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通纳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日前一个星期，阿切尔·斯隆给了他一个全职大学讲师的工作职位。斯隆解释说，大学的政策是不雇本校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战时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大学教师缺乏，他才有可能说服行政管理部门开个例外。
斯通纳曾有些不情愿地给本地区一些大学和学院写了几封求职信，冒昧地详细列举了自己的若干资格；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时，他奇怪地有种解脱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释然还一知半解；在哥伦比亚的这所大学，他已经熟悉了那种安全和温暖，这种东西小时在家就本应该感觉到过，但却未能感觉到，而且对自己能在别处找到这些东西的能力并无把握。他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斯隆提供的机会。
接受这份工作后，他忽然意识到，斯隆在美国参战的这一年骤然老了许多。他五十好几，显得要多老十岁；那桀骜不驯的铁灰色的鬈发，曾经在头顶蓬蓬松松，现在已经变白，在贫瘠的头骨上平平地贴着，已经了无生命力。他的那双黑眼睛已经迟钝无神，好像蒙了层潮湿的薄膜；那张遍布皱纹的长脸，曾经坚硬如薄薄的皮革，现在松脆得像年代久远、干燥的纸张；他那平板、冷嘲热讽的声音开始透出一丝颤音。看着他，斯通纳心想：他快要死了——一年或者两年内，甚至十年内，他就会死去。一种不成熟的失落感牢牢地控制住他，于是他转身而去。
1918年的那个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马斯特思的死对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第一批美国军人在欧洲的伤亡名单开始陆续公布。以前，他想到死亡，无非把死亡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时间对不完美的肉体施加的缓慢、默默的耗损。他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发生在某个战场上的暴力爆炸，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咙里血流如喷。他对这两种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到不解，也不明白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发觉自己内心慢慢酝酿出某种痛苦，他从自己的朋友戴夫·马斯特思那鲜活的心中曾经瞥到的痛苦。
他的论文题目是《古典传统对中世纪抒情诗的影响》。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重读经典和中世纪拉丁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死亡的诗。他又一次惊异于那些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令他惊奇，死亡承诺，无论多么模糊，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会让他们活着的光阴发馊。每当想起马斯特思，斯通纳就把他想象成卡图卢斯或者更温柔和抒情的尤维纳利斯，一个自己故国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过是又一次流放，只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长久。
191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的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持久、猛烈的德国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帅下令展开一场全面的联合反击，迅速把德国人推到他们的原始防线之后。英国开始进攻北部，美国人穿过阿尔贡，付出了一场代价，这个代价在到处弥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视了。报纸在预测圣诞节前德国人会发生一场崩溃。
所以，新学期是在一种紧张的友善欢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围中开始的。师生们发现在楼里彼此都笑脸相迎，有力地点头示意。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对学生中发生的过激表现和不起眼的暴力冲突都视而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当地的某种民间英雄，他爬到杰西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顶上吊了一只用稻草填充的凯泽像。
大学里唯一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欢欣鼓舞似乎无动于衷的人就是阿切尔·斯隆。自从美国宣布介入战争的那天开始，他就自我逃避，这种逃避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变得更加明显。他不跟同事说话，除非系里的事务迫使他不得不说，有风言风语称，他上课时举止十分怪异，听课的学生都相当排斥；他枯燥、机械地照读讲义，从不看看学生的目光；他盯着讲义时经常说着说着就没声音了，而且有时一两分钟，有时甚至长达五分钟沉默不语，其间既不动弹，也不回应课堂上提的尴尬问题。
当阿切尔·斯隆把那一学年的教学安排交给他的时候，威廉·斯通纳目睹了学生时代就认识的这位聪明睿智、喜欢冷嘲热讽的人的最后遗迹。斯隆给了斯通纳两组新生作文教学任务，加一门中世纪英语文学的高年级概论；他接着说，依旧闪烁着一丝冷嘲热讽的色彩：“你，还有我的许多同事，以及为数不少的我们的学生，听了会很高兴，我要放弃很多课了。
其中一门就是不怎么受欢迎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还能想得起这门课吗？”
斯通纳点点头，笑而不语。
“没错，”斯隆继续说，“我深信你会记着。我想请你替我教这门课。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赐赠；但是，我想也许你会觉得好玩，从此你将从自己当学生时开始学习的地方正式开启自己的教师职业生涯。”斯隆看了看他，眼睛明亮、专注，就像战前那样。接着那层冰冷的薄膜又落在眼睛上，他转身离开斯通纳，收拾起桌上的纸张来。
就这样斯通纳从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启程了，一个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子站在同一间教室，当年同样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孩坐在这里听着最终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些话语。他后来从未进过这间教室，没见过自己当年占据的那个座位。他总是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在那里。
那年11月11日，开学两个月后，停战协议签署。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消息传来，课堂立刻解散了；学生们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奔跑，开始集会，小范围游行，四散开来后又聚拢在一起，弯弯曲曲地穿过教学楼、教室、办公室。斯通纳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了穿过杰西楼的一支游行队伍，穿过走廊，爬上楼梯，然后又穿过走廊。他随着一小群学生和老师，被裹挟着经过阿切尔·斯隆办公室打开的门；他瞥了眼，斯隆坐在书桌前面的椅子里，他的脸没有被挡住，扭曲着，在痛苦地哭泣，泪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肤深深的皱纹淌下来。
有那么片刻，仿佛受到了震惊，斯通纳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后来，他脱了队回到校园附近自己的那间小屋。他在小屋的阴暗中坐着，听着外面欢乐和发泄的大喊大叫声，想起阿切尔·斯隆面对只有他看得清或者认为看得清的失败发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经崩溃，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11月底，许多前往参战的人开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到处点缀着军装的橄榄黄。这些延期休学又归来的人中就有戈登·费奇。在离开大学的这一年半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开阔、爽朗的脸，曾经温顺地沉默寡言，现在换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陆军上尉军阶条带，说话时经常带着“我的人”兄长般的爱抚口吻。他对威廉·斯通纳的态度既疏远又友好，对系里的老职工刻意表现出不同，显得过度关心。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不少，给他安排任何课都太晚了。所以，那一学年剩下的时间，他被安排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临时差使，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助理。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职位的模棱两可性，同时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他与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气气地不明确表态。
院长乔赛亚·克莱蒙特是个上了年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男人，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限若干年；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从一个师范学院转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了，父亲早年还做过一任校长。他的根扎得很深，又是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就没人有勇气坚持让他退休，虽然他处理事务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他的记忆力快没了；有时还会在杰西楼的过道里迷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好像个孩子般让人领着坐到办公桌前。
他对大学的事务已经糊涂不清，乃至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说，为了欢迎复员老职工重返教工队伍和行政机构，家里要举办一场欢迎会，收到请柬的大多数人都感觉这是在开一个瞎编的玩笑，或者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可这并非玩笑，也不是错误。戈登·费奇确认了这些邀请；大家普遍暗示，是他怂恿举办的这场招待会，又是他落实了各种计划。
乔赛亚·克莱蒙特多年前就已丧妻，一个人过着，有三个黑人仆佣，差不多跟他本人一样年迈了，生活在一个内战前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曾经在哥伦比亚一带人人皆知，但是在那种独立的小农和房地产商进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迅速分崩离析了。那地方的建筑很舒适但没有显明的特色；虽然它的整体形态和宽阔上体现着“南方味儿”，但又没有弗吉尼亚民居新古典式的僵硬。木板都涂成白色，绿色装饰框住窗户和小阳台的栏杆，这些扶手从高一层时不时地伸出来。场院延伸进一片围住这块地方的林子。高高的杨树，在十二月的午后已经没有了叶子，整齐地沿着车道和人行道排列着。这是威廉·斯通纳靠近过的最宏大的房子了；那个星期五下午，他怀着几分担忧走到车行道上，然后加入一群自己不认识的员工中，他们在等着开大门让进去。
戈登·费奇还穿着他的那套军装前来开门让大家进去；这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的门厅，尽头有一条陡直的楼梯，栎木栏杆朝上通向二楼。一张小幅的法国花毯，挂在楼梯的墙上，就在人们进去时正对面，蓝色和金色都已经相当淡了，在几只小小的灯泡发出的昏黄的灯光中，差不多连上面的图案都看不清了。斯通纳趁跟他一块儿进来的人在那个小门厅里溜达的工夫凝望着挂毯。
“把你的外套给我，比尔。”这声音近在耳边，让他吓了一跳。斯通纳转过来。费奇正微笑着，伸出手接斯通纳还没有脱下的外套。
“你以前没来过这儿，对吗？”费奇几乎是用耳语问道。斯通纳摇摇头。
费奇又转向其他人，同样没有抬高声调，忙着招呼大家。“各位先生先进主客室吧。”他指着门厅右边的一扇门。“大家都在那里。”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斯通纳身上。“这幢老房子真漂亮，”他说，把斯通纳的外套挂在楼梯下面一个挺大的壁橱里，“这可是附近名副其实的一幢装饰完美的房子。”
“是啊，”斯通纳说，“我听人说过。”
“克莱蒙特是个挺不错的老人。他请我今天晚上招呼些事儿。”
斯通纳点点头。
费奇抓住胳臂带着他向刚才指过的那扇门走去。“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聊会儿。你先进去。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会儿。还有几个人要我迎一下。”
斯通纳刚要说话，费奇已经转身去迎接到大门口的另一拨人了。斯通纳深深地吸了口气，打开主客厅的门。
当他从寒冷的休息室走进客厅时，温暖向他扑过来，好像要把他朝后推回去；里面人们慢慢吞吞的轻语声，因为他打开门后释放出来，刹那间，由于耳朵还不适应，低语声如波涛汹涌。
客厅里可能有六七个人在晃悠，斯通纳一时一个都认不出来；他看着男人严肃的黑色、灰色和褐色的正装，以及军装的橄榄黄色，不时出现几缕女装秀气的粉红色或者蓝色点缀其间。人们在那团温暖中缓慢地活动着，他也跟着这些人动起来，感觉在那些坐着的人中间，自己的瘦高个儿非常显眼，他不断地向现在开始认出的脸点着头。
在遥远的末端，又一道门通向一间休息厅，跟那间狭长的餐厅挨着。餐厅的双排门大开着，露出一张巨大的栗色餐桌，上面盖着黄色的锦缎，摆满了闪着银光的洁白的碟子和盆碗。已经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了，顶头有一个年轻女子，高挑、苗条、漂亮，穿着蓝色的带波纹的丝绸长袍，站着往金边的瓷杯里倒茶。斯通纳在过道里停留了片刻，被这位年轻女子的样子吸引住了。她修长、五官柔美的脸冲着自己旁边的人微笑着。她纤细、几乎碰了会碎的手指熟练地侍弄着水壶和杯子。斯通纳注视她时，深感自己何其粗笨，这样的念头油然袭来。
有那么片刻，他都在门道里挪不动了；他听着这女孩柔和、细声细气的声音高过她侍候的围坐的客人的细语声。她抬起头，刹那间他碰到了女孩的眼睛；那双眼睛苍白又大，似乎从里面闪烁着某种光。在轻微的慌乱中，他从门道退了回去，转身进了那间休息室；他在墙边一个地方找了把空椅子，坐下来望着脚底的地毯。他始终没有朝餐厅那个方向看一眼，但不时能感觉到那个年轻女子凝视的目光温暖地刷过他的脸庞。
客人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当发现新的聊天伙伴时互相交换着座位，变化着不同的语调。斯通纳透过一层薄雾看着他们，好像自己倒是个观众。过了会儿，戈登·费奇走进房间，斯通纳从椅子里站起来，穿过房间向他走去。他几乎粗鲁地打断了费奇跟一个上些年纪的人的谈话。斯通纳把他拉到一旁，但并不压低声音，请求他介绍认识下倒茶的那个年轻女子。
费奇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烦恼的蹙眉动作在额头弄出好几条皱纹，等睁大眼睛后皱纹又舒展开了。“你说什么？”费奇问道。虽然他要比斯通纳矮一些，但好像在居高临下地看着。
“我想让你介绍我。”斯通纳说。他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费奇说。他的嘴角开始拽过一丝坏笑。“她好像是院长的远亲，是从圣路易斯过来的，来看姨妈。”咧嘴而笑的幅度更大了。“老比尔。真有你的。没问题，我来介绍你。过来。”
她的名字叫伊迪丝·伊莱恩·博斯特威克，跟父母住在圣路易斯，去年春天，在那里的一所私立女子书院读完了两年的研究课程。她是来看在哥伦比亚的母亲的姐姐，住上几星期，今年春天她们打算去欧洲来个盛大游——既然战争已结束，这次活动又有可能成行了。她父亲是圣路易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是个迁移过来的新英格兰人；70年代的时候，他来到西部，跟密苏里中部一个望族中最大的女儿结了婚。伊迪丝从出生起就住在圣路易斯；几年前去过东部，跟父母去波士顿消暑；她在纽约看过歌剧，参观过几家博物馆。那时她二十岁，会弹钢琴，有些艺术爱好，母亲很支持她。
后来，威廉·斯通纳想不起在乔赛亚·克莱蒙特家的第一个下午和黄昏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已经模模糊糊，而且又很正式，就像休息室附近楼梯墙上那个带图案的挂毯。他想起对伊迪丝说过，她可能盯着他看过，总在他身边，听她回答他的问题，仓促地反问时温柔、细声细气的声音，让他很舒服。
客人开始陆续离开。各种声音在道别，门砰地关上，房间空了。大多数客人都走了，斯通纳仍然滞留不走，伊迪丝的马车过来后，他跟着她走进门厅，拿着她的外套。到了外面，就在伊迪丝要启程时，他问伊迪丝能否明天晚上再来看她。
她好像没有听见斯通纳的话，打开车门，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寒风从门道里扫出来，碰触到斯通纳发烫的脸。伊迪丝回头望着他，眨了几下眼睛；她淡白色的眼眸若有所思，而且几乎可以说很大胆了。她终于点了下头说，“好的。你来吧。”她没有微笑。
于是在一个极为寒冷的中西部的冬夜，他去拜访了，步行穿过城区前往她姨妈家。头顶没有云；半圆形的月亮的光照在一片浅浅的雪地上，下午早些时候就开始下雪了。大街上冷冷清清，沉闷的寂静被他行走时踩在脚下的干雪发出的咔嚓声打断了。他在自己要进去的那幢大宅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倾听着这片寂静。寒冷已经麻木了他的双脚，但他还是没有动一动。从那些挂着窗帘的窗户中透出的一线暗淡的光落在蓝莹莹的白雪上，仿佛一道黄色的污迹；他想自己看到里面的动静了，但又不能肯定。他好像在命令自己在做什么事，刻意地向前迈出步子，走到通向走廊的那条小路，在大门上敲了敲。
伊迪丝的姨妈（她的名字，斯通纳要知道得更早些，叫艾玛·达利，而且寡居多年了）来门口接迎，请他进去。这是个矮胖的女人，满头漂亮的白发在脸上飘荡，黑色的眼睛闪着湿漉漉的光，她讲话温柔，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要告诉他许多秘密。斯通纳跟着她走进客厅，面对她在一张长长的栗色沙发上坐下，座位和靠背上覆盖着厚厚的蓝色绒布。他的鞋上还沾着雪；他看着雪融化了，在脚下厚厚的花地毯上留下湿湿的斑块。
“伊迪丝跟我说你在大学教书，斯通纳先生。”达利太太说。
“是的，姨妈。”他说，然后清了清嗓子。
“有幸在这儿又跟一位年轻教授说话真是太好了，”达利太太开心地说，“我死去的丈夫，达利先生曾经担任大学的校董好多年——不过我猜你知道这个。”
“没有听说过，姨妈。”斯通纳说。
“噢，”达利太太说，“嗯，下午我们经常请些年轻点的教授过来喝茶。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是在战前。你参战过吗，斯通纳教授？”
“没有，姨妈，”斯通纳说，“我待在大学里。”
“哦。”达利太太说。她愉快地点点头。“你是教——？”
“英文，”斯通纳说，“我不是教授。我只是一个讲师。”他知道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可就是控制不住。他试图笑一笑。
“噢，这样，”她说，“莎士比亚……勃朗宁……”
两人沉默了片刻。斯通纳双手交错在一起，望着门口。
达利太太说：“我去看看伊迪丝准备好了没有。你不介意吧？”
斯通纳点点头，等她出去时又站了起来。他听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传出响亮的私语声。他站了几分钟。
忽然，伊迪丝已经站在宽敞的门口过道，脸色苍白，并没有微笑。他们凝视着对方，谁都没有招呼。伊迪丝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又朝前走来，她的嘴唇细薄，绷得紧紧的。他们庄重地握了握手，然后挨着在沙发上坐下。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她甚至比斯通纳记忆中的样子还要高些，嘴唇始终紧抿在倔强的牙齿上。她的皮肤有些透亮，能够呈现任何刺激引起的颜色和热度变化的痕迹。她的头发是浅浅的红褐色，在头上扎起厚厚的发辫。不过，那双眼睛还是吸引着他，抓着他，跟昨天见到的一样。这双眼睛很大，恐怕是他能想象得出来的最淡的蓝眼睛。他看着这双眼睛的时候，似乎从自己的躯体脱身而出，进入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状态。他想伊迪丝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了，他冲动地说，“我——我很想了解你。”她稍微往后躲了下。斯通纳急匆匆地说：“我是说——昨天，在招待会上，我们其实没有机会说话。我想跟你聊一聊，可是那么多人在场。人们有时还要麻烦你。”
“招待会办得相当好，”伊迪丝轻声说，“我觉得大家都挺好。”
“噢，是的，当然，”斯通纳说，“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再说下去。伊迪丝沉默不语。
他说：“我听说，你和姨妈即将去欧洲待一段时间。”
“是的。”她说。
“欧洲……”他摇了摇头。“你一定很激动。”
她勉强点点头。
“你们打算去哪儿？我的意思——都去什么地方？”
“英格兰，”她说，“法国，意大利。”
“你们就要动身——这个春天？”
“四月。”她说。
“还有五个月，”他说，“时间不是很长。我希望在这期间我们能——”
“我在这儿只待三个多星期，”她迅速说，“然后就回圣路易斯。回去过圣诞节。”
“时间挺短。”他笑了笑，尴尬地说，“那我会尽量多来看你，这样我们彼此就可以更熟悉些。”
她几乎是恐惧地看着斯通纳。“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拜托……”
斯通纳一时无语。“真不好意思，我——不过我还会再来看你，在你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多来。可以吗？”
“哦，”她说，“好吧。”她纤细的手指相扣着放在膝头，指关节白白的皮肤很舒展，手背上有几粒非常淡的雀斑。
斯通纳说：“这样挺莽撞吧？你可一定要谅解我。我从未认识过像你这样的人，我说话笨嘴拙舌的。如果我让你难堪了，你可一定要原谅我。”
“噢，没有。”伊迪丝说。她转过来面对着斯通纳，嘴唇那么一扯，他想那一定是微笑了。“一点儿都没有。我很开心。真的。”
斯通纳不知该说什么。他又提到外面的天气，很歉疚在地毯上踩出雪迹；伊迪丝含含糊糊地说了些什么。他谈到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课，伊迪丝点点头，表情茫然。最后，他们又坐着不说话了。斯通纳站起身；他慢慢地沉重地挪动着，好像挺疲惫。伊迪丝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好吧。”他说，清了清喉咙。“天已经很晚了，我——瞧。对不起。我过几天能再来看你吗？也许……”
这话好像不是对伊迪丝讲的。他点点头说：“晚安。”然后就转身走了。
伊迪丝用一种毫无色彩的高声尖音说：“我大约还是个六岁小姑娘的时候就会弹钢琴，喜欢画画，很害羞，所以妈妈就打发我去了圣路易斯的桑代克女子学校。我是那儿最小的一个学生，不过一切都挺好，因为爸爸是董事会成员，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开始很不喜欢那里，最后又很热爱那里。女孩们都挺好，条件不错，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终生往来的朋友，而且——”
她开始说话时，斯通纳又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她，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双唇在活动着，好像不用理解，只是在读着一本看不见的书。斯通纳慢慢地走过房间，在她身边坐下。伊迪丝好像没有注意到他，眼睛仍然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继续讲着自己的事，仿佛是斯通纳请她讲的。他想让伊迪丝打住，想安慰她，想抚摸她。他既没有动一动，也没有说什么。
伊迪丝继续讲着，过了会儿，斯通纳开始听她在讲什么。若干年后，他忽然想起，在他们第一次长时间一起相处的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度过的一个半小时里，她告诉的事儿要比后来说的多得多。说完后，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陌生人，以前没想过这个，而且他明白，自己爱上这个女孩了。
伊迪丝·伊莱恩·博斯特威克也许没有意识到，那天晚上她对威廉·斯通纳说了些什么，即便意识到了，恐怕也想不到那些话的意义。但斯通纳知道她说了什么，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听到的好像是一种忏悔，他想，据自己理解，那是在发出帮助的请求。
随着对伊迪丝的了解得更深入，斯通纳对她的童年也更加熟悉了；他开始觉得，这在她那个时期和条件的大多数女孩是很典型的。她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接受的教育：在自己的道路上会受到保护，免遭生活可能投向她的粗俗事件，而且除了气质优雅顺从地附属于这种保护，她没有别的应尽义务，因为她属于这样一种社会和经济阶层，对这个阶层而言，保护几乎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她读过好几所私人女子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做些简单的算术；闲暇的时候，还会被鼓励做些针线活儿，弹弹钢琴，画画油画，讨论些比较温馨的文学作品。她还接受些着装、举止仪态、淑女用语、道德修养方面的指点。
她的品德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要抑制欲念，而且抑制的几乎全跟性有关。而且，情欲都是间接的，不被认可的；因此性遍布她所受教育的其余每个部分，并从那个隐蔽、未可言及的道德力量中吸收着它的大部分养分。她知道，应该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尽各种义务，并且必须要履行。
她的童年时代非常规矩，甚至在最寻常的家庭生活的某些时刻都是如此。父母彼此相敬如宾；伊迪丝从未看到过他们之间表达那种无论是生气，还是怜爱的自然流露的温馨。生气就是好几天客客气气不说话，怜爱就是一句彬彬有礼的倾心话。她是独生女，孤单就是人生最初的状态。
所以，她是怀着某种脆弱、偏女性化的艺术天赋长大的，日复一日，不曾有过任何生活必需的知识。她的针头很秀气，却不实用。她画些雾蒙蒙、轻薄的水彩；用弱不禁风但相当准确的手弹弹钢琴；可是她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功能，生活中没有一天曾经独处过，稍微关心下那个自我。她从来没有想过可能要对别人的幸福生活负责。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就像低沉不变的嗡嗡声；母亲监管很严，伊迪丝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就会在旁边坐上好几个小时看着她画画或者弹钢琴，好像两个人都没有别的正事可干。
十三岁的时候，伊迪丝完成了例行的性生理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更不寻常的生理变化。在几个月的空当里，她差不多长高了一尺，身高快接近一个成年男子。她始终没有从身体的笨拙和令人尴尬、崭新的性态之间的关联中恢复过来。这些变化更加强化了某种天生的羞怯——在学校她总是跟同学保持着某种疏远的距离，在家里又没有人可倾诉，于是她越来越转向内在的自我。
现在，威廉·斯通纳闯进这块心灵的隐私之地。内心某种毋庸置疑、发自本能的东西，迫使她在斯通纳要出门时又喊回来，弄得她说话时又快又冲动，好像以前从来没说过话，而且今后也不会再说了。
随后的两个星期，斯通纳几乎每天晚上去看她。他们还听过大学新成立的音乐系举办的音乐会，晚上不是太冷的时候就缓慢、庄重地穿过哥伦比亚的街巷去散步；但更多时候，他们总是坐在达利太太的客厅里。有时他们会说说话，伊迪丝给他弹钢琴，他边听着边望着那双手柔弱地在琴键上活动着。从那天晚上第一次相处以后，他们的谈话奇怪地没有了人情色彩；他无法把她从保守中拉出来，当发现这样的努力让她难堪时，他就停止了尝试。不过，他们之间仍然有种舒心感，他想象他们有种心领神会的缘分。离她回圣路易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斯通纳正式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并求了婚。
虽然不知道伊迪丝对自己的表白和求婚如何对待，斯通纳还是对她的镇定感到惊讶。他讲完后，伊迪丝长长地看了他一眼，凝视中带着刻意和好奇的勇敢；这让他想起第一次下午的情景，在征得拜访她的请求同意后，当她从门口那儿望着他的时候，一阵冷风打到他们身上。接着她垂下凝望的目光；从她脸上掠过的惊讶，斯通纳都感觉好像不是真的。伊迪丝说她从来没有从这方面想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她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我爱你，”他说，“我都不知道如何掩饰。”
她带着几许兴奋说：“我不知道。我对这种事一窍不通。”
“那我必须再跟你讲一遍，”他温柔地说，“你一定会习惯的。我爱你，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她摇了摇头，好像不知所措。“我去欧洲的行程，”她轻声说，“艾玛姨妈……”
他感觉一阵笑意要从喉咙中涌上来，然后开心又自信地说：“我会带你去欧洲。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欧洲。”
她扭过身去，把指尖搭在额头上。“你得给我些时间，让我想想。我得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在我考虑之前……”
她无法再进一步自作主张了。在离开这儿去圣路易斯之前的这几天，她不想再见斯通纳，等跟父母谈了，自己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她会从家里给他写信过来。那天晚上离开时，他俯身想吻伊迪丝，她别过头，他的嘴唇刷到她的脸颊上。她轻轻地捏了下他的手，然后让他从正门出去，并且再没有看他。
十天后，他收到了伊迪丝的信。是个正式得奇怪的便条，上面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只字未提；只是说，她很乐意他来见自己的父母，如果他来圣路易斯，他们也很想见见他。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星期就行。
伊迪丝的父母见了他，用一种他早就料到的冷冷的正经态度，他们试图顷刻间摧毁他可能会有的轻松感。博斯特威克太太每提一个问题，对他的回答总是用一种极端怀疑的口吻说“是吗”，同时好奇地打量着他，好像他的脸上有污迹或者鼻子在流血。她比伊迪丝还要高，还要瘦，起初，斯通纳对这种始料不及的相像很惊讶；但是，博斯特威克太太的脸有些呆滞和病态，没有一点刚劲或者雅致，上面还留着肯定是某种习惯性不满导致的深深痕迹。
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个头同样很高，但给人某种奇怪的并不结实的粗重感，几乎可以说是肥胖了；一缕火色的发边在别致的光脑袋上弯弯绕绕的，在他的下巴颏周围，皮肤的褶皱松弛地垂了好几层。他跟斯通纳说话的时候，眼睛径直越过头顶，好像在看着身后的什么东西，斯通纳回答的时候，他就用粗壮的手指在背心中间的滚边上敲击着。
伊迪丝迎接的态度好像他不过是个偶尔来访的客人，然后就毫不在乎地飘走了，去忙自己那些无关紧要的活儿了。斯通纳的目光追随着她，但却无法让她看看自己。
这是一幢斯通纳平生进去过的最大最优美的房子。每个房间都很高，又很暗，挤满了各种大小和形状的花瓶，在大理石桌面、五斗橱和箱子上放满了隐隐约约闪着光泽的银器，还有覆盖着华丽的挂毯、有着精致纹路的家具。他们迅速穿过几个屋子来到一间大客厅，博斯特威克太太在这里悄声说着什么，她和丈夫都习惯坐着跟朋友们非正式地聊聊天。斯通纳坐在一把松脆的椅子里，他都害怕在上面挪动；他感觉椅子在身躯底下活动着。
伊迪丝消失不见了，斯通纳环顾四周，几乎疯狂地寻找着。可是将近两个小时，她始终没有回客厅一趟，直到斯通纳和她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谈话”并不坦率，躲躲闪闪，而且进展缓慢，经常被长久的沉默打断。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在几次简短的演讲中谈了些自己的情况，几番演讲直接对着斯通纳脑袋上方几英寸的高度发表。斯通纳得知博斯特威克是波士顿人，他的父亲在晚年时由于做了一系列导致银行关闭的不明智投资，把银行生意搞砸了，也毁了儿子在新英格兰的未来。（“被出卖了，”博斯特威克冲着天花板宣称，“被不地道的朋友们出卖了。”）因此，内战结束不久便到了密苏里，想搬到西部来；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过比堪萨斯城更远的地方，那里他也是偶尔出差去过。考虑到父亲的失败或者出卖，他先在圣路易斯的一家小银行找到第一份工作待下来。三十八九岁时，牢牢地占据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副总位置后，他跟当地还不错的一家人的女儿结了婚。这场婚姻他只得了一个孩子；他想要个儿子，再要个女儿，而这是他又一个几乎懒得掩饰的失望。像很多觉得自己虽成功却留有遗憾的男人一样，他非常虚荣，并且斤斤计较着自己的重要感。每隔十或者十五分钟，他就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块大金表，凝视会儿，然后独自点点头。
博斯特威克太太不太爱讲话，也不怎么直接谈论自己，但斯通纳很快就对她形成了一种看法。她属于某种类型的南方女人。属于某个古老而且气数悄然已尽的家庭，她是怀着这种信念长大的，这个家庭存在所必需的环境条件与它的品质并不相称。她接受的教导是追求那种状况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从来都没有精确地指出来过。她跟霍勒斯·博斯特威克走进婚姻，满怀着内心根深蒂固的不满，即婚姻是她个人的一种职责；随着岁月流逝，这种不满和痛苦与日俱增，变得如此寻常和无所不在，已经没有特定的药物可以缓解了。她的声音单薄又高亢，始终带着某种绝望的调子，这赋予她说的每个词某种特殊的价值。
直到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两个人才提到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些事。
他们告诉斯通纳，两人是何等溺爱伊迪丝，对她未来的幸福是何等关心，还说了她的不少优点。斯通纳坐在那里，因为尴尬而痛苦之极，努力做出种种他希望是得体的反应。
“是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博斯特威克太太说，口气中带着依旧不变的痛苦，“没有男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那种优雅——”
“是的。”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直截了当地说。他开始查究起他所谓的斯通纳的“前程”来。斯通纳尽其所能答得漂亮些，他以前还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前程”呢，他很惊讶那些前程听上去多么单薄。
博斯特威克说：“你没有——什么路子吧——除了自己的职业？”
“没有，先生。”斯通纳说。
博斯特威克先生不高兴地摇了摇头。“伊迪丝有——不少优势——你知道。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好多仆人，上过最好的学校。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些担心，以最低标准，而且这个就你的——哦，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斯通纳感觉厌恶从心底油然而起，同时还夹杂着某种愤怒。他稍等片刻才做了回答，尽量把声音调整得客观单调，不带感情色彩。
“我得告诉您，先生，我从未考虑过这些物质上的事。当然，伊迪丝的幸福就是我的——如果你认为伊迪丝会不幸福，那我必须……”他顿了下，搜索着词语。他想告诉伊迪丝的父亲自己对他女儿的爱，对两人在一起能够幸福生活很有把握，知道他们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他没有继续往下说。他从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脸上看到了类似关切、沮丧的表情，以及诸如害怕的东西，让他惊吓得沉默不语。
“没有。”霍勒斯·博斯特威克不耐烦地说，他的表情逐渐明朗起来。“你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在你面前摆出某些——困难——这些东西或许将来会出现。我相信你们年轻人已经深谈过这些事情了，我相信你是了解自己想法的。我尊重你的判断和……”
这事总算消停了。随后又说了些话，博斯特威克太太大声质疑，伊迪丝在哪儿，居然躲了这么久。她用那高亢、尖细的声音叫着伊迪丝的名字，没过多会儿，伊迪丝就走进他们一直等候的那个房间。她也不看斯通纳。
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对她说，他和她的“年轻人”好好地谈了谈，还说他们祝福他。伊迪丝点点头。
“哦，”她母亲说，“我们得定些计划。春天举办婚礼。六月也行。”
“不行。”伊迪丝说。
“怎么了，亲爱的？”母亲和气地问。
“如果这样的话，”伊迪丝说，“我希望快点办完。”
“年轻人总是没耐心，”博斯特威克先生说，然后清了清喉咙，“不过，也许你妈妈说得对，亲爱的。得定定计划，还是需要些时间的。”
“不行。”伊迪丝说，她的语气中隐含着毅然决然的劲儿，弄得大家都看着她。“必须尽快。”
一阵沉默。接着父亲用令人意外的柔和口气说：“很好，亲爱的。按你说的来。你们年轻人自己定计划。”
伊迪丝点点头，咕哝着说自己还有个事儿得去做，然后又溜出屋子。斯通纳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再次见到她。晚饭由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在帝王般肃穆的氛围中主持进行。晚饭后，伊迪丝给大家弹钢琴，但弹得僵硬又糟糕，失误连连。她宣称感觉不舒服，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那天晚上，威廉·斯通纳在客房里难以入眠。他仰望着那片黑暗，想着这种降临在自己生活中的陌生感，而且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智慧。他想到了伊迪丝，这才感觉有些踏实。他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会跟他一样忽然变得没有把握，会有同样的疑虑。
第二天早晨，他得搭一趟早班火车回哥伦比亚，这样吃过早饭后还有些微空余时间。他要先搭一辆有轨电车去车站，但博斯特威克先生坚持要让一个仆人驾着活顶四轮马车送他去。伊迪丝过几天会写信告诉他有关婚礼的安排。他谢过博斯特威克夫妇，跟他们道过别；他们陪着他和伊迪丝走到大门口。他差不多快要到大门口时，听到后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是伊迪丝。她僵硬地站在那里，显得很高挑。她脸色苍白，直直地望着他。
“我会努力做个你的好妻子，威廉，”她说，“我会尽力。”
他想，这是到这儿后第一次有人喊他的名字。
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4—约前54），罗马抒情诗人。以写给情人雷丝比娅的爱情诗闻名，对文艺复兴和以后欧洲抒情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尤维纳利斯（Juvenal，约60—约140），古罗马讽刺诗人，抨击皇帝的暴政和贵族的荒淫。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又称福煦元帅。法国元帅，第一次大战时任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著有《作战原则》。
阿尔贡（Argonne），法国东北部丛林丘陵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战场之一。
乔治·凯泽（Georg Kaiser，1878—1945），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从清晨到午夜》。
与前文伊迪丝看望“母亲的姐姐”矛盾，但原文如此。