大理想。他们可能会非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以至于无法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
这种潜藏的（hidden）障碍甚至更为普遍，也更加难以辨认。一个人的行事方式可能看起来井井有条，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卓有成效，这是因为他正被驱使着去实现诸如完美、胜利这样的神经症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引导性控制被强迫性标准所接管。只有当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应该”之间时，这种指示的人为性才会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境之下，个体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指令可以遵循。他的真实自我好像被关进了一个地牢之中，他无法与它相商。正因为如此，他成了这些矛盾的“应该”的无助牺牲品。其他神经症冲突也是这样。对于冲突的无助程度和面对冲突的恐惧程度，不仅表明了冲突的大小，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他与自我的疏离。
内在方向感的缺乏也可能不以此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传统的轨道，因此他有可能回避个人的计划与决定。拖延可能会掩盖优柔寡断。人们只有在必须独自一人做决定时，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优柔寡断。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对最糟糕状况的一种考验。但即便如此，他们通常也认识不到这种障碍的一般性质，168而是将其归咎于“这个特殊的决定本来就很难做”。
最后，顺从的态度背后也许隐藏着一种不充分的方向感。因此，人们常常会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别人期望他们去做的事情，成为他们认为别人希望他们成为的那种人。他们对于他人的需要或期望可能会表现得相当敏感。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把这种技巧美化成敏感或体贴。当他们意识到这种“顺从”所具有的强迫特征，并试图对之进行分析时，他们通常都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与个人关系有关的因素上，如取悦他人的需要、抵挡他人敌意的需要等。不过，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表现出顺从，例如在分析情境中。他们把主动权交给了分析学家，然后想弄清楚或猜测分析学家期望他们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这样做其实违背了分析学家明确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初衷。在这里，“顺从”的背景变得很清楚。由于对此没有丝毫的察觉，他们被迫把生活的方向盘交到他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让他们自己来支配自己的资源时，他们就会迷失方向。于是，在他们的梦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些象征，如坐在一条没有船舵的小船上，丢失了指南针,身处陌生而危险的境地却没有向导，等等。这种内部引导力的缺乏是“顺从”的主要元素，到后来当他开始努力追求内心自主性时，这种现象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焦虑与他们在不敢相信自己的情况下放弃习以为常的帮助有关。
虽然引导力的削弱或丧失也许是隐藏的，但另一种不足（insufficiency）却始终清晰可辨（至少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是这样）：对自我负责的能力（faculty of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self）。“责任”这个词可能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在这里，我所指的不是履行职责或信守承诺意义上的可靠性，也不是指对别人所负的责任。人们对这些方面的态度千差万别，因此很难挑出适合所有神经症的恒定特征。神经症患者可能完全可靠，169也可能对他人承担了过多或过少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着眼于有关道德责任的哲学纷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强迫性因素非常普遍，以至于选择的自由都被忽略了。事实上，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患者总体上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尤其是他会情不自禁地去做、感觉、思考他过去曾做过、感觉过、思考过的事情。不过，患者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高傲地蔑视一切意味着规则和必要性的东西，而且这种态度也会延伸到他自己身上。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他只能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但这一事实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某种驱力或态度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并不重要。不论他必须奋起抵抗的逆境是多么难以克服，他都应该用自己无穷的力量、勇气、镇定去加以应对。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没用。相反，为了自我保护，他或许会矢口否认一切过失，标榜自己绝不会犯错，并把一切困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前的）都归咎到他人身上。
而且，就像在其他功能中一样，自负也会接管责任。当个体没有做到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时，谴责性的指控就会缠着他不放。于是，这就使得他越来越不可能承担起唯一的重大责任。说到底，这就是他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朴实无华的诚实。它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公正地认识自己，既不小看也不夸大自己；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决定等承担后果，既不设法“逃避”，也不把责任推给其他人；认识到应该由他自己来解决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坚持让他人、命运或时间来为他解决这些难题。这并不是说不要接受帮助，相反，这意味着要尽他所能地寻求帮助。如果他本人不朝着建设性改变的方向努力，那么，即使外界给他最有力的帮助也将无济于事。
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个例子实际上是由许多类似案例组合而成）：有一位已婚的年轻男子，虽然他父亲经常给他经济上的帮助，但他花钱总是入不敷出。170他给了自己及其他人很多种解释：这是他父母的错，他们从未训练他如何理财；这是他父亲的错，他给他的补贴太少了。反过来说，这种状况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他太胆小，不敢多要；他之所以需要钱，是因为他妻子花钱大手大脚，或者是因为他孩子需要一个玩具；此外，还有税款要缴，还有医药费得付——况且每个人不是都有权利偶尔享享乐吗？
对于分析学家来说，所有这些理由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料。它们表明了患者的要求以及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虐待的倾向。对患者来说，这些理由不但充分地、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他的困境，而且直指要点。他把这些理由当成了一根魔杖，以驱走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原因是什么，他都确实花掉了太多的钱。这种直言不讳的事实陈述，对于那些受自负和自责支配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通常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结果肯定是这样的：他的银行账户透支，他负债累累。当银行工作人员礼貌地通知他在银行的账目情况时，他会大发雷霆；当朋友不愿意借钱给他时，他也会暴怒不已。当这种困境变得非常严重时，他就会把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告知他的父亲或某位朋友，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他们援助自己。他往往不去面对这样一种简单的联系：这些困境其实是他自己无节制地花钱所导致的。他常常会做一些有关未来的计划，但这些计划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他太急于为自己辩护而将责任推到他人身上，以致无法执行自己的计划。他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缺乏节制是他自己的问题，这确实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此，应该由他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固执地对自己的问题或行为所引发的结果视而不见的：一个人如果无意识里确信自己对一般的因果关系具有免疫力，那么，他可能就会察觉到自己的骄傲自大和报复心理。但他却全然意识不到他人对此感到愤怒的后果。如果别人以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且通常还会相当敏锐地指出导致他人对他的行为感到愤怒的神经症因素（他人身上的神经症因素）。171他会轻率地抛弃所有提供给他的证据。他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些人试图为他们自己的罪责或责任找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这些例子虽然很典型，但并没有包括逃避对自我负责的所有方式。我们在前面说到为抵御自我憎恨的攻击而采用保全面子的手段及保护措施时，已经讨论过其中的大部分方式。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将责任推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他是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分离的自我观察者的，以及他是如何将他自己与他的神经症清楚地区别开来的。结果，他的真实自我变得越来越微弱，或者说越来越遥远。例如，如果他否认无意识力量是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力量就会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他吓得不知所措。由于这些无意识的回避，他与真实自我的接触越来越弱，他越来越可能变成他无意识力量的无助牺牲品，而且他事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惧怕它们。与此同时，他为了对这个复杂难懂的机体（即他自己）的一切负责而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让他变得明显坚强。
而且，对任何患者来说，“逃避对自我负责”都会让他更加难以面对和克服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分析一开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分析工作的时间和难度就都会大大减少。不过，只要患者依然沉溺于他的理想化意象，他就不会怀疑自己的真实性。而如果自责的压力很明显，他对于“对自我负责”的想法可能就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并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收益。此外，我们还必须牢记，无法为自我承担任何责任只不过是整个自我疏离的一种表现。因此，在患者获得某种有关自己的感觉和为了自己的感觉之前，任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徒劳无功。
最后，当真实自我“被关在了外面”或者遭到了放逐时，个体的整合力量（integrating power）也将处于低潮。健康的整合是个体“成为自己”的结果，而且，个体只有在“成为自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整合。如果我们让自己充分地成为自己，足以使自己拥有自发的情感，172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为这些决定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种基础牢固的整体感。一位诗人曾用她的笔触写到了她发现自我时的感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一切融合，汇于一处，
从愿望到行动，从语言到沉默，
我的工作，我的爱情，我的时间，我的面孔，
聚成一种强烈的姿态，
一如幼苗在发育成长。[5]
我们通常把自发整合的缺乏看成神经症冲突的直接结果。这种观点固然正确，但我们如果不考虑到它所造成的恶性循环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分裂力量的威力。如果我们因为许多因素而丧失了自我，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赖以解决内心冲突的牢固基础。于是，我们便会受到这种冲突的摆布，成为其分裂力量的无助牺牲品，因此，我们必定会利用任何可获得的手段去解决这些冲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想要找到解决方法的神经症尝试（neurotic attempts）——从这个视角看，神经症就是一系列这样的尝试。但是，在这些尝试中，我们越来越失去自我，而冲突所产生的分裂性影响却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人为的方法使自己获得整合。于是，作为自负和自我憎恨之工具的“应该”便获得了一种新的功能：保护自己免于陷入混乱。它们用铁拳支配一个人，但它们又像一种政治暴行，确实也创造并维持了某种表面的秩序。对意志力和推理能力的严格控制，是另一种试图把支离破碎的人格捆绑在一起的费力的手段。下一章，我们将对此连同缓解内心紧张的其他方法一起进行讨论。
这些障碍对于患者生活的普遍影响相当明显。不管他如何用强迫性的僵化表现来掩盖这一切，“他无法成为自己生活中一个积极的决定性因素”都会使他产生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感。不管他表面上是如何充满活力，“他无法感觉到自己的情感”都会使他死气沉沉。他无法为自己承担起责任，173因此也就被剥夺了真正的内在独立性。此外，真实自我的沉寂对神经症的发展过程有重大的影响。正是这一事实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自我疏离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它本身就是神经症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神经症过程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因为与自我的疏离越严重，神经症患者就越会成为自负系统之阴谋诡计的无助的受害者。而他用以抵制与自我之疏离的活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这种最为活跃的精力源泉是会全部枯竭，还是会恒定不变？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对此产生严重的怀疑。以我的经验看，暂时不要做出判断才是明智之举。如果分析学家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那么，真实自我往往能够从放逐状态中返回或者能够“起死回生”。例如，尽管患者无法将精力投入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但如果他能够把精力投入为他人所做的建设性努力上，那么，这就是一种让人心生希望的迹象。不用说，完整的人通常能够而且也确实会做出这样的努力。但在此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明显自相矛盾的人：他们一方面在为他人服务时似乎精力无限，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却缺乏建设性的兴趣与关注。甚至在他们接受分析的过程中，他们的亲人、朋友或学生从分析工作中所获得的好处常常比他们自己获得的好处还要多。但是，作为治疗师，我们仍然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于成长的兴趣虽然以僵硬的方式被外化了，但这种兴趣仍存在。不过，要想让他们重新对自己产生兴趣，可能并不容易。在他们身上，不仅存在可怕的力量阻止建设性变化的发生，而且，他们本人也不太热衷于考虑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们指向外部的努力造就了一种平衡，而且给予了他们一种价值感。
当我们把真实自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相比较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真实自我的作用。我与弗洛伊德的研究前提完全不同，走的也是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我得出的结果好像与弗洛伊德的是一样的，他假定“自我”是虚弱的。诚然，我们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就像一个雇员，具有各种功能，但没有主动权，也没有执行权。而我认为，真实自我是情感力量、建设性精力、指引权和审判权的源泉。174但是，就算真实自我具有所有这些潜能，而这些潜能也确实会在健康个体身上发挥作用，那么，就神经症而言，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什么大的差异呢？一方面，自我（self）因为神经症过程而受到削弱、麻痹或“驱逐”；或者另一方面，自我天生就不是一种建设性力量。这二者实际上是否完全一样呢？
当审视大多数分析的初始阶段时，我们不得不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在那个时候，真实自我几乎不会明显地发挥作用。我们看到，某些情感或信念有可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可能会猜测，除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宏大元素外，患者发展自我的驱力还包含一些真正的元素。此外，他还对有关自身的真实情况感兴趣，且这种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求知需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这依然也只是猜测而已。
不过，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于自负系统受到削弱，患者不再自动地进行防御，而是开始对有关自己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兴趣。从下面所描述的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开始对自己负起了责任：自己做决定，感觉自己的情感，并形成自己的信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负系统所接管的所有功能逐渐重新获得了自发性，重新归于真实自我力量的掌控之中。许多因素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真实自我及其所具有的建设性力量被证明是更强大的一方。
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这个治疗过程所需的各个步骤。在此，我仅指出真实自我会出现这样一个事实。否则，这种有关自我疏离的讨论将会给我们留下一种真实自我过于消极的印象，它会让我们觉得真实自我就像是幻影，值得重新获取，但却永远难以捉摸。只有在熟悉了分析的后期阶段后，我们才能认识到，真实自我具有潜在力量的论断并不是仅凭推断而来。在有利的条件下（如建设性的分析工作），它能再度成为一种活力。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性，175我们的治疗工作才能在缓解症状之外，还有希望帮助个体实现个人的成长。也只有看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我们才能理解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那样，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两种敌对力量之间的冲突。只有当真实自我再次变得积极主动，足以让个体敢于为此冒险时，这种冲突才有可能转化为一场公开的战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个体才只能做一件事：通过寻找虚假的解决办法来保护自己免遭冲突所具有之破坏力量的袭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讨论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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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同其他许多注释一样，在这里，我也大致引用了威廉·詹姆斯的原话，见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 New York, the chapter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本段中的引用正是引自这一章。
[2] “经验自我”这个词是威廉·詹姆斯使用的。
[3] Sören Kierkegaard, 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4]参见《我们的内心冲突》以及本书后面章节的内容。
[5]引自“Now I Become Myself,” by May Sarton,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