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夏四月，虏自大同由左卫吴家入掠马邑、朔州，历太原、汾州，抵平阳，复掠平虏诸处而出。先是，虏寇宁武。偏头关副总兵李瑾战于刘海庄不利（十八年）。时警报迭至，以为虏议掠太原以南。于是巡抚都御史陈讲上议曰：“西北边镇莫重宣大、三关。国初，急宣大而缓三关，以大同足蔽三关也。今时则异矣，故必急三关。急三关必增戍，增戍必先设险。夫雁门有勾注之险，偏头、上老营之扼，故增戍必自宁武始。阳房口者，朔州之大冲也，往年虏寇由之。臣愿籍山西民壮夫力，而济以郡县赎金，城是大险，不三月可就。”从之。于是起阳房口经温岭、大小水口、神池、荞麦川，至八角堡悉城，凡百八十里，且筑且，土石相半（二十年）。虏寇宁武，由朔州入，至王野梁。副总兵丁璋、游击周宇以兵御之。时璋已得疾，乘板舆督战甚力，与宇俱死于阵。
以樊继祖虏总督宣、大、偏、保军务，与银九十万两。又起翟鹏总督京城南面山东、河南军务。继祖至不出，纵其深入山西，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杀掠人畜万万。吉囊才出关，未至塞上，俺答复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杀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张汉赈山西被虏郡县。
二十二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继祖，竟不罪得归田。陈讲、史道为民。宣府、大同总兵王陛、白爵仅罢官。鹏亦召还京。是月，虏掠兰州。
三月，边臣言虏且至。又以鹏总督宣大偏保及山东、河南军务。五月，时宰恶鹏直，遂会鹏乞兵粮，内批罢鹏，革总制官，专责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龙大有、楚书、刘臬、刘隅四巡抚。五月，右清纪郎周铁言：“虏必再至，乞早为防御计。”谪铁庐州府知事。六月，虏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驻威宁海上。俺答纠数酋经朔州破雁门掠太原，京师戒严。七月，复鹏提督宣大偏保山东河南军务（旧总督止节制宣大，今三关不支，诏雁门、偏头、宁武悉听节制）。上出赏格擒斩俺答，银千两，升不次。他酋三百两，升三级。时俺答清台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拥万众越太原列营汾河东西，散掠上党、平阳、下邑。时鹏未至，我师连营莫相摄，观望不肯战。纵贼深入，杀掠人畜万计。且归，偏帅张世忠等自侯城村起营，盟约诸将，蹑虏力战。诸将闭营不相援。贼见世忠军壮，战又力呼，集精骑三千余合围世忠。世忠被箭伤，裹疮下马，四面步战。贼亦窘，会矢火药尽，世忠愤呼曰：“我军被围战苦，诸将竟不相援，后宪天刑，宁汝逭耶！”复上马往来督短兵血战，自己至酋。贼见我无援力竭，遂屣我营。世忠头中二矢，坠马死。张宣、张臣等痛世忠死，犹率旗军曾五等力战，宣、臣并死。虏自代州从广武站出关去。虏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虏二十余万，牛马羊猪畜二百万。赠世忠右都督，与银十斤；宣臣各四十两。仍祠祀。时羽书急议筑京师罗城，兴役九月。给事中刘养直力言不可，遂止。
按《吾学编》云：“十八年二月，虏酋青台吉、哈剌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时时掠宣府。总兵江桓竟不出，劾罢。十二月，虏入宣府深井诸堡。逮总兵江桓下诏狱。十九年三月，虏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杀掠人畜万计。总兵周尚文驻兵青秋原，虏退，以捷告。虏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马营诸堡，得我神枪铳炮千计，刍粟牛羊万计，掠一妇人往。时虏多掠妇女，近数年乃掠谷畜火器，遇妇女辄杀不掠。四月，风霾，旨下兵部，议防边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书张瓒贪鄙误国。不听。七月，虏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尽破其关厢堡塞，杀人盈野。总兵白爵遇虏于水泉儿，大败。副总兵云冒遇虏于马连堡，又败。先是大同叛卒逐出，尽走虏中。虏择便捷辈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乞丐人调我边，西至甘、凉，东出山东，或入京师。凡地理险易、兵马强弱、抚镇将领勇怯利害，尽告虏酋吉囊、俺答。至是二酋分进入塞。大同军顾与虏约，无掠我人畜，我亦不复阻若。虏喜，啮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雁门，度宁武入岚静、交城，掠杀人畜万计。大同军有得虏掠我辎畜，名买路钱。大同巡抚史道、总兵王升幸无事，若不闻，闻亦不问。大同军亦骄悍不用命。宣府总兵白爵调援亦不肯战。虏益无忌顾，且欲攻雁门。山西抚臣陈讲告急，大同抚臣史道竟匿不以闻。是月陕西总制尚书刘天和率精兵九千驻花马池。虏数万入安边、定边塞，大掠固原。抚按羽书沓至，天和为虏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斩虏首五百，卒张奴儿杀吉囊之子，虏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锦衣正千户，升赏三镇文武吏士千余人，张奴儿升世指挥佥事。内阁以谋谟帷幄，夏言加少师，翟銮少保。本兵以曲尽方略，坐收全功，张瓒加少保，叙一子锦衣卫副千户。观此则各边之驰兵养寇，非一日矣。皆由朝廷之赏罚不明耳，噫（此所纪与前稍异）！
初，偏头关置副总兵官，宁武隶焉。论者以偏头数警，副总兵权轻，改总兵官。时山西抚臣虞于内突又请移驻宁武，以便援应宁、雁。从之。铸印建节，于是三关称镇，峙于宣大矣。
尹耕曰：“夫国初之经略边镇也，以宣大偏头为极边。是故宣大置总兵，偏头置副总兵，所谓重之也。以雁门、宁武、平刑为内边，故但设守御所守备官，视彼为稍缓焉。宁武之数扰，则大同之失守为之也。而乃移偏头之兵将于宁武，斯不为全算矣。於戏！京东之外镇，营、蓟、辽阳也；京西之外镇，宣大、偏头也。京东之内险，山海也；京西之内险，居庸、白羊、紫荆、倒马、雁门、宁武、平刑、龙泉也。外镇以屯重兵，进与之战；内边以严隘塞，退为我宁。斯其画一之论乎！”
翟鹏言：“大同有五堡，北边少事。五堡能御患者，以恃沟垒也。则五堡而东而西顾不可乎？今讥自镇边堡而东至阳和后口，镇何堡而西至老营堡，凿为长堑。其间山险不可凿处不过三十余里，量为堑崖修墙。”从之。乃凿长堑。
按设险有三道：曰垣；曰堑；曰窑而已。筑土为防曰垣；凿地横亘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窑。夫设险以止虏驱，其仿于秦皇乎？秦王起辽东至临洮为长城，所谓垣也。而曰堑山烟谷，则亦堑窑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为华夷之限。人于其有余不足者，少损益之，斯亦裁成辅相之一端也。而论者惩于秦失，执不肯举是，非胶柱之谈也邪。
置分守大同南路参将驻应州。属以浑源州、怀仁、山阴、广灵、灵丘县六城，城靖虏诸堡。长堑既成，总兵官周尚文议于堑内城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招募边人为军。垦地资养，堡置把总指挥统之。后复城灭胡、破胡、残胡、败胡诸堡，布列堑内。
秋七月，宣大二镇兵乘塞。旧镇兵皆团操，镇城有警出战。后虏患渐炽，亦往往夏秋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至是总督鹏及抚镇建议，入秋悉令赴塞，画地分守，谓之摆边，入冬而罢。
七月，郡兵乘雁门塞。国初，设有大边二边，俱于西北极境。故宣大建大将，屯重兵，号曰镇。三关惟偏头与大同接，置副总兵老营堡游击。其雁门、宁武比于内地，虽设防戍步卒，而无马兵，亦不置参游将臣。至是以虏连南下，大同不能捍蔽，于是山西建议掣回大同协守班军，增置参游将臣，徵集内郡太原、平阳、辽、沁民壮，借倩屯夫弓兵，悉集三关。以次步列，分地画守。按此所谓内边之戍也。岂惟山西、河南、山东俱有班戍，真、保、顺、广之间塞役不休矣。于是大河以北无息肩之期，而两镇连百数十城有弃置之恐矣。其时复有筑堡之役，杵声遍于中原，农事废于南亩。於戏！不以战为守，而以守为守；不以塞为塞，而以内地为塞。斯画也失之远矣。使大同失守，山西内边八百里之间，弱兵仅四万余，其能遏虏之入否也！虏所垂涎多在山西，不在大同，三四年来大同幸不溃防，山西方有宁宇。是故守大同者，守山西也。
虏寇大同。总兵周尚文御却之。斩五十余级，内一人金带锦裘，其酋首也。
十月，北虏寇膳房。总兵官欲永督参将祁勋御之。永既素无纪律，勋复贪纵，士不用命。虏遂溃垣而入。永惧，合五战锋：一副总兵、两游击、三参将之兵，尾虏后。虏过蔚州，声言南下。遂抵广昌，攻破三家村堡，杀摅三千余人。紫荆震动。会虏马疲，拔营归，而五战锋之师值之。战锋官李彬战死，余奔山陈师，自绕获免。初，虏以太原残破，平阳涂远，又连年入寇皆于秋初，虽旧牧田野而不利霖雨，故谋东入。且于冬深，又用马驮草绳长数丈，曰嚼马，而饮之水可支数日。既至蔚，叩南山，见峻隘不敢入，乃西出红沙坡。路坦而远，凡五日乃至广昌，虏酋怒，欲斩乡导者。乃急攻三家村，会食而退。时紫荆初掣备，故论者以为非蔚南山峻隘，几致大失云。或曰乡导者，即叛贼王三也。五战锋官：李彬、董肠、李塘、张忠、江瀚，皆以罪人拔用（时设有战锋营）。
按永以镇兵九营从红沙超尾虏后。虏五日甫达广昌，人马饥疲，乃急攻三家村。镇兵在后，无能救也。村破，尽杀所获，食之才一饱而已。乃拔营还，而战锋兵值之。独李彬搏见杀。余四营登山以避，虏亦决去不之顾。故土人曰：“不斩永，则三家村之愤不消；不斩四战锋官，则李彬不暝目也。”
二十三年，三关既设官增戍如两镇，于是巡抚曾铣建议大城雁门长城，自老营堡丫角山至平刑关东八百余里。铣又以雁门新塞高厚过于宁武，于是复增筑宁武者如雁门。调各镇兵至大同防秋。时虏酋遣我叛人至京师入兵仗局习伏郎机铳，获诛之。遂散各镇防秋兵。
叛贼王三，大同人。犯罪逃虏中，以中国虚实告虏，且教之深入。数为虏乡导，连岁犯太原、平阳，及声言入寇真定、临清，皆其谋也。诏县赏购之。是年寇回，虏众过东城。三以数十骑叩水地堡，自呼其名曰：“我大同人也。速饮我酒！”时大同参将张凤，兵驻堡中，驻人刘伏者老矣，私谓其子曰：“即禽是。张在堡，必不破也。”乃具酒匍匐以献。时三已醉溃矣。顿首示惧。三麾其骑令却。复恳以畏刃。三见其诚，且已老易之，解所佩掷远地，稍前就。佯酌酒，拉之入堡。堡人皆鼓噪登陴，凤亦令士卒举炮。虏骑立视良久去。于是抚镇槛三致京师伏诛。
二十四年二月，兵部侍郎翁万达督大同军务。时边方多故，军政废驰，总督之任值者推避万端。达闻命即至，其谢疏曰：“方今地方边事之故，借箸难详。将来设施措注之方，掣肘是虑。覆车当鉴，易辙乃行。欲持永安，必略近效。”识者传诵，以为名言。三月，并民堡。边方村落多民堡，缘役起闾阎，谋鲜周密，亦有一乡数堡，一堡数家者。又素无弓弩火器，虏入，守空陴坐视。恒有陷失，杀戮动千数百人。至是总督军门下令合并，其孤县寡弱度不可守者废之，编其民于附近大堡，协力拒守。每堡择才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立法曰：“守陴之众每五十名为一队，每队奇正各半。队长二人，一统其正，一统其奇。居常则人守一陴，奇正相间，一方有急，则三方应援。奇者赴之，正者摄守。每队为红黄二旗，队长执之，以分其众。为方圆二牌，堡长收之，以调其奇。又多造火锐，飞炮，佛朗机之类，分给堡寨。
按此督府经理民堡，使自为守也。盖尝闻虏之攻堡矣，声其诸处，而掩其一隅，诱之策应，而乘其不备。乡民无远识定守，往往搅乱以堕其计，奇正相间，一调一守，规画密矣。
六月，翁万达以近岁偷玩，盘诘鲜实，奸细得行为虏耳目。虏入道里必知，至有杀掠时呼人姓名者。于是下令诘边，且督诸将分遣间谍，往来塞外，多方巡徼。于是境上始严，虏莫能窥我虚实矣。
七月，大同宗人充灼谋反伏诛。充灼者，和川王府奉国将军也。素淫纵，不事产，乐与诸里市恶少酣饮呼庐，以夜继昼，禄入恒不给，生计转难。然敢为大言，诸恶少复谀和之。且曰：“岂有雄侠如三将军而贫者邪！”灼行三，称三将军，或谓之和三。时奉国将军俊桐、俊{临木}、俊{临木}及中尉俊振、充睒、充睒亦酗酒无行。灼皆与之善，为恶号相眩吓，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头、道大、稀毛诸称。禄给入则群饮于市，使酒刃人，不给则时时劫掠民间。于是大雷公诸名闻者蹙额矣。每为人所陈诉，当道以其宗人也，启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怨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刘永以忧归，灼辈御之于门，劫其装。抚镇以闻，诏夺禄，由是益横肆。已而灼怏曰：“丈夫举大事则富贵由己，而以掠数钱为罪邪！”俊桐辈皆应曰：“善。”时有罗廷玺者，与汾州民王廷荣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已之变，诸叛兵所遣入虏曰卫奉者，尚漏未诛。或告灼曰：“罗廷玺有神术，移天拆地，卫奉知虏中要领，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罗廷玺、卫奉。皆至。与俊桐辈软血盟。罗廷玺见灼，伪大惊，伏谒称臣。喧于众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贵不可言。”乃复纠二狂生造飞语危言，刻天师将军通侯印，相署置议。遣奉使虏曰：“兵分三道，一入阳和、天城，一入左右卫。”令酋长至镇城下，而已开门应之。徐以兵下平阳，自立为帝。既又曰：“必燔诸刍场，使兵马不易集，我举事可万全。”遂遣卫奉赍金币使虏。诸里市恶少以火箭燔刍场。于是浑源、山阴右卫、平虏诸刍场同日火。
先是总督侍郎万达以大同素反侧，时时驻节安集之。一日暮，抵应州。有书生叩马曰：“愿有谒。”及间曰：“大同宗人可虑也。”问其详，不对。督府扬言曰：“生狂妄语邪！”既而至镇城，私与都抚詹荣定计。荣曰：“此地易摇，今反侧子甫贴席，一有所问，则呶喧矣。惟静定以计禽之。”督府曰：“吾意也天镇兵迩来无不感国恩者，吾辈又日教阅抚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泽谋，易与耳，但当虑其北走。”于是召总兵官尚文喻之曰：“君知虏谍能入吾境乎？”曰：“知。”曰：“然岂无我不逞者入虏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且君不以私人密布境上，而但求于案牍叱咤之间，误矣！”尚文乃县赏曰：“得虏谍或私出塞者，国典外给百金。”不三日，而诘边之令偏矣。
时卫奉辈自虏中返，语灼曰：“已见虏酋察罕儿，令制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为信。”灼大喜，制旗。又令狂生为表，许以大同为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阳，大同以畀北胡，不设兵戍也。”付奉使与其党刘大济、王儒复往。奉曰：“当道何故诘边？”灼曰：“六刍场同日火，彼安得不诘边求奸细邪？”决计遣行，而令罗廷玺至汾州约王廷荣为内应，使潜为火器诸不轨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军诘，则曰：“总兵官遣哨料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镇河墩，诘对如前，遂出塞。抵榆树湾，遇雨，出诸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逻徼周现辈至镇河墩，诘墩卒近出塞者。曰：“咋有数人当未还。”现等私谓曰：“无遣人而曰遗，岂虏谍邪！”群走追之，至榆树湾。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诸物。于是总督万达具论灼等反形己具，无可矜疑。且言：“近时虑患殊异，往昔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无内应耳。充灼欲为内应，悖慢不臣。使其谋获售，祸且滔天。将不啻若钅番之于宁夏，宸壕之在江西也。”诏械系京师。初，上意不忍置法。逾年廷议再具，遂伏诛。狂生张文博、李款皆镇城人。
按此大同三变也。籍重地以畜不轨，非觊比于陈；援外寇以肆中陵，致毒同于韩信；而许赂重藩，称臣丑类，又敬塘之遗凶也。狐踪未布，雷断即施，是固天佑圣朝。若或启之，而督府之思患预防，抚镇之矢心戮力，功真不细也哉！夫以明宗御世，而敬塘有赂地之谋，敬塘在河东而张彦朝有蔚州之叛，盖自信、以来，畜异谋而不获逞。边塞之人，垂虎口而得更生。作谋之功，止见今日也。
秋七月，颁宣大乘塞。节度总督侍郎翁万达疏曰：“当今之急，宣大宜以战为守，择要而屯兵。诸关宜以守待战，画地而联戍。数年以来，各镇将臣力主摆边，已成故事。骤焉更之，百为未备，群志未同，譬若理绳，急之则乱。故因事而稍为之通，补偏而聊救其弊，下惜劳费，兼用恩威，庶先声可以慑人，伐谋足以制敌。”乃下令分布诸将，定所将多寡，摆守远近，及诸摆守节度使有实效。盖至是边兵始知军令云。八月，犒宣大乘塞兵。往岁，乘塞兵必有犒，然罢役始给，颇称后时，总督万达具奏曰：“赏以酬劳，亦以鼓勇。方其入境，将有事于战斗之时，因而劳之役，当怀挟纩之恩，思敌忾之义，设有谩期，及兵羸弱，则靳勿全给，固亦寓激劝之微权也。若役终畀之，则恩先之意疏，风劝之机昧矣。”又曰：“均一赏也，与其后时而无益，孰若先时以劝勤。”从之。
虏寇宣府膳房堡。总兵官赵卿御却之。铁裹门、鹁鸽峪之役，虏败衄出塞。督府乃驰檄喻总兵官赵卿曰：“是必移兵东，寇不可不备。”已而虏果至膳房堡，卿督兵御却之。虏益东，卿亦益东，至张家口，复仰塞攻，不利去。
九月乘塞兵还镇。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罢，寇至。于是当事者不敢主罢戍边塞。塞苦秋深凛烈，总督侍郎万达奋然曰：“明主可为忠言，要之虽噎无废食也。”乃上疏曰：“国家御虏，四时不辄备，而独曰防秋者，以秋高马肥，虏时深入，特加严耳。然往者罕调客兵且不乘塞，近因贼势纵横，二议遂作，劳费数倍，已觉不堪，又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非用武之经，可继之道也。夫客兵承调，去家一二千里；主兵摆边，远者京不下三四百里。朔风凄肌，馈饷不给，鹑衣野处，龟腹徒延，设有脱巾之诉，何以应之！夫使之不以其时，散之不由其旧，虽有不可测度之恩威，而窜者逸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万，将不可禁也。彼时尽制之法则太苛，遂释其辜则启玩，万一不忍饥寒，不俟命令，哄然解去，所损岂其微哉！故乘塞兵入冬不可不罢也。然臣所谓罢，谓罢异镇客兵及远地主兵耳。至于本路士兵，则仍其旧。边事有常，存警不废，前岁一报掣兵，诸防悉解，事起仓卒，束手无措。臣以为未可与今日同论也。”于是乘塞兵罢远镇。
十月，劳宣大总督侍郎万达。敕旨有“铁里门、鹁鸽峪、阳和川诸役，尔万达躬环甲胄，督厉将士，始伐虏谋，继收战绩，尽心体国，功可嘉尚”诸语。先是归正人至境上，墩军以为奇货，往往执杀伪首功。遂有南望号泣不敢近塞，及间窃入被执，抵为虏谍者。总督万达曰：“首功赏重，招来赏轻。小人惟利是趋，其势必至杀降以邀重也。”乃议定招降赏格曰：“远哨人于太边外招降人至者，壮男子与五金，幼弱妇女三金，同行人众壮男子每一人递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妇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墩卒帮送者壮男子三金，幼弱妇女一金，同行人众亦递加有差。”颁布诸镇路行之，于是一年得降口数千百。边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革伪级，惜官禄亦钜万也。”
按被虏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遐荒，永隔天日。万死为谋，窃命南窜，此其残喘惊魂，可为流涕者也。登我垣塞，如睹所生，而凶悖墩卒杀之以规利，贪淫将校纵之以邀功。夫祸莫大于杀已降，而况妇正人乎！逆天招灾，亏仁干宪，至是极矣！督府赏格一颁，咸保生活，其斯为阴德与！
城镇羌四堡。弘赐诸堡既立，镇城赖以藩障。至是巡抚大同都御史詹荣、总兵周尚文，复议于弘赐诸堡之北添设军堡，以相犄角。城废，水口堡改名镇羌，废宣宁县改名拒墙，废乱草营堡改名拒门。又于灭胡堡北增筑拒马堡，各募军屯守。镇羌、拒马设守备，拒墙、拒门设把总指挥统之。
按此所谓塞外四堡也。险以渐增，地因时辟，善矣。然守塞之道，长城以为守，而必资敌台之助，敌台以为助，而必赖内堡之援，故台必丽城，堡必近塞。防秋则步卒登城，骑兵饲饣未于内堡；掣警则戍军还镇，墩卒望于墩台。今四堡置于外，屯戍己自孤县，长城限于内，矢石不相援救。故近时虏不能穴城，则每每垂延于四堡也。然则如何，曰我力不足则移四堡以近垣，我力有余则城外边如内制，斯当有从宜之画乎。
初，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寇，率由朔州南逼雁门。当事者遂以朔州为要冲，总督开府其地。侍郎万达至，乃曰：“朔州虽虏故道，今大同重屯兵，三关新筑垣，虏知之矣。且太原诸邑己残破，虏必舍置，是夫二十三年之寇虏不利紫荆，不及掠洪蔚。故今有犯必阳和，志洪蔚也。且总督以宣大为名，朔州倚于一偏，驻朔州是不恤宣大也。阳和居宣大中，其铁裹门、水峪口、鹁鸽峪非得勇将守之不可。”乃移府阳和以翼蔽宣大，又增设铁裹门诸隘戍兵。至是报虏骑近塞，督府曰：“是必先阳和也，宜急之。”
守将张凤者，故大同西路参将。刘伏禽叛贼王三，凤时驻其堡。后与伏争功获罪，发督府立功自赎。磁人王邦直生而奇异，骈肋多力，号千钧。慨然有请缨之志，以台涑荐兵部檄送督府。时复有罢任总兵官张达、总兵官王升子国顺、生员成谐、张霆，儒士尹秉衡、降者火力赤、勇士王万臣辈，咸以自效至督府，皆厚遇之。知凤、达有立功志，数言激之；又知邦直忠孝人也，待以殊礼。引与共坐论边事，至夜分乃罢。于是诸人咸大说，邦直时时语人曰：“自邦直之至军门也，谒使相三人矣，无如翁公推赤心者，邦直不难一死以报知己，兹其所哉！”及是报有警，督府分诸人为二部：达将左部，尹秉衡、张霆佐之，火力赤及千户乌马勋辈为之锋；凤将右部，邦直、谐佐之，国顺、国臣、千百户李瓒、刘钦、李尚伦辈为之锋。檄曰：“达、秉衡援铁里门，凤、邦直援鹁鸽峪。”且曰：“二者可守，虏不足忧矣。”二部以其夜至隘。既而虏果寇铁裹门。达、秉衡挽强弓射却之。虏益攻尽日，达、秉衡力战不为挠，多发毒火炮。秉衡善神箭，袖箭长尺许，发以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骑皆没羽。虏即得箭，箭短不及弦，无反也。相骇颜以为神，乃益合众攻鹁鸽峪。凤、邦直亦射却之。虏复至，众欲稍前，凤不听。成谐呼曰：“尔自守死地，虽足拒敌，而难以获功。有如虏至绕山下绝汲道，不坐困乎！虏锋已扎，直前搏之可走也。”遂跃马而进，邦直等继进，凤语邦直曰：“前有不虞柰何？”邦直曰：“虏如可畏，虽不前，能舍我乎！且成生行矣，当如之何？失成生无以面军门也！”既而虏大合。凤、邦直分众结方阵拒之，射皆命中。虏初突围，顺发七矢，毙其七骑，后又毙其一酋。虏痛哭，谋解去。已而愤曰：“南军不数百，我以数万返，何以复军！”乃益合围。而凤为所杀。于是有劝帮直溃围出者，邦直抚膺曰：“吾誓以腔血报军门，有奔北乎！且凤死矣，吾不忍独生！”会夜，复冲突十余阵。比曙，皆困惫不能战，而死者且半。邦直绕营视叹曰：“得至午，援兵当至，虏虽倾国来，吾足御之矣。”会虏以马相联击，驱之前而步继之。邦直奋击已数十百人，而马至者死者拥遏于前，不能远奋，乃弃其大力，提铁简四面击，渐击渐困惫。一虏自马腹下匍匐至手其膝，邦直知不免，大呼曰：“天也！”拔佩刀自刎。虏群斫之，于是死者百余人。虏愤所杀伤多，皆剖腹实之以石。是役也，凤、邦直虽死，而虏杀伤几五六百人。归正者言虏共举大刀羡叹之，每食必祭曰：“大刀那颜”云。国朝自永乐北伐之后，勇奋中坚，威震北虏，推是举云。
虏得入鹁鸽峪，遂南下列营阳和川。总督万达闻虏入曰：“噫，邦直死矣！”乃自督诸军出阵，而遣劲骑伏白登村。白登村者，虏掠洪蔚必由之路也。檄总兵官周尚文曰：“急捉兵自二边遮其归，吾拒其前，尔邀其后，虏可缚也。”是日，虏以精锐向我军置阵锐首。督府今开壁门，中军振鼓作乐不之顾，而潜伏死士于两腋。令曰：“虏叩壁，炮发两翼，横冲断之，左翼拒外，右翼拒内，而又偃诸炮及毒火铳数重于壁门。”虏不敢犯，移阵还营。两翼追之，几造其垒。周尚文得檄驰至阳和山后，计曰：“此去阳和六十里，夜不可进，须晓恐不及。虏连战疲矣，可先声惧之。”令喊于军者三。时静夜风猛，声闻山前，于是虏大惧。虽我军亦以为尚文兵即至也。四鼓，虏拔营遁。我兵追出塞，不及而还。于是阳和一禾一畜无所失遗。盖虏战铁裹门、鹁鸽峪已有惧心，而中军之坚壁，应兵之时至，几成大捷。故论者犹以尚文先声为漏机；然死寇不遏，亦兵法也。
按是役也，策之于数月之前，应之于瞬息之际，虏即倏然宵遁矣。於戏！谓伐谋非上策可乎？或疑督府亲驻战场与虏角，为非大帅之体，则又未审于事势缓急，大臣不避艰险之义矣。
诏劳巡抚大同都御史詹荣。阳和之设，饬备发援，镇人赖之。总督万达上言，诏赐敕奖励。
二十五年春三月，筑大同长城。初，总督鹏议凿长堑，后抚镇渐筑城垣。及增筑靖虏五堡、灭胡九堡、镇羌四堡，大同西北号为重障。至是，总督侍郎万达集都御史荣、总兵官尚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戊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且曰：“自阳和至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者也，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者也。”于是议通筑，补故创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
按近来边患，大同为剧。弘赐五堡未立之前，十之八九；丫角以东筑垣之后，十之五六；阳和天城悉垣之后，十之一二。且大同地形平直，山险少于宣府；又无孤县突出受敌之所，若独石然者。夫地平直则道里易通，策应便宜；少山险则城以土筑，不虞剥削；无孤县受敌之所则旋折逶逦，不相辽邈。此大同之边所以可守，而并守之议为有真见也。但城必有台，而诘察之令当严；堡必近塞，而占著之画宜讲。诘察稍失严，则秋深休戍之后，窥伺可虞；占著无定画，则连年征戍之劳，无时获已。於戏！可遂以为已安而不之虞邪！
宣府长城岁久倾圯。先巡抚都御史楚书、王仪奏靖修缮西中路者，然未详酌事宜、审画形势，又规制不定、督验失严，间有要而见遗，缮而复坏者，戍守病之。总督万达既建议筑大同长城，敌台暗门悉有定制。复自计曰：“宣府西中路与大同西路接境，若举此失彼则遗虏入矣。且宣府诸路地形夷险，邻虏远近者各半。今纵未能一举大成以全形势，而于其夷且近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事，几何不厚误军机邪！”乃具议曰：“西路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诸处，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诸处，宣府次急者也；其余北东路诸处，则又稍缓者也。最急者宜督军夫举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又援者留候他举。审明量力，期于有成而已。”又曰：“版筑之役，全在得人。经营得失之间，非止费用省滥，视以为差，而稽其成功，相去且十百千万矣。臣一人兼总四镇，戎务殷凑，簿领烦猥，耳目心思多所不逮。乞敕抚镇诸臣暂辍他务，注意边防，必期费省功倍，一劳永逸也。”从之。
按此宣府长城之筑，为始条理也。何始于此？曰：“子俊往年之役为制颇疏，书、仪近日之举不称其实，盖至是始以地险为戍守之资，城台为地险之实。西路之塞举矣。
夏四月，定西路戍援节度。时长城之役，宣大并举。西路洗马林、西阳和者，两镇接境也，始大同长城议自高山遵山麓而东，至水磨口，又至李信屯，以与宣府接。虽土地平坦易城，而界西阳和于外。巡抚都御史孙锦曰：“是弃西阳和也，堡中生齿数千家，膏腴地且千顷，推而远之，无乃不可乎！”然使大同边北出不界西阳和于外，则山险中断，应援不便，大同以为争。持议不决，于是总督侍郎万达下教曰：“地不可弃，兵必有援。徇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于绝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应援而置宣府西阳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徇宣府，兵便大同是为两得。”乃修边自水磨口而东北逾山，至马头儿地，又度沟而北，至宣府镇口台边戍，属之大同，而以应援责之宣府。著令曰：“居常戍不备，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墙下应援者，罪宣府。”议乃定。由是西阳和人喜不见摈，歌舞称庆。而大同戍卒知宣府应援之兵密迩，亦恃以无恐。是举也，微军门纡谋，几两失之。
五月，大抡各边将领。给事中李文进、御史赵炳然上言：“将必得人，斯无偾事，宜下总督巡抚考察将校，上自参将，下至把总官人加品题，定其黜陟。”于是大抡。六月，宣大被虏人回，多言虏忿于铁裹门、鹁鸽峪之役，行且入寇，俺答不孩已悉众渡河而东。于是复征客兵凡五营至。总督侍郎万达上言曰：“残虏游魂不忘南牧，民贫费侈，势不获已。乞罢河南、山东防秋兵，省其财力，以给边镇。”时论然之。
城松树、君子堡。宣府北路，号称孤县，北路诸城，马营为要。马营北旧有二堡：东曰君子，西曰松树。在两山之间，南通马营，土极平饶，多警以来，堡弃不守。先年翟鹏会议修不果，至是万达城之，置把总官。
游击将军吕阳、北路参将董麒出塞袭击李家庄诸虏，败绩。初，督府议曰：“宣府所急者西中路，北路虽邻李守庄，鼠窃虏耳，故边役始西路，次中路。今岁分布储将，署阳屯新河口，麒留本路。阳比发，请于抚镇曰：“必立功以报国。”抚镇壮之。至是阳与麒出塞，袭击李家庄虏，斩三十余级而还。会大雨，虏追及，兵不能战，遂败。麒惧，先入塞；阳亦间关获免。守备陈勋死焉，诸骑兵死者百余人。于是军门论阳作俑贪功，废谋轻举；麟见虏先回，不援后拒。悉抵罪。
八月，虏寇云州、赤城。守备易纲、戴纶及陕西游击将军陈言击却之。时西中路长城成，虏莫能犯，乃伺北路。会北路兵集西偏助役，虏遂由青泉堡入寇。纲，云州守备也，闻警，以家丁数十骑驰至永镇堡据险虏对射，虏疑有伏不进。先是，督府令延绥游击陈言以一军北路近地，曰备北路缓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阵官赵升呼曰：“北虏不通，大举者恃山险也，稍缓，虏出险矣。”言乃介而驰。虏望见兵至，少却。纲因驰入言军，请身为先率。言喜，遂同进战，凡数合，虏皆北。纶，赤城守备，亦以家丁邀虏，夺被虏人口牛马。同言、纲追虏出塞还。是役也，纲、纶皆以数十骑赴战，而言兵与虏人合者数，故土人称纲、纶二校勇，延绥兵喜野战云。
九月，宣大乘塞兵还镇，总督侍郎万达复上疏曰：“沿边城堡额设官军，四时皆防者，常戍之兵也。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军马列营者，防秋之兵也。防秋之兵，秋尽而辄，此自常规。边臣惩二十三年之役，过为疑虏，将领以委抚镇，抚镇以委总督，然臣愚不敢犹豫持两可者，诚以阃外之寄，有不得而辞也。夫远戍军士与土著不同，冬来衣粮不便，饥寒切身，虽父兄莫能令子弟。欲保其必不解散，必不死亡，臣不能也。然虏方众强，草枯冰结，欲保其必不出没，必不侵犯，臣亦不能也。所恃者常戍之兵，各有信地，能存警戒，日若临敌，即不资异镇之兵，亦足以自防矣。”于是罢还。
十月，初议并守。国初以宣大为重边，建将屯兵，号曰两镇。自十九年之寇，大同失防，太原告急，始添置太原、宁、雁、汾、潞兵将，缮紫荆、倒马、平刑、宁、雁边隘。至秋徵兵，防戍如宣大，号内边。由是山西无宁日，而北直隶、山东、河南之间摇动不已。总督侍郎万达恒曰：“宣大宜以战为守，腹里宜以守代战。”又曰：“山西不籍蔽于大同，大同不需力于山西，计两失之。”又曰：“摆守无险，步兵日危，列营历时，客兵日费，二弊不去，终负国家也。”及是，山西巡抚都御史杨守谦议曰：“山西外边自丫角山至大同仅七百里，其内边自丫角山至平刑关则八百里。今以六万兵既守外边，复守内边，两不获固。请与大同共守外边。夫山西兵六万有奇，大同七万有奇，合诸路客兵计十五万有奇。今丫角以西，阳和以东，城垣足据，需兵不三万人。中间仅四百余里而以十二万众守之，无不固者。守边之时，量兴垣役，不三阅月其土可完，则客兵可以渐掣，供亿可以大省矣。”督府得之大喜曰：“与吾共事者杨君也。”于是具奏曰：“山西起保德州逶逦而东，历偏关，抵老营堡尽境；大同起丫角山逶逦而北，东抵阳和镇口台；宣府起西阳和逶逦而东，北抵永宁四海冶为塞，千九百里皆逼临胡虏，险在外者，旧所有外边也。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又转南向东，为保定府界，历龙泉、倒马、紫荆至沿河口，又东北历顺天、高崖、白羊至居庸关，为地一千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者，新所增内边也。外边西连延绥，东距蓟州，势相犄角，屏蔽京师；内边惟紫荆、宁、雁通虏，次居庸、倒马，余称腹里矣。外之不御，内安可支？故论者有唇齿之喻；又有门户堂奥之喻。贼窥堂奥，必始门户；唇不危，则齿不寒。理所易晓也。迩年以来，犯宁、雁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事有可征也。山西旧规，守偏老一带，岁拨班军，备御大同，内边则但存防守隘口之兵，以为大同声援，原无摆守例也。比因大同失防，山西罹害，于是山西掣回班军，摆守内边，已失建置本意。继置太原诸处忝游兵将，公私转输，内地骚动，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备多，此之谓也。宜罢征兵于内省，分镇兵于外藩，外备既严，则内境无患。其内关额设兵马，照额存照，以复旧制。”诏从之。于是外边戍守布置愈密，所省供费岁计六十万余。
二十六年夏，俺答阿不孩复遣使款塞求贡。且言中国长城已成，屯戍增广。纵能入寇，得不偿失。彼国卜之大神，羊年不宜犯顺。俺答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且言北部四酋为雄，小王子、吉囊、把都儿、俺答也。今小王子庭直辽东，吉囊直陕西，把都儿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许之贡则诸边俱靖，永不相犯也。时塞役未全，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许通贡，筑垣无伤也。
盖尝论俺答之三款矣：其始也可拒，其继也可疑，其终也可信。夫自虞岭失利之后，我军锉衄，虏势骄肆，一旦求通，即甘应之，彼谓中国无人，以战为讳矣，故曰可拒；既诛天爵，复购俺答，彼固有愤于我，而有雁门、太原之逼，虏势方张，情伪莫测，此时求通，即漫然许之，则不惟不识其包藏之祸心，亦且以兵行成矣，故曰可疑；乃若阳和之三战不前，两镇之边工几就，彼复以好求成，自誓不扰，许之宜也，故曰可信。今一概拒之，不懈吾备，是亦一策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