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方法，本质上指的是神经症患者撤出内心战场，并宣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如果他能鼓起勇气并保持一种“不在乎”的态度，那么，他就会较少受到内心冲突的干扰，并能获得一种表面的内心平静。因为只有放弃积极的生活，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用“放弃”（resignation）一词对这种解决方法进行恰当命名。从某种程度上说，“放弃”是所有解决方法中最为彻底的一种，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比较顺利地进行。而且，由于我们对“健康”的感觉通常都比较迟钝，因此常常将放弃者误认为是“正常的”而让其蒙混过关。
放弃或许具有一种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可以想到许多较为年长的人，他们认识到雄心和成功本质上是徒劳无用的，因此降低了期望和要求从而让自己变得成熟了一些，他们还通过舍弃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从而让自己变得更为明智。在许多形式的宗教或哲学中，“舍弃不太重要的东西”往往会得到大力拥护，它们认为这是获得更大精神发展和成就的前提条件：为了更接近上帝而放弃表达个人的意志、260性欲，以及对世俗利益的渴求。为了让生命永存，而放弃对稍纵即逝之事物的渴求。为了获得人类身上潜在的精神力量，而放弃个人的努力和满足。
不过，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神经症解决方法来说，放弃意味着满足于一种仅仅只是没有冲突的平静。在宗教实践中，追求平静并不是要放弃奋斗和努力，而是要将它们引向更高的目标。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追求平静则意味着放弃奋斗和努力，而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因此，他的放弃是一个退缩、限制和削减生活与成长的过程。
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健康个体的放弃”与“神经症患者的放弃”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截然分明。即使是神经症患者的放弃，其中也包含了积极的价值。但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往往是因为这一过程而产生的某些消极品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另外两种主要的解决方法，就会更清楚这一点。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混乱的画面：急切地想得到什么、追逐着什么，并对某种追求充满了热情——而不管这种东西是与控制有关，还是与爱有关。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愤怒和绝望。即使是自大—报复型的人，虽然他们抑制了自己的情感而变得冷酷，但也迫切渴望——或者因为受到驱使而渴望——成功、权力与胜利。放弃的情景则与之相反，如果放弃的倾向持续存在，那么生活就会一直处于低潮——一种没有痛苦、没有摩擦但也没有激情的生活。
因此，我们丝毫不奇怪，神经症放弃的基本特征显著地表现为一种受到限制、逃避某物、不需要或者不愿做的感觉。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身上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放弃。我在这里将要描述的是对那些将放弃视为主要解决方法的人来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放弃。
神经症患者撤出内心战场的直接表现是他成了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的旁观者。我曾将这种态度描述为一种缓解内心紧张的一般方法。261因为超然度外（detachment）是他普遍而显著的态度，因此他也是他人的旁观者。他的生活就好像是坐在交响乐团中，观看着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而坐在那个位置看戏剧大多数时候不会令人激动。虽然他不一定是个好观众，但他可能非常敏锐。甚至在第一次咨询中，在一些相关问题的帮助下，他或许就能了解自己，当然其中充满了大量偷偷的观察。但是，他通常会补充说：这些我都知道，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当然什么都不会改变——因为他的发现中没有哪一项是他自身的体验。做自己的旁观者仅仅意味着：不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并在无意识之中拒绝这样做。在分析中，他通常会尽力维持同样的态度。他可能极为感兴趣，但那种兴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停留在着迷的消遣水平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
不过，有一件事是他甚至在理智上也要回避的，那就是：看到自身任何冲突的危险。如果他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冲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某次冲突，他可能就会极度恐慌。但大多数时候他过于警惕，不会让任何事情触动他。一旦接近某个冲突，他对于整件事情的兴趣就会逐渐消失。或者，他可能会证明这个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从而说服自己摆脱冲突。当分析学家察觉到患者的“回避”策略，并告诉他“看，这就是你那岌岌可危的生活”时，患者往往不太明白分析学家说的是什么。对他来说，这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一种他所观察到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并未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第二个特征与“不参与”密切相关，那就是：缺乏对成就的任何严肃认真的追求以及对努力的厌恶。我之所以把这两种态度放到一起，是因为在放弃者身上，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许多神经症患者都热衷于取得某种成就，一旦受到限制不能取得该成就，他们就会感到恼怒。他在无意识之中既排斥成就，也拒绝努力。他常常最小化或者干脆否认自己的优点，并满足于自己的平淡无奇。指出与之相反的证据并不会让他有任何改变。他可能会非常恼怒。分析学家是想让他产生某种野心吗？262是想让他成为美国总统吗？最后，如果他不得不意识到某些天赋的存在，他可能就会感到害怕。
而且，他也许能够谱写出优美的音乐，能够绘画写书——在他的想象当中。这是消除抱负和努力的另一种方法。他可能真的有关于某个主题的很好的独到见解，但要想将一篇论文写出来往往需要做一些创新的艰苦工作，需要仔细思考这些见解并将它们组织到一起。所以，论文一直没有动笔。他可能会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想写一部小说或者一个剧本，但却一直等着灵感的出现。到那时，情节就会非常清楚，一切就会从笔端倾泻而出。
此外，他也很擅长为自己不做事情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呕心沥血、千辛万苦地写一本书有什么好！枯燥无味的书不是已经有太多的人写了吗？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来追求一件事情会不会减少其他方面的兴趣，并因此导致自己视野狭隘？进入政界或者任何竞争性领域难道不会玷污品性吗？
这种对努力的厌恶态度可能会扩展到所有活动上。然后，它就会引起一种完全的惰性，稍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之后，他在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写信、读书、购物）时也会表现得拖拖拉拉。或者，他可能会抵制内心的抗拒，慢腾腾地、无精打采地、毫无效率地做这些事情。一想到自己不可避免要做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处理工作中堆积起来的任务），他可能还没开始做就已经感到厌倦了。
与此同时，他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还往往缺乏目标定向和计划性。他这一生到底想做些什么？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而是轻易地将其抛诸脑后，就好像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事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大—报复型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通常会精心地制订长期计划。
在分析中，他的目标看起来不仅有限，而且消极。他觉得分析应该消除他那些令人困扰的症状，如与陌生人在一起时的尴尬困窘、害怕脸红或者害怕在街上昏倒。或者，他觉得分析应该消除他这个或那个方面的惰性，如阅读困难等。263他可能也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用他典型的模糊术语来说，这个目标是“宁静”（serenity）。不过，这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没有任何麻烦，也没有任何令人恼怒、不安的事。自然，他觉得，只要是他希望得到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易获得，而不会有任何痛苦或压力。他觉得分析学家应该做到这一点。毕竟他是专家，不是吗？分析应该像牙医拔牙或者医生打针一样：他愿意耐心地等着分析学家呈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线索。如果患者不用说那么多，那就更好了。分析学家应该拥有某种类似X光那样的东西，扫一下就可以看到患者的想法。或者，分析学家可以采用催眠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患者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时，他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愤怒。就像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他可能并不介意观察自己身上的东西。他一直介意的是改变的努力。
再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放弃的本质了，那就是：对愿望的限制（the restriction of wishes）。在其他类型的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对愿望的限制。但这种限制通常只针对某些方面的愿望，如与人亲近或者获得胜利的愿望。此外，我们还认识到了愿望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的愿望往往取决于他“应该”希望自己获得的东西。所有这些倾向在这里也都会起作用。在这里，某个领域通常也会比另一个领域受到更大的影响。自发的愿望在这里也会因为内心指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除了这些以外，放弃者还会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最好不要有什么愿望或期待。有时候，这种观念会伴随一种有意识的悲观人生观，觉得不管怎样人生都是徒劳，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努力。更多的时候，许多事情以一种模糊、懒散的方式看似乎很值得拥有，但却引不起具体而鲜活的愿望。即使有一种愿望或兴趣激起了他足够多的热情，穿透了“不在乎”的态度，它也会很快消失，并重新恢复为“一切都不重要”或者“没有什么东西应该重要”的平静表象。这样一种“不抱希望”可能涉及职业生活，也可能涉及个人生活——希望另找一份工作或升职、结婚、有房、有车或其他东西。这些愿望的实现看上去主要还是一种负担，264而且事实上会破坏他确实有的一个愿望——不被打扰。“不抱希望”与前面提到的三个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只有当他没有任何强烈的愿望时，他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而如果没有追求愿望的动力，他就很难有什么抱负或者明确的目标。最后，没有哪种愿望强烈到足以证明需要为之努力。因此，这两个明显的神经症要求是：生活应该轻轻松松，没有痛苦，无须努力；他应该不被打扰。
他特别迫切地表现出不依恋于任何事物，甚至到了完全不需要的程度。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它不行的。喜欢某个女人，喜欢乡下某个地方或者某些饮料，这都没有问题，但不应该对此产生依赖。一旦他意识到一个地方、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失去这些，他就会很痛苦，那么，他往往就会收回他的情感。谁都不应该觉得自己对他来说不可缺少，或者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理所应当。如果他怀疑存在这样的态度，通常就会退出。
就像他在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和对一切都不抱希望的倾向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不参与的原则也会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发生作用。他们的特点是超然度外，即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距离。他能享受疏远的或者短暂的关系，但不应该投入感情。他不应该依恋于某个人，不应该需要他的陪伴、帮助或者与他发生性关系。这种超然度外的态度很容易维持，因为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个体相比，如果他对他人有期望的话，不管是好还是坏，他都不会期望太多。甚至在紧急关头，他也可能想不起来向他人求助。与此同时，只要不让他投入情感，他可能也很乐意帮助其他人。他不想得到甚至不期望他人的感激。[1]
性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有时性对他来说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唯一桥梁。因此，他可能有许多短暂的性关系，但他早晚会退出这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关系中不应该产生爱。265他可能完全清楚自己不想与他人发生牵连的需要。或者当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时，他可能就会以此为理由来结束一段关系。因此，他会说，正是由于对某种新体验的好奇心驱使着他靠近这个或那个女人，而现在他已经获得了这种新体验，那么，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就没有吸引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女人的反应可能与他对一处新风景或者新认识的一群人的反应完全一致。既然他已经了解了她们，她们便不再激起他的好奇心，因此他转向了其他的东西。这不仅仅只是对他的超然态度的合理化。他比其他人更有意识，也更长久地将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坚持下去，有时候，这可能会给人一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假象。
与此同时，在有些情况下，他会将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从生活中剔除出去——甚至完全扼杀这方面的所有愿望。因此，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性幻想，或者，即使有这方面的幻想，一些未遂的幻想或许就是他全部的性生活了。所以，他与他人的实际接触通常仅停留在保持距离的友善关心的水平上。
如果他确实拥有持久的关系，他当然也必须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个方面，他与自谦型个体截然相反，后者需要与伴侣融为一体。他保持距离的方式通常存在很大差异。他可能认为，性对于一种永久性的关系来说太过亲密，因此这种关系中不应该有性；相反，他可能会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与之相反，他可能会多多少少地将一种关系仅限于性接触，而不与伴侣分享其他方面的经历。[2]在婚姻中，他可能很关心对方，但从不亲密地谈论自己的事情。他可能坚持要求有一大段时间完全只属于自己，或者独自去旅行。他也可能会把一段关系限制在偶尔的周末或旅途中。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句话的重要性我们后面会理解。害怕对他人投入情感与缺乏积极情感并不是同一回事。266相反，如果他普遍抑制了自己的温柔情感，那他就不必如此警惕了。他可能有属于他自己的深刻情感，但他觉得这些情感应该停留在他内心的秘所。这是他的私事，与他人无关。在这个方面，他与自大—报复型个体不同，后者虽然也持超然的态度，但其在无意识之中却把自己训练成了不能有积极的情感。他与自大—报复型个体之间还有一点不同：他不想以任何形式与他人发生摩擦或者对他人动怒，而自负型个体却很容易动怒，他往往能在冲突中找到自己的本性。
放弃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他对任何影响、压力、威胁或束缚都高度敏感。这也是一个与他的超然态度相关的因素。甚至在他建立某种个人关系或者参与某种群体活动之前，他可能也会害怕持久的束缚。而有关他如何让自己脱身这个问题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在结婚前，这种恐惧可能会演变成恐慌。
实际上，被他视为威胁从而加以憎恨的东西是多样的。它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合同，如签订租约或者任何一个长期合约；可能是身体受到的任何压力，甚至是衣领、腰带、鞋子；也可能是一种受阻的观点。他可能憎恨他人期望或者可能期望从他身上得到的任何东西——比如圣诞礼物、信件，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让他付钱等。这种憎恨可能会扩展到组织机构、交通规则、传统习俗、政府干涉等。他之所以不公开反抗这一切，是因为他不是斗士；但是，他通常会在内心反抗，并且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以他自己的消极方式（不回应或者干脆忘了）挫败他人。
他对威胁的敏感与他的惰性以及“不抱任何希望”有关。由于他不想有任何改变，因此，不管他人期望他做什么事情，他可能都会觉得是一种威胁，即使这件事情明显是为他好，也是如此。与“不抱任何希望”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他害怕（而且他有理由害怕）任何人会将其更为强烈的愿望强加到他身上，并用其更为坚定的决心把他卷入某件事情之中。但外化同时也在起作用。由于体验不到自己的愿望或偏好，当他实际上遵从自己的偏好时，他却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在屈从于他人的愿望。267我们举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应邀参加一个晚会，而那天晚上他正好与女友有约，但当时他对这种状况的体验却不是这样的。他去见了女友，但同时又觉得他这样做是“屈从于”她的愿望，并憎恨她所施加的“威胁”。一个非常聪明的患者用寥寥数语概括了这整个过程的特征：“人生来痛恨空虚。当你自己的愿望沉寂时，他人的愿望就会乘虚而入。”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他们现实的愿望、所谓的愿望或者他外化到他们身上的那些愿望都会乘虚而入。
对威胁的敏感构成了分析中的一个真正困难——困难越大，患者就越消极、越抗拒。他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持久的怀疑：分析学家想影响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种预定的模式。分析学家越不理解这种怀疑，那么，当他不断要求患者去尝试时，患者的惰性就会越大，越不会去尝试他所提出的任何建议。由于他认为分析学家是在对他施加不适当的影响，因此，他可能会驳斥任何或明或暗地攻击他的某种神经症处境的疑问、陈述或阐释。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导致这个方面更加难以取得进展，那就是：因为他讨厌摩擦，所以长期以来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怀疑。他或许只会觉得，这是分析学家的个人偏见或嗜好。因此，他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困扰，而只需将其视为可以忽略之物而置之不理就可以了。例如，分析学家可能会建议患者应该审视一下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患者立马便会警惕起来，并私下里认为分析学家是想让他合群。
最后，对变化的厌恶（对任何新事物的厌恶）也往往伴随放弃。这在强度和形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惰性越明显，他就越害怕任何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为变化而做的努力。他宁愿忍受现状——不管是工作、生活环境的现状，还是职员、配偶的现状——而不愿做出任何改变。他也从未想过自己也许能够改善这种处境。例如，他可以重新摆放家具，安排更多的空闲时间，在妻子遇到困难时给予更多的帮助。当有人给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时，他通常会表现出有礼貌的淡漠态度。268他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态度，除了惰性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由于他对任何处境都不抱太多期望，因此改变的动机很小。而且，他往往认为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人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性格。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命。虽然他并不抱怨那些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忍受的处境，但他对事物的忍受看上去却常常像自谦型个体那样牺牲。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它们来自不同的根源。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这些有关厌恶变化的例子都仅涉及外部事件。不过，这并不是我把它列为放弃的一种基本特征的原因。在有些例子中，放弃者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在改变环境事物方面的犹豫不决，但其他放弃者却常常给人相反的印象——他们常常焦躁不安，无法安宁。但在所有例子中，都明显存在一种对内心变化的厌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适用于所有神经症患者[3]，但厌恶通常是需要处理和改变的特殊因素之一——大多数是那些与某种主要解决方法有关的因素。放弃者也是如此，但是，因为他静止的自我概念深深地植根于他解决方法的本质之中，因此，他只要一想起变化这个词本身便会感到厌恶。这种解决方法的本质是：退出积极的生活，退出积极的愿望、努力和计划，退出努力与行动。他常常把对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认为他人也不会变化，而不管他可能会如何大谈特谈发展变化——或者甚至理智上还欣赏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分析应该是一种一次性的揭露（one-time revelation），一旦进行，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一开始，他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新的视角解决问题，看到不断变化的联系，并发现不断更新的意义，直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从内部改变某些东西）。
整个放弃态度可能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视之为更高超的智慧。依据我的经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个体意识不到自己的放弃态度，但知道我们在这里提及的一些方面——虽然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到的，
他可能会因为看待的视角不同而从其他方面来思考这些方面。269最为常见的是，他只能意识到自己的超然态度以及对威胁的敏感。但是，由于一直涉及神经症需要，因此，通过观察当他遇到挫折时的反应，或者变得倦怠、疲惫、愤怒、恐慌、愤恨时的表现，我们便能认识放弃者之需要的本质。
对分析学家来说，了解这些基本特征对于迅速把握整个情况非常有帮助。当其中某个特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的特征，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能找到它们。就像我在前面曾谨慎提出的，它们不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特征，而是一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结构。至少从其基本构成来讲，它是一幅非常和谐统一的画面，看上去就好像是被涂上了同一种色彩。
下面，我们将尝试理解这幅画面的动力及其意义和发展过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指出，放弃是一种通过退出内心冲突来解决这些冲突的主要方法。乍看之下，我们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放弃者基本上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这是放弃者自己经常强调的方面，他还常常将此视为整个发展过程的线索。从雄心壮志方面来看，他可能会发生很大改变，就此而言，他的成长经历有时候似乎也能证实这种印象。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前后，他常常会做一些显示其充沛精力和过人天赋的事情。他可能足智多谋，能够克服经济障碍，并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他在学校里可能雄心勃勃，在班级名列前茅，在辩论赛或某次进步的政治运动中脱颖而出。至少在某一段时期，他常常表现得相对活跃，对许多事情都充满了兴趣，在这段时期中，他会反抗自己生活中的传统，并想将来要有所成就。
接下来通常是一段痛苦的时期：焦虑、抑郁，并因为某次失败或者因为自己的叛逆个性从而卷入的不幸生活处境而感到绝望。在此之后，他生活的曲线似乎就慢慢变直了。人们说他已经“适应”了，并且安定了下来。他们评论说他年轻时心比天高，270但现在慢慢回归了现实。他们说这是“正常的”历程。但其他更富有思想的人却为他担忧。因为他好像同时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对许多事情不再感兴趣，而且似乎满足于比他的天赋和机遇所能保证的少得多的东西。他怎么啦？显然，一个人的翅膀会因为一系列的灾难或剥夺而折断。但在我们所记得的例子中，环境并非完全不利，以至于要让环境因素来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必定是某种内心的痛苦。不过，这个答案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记得有些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内心混乱状态，但摆脱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实际上，这种变化并不是存在冲突而导致的结果，也不是冲突强度太大的结果，而是他为了与自己和谐相处而采取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其中所发生的是：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内心冲突，然后采取了退却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解决冲突，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只是一个与他的过往经历有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后面会有更多论述。我们首先需要更加清晰地了解这种退却的本质。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主要的内心冲突。在之前三章我们所讨论的这两种类型的个体身上，这两种驱力中有一种较为明显，而另一种则受到了抑制。但如果放弃占据上风的话，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有关这种冲突的印象就会与典型情况不同。扩张趋势和自谦趋势似乎都没有受到抑制。只要我们熟悉它们的表现和含义，那就不难观察到它们，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不难意识到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将所有神经症分为两类，即扩张型神经症和自谦型神经症，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困惑，无法决定该把放弃型归入哪一类。我们只能说，通常情况下，某种倾向会占据上风，因为它更接近意识或者更为强大。整个神经症患者群体的个体差异部分取决于哪种倾向处于上风。不过，有时候，这两种倾向却似乎处于一个相当平衡的状态。
扩张倾向可能会表现在个体的夸张幻想中：在其想象中，他幻想自己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271或者是幻想自己具有某些优秀品质。而且，他常常有意识地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并有可能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过分夸大自己的尊严。在他对自己的感觉中，他往往觉得自己是他那个骄傲的自我。但是，他所引以为傲的品质是为放弃服务的——这与扩张型个体截然不同。他常常骄傲于自己的超然态度、“坚忍”、自足、独立、对威胁的厌恶，以及对竞争的不屑。他也可能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要求，并能有效地坚持这些要求。不过，它们的内容却不同，因为它们源自他想要保护他的象牙塔的需要。他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其他人侵犯自己的隐私，不让他们对自己有任何期望或者打扰自己，并且觉得自己有权利不用为生活奔波，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义务。最后，扩张倾向可能会表现在从基本放弃演化而来的一些次级发展中，比如他对于声誉的珍视或者公开反抗等。
但是，这些扩张倾向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因为从他不再积极主动追求任何雄心勃勃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积极努力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雄心。他决定不再需要它们，甚至不再试图获得它们。即使他有能力从事某种富有成就的工作，他在做这项工作时也会极其鄙视或无视周围人的需要和评价。这是反叛者的特征。他也不想为了报复或报复性胜利而做出何积极的或攻击性的举动，他已经放弃了追求实际掌控的驱力。事实上，只要一想到成为领导者、影响或操控他人，他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超然态度相一致。
与此同时，如果自谦倾向很明显，放弃者往往就会对自己评价过低。他们可能胆小怕羞，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他们还可能会表现出某些态度，要不是因为我们了解完整的自谦型解决方法，可能很难看出这些态度具有自谦的倾向。他们通常对他人的需要极为敏感，而且事实上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帮助其他人，或者服务于某项事业。他们常常会对强加之物或攻击毫无防备，宁愿责怪自己也不愿指责他人。272他们可能过分焦虑，绝不会让自己伤害其他人的情感。他们还常常会表现得很顺从。不过，对于自谦型个体来说，这后一种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情感的需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避免摩擦。此外，他们身上还潜藏着恐惧，这表明他们害怕自谦倾向的潜在力量。例如，他们可能会表达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信念：要不是因为他们冷漠，别人早就把他们碾碎了。
同我们在扩张倾向中所看到的一样，自谦倾向更是态度，而不仅仅是积极、强大的驱力。赋予这些驱力一种狂热特征的爱的吸引力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放弃型个体通常已下定决心不需要他人，也不对他人有任何期望，他还决定不与他人发生任何情感上的纠葛。
现在，我们弄清了从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的冲突中退出的意义。当这两种驱力中的积极因素被消除，它们便不再是相互对抗的力量，因此也就不再构成一种冲突。比较这三种主要的尝试后，个体往往希望通过尽力排除这些相互对抗之力量中的一种来达到统一；而采取放弃型解决方法的个体则试图将这两种力量都冻结起来。而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对荣誉的积极追求。他依然必须是他的理想化自我，也就是说，他那内含各种“应该”的自负系统一直在起作用，但是，他已经放弃了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积极驱力——他已经放弃以行动来实现其理想化自我。
一种相似的冻结倾向也会对他的真实自我产生作用。虽然他依然想做自己，但由于他抑制了自己的主动性、努力、鲜活的愿望以及奋斗，所以他也抑制了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然驱力。就其理想化自我和真实自我而言，他强调的都是现存的状态（being），而不是获得或者发展。但他仍想做他自己，这一事实使他得以在情感生活中保留某种自发性，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相比，他可能较少疏远自己。他能够对宗教、艺术、大自然——一些非个人的事物——产生强烈的个人情感。尽管他不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与他人有任何牵连，但他通常情况下能够对他人及他人的特殊需要产生情感体验。273当我们将他与自谦型个体相比较时，保留下来的这种能力就更加明显了。自谦型个体同样不扼杀积极的情感，相反，他会培养积极的情感。但这些积极的情感会被夸大、歪曲，因为它们都服务于爱——服务于屈服。他想让自己连同自己的情感一起消失，最终在与他人的融合中找到统一。而放弃型个体想把情感严格地控制在自己内心的私密处。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想法，只是想想都会让他觉得厌恶。虽然他并不清楚“做自己”这一概念的确切意义是什么，而且事实上他也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但他还是想做他“自己”。
正是冻结（immobilization）这个过程使放弃具有了一种消极或静止的特性。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给人的这样一种静止状态的印象（静止状态是消极特性的特点）会不断地受到新观察的强化。但这种说法是否适合整个现象呢？毕竟，没有人能够仅凭消极特性活着。难道我们对放弃之意义的理解漏掉了什么东西吗？难道放弃型个体不会追求积极的东西吗？他会为了获得安宁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也仍然存在一种消极的特性。在采取其他两种解决方法的个体中，除了这种想要获得完整的需要外，还存在一种动力——某些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积极事物的强大吸引力：一种是掌控一切的吸引力，另一种是爱的吸引力。难道在放弃型解决方法中就没有某个更为积极的目标所产生的同等吸引力吗？
当分析过程中出现这类问题时，仔细听听患者自己对此有什么说法通常很有帮助。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患者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但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现在，让我们再来听听患者告诉我们的东西，并更为仔细地审视一下患者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了使自己的需要看起来更为高尚，也会装饰自己的需要并使之合理化。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他显然把某种需要变成了美德，例如，把缺乏对奋斗的渴求说成不屑于竞争，或者把自己的惰性说成不屑于做汗流浃背的繁重工作。随着分析的深入，这些美化通常会慢慢消失，274他不再过多谈及。但还有一些美化不那么容易抛弃，因为它们显然对他具有真正的意义。这些美化通常涉及他对独立和自由的看法。事实上，那些我们从放弃的角度来看待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如果从自由的角度看也说得通。任何较为强烈的依恋都会减少他的自由。需要也是如此。他会依赖这些需要，而这些需要很容易就会让他同时也依赖于其他人。如果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对某一事物的追求中，那么他就不能自由地去做其他有可能让他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似乎能够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对威胁的敏感性。他想自由自在，因此不能忍受压力。
因此，如果分析过程中讨论到这一问题，患者往往会做出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人想要获得自由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任何人在压力下做事不是都会容易倦怠吗？他的阿姨或者朋友不就是因为总是做他人期望他们做的事情而变得了无兴趣或死气沉沉的吗？分析学家是不是想驯服他，强迫他遵循某种模式，从而让他像一排一模一样的安置房当中的一栋一样，很难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他之所以从来都不去动物园，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忍受看到动物被关在笼子里。他只想在他高兴时做他高兴做的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部分观点，其他的留到后面再讨论。从他的这些观点中，我们了解到：自由在他看来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里，分析学家观察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既然患者已经竭尽全力冻结了自己的愿望，那么，他应当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他往往什么都不做，或者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不过，这并不会干扰到他，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要就是不受他人干涉——不管这个“他人”是人还是机构，都是如此。不管是什么使得这样一种态度变得如此重要，他都打算捍卫到底。假如他对自由的看法看起来又是消极的——从什么当中获得自由，而不是为了什么而争取自由——那么，它确实会对他产生吸引，而这种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他解决方法所没有的。自谦型个体之所以相当害怕自由，是因为他需要依恋和依赖他人。275而扩张型个体渴望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掌控地位，因此常常会鄙视自由这种想法。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自由的吸引力呢？它产生于哪些内心需要？它的意义何在？要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必须回顾一下那些后来采取放弃方式解决其问题之人的早期经历。这样的儿童往往会遇到一些他无法公然反抗的限制性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影响因素要么太过强大，要么太不确定。他可能身处一种非常紧绷的家庭氛围之中，可能在情感交流上极为封闭，以至于他无法施展个性，并有压垮他的危险。与此同时，他可能得到喜爱，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喜爱让他感到厌恶，而不是觉得温暖。例如，有的家长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孩子的需要，却严格要求自己去理解孩子或者给予他情感支持。或者，有的家长情绪变化无常，一会儿对孩子热情洋溢，充满了温情，一会儿又大发脾气，无缘无故地骂他打他。简而言之，他所处的环境会或明或暗地要求他这样或那样做，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个性，让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更不要说什么鼓励他的个人成长了。
所以，这个孩子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备受折磨：一方面试图获得情感和关心但却徒劳无获，另一方面又憎恨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他解决这种早期冲突的方式通常是：退出与他人的关系。通常让自己在情感上与他人拉开距离，他让自己的冲突不再产生作用。[4]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喜爱，也不想反抗他们。这样一来，他就不再因为对他人的矛盾情感而备受折磨，并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和谐。此外，由于他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挽救了自己的个性，使之不至于被完全限制和吞没。所以说，他早期的超然态度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完整统一，而且也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没有了束缚，276他才有可能保持内心的独立。但他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抑制自己的情感或反抗他人。他还必须收回所有那些需要他人去实现的愿望和需要：他对于理解、分享经验、情感、同情、保护的自然需要。不过，这有着非常深远的含义。这意味着他必须独自感受自己的快乐、痛苦、悲伤与恐惧。例如，他常常可怜但又拼命地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对黑暗、狗等的恐惧——但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他训练自己（自动地）不仅不表现出痛苦，而且不去感觉这种痛苦。他之所以不需要他人的同情或帮助，不仅是因为他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真诚，而且还因为即使他人只是暂时性地给予他同情或帮助，它们也将成为他将受到危险束缚的警报信号。除了遏制这些需要之外，他还觉得不让他人知道他看重些什么更为安全，否则，他怕自己的愿望会遭遇挫折，或者被当成一种让他依赖于其他人的手段。于是，放弃过程的显著特征——收回所有的愿望——开始出现。他依然知道自己喜欢某件衣服、某只小猫或者某个玩具，但他通常不会再说出来。但慢慢地，就像他处理自身恐惧的方式一样，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会觉得根本就不要有任何愿望更为安全些。他实际的愿望越少，他在收回这些愿望时就越安全，他人就越难控制他。
到目前为止，因此而产生的现象还不是放弃，但它通常蕴含了放弃得以发展的萌芽状态。即使情况一直保持不变，它也会严重危及未来的发展。我们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不与他人亲近、发生摩擦。情况很难保持静止不变。除非有利的环境使它好转，否则，这个过程就会凭其自身动力而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就像我们在其他神经症发展中所看到的一样。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一种这样的循环。一个人为了保持其超然态度，必须抑制其愿望和追求。不过，“收回愿望”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确实会让他更独立于其他人，但同时也会削弱他。它往往会削弱他的活力，并损害他的方向感。这样一来，他用来对抗他人之愿望和期望的东西就更少了。他必须加倍警惕任何的影响或干涉。277引用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一句妙语，他必须“精心打造自己的距离机器”。
对早期发展的主要强化通常来自内心过程。那种驱使其他人追求荣誉的需要在此也起了作用。如果他能一直坚持，那么，他早期的超然态度就能消除他与其他人的冲突。但这种解决方法的可靠性往往取决于“愿望的收回”，而且在早期阶段，这个过程是波动起伏的，它还没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坚决态度。他仍然需要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满足他内心的安宁。例如，当受到强烈的诱惑时，他可能就会卷入一种亲密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他的冲突就很容易被激发，而且他需要更多的完整性。但是，早期的发展不仅让他出现了分裂，而且也使他疏离了自我，使他缺乏自信并觉得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生活。只有保持一个安全的情感距离，他才能与他人交往；如果身处更为亲密的关系之中，他就会由于不再反抗而遇到阻碍，而且还会受到抑制。因此，他同样也会受到驱使，要从自我理想化中找到这些需要的答案。他可能也会尝试在现实中实现其雄心壮志，但由于他自身的诸多原因，一遇到困难，他往往就会放弃追求。他的理想化意象主要是对这些已经得到发展的需要的美化。它由自信、独立、安宁、没有欲望和情感、坚忍、公正组合而成。在他看来，公正更是一种对“不做任何承诺”“不侵犯任何人之权利”的理想化，而不是对报复的美化（就像攻击型个体的“正义”一样）。
与这样一种意象相对应的“应该”让他陷入了新的危险之中。起初，他必须反抗外在世界以保护自己的内在自我，但现在，他要想保护自己的内在自我，就必须反抗这种可怕得多的内心暴行。其结果取决于他迄今为止所保护的内心活力的程度。如果内心活力强大，而且他似乎在无意识中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它，那么，他依然能够维持部分活力，只是他必须要付出代价：被迫接受我们在开始时讨论过的那些限制——只能以退出积极生活、抑制自我实现的驱力为代价。
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此处的内心指令比其他类型神经症的更加严格。278确切地说，其间的区别在于：由于他需要自由，因此这些内心指令让他更加恼怒。为了应对这些指令，他采取的部分方式是将它们外化出去。由于他对攻击有禁忌，所以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这意味着他人的期望（或者他自己的感觉）往往具有一种命令的性质，必须绝对服从。而且，他深信，如果他不顺从他人的期望，他们就会冷漠无情地跟他对着干。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他不仅外化了自己的“应该”，而且将其自我憎恨也外化了出去。如果他不符合自己的“应该”，他人就会像他自己一样严厉地与他对抗。而且，由于这种对敌意的预期是一种外化，因此无法用相反的经历来补救。例如，一名患者长期以来感受到的都是分析学家的耐心和理解，但一旦受到胁迫，他可能就会觉得如果公开反抗的话，分析学家立刻就会抛弃他。
因此，他对外界压力的原有敏感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化。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会不断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尽管后来的环境可能仅施加了极小的压力。此外，他的“应该”的外化，虽然缓解了内心的紧张，但同时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新的冲突：他应该顺从他人的期望；他不应该伤害他人的情感；他必须缓和他们对他的意料之中的敌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冲突常常体现在他对他人的矛盾反应中。它有许多变体，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顺从与反抗混合到了一起。例如，他可能有礼貌地遵从某个要求，但却又会忘掉或者推迟去做。这种遗忘现象可能会达到一种令人不安的程度，以至于他只能靠一本记事本，记下各种约会或者要做的事情，才能维持有条理的生活。或者，他会敷衍地顺从他人的愿望，但却又在心里毫无意识地破坏这些愿望。例如，在分析中，他可能遵从某些明显的规则（比如准时、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等），但对所讨论的东西却不加理解，以致分析工作毫无成效。
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会给他的人际关系造成一种压力。279有时候他自己也可以意识到这种压力。但是，不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压力，它都确实会强化他从与他人的关系中退出来的倾向。
在那些没有被外化的“应该”方面，他用来反抗他人之期望的消极抵制也会起作用。只要想到他应该做什么事情，通常就足以让他无精打采。如果“应该”只是局限于他心底所厌恶的一些活动，如参加社交聚会、给某些人写信、让他付钱等，那么，这种无意识的静坐抗议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的个人愿望消除得越彻底，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越可能被当成他应该做的事情：刷牙、读报、散步、工作、吃饭或者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等。于是，所有事情都会遭到无声的抵制，从而导致一种普遍的惰性。因此，活动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在压力之下进行。所以，他毫无成效，容易疲惫或者遭受长期疲劳的困扰。
在分析中，当这一内心过程变得清晰可见时，我们便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使得该过程永久存在。只要患者不求助于自己的自发能量，他就有可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碌碌无为，且令人不满，但他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就像他感觉到的那样——如果不是他自己鞭策自己，他根本什么都不会去做。另一个因素是他的惰性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在他看来，他的“心理瘫痪”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痛苦，他利用它来回避自我谴责和自我轻视。
因此而产生的对“不活动”的重视，也会受到另一来源的强化。就像他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将其冻结一样，他也会尽力使其“应该”失去作用。他常常通过回避那些困扰他的环境，从而使“应该”失去作用。因此，这也是他回避与他人接触、回避认真追求某物的另一个原因。他遵从了无意识中的这个座右铭：只要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就不会违背任何“应该”和禁忌。280有时候，他认为自己的任何追求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便将这些回避行为合理化了。
内心过程通过这许许多多的方式不断强化最初那种超然的解决方法，而且逐渐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混乱现象，并最终导致“放弃”的出现。这种状况无法治疗——因为改变的动机很小——如果不是因为自由的吸引力中存在积极因素的话。与其他人相比，这些积极因素在其身上占据上风的患者往往对内心指令的有害性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如果条件有利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因为自己实际所受的束缚而认出这些指令，并有可能立场鲜明地做出反抗。[5]当然，这样一种有意识的态度本身并不能消除它们，但对于逐渐克服它们却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如果从保持完整的角度回顾“放弃”的整个结构，我们便可以观察到一些一致的现象，这些现象颇具意义。首先，真正超然之人所具有的完整性总是会引起一位警惕的观察者的注意。我本人作为这样一位观察者一直以来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以前没有认识到它是这个结构固有的核心部分。持超然态度的放弃者由于对影响和亲密关系的蔑视和警惕，因此可能会表现得不切实际、迟钝懒散、毫无效率、难以相处，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仍具有一种基本的真诚和天真，它们不会因为权力、成功、奉承或“爱”的引诱而被诱惑或腐化。
而且，我们在保持内在完整性的需要中，还看到了这些基本特征的另一个决定因素。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回避和限制都是为了获得完整性。接着，我们看到，它们也取决于一种对自由的需要（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为了保持其内心生活不被破坏、不被玷污，他们需要没有纠葛，不被影响，没有压力，也没有雄心和竞争的束缚。
患者通常不会谈论这一关键问题，对此我们可能会迷惑不解。281事实上，他会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明，他想保持“自己”，害怕分析会使他“失去个性”，害怕分析会使他同其他任何人没有区别，害怕分析学家一不小心会按照他自己（即分析学家）的模式来塑造他，等等。但分析学家常常领会不到这些话的全部含义。这些话的语境表明，患者想要保持的要么是他神经症的现实自我，要么是他夸大的理想化自我。而且，患者实际上是想捍卫自己的现状。但是，“他坚持成为自己”也表明他迫切地关注保持真实自我的完整性，尽管他还不能对此加以界定。只有通过分析工作，他才能明白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一个人必须先失去自己（神经症的美化自我），才能找到自己（真实自我）。
这个基本过程产生了三类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第一类是一贯放弃（persistent resignation），即相当一致地选择放弃及其结果。第二类是反抗（rebellious group），自由的吸引力把消极抵制变成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反抗。第三类是肤浅生活（shallow living），恶化过程占据上风，并导致肤浅的生活。
第一类的个体差异与扩张倾向或自谦倾向的普遍程度，以及从活动中退出的程度有关。虽然已经刻意把自己训练得在情感上与他人拉开距离，但有些人还是能够为他的家人、朋友或者工作上接触到的人做一些事情。而且，很可能正是因为其公正无私，他们往往能够提供有效的帮助。与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都不同，他们并不期望得到他人太多的回报。与后者相反，如果他人将他们的乐于助人误解为是个人情感，而且，除了提供帮助之外还向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就会非常生气。
尽管对活动有所限制，许多这样的人还是能够做日常工作的。但他们常常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违背了内心的惰性。一旦工作越积越多，需要他积极主动，或者关系到为某事或者为反抗某事而斗争，这种惰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著。282做日常工作的动机通常很复杂。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和传统的“应该”之外，往往还存在一种帮助他人的需要，尽管他们自己是放弃者。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种消除他们独处时产生的无用感的手段。他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与他人接触压力太大，因此没什么乐趣可言。他们喜欢独处，但没有效率。甚至是读本书，也会遭到内心的抵抗。因此，如果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话，他们就会做梦、思考、听音乐或欣赏大自然。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意识不到内心潜藏的对无用的恐惧，但会不由自主地以某种方式安排自己的工作，使自己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
最后，惰性及与之相伴随的对日常工作的厌恶可能普遍存在。如果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临时的工作，要不然便沦落到过寄生生活的地步。或者，如果有适当的经济收入，他们就会极力限制自己的需要，这样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不过，他们所做的事情通常具有兴趣爱好的性质。或者，他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一种完整的惰性。这一结果在冈察洛夫（Goncharov）笔下令人难忘的奥勃洛莫夫（Oblomov）身上得到了精彩的体现，他甚至对穿鞋都恨之入骨。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其他几个国家旅游，并为他做好了一切细致的准备。奥勃洛莫夫想象自己到了巴黎，到了瑞士的高山上，而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悬念：他到底去还是不去？当然，他没有去。只要一想到要面临各种吵闹的到处走动和各种不断变化的景象，他就觉得难以忍受。
即使没有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一种普遍存在的惰性中往往也存在恶化的危险，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奥勃洛莫夫及其仆人后来的命运中。（因此，从这里将过渡到第三类，即肤浅生活。）之所以说它也很危险，是因为它不仅会产生对行动的阻抗，而且还会扩展到对思想和情感的阻抗。因此，思想和情感都有可能会变得完全被动。某次谈话或者分析学家的某些评论可能会让患者产生某些想法，但由于它调动不了精力，因此很快就会消失。某次拜访或者某封信件也许会激发某种积极或消极的情感，283但同样不久之后便会消失。一封来信或许会激发回信的冲动，但如果不马上行动，便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思维的惰性，这种思维惰性对分析工作来说往往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简单的心理操作也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不管一小时面询中讨论了什么，患者都有可能会统统忘掉——这不是因为任何具体的“阻抗”，而是因为患者将讨论的内容视为异物存储在了大脑中。有时候，他在分析中会觉得无助、混乱，在阅读和讨论某些困难问题时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把各种信息联系起来所带来的压力太大了。有名患者在梦中表达了这种漫无目标的混乱状态：他梦到自己到了世界各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打算去这些地方；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那儿的，也不知道自己从那儿到哪儿去。
惰性越普遍，个体情感受它影响的程度就越大。他需要更为强烈的刺激才能引起他的反应。公园里一片美丽的树林已经不再能够引起他任何的感受，他需要的是一种缤纷的日落情景。这样一种对情感的惰性中往往包含悲剧的成分。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放弃型个体为了保持其情感的真实与完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扩张倾向。但如果走向极端，这一过程就会抑制他想要保持的那种活力。因此，当他的情感生活变得麻木时，他的情感就会枯竭，而他因此要比其他患者承受更大的痛苦，这可能是他确实想要改变的一件事情。随着分析的深入，一旦他总体上变得更为积极主动，他有时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更有活力了。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情感枯竭其实只不过是自己身上普遍存在之惰性的一种表现，因此也不愿意承认只有减少惰性才能改变情感枯竭的状况。
如果某种活动得以维持，生活条件也相当合适，那么，“一贯放弃”就可能会给人一种静止不变的印象。放弃型个体的许多特点结合到一起，就导致它让人产生了此种印象：他在奋斗追求及期望方面的抑制、他对于改变及内心斗争的厌恶，以及他容忍事物的能力等。不过，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自由对他的吸引力——影响了这一切。事实上，放弃者是一个被制服的反抗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研究中已经看到，284这种品质表现在一种对内外压力的消极抵制中。但它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转变成一种积极的反抗（active rebelliousness）。至于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则往往取决于扩张倾向和自谦倾向的相对力量，也取决于个体尽力挽救其内心活力的程度。他的扩张倾向越强烈，越有活力，他就越容易对生活中的限制感到不满。如果对外在环境的不满占据上风，那么它主要就是一种“对抗性的反抗”。或者，如果他对自己的不满占据上风，那么，它就主要是一种“为争取什么而做出的反抗”。
环境情况——家庭、工作——可能会变得令人极其不满，以至于个体最终再也无法忍受，并以某种形式公然反抗。他可能会离开家庭或者放弃工作，对周围与他有关联的任何人以及传统习俗、机构等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他的态度是：“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也不管你怎么看我，我根本都不在乎。”这可能会以多少有些文雅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以多少有些无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为自私的发展。如果这种反抗主要指向外部，那它本身就不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而且，尽管它释放了个体的精力，但也会驱使他更加远离自我。
不过，这种反抗更可能是一种内在过程，主要对抗内心的暴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它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往往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狂暴的反抗；是一种演变，而不是变革。因此，个体在自身的束缚之下，痛苦日益加深。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困难，他是多么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多么不愿意遵守规则，而且事实上多么不在意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标准或道德标准。他越来越热衷于“成为自己”，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成为自己”是一种将抗议、自负以及真实成分混到一起的奇怪混合物。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而且他能采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让自己富有成效。在《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毛姆通过画家斯特里克兰德（Strickland）这个人物描写了这样一个过程。高更（Gauguin，斯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基本上是以高更为原型刻画的）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似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285创造物的价值自然往往取决于所拥有的天赋和技巧。不用说，这不是变得富有成效的唯一方式。这是以前受到遏制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挥的一种方式。
尽管如此，在这些情况下，解放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获得这种解放的人依然具有放弃者的许多特征。他们依然必须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超然态度。他们对世界的整个态度还是防御性或攻击性的。他们对待自己个人生活的主要态度依然是漠不关心，只有一些与其成效有关的问题，才会令他们兴奋。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其实并没有解决自己的冲突，而只是找到了一种可行的妥协方法。
这个过程在分析中也可能会出现。因为它毕竟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解放，所以，一些分析学家[6]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深入研究“放弃”的整个结构，不仅会释放创造性能量，而且还会使个体总体上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与自己以及他人保持联系。
从理论上看，积极反抗的结果表明了自由的吸引力在“放弃”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也表明了它与维持自主内心生活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现在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人越疏离自我——他与自我的疏离程度越大——自由就越没有意义。个体由于退出了自己的内心冲突，远离了积极的生活，对自身的成长也不再产生积极的兴趣，因此，他也将面临脱离其深刻情感的危险。于是，在“一贯放弃”中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无用感（feeling of futility）往往就会导致对空虚的恐惧，不断地对个体产生干扰。对奋斗追求和有目标定向之活动的抑制往往会导致个体失去方向，结果就会随波逐流。他坚持认为生活应该是轻松的，应该没有痛苦、摩擦，这种坚持可能会成为一种腐化因素，286特别是当他屈服于金钱、成功及声誉的诱惑时，更是如此。一贯放弃意味着生活将受到限制，但并不是毫无希望，人们还是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但当他们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深度与自主权时，放弃的消极特性便会保留下来，而其积极价值会逐渐消失。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觉得毫无希望。他们往往会走到生活的边缘。这就是最后一类（即肤浅生活）的特征。
所以说，一个以离心的方式远离自己的人，往往会失去其情感的深度和强度。他对他人的态度会变得毫无区别。任何人都可以是“非常好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好人”“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但眼不见，心不想。如果他人激怒了他，哪怕是最轻微的挑衅，他也可能甚至懒得去审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对他们失去了兴趣。超然度外的态度会不断恶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毫不相干的态度。
同样，他的乐趣也开始变得肤浅起来。性交、吃饭、喝酒、聊八卦、游戏或政治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丧失了理解本质的能力。兴趣变得越来越肤浅。他不再有自己的判断或信念，而是一味地人云亦云。他常常被“人们”的想法吓到。除此之外，他还失去了对自己、他人以及任何价值观的信任。他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我们可以区分“肤浅生活”的三种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对某些方面的强调不同。一种是强调乐趣（fun），强调玩得开心。这种形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它完全不同于“放弃”的基本特征——不需要。但这种情况下的动力不是迫切追求享乐，而是需要通过一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转移注意力，从而压住一种令人痛苦的无用感。我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看到了下面这首题为《棕榈泉》（Palm Springs）的小诗[7]，它描绘了有闲阶层对乐趣的追求：
啊，给我一个家，
那里有百万富翁在闲逛，
还有可爱迷人的小姑娘在玩耍。287
没有妙语珠玑，
我们每天都在聚拢金钱。
不过，这绝不仅限于有闲阶层，而且也包括收入有限的社会阶层。毕竟，是在昂贵的夜总会、鸡尾酒会和剧院找“乐趣”，还是在家中喝酒、打牌、聊天找“乐趣”，这仅仅只是一个金钱的问题。此外，这还有可能更局限于集邮、当美食家或看电影上。只要它们不是生活的唯一真实内容，所有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享乐”不一定要参加社交，它也可以是看神秘小说、听收音机、看电视或者做白日梦等。如果乐趣就是参加社交活动的话，那就必须严格避免两件事情：一是任何时间的独处，二是严肃的交谈。后者常常被视为极不礼貌的行为。愤世嫉俗被披上了一层“宽容”“豁达”的薄外衣。
第二类强调的是声望或投机的成功。对奋斗和努力的抑制（这是放弃者的特征）在此没有任何消减。其动机很复杂。一部分是希望有了钱，生活便可以容易一些；一部分是需要人为地提高自尊，因为这类肤浅生活的人已没有了自尊。不过，由于他们已经丧失了内心的自主，因此只能通过抬高他人眼中的自己来提高自己的自尊。有人写书，是因为这本书可能畅销；有人结婚是为了钱；有人加入某个政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可以提供某些有利条件。他们的社交生活很少强调乐趣，而更多强调隶属于某些圈子或去过某些地方的声誉。唯一的道德准则是聪明地蒙混过关而不被发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罗慕拉》（Romola）一书中精彩地刻画了蒂托（Tito）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对冲突的逃避、对舒适生活的坚持、不做任何承诺的状态，以及道德的逐渐堕落。随着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道德堕落并非偶然，而是必定会发生。
第三种形式是“适应良好的”自动化机器（“well-adapted”automation）。在这里，由于丧失了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因此往往会导致个性的普遍消退，288这在马昆德的许多人物形象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描述。因此，这样的人会与他人相处得很好，并遵从他人的规则与传统习俗。他的所感、所想、所做、所信正是他人希望他去感、想、做、信的，或者是周围环境认为对的事情。这种人的情感麻木并不比其他两类更为强烈，但更为明显。
埃里希·弗洛姆[8]详细描述了这种过度适应，并看到了它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将肤浅生活的另两种形式也包括进来（我们也必须这样做），那么这种意义就更大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出现的频率极高。弗洛姆清楚地看到这种人与一般的神经症患者不同。这种类型的个体不像一般的神经症患者那样容易受到驱使，他们也不会明显受到冲突的干扰。此外，他们通常也不会表现出像焦虑、抑郁这样的特殊“症状”。简言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没有因为某些障碍而感到痛苦，但他们往往缺了些什么。弗洛姆断定，这些是小毛病，而不是神经症。他认为，这些小毛病并非生来就有，而是早期生活中受到了权威人物的压制所致。他所说的小毛病与我所说的肤浅生活，似乎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但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说法的不同往往源于对某一现象之意义的理解的显著差异。事实上，弗洛姆的观点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肤浅生活是一种与神经症毫不相关的状况，还是我在此所提出的神经症过程的结果？沉溺于肤浅生活的人真的没有深度、道德品质和自主性吗？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来看看分析观察的结果如何。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前来求助于分析，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观察。如果肤浅生活的过程已得到充分发展时，那当然就不存在治疗的动机。但是，当这个过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他们还是有可能想接受分析的，因为一些身心障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工作中的抑制现象，以及与日俱增的无用感会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并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289在分析中，我们对他们的最初印象已经从一般好奇心的视角做过描述。他们总是停留在表面，似乎缺乏好奇心理，经常油嘴滑舌，只对与金钱或声望有关的外部事务感兴趣。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认为，他们的经历远不止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些。就像前面就趋向放弃的一般行动所描述的一样，在以前的某一段时期（青春期或青春期前后），他们曾有过积极的对奋斗之追求，而且情感上经历了一些痛苦。这不仅表明这些状况开始出现的时间比弗洛姆所假定的要晚一些，而且还表明它是神经症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神经症在某个阶段非常明显）。
随着分析的深入，在他们的清醒生活与梦境之间常常会出现一种令人不解的矛盾。他们的梦清楚表明了其情感的深度和混乱。这些梦（而且常常也只有这些梦）会揭示一种深藏心底的悲伤、自我憎恨、对他人的憎恨、自怜、绝望、焦虑等。换句话说，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充满了冲突和激情的世界。我们试图唤醒他们在梦中表现出来的兴趣，但他们往往将其抛置一边，不予理睬。他们好像生活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并非生来肤浅，而是迫切地想避开自己的深度。他们匆匆瞥一眼便紧紧地闭起双眼，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之后不久，各种情感可能会突然从被抛弃的深渊中奔涌而出，出现在他们清醒的生活中：某个记忆可能会让他们大哭一场，某种怀旧感或宗教情感可能会出现——然后消失。后来的分析工作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这不仅与弗洛姆提出的“小毛病”概念相矛盾，而且还表明了一种要逃避其内在个人生活的决心。
如果把肤浅的生活视为神经症过程的一个不幸结果，那么，无论在预防方面还是治疗方面，都会让我们更为乐观一些。目前肤浅生活出现的频率极高，因此，最为可取的做法是：将其视为一种障碍并进而阻止其发展。肤浅生活的预防与神经症的一般预防措施相一致。在这方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且很明显这些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学校里。
对放弃型患者的任何治疗，首先要做到的是：290将这种状况视为一种神经症障碍，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体质特征或文化特征从而置之不理。后一种观点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者它不属于精神病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范畴。不过，与其他神经症问题相比，它较不为人所知。它之所以较少引起人们的兴趣，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障碍虽然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生活，但这种限制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并不急于治疗。另一方面，这一背景下可能产生的障碍总体上与基本过程没有关联。其中，精神病学家完全熟悉的唯一因素是超然态度。但放弃是一个包含更广的过程，在治疗中，它会呈现出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困难。只有充分了解放弃的动力和意义，这些问题才能被成功地解决。
* * *
注释：
[1]更多关于这种超然态度之本质的内容，可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2]弗洛伊德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只出现在男性身上，是其恋爱生活中发生的奇怪现象。弗洛伊德试图根据他们对母亲的一种分裂态度来解释这种现象。Sigmund Freud,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Collected Papers, Ⅳ.
[3] Karen Horney, Self-Analysis.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42.
[4]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5]参见“Finding the Real Self：A Letter with a Forewo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Ⅸ, 1949。
[6]参见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于1943年在纽约医学院上朗读的论文《神经症模式的运行，以及它对创造性掌控、性能力的歪曲》（The Motion of the Neurotic Pattern; Its Distortion of Creative Mastery and Sexual Power）。
[7]引自“Palm Springs: Wind, Sand and Stars,”by Cleveland Amory。
[8]Erich Fromm,“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 of Neuro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